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法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第一篇：浅析司法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浅析司法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以四平市社区矫正工作为视角

郭明莉

【内容提要】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向前，司法机关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本文以四平市为视角，对司法机关在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丁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司法机关 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工作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社区矫正既是我国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也是完善现代刑事刑罚制度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2年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2条、第3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可见，司法机关是社区矫正执法工作具体实施的主体。司法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能否发挥作用，是社区矫正工作能否达到法制良性示范目的的关键。

一、司法机关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1．双主体实践模式制约社区矫正管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从试点之初到现在，大部分试点省市（包括四平市在内）一直沿用“两头包，双列管”的管理模式，即社区矫正人员到所在社区司法所报到后，由派出所和司法所共同包保和管理的执法方式。实践中，这种模式直接导致监管效率低下，职责不清。一方面，基层公安机关面对繁重的社会治安工作和刑事侦查工作已经不堪重负，因此对社区矫正工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结果造成了公安机关有权无暇管、司法行政机关想管无权管的窘境，致使社区矫正工作流于形式，社区矫正人员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另一方面，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大打折扣。在四平市的工作实践中有这样的例子：每月的家庭走访，个别社区矫正人员明明在家，就是不开门，工作人员往往是苦口婆心做思想工作，也得不到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理解，所以很难掌握其真实情况，致使个性化教育方案实施的效果很不理想。又如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公益性劳动，一些社区矫正人员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参加，司法所能采取的措施只是在计分考核时给予其扣分或警告处理，而他们则认为：“我就是得100分和得10分没什么区别，我既不想减刑，更不想表现，有时间我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同时，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在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管理时与公安机关的沟通还不是十分到位。如某社区矫正人员在司法所报到后，过了一段时间此人失踪了，电话联系不上，家中又无人，几经周折找到后，才知道其在外出打工前已经向派出所递交了外出申请，且派出所也批准了，但其却没有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批准。从法律效力上看，公安机关的批准要高于司法行政机关的批准，这就使司法行政机关陷入两难境地。面对这样的情况，处理不好，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就会大打折扣，矫正工作成效也势必受到影响。此外，有些社区矫正人员过去在公安机关监督管理的过程中散漫自由已成习惯，司法所社区矫正机构介入后，其在心理上有抵触情绪，认为公安机关的职权比司法行政机关大很多，都不怎么管，司法所又算什么，况且法律规定我们应该由公安机关管理，司法所介入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由此产生不服从管理的现象，导致司法机关的矫正工作遭遇瓶颈。

2．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数量不足，素质欠缺。当前，基层司法所在原有民事调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等9项工作职能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社区矫正职能，工作量的增加与人员的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以四平市为例，不包括公主岭在内共有102个基层司法所，现有司法行政专项编制人员138人，平均每个基层司法所不到1．4人。由于受人员编制的限制，机关科室严重缺人，部分县、市、区只能从基层司法所借调人员，结果导致这些基层司法所没有政法专项编制人员。还有一些基层司法所的所长是由基层政府的行政或事业编制人员或法律服务所自筹自支人员兼任的。此外，在职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虽然95％以上的工作人员是大专学历，但基本上都是通过电大函授等途径取得学历文凭，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过程中，工作人员大多是通过“速成班”培训上岗的，对于社区矫正这项新业务还很陌生，没有接触过刑罚执行工作。加之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年龄普遍偏大，存在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缺乏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把社区矫正工作简单地等同于司法行政的其他工作。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和工作方法去从事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工作，势必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开展，无法达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预期效果。

3．社区矫正工作欠缺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物质保障。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项新业务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来完善硬件和软件条件，但四平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保障极其有限，自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以来，包括市局在内的县（市、区）社区矫正各项经费保障一直没有列入地方财政预算。由于受经费的制约，社区矫正工作举步维艰。

4．监管体系不健全，矫正措施单一。社区矫正工作量大，难度高，需要考虑犯罪类型、前科纪录、犯罪特点等。受场地、经费、人力资源缺失等现有条件的制约，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在目前的社区矫正中尚不多见，除江苏省外，大多数试点省市往往是千篇一律的矫正模式。[1]四平市现行的矫正措施主要有：电话GPS定位查岗、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心理辅导、法律宣讲、公益劳动、学习培训、请销假制度等。这些矫正措施基本涵盖了矫正工作的全部内容，只有泛泛的矫正作用，而没有策划因人而异的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帮教安置工作单一，没有达到深入到本质、完成精神和人格的教育目的。

二、完善司法机关在社区矫正中主导作用的对策

1．加快社区矫正立法进程，明确执法工作权限。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典，《刑法修正案

（八）》中的个别条款也只是对社区矫正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对社区矫正具体内容和相关问题进行规定。应进一步完善现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或《刑罚执行法》，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监督管理措施、保障体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职责、权利和义务、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这样就能避免双主体交叉执法的问题，使司法机关能够成为社区矫正的合法工作主体。

2．加强社区矫正人才建设，提升社区矫正队伍层次。应按照“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结构合理的社区矫正队伍，形成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执法主体，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各界社会志愿者为重要力量的专兼职相结合的队伍结构。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其知识素养和业务能力。同时，要加大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的人才引进力度，引进一些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以弥补现社区矫正工作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此外，还应考虑在有关高校开设社区矫正专业或相关课程，为社区矫正工作培养后备人才。

3．明确运行机制的衔接程序，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曾说过：“程序是法律的心脏。”社区矫正工作作为刑罚的执行方式，程序保障是不言而喻的。无论社区矫正工作的接收、适用以及撤销或解除都需要有严格法律规定，这样才能保障矫正工作的严格实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2]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接收工作是司法行政部门与法院、公安机关和监狱开启无缝衔接的首要一环。为了确保把每一个社区矫正人员都纳入到社区矫正机构，无漏管、脱管人员，有必要制定完善的社区矫正对象接收制度，特别是要有明确的协作体制。一方面，要明确文书送达、社区矫正人员报道、移交与接收的日期。目前由于法律文书送达制度不规范、各机构间信息共享不充分等原因，增加了社区矫正人员的脱管风险。对此，应明确各机关的责任，规范相关送达通知制度。另一方面，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在社区矫正的法律文书生效当日，可以组织人员前往人民法院或是监狱进行接收，并签订《社区矫正帮教协议书》，明确各矫正工作主体的责任、社区矫正人员亲属的责任以及社区矫正人员的责任。应加强与审判机关、监狱机关的协调配合，确保社区矫正、法律文书移交“双到位”。要建立信息档案管理机制，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社区矫正领域，把每一个社区矫正矫正人员开展社区矫正的情况存入计算机系统，并实现各部门的信息共享。这样既能促进社区矫正机制顺利运行，又能达到以信息化发展为引领，推进社区矫正管理工作智能化模式的建立的目的。

