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区矫正的经验和问题（定稿）

第一篇：国外社区矫正的经验和问题（定稿）

国外社区矫正的经验和问题 陈和华

叶利芳

一、国外社区矫正的经验

社区矫正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有较长的历史。早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进步的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就提出过反对监狱非人道化刑罚的监狱改革理论，促进了对罪犯的人道化待遇。19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及西方国家犯罪现象的急剧增加，刑事近代学派的奠基人龙勃罗梭运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深入探究了犯罪的深层个性原因，论证了教育、劳动等社会因素对于矫治罪犯心理及行为倾向的重要作用，引发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近代刑事学派的产生，以及缓刑、假释、不定期刑、保安处分等一系列现代刑法制度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人类对战争期间各种不幸和灾难的清理和反思，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日益成为各国法律的主题。在欧洲大陆国家出现了强调保护社会免受犯罪侵害，主张对犯罪人进行再社会化并实行人道的刑事词法处遇的社会防卫学派。与此同时，美国受医疗模式、标签理论、以及中间刑法制裁措施等因素启发和影响，社区矫正制度也日趋完善。联合国及其有关下属组织，在总结各国非监禁性刑罚经验的基础上，于1955年举办的联合国待遇大会上通过了《因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在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1980年第六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减少关押矫正及其对剩余囚犯的影响》报告。在这些重要文献中，均强调了实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区矫正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词法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得到了多样的普及和发展。到2000年时，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纳入社区矫正的非监禁人数已大大超过监狱中的监禁人数，完成了由以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历史性转化。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社区矫正有如下特点和经验。

（一）社区矫正种类的宽泛性和递进性

西方各国在社区矫正种类的设计上具有宽泛性和递进性的特点。所谓的宽泛性就是社区矫正种类繁多，对不同的社区矫正对象具有不同的矫正内容设计，因人而异。所谓的递进性就是根据矫正对象的年龄、犯罪性质以及主观恶性程度等设计严厉程度不同的矫正措施，并且互相衔接，对罪犯的自由限制和管理形成一个由宽到严的阶梯。宽泛而递进的复合型的立法设计，拓张了社区矫正的弹性，赋予法官较大的裁量空间，允许法官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最适合犯罪人的某一种或若干社区矫正令，因人施刑，更加有利于罪犯的改造。

以英国为例：

英国的社区矫正不是一个单一型的刑种，是复合型的多元化的刑种群，由多种社区矫正令组成。这些矫正令是立法机关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刑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不同时期，逐步确立的。刑事司法机关在个案的审判中，对某个被告人可以适用一个或多个社区矫正令。根据2000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Powers of Criminal Courts（sentencing）Act）的规定，英国社区矫正的种类由社区令、补偿令、缓刑（暂缓执行）和假释构成。第33条第l款的规定，“社区令”包括宵禁令、缓刑令、社区服务令、结合令、毒品治疗和测试令、管护中心令、监督令和行动计划令。其中，宵禁令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罪犯；缓刑令、社区服务令、结合令、毒品治疗和检测令仅适用于己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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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的罪犯；管护中心令适用于未满2l周岁的罪犯和不履行责任者；监督令、行动计划令仅适用于未满18周岁的罪犯。补偿令适用于未成年人罪犯。缓刑（暂缓执行）适用于被判处2年以下监禁刑的罪犯。

英国的社区矫正在矫正种类体系设计上还具有严密的递进性，各个社区矫正令之间根据年龄和犯罪情况等，对罪犯的自由限制和管理形成一个由宽到严的阶梯。如2000年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第60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就体现出递进性的特点。该条规定：“（3）管护中心令可能要求一个人参加一个中心的总计小时数，不得少于12小时，除非当：（a）他未满14周岁，并且（b）法院根据他的年龄或一些其他情况，认为12小时过多了。（4）总计的小时数不得超过12小时，除非当法院分析所有的情况后，认为12小时是不够的，并且在该案中：（a）当罪犯未满16周岁时，不得超过24小时；和（b）当罪犯已满16周岁但未满2l周岁或（上文（1）条（c）款的情况下）未满25周岁时不得超过36小时。”在2000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中，这样的规定比比皆是。

（二）社区矫正手段的多样性

西方各国在社区矫正手段的设计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与源自监狱矫正的传统型矫正手段单

一、技术含量低、现代化手段运用得极少不同，西方各国借助雄厚的经济条件和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成果，在社区矫正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有效手段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以美国俄勒冈州为例

俄勒冈州社区矫正手段主要包括：（1）在制裁方面的手段：工作中心、电子监控、家中拘留、日报告中心、强化的特别的监督、社区服务、社区劳务小组等。（2）在服务和干预方面的手段：滥用酒精和毒品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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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矫治、居住的滥用酒精和毒品的治疗、精神健康的治疗、对发怒的控制、认知的重建、对性罪犯的治疗、就业、教育、解决在危机状态和过渡期的居住条件、过渡期的服务等。（3）其他措施：尿检、测谎器、对使用抗滥用毒品和酒精药物的罪犯提供资助、提供补助金等。

