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村建设经验及其启示

第一篇：台湾农村建设经验及其启示

几乎所有后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都曾经是二元格局社会，也就是城市先进而农村却远远落后；它们要发展，就必须拉近城乡差别，使得农村和农业摆脱困局。否则，如果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势必形成断裂社会，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形成严重的威胁。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国民党败退之际，由于之前日本在台湾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台湾地区也是典型的二元格局社会，农村和农业极其衰败，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就如此描述：“农业落后造成农村社会内部之不安，极易为外邪所感染”，“不加改善，乱源即由此发生，证诸往事，历历不爽”。半个世纪过去，台湾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进行过多方面的改革，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大陆借鉴和学习。

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的经验

台湾地区在农村建设方面、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是一个系统的各个方面协调合作的过程，而不是零星的修修补补。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农村建设至少有以下这些宝贵经验：

一、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台湾地区整个社会的经济起飞，都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尽力地改良农田、采用良种、科学种田，从而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农业得到了发展，就为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原料，开拓了市场，准备了劳动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重点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如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等等，并进行食品加工和开拓国际市场，当时其产品风靡欧美市场，特别是糖和洋菇等，这样就为台湾地区积累了大量外汇，台湾当局就有钱投放到纺织、化工等工业上，台湾地区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1〕。从这一点来看，台湾地区所走的路更像是“以农促工”而不是“以工促农”。土地改革之重要，正如台湾经济学家们一致指出的：“没有农业的发展，便没有工业的进步；没有土改，则没有农业的发展”。

台湾的土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七五减租”。1949年4月14日陈诚颁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揭开土改序幕。“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收取地租最高不能超过租地全年正产物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如遇灾荒歉收，农民可以向政府申请，由政府敦促地主减租；如丰收则还是按1948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来交租。随着技术进步、环境改善，产量肯定要比1948年的高，但是也只是按1948年标准来交租。“三七五减租”让佃农大收其益，生产积极性提高，收入也增多，农村经济有了好转。第二阶段是“公地放领”。日本殖民台湾时曾经占有大量良田，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接收，约占到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1948年4月台湾当局即开始做“公地放领”的试验，1951年6月4日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全面开始了“公地放领”工作。承领者分十年向政府偿还地价，还清后就是土地所有者，地价为放领土地1948年正产物全年收获量的两倍半。第三阶段是全面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1953年5月开始实行，规定地主拥有土地最高之限额，超过限额的地主所占耕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并转售给农民；地价与“公地放领”是一样的，政府向地主以及农民向政府都是十年还清地价；而且政府向地主付地价时采取百分之七十土地债券，另加百分之三十股票的做法，从而直接迫使部分地主把卖地所得转为工业投入。

土改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整个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战后非革命性的土改中，台湾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土地改革运动是一项决定性的扫荡，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台湾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而土改后农民自由度和收益增加，为台湾工业化的开展创造了要素条件，也打下了台湾所得分配均等的基础”，“农民虽然受到政府价格„剪刀差‟

政策的剥夺，但从无恒产者变为有恒产者，感觉还是要比以前好得多”〔2〕。

二、农民自组织

如果说土改使台湾产生了“小农”，那么是农会、策略联盟等农民自组织又让“小农”变成了“大农”，从而让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生存发展。

台湾农会有上百年历史，经历了官治和绅治等不同阶段，但最后发展成为农民自己真正的组织，一切只为农民利益服务的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民党进行社会改造运动，提到要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当时就向全党提出“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当时所颁布的《农民运动指导方案》规定，一切县市乡镇都要成立农会或渔会，但同时明确“发动组织农会渔会时，就先建立党的组织，如党员过少则就先吸收能起领导作用之农民渔民入党”〔3〕。此时的农会具有浓厚的官办党办色彩。但是七十年代台湾当局开始农村复兴时期，在1974年颁布实施的《农会法》中，为了使农会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基层执行单位”，从组织上和动作上都进行了改革，使其从官办党办变成了农办民有，台湾农会成为了“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社团法人”。“农有”是指农会是农民的职业团体，“农治”则表示由农民自己来管理，而“农享”说的是其经济成果由农村和农民来享受。而实际运行上也是这样的。

台湾农会组织完善、功能齐全。台湾的乡、镇、县、市、省几乎都有自己的农会，其中乡农会是农民组织的基本单位。农会中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聘请农会总干事，总干事是职业经理人，可以是本地人也可以是外地人甚至还可以是外国人；监事会监督总干事工作，总干事执行任务时如损害农会利益也要承担责任；总干事下面设立分工明确的各个部门，如有对农民进行信贷业务的农信部、推广农业技术的技术推广部，还有产品销售部、加工厂、会员福利部等。

九十年代，台湾当局还推动“策略联盟”，规划区域性的生产、加工和贸易。它与农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其实，台湾的农业“策略联盟”的主体就是农会；台湾乡一级农会一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和农产品超市，这往往就是“策略联盟”的组成部分。在遇到农产品价格波动很大时，农会与“策略联盟”一般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利益。

三、劳动力转移

这里所说劳动力转移主要的是说身份的转变，是指台湾阶级结构“循着农民—工人—中小企业主的主轴演进”。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就有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到1965年已有约一百万农村青年进入了城市成为打工者。这是由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由农民向工人的转变。六十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台湾，出口加工业遍布台湾城乡，一些先期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回家创业，台湾农村地区“客厅即工厂”的农户生产方式成型，全台湾中小制造企业勃兴。这是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由民工到业主的转变。

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有两个因素很关键。第一，没有身份的排斥。不像目前大陆那样，农民到了城市也只能从事一些脏、苦、累、险工作，得到的是不平等的待遇，职业是工人了可是身份还是农民，中老年后还得回到农村。台湾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农业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身份转换频率也加快”，“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两大劳动阶级的身份分际越来越模糊不清”，到“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从事农业活动，并且他们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兼业农民”。第二，职业教育的兴起。职业教育的兴起，使得乡下青年学到更多更好的技术，从而更有可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这也是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比例还是六比四，可是到八十年这一比例就变成了三比七。

四、资金扶持

在台湾地区农村建设过程中，台湾当局对农村建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金扶持，台湾农会等农民自组织也在资金扶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方面：一方面，台湾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是免税免费的，这无形中也是一种资金扶持。另一方面，国民党到台湾后实行“扶植民营工商业”的新政，官办银行不仅把对民间企业贷款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之一，而且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额逐渐超过国营企业。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农村地区兴起中小制造业时期，各中小制造业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