4．创新矫正手段的多元化，提高管理的科学程度。社区矫正工作应当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核心，要在社区矫正试点中探索出有价值的管理和矫正方法。如：矫正方式的个别化、矫正项目的多样化、矫正工作的社会化、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再犯预测的精确化、质量评估的科学化等。要坚持以人为本、因人施教的社区矫正原则，认真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个案，摒弃模式化的矫正方案制定方式，对每一名矫正人员要认真走访调查，根据其犯罪动机，人生经历，心理状况等因素，为其量身打造矫正个案，并根据执行情况随时跟进调整。认真做好矫正人员的定期报到汇报工作的同时，还要采取突击抽查等方式核实矫正对象所汇报的活动情况是否真实准确。灵活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要注意扩大公益劳动的范围，可以将一些有需要的公益性企事业单位列入公益劳动的范围内，因地制宜，靠近乡村的可以组织矫正对象进行植树造林活动，城区内可以组织矫正对象进行绿化养护工作。

5．改善社区矫正的社区环境，转变刑罚观念。只有净化社会环境，完善法治建设，消除社会的阴暗面和丑恶现象，营造健康、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为被矫正者的矫正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开展矫正活动。[3]在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应继续加大志愿服务意识的宣传力度，引导社区成员不断强化主体意识与参与意识，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在帮教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在挖掘社会资源方面，可开放思想，探索公益事业的市场化运作，如建立罪犯帮教基金会，聘任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及其他杰出人士担任理事，鼓励他们在资金支持、矫正对象安置等方面有所贡献；同时注重加强新型社会刑罚观念的宣传。刑罚观念的转变有利于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会使社区居民更容易接受在社区中矫正的被矫正人员。全社会刑罚观念的转变也有利于社区矫正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因此，政府在扶植社区矫正工作的同时要加大对社区矫正的正面宣传力度，使社会服刑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得到全民支持，从而实现矫正机构与相关单位“互利双赢”的局面。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陶郑忠．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03）．

[2]辛科．我国实施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对策[D]．内蒙古大学，2012．

[3]许芝萍．天津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机制及对策研究[J]．天津法学，2012，（02）．

【作者简介】中共四平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文章来源】《行政与法》2014年第8期

第二篇：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2008-12-20 15:12:11 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社区矫正是一种顺应国际刑罚发展走势，适应我国刑罚文明发展需要、促进受刑人今后更好 地融入社会的积极刑罚举措，目前，这项工作已在我国部分省、市试点推开，从总体情况来 看，工作进展较为顺利，管理和教育稳步实施，各试点省市现在都已有部分罪犯按期解矫。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由于仍处于试点阶段，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在一 些地方还只是满足了制度规章的原则性要求，实现了工作计划程式的数量达标，而在质上，仍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细化、去做实、去加强。下面，笔者根据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所进 行的调查，试就其中的相关问题，作些分析与探讨。

一、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处于试点阶段的社区矫正，是在没有法律专门规定、没有专业理论指导、没有专业工作人员、没有成熟运作模式、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的背景下，靠“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的实践 着，现在，各试点省市的社区矫正工作普遍面临着这样几方面的困难与问题。

1、管理遇阻 社区矫正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而实践又强调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因此，在工作 中，一些管理便遇到了困难。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管理的权威不足。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因为身份上不是警察，没有制 服，而民间习惯于认同制服、相信穿制服的管理者的权威。因而，有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按 规定进行矫正对象走访时，走访对象家庭或单位让他吃“闭门羹”。二是管理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剥夺政治权利依刑法的有关规定，属于资格刑，罪犯在服剥夺 政治权利附加刑时，只应当被限制若干不能享有的权利，而他们的人身自由不应当被限制，但社区矫正与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一旦结合起来，则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也要向其他的 罪犯一样接受管理与教育，他们的自由也被限制起来。三是公益劳动难落实。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本意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但公益劳动毕竟是 一个过程，对这个过程必须有组织有管理才能正常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组织开展公益 劳动时，最初曾想组织集中性公益劳动，后来发现这样的要求不现实，调整为根据要求，保 证每月不少于12 小时的公益劳动，劳动的场所不强调在同一个地点，每次劳动的具体时间不 强调统一，由社区矫正对象自由安排。然而，即使这样也不现实。因为社区矫正对象中，有 不少人在当地没有工作，他们必须到外地去打工，如此频繁的劳动要求，会让他们无法继续 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份工作，所以，一些人干脆放弃了公益劳动。也有人提出，自己愿 意用金钱赞助一些单位如敬老院、小学以替代公益劳动，但现有制度又没有易科处罚的做法。

2、技术不精 试点省市的社区矫正，从形式上看，各具特色，每个省市的试点都有自己的模式，但细细考 量这些模式，笔者觉得，每一种模式，虽然都已具备了一定的体系，尤其是从制度规定上看，从工作流程到人员管理、纪律要求、矫正对象的考核管理、各类表式的填写，都规定的很详 尽，但这些规定毕竟只是一些抽象的要求，这些制度规定与实际相结合，必须要在实践上下 功夫。因此技术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现在社区矫正工作的技术，仅从文字上看，以下几 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对罪犯情况分析，空话套话多，多名罪犯一样的情况，体现不出每名罪犯不同于他犯的 个性特征。在分析的内容上，仅仅局限于对罪犯所犯的罪名、罪犯的主观过错、犯罪后的态 度进行简单的概括，而没有涉及到罪犯的性格、罪犯的过去经历、罪犯的人际关系、罪犯所 以会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罪犯与被害人、与所在社区的现实关系。二是关于矫正对象访谈，访谈的内容被格式化为固定的几项内容，然后在应回答的部分分别 填充少量的文字，不少内容的回答都是“清楚”、“知道”。三是对罪犯的矫正计划的制作，从原则到原则，只是把有关制度规定的几项内容贩运到有关 的表格中，而没有具体的运作措施。计划的制度性与可操作性得不到体现。四是关于罪犯的评估报告，在得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结论之前，所作的调查，范围窄、对象 少，问及的问题过于简单，多为罪犯个体最基本情况，没有涉及到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罪犯 是否具有可矫正性、罪犯社区矫正的有利与不利因素会有哪些等。五是关于矫正日期的起算。罪犯被社区矫正应当从何时起算。按理应当从被公开宣告社区矫 正的当天作为社区矫正的日期，以前被羁押的日期有一日则折抵一日或两日。但在一些社区 矫正宣告书中，笔者发现不少罪犯的矫正日期都与宣告日期不符，在这些宣告书中，社区矫 正日期都是从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算，而不少罪犯的判决都是几年前就已作出，那时，我国还没有试点社区矫正。