这些矫正手段有的是传统型的矫正手段，如社区服务；有的则借助于先进的科技手段，如电子监控；有的是制裁性的，也有许多是服务和干预性的。制裁性的矫正手段体现了社区矫正的刑罚制裁性，而服务和干预性的矫正手段则是对矫正对象的人文关怀，使矫正对象能够回归社会。经过长期社区矫正的实践，美国俄勒冈州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社区矫正手段，在社区矫正中采用许多不同形式的制裁、服务和干预的手段和措施，目的是使罪犯能够遵守法院和假释委员会确定的监督条件，使罪犯在社区承担刑事责任时尽可能减少其今后犯罪的可能性。这些形式丰富、内容各异的矫正手段充分考虑了矫正目标的实现，注重矫正对象个体化的差异，尊重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需要并在矫正过程中给予制度化的帮助。每个县可以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制裁和服务能最好得满足社区和罪犯的需要，因此各县所采用的手段中有广泛的差异性。

（三）社区矫正运作的规范性

西方各国在社区矫正的运作上具有规范性特点，即立法上有明确的规范性文件，实践中形成统一有效的做法。实体上参与社区矫正的各方的权利义务非常明确；程序上运作有严格的规范保障。

以加拿大为例：

加拿大是世界上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之一，联邦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服刑期间的重犯率低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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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映了加拿大的社区矫正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加拿大《刑法典》对有关刑事犯罪、惩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其中包括了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1992年专门颁布的《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是目前指导加拿大成人矫正的主要法规。该法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了政府有关部门、律师、法官、警察、公众甚至被害人、罪犯的意见，使法律的出台能得到普遍的认可。加拿大比较健全的社区矫正法规为社区矫正运作的规范性提供了前提，而两级垂直管理体制和明确的专业化分工是社区矫正得以规范运作的保障和关键。加拿大联邦级的矫正局负责对联邦矫正机构（加拿大已将监狱统称为矫正机构）和联邦社区矫正的管理，省级矫正机关负责对省一级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的管理。联邦社区矫正除在首都渥太华设有总部外，并在全国设有五个分部（按地区管辖），就西部的太平洋地区而言，下面又分为四个假释区，四个区下设22个中途住所，65个假释官，200个社区志愿者，共管理1100个联邦社区矫正对象。与联邦矫正局平行的机构有国家假释委员会，在部分省一级也设有假释委员会。在垂直管理体制下，专业化分工明确是加拿大社区矫正的一大特色。如在联邦的假释办公室，设有高级假释官、行政经理、项目管理者、牧师、电脑技师、个案管理工作者等。假释官又分为监狱的假释官和社区假释官。垂直管理的好处是有利于加强业务方面的领导，减少地方的干预，有利于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管理和素质的提高。而分工明确又使得各个部门、环节、人员能够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一这对我国目前试点中分工模糊，社区矫正工作小组上级管理部门过多，造成“婆婆太多，媳妇难做”的事实是一个启示。

（四）社区矫正效果评价的相对科学性

近年来，我国一些监狱已开始了罪犯改造质量的标准和评估理论研究、实践探索。这些研究和实践移植了ISO质量认证体系的形态。但没有构建完整、具体、量化的罪犯改造质量的科学标准。或者只在传统的定性的质量标准上打圈圈，不是社会化的客观标准。这种标准是建立在主观定性基础之上的，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而且，这种定性的标准仅对罪犯改造的主要目标进行描述，无法对罪犯的改造方案以及矫正措施产生推动作用。有科学规范的管理，在客观上能有助于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但没有科学的罪犯改造质量标准，实际上就不可能使质量目标得到全面落实，不可能在质量目标的控制下，实现改造工作的持续改进。在社区矫正方面，对社区矫正效果评价一般还只是简单得以是否有矫正对象重新犯罪为衡量标准。但是对于什么是重新犯罪？时间期限为多少为合理？导致重新犯罪的因素是社区矫正的效果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各地在进行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时适用的标准表面上看一般都用重犯率来衡量，但事实上由于对以上问题的理解不一，标准很不统一。至于其他效果衡量标准，只是停留在很粗浅的阶段，表现为矫正过程中和矫正期限满时对矫正对象的主观性评价。

其实罪犯改造质量和评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改造工作是针对人的活动，对人的活动具有个别化和不可重复化的人文特点。犯罪学理论中也有一句名言：“犯罪原因如同一棵树上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这就决定了一组满足要求的特性，要因人而异，具有个别化的特性，要在寻求个性化的一组特性的基础上，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合一般规律的一组特性。这实质上就是要构建起个别化的改造质量标准和群体罪犯的改造质量标准。这是罪犯改造质量评估的基础和依据。而要按科学和量化 的要求，构建个别化的和群体的罪犯改造质量标准的难点在于如何科学认识罪犯的问题、特性问题、程度问题、如何落实罪犯改造质量目标的问题、研究方法的问题。国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尽管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但相比较而言，他们更加注重对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方面具有相对的科学性。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美国总统任命的矫正工作调查组负责人罗伯特〃马丁森作出了“矫正无效”的结论后，美国的犯罪学、刑事司法、执法的学者和工作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对社区矫正项目的有效性进行了争论，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1）注意保持社区监督、制裁和治疗的平衡（Rand，1990；McM ＆ che，1991）；（2）对滥用酒精和毒品的治疗（Eisenborg，1992；McFarland，1991；Beebe，1991；Griffiths，1991）：（3）对性罪犯的治疗（Coxe，1991；Eisenberg，1992）：（4）假释过渡期的服务（Finegan，1993）：（5）认知技能的增长（Hunter，1992）；（6）采用及时反应的、有效的和实质性的干预（NCCD，1993）；（7）对于有高度和中度危险的罪犯给予更多的关注（Andrews，1993）；（8）社区的监督和服务需要有经过较好训练的工作人员来执行（Roming，1984；Ross，Gendreau l987）；（9）社区监督和治疗的结合（Turner，Petersilia，1990；Field，1991）；等等。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系统的量化的评估量表，并将矫正质量评估贯穿于整个矫正过程的始终，各个阶段的评估结果将用于指导及时调整下一阶段的矫正方案，从而使得矫正更具有针对性。

