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第一篇：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治军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的治军和军队建设是同义的。历代军事家在军队建设方面都强调依法治军，严格训练，严明赏罚和选贤任能这几个方面。

▲主要内容。

1、明法审令，以治为胜

2、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3、兵之强弱，系于将帅 ▲

1、明法审令，以治为胜

主要讲的是治军要依法治军和严明赏罚。

▲一是要依法治军。说的是，必须以严明的纪律整饬军队，军队没有纪律就会打败仗。克劳塞维茨指出，没有纪律的部队比无能的军队更可怕，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1）严明法令，身先土卒。就是将帅本身必须带头执行军纪，全军将士方能共同遵守。在马谡失街亭之后，诸葛亮既按军法斩杀马谡，又因授任无方（用人不当）而深深自责．自贬三职（降低三个职务等级）。曹操率军出征，战马跃入田中，损坏了老百姓的麦苗，违反了他颁布的“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禁令．因法不加主（法律不适用于帝王）．故割发代首。古代割发是一种严刑。

▲（2）将帅执法必须彻底。无论职务高低，必须以共同遵守军法军令为原则，不能因为贵族、亲朋好友，就心慈手软。将帅遵守法纪的典范是西汉名将周亚夫的治军。汉文帝到细柳营劳军，周亚夫不避皇权，要求文帝遵守营中军纪，被历代传颂。

▲二是恩威并施，赏罚严明

强调治军要赏罚分明。军法是严行赏罚的依据。但只是依法办事，并不能完全达到以治为胜的目的，还要恩威并施。处理好两者的相互关系，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如果只强调纪律而忽视奖罚，就会出现“怨法而不畏法”的状况，也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有怨言，没有真正从内心敬畏法律；同样，如果没有纪律作为保证，一味的表扬，就会出现“恃恩而不感恩”的状况。

▲（1）赏贵信，罚贵必

就是该赏的坚决赏，该罚的必须罚。吴起在与秦军作战时，部下一员将领没有得到命令就私自冲入敌阵，虽“获二首而还”，但他违反军令，“吴起立斩之”，使军纪更加严肃。

楚汉相争，最后项羽败北，原因很多，其中项羽赏罚不明是一个重要原因。韩信曾评价项羽，说他做不到赏罚有信。韩信认为项羽对士卒在小节上的关怀是“妇人之仁”，他说，项羽见了下属恭敬慈爱，言语谦和，下属有病还亲至问候，甚至亲自端水送饭以示关心．但是在将士有了军功需要赏赐时，他却将加功进爵的印信拿在手中反复地抚摩，舍不得赐与，这就是行妇人之仁。现实工作中这样的领导不少。

▲（2）罚贵大，赏贵小

意思是赏罚要抓住有影响的事情。孙武训练吴国宫女时，斩杀不听指挥的吴王妃子，结果训练效果非常好。大家在平时管理时，不要专挑软柿子捏，这样虽然能把事情做完，但不能树立权威。

▲（3）罚不避亲，赏不嫌疏

说的就是不要因为是熟人就不责备，也不要因为和你关系不好就不重用。这样做会失掉你的威信。▲（4）赏不逾日．罚不还面

意思是奖赏要及时，惩罚要随犯随罚，当机立断，连转脸的功夫都不要耽搁。赏罚及时实施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激励将士继续立功，杜绝违令之举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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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兵之法 教戒为先

讲的是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法。▲（1）教以礼义，明以廉耻

讲的是军队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我国古代兵书通常将“教”、“戒”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合而为一，统称为教，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和戒都肩负着军队思想教育的使命。古代兵家认为，军队政治思想教育以忠君思想为指导。孔子：杀身以成仁；孟子：舍生以取义。就是要在官兵中培养“以死为荣，以退为辱”的荣辱观。

▲（2）严格训练，讲究方法

讲的是古代军队训练的方法和内容。一支军队战斗力强弱，除了有坚定的政治思想之外，还必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实现。古代兵家对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代练兵突出强调两点：