3、队伍不稳 社区矫正在试点时期，从职责分工与要求上看，关涉的部门很多，但一旦具体落实起来，则 又出现了没有专人工作的问题。不少地区的司法所的人员本来就不多，一般都在3 名成员以 下。而这些人由于编制在街道或乡镇，他们很少能专门单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他们的常规 工作包括了民事调解、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等，他们经常会被地方上的领导指派去从事其他 如计划生育、房屋拆迁等与司法所工作职责并不一定相称的工作;这些人在司法所的工作职位 也不具有稳定性，他们的工作职位变动是常有的事。有些地区通过公开考试，结合确定的条 件标准，招录社会上一些人员从事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事务。而这些人成为专门的社区矫正 工作人员后，他们的心态如何？笔者曾问过部分工作人员，他们普遍反映，由于待遇太低，工作量大，工作非常辛苦，他们现在在观望，如果待遇不能有所提高，他们会自动离开的。这样就出现了新的矛盾：这种招录专门社区矫正人员的做法只会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经 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根本就拿不出这笔资金;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对从事这项工作的经济收入 期待又是比较高的，达不到要求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也就是说穷困也罢、富裕也罢，反正都 难招得起社区矫正专门人员，招来了也不一定能留住。

4、财力不足 社区矫正，作为司法所的一项常规工作，属于新增加的工作内容，理应有相应的资金拨付作 为实施的保障，况且这样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但是现在，把这项工作的具体开展交给司法 所时，司法所人员明显感到在财政上有这样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财政保障错位。社 区矫正的工作对象，都是原来由公安部门负责监督考察的对象，现在由于实施社区矫正，移 交给司法所，那么，在工作转移的同时，原先由国家拨给公安部门用于监督考察社区矫正对 象的费用，至少应当拿出一部分给社区矫正部门用于社区矫正活动。二是财政保障主体不当。对社区矫正工作，应当由谁来作为财政保障主体，理论上分析，应当比照监禁矫正，由国家 财政拨款保障管理与矫正工作的正常进行，这里的国家财政可以用省财政作为实施的具体体 现，但是在推进这项工作时，实际的财政保障主体成了各地市以下的地方财政部门，尤其是 地方上的基层街道和乡镇政府财政，时常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社区矫正活动。三是社 区矫正的资金数量明显不足。表现在各地司法所的建设达不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初期要求的 建设标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社区矫正走访等活动的车辆支出费用没有地方报销。

5、宣传不力 社区矫正是一个新事物，社会上的百姓并不了解社区矫正，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宣传来向老 百姓具体说明。联合国第一届防止犯罪暨犯罪处遇会议关于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相关建议 案指出：“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运用，必须获得一般公众，尤其为机构所在地之社会有效合 作，始能顺利进行。因此之故，必须将各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目的与方法，及制度之实施 基于执行者有相当自行节制能力之事告知公众。关于此点，地方及国家新闻机构如能广事宣 传，当极具价值。” 事实上，宣传与告知的工作，我们做得非常欠缺。笔者在与被矫正对象谈及周围人对他被处 以社区矫正刑罚后看法时，一些人反映，老百姓不懂得社区矫正，他们只知道犯了罪要进监 狱，否则就是没犯罪。笔者也曾为找寻一个镇司法所而向老百姓打听具体地址，多数老百姓 问笔者是不是就是法庭，他们知道法庭在什么地方，但不知道司法所在什么地方，甚至有些 老百姓回答笔者，他们没有听说过他们那儿还有司法所。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我们曾经期望 通过有作为而后有地位，但是在我们努力作为之后，由于宣传力度不大，我们仍然没有争到 多少地位。

二、社区矫正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原因

1、法制不健全、法律内在矛盾无法协调 社区矫正在试点期间，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所依据的主要是两院两部《关于开展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但是这个通知，只是确 定了社区矫正五种对象，以及工作的一般要求，而在具体工作中，涉及到相关法律特别是法 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或是法律与实际工作矛盾时，从这个通知中是没有办法找到解决的根 据的。各试点省市在推进时，基本上都自行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制度与规 定，如工作意见、工作流程、管理规定、考核与奖惩规定等等。但是这些制度与规定，有不 少内容突破了现在法律的规定，如假释犯按照刑法的规定“在假释期间，一般不得减刑，除 非有重大立功表现。”而一些省市却通过自已制定的制度，规定假释犯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 表现应当减刑。这就突破了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显然这种突破是非授权的行为。再如关于 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与考察，刑法规定都由“公安机关监督与考察”，但刑诉法又将其中的 缓刑罪犯的监督与考察规定为“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社区矫正工作运作期间，一些地区又将这种监督与考察的权力部分收归社区矫正部门，法律规定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实际操作与法律规定又有出入时，应当相信什么呢？基于这样的矛盾，社区矫正对象以及一 些单位、个人有时会认为社区矫正的一些做法是非法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他们拒绝 接受管理和认同做法。这样就带来了管理遇阻的麻烦。按照规定，凡是社区矫正对象都应当 参加公益劳动，而且每月不能少于12 小时，但由于不少罪犯在外打工，接受罪犯打工的用人 单位，他们并不一定认同这种做法，他们采取不放人的措施，让罪犯要么长时间回不来;否则 就再也回不去。这又迫使罪犯不得不放弃公益劳动。

2、宣传不到位，社会影响力不广 任何一种社会性活动都应当在必要宣传的基础上，在人们对这项活动有了一定认识基础上，才能顺利地开展，但社区矫正，从它开始试点起，就始终只是在圈子里传播，没有真正面向 社会的宣传与发动，老百姓对这么一个洋概念，讲都讲不顺口，也不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意义、目的、作用。因此，当某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与具体的单位或个人接触，想开展相关 的社区矫正工作时，对方很容易采取不配合的态度。许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把这种不配合归 因于他们身上没有制服，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有没有制服的问题，而是社区矫正这项工作没 有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这项工作不了解也不理解，我们承认，我国民众历来有制服崇拜心 理，习惯于认同制服权威，但制服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权力，它只是权力的外显。然而，权力 的外显并不一定就得要制服才能实现，如果通过宣传，民众内心已经体认了社区矫正，又何 必在乎有没制服加身呢？笔者在某省一个小镇问普通百姓是否知道社区矫正，他们回答从来 没听说过。而该小镇有70 多名社区矫正对象目前正在接受矫正。可见我们的工作与老百姓就 隔着那么一层其实并不难捅开的纸。

