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外天然气储备概况及经验启示
国外天然气储备概况及经验启示
（研究单位：国家石油储备中心）
一、天然气储备的定义
天然气储备是指将开采出来的天然气实物存放起来以备待用，可分为商业储备、企业义务储备和国家储备三种形式。商业储备是指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为满足生产性周转和季节性调峰需要，采取“低吸高抛”储存气源的一种方式。企业义务储备是指企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必须承担的一部分储气义务。国家储备是指由政府出资并控制的用于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储备，主要用于应对战争、禁运、严重灾害等情况造成的天然气供应短缺或天然气供应大规模中断。
商业储备具有反应灵活、运作高效、贴近市场的特点，但也具有企业利益至上，忽视用户利益的缺陷。企业义务储备具有强制性，由企业承担储存成本，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国家储备具有公共性、政策性、可动用性和非盈利性等特点。在紧急情况下，各种储备形式都必须接受政府宏观调控，以满足特定需要。天然气储备对于应对天然气供应中断、适应市场供需和价格波动、降低进口风险、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外天然气储备情况
世界多数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大国，如美国、俄罗斯及英国在天然气产业发展初期就着手建设储气库，形成了完善的地下储气库设施。主要依靠天然气进口的国家，如法国和日本等国都更加重视天然气储备问题，除了企业储备以外，还提出建立天然气战略储备。
（一）美国
美国是世界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大国，2008年天然气产量5822亿立方米，消费量6572亿立方米，进口量750亿立方米。目前，美国本土48个州内有394座储气库，地下储气库总容量达到2200亿立方米,有效工作气量1049亿立方米。按照2008年天然气消费量6572亿立方米计算，美国储存的天然气工作气量约占总消费量的16%，相当于59天的消费量。
美国天然气储气库的管理按所有者和经营者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州际管道公司，25个州际管道公司经营着172座储气库；二是地方配气公司和州内管道公司，40个地方配气公司和15个州内管道公司经营着148个地下储气库；三是独立的储气库服务商，43个独立储气库公司经营着74座储气库。
美国对天然气储备采取地下储气库储备和LNG储备两种方式。地下储气库主要包括枯竭油气田、含水层、盐穴三种类型。在现有储备规模中，枯竭油气田储气库占85%，含水层储气库占9%，盐穴储气库占4%，LNG储备占2%。
美国天然气消费量高，调峰需求大，相应地天然气储备规模也大，但主要依靠的是商业储备。如何从更高的层面上应对天然气供给风险，美国政府内部正在酝酿建立天然气战略储备，计划对天然气进行“国家储备”，以防海外天然气供应的中断。
（二）俄罗斯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非常发达。2007年天然气产量6074亿立方米，消费量4388亿立方米。从上世纪50年代起，俄罗斯开始建设地下储气库，2005年俄罗斯地下储气库的有效工作气量约为900亿立方米，其中地下储气库供气量占同期俄罗斯总供气量（包括国内消费和出口）的比例为7%。储存方式主要以枯竭油气田和含水层为主，近年来又加强了地下盐穴储气库的研究。据报道，俄罗斯计划2030年储气库规模达1100亿立方米。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是国家储气库设施的管理运营主体。目前，俄罗斯共拥有地下储气库24座，其中枯竭油气田储气库17座，含水层储气库7座，主要分布在天然气消费区，是统一供气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外，在建项目还有3个，即乌德穆尔特含水层地下气库、加里宁格勒和伏尔加格勒盐穴气库。从天然气长远发展考虑，俄罗斯还提出了“战略气田”概念，遴选了32个“战略性”气田。
（三）英国
2008年，英国天然气产量626亿立方米，消费量939亿立方米，进口313亿立方米，消费量占本国一次能源消费40%，对外依存度为33%。1979年，英国开始建设地下储气库。当时建设天然气储备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季节性调峰需要，作为应对短期供应紧张的缓冲器，而不是专门防范供应中断风险。目前，英国的天然气储气库有三种不同类型，分别是枯竭油气田储气库、盐穴储气库和LNG储气库。
英国天然气储备运营管理主要是由国家出台政策法规，公司负责具体运作。BG储气公司管理着英国大部分天然气储存设施。英国天然气与电力市场办公室负责储存设施的监管工作。英国专门对盐穴储气库出台了法律法规，包括“土地利用计划和危险物质许可”、“主要事故危害规章（1999）(COMAH)”等。
（四）日本
日本基本没有天然气资源，其国内需求主要通过进口LNG来满足。2007年，日本天然气消费量902亿立方米，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4.6%，对外依存度为98%。日本从1969年开始进口LNG，现已拥有26个LNG接收站，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颁布《天然气储备法》的国家，明确天然气储备由国家和民间企业分别承担30天和50天的储备量。目前，民间企业承担的储备量已可满足80天的消费需求，国家储备部分也计划于2010年完成。
从1998年起，日本政府共建设了茨城县神栖、石川县七尾、长崎县福岛、爱媛县波方和冈山县仓敷5个LPG储气库，其中前三个已经建成投入运行，总储存能力65万吨，后两个正在建设中，储存能力分别是45万吨、40万吨。
（五）荷兰
为保证天然气稳定供应，荷兰将格罗宁根气田作为天然气储备基地，以满足季节性调峰的需要。为延长格罗宁根气田的寿命，荷兰政府推出了鼓励小区块和海上区块油气生产的 “小气田政策”。其操作方法是：优先开发格罗宁根周围的小气田，给予这些小气田开发的天然气进入管网的优先权，以保证企业随时卖出生产的天然气。在财政税收措施上，荷兰政府为鼓励小气田的勘探开发活动，实施了加速折旧、降低矿权使用费等一系列政策。
三、外国天然气储备的经验
随着天然气生产和消费的不断增长，许多国家不论是天然气生产国还是天然气进口国，都越来越重视天然气储备问题。一是，在建设用于调峰的天然气储气库基础上，开始建设国家天然气储气库。二是，储气库的方式多为利用枯竭气田和盐穴建成的地下储气库，储存能力逐年增加。三是，政府对建设天然气储气库给予了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四是，储气库的运营基本上采取公司化管理模式。五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天然气储备建设。
第二篇：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来源：国土资源报作者：李珂 高晓巍2010-08-30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农协提供服务