二、国外社区矫正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的泛人道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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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蕴涵了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行刑制度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体现在行刑的谦抑和宽和。社区矫正的出现，正是得益于行刑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思想的深入人心。社区矫正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权保障思想，符合了现代司法理念的本质要求，不仅保护了罪犯的基本人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对罪犯的改造。然而，在当代西方社区矫正制度发展成熟的国家。由于过度地关注对罪犯人权的保护，有忽视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而将人道化的手段上升为目的的倾向。

尊重基本人权和尊重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并不是同一概念。剥夺犯罪人的人权，是以其侵犯他人基本权利为前提的，是基于他以非法手段侵犯甚至剥夺了他人人权。因此，犯罪人必须付出他的犯罪成本，要承受丧失某些基本人权的惩罚。社区矫正所蕴涵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是始终服务于社区矫正惩罚和改造犯罪人，使其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的。但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有一种人权概念被泛化，人权理念被滥用的倾向，混淆了社区矫正中打击与保护的界限，将体现人文关怀、推进法律人性化作为指导平时社区矫正工作的原则，结果导致执法尺度不清，罪犯犯罪成本降低、刑罚威慑力减弱，而被害人却被轻视与遗忘。社区矫正面临着陷入泛人道主义泥沼的危险。而且这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方式的公正性、正义性的质疑。在一些公众的眼中，包括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往往认为将罪犯安臵在社区中进行矫正不太公正合理，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方式是对罪犯的宽大和仁慈，社区矫正使罪犯脱离了惩罚。有人甚至认为与监狱相比，社区矫正项目似乎是以社区 的安全为代价来运作，而不能很好地代表社区的利益。这与社区矫正的泛人道化不无关系。

（二）社区矫正的非制裁化倾向

从刑罚史看，刑罚执行目标几度反复。当今国际社会，教育刑和惩罚刑两种刑罚执行思想在论战和刑事实践中趋向折中，在惩罚和教育罪犯之余，帮助罪犯复归社会的目标日益凸现，逐渐成为刑罚执行的重要目标。社区矫正更是强调帮助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但是这是在明确一个前提——社区矫正首先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刑事制裁——的基础之上的。尽管社区矫正的目的和手段都突出强调以人道化的手段矫正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从而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但社区矫正仍然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在确认个人实施了犯罪之后，由审判机关和国家其他有关机关判处和采取的一种刑事制裁措施，是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法律后果。它首先是对犯罪人的一种惩罚，是要求犯罪人为其犯罪行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仍然绝对不能忽视其所具有的刑事制裁的性质。

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泛人道化倾向使社区矫正的手段和目的发生错位之余，又出现了非制裁化倾向。泛人道化的原则倾向使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如何保证罪犯的权利，如何帮助罪犯解决困难，甚至如何为罪犯服务，将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为福利的服务者，淡化了惩罚的性质与管理的色彩。在西方发达国家，社区为矫正对象提供了很多的服务项目，诸如帮助酗酒者解除酒瘾、给吸毒者提供戒毒或者发放注射器等等。这种非制裁化的倾向一方面将会误导社区矫正人员的工作，另一方面同样也会引起人们对社区矫正这种刑罚制裁方式公正性、正义性的质疑。而且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个逻辑结果，那就是如美国作

家欧〃亨利在《警察与赞美诗》中所描述的一样，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想进监狱度过寒冬，屡次以身试法。因为当他们处于社会底层的困境中时，不见得会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帮助，而犯了罪，却脱离困境，得到帮助和服务。可以想象，这种非制裁化倾向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变相鼓励罪犯从事犯罪。而此时，提供这些帮助与服务的初衷——矫正罪犯、改过自新的效果究竟如何却还有待于检验。

（三）社区矫正的技术化倾向

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面同样坚持“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普遍运用实证手段研究社会问题，对罪犯进行社区矫正的实践中也秉承了这一原则和做法，大量运用实证手段。这种做法有其科学性和优点。由于对罪犯的评估和矫正效果的评价从模糊的经验式定性转为清晰的定量研究，从而使社区矫正的整个过程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但是，目-前对这种实证手段已经达到了一个迷信的程度。方法论上的机械主义、研究手段上的实验主义和研究取向上的个人主义使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出现了技术化的倾向。如美国威斯康星州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危险性评估就是采取量化的形式将罪犯的一些特点分解成若干因素，以打分的形式将罪犯分为三等。打分的依据是：在本次判刑的前5年是否被逮捕过（未被逮捕的是0分，被逮捕过是4分，逮捕不包括因交通违法的逮捕）；过去在州或联邦的成人监狱中被关押的次数（没有的为0分，1～2次为3分，3次以上为6分）：过去受到缓刑或假释被撤消而导致监禁的次数（没有为0分，1次以上为4分）；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参加公益劳动的时间（7个月以上为0分，5～7个月为1分，少于5个月为2分）：过去犯重罪（判监禁1年以上的罪）的次数（没有为0