3、缺乏专业队伍，工作质量没有技术支撑 社区矫正，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由司法所具体负责管理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但照目前司法 所的人员来看，在大调解成为司法所的一项重大任务后，司法所不足3 人的力量本来就有点 力不从心，现在又增加了社区矫正这个工作量更大、要求更高的工作，他们就更感到应接不 暇。据笔者调查，目前，很少有地区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一般都是由某人兼职从 事这项工作。一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能够负责几名罪犯呢？这本来应当有一个定数，一个人 不可能负责得了无限多的社区矫正对象，它既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实 际上，各地区情况不一，社区矫正对象在有些地方可以达到1：25 左右，一个人能管得了那 么多吗？不要说完成工作，单就完成文字材料都困难。而社区矫正对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工作人员的数量很难有增加的可能。在这样一种人手严重不足、没有专职人员的情况下，社区矫正在一些地方成了一种文字形式矫正，看材料不少，每个月都按要求做了不少文字材 料，但做具体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就要打折扣了，有些工作完全就是一种文字创作活动。当然，这也与我们对文字材料的要求有关。记得联合国有关文件中曾强调对社区矫正工作“不 能让工作人员整天被文字所累”，但我们现在的工作注重的却又只是具体的文字，通过文字来 检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做了，做了多少。

4、财政无制度纳入，资金给付没有制度保障 对于司法所来讲，社区矫正是一种需要一定数量经费支撑的工作，如各类材料的制作、为经 常性的走访矫正对象所需的交通工具，开展集中教育的设施、设备，进行心理咨询的仪器，都需要花费资金购买，有些省份也曾专门下文规定各地开展社区矫正时司法所的硬件配置应 当达到的标准，如应当有专门的电脑、电话、传真机等，但所有这些物品，司法所自身是无 钱购买的，这就需要由上级部门拨款或财政部门拿钱购买。但由于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工作经 费既没有标准，也没有纳入财政保障制度体系，司法所的上级部门没有这项专门经费，地方 财政部门也认为这项工作增加了地方财政的额外支出，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还可 能拿出少量资金资助社区矫正工作，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则一分钱都不会拿出来 给社区矫正部门。没有经费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开展，如有些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因为走 访矫正对象而花费的交通费用无处报销，只好采取减少走访次数，能不走访的尽量不走访。

三、细化、做实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社区矫正，作为一类非监禁刑，与监禁刑有着同样的刑罚目的——把一个个曾经危害社会的 犯罪分子改造成为不再危害社会的守法公民，改造人的工作是一门伟大而复杂的人学，从事 这种活动必须精工细琢。针对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当 着力抓好这样几项工作：

1、加强宣传教育，扩大社区矫正的影响力 社区矫正并不只是社区矫正部门内部的事，它事关整个社会的平安建设，是社区的事。社区 矫正的本意之一就是要用社区的力量来矫正罪犯。如何把社区的力量利用起来，我们的宣传 工作首先要跟上。只有我们做好了宣传工作，让社区的成员理解社区矫正，从而支持社区矫 正、参与社区矫正。鉴于社区矫正的影响力波及范围太窄，我们应当努力通过报刊专栏、小 区橱窗、电视专题、小区知识讲座、编印相关工作手册等形式，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促进 社区矫正在社区深入人心。在社区矫正宣传活动中，我们不仅要向社区居民介绍社区矫正，我们还要向他们表明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社区居民配合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正当性、必 要性，使社区居民懂得，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不仅是改造了罪犯，造就了罪犯的新生，也更 加有利于社区的和谐与安宁，社区矫正维系着社区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样就能促进他们支持 和配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自觉性。

2、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完善社区矫正立法 法制不健全是社区矫正面临众多困难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强法制建设，厘清法律内部 的矛盾，进行刑法和刑诉法的相关修订，该由社区矫正部门行使的权限，从法律上划归社区 矫正部门，这样便于社区矫正部门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另外，笔者觉得，在社区矫正对象 确定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目前放在社会上接受刑罚的对象就是社区矫正的对象。因为社 区矫正在管理上的一个普遍性举措就是要限制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但这种对人身自由的限 制只有在法律授权情况下才有权作为，可是社区矫正对象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他们服 的是资格刑，他们只是不能行使某些权利，其除此不应再对他们施加任何义务性要求，但他 们一旦作为社区矫正对象，则人身一样被限制自由。因而今后在立法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剥 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当然，社区矫正工作对法律的触动，并不仅限于刑 罚执行，它甚至已涉及整个刑事法的运作，因此，在条件成熟时，最好是能制定出一部较为 完善的社区矫正法。

3、加强队伍建设，促进社区矫正人员专业化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非常技术化的工作，没有一套专业技术本领就无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目前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技术不精，正是源于我们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技术问题。就目前情 况而言，我们不能总是让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兼职社区矫正工作，这样他就难以下定决心钻研 社区矫正技术，况且到目前为此，我们还没有培养出专门的具有熟练专业技术本领的社区 矫正专业人才。理论上讲，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更应当努力钻研社区矫正技术，今后社 区矫正工作的完善与发展，要靠现在的工作人员出经验、出技术、出模式，出理论。所以，今后，在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上，应当强化司法所的力量，大力增加司法所编制，使司法 所的人员在现在的3 个人基础上增加到每所不少于5 人，其中按排2 人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 作，同时向社会招录一定数量的社工，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者。这样社区矫正有了 专人从事，工作的质量就会有所提高，社区矫正的人手增加，工作就会有人去做，工作保持 相对稳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就会以此作为事业，为之努力奋斗，也只有这样通过稳定队伍、促进专业化，才能提高社区矫正技术水平，从而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

