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

第一篇：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

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

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和谐社区建设也相应地成了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由于我国社区发展的历史短暂,缺乏一套完整的发展模式,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 对加快我国社区建设步伐,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国外社区建设的实践和特点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

1、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 计划性、规范性强。美、加两国的社区建设在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带有自发性质, 随着社区地位、作用的突出, 特别是上世纪年代联合国社区发展后, 社区建设成为两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进而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两国政府每年对社区工作都要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 每项计划包括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和目标要求等等, 大多数都有数量指标。如每年对老旧社区的改造数量, 新社区福利机构、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安全教育培训中心的设置标准, 社区居民就业、贫困、医疗、老年、青少年与儿童等方面的各类发展计划、廉价住房计划、济贫计划等等。但两国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据安大略省社区事物官员介绍, 过去政府既要负责掌舵, 又要划船, 现在只负责掌舵,不再参与划船。将具体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 政府只负责宏观调控, 这样做既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又发挥了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美国纽约, 政府和官员在社区建设中的职责都有明确的分工。

2、大量具体工作主要由民间团体承担, 工作机制、组织体系健全。美、加两国的社区工作组织体系是由政府各职能部门、政府资助的社区组织和民间组织举办的非营利机构组织组成, 他们称之为“ 三大版块” 或叫做“ 三个部门”。政府在社区工作体系中承担的主要职责一是制定相关政策和立法, 并通过制定规划来贯彻执行二是财政支持。政府每年要拨出专项资金用于社区发展事业。加拿大安大略省年用于社区建设方面的资金达亿元, 占全年财政支出的。财政拨款的主要依据是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就社区内拟帮助对象和服务内容所提出的申请, 政府根据每年的监督、检查情况, 确定下一年的财政资助三是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与管理, 政府通过制定标准, 发执照等进行管理, 民间团

体以及所举办的非营利服务机构是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上的合作伙伴和具体执行者。他们在政府组织、协调下独立地开展社区内的各种有偿、低偿或无偿服务, 以自己的服务争取政府、社会各界和居民的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的企业界对社区建设也给予了极大关注, 他们不仅为社区捐款捐物, 而且主动投资社区事业, 直接提供商业性的服务。

3、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发达, 专职人员都受过社区工作的专业训练。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 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福利事务的社会中介机构。在两国的社区建设中, 非政府组织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数量多, 仅在多伦多市, 与社会有关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就有多个, 美国现有非营利性组织万个。二是分布

广泛, 涉及到社区服务、文化、治安、卫生等居民需求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群众有需求, 他们有服务。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为社区居民提供具体的服务。②拓展奖金来源。③了解和反映

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 两国从事专职社区工作的人员, 无论是在社区管理组织中, 还是非营利性组织或志愿机构中都要经过专业训练。

4、社区参与广泛, 自治和自助能力不断提高。社区参与广泛主要体现在社区参与的结构上。参与人员不仅有中老年人、中青年, 而且有中小学生不仅有社区内的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 而且还有驻区企业单位。加拿大的志愿者受到全国的高度重视, 国家规定, 中学生每年必须到志愿组织义务劳动一定时间, 否则不能毕业。据统计, 美国现有以上的成年人参加过各种志愿活动, 其中有以上的人曾为社区发展事业和社区组织提供过某种志愿服务。

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性问题分析

1、行政化倾向严重, 居民对新成立的社区组织认同感不强

政府管理重心的下移, 街道职能的强化, 是对基层管理的加强, 但也会使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更浓, 因而使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更受压抑, 引发了居民对社区组织合法性的怀疑。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社区组织居委会, 社区

协商委员会等多数由住户代表象征性地选举产生, 即使在直接选举的地方, 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因此, 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 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2、居民参与不充分, 参与机制不完善由于对社区组织心理上的不认同, 直接造成了居民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一方面, 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 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 缺乏足够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 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 就召集居民开会。什么时候开会、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来定, 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儿。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作支撑,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组织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3、相关法律制度滞后, 不能有效地规范社区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首要条件, 社区中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动。然而, 目前我国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主要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 前者制定于年,后者在年颁布实施。由于颁布时间早, 这两部法律中有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