一是训练从严。主要是指训练科目从严和赏罚从严两个方面。古代军队训练的内容很多。车、步、骑、水等不同兵种和同一兵种中不同的分工，都有不同的训练科目；兵器种类的多样化，也要求兵器科目训练的多样化。

二是练以致用。主要指从实战需要出发，为战而练，进行实用性很强的训练。这两条在现在也被广泛使用。

总之，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是军事训练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只有相辅相成、紧密结合．才能提高训练效果，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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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兵之强弱，系于将帅

说的是古代军事家在治军过程中，是如何看待将领的重要性，优秀将领的标准，考核将领的方法和使用将领的要求的等问题。

▲（1）重将思想

即如何看待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支军队的强弱，与将帅选拔和任用密不可分。选将用将历来为我国古代兵家和政治家所重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大将，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都是在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2）选将思想

选拔一名称职的将领，是治军第一要务。选将标准是什么？▲《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将者，智（智谋-不是傻瓜）、信（信誉-不是骗子）、仁（仁爱-不是恶棍）、勇（勇敢-不是孬种）、严（严明-不是软蛋）也。”符合这五条就是一个合格的将领。简单地说就是“智勇双全”，这是我国古代对将领所应具备的综合性素质的精炼概括。一名优秀的将领必须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将军的智力表现在：

一是在理论上，要精于“诡道”。孙子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图示。将领要深知此理。

二是在战法上，要富于创造力。将帅照搬书本知识去指挥作战，无疑照谱下棋，必败无疑。“所以善用兵者，必因敌而变”。

三是在战场上要有洞察力。孙子说，用兵之法，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将帅的洞察力，体现在战场上能够抓住关键，因机立断。更高境界的洞察力表现在，将帅通过战前各种征兆和条件来判断战争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将军的勇敢表现在：

一是战场上要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二是遇到危险时要临危不惧，处事果断。三是在进行重大决策时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3）将帅的考核方法

如何考核将帅，即如何能分辨出谁是优秀的将帅。▲一是平时观察。《武经总要•选将》提出“九验”：“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现在用也很管用。

▲二是实践考核。实践证明，通过实战选拔将帅是全面考核将帅的有效途径。曹操手下的许多大将都是从战争中选拔上来的。史书记载：“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

▲（4）将帅的使用方法

选拔将领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将领。

将领选定之后，必须讲究“用将之道”。用将之道的关键在于：

▲一是兵权贵一。说的是决策权和指挥权要统一，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将军的主观能动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是用人不疑。古代兵家历来推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曹操使用庞德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庞德要战关羽，曹操谋臣不同意，说庞德是马超的旧部，恐其有变。曹操不为所动，坚持用庞德当先锋。庞德很是感动，上演了一场抬棺战关羽的恶战，最后被关羽水淹七军所俘，其拒不投降以示对曹操的忠诚，结果被杀。▲三是厉行赏罚。《尉缭子》认为，凡是统兵千人以上的将领，都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如果临阵退逃，就应被宣布为“国贼”，给予最严厉的刑罚。李广，在漠北之战，因迷路贻误战机，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就自杀了。

第二篇：治军思想学习体会发言

治军思想学习体会发言

根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读书班方案要求，我对《》第四卷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在书中深刻指出，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的坚定决心，认清大势、清醒头脑，坚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严格思想教育、严格管理监督，切实立起新时代从严从实、守规守纪的崭新形象。

一、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战略，要严于学习改造，旗帜鲜明讲政治

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信念，提升政治能力，确保政治过硬。”苏共拥有*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近*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面对动荡为何无人抗争，根本的是丢失理想信念、丧失政治立场。所以，在新时代我们要在强化政治意识、锻造政治能力上标准更高、要求更严。

要将学习贯彻思想特别是强军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大思想武器，把最新讲话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利用好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个人自学，使学习的过程成为改造思想、培塑忠魂、坚定追随的过程，真正把讲话的精髓要义学到手，在深思细研中深化思想改造、政治塑造，进而坚定政治信念，提升政治能力，确保政治过硬。