4、加强财政建设，多渠道解决社区矫正的资金困难 社区矫正的资金困难成了许多问题引发的动力源，如社区矫正队伍不稳定、工作打折扣开展、司法所硬件条件更显得落后、社区矫正工作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切实重视。改变这种现状，必 须加强社区矫正财政建设，首先政府特别是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此进行财政保障，每年以一 定数量的财政拨款拨到各市，由各市再逐级分配下拨，这是一项财政经费来源，另一项是各 个地级市每年根据本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社区矫正支出，这两项财 政拨款都应当纳入地区的财政工作计划，用财政制度予以彻底保障。除此而外，应当采 取一些办法鼓励和接受民间捐赠。如捐赠数额达到一定数量的捐赠者，在工商税务活动中可 以享有一定的优惠。另外，我们还应当理清两个财政关系。一是从理论上看，社区矫正比监 禁矫正能节约很多的费用，那么就应当考虑将部分原来拨付给监狱的经费拿出一部分，留给 社区矫正部门。毕竟，在监狱，罪犯是有国家供给的囚粮的，这些罪犯不在监狱服刑，为什 么还要把全部的囚粮留给监狱呢？二是社区矫正的对象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是由公安部门管 理，现在这些人全由公安移交给司法部门，那么原先给公安的管理费用应当拿出部分拨款给 司法部门。这样才能事责、事财相符。

第三篇：浅谈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谈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时间：2010-11-17 15:24作者：朱承阳 张殿高新闻来源：正义网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通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使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但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工作还有许多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浅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法律冲突。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监外罪犯的监督考察主要由公安机关执行。2003年7月10日，两高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全国六个省份的部分城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 年 1 月，两院两部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进一步扩大的社区矫正试点的范围，并确定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是司法行政部门，即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帮助、教育工作。该通知的精神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差异。这种执法与执行相分离的状况，一是影响了刑罚执行工作的统一性，不利于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弱化了刑罚的效能；二是导致执行机构之间的矛盾，影响了执行机构的工作积极性，有些问题是谁也管、谁也不好好管的局面；三是出了问题无处问责。另外，刑罚执行权必须由法律授予，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区矫正工作面临合法性缺位的问题。

2、社区矫正内容不健全。《两院两部通知》中规定，社区矫正的任务是：一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三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在试点工作中，各地要根据社区矫正工作任务的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内容、方式方法、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努力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这一规定太笼统、可操作性太差，导致实践过程当中，在对罪犯执行社区矫正时，执行机关仅仅起到了监管的作用，而实现不了矫正的价值，不能针对不同罪犯的个案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矫正方案，充分利用社区和罪犯各自的长处和优越条件进行矫正，优势互补。另外。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很多矫正项目得不到有效开展，思想汇报和谈话教育流于形式，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

3、文书送达不及时不规范。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不规范导致监管单位无法及时进行监管，这是监外罪犯脱漏管的重要原因。实际工作中表现为：一是裁决机关没有及时将有关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二是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未及时将法律文书转送至负责监管的派出所、司法所。三是裁决机关未将文书送达检察机关，致使检察机关不能全面掌握监外执行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外地裁决机关。这给检察监督工作带来难度，这种文书送达不及时不规范的行为，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造成脱漏管。

4、观念落后，社区矫正的正面宣传不够。一方面，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表示陌生，对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普遍存在防范心理，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正常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基层社区组织社区服刑人员从事公益性活动较少，普遍存在怕出问题、怕发生重新犯罪的顾忌，造成社区服刑流于形式

5、对矫正对象不服从监管的处理力度不够。按照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监外执行罪犯，公安机关应给予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监外执行的建议等。但由于个别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不强，对监管规定了解不够全面、深刻，对监外罪犯的违规现象不知道怎么处理，束手无策。

6、检察方法单一，影响了检察监督效果。在“两高两部”的《通知》中对检察监督只是做了原则的规定,该检察方法主要还是参考2008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中的规定。针对规定，无论是交付执行检察，还是监管活动检察、变更执行检察、终止执行检察等，检察的方法是书面检察、实地考察，与有关人员或组织谈话；对于交付执行的有关法律文书的传递，主要靠法院送判决书、外地监所科寄等方式进行。该种方式进行检察监督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因为到实地去考察，还是由法院送判决书或由外地监所科寄材料等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该时间段是监管的良好时机，因该段时间内是掌握罪犯是否报到，检察社区矫正主体是否存在脱管、漏管现象的好机会，能真正体现检察监督的及时性、预防性。另外，有些材料如果外地没寄或者其它情况，就无法全面掌握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情况。同时，在《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中规定只是每半年至少展开一次全面大检察，发现的问题只是少量的且时间滞后，这样使得社区矫正工作在偶尔法律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效果。

二、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1、完善社区矫正立法

一般来说，开展社区矫正的国家大都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执行的刑罚种类、适用范围、执行制度、适用程序、步骤以及刑事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等。这些规定是社区矫正执法活动最原始、最权威的依据，也是国际有关“人权公约”及各种刑罚适用及执行规则的一贯要求。国外社区矫正的立法主要有：制定专门的刑事执行法典、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定单行的社区矫正法规等。另外，国外为保障社区矫正的实施，还制定有配套的规章、制度、政策。

就我国而言，首先需要适时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目前,只有司法部有对社区矫正的规定，其级别不高，且规定与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冲突，从本质上说，行刑权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行使，既符合刑事司法权力合理配置的需要，也符合国际惯例。因此，有必要先修改目前相关法律规定，适时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对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监督管理措施、保障体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职责、权利和义务、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特别要明确公益劳动、日常奖惩等矫正措施的法律性质，解决业已存在的法律依据不足、监督客体模糊等问题,为社区矫正健康顺利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

2、完善法律文书送达和交付执行制度

法院对罪犯判处、裁定监外执行后，应当将监外执行罪犯的判决书、裁定书以及执行通知书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达公安机关治安大队、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办公室和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应及时办理接受监管、矫正手续。监外执行罪犯未按规定到派出所、司法所报到的，司法所、派出所应当将情况及时反馈交付机关和检察院监所检察科，以便交付机关及时采取措施查找，避免监外执行罪犯不自行报到造成漏管。

3、建立健全公检法司各部门联动机制

一是实行联合监管，即公检法司各部门在市政法委的领导下，共同对监外执行罪犯开展监管、考察、监督，形成一个由派出所负责日常监管，司法所负责日常教育矫正，社区村组干部、群众负责日常监督的群防群治工作网络。二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防止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及时处理和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由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各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协调和解决衔接、交付执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检查监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4、加大监控处罚力度

一是公安、检察、司法机关在法律框架内履行考察、监督、管理矫正对象的职责。要求罪犯遵守法律、法规，接受监督；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迁居，应报经公安机关批准等。二是对监外执行罪犯再犯罪的要进行严肃惩处，保证刑罚执行的威慑力，促使其他监外执行罪犯主动接受教育改造；同时对监外执行罪犯存在违法违规现象要坚决给予相应的处罚，情节严重符合收监执行条件的，要坚决进行查处，收监执行。