4、动力机制不健全, 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动力不足

目前全国正在开展城市社区治理活动,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需求导向型社会变迁, 对变革的各方来说都能从中获得利益。从理论上讲, 这是一项从中央到地方, 从官员到普通百姓各方都能获益的伟大工程。从中央政府和国家的角度看,通过治理可以减轻国家的政务负担, 实现国家稳定, 百姓安居乐业, 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提升自己在民众中的声望, 增加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对基层政府来说, 通过改革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治能力, 有更多的自主权, 也能得到普通百姓的认同,同时, 它也有一个投人少回报多的利益偏好, 所以它也获得了利益。对试验区的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出政绩的好机会。这场变革为自己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种变迁现在正在进行着, 虽然对各方都有利, 但是除了中央一级国家政府力度比较大之外, 地方政

府、社区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在实际的运行中都表现得不是十分积极。

三、国外社区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1、政府的有限介人—社区建设成长的后发优势

中国的社区成形“ 后发” 于西方, 有限政府理念在社区的树立以及适度的国家主义倾向或许不失为一种阶段性“ 后发优势”。但公民社会的形成依赖的是从内部建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秩序,不必过于仰仗来自外部的国家强制力量。因此,要强调两个维度上的“ 有限政府” 理念。一个是时间纵向上的。和西方城市社区一样, 中国社区建设官民二元动力机制也是动态的, 构建公共空间领域的需求迟早会让政府的触角退让, 这只是时间问题, 政府必须未雨绸缪, 因势利导。其次是空间横向上的。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是有限度的, 基层政府必须超脱各种利益, 专事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

2、主体的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

由于社区公共事务非常贴近个人生活, 相对远离宏大的政治话题, 所以扩大公民参与远比城市街道“ 直选” 等建议显得更具有现实性。而它催生民主观念的特质, 则更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基础, 也是社区建设的本质要求。所谓广泛参与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社区建设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和家庭妇女,而且包括社区全体居民和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等。二是指参与活动的广泛性。这也就是说, 各类社区主体不仅参与社区服务活动, 而且参与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医疗卫生、社区文化等等活动。总之, 社区建设中的广泛参与, 既是指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又是指参与活动的广泛性。它是衡量社区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

3、培养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建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改革角度看, 如何培育和促进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是今后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必须要予以超前的研究和寻找推进方案。首先,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可能做到政事分离、政社分离, 就难以形成“ 小政府, 大社会” 的管理格局。其次,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极容易使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由政府推动走向政府包办的运作格局。再次,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易形成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运行格局。所以, 培育造就社会中介组织, 已成为社区建设朝着专业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的“ 重中之重” 的任务。

社区专职干部上联上级党委和政府, 下联社区居民, 是社区工作的专职管理人员, 是社区建设的直接组织管理者, 他们的素质如何, 直接影响社区工作的发展。因此, 应培养一批专业化、知识化的社区工作人员, 授予专门的知识, 给予必要的锻炼和考验,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使其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技能去开拓、创新, 使社区工作能够适应新时期社区建设的复杂局面, 有力地促进社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的进程。

4、法律与制度的保障一社区建设的终级关怀

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有两个, 一是制度的发展,二是人的发展。依法建立健全社区自治制度, 是社区建设的可靠保证。

其主要制度为居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居民委员会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居民会议为主要决

策、议事形式的民主议事制度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实际, 由居民讲座制定的居民自治章程或居民公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以居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制度。目前函需制定实施适合社区自治组织进行“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基本自治制度。如《社区居民会议制度》、《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区规民约》或《社区居民公约》、《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区务公开制度》等。政府的制度性供给, 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 虽然使社区建设可能在这一点上缺乏人情味儿, 但它却是社区建设的可靠保障, 也必将体现出它对未来社区建设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2]林尚立 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刘春元 哈尔滨商业大学,责任编辑 张鲜华

原文出处：《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1期

中国社会学网 http://

第二篇：浅谈国外社区建设及其启示

浅谈国外社区建设及其启示

论文 关键词：社区建设 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

论文摘要：社区建设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国外社区建设已经 发展 到成熟的阶段，本文通过介绍新加坡、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四国社区建设特点，为我国社区建设，构建我国和谐社区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新加坡社区建设

新加坡是东亚新兴 工业 化国家之一，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经济 发展，社区建设已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管理方式。新加坡居民大部分由华人组成，其社区建设，可称作华人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特点是政府依法指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在管理取向上不断弱化，其弊端是政府对社区管理成本过高。但政府对社区干预较为具体、直接和明显，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指导，把握社区活动方向，给予社区自治组织充分发育空间，引导社会团体、企业 商家参与社区建设，建立社区服务 网络，针对不同群众提供有效援助，形成了积极有爱心的社区风气。