分，1次为2分，2次以上为4分）；因逮捕而导致被判重罪时的年龄（24岁以上为O分，20～23岁为2分，19岁以下为4分）；本次犯罪被决定给予监禁和缓刑的年龄（30岁以上为0分，18～29岁为3分，17岁以下为6分）；使用酒精的情况（依程度为O～4分）；使用毒品的情况（依程度为O～4分）；交往的情况（很少与有犯罪倾向的人交往的为0分，较多与有犯罪倾向的人交往的为5分）；逮捕的类型（没有被逮捕的为0分，技术违规逮捕为2分，轻微的犯罪逮捕为4分，重罪被逮捕为8分）；态度（没有敌对的态度、希望转变的为O分，有一定的思想障碍、不能较好地与工作人员合作的为2分，经常处于敌对或消极态度、有犯罪倾向的为5分）。根据以上情况，分数在17分以上的为高度危险的罪犯，在9～16分范围的为中等程度危险的罪犯，在8分以下的为较低程度危险的罪犯。然后根据罪犯的危险等级进行针对性的社区矫正。这种做法固然便于操作，从表面看也有增加社区矫正针对性的效果。但是，如果完全依赖于这种技术化的手段，首先就面临着如果解决社会现象和人势心理极端复杂和变化多端的问题。无论是导致人行为的外在社会条件还是人本身内在的心理活动，都是极其复杂和多变的，要想以列举的形式穷尽导致罪犯犯罪的因素是不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定量研究的不可周全性，因此量化的方式在外在效果上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在进行量化研究时，只能选取其中部分的因素作为研究对象和参考。而这又同时引发了第二个问题：怎样能够保证所选取的因素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能够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而第三个问题则是在进行量化研究时，有不少概念的界定还是模糊不清，理解不一致的，这就使得同样主题的量表由于设计者理解的不一致，在同一犯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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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会得出不一致的评估结果，如对重犯率的测定。在社区矫正效率的研究中，一般是以重犯率为标尺来衡量成功与失败（实际上，一般的项目难于作这种明确的划分）。但对重犯率的定义目前并不统一，怎样的行为是重犯？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重犯是否应当考虑主观动机？多长时间内算是重犯？影响重犯率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哪些？重犯的标志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者分歧。因此，把重犯率作为矫正效果的标尺存在着一些内在局限性。尽管有以上所说的局限性，但是目前，重犯率仍然作为对罪犯危险性测定的重要方法。当立法者和其他的政府官员询问社区矫正项目是否有效时，他们一般希望得到重犯率的情况，因此技术化手段是有其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但如果因此而依赖于通过该手段来实现对罪犯的社区矫正目标，则必然会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沼，虽然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主要的问题恰恰就是技术化手段的研究和在实践中的运用都还不够，但是也有必要理性认识技术化手段的局限性，防止重蹈西方国家从经验论的极端走向分析论极端的覆辙。

【作者简介】

陈和华，单位为华东政法学院；叶利芳，单位为华东政法学院。

【注释】 [1]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中国青年研究》，2004年第11期。

[2]参见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

—183页。关于社区矫正各个种类的定义可参见2000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Powers of Criminal Courts（sentencing）Act）的规定，具体分别为：宵禁令参见第37条：缓刑令参见第4l条：社区服务令参见第46条：结合令参见第5l条：毒品治疗和检测令参见第52条；管护中心令参见第60条：监督令参见第63条：行动计划令参见第68条；补偿令参见第73条；缓刑（暂缓执行）参见第118条。

[3]参见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9页。

[4]安排罪犯为政府和私人的非营利的机构从事劳务工作。如伐木、清扫马路、清理垃圾和保养公园、涂漆、收集路边的废物或其他类型的体力劳动。

[5]在罪犯的手腕或脚脖上附上一个电子传导器，矫正工作者为罪犯设定一个特别的日程表，要求罪犯大部分时间在家。当罪犯应该在某个位臵而没有在时，计算机将会给社区矫正官发出警报。

[6]参见社区矫正考察组：《加拿大社区矫正概况及评价》，《法治论丛》，2004年第3期。

[7]参见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1页。

[8]参见刘强编著：《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94页。

第二篇：社区矫正经验

社区矫正经验

社区矫正是一种成功的监管与教育并重的监外教育改造方式。因为实行社区矫正使司法成本大大降低、改造后的重新犯罪率大大降低、对被改造者家庭的负面影响也大大降低，有利于轻微犯罪者的改造和回归社会。我们作为社区矫正的先行者，从基础入手，积极探索，扎实推进，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下面就是我们对于社区矫正的一些经验：

一是做好日常的监管工作。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特别注重对矫正对象的走访，及时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和按期思想表现，做到思想教育从严，生活关心到位。经常到矫正对象家中走访一次，还不定期地进行电话联系。一方面严格按照制度规定，要求服刑人员每月书面汇报一次，随时掌握服刑人员的行为动态；每月不少于八小时的公益劳动；另一方面每月按照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办法，进行考评，进行汇兑。

二是实施分阶段教育。根据矫正期限分为初始矫正、常规矫正、解除前矫正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开展不同形式的教育。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不同情况，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家庭成员组成帮教小组，制定针对性的个性化矫正措施，因人施矫，形成“四帮一”矫正模式。

1三是帮助矫正对象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如果发现矫正对象在生活中存在难题，我们会积极寻求问题解决途径，帮助其适应社会。我们时刻关注矫正对象心理动态，及时谈心，做好思想工作，发现心理问题，及时进行疏导，积极帮其化解心结，使其摆正心态。