5、加大检察监督力度

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应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督促执行机关规范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一是加大对监外罪犯执行的监督检察，督促执行机关更好地落实监管措施。二是监所检察部门每年会同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对监外罪犯开展二次以上联合检查，不定期开展抽查，督促纠正发现存在的脱管漏管，建议收监严重违法的监外执行罪犯；三是要加强对监外执行中违法行为的查处，尤其要着重查办牵涉其中的职务犯罪案件。

6、加大帮扶力度，解决生活困难

司法行政机关要最大限度的争取其他单位和部门的配合，针对性的组织监外执行罪犯参加各类劳动技能培训，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提高就业机率；执行机关要加强与企业和用人单位的联系，加大正面宣传力度，促使用人单位转变用人观念，为监外执行罪犯提供平等的择业机会；对于生活确实困难的，又无生活来源的，要协助其做好申请低保等工作，切实帮助其解决生存问题。

社区矫正在我国刚刚起步，尽管从宏观上而言，其实施条件和环境仍存在很多缺陷，但其独有的轻缓化、人性化、成本经济性的特征，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随着社区矫正试

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必将形成。

第四篇：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问题的解决对策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问题的解决对策

【摘要】：最近几年，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从试点到全面推广，还面临许多困难，主要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物质保障程度低，人员不足，机制不畅，观念阻碍等方面。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健康的发展，首先要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给社区矫正合理定位，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并重，将社区矫正作为应对违法犯罪首选的制度安排。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立法，重塑我国的法律制裁结构。引入社会治理观念，充分发挥非机构矫正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依法建设美好社区，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社区矫正，存在问题，和谐社区，完善建议

国外社区矫正的实践证明，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环，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的行刑成本。从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趋势，不少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社区矫正的方法，其缓刑、假释人数已超出监禁人数的数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酝酿而生，顺应了现代刑罚理念。社区矫正组织的成立使得权责分明，真正便于管理。同时，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的改造使刑罚目的有了有效的载体。但是，我国的非监禁刑执行研究一直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因此，笔者尝试对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适当的探讨。

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相比世界的刑罚发展趋势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距离。

（一）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缺失

两院两部 通知 是我国迄今为止对社区矫正规定得最详尽也是最有权威的规范性文件 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法律 依据 该文件的性质类似于司法解释，其法律地位与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很不适应，并且有违宪之嫌。

（二）非监禁刑适用普遍偏少

就目前来说，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仍然釆用的是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整体而言，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极低。从当前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社区刑罚制度已被各国广泛使用。据统计，2009年，加拿大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也都在70%以上；英国、日本超过50%；韩国和俄罗斯比例较低，但也分别为45.90%和44.48%.[1]而我国长期的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以及1980年代初以来连续多次的“严打”整治斗争，致使人们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同时由于在社区监督管理机制上的不健全和措施不落实等问题，使法院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控制

较紧，因而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近年来我国缓刑假释的比例只占所有服刑人员的17%.以上海为例，上海每年假释的比例约占在押犯人数的1％左右，缓刑的比例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仍不到刑事处罚人数的10%。

（三）社区矫正的监管不力

我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考察执行，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前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1997年《刑法》实施以后，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法》对考察机关做了调整，明确了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考察职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执行工作是由县级公安机关负责的。在工作中，县级公安机关指定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驻乡人民警察或交罪犯所在单位、基层组织作为具体负责监督考察的执行单位。但在对社区矫正对象考 1

察的实践中，并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还是由基层派出所交由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予以考察

监督。这种考察和管理的体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四）缺乏专门矫正机构和专门工作者并且社区居民不积极参加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目前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 社区矫正工作开始后，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

司便成立了社区矫正处，但全处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至于地方的管理机构，全国只有上海市

成立了副厅级社区矫正领导机构 社区矫正办公室，除此之外，其他试点省市在省市内均未

成立专门组织机构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居民较少，仅有 2%的居

民参与过社区矫正工作，而参与者中以退休的老人和一部分下岗职工为主，这些人主要是通

过居委会的招募参加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的，参与社区矫正的居民数量还太少，特别是真正

意义上的志愿者非常缺乏，而社区矫正工作必须要依靠大量志愿者才能顺利实现矫正目的。

（五）社区矫正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社会矫正的工作职责有两个：一是对罪犯进行监督，从而提供对社区公众的保护；二是

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包括对他们的咨询、更新，使他们重新与社会结合。社区矫正

人员肩负改造服刑人员的社会重任，如果没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衡量，矫正效果就难以保证。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时，一般都要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从而使社区矫正

工作法律化、制度化、有序化。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上的偏差、法律滞后、制度不完善等

因素制约着社区矫正的进一步开展以及深化和完善。这些制约因素实际上也是上述问题的产

生原因。主要制约因素有：一是在观念层面上，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的端正；

二是在体制结构方面，非监禁刑和社区矫正在国的体系中的地位还不高；三是从维护司法人

权方面来看，对犯罪人的法定权利仍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四是社会转型使得对被社区矫正对

象考察监督的难度加大。

二、对于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一）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涉及到把什么样的罪犯放到社区中执行刑罚的问题。从有利于

社会稳定，增添社会和谐因素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及范围至少应包

括四类:一是未成年犯。对于犯罪的、必须处以刑罚的未成年人，应该优先考虑使用社区矫

正刑，尤其是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轻罪犯。对于罪行较

轻的、社会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可以使用社区矫正刑。具体范围

可以考虑将原《刑法》所规定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增加使用社区矫正刑的刑罚

方式。三是过失犯。过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实施的，其主观恶性程度一般不会太大，将他

们放在社会上服刑改造，一般不会再危害社会。使用社区矫正刑这一刑罚方式，更有利于他

们的改过自新。四是老、弱、病、残、孕犯。各国刑法一般都认为，刑事责任因其责任能力的减弱而有所减轻，应当或者可以从宽处罚;同时还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决非

报复，而特殊预防重于一般预防，裁量刑罚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

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适当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作为犯罪者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人

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较小，因而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细化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假释适用的实质性条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

该规定过于原则，弹性过大，未提供具体的评判标准，不利于缓刑、假释的准确适用，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官和监狱在缓刑和假释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立场，从而影响了缓刑、假释的适用率。为此，应对“悔罪表现”进一步细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归案后如

实交代自己罪行，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减少犯罪造成的损

失，积极退赃，积极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等，都可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或者将假释的实