在新加坡社区建设中，社区组织发挥很大的作用。其中，最高社区组织机构是人民协会，它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也是基层组织的主管机构。它以选举为基础，组织、领导和协调社区事务，负责把居民的需求反映给政府，并把政府的政策信息传达给居民。人民协会下设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联络所、居民委员会等组织机构，负责社区建设基础工作。在社区服务方面，新加坡培养社会自愿贡献者，又叫义工。通过义工为社区服务这种自愿贡献的精神，促进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减轻了政府的压力，节约社区建设管理的成本。

二、日本社区建设

日本是最早追随西方 现代 化发展方式的亚洲国家，其城市社区建设也深受西方国家影响，但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采取混合的治理方式，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两者分工合作，在社区建设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政府提供政策、制度和基金，社区自治组织是政策与制度的主要建议者。在1974年日本建立了地域中心体制，地域中心是由区级政府根据人口密度和管理半径分的一定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区政府地域中心部。地域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负责收集居民对地域管理的意见；对市民活动和民间公益团体活动给予支持和援助；对地域的各项事业进行管理；为居民提供窗口服务和设施服务等等。地域中心满足各阶层居民的需要，使居民生活日益改善。

为了辅助地域中心对社区的管理，社区居民自发建立了住区协议会。它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居民自愿参加，其主要任务是对区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任务进行讨论，把居民的意见反馈给区政府，对地域共性问题讨论提出解决的对策。可以看得出来，日本通过这种昆合治理的方式，使得政府宽松有序引领社区建设，住区社区组织与居民积极响应参与社区建设，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共同为社区建设服务。

三、美国社区建设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依靠其 政治 经济高度发展，使得国内社区建设步入成熟阶段，形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管理体系。美国的市是州政府的分治区，市政体制采用的是“议行合一”或“议行分设”的地方自治制度，城市社区没有政府基层组织或派出机构，实行高度民主自治，依靠社区自治组织来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社区自治组织不仅享有社区发展规划与目标、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决策权与管理权，还享有对政府的社区行政管理以及专业机构的社区服务管理的建议权、监督权。

社区是美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其结构包括社区委员会、社区服务团体等自治组织结构。社区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处理社区日常事务、制定社区建设计划、管理社区成员的聘用、组织公众参与社区活动等。社区服务顾问团体是由各专业职能部门代表、社区委员会主

席及市议会中本区代表组成，承担协调商讨、征求社区居民意见的职责。此外，非营利组织对社区建设也作出贡献，它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具体实施者，为社区建设争取各类经费支持。据统计美国非盈利组织约有150多万个，占美国各类组织的6％，平均每12个就业人员中就有1人为非赢利组织工作。1999年，通过募捐、接受个人和企业捐赠、基金会和政府资助以及服务收费，筹集6700多亿美元。这些社区服务组织，给美国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在提供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享受到政府的资助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虽然，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处在主要地位，但也不能缺少政府的扶持。政府一般在宏观上对社区进行管理，为社区 发展 制定政策，指导监督社区组织工作，给予社区经费资助。美国政府每年用于福利财政支出300亿美元，尽管每年以15％比例增长支出，但难以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需求，所以美国出现了很多基金会、慈善机构，为社区建设融人大量资金。美国政府针对社区发展建设，制定了相关的社区法制政策，保障社区建设依法进行。除此之外，社区居民也积极投入社区建设中来。其中，志愿者服务对社区建设意义重大。志愿者服务是指以某种方式参加帮助别人的工作或活动而不领取报酬的行为。美国官方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在一些社区中心，志愿者比全职社区工作人员还多，志愿者的加入拓宽了社区服务的资源，提高了社区服务质量，减少社区经费开支。

四、加拿大社区建设

加拿大是世界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也是 经济 发达国家。加拿大的社区建设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步人社区建设的成熟阶段。最早的加拿大社区是由居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开始介入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其社区建设的特点是从社会问题出发，调动社区组织的积极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拿大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比较突出，主要围绕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展开。这里的社区服务包括：政府服务图书馆服务、安家服务、各种非盈利服务组织信息、宗教服务等。加拿大人把提高和保持社区生活质量作为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邻里关系，社区娱乐设施、鼓励和培育多样化氛围，一切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服务，才是民众所需要的。建立充满生机的社区，重要的是建立关系而不是正式政府体制。社区委员会是社区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讨论社区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作出解决方案；向政府反映社区居民的需求，获得政府支持；执行社区日常管理工作等。社区委员会在社区服务建设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拿大社区服务建设中资金来源充足，政府给予大量的资金投入，政府拨款占60％，服务收费占29％，社会捐助占11％，政府通过部分常规性拨款，非盈利组织按政府的法规和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其余的通过专项资助项目，由相关组织竞标。此外，加拿大社区治理与志愿组织密切参与是分不开的。加拿大大约有18万个自愿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组织中约有130万工作人员，占加拿大劳动人口的9％，同时这些组织还动员了650万名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志愿组织充分实现了把资本性资源和非资本性资源有机地结合来提供公共服务，对社区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国外社区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从以上这些国家社区建设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社区建设与国外差距很大，要通过综合治理，促进社区建设。

