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区矫正工作中几点问题（共5则）

第一篇：浅谈社区矫正工作中几点问题

浅谈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几点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必然趋势，这就形成人群迁移的趋向，必然是从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大中城市，这就造成社区矫正对象的流动性，现就就结合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实际浅谈一下现今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问题。

一、人员的流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出现的差异越来越大，人员必然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这就出现，社区矫正对象犯罪地、生活地和户籍地的不一致，我们现在统一实行的是户籍地管理制度，一般犯罪地的司法部门都是将社区矫正对象移送户籍地社区矫正机关进行管理，这就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户籍无法有效管理，居住地管理无效的尴尬现象。

二、衔接的难题。现状是法院判处的社区矫正对象，无法保证其有效报到，法院判决后将判决依据邮寄至社区矫正机构，却无法保证矫正对象报到，社区矫正机构受到有效判决文书后却找不到矫正对象，无法列入监管。

三、人员的不足。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一个社区矫正人员往往要求一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一个社区矫正监督人和一个社区矫正志愿者三个人来完成有效地监管工作，这就在人员数量上提出了要求，现实是，财政的匮乏往往让

矫正机构请不起工作人员，好多地区都是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兼任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这无疑加大了本身就因人员不足而工作繁重的司法所的压力。

四、执法的难度。社区矫正机构设在司法行政机关，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权和拘留、逮捕的权利由公安机关所有，在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日常监管中，矫正对象有违反法律法规时，社区矫正机构要依托司法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提出治安管理处罚和拘留的建议，由公安机关做出处罚决定，但是公安机关做出处罚依据是公安机关自己做出的调查，这就给违法的矫正对象一个逃脱的时间空隙。

第二篇：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问题

1、司法所力量比较薄弱。

根据规定，街道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目前我区很多司法所只有一两个人负责这项工作，其中司法行政人员更少，有的所只是聘请的社工在专职负责此项工作，大多数的人还要身兼数职，而一个所的在册社区服刑人员基本上都在二、三十人以上，个别所达到七、八十人。一两个人要负责这么多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大家普遍觉得力不从心。例如我们所目前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有49人，最多的时候近60人，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区矫正工作者1人，社工1人；虽然表面上看有两人在从事此项工作，但是两人中一人还担负着所内其它工作，而社工也没有从事社区矫正工作，而是被街道抽调去做拆迁工作。工作人员少制约着社区矫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发挥。

问题

2、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衔接不密切。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此项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机关在具体操作，其它相关部门对做好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各部门之间缺少牵头协调单位工作起来存在推诿现象，反而使工作复杂化。由于司法行政部门没有执法权，很多时候对于一些不遵守社区矫正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不能及时有效的采取惩处措施，使得此项工作的严肃性不够，对有关规定的执行困难，效果不够明显。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因陋就简。问题

3、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矫正强制权，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

社区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但根据有关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据我们统计，矫正对象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奖惩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根本不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报告，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使社区矫正工作形成虚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如何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想法与对策

对策

1、通过工作实践，深感要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首先，需要业务素质能力强，有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强的矫正工作者，管理矫正人员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需要有关部门、人员的支持和配合，才能更好的实施和完成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开展的时间较长了，但是从社会认知来看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着力提高政治信念、专业素质、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整体素质高、综合实力强，既能解决复杂矛盾又廉洁奉公的社区矫正队伍。在平时的工作中需要我们结合管辖区域的实情，多动脑、多付出、多辛苦，在工作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认真研究和思考，用科学发展理论观点，为我社区矫正工作积累经验。以我们的积极工作态度来克服人员配备上的不足。

对策

2、坚持衔接工作走在前，从源头做起。

即是：法院、监狱、看守所应当与社区矫正机构建立事前联系制度。为了保证衔接工作有序有效，法院、监狱、看守所在决定对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刑以前应通知和征求当地社区矫正机构的意见。这样做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确保不脱管不漏管。避免个别社区矫正对象接到矫正决定书后不到当地司法所报到，直接到外地打工，而当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还不知情的情况发生，同时又密切了法院、司法、监狱和看守所等社区矫正相关部门的联系，使衔接工作不留空档。同时树立了社区矫正机构的威信和影响力，对社区矫正对象产生威慑作用，从而促使其日后能自觉接受矫正。