随着社区矫正的深入，这种“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恢复性司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

第三篇：社区矫正立法调研问题

社区矫正立法调研问题：

1、社区矫正概念的内涵，社区矫正与监禁刑在制度安排上有哪些差异，如何保证两项制度的衔接？

2、社区矫正人员的称谓、权利、义务和管理方式，权利被侵犯的救济途径和程序？是否需要设立专门场所集中管理社区矫正人员？

3、社区矫正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法律性质和职权？谁是处置违法和重新犯罪社区娇正人员的最适格执法主体？

4、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享有什么权利、应当履行什么义务？有关机构和组织可以提供哪些服务以帮助被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5、违反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和方式？

第四篇：国外社区戒毒康复经验研究

国外社区戒毒康复经验及启示

社区戒毒，在国外也称社区矫治,是我国根据自身情形，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社区矫正中的治疗措施和成功经验，在规定强制性戒毒措施之外提出的一个新理念。国外在社区戒毒方面实践经验丰富,管理模式突出,得到了法律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此，笔者将对国外戒毒模式与经验做一简要介绍和评述，以期对我国现行的戒毒工作有所借鉴。

一、国外戒毒模式和经验

目前，国外戒毒模式主要有医学康复模式和社会心理康复两种模式。采取医学康复模式的理论基础是：毒品成瘾是一种长期的、易反复发作的脑疾病，应该通过医学方法予以治疗，使吸毒者的生理机能得到改善。许多国家采取合法长期使用海洛因、吗啡、杜冷丁、鸦片、美沙酮、丁内喏啡等多元药物维持疗法对吸毒者进行治疗。事实上，这是一种姑息政策下的替代疗法，是以毒性较低的毒品替代毒性强烈的海洛因；社会心理康复模式强调：矫正吸毒人员的毒品依赖心理，增强社会适应能力。通常由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康复咨询人员或精神病医生对吸毒者进行认知治疗和行为治疗。其中治疗体（TC）是采用最广泛的吸毒者心理康复模式，它是一种居住性治疗环境，主要通过吸毒者自助和互助来矫正自己的人格问题，改善人际关系，树立自己负责任的观念。

一、美国：

（一）各相关戒毒法律的相继出台

在国外, 很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戒毒的法律, 将社区戒毒模式通过法律方式保证其实施。美国早在1966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 《麻醉品成瘾康复法》, 该法规定在成瘾者或亲属的要求下, 通过民事程序为非刑事犯的成瘾者提供治疗;同时为各种研究活动和地方治疗设施提供资助。后尼克松政府颁布了《毒品滥用预防和管制综合法》, 把《哈里森法》长期完善过程中形成的纷繁复杂的规定纳入一个法律之下,更加注重司法惩治和医学模式的结合。自此,各届政府都颁布综合性质的法律及政策。1997 年参议院又通过了《无毒社区法》,为社区戒毒提供了法律依据, 其主要内容包括: 成立“无毒社区联合体”, 颁布和实施“无毒社区计划”, 大大推动了无毒社区建设。“无毒社区联合体”由青少年、父母、商界、传媒、学校、青少年组织、执法机构、宗教或兄弟会、市民团体、医护专家, 州、地方或部落的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组成;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负责执行无毒社区计划;制订具体的社区联合体首次和再次获取资金的标准;建立“无毒社区咨询委员会”, 为无毒社区计划的实施提供咨询;这一法案推动公众参与到减少青少年物质滥用的努力之中, 同时为社区的反毒联合体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二）治疗性社区毒品戒治模式和医疗体系毒品戒治模式

1、美国治疗性社区戒治模式(therapeuticcommunity(TC)treatment Program)美国治疗性社区戒治模式是给毒品成瘾者提供庇护性社区, 并加以辅导, 交互运用内外在戒毒力量, 达到自助原则(self-help orientation),以期毒品成瘾者重建正常生活, 最终达到完全禁戒毒品。因此, 美国治疗性社区具有生活性, 即在高度结构化的社区环境中, 使戒毒者重拾人格, 回归正常行为, 发展正常社会关系。此种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集体治疗”、“个别指导课程”、“毒瘾治疗及正式的教育课程”、“生活、工作之义务观念养成”及“日常生活工作作息阶段表”。治疗性社区的成功之处在于改变毒品成瘾者的生活形态, 如戒除毒瘾, 增加生产力及减少反社会行为等。[ 2 ]缺点是疗效长(一个疗程为1年左右, 后加以短期辅助措施), 费用高,但治疗费用多由政府出资或由健康保险单位支付。[ 3 ]美国影响较大的治疗中心有PHOEN IX和DAYTOP。

2、美国医疗体系毒品戒治模式[ 4 ]

（1）美国医院急性戒毒计划

美国医院急性戒毒计划是让毒品成瘾者在医院解除毒品的戒断症状, 恢复康复, 所使用的戒治药物有抗忧虑药、美沙酮等, 利用此类药物达到消除症状、远离毒品的目的。大部分的戒毒计划, 使用药物美沙酮来解除鸦片类药物成瘾发作的症状, 治疗时间在21天以上。

（2）美国门诊咨询与日间留院计划

门诊咨询与日间留院计划针对急性戒毒完成者, 进行持续医疗照顾, 预防毒瘾复发。美国早在1970年已开始实施此计划, 当时主要针对年轻的药瘾患者。该计划设计的内容相当广泛, 涵盖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法律、房屋、财物、家庭等, 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咨询、训练药瘾患者的社会技能, 强调戒除合法及非法的药品, 并对可能造成药品吸食的环境予以关切。