二、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战略，要严守法规纪律，遵章办事强规矩

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第五批马里维和的负责人，他讲了一个事例：他亲眼目睹一名外国军官心存侥幸私自离开军营，被恐怖分子袭击身亡的事例。他讲到，中国军队是唯一没有假期、训练最苦、管理最严、要求最多的军队，但也是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党的*大以来，党中央把依法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盘子，党的*届*全会对依法治军做出重要部署，中央军委专门制定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所以，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就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严起来挺起来，时时处处知敬畏、存戒惧、明底线。

注重自律培塑，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特别是在用权、用钱和个人生活待遇上，不搞特殊、不越界限、不破规矩。严把“一年两征”的关卡，严格组织流程、严守制度标准、严肃人员作风，坚决杜绝腐败问题发生，确保为部队输送优秀兵员。注重遵章办事，严格按照法规条例工作，杜绝主观臆想、凭借经验、惯用方式等问题的发生。在民兵军事训练上，要按纲要施训、按要求施训、按实际施训，紧贴使命任务，严格训练标准，从严从实开展民兵军事训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的去、打的赢。注重严格家教家风，切实过好家庭关、亲情关。惯于监督约束，敢于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组织教育、管理和监督之中，习惯于在监督下行事办事，在监督下工作生活，把住把牢纪律规矩底线。

三、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战略，要严格日常养成，修身正行纯作风

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己不正，焉能正人。”好作风是一件一件事情、一点一点修身积累起来的，必须从日常着力、从点滴入手，多积尺寸之功，收到滴水穿石之效。要常怀警惕之心。在万物互联的时代里，敌对势力对我渗透更加便利。要从确保永不变色的政治高度，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交往观，时时警惕“灯红酒绿”的侵蚀，坚决抵制“四风”倾向性问题，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要常增免疫之力。时时处处以党员和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全面从严要求加强自律，自觉纯洁朋友圈、生活圈、交往圈，筑牢抵制歪风邪气的坚固防线。必须自觉陶冶道德情操、筑牢道德防线，志存高远、去俗就雅，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尤其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同样要严格要求自己，做抵制歪风邪气表率，当弘扬正气先锋。

四、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战略，要严管党员干部，立身为旗作表率

强调：“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治党必先治上、治军必先治官。从带头听指挥、听号令抓起,始终把坚决听令指挥作为严守纪律规矩具体要求，作为党性原则重要体现，不仅在关键时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平时也要听招呼守规矩；不仅对大政方针要坚决执行，对具体规定也要严格遵守、令行禁止，事事处处时时都必须态度坚定、行动坚决。

从带头言必行、行必果严起。坚持立说立行、言行一致，把说和做统一起来，重点纠治不担当、不进取的“懒”政现象，纠治在职不担责、做事不顶事的“庸”政现象，以严肃问责倒逼党员干部，层层传导压力，人人套上“紧箍”，使党员干部畏“权”守“责”、担当作为。带头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要求部队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部队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严格按职责、按权限、按规矩办事，始终做到不越规、不逾矩。

第三篇：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天子的“德政”和民间的“宗法”制度是传福利制度的两大基础。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时，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有效经验。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德政；宗法；宗族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多方位借鉴和引进西方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在反观西方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理念。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又维系了数千年封建体制的国家。正是因为儒家倡导德政理想，中国历代政府都以长治久安为目的，始终关心百姓的的社会福利，其中的施政措施及蕴含的社会福利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并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大有裨益。

一、德政：福利社会的理想

虽然福利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社会福利的实施由来已久，各派思想家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诚然，维护政权稳定，粉饰太平现象是当政者的现实目的，但借着与传统天命的贯通，德政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并始终鞭策着当政者致力于百姓的社会福利。

民国以前，对天的敬畏一直广泛存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尚书舜典》曾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这种“天”是带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一切自然的变化与人事的祸福。周人认为人事的一切运作都出于天命，人受命于天，天子禀天命掌管天下，而人也源于天命。周公又进一步对“天”加以概念性的总括。他认为“天命转移”“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天命是以人君的德行为转移的依据。这样“德”成了“天”的注解，所谓“敬天”就转为“明德”，“天”与“德”具有了同一性。因此，天子禀承“天命”即应施行“德政”，否则，便违背天意而终将被弃。