农会方面：台湾地区乡一级农会一般都设有农信部，一个乡的农信部每年的贷款额一般都有数十亿甚至百亿以上。农民在农会贷款，只要以土地作抵押就可以了；如果土地的估价是一百就可以贷到九十；这对于资金不足的农民来说，无疑是种巨大的帮助。此外，台湾农会一般都对农村地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各种福利，这也是资金支持的一种形式，至少可以让农村社会有更多的资金投放到其他建设。

应该从台湾农村建设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

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祖国大陆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各自的情况是不同的，经验是不能完全照抄的；但是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目前大陆改革开放，向先进外家学习先进经验，为什么就不能向海峡对岸同宗同源的同胞学习些经验呢。我认为，台湾农村建设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一、在土地制度方面进行适当改革，给予农民更多更大权力

台湾农村建设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资本市场的形成，这使得农民可以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或者农会申请贷款，农民可以从土地的征购中、房屋的拆迁中得到更多的补贴。但是在大陆，这方面却存在一些障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现实中不时受到权力的操纵，土地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农民不容易从土地的征购中得到相应的足额的资金补偿，从而成为他们进行行业转换的启动资金。这样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不少没有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这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为此，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应该在土地所有制方面进行相应改革，比如党国英就提出应该给予农民土地永佃权。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之际，更加有必要真正赋予农民土地处分权，包括对承包权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从而促进形成一个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二、组建农会等农民自组织

建设新农村，就应该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很有必要组建扶持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分散的农民是无力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维护利益、反映问题、宣泄不满、调节矛盾。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要稳定需要有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而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就是农民的民意表达渠道，因为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此外，台湾的经验还表明，农会还可以有资金信贷、技术推广等服务于农民的作用。

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

大陆有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在城市打工，但是由于户口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市中只能成为”二等公民“，而且一旦他们到了中老年还不得不回到农村再从事农业活动。这样，只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口挤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的现象，而不是像台湾地区那样农民人数越来越少。为此，必须循序渐进地因地制宜地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不断地从土地上减少农民的人数。

四、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一方面，要发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民，通过新农民来建设新农村。另一方面，正视大陆还有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这一现实，必须在他们进入城市找工作之前进行相应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五、建立全国性的制度性回馈

所谓制度性回馈，也就是要从资金上扶持农村建设，建立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转移性支付补偿机制，让农村也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不仅政府要这样做，整个社会都应该这样，让资金真正流入到农村和农业中来。首先，要消除城乡间的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这是最大的问题。其次，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应该提高对农民的贷款力度。再次，制定全国统一的《政府转移支付法》，让支持农村建设的各种资金的流动透明化，让其发挥最大的效益。实践证明，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能带来社会的大发展、大进步，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和“闯”的精神就不能迈开步子。建设新农村也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切实地解放思想，而跳出各种条条框框，勇敢地学习借鉴他人的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办法，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形式。古人曾说过：“宜于两可莫粗心，事到万难须放胆。”既然我们已不可能回到过去，那就只能迎难而上，此外没有别的选择。

第二篇：台湾富丽农村建设探析

台湾工业化过程中富丽农村建设之探析

《现代台湾研究》2008年第5期

台湾早在1970年初就颁布《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纲领》，把农村建设问题纳入施政目标。但此后的20年间，农村建设进展不大，直至上世纪90年代台湾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才以“富丽农村”建设为宗旨，把农村建设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取得了农村建设的明显成效。这个过程体现了农村建设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在工业化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工农业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一、台湾富丽农村建设的社会经济背景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伴随着经济国际化、自由化的推动，工业化进程加快。1986年工业对GDP的贡献达到44.8％的历史最高水平，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此后工业比重开始下降而服务业迅速上升。到1990年，台湾三大产业结构转变为4:38:58，人均GDP达到8325美元，经济形态由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而与此同时，农业和农村发展滞后问题也进一步突显。统计资料表明，1950～1970年，台湾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为3.0:1，1971～1980年为5.7:1，1989～1996年再扩大到7.3:1，大大超过2.5～3:1的一般要求。农家与非农家人均收入之比也从1987年的72:100扩大到1990年的69.2:100。

农业发展滞后造成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农村劳动力外流，乡村社区面貌破落，城乡矛盾突显，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于是1991年，台湾农政当局依据“经济建设六年计划”确立的均衡区域建设的总方针，出台了《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提出以“发展农业、照顾农民、建设农村”为宗旨的富丽农村建设目标。

富丽农村建设是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产物，一方面是当时台湾经济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农村建设的层次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形势所迫，如果不加快农村建设，任凭城乡差别扩大，势必影响社会经济的永续发展。富丽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台湾农业发展理念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突破。它遵循“三农”新理念，把现代农业建设从农业延伸到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台湾学者认为富丽农村所诠释的是生产、生活、生态的共存共荣，其内涵盖了“经济面”、“文化面”和“自然面”三个层次。经济面是富丽农村建设的最终目标之一，在于激活农村产业经济，以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所得，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文化面是富丽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即以人为本，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和生活追求，将农村文化和农民生活纳入建设规划；自然面是指调和农村建设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尊重自然的规律，营造井然有序的乡村生态景观和永续发展的生活环境。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文化的提升和农村自然系统的维系，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富丽农村建设把“三农”(农业、农民、农村)和“三生”(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联系起来，大大深化了农村建设的理念，拓展了农业发展的空间，为缓解“三农”问题、平衡城乡发展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而所有这些，都只能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做到。

二、台湾富丽农村建设的目标和内容

台湾富丽农村建设目标是动态的、渐进发展的，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理念的转变，富丽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也逐步升华。在1990年《农业综合改革方案》中富丽农村建设的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农村生态自然化。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跨世纪农业建设方案》(1997～2001年)中，则提出发展效率与安定的现代农业，建设富裕与自然的富丽农村，培养有文化和有尊严的现代农民。根据这个要求，具体提出了改善农业经营形态，科学规划乡村发展，增加农村公共投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强化农村活力，美化农村区域景观等富丽农村建设的6大目标。