质性条件修改为：在服刑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学习和劳

动、一贯表现良好的，或者年老体弱、丧失作案能力的等等，从而为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实质要件。另外，从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会化桥梁这一目标出发，我国刑事立法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执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虑适用法定假释，即对于在监狱执行了大部分时间的刑罚以后，由法律规定予以附重要任务的释放。为了保证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还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罪犯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即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家庭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以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从而通过这种预测评估来确定是否能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和假释。缓刑、假释等社区刑罚的适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预测水平的限制，而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又有赖于建立科学的人格调查制度。当然，由于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在开放的社区执行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社会治安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同时，必须审慎进行，切不可盲目适用，以避免出现社区矫正的滥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

为了避免社区矫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现管制刑遭遇“灭顶”的风险，对社区矫正应该注重通过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去落实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如英国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从40小时到240小时不等的社区工作即“社区服务”，或者要求服刑人员在宵禁期间不得进入某一特定的场所，或要求其在晚间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5]。我国的社区矫正也可以考虑增加对服刑人员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规定，如在一定条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场所或与特定人员来往，以减少犯罪诱发因素。同时可增设一些义务性规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赔偿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参加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积极承担家庭抚养费用等等。这样，不仅使刑罚的力度加大，同时还可以强化社会正义感，赢得公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体的社区矫正网络

罪犯的矫正离不开社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须以社区力量为依托。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广泛吸纳社区人力、物力资源的立体社区矫正网络。社区矫正网络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主体，具体包括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狱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一整套矫正执行机关，这些机构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第二级是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协助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矫正等方面的专业协助。他们不是矫正机关的组成部分，但通过协议的方式与矫正机关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第三级是具有社会责任感自愿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无偿服务的社区志愿者。只有组建起这三级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强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区矫正网络。要在第一级组织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二、三级组织的作用。要特别注意培育村级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在监控服刑人员行动上的便利作用，为司法所将工作重心从监控转向教育和矫正提供条件。

通过组建矫正网络，实现地区资源共享，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矫正机关与专业机构、人员的合作关系，由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矫正机关按劳付酬，实现共生和双赢的局面。

（五）改进矫正方式，丰富教育手段

改进现阶段矫正手段单

一、效果不显著的现状，做到四个结合。一是个别教育与分类集体教育相结合，既坚持针对服刑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开展个别教育，又针对同一犯罪类型服刑人员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育，如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学习、社会实践等，以节约资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专职教育与兼职教育相结合，矫正工作者作为执行主体，是专职矫正人员，对矫正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矫正方案，确定阶段矫正目标；兼职是指与矫正机关达成合作关系的专业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志愿者阶段性地参与矫正工作，在一些专业领域提供服务，在专业矫正队伍没有完全形成体系前，弥补其专业领

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在坚持法规、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尽快建立起从接收到解矫前阶段全面的心理辅导和诊疗机制，包括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定期进行心理测试、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矫正，开展各种形式的辅助治疗等，尽快消除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矫正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归社会。四是课堂式教育与互动式教育相结合，在矫正工作者采取主动的谈话教育、课堂教育之外，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教育，使服刑人员参与进来，通过直观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组织管制、缓刑犯参观监狱、未成年人管教所，与监狱服刑人员座谈，使其感受法律的威严，加强服刑意识、规范意识。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他人的肯定和认同增强服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六）畅通渠道，加强协作

加强沟通协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矫正机关对罪犯实施矫正的判决或裁定参与意见。以假释为例，社区矫正组织通过调查罪犯服刑期间表现、走访罪犯家庭和社区、与罪犯面谈等方式，形成对该名罪犯是否适于社区矫正的意见，在监狱向法院提交假释建议书的同时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础上最终作出假释裁定。这样，矫正组织在矫正前就对罪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随着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矫正机关还可在对管制、缓刑类服刑人员判决前向法院提交参考意见。这样的优点是：作为法院和监狱，只能根据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作出判决或裁定，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罪犯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社区意见等进行调查走访，而矫正机关可利用基层矫正网络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结论，为法院正确地判决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保证适合的服刑人员进入社区，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二是在矫正过程中各司法所与监狱建立协作关系。如针对目前各区县普遍反映的剥权类服刑人员难以管理的问题，可在矫正责任人与罪犯原服刑监狱干警间建立直接联系，矫正工作者可从监狱干警处直接获取许多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对于重点服刑人员的管理可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此外，提高矫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养一个成熟的社区等都是开展社区矫正必不可少的条件。

（七）加强社区矫正的正面宣传，打消人民群众的顾虑对于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要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从思想观念上，消除人民群众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顾虑。在宣传时，可以向群众讲清楚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经过司法部门按照严格的标准予以筛选和鉴别，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区矫正组织的严密监控下执行刑罚的。如果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有违反社区矫正制度的行为，如危害小区居民的生活秩序、脱逃等情况，那么就要执行监禁矫正的刑罚措施。当然，在宣传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宜夸大宣传，要切合实际，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三、结束语

开展社区矫正，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的本质就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治理、修复，为犯罪人架起再社会化的桥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质量的好坏，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是否真正认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进而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在矫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矫正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在中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促进和谐社区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彩添色。

参考文献

[1]段金贤，袁敏琴，许永勤，《社区矫正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载于《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第3卷第1期。

[2]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第五篇：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查与对策探讨

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查与对策探讨

社区矫正是一种顺应国际刑罚发展走势，适应我国刑罚文明发展需要、促进受刑人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的积极刑罚举措，目前，这项工作已在我国部分省、市试点推开，从总体情况来看，工作进展较为顺利，管理和教育稳步实施，各试点省市现在都已有部分罪犯按期解矫。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由于仍处于试点阶段，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在一些地方还只是满足了制度规章的原则性要求，实现了工作计划程式的数量达标，而在质上，仍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细化、去做实、去加强。下面，笔者根据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所进行的调查，试就其中的相关问题，作些分析与探讨。

一、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处于试点阶段的社区矫正，是在没有法律专门规定、没有专业理论指导、没有专业工作人员、没有成熟运作模式、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的背景下，靠“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的实践着，现在，各试点省市的社区矫正工作普遍面临着这样几方面的困难与问题。

1、管理遇阻

社区矫正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而实践又强调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因此，在工作中，一些管理便遇到了困难。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管理的权威不足。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因为身份上不是警察，没有制服，而民间习惯于认同制服、相信穿制服的管理者的权威。因而，有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按规定进行矫正对象走访时，走访对象家庭或单位让他吃“闭门羹”。

二是管理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剥夺政治权利依刑法的有关规定，属于资格刑，罪犯在服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时，只应当被限制若干不能享有的权利，而他们的人身自由不应当被限制，但社区矫正与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一旦结合起来，则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也要向其他的罪犯一样接受管理与教育，他们的自由也被限制起来。