首先，社区建设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扶持还远远不够。资金投入不足，没有充足的资金运作，社区建设无法顺畅进行。政府除了增加拨款，还可以通过多渠道来筹集资金。例如，政府对于社区建设项目可以减免税收或税收返还等政策，设立社区建设基金会，呼吁社会各界向基金会捐助资金，吸引 企业 公司等盈利机构也把参与社区建设回报社会作为一个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建立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社区建设多元投资机

制，从根本上解决社区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为社区建设谋求长久之策。

其次，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我国社区组织与国外有明显不同，是符合 中国 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组织。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工作的领导核心，承担着在社区内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 法律、法规，支持和保证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和居民群众进行社区建设的重任。所以，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社区党组织建设。居委会建设更不能忽视，作为社区建设的执行组织，居委会负责社区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我国居委会行政倾向严重，必须提高居委会自治功能。为了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我国社区服务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大力开展志愿者活动，建设社区志愿组织。同时，应该坚持社会化、产业化的社区服务 发展 方向，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群众的需求。社区志愿组织与政府之间建立相互合作关系，政府给予社区志愿组织优惠政策，刺激该组织大量投入社区建设所需，社区志愿组织积极为社区建设服务，减轻政府负担，共同为社区建设服务。

总之，新加坡、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各自社区建设发展中分别形成了适合自身 经济、社会和 历史 文化特征的社区治理方式，较为成功地达到了有效社区建设目的，促进城市社区有序协调发展。我国社区建设也必须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发展之路，为构建和谐社区，还得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第三篇：南京社区建设经验及启示

南京社区建设经验及启示 作者：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孙琳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添加日期：10年01月07日

社区是城市各项工作的承接点，也是社情民意的集中反映点、社会稳定的保障点、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落脚点。社区处在维护稳定、调处矛盾、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南京市社区工作，不久前，市委组织部城市组织处组织了兰州市街道社区学习考察组，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进行考察学习。所到之地，感触颇深，尤其是国家社区建设示范城市南京的社区建设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

一、南京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

一是强化规范政府领导，为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南京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 <怏于加快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意见》、《南京市和谐社区建设指导标准》、《南京市和谐社区评价细则》等，形成1＋X文件体系，将公共服务、社区管理、居民自治、劳动保障、社区工作者的学历标准、居民幸福指数等各项事务纳入统一考核体系。玄武区街道为了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文件精神，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意见》等系列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提升区域内群众幸福感和人文素质的新目标，明确了和谐社会建设样板区、和谐发展首善区的新定位；创新了和谐社区建设的新机制，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社区工作准入、社区网格化管理、信息公开等制度；实施资源整合；建立了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的新框架，在街道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实行“首问负责制”、“服务代理制”、“综合援助制”、“全员培训制”等规范化的制度。

二是规范公共财政预算和投入，为社区建设奠定物质保障。南京市在建设和谐社区过程中，通过成立和谐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街镇负责、社区主办、社会参与的社区建设工作新机制。一面把社区建设所需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区县财政优先安排社区工作经费、人员待遇经费以及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保证每年每个社区5-8万元的工作经费投入；同时出台楠京市和谐社区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保障和谐社区建设资金提供。从今年起，市财政专门安排500万市级专项资金，对工作经费保障到位、办公服务用房达标、达到和谐社区示范标准的区县、社区及对社区稳定开放服务资源的驻区单位，给予奖励。从而基本完善了市级财政为引导、区县财政为基础、镇街投人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社区建设投入机制，为今后的和谐社区建设奠定长效的物质保障。南京玄武门地区街道基础设施建设两年来，累计投资182.8万元租借社区办公用地，耗资490多万元建成总面积达7200m2的街、居两级社区服务设施，为更好地服务百姓提供了相当优厚的长效资源。