2001年7月，台湾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制定了《农业中程施政计划》，把富丽农村建设目标定位为“建设农村新生活圈，塑造农村新风貌”。所谓“农村新风貌”是指构建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现代化乡村，由互相联系、协调发展的生态、生活、生产三个圈组成：一是发展休闲农业园区，塑造乡村优美环境，构建农村休闲旅游圈；二是推动农村整体社区营造，整合农业社区组织，倡导“以民为主，以农为本”理念，营造“与农共生”的农村社区生活圈；三是开展“新故乡运动”，运用地方特色资源、特色文化和特色环境生态，开发地方特色产业，构建农村产业发展圈。农村“三圈”建设进一步丰富了富丽农村建设的内涵。围绕上述目标，台湾富丽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一)现代农村产业建设。

农村产业建设方针是由以往追求提升生产力转变为以强化竞争力为主轴，着眼于整合农村优势资源，以维护产业永续发展为原则，推进农村产业多元化、现代化、资讯化。

1、组织农业策略联盟，延长农业产业链。农业策略联盟是以交易成本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新型产业联盟组织。它通过结盟企业之间共同研发、共同行销、合作生产及股权投资等方式，交换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策略联盟的目的是：利用农村特有的优势，在农业内部产业之间及农业与非农产业间进行联盟，有效整合产业、信息、技术、资本等资源要素，把农业由一级产业推向二级、三级产业，延长产业链。

策略联盟的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同业联盟，如生产联盟、物流联盟、加工联盟、贸易联盟；二是异业联盟，如生产者、流通者、加工者之问的联盟，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三是区域联盟。如县市区域联盟和全省性联盟。策略联盟与传统农业经营的主要区别在于引导传统农业从单一化的生产模式转变为以市场和健康为导向的复合型生产模式，构建具有特色、高度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如贸易联盟，针对产品供货不稳定、商品化程度低、保鲜贮运技术不良、国际市场信息不足、国际贸易及营销人才缺乏等问题，通过制定标准化流程、规范运作，建立货物外销专业化包装处理场和卫星体系贸易平台，协助农民团体设立国际营销公司，促进农产品出口。

2、构建农业中心卫星体系，推动农业企业化。农业中心卫星体系是指以农会、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为中心经营体，以其周边农民团体、产销班、卫星农场、卫星厂为基础单元，通过垂直整合、水平扩张、同业与异业结盟等方式，将小农场结合为大农场，小企业结合为大企业，共同塑造竞争优势。农业中心卫星体系的中心经营体负责产销整体规划、市场行销，顺应市场需求辅导卫星厂，协助其建立良好的生产规范、品质制度、培育技术及管理人才，并专注于研发及新产品设计、创建新品牌、拓展国内外市场，建立稳定的供需关系。卫星厂则接受中心厂技术及经营管理辅导，参与中心厂短、中、长期的产销计划，依照双方协议价格及交货等相关契约条件如期提供适质、适量、安全的产品。

基于协同发展、培育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农业中心卫星体系实行农业经营企业化，经营人才优质化，物流运筹现代化，产销履历标准化等推动策略。借助这些共同性策略，在资源整合方面发挥核心优势；在营运方面改变传统思维，创新产销模式，充分发挥卫星体系的整体功能，提升农业企业经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3、推行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确保食品安全。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是一种从农产品生产、加工、分装、运输到贩卖的全过程，进行可追溯的、完整的、系统的安全卫生记录制度，包括上游的土壤、水质、生态环境，中游使用的肥料、农药、管理以及下游的整理、加工及品质检验、运销等各个环节的资讯。一个完善的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包括六大基础架构：即：(1)按农产品的种类分类，建立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安全食品供应链管理系统；(2)建立符合品质管理与国际安全标准的生产作业规程；(3)实行产销过程透明化；(4)进行产销全过程的品质管理；(5)构建产销全过程的资讯传输与查询追溯平台；(6)引入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标准认证制度。为此，台湾“农委会”成立专案辅导委员会及产业推动小组和跨领域工作小组，并于2006年颁布了“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办法”、“农产品验证机构管理办法”、“农产品产销履历委托认证实施要点”、“农产品产销履历验证机构认证规范”等政策文件，从法制层面为履历制度的实施提供保障。

在农产品生产标准化方面，台湾已参照ISO9001品质管理、ISO2000食品安全管理及HALCPSE生管理制度，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良好农业规范”，对102个农业品种进行标准化管理和资讯化作业。在履历资讯查询系统方面，已建立“台湾农产品安全追溯资讯网”、“农产品产销履历核心资讯系统”、“农产品产销履历管理资讯系统”以及“农业易购网”。预计到2015年全省将达成全面实施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的终极目标。

4、发展农业知识经济，推动农村信息化。现代农业是工业技术装备农业的过程，是物质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其基本标志是机械化和化学化；知识农业则是在工业装备农业的基础上，用知识武装农业的过程，它的基本标志是知识资本对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双重替代”。生产要素智能化，经济活动信息化，农村产业多元化，农业产品优质化和自然资源及物质资本的高效利用是知识农业的基本特征。农业知识经济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发展过程，现阶段台湾农业知识经济推动策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引入高科技，辅导产学研结合，培育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创新能力，发展农业知识经济；二是强化农业资讯基础建设，健全农业资讯传输机制，借由网际、网络达成资源共享，完善农业产销经营资讯网络，农业全球资讯服务网络、农业资讯社群网络、农民团体和产销班资讯服务网络、农产品市场资讯网络等，形成覆盖全岛的农村实用信息环境；三是整合与农村发展相关的各种资料库，构建不同类型的专家系统，为政府当局及专家、学者的研究分析提供资讯服务。

(二)农村社区组织建设。

1、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农村社区聚落建设是台湾富丽农村“三圈”建设基本架构的核心。在现代生活中，农村社区不仅是农民生活和生产之所在，而且是自然生态维护的天地和城市居民游憩休闲的去处。以人为本，建设好农村社区生活圈，改善人的基本生活环境，是营造“以农共生”，实现富丽农村建设长远目标的关键之所在。

台湾现有322万农民，72万农户，4千多个农村聚落。早期的农村建设主要集中在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题的生产建设方面，对农村聚落的社区建设不够重视，多数农村社区由于缺乏总体规划，村庄结构、设施配置及住宅形态均以配合小农生产活动为基本，长久自由发展的结果，使得社区建设面临诸多围城：突出表现一是道路狭窄、弯曲、主从交错，人车杂流，公共设施严重不足，小区组织纹理杂乱，新建公共设施如社区文化、科技、教育、通讯等建筑难以有整体性完善的设置；二是房屋建筑型态陈旧，三合院、四合院等传统建筑已逐渐破落，而新增建筑物杂乱无章，难以适应农村现代化发展之需要；三是居住环境脏乱、杂草丛生，排水不畅、生活品质低劣。