如此，宗教观念上的敬天推衍出伦理观念上的明德，上天的意志从而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并最终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尚书泰誓》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于是，对天命的顺从最终便 落足于“保民”称王。这种民本、德政思想为历代思想家继承，从而为社会福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时期，管子提出了具有强烈民本色彩的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民委君之本，治国之道在于“顺民心”，而其首要则在于富民。因为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强，民之贫富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国家之兴衰。在管子学派的重民思想中，还有颇为丰富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思想。《管子五辅》篇指出:“养长者，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篇中，则记载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福利思想及其举措非常具体，如“老老”，即指国家设立掌老之官，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养老事宜。其细节为：凡年纪上七十者，一子不征，每三曰国家赠肉一次；八十以上者，二子不征，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者，则全家不征，每天有酒肉供养。再如“恤孤”，即国家设掌孤之官负责孤儿的福利工作。凡领养一名孤儿的家庭，一子无征，领养二名孤儿的家庭二子无征，若领养三民孤儿，则全家不征。掌孤之官要经常过问孤儿的状况，“必知其饮食饥寒，身之月脊胜而哀怜之”。[1] 孔子出于“为政以德”的思想，称管子所行之政为德政。在他心中，德政的典范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也，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这里的大道即为天道，其在人间的流行便是大同理想：一个人际融合，经济互助的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障，从幼及老，乃至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所养。

孟子对德政作了更为具体阐述，他认为君王应该推其本身的“不忍心”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和救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他认为仁政应以此为先：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3]此外，孟子认为，使人民保持一定的私人财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他提出“制民之产”，并以西周的井田制为范本，构建了一个“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乡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4]的小农经济的蓝图。

此外，墨子的社会福利思想也很丰富，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5]，并希望能够予以切实可行的救济。在这些民本、德政思想的影响下，历代政府都以振灾济困为己任，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汉代设常平仓平抑物价、备荒振恤，隋代“民间寄纳在官”的义仓则在政府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振恤责任。以后，养济院、慈幼局、漏泽源等社会救济与抚恤事业纷纷成立。

可以说，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很早为我们建构了福利社会的雏形，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历代的社会福利措施。尤其是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宗法：福利社会的渠道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文已述，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殷人主要以“帝”来称谓上神，出于对 “帝”威望的借重，在廪辛、康厅以后的卜辞里，开始出现对死去的人王称“帝”的记录，从而有了人帝与天帝之分。西周代商之后，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的传承制度。人帝被视为天帝的嫡长子，即天子，秉承天命管理被视为天帝庶子的下民。

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

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在民国以前，这些自然村落都实施着宗族内部的自我管理。这些宗族组织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承接着大部分地方性行政自制功能，一方面，又维系着宗族内部的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可见，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