日本的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买卖和租赁两种方式。日本的农地改革和1952年制定的《农地法》，不允许拥有土地的农户离开村落，凡是那些离村就职的农户必须出售他们所持有的土地；1962年对《农地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开始允许农地出租和出售，但是，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阻碍了农地耕作权的让渡；1970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修改《农地法》，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额，以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为中心内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等；198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农用地利用增进法》对农地的有效流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的流转。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地租借转让的桥梁，他们接收租出的农地，再将这些农地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1993年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并且那些认定农业者可以获得农地方面优惠的政策支持。
点评：在日本农地流转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府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培育了良好的农地流转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也为农地流转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另外，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了其作为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的作用。日本农协的良好发展是各国农民组织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典型例子。它不仅促进了农民的合作，也成为了农地流转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转的速度，保证了流转的成功率，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美国：产权边界清晰市场自由度高
美国在20世纪初确定了以家庭农场制为主的土地制度。美国农村的土地有国有和私有两类，土地流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出售国有土地，它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法案，如《土地先购权法》、《宅地法》来鼓励拓荒和土地的开发。二是市场交易，如果要使用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土地流转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农场的规模，加快生产要素的有序组合以及促进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在农业方面的运用。土地流转过程中，通常都是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有偿转让，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信贷支持、政策引导、利息调节、价格补贴等经济手段以及各种优惠性的政策来鼓励和诱导家庭农场规模的适度扩大。
点评：美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因其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以土地私有权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制度，使得土地在流转过程中能够达到产权边界明晰，在市场上的买卖出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够很好地得到市场的调节，而且对于农地的权利方面有很好的法律保障，促进了美国的农地合理地进行流动，农地经营规模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英国：市场为导向科技做带动
从20世纪初到现在，英国的农业发展中变化最大的就是过去由大地主、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转变为目前的以自营农场为主导的经营形式。促成这种转变，与英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倾向于保护自营农场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权利，促使了自营农场的快速发展。颁布的法律、法规包括1906年的《农业持有地法》、1941年的《农业法》等。之后，英国先后对《农业法》进行了修订，继圈地运动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农场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从政策的制定上支持大农场的发展，排挤合并小农场。1967年，经过修订的《农业法》规定，对合并小农场，政府提供所需费用的50%。除此之外，政府对农产品差价补贴的数额也基本取决于各个农场的播种面积和销售数量，也就是说，农场的规模越大，其所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因此，在政府鼓励、市场竞争、农业技术的改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农用土地得到了顺利流转，农场的规模也逐渐地扩大。
点评：英国农地流转的模式主要是扩大农场规模，以市场为导向，在农业科技的带动下，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在制定制度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立法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加速了土地的流转速度。同时，也有效地发挥了市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形成了良性的流动机制。
法国：中介完善运作规范