进入21世纪，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乡村资源竞争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台湾农村社区建没问题面临着更多的冲击，一方面是社区建设与现代化城市形成明显的反差；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现状不能适应农村功能多元化发展的要求。目前，台湾大多数农民早已从耕地解放出来，摆脱农耕农业的经营方式。统计资料表明，2004年台湾专业农户仅占农户的24.6％，兼业农户已占75.4％，在兼业农户中以农业为主占14.5％，以兼业为主占60.9％。现代农村产业建设和农民就业构成对农村社区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因此，台湾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以“世界21世纪议程”为蓝本，将农村永续发展的政策导向由经济扩及社会、生态及文化教育等，并在《挑战2008：“国家”重点发展计划》中设立“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项目，在“台湾健康六星计划”中，提出产业发展、社会福利、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环境美观、环保生态等6个方面，作为农村社区建设重点，以期建立由下而上之社区总体营造制度，构建兼有产业、人文、自然生态及地方特色的农村社区生活圈。

2、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和内容。

根据台湾“农村综合发展规划及建设计划”与“农村细部规划”的要求，富丽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创造农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所得；适应农村多元化功能的需求，促进农村与都市之间的双方交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住宅贷款，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农村人口外流，安定农村社会；提供农村适宜之生活基本设施及休闲游憩场所，控制农村社区环境污染，妥善处理社区废弃物，调和和美化社区景观，强化农村活力。

根据上述目标要求，台湾农村社区建没着重开展以下四个方面工作：一是社区更新和住宅辅建。包括调适社区整体布局和农宅新建或修缮，通过实施“农业用地兴建农舍办法”和“集村兴建农舍奖励及协助办法”，推动农村住宅改造更新。仅2001年辅助整建农宅496户，贷款修建农宅415户，逐步改变社区农宅杂乱无序的景象。二是公共设施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系统、通讯网络、邮电、市场、仓储、保健、医疗、给排水系统、野溪治理、生产环境改善等。三是环境保护与景观建设。包括社区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全面推动社区造林绿化、美化，加强垃圾与污水处理，防治公害，发展绿色产业，进行植生复育，建造森林公园和景观园林绿地，建设绿色廊道，改善社区自然生态景观。四是社区文化建设。发展社区科学文教设施，在社区总体营造中注重文化内涵，保护文物古迹，丰富文化财富，净化思想，提高道德品质，提倡传统礼俗与文艺复兴或再创，发展社区特色产业文化，如举办白河莲花节、大甲芋头节、官田菱角节等。制定乡规民约，培养和辅导模范人物，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农民福利制度建设。

社区农民福利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完善的农民照顾体系，推动农民观念革新，培育有活力的农民。其内涵包括农民教育，农民福利和农民创业等方面。

1、培育优质农业人力资源。重点是实施“漂鸟计划”、“园丁计划”和“深耕计划”，对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推动农民终身学习制，重点培育农产品行销和企业管理人才，强化其现代化经营管理技能。

2、建构农民生活支援体系。内容包括健全农民离农年金制度，对65岁以上农民发放每月养老保障金6000元；实施“农民健康保险条例”，对15岁以上农民提供健康保险；建立农民福利基金，对困难农户提供福利补助；建立农民子女奖励助学金制度，为困难农户提供奖学资金；增加农业救助，扩大农业保险，成立“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基金”，颁布“主要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办法”、修订“家畜保险办法”和“海上作业渔民保险办法”等，增强对农业灾害救助的力度。

3、辅导农民团体转型。农民团体是台湾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台湾当局十分重视发挥农民团体的作用，通过制定和实施《农会考核办法》，加强对农会干部的素质教育，帮助有困难的农会发展经济，提高其服务农民的能力。辅导农村社区生活中心运作，培养志愿工作者为农村失能者提供无偿服务。组建农业金融局，改革农业金融体系，加强对农会信用部的支持和帮助，使其更好发挥农村资金融通的作用，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有效的资金扶持。

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至2000年，台湾全省共投资建设了377个富丽农村规划地区(或村)，包括山坡地农村80个，非山坡地农村245个，渔村52个。2001～2003年农村新生活圈建设累计投资建设休闲农业园区80处，农村新生活圈26处，辅导19个县市、134个乡镇建设农村休闲景点555处。10多年来，台湾富丽农村建设经历了从单一农业到“三生”农业的发展过程，农村建设也从传统的农村聚落提升到“三圈”的合理布局。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受到李登辉、陈水扁“台独”势力的干扰，台湾经济一路滑坡，但富丽农村建设计划始终没有停止，其效果日益显现。根据台湾《农业统计要览》资料，1990～2004年，台湾农家对非农家人均收入比率从69.2％上升到71.8％，最高年份达到76.2％(1996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基本持平。农家与非农家彩电比率从93.3％上升到96.2％，空调比率从26.4％上升到70.2％，家用电脑比率从20％上升到57.2％；汽车比率从72.1％上升为119.8％。富丽农村建设对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台湾推动富丽农村建设的主要举措

(一)政策推动。

政策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手段，一定时期的政策体现了一定时期的经济特征，因而政策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由于富丽农村建设不仅是农业内部问题，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因此，台湾自1990年代初提出富丽农村建设施政目标后，在其出台及修正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及政策法规中，都把农村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上，随着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采取不同的推动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至2005年，台湾制定实施了10多个推动农村建设的政策文件，主要如《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纲领》(1970年)、《加速农村建设主要措施》(1973年)，《农业发展条例》(1973年制定，1983、1986、2000年三次修定)、《提高农民所得，加强农村建设方案》(1979)、《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方案》(1979年)、《现阶段加强农村建设政策纲要》(1987年)、《农业综合调整方案》(1991年)、《农渔村社区整体规划暨建没计划》(1993年)、《农业白皮书》(1995年)、《跨世纪农村建设方案》(1997年)、《农业中程施政计划》(2001年)、《建设农村新生活圈，塑造农村新风貌》(2002年)、《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2005年)等。综合分析这些农村建设政策内容的演变，不难发现。这些政策出台具有明显的延续性、阶段性和整体性特征。许多农村政策均是在原有政策上延续和发展的，并非朝令夕改。在政策价值判断上，主要依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水平来确定农村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工业化初期，农村建设政策以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工业化中期，农村政策以增进农民福利，平衡工农关系，缩小城乡差别为目标；工业化后期农村政策以建设农村新生活圈，塑造农村新风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政策目标明确，量力而行，确保农村建设与工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政策的内涵方面，台湾在历次农村政策调整时都较好地兼顾“三农”的关系，遵循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的理念，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增加和深化农民生活福利、农村社区建堤的政策内容。