对策

3、建议全国人大对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授权。

司法行政部门是行政机关，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为避免法律空白而出现工作漏洞，为维护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全国人大为制定的《社区矫正法》中，应赋予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在矫正对象无故不参加矫正活动、脱管或违法对抗时，可以行使必要的强制管理手段，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第三篇：浅谈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谈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时间：2010-11-17 15:24作者：朱承阳 张殿高新闻来源：正义网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通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使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但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工作还有许多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浅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法律冲突。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监外罪犯的监督考察主要由公安机关执行。2003年7月10日，两高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全国六个省份的部分城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 年 1 月，两院两部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进一步扩大的社区矫正试点的范围，并确定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是司法行政部门，即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帮助、教育工作。该通知的精神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差异。这种执法与执行相分离的状况，一是影响了刑罚执行工作的统一性，不利于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弱化了刑罚的效能；二是导致执行机构之间的矛盾，影响了执行机构的工作积极性，有些问题是谁也管、谁也不好好管的局面；三是出了问题无处问责。另外，刑罚执行权必须由法律授予，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区矫正工作面临合法性缺位的问题。

2、社区矫正内容不健全。《两院两部通知》中规定，社区矫正的任务是：一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三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在试点工作中，各地要根据社区矫正工作任务的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内容、方式方法、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努力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这一规定太笼统、可操作性太差，导致实践过程当中，在对罪犯执行社区矫正时，执行机关仅仅起到了监管的作用，而实现不了矫正的价值，不能针对不同罪犯的个案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矫正方案，充分利用社区和罪犯各自的长处和优越条件进行矫正，优势互补。另外。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很多矫正项目得不到有效开展，思想汇报和谈话教育流于形式，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

3、文书送达不及时不规范。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不规范导致监管单位无法及时进行监管，这是监外罪犯脱漏管的重要原因。实际工作中表现为：一是裁决机关没有及时将有关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二是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未及时将法律文书转送至负责监管的派出所、司法所。三是裁决机关未将文书送达检察机关，致使检察机关不能全面掌握监外执行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外地裁决机关。这给检察监督工作带来难度，这种文书送达不及时不规范的行为，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造成脱漏管。

4、观念落后，社区矫正的正面宣传不够。一方面，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表示陌生，对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普遍存在防范心理，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正常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基层社区组织社区服刑人员从事公益性活动较少，普遍存在怕出问题、怕发生重新犯罪的顾忌，造成社区服刑流于形式

5、对矫正对象不服从监管的处理力度不够。按照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监外执行罪犯，公安机关应给予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监外执行的建议等。但由于个别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不强，对监管规定了解不够全面、深刻，对监外罪犯的违规现象不知道怎么处理，束手无策。

6、检察方法单一，影响了检察监督效果。在“两高两部”的《通知》中对检察监督只是做了原则的规定,该检察方法主要还是参考2008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中的规定。针对规定，无论是交付执行检察，还是监管活动检察、变更执行检察、终止执行检察等，检察的方法是书面检察、实地考察，与有关人员或组织谈话；对于交付执行的有关法律文书的传递，主要靠法院送判决书、外地监所科寄等方式进行。该种方式进行检察监督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因为到实地去考察，还是由法院送判决书或由外地监所科寄材料等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该时间段是监管的良好时机，因该段时间内是掌握罪犯是否报到，检察社区矫正主体是否存在脱管、漏管现象的好机会，能真正体现检察监督的及时性、预防性。另外，有些材料如果外地没寄或者其它情况，就无法全面掌握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情况。同时，在《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中规定只是每半年至少展开一次全面大检察，发现的问题只是少量的且时间滞后，这样使得社区矫正工作在偶尔法律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效果。