（3）美国美沙酮替代疗法计划

美国美沙酮替代疗法计划是对成瘾度较高,难以戒除毒瘾者, 通过提供美沙酮(鸦片类药物成瘾替代物), 达到控制的目的, 使成瘾者保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功能, 避免或减少死亡及其他行为问题。由于美沙酮本身具有成瘾性, 因此美国联邦法令规定, 戒治者必须有毒瘾历史证明文件, 且必须未接受其他化学治疗。美沙酮治疗计划并不要求完全禁戒毒品, 但必须治愈毒瘾, 改善戒治者的社会生活功能, 促使其回归社会。该研究计划包括药物滥用报告计划(Drug AbuseReporting Program)、治疗结果预测研究(Treat2mentOutcome Prospective Study)及相关个别计划的评估。其目标: 一是减轻毒瘾及减少毒品成瘾者自行注射海洛因的次数, 使毒品成瘾者的身体机能及社交活动能力得以恢复, 并维持在某种可接受的水平;二是降低犯罪率及提高公众安全,毒品成瘾者加入治疗计划后, 可以降低为换取金钱购买毒品而从事犯罪活动的几率;三是保障公众健康, 包括未滥用毒品人士的健康, 此项目标旨在减少毒品成瘾者因注射海洛因、公用针筒或以性服务换取毒品而传播艾滋病病毒及其他传染病, 如肝炎、肺结核等。目前, 美沙酮替代疗法是美国最普遍的替代疗法, 计划部分由国家捐款资助, 其余由牟利的私营机构推行。州政府机构负责批核、否决和监督药瘾治疗计划, 及制订计划标准。

(三)领导机构和管理体制

美国于19世纪早期开始涉足戒毒治疗领域。由公共卫生官员建立公共的戒毒治疗诊所, 为吸毒者提供免费治疗。中期开始出现了专门用于隔离治疗吸毒者的“戒毒庄园”。它们由司法部门和联邦麻醉药品局管辖下的公共卫生服务部门经营。后期形成两大治疗形式: 美沙酮治疗和社区戒毒治疗。目前, 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负责全国的戒毒工作管理和指导。美国禁毒署负责制定全国的戒毒政策。这一机构主要通过一系列的联邦项目和社区教育活动来实现预防涉毒行为的目的, 采取预防干预措施。如提出包括学校, 社区及公共广告在内的机构应当帮助孩子们远离药物和酒精, 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1、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人员组成模式。“DAYTOP”是当今美国最成功的TC之一, 它遵循“将受过培训的戒毒成功者作为社区的主导力量, 影响其他毒品滥用者的转变”。DAYTOP中, 50%的工作人员是戒毒成功者。另外, DAYTOP强调“以森严的等级制度来运转TC, 让戒毒者自己管理自己”, 工作人员仅起到监督和引导的作用。[ 8 ]美国的毒品治疗性社区主要以受过培训的成功戒毒人员为主导力量, 戒毒人员的自我管理为主, 即戒毒人员的自我援助程度较高。

2、戒毒机构。美国的社区戒毒工作部门称为“社区反毒联合体”。“社区反毒联合体”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目前,联合体的组织结构日趋成熟。联合体一般设有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为联合体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导;有的还设有分工更细的小组委员会,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协调活动。各州“社区反毒联合体”间的沟通与交流日益加强,渐渐在资源方面实现共享,在技术方面实现互助。社区联合体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美国禁毒运动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联合体的行动也趋向多元化,既注重对吸毒者的治疗,也加强了对毒品使用的预防以及同其他机构的协作。如“迈阿密无毒社区联合体”与“无毒美国伙伴组织”合作,通过传媒来进行禁毒宣传,并帮助学校和社区组织实施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毒品预防计划。

3、经费来源。美国的戒毒政策和法规有着强大的资金保障支持。如联邦政府创建的“社区伙伴示范授权计划“,由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物质滥用预防中心领导。政府给予45个州和波多黎各的251个社区伙伴约4.5亿美元的拨款,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强社区联合体来减少成瘾物质滥用。布什政府时期增加联邦的禁毒预算, 以增强社区预防毒品的能力、毒品治疗的机会和国际毒品管制项目。政府将逐年增加对以社区为基础的禁毒项目的资助,从1990年的5000万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亿美元。无毒社区的日常的管理和资金的预算基本上由司法部的青少年司法和”越轨预防办公室“负责。额外的技术和科学支持及培训则由物质滥用预防中心提供, 负责为全美的社区直接提供免费的或廉价的材料。无毒社区计划还得到很多私人部门和组织的协助,包括州反酒精和药物滥用主任联合会、全国预防网、反对酒后驾车母亲协会、全国吸入剂预防联合体等机构。这些机构为”无毒社区联合体"提供有益的信息、研究和经常性交流的机会。此外社区戒毒得到了很多商业化的资金支助。如今,美国的“社区反毒联合体”已经发展成具有商业化的管理模式、明确的行动目标、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多层次全方位的协作方式等特点的成功的禁毒模式。