三是探索创新社区管理体制与制度，自治取得新成效。南京市各社区普遍建立了以社区党组为领导核心，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决策层、以社区居委会为执行层、以社区工作站为服务层的“一个核心、三层自治体系”的工作运行机制。在三层自治体系内，还探索了社区听证会、居民论坛、金点子信箱等社区自治途径，确立了“决策、执行、监督”三元管理体制和“议事、听证、公示、民情反馈”四项制度，规范了社区民主自治程序。并且在社区成立了“社区公共服务站”，聘用专职社工，承接各部门、机关在社区中开展的工作，把居委会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加快对慈善类、服务类、活动类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扶植，促进社区建设的运行机制向着更加民主自治的方向发展。玄武门区台城花园社区建立的社区常任委员制度，由6位社区常任委员在社区自治事务上承担起主要责任，实际上是通过这一制度的建立明确政府委托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

四是完善社区信息化建设，整体提升社区素质。南京市在对社区工作者配备、人员待遇、工作经费、阵地建设的标准进行规范的同时，积极鼓励社区工作者提升文化层次和服务水平，达到政治素质强化、文化结构优化、年龄逐步年轻、性别比例合理。同时，坚持统一、统筹发展，在完善城市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全市基本实现社区信息软件统一和城乡社区全覆盖，社区台帐等信息资料逐步电子化。2001年至今，南京已累计投入社区硬件建设、办公等各项经费7亿多元，“十一五”期间，将按照每300户配备1名专职社区工作者的标准，使每个社区的专职社区工作者不少于6人。玄武门区街道各个社区电视、VCD、电脑等电教设备基本都配备齐全，条件好一些的还配备了多媒体投影设备等，有些社区党建电教工作开展得较好，具备了自己制作电教片的能力，并能及时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

二、几点启示与思考

（一）解放思想，进一步提高加快社区建设的紧迫感。

南京市能快速发展，除了地域优势、政策优势外，关键是当地的干部群众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直接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成果上。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就社区阵地建设来说，兰州市社区办公用房窘迫制约着社区各项工作上水平、上档次。进入二十一世纪，兰州市还有很多社区办公用房停留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水平，相当数量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困难。一些辖区单位对社区工作不了解、不支持，缺乏资源共享意识。规划部门在新建小区时不作统一规划，导致社区办公用房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社区办公用房这一老大难问题，只有规划部门在新建小区时，对社区办公用房作出统一规划，才能彻底解决。希望辖区单位和规划部门解放思想，为社区建设做好事、做实事。

（二）广泛宣传，进一步提高对社区工作的认识。

南京社区建设之所以搞得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来，无论社区工作者，还是社区居民，社区工作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有了共鸣的基础。社区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也是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社区的过程。相比之下，我们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加倍努力。

（三）深化拓展，进一步优化社区建设的社会环境。

南京经验表明，加快社区建设步伐，必须从实际出发，走特色之路。南京市社区建设起步虽晚，但有自己的特色成果。“民情流水线”工程就为推动兰州社区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民情流水线”工程。要紧扣“察民情”这个关键点，进一步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抓住“解民忧”这个着力点，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立足于“集民智”这个支撑点，着力构建服务群众的工作机制；着眼于“赢民心”这个落脚点，努力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

（四）创新机制，进一步探索社区工作的合理化、有序化。

“权小责大任务重”是社区建设一大难点，居委会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身份，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扮演着全能的角色，承担着发展基层民主和加强社区管理的双重职责。由于角色和职能的内在冲突，居委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和两难的境地。民主与管理是社区工作的两大主题。本质上，两者是一致的，基层民主发展了，有助于加强社区管理；社区管理加强了，可以为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居委会同时承担民主与管理的双重责任，造成了居委会在角色上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市委已出台了“权随事移，费随事转”的有关规定，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社区还是承担了更多的行政职能，从而导致了社区工作千头万绪，无所适从，工作压力和工作负担极重，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将工作重心放在服务社区居民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南京市在社区成立了“社区公共服务站”，聘用专职社工，承接各部门、机关在社区中开展的工作，把居委会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加快对慈善类、服务类、活动类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扶植，促进社区建设的运行机制向着更加民主自治的方向发展的做法，值得借鉴。

（五）做好工作，进一步赢得各方对社区工作的支持。

南京社区建设之所以搞得好，就因为南京的社区工作者找到并满足了社区的需要，解决了社区问题，培养了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促成了社区整合，改善了社区生活质量，因而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培养了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发掘并培养了社区的领导人才，促进了社区的进步。因此，我们要紧抓党组织建设的“提升线”，规范办事程序、改善服务条件，优化服务内容，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要按照民情受理、限期办理、公示反馈、跟踪监督的作业程序，配套建立民情受理情况公示、办理过程跟踪监督、办理结果公示和群众满意度调查四套跟踪监督程序，规范工作流程。要大力建设“一门式办公”，“一