二、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1、完善社区矫正立法

一般来说，开展社区矫正的国家大都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执行的刑罚种类、适用范围、执行制度、适用程序、步骤以及刑事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等。这些规定是社区矫正执法活动最原始、最权威的依据，也是国际有关“人权公约”及各种刑罚适用及执行规则的一贯要求。国外社区矫正的立法主要有：制定专门的刑事执行法典、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定单行的社区矫正法规等。另外，国外为保障社区矫正的实施，还制定有配套的规章、制度、政策。

就我国而言，首先需要适时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目前,只有司法部有对社区矫正的规定，其级别不高，且规定与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冲突，从本质上说，行刑权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行使，既符合刑事司法权力合理配置的需要，也符合国际惯例。因此，有必要先修改目前相关法律规定，适时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对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监督管理措施、保障体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职责、权利和义务、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特别要明确公益劳动、日常奖惩等矫正措施的法律性质，解决业已存在的法律依据不足、监督客体模糊等问题,为社区矫正健康顺利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

2、完善法律文书送达和交付执行制度

法院对罪犯判处、裁定监外执行后，应当将监外执行罪犯的判决书、裁定书以及执行通知书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达公安机关治安大队、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办公室和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应及时办理接受监管、矫正手续。监外执行罪犯未按规定到派出所、司法所报到的，司法所、派出所应当将情况及时反馈交付机关和检察院监所检察科，以便交付机关及时采取措施查找，避免监外执行罪犯不自行报到造成漏管。

3、建立健全公检法司各部门联动机制

一是实行联合监管，即公检法司各部门在市政法委的领导下，共同对监外执行罪犯开展监管、考察、监督，形成一个由派出所负责日常监管，司法所负责日常教育矫正，社区村组干部、群众负责日常监督的群防群治工作网络。二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防止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及时处理和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由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各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协调和解决衔接、交付执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检查监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4、加大监控处罚力度

一是公安、检察、司法机关在法律框架内履行考察、监督、管理矫正对象的职责。要求罪犯遵守法律、法规，接受监督；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迁居，应报经公安机关批准等。二是对监外执行罪犯再犯罪的要进行严肃惩处，保证刑罚执行的威慑力，促使其他监外执行罪犯主动接受教育改造；同时对监外执行罪犯存在违法违规现象要坚决给予相应的处罚，情节严重符合收监执行条件的，要坚决进行查处，收监执行。

5、加大检察监督力度

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应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督促执行机关规范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一是加大对监外罪犯执行的监督检察，督促执行机关更好地落实监管措施。二是监所检察部门每年会同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对监外罪犯开展二次以上联合检查，不定期开展抽查，督促纠正发现存在的脱管漏管，建议收监严重违法的监外执行罪犯；三是要加强对监外执行中违法行为的查处，尤其要着重查办牵涉其中的职务犯罪案件。

6、加大帮扶力度，解决生活困难

司法行政机关要最大限度的争取其他单位和部门的配合，针对性的组织监外执行罪犯参加各类劳动技能培训，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提高就业机率；执行机关要加强与企业和用人单位的联系，加大正面宣传力度，促使用人单位转变用人观念，为监外执行罪犯提供平等的择业机会；对于生活确实困难的，又无生活来源的，要协助其做好申请低保等工作，切实帮助其解决生存问题。

社区矫正在我国刚刚起步，尽管从宏观上而言，其实施条件和环境仍存在很多缺陷，但其独有的轻缓化、人性化、成本经济性的特征，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随着社区矫正试

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必将形成。

第四篇：关于社区矫正工作中若干问题

融矫办【2011】014号

关于社区矫正工作中若干问题

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司法所：

2011年4月28日，在我局七楼会议室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610办主任吴星明主持召开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会议通报了我市社区矫正开展以来总体情况，并就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在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重的基础上，如何正确使用法律、加强工作衔接等方面的手段。现将联席会的会议纪要内容下发给各基层司法所，各单位在下一步社区矫正工作中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贯彻实施。具体的内容如下：

一、社区服刑漏管人员接收问题

针对我市142名漏管服刑人员中人档齐全的，与派出所（含边防所）做好移交手续，一律予以接收，纳入社区矫正，进行日常监管。5月31日前仍不到司法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司法所、派出所共同做好走访调查材料，按脱管上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向法院提请撤销缓刑或假释，对