二、日本

（一）日本治疗性社区戒治模式。日本社区治疗的地域网路模式, 可称之为“整合式策略”, 除政府外, 更有社区的参与及民间大量志愿者的投入, 提供辅导、毒品滥用教育, 更生资讯等, 协助毒品戒治者停止使用毒品, 重返社会。日本毒品滥用历史较长, 研究治疗毒品成瘾的历史也较长, 因此日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区戒治模式, 对离开医院后的毒品戒治者进行追踪(即追踪期), 建立“社区治疗地域网路模式”, 结合警察署(暂时保护)、保健所(指导访问)、精神病医院(验尿)、福祉事务所及职业安定所(安排就业)等机构, 给戒治者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与辅导, 以防止复吸, 此种治疗模式取得的成效极佳。[ 6 ]

（二）戒毒组织机构。在日本, 其戒毒主要是在医院中, 但在药品与食物安全司中有专门负责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监控的麻醉品监控局,负责治疗与预防措施的制定与指导;监督医院等部门成瘾药物的管理和滥用情况的调查。目前我国的禁吸戒毒工作几乎由政府包揽下来, 社区、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参加的空间非常有限, 因此, 是不可能完全有效地帮助形形色色的吸毒者的。

（三）吸毒处罚方式。在英、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 吸毒是一种犯罪行为, 但仍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关心吸毒者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在日本, 吸毒者一经被发现,首先送到医疗机构进行生理脱毒,方法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 附以心理辅导, 住院时间一般为2个月。同时开展以预防复吸为目的的随访工作。只要依赖者在治疗期间能够很好地与医生配合, 出院后并非必须服刑。对此, 医生们普遍赞成这种强制性法律, 自愿式戒毒的体制,认为强制机制可以保证治疗工作正常进行。同时, 对依赖者本人而言, 随时服刑的压力可以是保持操守的一种动力。这些国家的刑罚并不一定限制其人身自由,其处罚的种类很多, 如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电子监控、居住中心、家中监禁、中途训练所、治疗项目、工作中心、日报告中心等,可根据吸毒者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刑罚措施。同时从执行和监督人员来看, 除警察之外,很多专业的社会力量也可执行,吸纳很多社会上的志愿者充当矫正官等, 实行同伴教育等。

（四）经费来源。日本戒毒资金来源多元化,包括政府的财政资助, 还包括基金会的资助、商业赞助和个人捐赠等多种方式,保障了戒毒资金的充足。社会医疗保险负责苯丙胺类成瘾者及引发的苯丙胺类精神病症的住院治疗的全部开支, 将其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

由于吸毒对国家危害巨大，在重视打击毒品犯罪的前提下，加强戒毒康复工作是利国利民的。戒毒康复工作中存在多学科交叉，戒毒康复趋向于向综合性学科靠拢，因此研究戒毒康复模式也必须有这样的多样化视角。毒品危害是全球性的，各国应当加强沟通及联系，分享先进的戒毒康复经验，注重对技术的分析和对技术人员的培养，加强戒毒康复技术的研发；做好对戒毒康复人员的统计及分析，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关怀戒毒人员；同时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戒毒康复工作的保障。

第五篇：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

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

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和谐社区建设也相应地成了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由于我国社区发展的历史短暂,缺乏一套完整的发展模式,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 对加快我国社区建设步伐,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国外社区建设的实践和特点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

1、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 计划性、规范性强。美、加两国的社区建设在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带有自发性质, 随着社区地位、作用的突出, 特别是上世纪年代联合国社区发展后, 社区建设成为两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进而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两国政府每年对社区工作都要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 每项计划包括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和目标要求等等, 大多数都有数量指标。如每年对老旧社区的改造数量, 新社区福利机构、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安全教育培训中心的设置标准, 社区居民就业、贫困、医疗、老年、青少年与儿童等方面的各类发展计划、廉价住房计划、济贫计划等等。但两国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据安大略省社区事物官员介绍, 过去政府既要负责掌舵, 又要划船, 现在只负责掌舵,不再参与划船。将具体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 政府只负责宏观调控, 这样做既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又发挥了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美国纽约, 政府和官员在社区建设中的职责都有明确的分工。

2、大量具体工作主要由民间团体承担, 工作机制、组织体系健全。美、加两国的社区工作组织体系是由政府各职能部门、政府资助的社区组织和民间组织举办的非营利机构组织组成, 他们称之为“ 三大版块” 或叫做“ 三个部门”。政府在社区工作体系中承担的主要职责一是制定相关政策和立法, 并通过制定规划来贯彻执行二是财政支持。政府每年要拨出专项资金用于社区发展事业。加拿大安大略省年用于社区建设方面的资金达亿元, 占全年财政支出的。财政拨款的主要依据是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就社区内拟帮助对象和服务内容所提出的申请, 政府根据每年的监督、检查情况, 确定下一年的财政资助三是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与管理, 政府通过制定标准, 发执照等进行管理, 民间团

体以及所举办的非营利服务机构是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上的合作伙伴和具体执行者。他们在政府组织、协调下独立地开展社区内的各种有偿、低偿或无偿服务, 以自己的服务争取政府、社会各界和居民的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的企业界对社区建设也给予了极大关注, 他们不仅为社区捐款捐物, 而且主动投资社区事业, 直接提供商业性的服务。

3、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发达, 专职人员都受过社区工作的专业训练。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 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福利事务的社会中介机构。在两国的社区建设中, 非政府组织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数量多, 仅在多伦多市, 与社会有关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就有多个, 美国现有非营利性组织万个。二是分布

广泛, 涉及到社区服务、文化、治安、卫生等居民需求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群众有需求, 他们有服务。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为社区居民提供具体的服务。②拓展奖金来源。③了解和反映