(二)资金扶持。

资金是富丽农村建设的根本保障。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农业在完成培育工业发展的历史使命后，就把经济发展方针从“以农补工”调整为“以工补农”，转向以工业带动农业，增加农业的资本投入。1970年颁布的《现阶段农村建设纲领》和1972年实施的《加强农村建设重要措施》都把放宽农业贷款、增加农村公共投资作为重要选项。有关农村社区建设的直接投资，一个明确的例子是恢复一度中断的结合农村建设的农地重划计划，把农地重划的政府资金扶持比重从1/3增加到2/3，此项从80年代初持续到现在。这是农地重划和农村建设之所以能够延续三、四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90年代开始的富丽农村建设，政府资金扶持主要按各类专案农贷计划编列，据不完全统计，不同时期政府当局设立的有关农业、农村建设的专案农贷有10多种，如加速农村建没贷款、农业发展基金农机贷款、农业专案贷款、农家消费贷款、农民购地贷款、农民住宅贷款、农民创业贷款、统一农贷、综合农贷等等。据1989至2001年实施《农村综合发展规划暨建设计划》的统计，实质建设377个规划地区(村)，政府累计投入资金61.3亿元，每个规划地区(村)政府的平均投入为1625.9万元(约折合人民币406.4万元)。通常每个农户创业可贷款200万元，无力担保的困难农户贷款可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代为担保。

据台湾“农委会”主任李金龙报告，2004年用于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照顾农民的施政经费为1161.79亿元新台币，加上弥补农民保险240.01亿元，合计1401.80亿元，占“中央”财政支出预算的8.7％。1971～1975年，台湾从以农补工转向以工补农初期，农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为8.3％，此后逐步减少到上世纪80年代的3～5％。相比之下，目前的8.7％投入水平应该说是比较高的。

为了确保农业和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活络农村资本流通，台湾于2003年7月出台了《农业金融法》，成立了《农业金融局》，建立了独立于一般金融体系之外的农业金融体系，由台湾“农委会”直接领导，以便加强对农业金融的管理。农业金融体系建立对推动富丽农村建设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如2005年10月，由“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共同推动的，对农村实施一项总金额1000亿元新台币的放款方案，其中政策性农业专案贷款金额为350亿元，主要用于农民及农企业购买耕地和自动化设备、修建自用住宅，兴修农业设施及农业教育培训等；一般性贷款放款金额650亿元，除用于购买种苗、机器设备、仓库及集货场、技术研发创新外，还可为住宅修建、农家水电、农家器具设备、医疗、衣物、子女教育等家计生活和个人消费提供贷款。

(三)规划先行。

台湾富丽农村建设规划分为农村纲要规划和农村细部建设计划两个层次：农村纲要规划以乡、镇(市)为单元，就其产业发展和自然、人文等条件，规划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规划内容包括区域的人口预估、产业配置、交通及通讯网络、公共及公用设施部署、灾害防治、文物保护、水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景观保育、农村游憩等区域性、公共性的建没内容。纲要规划目的是为农村细部建设计划编制提供宏观指导和实践依据。

农村建设细部计划以村、自然村或聚落为单元，根据各地农村的特性，因地制宜进行精细规划和计划，作为富丽农村建设的具体实施蓝本。计划内容包括4个主体项目。一是农村产业发展及产品营销，包括产业发展方向，资源评估与农地利用，农产品生产、仓储、运销，农业休闲游憩及生产环境改善，灌溉与排水。二是社区更新与生活环境改善：包括社区整体布局、农宅新建或修缮、农户环境卫生、社区公共设施、水电、邮电、医疗、运动场、营销中心、停车场等。三是环境保护与景观建设：包括水土保持、生态保护、园林绿化、垃圾及污水处理、溪河治理与利用等。四是社区文化建设：包括文物古迹保护、科学文教设施、社团组织、乡规民约等。农村细部计划的目标是创造农村社区经济活力，改善农民生产与工作条件；改善农家及农民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保存与维护农村传统文化与独特风貌，维护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增强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提高城乡的依存度。

农民是富丽农村建设的主角，从村庄发展构想、更新计划研拟及其他重要决策、项目选择，都要认真倾听农民的意见，创造让农民能够参与、愿意参与和积极参与的氛围，明确农民在规划及实施过程中的职责。

(四)管理保障。台湾富丽农村建设统一由“农委会”领导，在“农委会”统筹协调下，建立完善的推动农村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农委会”负责计划审核、计划下达和资金筹措，省水土保持局负责计划承接、呈报、核转，各县市水土保持局工程所承接计划的执行和施工。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台湾正积极筹划成立“农村发展局”，制定《农村振兴法》。

富丽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农村千家万户的利益关系，需要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科学细致的工作方法。在这方面，台湾成功地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如制定农村建设的“优质服务指标”，建立引导产业发展的“咨询辅导机制”，培养农村发展的经营主体，强化农民凝聚社区发展的整体意识等。在农地重划的土地“统合统分”中，把不同农田依远近、地形、地势、土壤质地和肥力状况等，划分为8个类型24则，从而确保了农田统合统分过程中的公平合理，取信于民。这是台湾富丽农村建设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篇：QFII制度台湾经验及对祖国大陆启示

加入WTO后，祖国大陆新兴的证券市场面临扩大开放、实现国际化的急迫任务。祖国大陆的证券市场与推行QFII前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股市低迷、股票市盈率过高、证券市场投资主体结构不尽合理等诸多弊端。而QFII制度在台湾的实施过程中，克服了上述弊端，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其经验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研究并予以借鉴。

一、台湾的QFII制度

所谓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制度，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条件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审核可转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它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成为那些货币没有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新兴国家或地区实现有序、稳步开放的特殊通道。推行QFII制度的国家对于外国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限定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包括资格条件、持股比例、投资额度、资金的汇出入、投资登记（托管）及范围等等，并可以灵活地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对开放的程度进行微调，达到减少开放对经济冲击的目的，而在这方面台湾的成功经验可为祖国大陆提供有益的借鉴。