于违反治安管理法的，进行治安处罚；法律文书不齐全的社区服刑人员，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造册登记，并查明原因。上报市局社区矫正科。

二、外出就业、就学的社区服刑人员监管的问题

关于审批到外地就业、就学未完成日常监管材料的社区服刑人员，限5月31日前来补齐相关材料。期限内不回的，由司法所会同公安派出所（边防所）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服刑人员，一周内仍不回来的，将其视为不服从管理。以“脱管”形式，由司法所、派出所做好材料收集上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向法院提请撤销缓刑、假释或治安处罚。

三、社区服刑人员法定不批准出境的报备问题

各司法所对所接收的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限内，要求严格按照榕公综【2004】23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规定，从5月份起，每月25日前将本所在册社区服刑人员的名单，报备给公安派出所（含边防所），并造册存档。

接收持有有效的港、澳、台身份证件或护照并获取外籍身份的原福清籍服刑人员。在接受矫正之前必需提供由其原户籍地派出所办理暂扣证件手续的证明和境外人员暂住证，方可将这类服刑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工作。

四、落实定期例会制度

各所要建立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机

制，与公安派出所（含边防所）每月一次定期走访例会制度、工作通报制度、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考核考评制度；与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属（亲属、关系密切人）建立情况报告制度。通过例会，信息沟通，及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动态及动向，严防重新违法犯罪、脱管、漏管现象发生。

福清市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

第五篇：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问题的解决对策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问题的解决对策

【摘要】：最近几年，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从试点到全面推广，还面临许多困难，主要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物质保障程度低，人员不足，机制不畅，观念阻碍等方面。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健康的发展，首先要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给社区矫正合理定位，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并重，将社区矫正作为应对违法犯罪首选的制度安排。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立法，重塑我国的法律制裁结构。引入社会治理观念，充分发挥非机构矫正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依法建设美好社区，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社区矫正，存在问题，和谐社区，完善建议

国外社区矫正的实践证明，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环，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的行刑成本。从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趋势，不少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社区矫正的方法，其缓刑、假释人数已超出监禁人数的数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酝酿而生，顺应了现代刑罚理念。社区矫正组织的成立使得权责分明，真正便于管理。同时，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的改造使刑罚目的有了有效的载体。但是，我国的非监禁刑执行研究一直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因此，笔者尝试对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适当的探讨。

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相比世界的刑罚发展趋势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距离。

（一）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缺失

两院两部 通知 是我国迄今为止对社区矫正规定得最详尽也是最有权威的规范性文件 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法律 依据 该文件的性质类似于司法解释，其法律地位与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很不适应，并且有违宪之嫌。

（二）非监禁刑适用普遍偏少

就目前来说，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仍然釆用的是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整体而言，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极低。从当前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社区刑罚制度已被各国广泛使用。据统计，2009年，加拿大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也都在70%以上；英国、日本超过50%；韩国和俄罗斯比例较低，但也分别为45.90%和44.48%.[1]而我国长期的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以及1980年代初以来连续多次的“严打”整治斗争，致使人们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同时由于在社区监督管理机制上的不健全和措施不落实等问题，使法院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控制

较紧，因而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近年来我国缓刑假释的比例只占所有服刑人员的17%.以上海为例，上海每年假释的比例约占在押犯人数的1％左右，缓刑的比例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仍不到刑事处罚人数的10%。

（三）社区矫正的监管不力

我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考察执行，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前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1997年《刑法》实施以后，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法》对考察机关做了调整，明确了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考察职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执行工作是由县级公安机关负责的。在工作中，县级公安机关指定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驻乡人民警察或交罪犯所在单位、基层组织作为具体负责监督考察的执行单位。但在对社区矫正对象考 1

察的实践中，并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还是由基层派出所交由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予以考察

监督。这种考察和管理的体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四）缺乏专门矫正机构和专门工作者并且社区居民不积极参加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目前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 社区矫正工作开始后，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