站式服务”的社区电子居务大厅，在街道社区网站（网页）上专门设立“民情流水线”服务窗口，公布电子邮箱，居民可以直接在服务窗口上反映问题，街道社区通过网上办公为居民服务，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工作环节，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要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增加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在下岗职工、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城市贫困人口生活困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吸引辖区单位和居民积极投身社区建设。

第四篇：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来源：国土资源报作者：李珂 高晓巍2010-08-30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农协提供服务

日本的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买卖和租赁两种方式。日本的农地改革和1952年制定的《农地法》，不允许拥有土地的农户离开村落，凡是那些离村就职的农户必须出售他们所持有的土地；1962年对《农地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开始允许农地出租和出售，但是，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阻碍了农地耕作权的让渡；1970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修改《农地法》，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额，以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为中心内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等；198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农用地利用增进法》对农地的有效流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的流转。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地租借转让的桥梁，他们接收租出的农地，再将这些农地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1993年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并且那些认定农业者可以获得农地方面优惠的政策支持。

点评：在日本农地流转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府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培育了良好的农地流转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也为农地流转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另外，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了其作为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的作用。日本农协的良好发展是各国农民组织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典型例子。它不仅促进了农民的合作，也成为了农地流转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转的速度，保证了流转的成功率，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美国：产权边界清晰市场自由度高

美国在20世纪初确定了以家庭农场制为主的土地制度。美国农村的土地有国有和私有两类，土地流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出售国有土地，它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法案，如《土地先购权法》、《宅地法》来鼓励拓荒和土地的开发。二是市场交易，如果要使用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土地流转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农场的规模，加快生产要素的有序组合以及促进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在农业方面的运用。土地流转过程中，通常都是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有偿转让，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信贷支持、政策引导、利息调节、价格补贴等经济手段以及各种优惠性的政策来鼓励和诱导家庭农场规模的适度扩大。

点评：美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因其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以土地私有权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制度，使得土地在流转过程中能够达到产权边界明晰，在市场上的买卖出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够很好地得到市场的调节，而且对于农地的权利方面有很好的法律保障，促进了美国的农地合理地进行流动，农地经营规模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英国：市场为导向科技做带动

从20世纪初到现在，英国的农业发展中变化最大的就是过去由大地主、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转变为目前的以自营农场为主导的经营形式。促成这种转变，与英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倾向于保护自营农场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权利，促使了自营农场的快速发展。颁布的法律、法规包括1906年的《农业持有地法》、1941年的《农业法》等。之后，英国先后对《农业法》进行了修订，继圈地运动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农场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从政策的制定上支持大农场的发展，排挤合并小农场。1967年，经过修订的《农业法》规定，对合并小农场，政府提供所需费用的50%。除此之外，政府对农产品差价补贴的数额也基本取决于各个农场的播种面积和销售数量，也就是说，农场的规模越大，其所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因此，在政府鼓励、市场竞争、农业技术的改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农用土地得到了顺利流转，农场的规模也逐渐地扩大。

点评：英国农地流转的模式主要是扩大农场规模，以市场为导向，在农业科技的带动下，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在制定制度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立法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加速了土地的流转速度。同时，也有效地发挥了市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形成了良性的流动机制。

法国：中介完善运作规范

法国农地流转的一大特点就是实施土地集中政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20世纪20年代，法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进小农场的合并，促进和支持中等农场的发展。颁布了《农业指导法》，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来负责收购小片土地，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大农场，并通过租赁经营（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加速土地集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政府对中等农场在土地购买、贷款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对年老农民发放终生养老金，鼓励他们离开农业，优先安置达到中等规模的青年农民，达到改善农场结构的目的。

除此之外，法国还通过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来保护土地，促进土地的流转。如私有农地一定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和在耕地上搞建筑；土地转让不准分割，只准整体继承或出让；设置土地事务所和土地银行等相关机构促进土地的有效管理和流转；对于土地市场的管理和规范，法国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控制土地的收购和转卖。

点评：法国农地流转制度的成功在于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有完善的市场中介组织。如土地整治和农村安置公司，通过这种中介组织去收购和转卖，使得法国的农地得到了流转。二是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保障，规范了农地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减少了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也降低了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农地的有效流转。

第五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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