1、台湾推行QFII制度的措施及其演变

台湾自1991年1月起正式实施QFII制度，允许QFII直接投资证券市场，但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在该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进行微调，对各种限制条件逐步放宽直至取消部分限制。台湾对QFII制度的限制措施及其演变如下：

（1）对资格条件的限定；

（2）持股比例的限定；

（3）对投资额度的限定；

2、台湾推行QFII制度的绩效评析

在稳定和完善台湾证券市场、促进其对外开放及国际化的进程中，QFII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具体绩效如下：

（1）激发投资者信心，稳定了台湾证券市场

（2）提高了台湾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比重

QFII的引入给台湾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带来了可喜的变化。1991年，96.9%的成交金额是由台湾地区自然人所带来的，台湾地区的法人只占3.1%，也就是说当时台湾证券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场。而随着QFII的引入，10年间台湾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大改善，台湾证券市场投资者中自然人的比重下降到84.4%，而与此同时法人的比例提高到了9.7%，QFH的比例则为5.9%，后两者的合计比重为15.6%，在这10年间台湾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提高了4倍多。

（3）降低了上市公司市盈率

（4）活跃了市场交易

（5）提高了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推进其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

二、祖国大陆现行QFII制度的特点

1、资格条件要求相当苛刻

《办法》中对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

，

商业银行的经营时间、实收资本、管理证券资产的规模或者排名都提出了具体标准，几乎所有的标准都远远超过了台湾地区当时的标准。所有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证券资产的规模均不小于100亿美元，而台湾地区对此的限制在3-5亿美元；经营时间除基金管理机构与台湾地区一样是5年以外，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均要求30年以上，而台湾地区仅要求保险公司从事10年以上保险业务。

2、投资额度要求十分严格

《规定》明确限定单个合格投资者申请的投资金额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的人民币，不得高于等值8亿美元的人民币。而台湾地区规定单个QFII投资额度上下限分别为500万美元和5000万美元，只有祖国大陆相应额度的1/10和1/16.3.资金管理政策严格，本金汇出的门槛较高

由于祖国大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尚未自由兑换，而QFII涉及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本金和利得的汇入汇出问题，从《办法》中的具体条款来看，资金汇出方面的管理也是较为严格的。在本金汇出的时间要求上，封闭式基金要求汇入满三年后方能汇出，其他境外投资者则须满一年方能汇出。而台湾地区只要求本金汇入满3个月即可汇出。

虽然这些限定有利于国内市场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以及市场的稳定，但同时也把很多已专门致力于投资祖国大陆境内股市多年和欲投资中国股市的境外小型专业投资公司排除在外，而这其中不乏资信状况良好、对祖国大陆证券市场持有长期投资理念的公司。同时，相当一部分全球著名的外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都表示由于祖国大陆QFII的进入门槛较高，公司将对申请QFII投资祖国大陆股市持谨慎态度，并希望祖国大陆监管机构完善其QFII制度。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祖国大陆QFII制度推出后市场反应冷淡的原因。

三、台湾经验对祖国大陆的启示

虽然祖国大陆出台QFII制度后股市持续低迷，同时在其促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会带来一定的国际金融风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台湾QFII的大量流入也是在其推行QFII制度之后的两三年后，即QFII制度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QFII在帮助台湾避免陷入亚洲金融危机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因为短期的市场冷淡而怀疑QFII制度的效果，不能因为QFII可能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而否定QFII.相反，祖国大陆应该借鉴台湾的经验，坚定不移地推行QFII制度。而对于QFII制度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可以通过祖国大陆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抗风险能力的逐渐提高与有关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而得到有效防范与化解。

目前祖国大陆有关监管当局通过对进入的QFII的资产托管人、交易委托人和资金汇出入限定等诸多要求，构建了证监会、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全面审慎监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结算机构的交易、结算监管和托管商业银行、受托证券公司协助监督的全方位、多层次、分工合作的监管格局，同时《办法》中第四条“合格投资者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也将QFII纳入了中国全部法律法规的监管之下，综合形成了对QFII的有效监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台湾的经验，并结合祖国大陆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适时地、循序渐渐地调整祖国大陆的QFII制度：

1、逐渐放宽对QFII的资格要求

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新兴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在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地，他们熟悉QFII的运作机制，同时比较了解及看好祖国大陆市场，有投资祖国大陆市场的期望，但因为中国QFII对资产规模、经营年限、世界排名等资格条件方面存在的较高门槛而止步于中国市场之外。笔者认为应参照台湾的经验，放宽对QFII的资格要求，但在审核QFII申请时着重资信状况与其投资经营理念，并择优通过。

2、逐渐放宽对单个QFII的投资额度的限制，但对所有QFII总的资金流入进行比例管理。

可根据证券市场总市值确定QFII资金进入总规模。当初台湾市场QFII占总市值的2%，但考虑到祖国大陆的证券市场和外汇规模与当初台湾相比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这个比例大致可以取3-4%，并可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状况提高该比例，直至最后取消总的额度限制。

3、逐步放宽对QFII汇出入资金的限制

祖国大陆对QFII汇出入资金的严格管理固然能避免国际游资对祖国大陆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但同时降低了QFII资金的流动性，使相当一部分极为追求资金流动性与全球配置效率的机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祖国大陆可以参照台湾的经验，采取在资金的汇入时间、数量以及汇出期间、汇出方式上设置相对较多的限制，并在实施中逐步放宽，但在本金汇出期间上降低期限限制这一对投资者较为有利的安排，并采用征收一定的利息股息税的税收政策。

4、对不同产业实施有差别的持股比例限制，并逐渐放宽QFII投资上市公司的总体及单一股权上限管制。

实施有差别的持股比例限制，如对公用事业、影视传媒等部门规定一个比普通上市公司更低的上限，以利于贯彻祖国大陆利用外资的产业政策，同时对属于非限制性投资领域并且QFII所关注的行业适当放宽股权上限，一方面使外资控股上市公司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为上市公司吸收国际资金和战略投资者创造了条件。，QFII制度台湾经验及对祖国大陆启示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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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外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摘要】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体制的种种缺陷已经成为阻碍农村进步的绊脚石。本文通过分析孟加拉国、泰国、美国、日本等国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我国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金融支持 农村建设与发展 经验 启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而发展农村经济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对我国构筑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支

持新农村建设有较大的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在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问题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采用了各种金融手段，政府投入大量的补贴资金，设计出各种干预政策，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孟加拉国和泰国就是两个相对成功的范例。