自西周以后宗法意识深深地浸透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由此确立。古代中国并据此建立了日益完善的保障体系，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中，由此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三、评鉴：中国福利化的当下思考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贫困者的救助是人类有史以来始终存在的重要话题，各国对此都有很多经验流传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实施社会保障的最直接渠道。中国传统便流传养子防老的观念。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实际存在于民间的仍主要是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父母在子女年幼时抚养照料他们；及其年老，子女反哺，在感情、经济上支持、赡养父母。子女，尤其是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便意味着一种年老保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人力直接代表生产力；子女越多，经济越有保障，得到赡养的机会与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时社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中国人极早便窥见这一道理，所以，在远古就从天人关系中体悟出人伦之道，并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使得国与家成为一体。如此，社会福利以亲情、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之间的互济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会保障网络，即便是政府也以民之父母的身份施以救济，而整个社会则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指归。可见，对家庭与家族的注重构成中国传统福利思想的特色，这一思想传统使得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内部化，同时对内部关系的维系与调控便成为一切施政的主要纲领。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民之父母自视，对社会大家庭的稳定与成员的福利十分关注。所以，很早就有较完备的福利思想与相关政策。如《周礼》中就载有“荒征十二策”以应灾祸，前文所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政”对贫困残弱者的救济已细致入微。正是这一点保障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能绵延数千年并影响至今。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制度”、“养恤制度”的弊病也不少。比如，主持养恤者的营私舞弊，施粥的范围有局限性和灾民集中易流行疾病等[7]。此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也过于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均贫富，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够。从历代思想家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往往是以实行“小国寡民”、“耕者有其田”、“老者有所养”为目标。政府施行的救济以宗族为依托在便利的同时，也导致区域自治自足，地方保护色彩较浓厚。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北欧、英国的福利国家型，也有美国式的纯粹社会保险型，以及德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型和新加坡、智利式的公办自我保障型。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问题时，现代社会考虑的因素也较全面，既有出于道德准则上的原因，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又有出于发展经济的一些理论，如：分配理论，注重资源调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直接关注的是社会稳定；但也不忘从更高一层涵义上考虑，把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现代福利思想相比，显得相当狭隘，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向西方模式的借鉴与援引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经济市场化所要走的必由之路。但我们需注意，所谓现代的福利理念（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福利理念）也有其自身弊病：即福利成为政府某方面职能，缺乏整体性。此外，过于强调政府行为，也极易产生对受助者的侵权；同时也容易忽略对弱势群体精神的照顾和支持。尤其是对于受助者来说后者往往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保障发展史重要一环的《济贫法》，便充分体现出单纯政府行为的弊端性，同时其自身缺陷也为后人所诟病。如保障水平十分低下，“贫民习艺所”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其手段过于强制，忽略了受助者的人权与尊严。恩格斯曾批评《济贫法》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他还认为此制度作为全国性的制度，使有些人不事生产，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便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它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亲关系的特有功能，同时从人性自然的亲情关系入手去培养社会关怀与救助，使得相关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切近而平易的贯彻下去。既调节了基层社会—即宗族内部的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归依；既有宏观的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和人伦关怀。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改善上也颇有成效。我们今天要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其有效经验。参考文献 ［1］《管子·入国》 ［2］《礼记·礼运篇》 ［3］《孟子·梁惠王下》 ［4］《孟子·滕文公上》 ［5］《墨子·非乐上》 ［6］《白虎通》

第四篇：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城市建设史作业

班级：城市规划08-1

学号：20080871

姓名:殷海涛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以为统治者加强统治服务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即使如此，两个方向的理论也都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它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在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高大宏伟的府邸和低矮简陋的普通住宅，时时都提醒着人们统治者的权威；清晰的街坊和宽广笔直的街道暗示着人们要规规矩矩，不能违背“礼”制；高大厚重的城墙固然有着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也圈住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历代城市，宫殿、官衙全都居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左右，且大部分都坐北朝南，显示了统治阶级权利的至高无上。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受着各种“心理暗示”，即使将来有了巨大的权利也很少有敢于反叛的，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即使有了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它想的也是为如何为朝廷效力，时刻等待着朝廷的招安，即使知道自己被招安很可能是一个骗局，仍然义无反顾。

相比于《周礼考工记》的限制性，在《管子》一书及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时，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即使如此，《管子》提出的“城大而人民寡者，器民不足以守城”，同时将士农工商的居住区进行了划分：凡士者近宫、不士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统治者权利的至高无上、以及人们对自己地位的观念。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虽然风水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但城市的中心建筑仍然是统治阶级，作用大部分也都是保证统治阶级的气运，保证统治的安定。例如秦朝的咸阳就运用了天体的规划思想，但咸阳城的中心枢纽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建筑——咸阳宫，从意识上体现了帝皇的威严。还有

一些建筑的阴阳调和、景山公园的假山等等，这些虽然是为了镇住“邪气”，但主要的还是用来保证统治阶级权利的稳固，保证国泰民安。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但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虽然这两种思想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中心仍然是为统治者服务，为了加强统治。