三是公益劳动难落实。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本意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但公益劳动毕竟是一个过程，对这个过程必须有组织有管理才能正常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人。

待遇不能有所提高，他们会自动离开的。这样就出现了新的矛盾：这种招录专门社区矫正人员的做法只会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根本就拿不出这笔资金；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对从事这项工作的经济收入期待又是比较高的，达不到要求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也就是说穷困也罢、富裕也罢，反正都难招得起社区矫正专门人员，招来了也不一定能留住。

4、财力不足

社区矫正，作为司法所的一项常规工作，属于新增加的工作内容，理应有相应的资金拨付作为实施的保障，况且这样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但是现在，把这项工作的具体开展交给司法所时，司法所人员明显感到在财政上有这样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财政保障错位。社区矫正的工作对象，都是原来由公安部门负责监督考察的对象，现在由于实施社区矫正，移交给司法所，那么，在工作转移的同时，原先由国家拨给公安部门用于监督考察社区矫正对象的费用，至少应当拿出一部分给社区矫正部门用于社区矫正活动。二是财政保障主体不当。对社区矫正工作，应当由谁来作为财政保障主体，理论上分析，应当比照监禁矫正，由国家财政拨款保障管理与矫正工作的正常进行，这里的国家财政可以用省财政作为实施的具体体现，但是在推进这项工作时，实际的财政保障主体成了各地市以下的地方财政部门，尤其是地方上的基层街道和乡镇政府财政，时常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社区矫正活动。三是社区矫正的资金数量明显不足。表现在各地司法所的建设达不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初期要求的建设标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社区矫正走访等活动的车辆支出费用没有地方报销。

5、宣传不力

社区矫正是一个新事物，社会上的百姓并不了解社区矫正，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宣传来向老百姓具体说明。联合国第一届防止犯罪暨犯罪处遇会议关于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相关建议案指出：“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运用，必须获得一般公众，尤其为机构所在地之社会有效合作，始能顺利进行。因此之故，必须将各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目的与方法，及制度之实施基于执行者有相当自行节制能力之事告知公众。关于此点，地方及国家新闻机构如能广事宣传，当极具价值。”

事实上，宣传与告知的工作，我们做得非常欠缺。笔者在与被矫正对象谈及周围人对他被处以社区矫正刑罚后看法时，一些人反映，老百姓不懂得社区矫正，他们只知道犯了罪要进监狱，否则就是没犯罪。笔者也曾为找寻一个镇司法所而向老百姓打听具体地址，多数老百姓问笔者是不是就是法庭，他们知道法庭在什么地方，但不知道司法所在什么地方，甚至有些老百姓回答笔者，他们没有听说过他们那儿还有司法所。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我们曾经期望通过有作为而后有地位，但是在我们努力作为之后，由于宣传力度不大，我们仍然没有争到多少地位。

二、社区矫正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原因

1、法制不健全、法律内在矛盾无法协调

社区矫正在试点期间，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所依据的主要是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但是这个通知，只是确定了社区矫正五种对象，以及工作的一般要求，而在具体工作中，涉及到相关法律特别是法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或是法律与实际工作矛盾时，从这个通知中是没有办法找到解决的根据的。各试点省市在推进时，基本上都自行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制度与规定，如工作意见、工作流程、管理规定、考核与奖惩规定等等。但是这些制度与规定，有不少内容突破了现在法律的规定，如假释犯按照刑法的规定“在假释期间，一般不得减刑，除非有重大立功表现。”而一些省市却通过自已制定的制度，规定假释犯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刑。这就突破了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显然这种突破是非授权的行为。再如关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与考察，刑法规定都由“公安机关监督与考察”，但刑诉法又将其中的缓刑罪犯的监督与考察规定为“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社区矫正工作运作期间，一些地区又将这种监督与考察的权力部分收归社区矫正部门，法律规定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实际操作与法律规定又有出入时，应当相信什么呢？基于这样的矛盾，社区矫正对象以及一些单位、个人有时会认为社区矫正的一些做法是非法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他们拒绝接受管理和认同做法。这样就带来了管理遇阻的麻烦。按照规定，凡是社区矫正对象都应当参加公益劳动，而且每月不能少于12小时，但由于不少罪犯在外打工，接受罪犯打工的用人单位，他们并不一定认同这种做法，他们采取不放人的措施，让罪犯要么长时间回不来；否则就再也回不去。这又迫使罪犯不得不放弃公益劳动。

2、宣传不到位，社会影响力不广

任何一种社会性活动都应当在必要宣传的基础上，在人们对这项活动有了一定认识基础上，才能顺利地开展，但社区矫正，从它开始试点起，就始终只是在圈子里传播，没有真正面向社会的宣传与发动，老百姓对这么一个洋概念，讲都讲不顺口，也不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意义、目的、作用。因此，当某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与具体的单位或个人接触，想开展相关的社区矫正工作时，对方很容易采取不配合的态度。许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把这种不配合归因于他们身上没有制服，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有没有制服的问题，而是社区矫正这项工作没有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这项工作不了解也不理解，我们承认，我国民众历来有制服崇拜心理，习惯于认同制服权威，但制服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权力，它只是权力的外显。然而，权力的外显并不一定就得要制服才能实现，如果通过宣传，民众内心已经体认了社区矫正，又何必在乎有没制服加身呢？笔者在某省一个小镇问普通百姓是否知道社区矫正，他们回答从来没听说过。而该小镇有70多名社区矫正对象目前正在接受矫正。可见我们的工作与老百姓就隔着那么一层其实并不难捅开的纸。

3、缺乏专业队伍，工作质量没有技术支撑

社区矫正，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由司法所具体负责管理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但照目前司法所的人员来看，在大调解成为司法所的一项重大任务后，司法所不足3人的力量本来就有点力不从心，现在又增加了社区矫正这个工作量更大、要求更高的工作，他们就更感到应接不暇。据笔者调查，目前，很少有地区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一般都是由某人兼职从事这项工作。一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能够负责几名罪犯呢？这本来应当有一个定数，一个人不可能负责得了无限多的社区矫正对象，它既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实际上，各地区情况不一，社区矫正对象在有些地方可以达到1：25左右，一个人能管得了那么多吗？不要说完成工作，单就完成文字材料都困难。而社区矫正对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工作人员的数量很难有增加的可能。在这样一种人手严重不足、没有专职人员的情况下，社区矫正在一些地方成了一种文字形式矫正，看材料不少，每个月都按要求做了不少文字材料，但做具体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就要打折扣了，有些工作完全就是一种文字创作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