司便成立了社区矫正处，但全处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至于地方的管理机构，全国只有上海市

成立了副厅级社区矫正领导机构 社区矫正办公室，除此之外，其他试点省市在省市内均未

成立专门组织机构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居民较少，仅有 2%的居

民参与过社区矫正工作，而参与者中以退休的老人和一部分下岗职工为主，这些人主要是通

过居委会的招募参加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的，参与社区矫正的居民数量还太少，特别是真正

意义上的志愿者非常缺乏，而社区矫正工作必须要依靠大量志愿者才能顺利实现矫正目的。

（五）社区矫正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社会矫正的工作职责有两个：一是对罪犯进行监督，从而提供对社区公众的保护；二是

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包括对他们的咨询、更新，使他们重新与社会结合。社区矫正

人员肩负改造服刑人员的社会重任，如果没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衡量，矫正效果就难以保证。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时，一般都要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从而使社区矫正

工作法律化、制度化、有序化。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上的偏差、法律滞后、制度不完善等

因素制约着社区矫正的进一步开展以及深化和完善。这些制约因素实际上也是上述问题的产

生原因。主要制约因素有：一是在观念层面上，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的端正；

二是在体制结构方面，非监禁刑和社区矫正在国的体系中的地位还不高；三是从维护司法人

权方面来看，对犯罪人的法定权利仍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四是社会转型使得对被社区矫正对

象考察监督的难度加大。

二、对于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一）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涉及到把什么样的罪犯放到社区中执行刑罚的问题。从有利于

社会稳定，增添社会和谐因素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及范围至少应包

括四类:一是未成年犯。对于犯罪的、必须处以刑罚的未成年人，应该优先考虑使用社区矫

正刑，尤其是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轻罪犯。对于罪行较

轻的、社会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可以使用社区矫正刑。具体范围

可以考虑将原《刑法》所规定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增加使用社区矫正刑的刑罚

方式。三是过失犯。过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实施的，其主观恶性程度一般不会太大，将他

们放在社会上服刑改造，一般不会再危害社会。使用社区矫正刑这一刑罚方式，更有利于他

们的改过自新。四是老、弱、病、残、孕犯。各国刑法一般都认为，刑事责任因其责任能力的减弱而有所减轻，应当或者可以从宽处罚;同时还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决非

报复，而特殊预防重于一般预防，裁量刑罚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

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适当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作为犯罪者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人

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较小，因而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细化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假释适用的实质性条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

该规定过于原则，弹性过大，未提供具体的评判标准，不利于缓刑、假释的准确适用，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官和监狱在缓刑和假释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立场，从而影响了缓刑、假释的适用率。为此，应对“悔罪表现”进一步细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归案后如

实交代自己罪行，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减少犯罪造成的损

失，积极退赃，积极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等，都可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或者将假释的实

质性条件修改为：在服刑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学习和劳

动、一贯表现良好的，或者年老体弱、丧失作案能力的等等，从而为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实质要件。另外，从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会化桥梁这一目标出发，我国刑事立法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执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虑适用法定假释，即对于在监狱执行了大部分时间的刑罚以后，由法律规定予以附重要任务的释放。为了保证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还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罪犯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即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家庭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以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从而通过这种预测评估来确定是否能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和假释。缓刑、假释等社区刑罚的适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预测水平的限制，而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又有赖于建立科学的人格调查制度。当然，由于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在开放的社区执行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社会治安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同时，必须审慎进行，切不可盲目适用，以避免出现社区矫正的滥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

为了避免社区矫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现管制刑遭遇“灭顶”的风险，对社区矫正应该注重通过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去落实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如英国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从40小时到240小时不等的社区工作即“社区服务”，或者要求服刑人员在宵禁期间不得进入某一特定的场所，或要求其在晚间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5]。我国的社区矫正也可以考虑增加对服刑人员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规定，如在一定条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场所或与特定人员来往，以减少犯罪诱发因素。同时可增设一些义务性规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赔偿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参加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积极承担家庭抚养费用等等。这样，不仅使刑罚的力度加大，同时还可以强化社会正义感，赢得公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体的社区矫正网络