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 两国从事专职社区工作的人员, 无论是在社区管理组织中, 还是非营利性组织或志愿机构中都要经过专业训练。

4、社区参与广泛, 自治和自助能力不断提高。社区参与广泛主要体现在社区参与的结构上。参与人员不仅有中老年人、中青年, 而且有中小学生不仅有社区内的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 而且还有驻区企业单位。加拿大的志愿者受到全国的高度重视, 国家规定, 中学生每年必须到志愿组织义务劳动一定时间, 否则不能毕业。据统计, 美国现有以上的成年人参加过各种志愿活动, 其中有以上的人曾为社区发展事业和社区组织提供过某种志愿服务。

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性问题分析

1、行政化倾向严重, 居民对新成立的社区组织认同感不强

政府管理重心的下移, 街道职能的强化, 是对基层管理的加强, 但也会使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更浓, 因而使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更受压抑, 引发了居民对社区组织合法性的怀疑。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社区组织居委会, 社区

协商委员会等多数由住户代表象征性地选举产生, 即使在直接选举的地方, 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因此, 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 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2、居民参与不充分, 参与机制不完善由于对社区组织心理上的不认同, 直接造成了居民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一方面, 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 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 缺乏足够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 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 就召集居民开会。什么时候开会、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来定, 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儿。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作支撑,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组织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3、相关法律制度滞后, 不能有效地规范社区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首要条件, 社区中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动。然而, 目前我国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主要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 前者制定于年,后者在年颁布实施。由于颁布时间早, 这两部法律中有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

4、动力机制不健全, 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动力不足

目前全国正在开展城市社区治理活动,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需求导向型社会变迁, 对变革的各方来说都能从中获得利益。从理论上讲, 这是一项从中央到地方, 从官员到普通百姓各方都能获益的伟大工程。从中央政府和国家的角度看,通过治理可以减轻国家的政务负担, 实现国家稳定, 百姓安居乐业, 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提升自己在民众中的声望, 增加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对基层政府来说, 通过改革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治能力, 有更多的自主权, 也能得到普通百姓的认同,同时, 它也有一个投人少回报多的利益偏好, 所以它也获得了利益。对试验区的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出政绩的好机会。这场变革为自己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种变迁现在正在进行着, 虽然对各方都有利, 但是除了中央一级国家政府力度比较大之外, 地方政

府、社区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在实际的运行中都表现得不是十分积极。

三、国外社区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1、政府的有限介人—社区建设成长的后发优势

中国的社区成形“ 后发” 于西方, 有限政府理念在社区的树立以及适度的国家主义倾向或许不失为一种阶段性“ 后发优势”。但公民社会的形成依赖的是从内部建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秩序,不必过于仰仗来自外部的国家强制力量。因此,要强调两个维度上的“ 有限政府” 理念。一个是时间纵向上的。和西方城市社区一样, 中国社区建设官民二元动力机制也是动态的, 构建公共空间领域的需求迟早会让政府的触角退让, 这只是时间问题, 政府必须未雨绸缪, 因势利导。其次是空间横向上的。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是有限度的, 基层政府必须超脱各种利益, 专事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

2、主体的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

由于社区公共事务非常贴近个人生活, 相对远离宏大的政治话题, 所以扩大公民参与远比城市街道“ 直选” 等建议显得更具有现实性。而它催生民主观念的特质, 则更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基础, 也是社区建设的本质要求。所谓广泛参与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社区建设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和家庭妇女,而且包括社区全体居民和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等。二是指参与活动的广泛性。这也就是说, 各类社区主体不仅参与社区服务活动, 而且参与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医疗卫生、社区文化等等活动。总之, 社区建设中的广泛参与, 既是指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又是指参与活动的广泛性。它是衡量社区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

3、培养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建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改革角度看, 如何培育和促进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是今后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必须要予以超前的研究和寻找推进方案。首先,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可能做到政事分离、政社分离, 就难以形成“ 小政府, 大社会” 的管理格局。其次,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极容易使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由政府推动走向政府包办的运作格局。再次,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易形成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运行格局。所以, 培育造就社会中介组织, 已成为社区建设朝着专业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的“ 重中之重” 的任务。

社区专职干部上联上级党委和政府, 下联社区居民, 是社区工作的专职管理人员, 是社区建设的直接组织管理者, 他们的素质如何, 直接影响社区工作的发展。因此, 应培养一批专业化、知识化的社区工作人员, 授予专门的知识, 给予必要的锻炼和考验,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使其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技能去开拓、创新, 使社区工作能够适应新时期社区建设的复杂局面, 有力地促进社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的进程。

4、法律与制度的保障一社区建设的终级关怀

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有两个, 一是制度的发展,二是人的发展。依法建立健全社区自治制度, 是社区建设的可靠保证。

其主要制度为居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居民委员会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居民会议为主要决

策、议事形式的民主议事制度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实际, 由居民讲座制定的居民自治章程或居民公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以居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制度。目前函需制定实施适合社区自治组织进行“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基本自治制度。如《社区居民会议制度》、《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区规民约》或《社区居民公约》、《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区务公开制度》等。政府的制度性供给, 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 虽然使社区建设可能在这一点上缺乏人情味儿, 但它却是社区建设的可靠保障, 也必将体现出它对未来社区建设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2]林尚立 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刘春元 哈尔滨商业大学,责任编辑 张鲜华

原文出处：《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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