第五篇：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我国养济保民思想源远流长。商代时期，盘庚提出“罔不惟民之承保”，“式敷民德”(《尚书·商书·盘庚》)。周代文王提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尚书·商书·周书》)。周公将之发展为明德慎罚、以德治民。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等学派继承了这一“保民”思想。《周礼》提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礼记·王制》云：“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特别是人们熟知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梦想，并成为统治者实施救济政策的思想基础。

秦朝政府对鳏寡孤独的救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隐匿成童，及申报废疾不确实，里典、伍老应赎耐，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弄虚作假的，罚二甲；里典、伍老不加告发，各罚一甲；同伍的人，每家罚一盾，都加以流放”(《睡虎地秦墓竹简》)。汉代政府对鳏寡孤独的救济主要是发放物品。如，东汉光武帝发布诏令：“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扶，无令失职”(《后汉书·光武帝本纪》)。

北魏及唐代前期的救助政策融入到均田制内。政府向不负担赋税的没有丁男的老人、未成年者、鳏寡者等构成的人户给予适当的田地耕种，加之佛教的行善生生观念流行，促使收容鳏寡孤独及残病者的专门机构出现。最早的是南朝齐武帝的文惠太子设立的“六疾馆”，主要收养贫病之人(《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此后，梁武帝设置了孤独园，北魏孝文帝设立了别坊。

唐武宗废佛之后，唐政府直接承担了养济机构的经费，委任有名望的人进行监管，即：“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唐会要》卷四十九)。

北宋徽宗时设置的居养院，主要收养孤贫小儿乃至“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安济坊主要为医疗机构(《宋史·食货上六》)。漏泽园设立于神宗年间，“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到崇宁年间，“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宋史·食货上六》)。后由于靖康之变，北宋的养济机构大多毁于战乱。

作为官方的救助制度，养济院正式设立于南宋初年。绍兴元年，绍兴府通判要求设置养济机构以收留北方南迁宋人中疾病贫弱者，并专派医官治疗病人，同时派遣“童行”二人负责管理饮食。这一要求得到了南宋政府的批准，规定凡是被收养者，要在当地官府登籍造册，写明姓名、籍贯，由官府出资供给口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八》)。这样，新建立的养济院糅合了安济坊与居养院的功能。这一时期是养济院的兴起阶段，主要是收养流民乞丐，有固定的收养时间，带有临时性救济的特点。

元代继承前代的养济院制度，在制度建设上比南宋更为完备。养济院在元代初称为孤老院，它的职能以收养孤老为主，与南宋临时性收养乞丐贫病有着很大差别(《元史·刘秉忠传》)。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五年又下诏，“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不久，孤老院改名为养济院。其收养对象为：“民之孤独残病不能生者，许入院。”明代的养济院制度得以确立。为保障养济之政的推行，朱元璋将其载入《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在朱元璋的倡导下，许多府县在洪武年间都设置了养济院。明成祖时，养济院的建置得到改观，养济院在“天下府州县俱有”(《明太祖实录》卷127)。弘治年间，养济院由内地州县向边陲各卫所扩展。

清朝顺治五年下诏：“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给发，无致失所”(《清世祖实录》卷41)。由于清初的财政紧张，养济院的重建收效并不大。到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养济院的重建工作才得以大规模展开。清代养济院开始之初，奉行明代的原籍收养政策。至乾隆二年，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四川居民流寓最多，与他省不同，且地处万山，险阻难行，若将远方流丐照各省之例一概送回原籍，其老病茕民，举步维艰，既多跋涉之苦，亦非矜全之道”，故“将川省外来流丐，饬令地方官稽查，果系疲窿残疾无告穷民，准其一律收入养济院”(《清会典事例》卷269)。外来孤老流丐收入所在地养济院，打破了明清以来的原籍收养政策，使得养济院收养范围大大扩展。

嘉庆、道光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养济院面临着各方面的破坏，尤其是政府财政恶化，加上战乱不止，养济院逐渐衰落，其他的养济机构也无法承受大规模的社会救助。在清代后期，一些以乡绅、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救助活动日益活跃，在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中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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