罪犯的矫正离不开社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须以社区力量为依托。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广泛吸纳社区人力、物力资源的立体社区矫正网络。社区矫正网络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主体，具体包括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狱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一整套矫正执行机关，这些机构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第二级是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协助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矫正等方面的专业协助。他们不是矫正机关的组成部分，但通过协议的方式与矫正机关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第三级是具有社会责任感自愿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无偿服务的社区志愿者。只有组建起这三级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强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区矫正网络。要在第一级组织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二、三级组织的作用。要特别注意培育村级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在监控服刑人员行动上的便利作用，为司法所将工作重心从监控转向教育和矫正提供条件。

通过组建矫正网络，实现地区资源共享，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矫正机关与专业机构、人员的合作关系，由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矫正机关按劳付酬，实现共生和双赢的局面。

（五）改进矫正方式，丰富教育手段

改进现阶段矫正手段单

一、效果不显著的现状，做到四个结合。一是个别教育与分类集体教育相结合，既坚持针对服刑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开展个别教育，又针对同一犯罪类型服刑人员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育，如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学习、社会实践等，以节约资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专职教育与兼职教育相结合，矫正工作者作为执行主体，是专职矫正人员，对矫正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矫正方案，确定阶段矫正目标；兼职是指与矫正机关达成合作关系的专业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志愿者阶段性地参与矫正工作，在一些专业领域提供服务，在专业矫正队伍没有完全形成体系前，弥补其专业领

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在坚持法规、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尽快建立起从接收到解矫前阶段全面的心理辅导和诊疗机制，包括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定期进行心理测试、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矫正，开展各种形式的辅助治疗等，尽快消除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矫正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归社会。四是课堂式教育与互动式教育相结合，在矫正工作者采取主动的谈话教育、课堂教育之外，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教育，使服刑人员参与进来，通过直观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组织管制、缓刑犯参观监狱、未成年人管教所，与监狱服刑人员座谈，使其感受法律的威严，加强服刑意识、规范意识。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他人的肯定和认同增强服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六）畅通渠道，加强协作

加强沟通协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矫正机关对罪犯实施矫正的判决或裁定参与意见。以假释为例，社区矫正组织通过调查罪犯服刑期间表现、走访罪犯家庭和社区、与罪犯面谈等方式，形成对该名罪犯是否适于社区矫正的意见，在监狱向法院提交假释建议书的同时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础上最终作出假释裁定。这样，矫正组织在矫正前就对罪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随着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矫正机关还可在对管制、缓刑类服刑人员判决前向法院提交参考意见。这样的优点是：作为法院和监狱，只能根据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作出判决或裁定，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罪犯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社区意见等进行调查走访，而矫正机关可利用基层矫正网络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结论，为法院正确地判决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保证适合的服刑人员进入社区，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二是在矫正过程中各司法所与监狱建立协作关系。如针对目前各区县普遍反映的剥权类服刑人员难以管理的问题，可在矫正责任人与罪犯原服刑监狱干警间建立直接联系，矫正工作者可从监狱干警处直接获取许多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对于重点服刑人员的管理可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此外，提高矫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养一个成熟的社区等都是开展社区矫正必不可少的条件。

（七）加强社区矫正的正面宣传，打消人民群众的顾虑对于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要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从思想观念上，消除人民群众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顾虑。在宣传时，可以向群众讲清楚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经过司法部门按照严格的标准予以筛选和鉴别，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区矫正组织的严密监控下执行刑罚的。如果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有违反社区矫正制度的行为，如危害小区居民的生活秩序、脱逃等情况，那么就要执行监禁矫正的刑罚措施。当然，在宣传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宜夸大宣传，要切合实际，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三、结束语

开展社区矫正，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的本质就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治理、修复，为犯罪人架起再社会化的桥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质量的好坏，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是否真正认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进而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在矫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矫正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在中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促进和谐社区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彩添色。

参考文献

[1]段金贤，袁敏琴，许永勤，《社区矫正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载于《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第3卷第1期。

[2]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