1、孟加拉国的农村微型金融组织（GB与MFO）。孟加拉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有三种主体：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格莱明银行（GB）和各种微型金融非政府组织（MFO）。其中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是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GB和MFO的服务为微型金融，是非正规金融的组成部分，其覆盖率比正规金融要大得多。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对孟加拉国的一次调查显示，GB和MFO共为约25%的农村家庭提供了金融服务，而正规金融只服务了5%。

GB是为穷人设立的特殊银行机构，鼓励同一村庄中有相同收入来源的穷人组成小组共同借贷，对参加小组借贷的成员有最高财产限制，其成员基本以女性为主。小组每周开会，规定每人每周必须存入少量资金（相当于2-3美分）；贷款发放给小组成员，还款义务由整个小组承担，并根据各组的信贷记录决定今后的信贷额度；整个还款过程在有5-7个小组参加的公开大会上进行，给不能按时归还的人以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GB还要求组员将相当于贷款金额5%的资金存入小组基金，每个借款人必须将相当于总利息25%的资金存入由格莱明银行管理的应急基金以备不测。这个基金向成员提供各种保险服务、培训讲座来保证和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GB的贷款利率不高，必须接受补贴和捐助才能维持正常运营。MFO是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包括信贷、存款、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MFO用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监督作为还款保证，不要求有抵押物；放贷决策权下放给信贷管理员，借款程序比较简单、方便；还款率很高，在95%以上。据估计，在孟加拉大约有1000多家MFO均提供贷款，其中一些吸纳存款，还有一些提供非金融服务。放款大多采取GB银行的小组贷款方式。MFO提供贷款的利率较高，至少扣除通胀率后实际利率为正，能够弥补所承担的风险。

2、泰国的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泰国政府一开始试图利用已有的商业银行体系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要求每个银行至少将其总贷款的5%流向农业部门。尽管政府一再放宽限额条件，商业银行仍无法达到要求。1966年，泰国政府成立了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其是向农户提供贷款的专业化信贷机构，由财政部领导，直接体现政府对中小农户的扶持补贴政策。

BAAC在农村地区的客户以大的农场主和涉农企业为主，而且一直在扩张业务范围，从而既为团体也为个体农民服务，以个体农民为主。BAAC在有限程度上依赖补贴，这主要是政府控制其贷款利率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自身运行效率低下（BAAC不能提高贷款利率以弥补

成本）。根据2006年的一项测算，BAAC只要将贷款利率提高几个百分点，就可以完全独立。到目前为止，BAAC的服务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农户，覆盖率之高使最擅长提供大覆盖率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都没有发展空间。BAAC贷款金额占全部农业信贷的一半，其中单笔金额低于1200美元的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小额贷款的单笔平均额为660美元，占人均GDP的24%。

BAAC成功的最主要经验可以归结为坚决抵制来自决策层的压力。财政部对BAAC的领导是帮助性和指导性的，而不是行政干涉，BAAC在自有项目和政府项目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火墙，防止风险传递。

二、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1、美国的复合信用型农村金融制度。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与其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密不可分。在20世纪以前，美国没有专门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资金几乎全部由商业机构和个人提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发展对信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商业金融机构及个人的贷款由于数量少、成本高，已无法为农业提供充裕的资金。同时，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急于在农村寻求出路，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美国开始着手改革原有的农村金融体系。

以1916 年创设联邦土地银行为起点，美国的农村金融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1933年建立生产信贷协会，并在12个农业信贷区设立了12个合作社银行。为了发挥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扶助作用，政府农贷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33年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其任务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经济补贴，借以控制生产，稳定农民收入。而为了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发展农村通讯、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1935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1946 年成立了专门为贫困农民提供贷款资金的农民家计局。为了促进、帮助农村小企业的发展，维护小企业的利益，在 1953 年又专门成立了针对小企业提供信贷的小企业管理局。至此，美国完善的农村金融格局基本形成。

总的来看，美国农村金融制度属于一种复合信用型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一般是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多种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美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本需要，充分体现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和支持作用。

2、日本独具特色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发展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差、具有小农经营的历史传统。二战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培育农村金融体系，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增加农业积累。

目前日本建立的农村金融体制主要包括合作金融和政府金融两部分，其中民间合作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占主体地位，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重要补充。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农协系统所办的信用事业部，是农协的一个子系统，由基层农协的信用组织、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中央的农林中央金库和全国信联协会三级构成。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金融体系。一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府背景深厚，带有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二是体系内的三级组织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上级组织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对下级组织进行指导，整个体系内形成了独立的资金运行系统，保证了合作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三是信用合作体系立足于社区发展，树立为社员服务的理念，金融机构的设立坚持立足基层、方便农户、便于管理的原则。四是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建立了农村信用保险、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存款保险以及贷款担保等制度。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的优势是其将合作金融机构与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紧密相连，服务领域相对固定、信息资源较为充分、贷款决策成功率较高，各级信用社独立性较强、经营自主权较大，同时也易于政府对基础行业的扶植。而缺陷则是业务范围狭窄、资金利润薄、靠政府优惠、财政压力大。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从以上国家的农村金融体制建设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导致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都比较高，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引起市场引导的失效。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过程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和有效的。结合各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来看，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早期，政府的支持与干预的确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干预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最终目标。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只能越来越阻碍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部门性政策倾向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的法律和规章性障碍等因素，政府干预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所以我国要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更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必须处理好政府干预的问题。

1、在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中，要把握好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直接干预指运用公共资金直接投入农村金融，间接干预指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环境，如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法规环境等。我国政府应当把直接与间接两种干预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环境，如审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贸易自由化，鼓励国内储蓄；同时建立一个适合市场交易的法律框架，如清晰的产权或使用权、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合约强制执行机制等。另一方面，对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适时提供资本或者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再融资；所有这些补贴或优惠应该是透明和临时的，一定要尽可能地减少长时间的直接介入。如对合作金融，在农村资金少、储蓄动员又不够成功的情况下，政府可以用再贷款的形式临时向合作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但对于合作金融过于强烈的政策干涉可能会挫伤合作会员的合作积极性，影响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

2、政府干预必须注重农村金融的造血机制，尤其是农村资金的储蓄动员。光靠政府资金的长期注入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金融的发展问题，直接过长时间的干预也会破坏市场机制，从而导致资金的分配效率低下。要尽力吸引城市资金，至少不能再抽取农村资金，让农村资金尽可能地在农村体系内循环。