法国农地流转的一大特点就是实施土地集中政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20世纪20年代，法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进小农场的合并，促进和支持中等农场的发展。颁布了《农业指导法》，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来负责收购小片土地，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大农场，并通过租赁经营（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加速土地集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政府对中等农场在土地购买、贷款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对年老农民发放终生养老金，鼓励他们离开农业，优先安置达到中等规模的青年农民，达到改善农场结构的目的。
除此之外，法国还通过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来保护土地，促进土地的流转。如私有农地一定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和在耕地上搞建筑；土地转让不准分割，只准整体继承或出让；设置土地事务所和土地银行等相关机构促进土地的有效管理和流转；对于土地市场的管理和规范，法国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控制土地的收购和转卖。
点评：法国农地流转制度的成功在于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有完善的市场中介组织。如土地整治和农村安置公司，通过这种中介组织去收购和转卖，使得法国的农地得到了流转。二是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保障，规范了农地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减少了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也降低了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农地的有效流转。
第三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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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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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外干部考核经验启示
国外干部考核经验启示
《中国组织人事报》（2013-11-20 07版：海外瞭望 版）
纵观英、美、日、法等国，对干部人事考核工作均十分重视，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明确岗位职责，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
只有明确岗位，才能明确职责；只有职责分明，才可能考实考准。1985年美国开始进行文官制度改革，将各种职位的工作种类、性质、难易度、责任大小和任职资格等加以区别，建立了“职位分类”制度，制定出职级规范作为考核、任用以及人事行政管理的依据。在此之后，英、法、日等国也纷纷效仿，不断据此改革完善本国的文官制度。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仍存在对不同干部“一锅煮”的考核方法，造成党政、政群、政事、政企不分，针对性不强。应当根据我国干部特点及岗位特征，分类别建立起党群、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干部的不同考核体系及制度，逐步实现干部考核的类别化。
实施综合考察，注重潜力的发挥
从欧美等国干部考核的实践看，既注重考察干部以往的工作实绩和表现，也重视干部潜力的发掘。比如，英国实行能力考核制，围绕人的能力、工作热情和潜力等方面进行考核，除了考勤外，还要考核工作知识、人格性情、判断力、责任心、创造力、机敏适应性等十项内容，把动态考核和静态考核、实绩考核和潜力考核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当前的干部考核，过分重视干部过去表现，而忽视潜力的发挥，这在客观上促使干部热衷盲目追求形象好、见效快、容易出政绩的工作，片面追求GDP，我们必须尽快纠正错误倾向，既要重视干部过去的工作成绩，也要科学测定、评价干部的潜在能力和水平，促使地方科学发展。
采用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并重
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实行统一的“考绩表”法，对三个方面16项内容进行因素分析，统一考核。英国将考核内容分解为10项要素。日本实行综合考核制，对工作、性格、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估。归结起来，国外干部考核主要运用三种方法：分类法、评级法、比较法。每种考核方法都是既重视掌握考核对象工作等方面的质的特点，也注意了解考核对象工作等方面量的特点。我国以往的干部考核偏重于定性而忽视定量，一般为“年终考核表”法，大致程序为：个人鉴定、群众测评、分管领导评价、主要领导审定等。近年来，各地也探索了一些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如何设置出科学的干部考核量化指标，仍需我们不断探索实践。
倡导公开与民主
在干部人事考核中，英美等国都比较注意贯彻公开、民主的原则，认真做好考核情况的反馈。美国的考核制度中明确规定：考核结果必须书面通知被考核者；被考核者有知晓考核内容的权利；本单位人员有查阅考核结果的权利；被考核者认为考核结果不当时，可以提出申诉，要求纠正和补偿。这样更有利于检查考核是否全面、准确，最大限度降低失真度，提高信度和效度，也有利于被考核者扬长补短，更好地改进工作。我国以往的干部考核制度存在着一定神秘化色彩，被考核者对考核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考核工作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一定程度阻碍了考核效度和信度的提高，也为任人唯亲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当务之急是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干部考核，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民主程序及制度，增强干部考核的公开程度和民主程度，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摘自11月18日《学习时报》 段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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