3、小额信贷不仅是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形式。应参照国际经验发展农户自助组织，逐步将其转化为小额信贷机构，允许其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以法律形式保证其金融合法性和规范性，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政府同时应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构造以GB模式为基础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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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台湾农业经验

一、台湾农业的主要特点：台湾地区地狭人稠，境内三分之二为山地丘陵，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有耕地1290万亩，农户78万户，农业人口400多万，占总人口的19%。台湾农业总产值为4000亿元新台币，占经济生产总值的3.3%。台湾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精致农业发展较快，主要呈现六方面特点：

（一）基础设施十分完善。台湾农田经过三次大规模整治，基础设施齐全，田间三面见光，排灌沟渠配套，水泥铺设的硬底化机耕路四通八达，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台湾的农田沟、渠、路等基础设施以及田间地头的道路硬化等,全部由各级财政投入，田内部分由土地所有人承担。农业生产基本形成了“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生产格局，如台南的兰花、嘉义的香草、池上的大米等。

（二）科技水平处于领先。台湾建有世界重要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亚蔬-世界蔬菜中心。农业科技发达，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0%以上。新技术研发、品种改良、农业设施、农业机械等方面在国际上都处于较领先地位。科技让台湾成为国际蝴蝶兰种苗输出基地，享有“蝴蝶兰王国”美名。

（三）质量安全监管严格。台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十分严格，建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齐全的农产品安全标准。管理部门职责明确，检测体系健全，由农业委员会、卫生署、标准检验局三个部门承担农产品进入市场前的检验、市场销售农产品的检验、进口农产品的检验。严格实行农产品追溯和市场准入制度。

（四）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迅速。台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已有20多年历史，已成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主要有乡村花园、乡村民宿、观光农园、休闲农场、休闲牧场、教育农园等几种类型。

（五）农民组织功能齐全。农会是台湾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全的农民组织，服务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领域。根据农会法，农会分为乡镇农会、县（市）农会、省农会三级，分别接受同级相应农政部门的指导。农会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能为农民提供金融、科技、营销等方面的服务。金融服务是农会最大的盈利项目，近10年来占农会总盈余的98%以上。

（六）政策保障力度较大。台湾农业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对基础设施投入、农田休耕、农业推广经费来源、农业保险等都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农业生产补助力度较大，政府对农业机械、各级农会兴办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设施设备给予50%以上补助，高的可达80%,并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率为5%。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以

高于成本20%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稻谷，为了解决稻米生产过剩问题，农民如果将稻田改种玉米、高梁、大豆等其它作物，可得到每公顷1000公斤的稻米补贴，休耕田则可得到1500公斤的稻米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农民每户发放每月6000元福利津贴，每年约73万户农渔民受益。

二、台湾农业的几点启示：

（一）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台湾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延伸，农村城镇化率达80%以上，农村与城市已基本融为一体。要借鉴台湾对农田基础设施整治的成功经验，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运作机制，整合各级财力，分期、分片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集中整治，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二）健全育繁推农业技术体系。台湾农业科学研究、农技推广、农民培训体系健全有效，职责分明。建立了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包括经费充分保障的“农委会”下属的农业改良场（所）推广体系（“农委会”每年都拨付专项推广预算）和农会自上而下农事推广体系（《农会法》规定农会收入的60%以上必须用在农业技术推广）外，还有大学的农业推广体系。要借鉴台湾科研与推广相结合的模式，加强良种育繁推农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大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的选育，鼓励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扩大优质良种覆盖。

（三）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借鉴台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农产品安全标准。加快农产品检测中心建设，加强重点县（市）产地检测站建设，严把农产品质量准出准入关，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依法严格处理生产销售农残超标农产品行为。同时，制订激励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质量体系认证。

（四）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能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动。近年来，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很快，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26万多家，但仍然存在规模小、带动能力弱、服务功能有待完善等问题。因此，要学习台湾农民组织的运作经验，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提升质量；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建设现代农业和新农村中的作用和，提升其服务功能，除参与技术服务、产品营销外，也可以参与村镇银行建设、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各级政府财

政扶农的主要载体，确立其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五）拓展农业休闲观光功能。我省农业旅游资源丰富，要借鉴台湾“农委会”专门颁布休闲农业的管理办法，鼓励农民举办各种类型的休闲观光农业，从技术、经费、宣传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做法。同时，台湾畜牧业在休闲观光农业中的作用值得借鉴。我省观光农业中畜牧业内容较少，可以因地制宜发展。

（六）注重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据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韩选棠教授介绍，过去台湾新家园建设也以道路硬化为主，近几年借鉴欧洲等地农村建设，注重保持水土流失，推行绿房子建设，农村道路已进行重新设计改造，变灰化为绿化，硬化为软化。在新农村建设标准中修改有关道路硬化标准，提倡房前屋后和农田道路砂石化，道路两旁绿化和农田生态，池塘、溪流尽可能用石砌。注重发展循环农业，对畜牧场排泄物经过沼气工程化处理后，再辅之以农艺净化措施，在畜牧场附近种植相应牧草、花果等进行循环有机处理。

中国台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做法，取得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在进行农业开发时借鉴和思考： 一是台湾相关管理部门参与规划和行动，负责对休闲观光农业其管理、咨询、提供补助经费和贷款，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台湾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二是台湾休闲观光农业的崛起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人们的收入不仅可以满足所需的生活消费，而且有一定的剩余时，人们才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如休憩旅游的文化娱乐享受。三是休闲观光农业的客源市场主要在城市，城市郊区应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据调查，台湾前往休闲观光农业区的游人绝大多数是那些不熟悉农业、农村的城市居民。每到周末或节假日，相当多的城市居民到乡村、田园去度假，到观光农业区去交流。因此，休闲观光农业的目标市场在城市。四是做好休闲观光农业规划，包括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规划和休闲观光农业区的建设规划。台湾相关管理部门防止休闲观光农业区偏离农业本质而趋向纯粹娱乐以及为了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制订了《发展观光农业示范计划》和《发展休闲农业计划》，并把这些规划列入全面的综合规划之中。休闲观光农业区的规划包括：现代化的农村社区、保持地区传统文化的文物区、体验农作生产的农园及游憩设施区等。五是休闲观光农业具有多元化内容。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应与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旅游农业、绿色农业、设施农业以及开发乡村文化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