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考试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第一篇：教育学考试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论心理教育--教育心理

孔子：

孔子很重视品德的培养，把品德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他认为品德是根本的，甚至认为品德好，其他方面也就会好。他还建立德行科，对学生进行专门教育和训练。根据孔子的一些言论并结合其知与行的哲学观点来看，可以把品德形成的过程分为四个环节（阶段），即品德的认识环节、品德的情感环节、品德的意志环节、品德的实践环节。这四个环节是密切联系的。在培养品德方面，孔子实际上已涉及到这么一些原则和方法：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以身作则、改过迁善、表扬批评、主观努力等。这些原则和方法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孟子：

孟子同孔子一样，其教育心理思想也是颇为丰富的。首先，他肯定不仅是人的心理活动存在个别差异，甚至宇宙的万事万物也存在个别差异。如他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正是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孟子考察了因材施教的方法问题。

关于德育心理思想，孟子提倡仁义，并对这两个道德概念作了考察。他也注意到了道德教育中的情欲与志意问题，特别强调“养吾浩然之气”。更值得重视的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如因材施教、以身作则、尽心知性、扩而充之、求其放心、反求诸己、知耻改过、自我锻炼等等，其中有些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在学习心理思想方面，孟子在肯定“自求自得”的前提下，也积极地主张向外物去求取知识、获得智力。正因为如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学习原则和方法，加深造自得、打下基础、渐进有恒、积极思维、专心致志、博约结合等等，很值得我们注意。

孟子的教师心理思想相当贫乏，与此直接有关的仅有两条资料。庄子；

在学习心理方面，庄子提出了“知有所困”，以及用已知“养其所不知”的思想。他又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天涯，殆已！”这涉及到了知识无限与生命有限的矛盾。在智能方面，庄子通过庖丁解牛和痀偻承蜩等事例，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动作技能的形成同练习的关系，以及技能的运用同注意、心智的关系。在差异心理方面，庄子指出“人有人疵，事有四患”，并据此而归纳出十二种人所具有的某些性格特征。他还首次提出用“九征”的方法来鉴别人的才性，对后世影响颇深。

荀子：

苟子对学习心理作了很好的分析研究。他认为学习的意义很大，即可以使人获得知识、均长才能、养成品德，也就是使人作到“知明而行无过”。他把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人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也就是感知、思维和运用。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出的“积”、“锲”、“壹”“精“思”“行”等，有颇大的现实意义。

在德育心理方面，荀于对“君子”应当具备的心理品质所作的分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很强调环境、教育在培养道德行为中的重大作用，因而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一定价值的德育方法，如“治养”、诱导、自察、自省、言行一致等等。

在差异心理方面，荀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心理差异作了分；他根据勇的种种表现，把勇划分为三种或四种。他的所谓“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小人”云云，可以说是划分的几种不同的性格类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教师心理方面，荀子很重视教师的作用。他师法并提，认为“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他甚至认为师比礼还重要。他对教师应当具备的品质提出了四条，即“尊严而惮”，要有尊严威望，受人敬重；“耆艾而信”，要有丰富经验，崇高信仰；“不陵不犯”，要循序渐进，学不躐等，“知微而论”，要洞察细微，善于发挥。这四条也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韩非：

韩非的教育心理思想很不系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以教歌为例，强调教者首先必须掌握学生的素质与能力水平。

（二）以学驾驭车马为例，指出学习过程中应该集中注意力，才能协调动作。

（三）以教子为例，说明惩罚产生的恐惧心理，较“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更为有效。

（四）以西门豹佩皮带等为例，论述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意义。

（五）以迷路者为例，认为“问知而听能”是一个取得学习成功的重要条件。《礼记》：

在德育心理思想方面，《大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德育三大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个程序。格物、致知包含有道德认识过程的意义；诚意、正心、修身是通过自我教育形成道德品质的过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把自己高尚的品德付诸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庸》提出了“慎独”、无过与不及的自我修养原则和方法。

在学习心理思想方面，《中庸》归纳出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五个阶段的学习过程。《学记》则提出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和心理发展水平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要求教师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强调学习要循序渐进，要善于“比物丑类”和重视劳逸结合。

在教师心理思想方面，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能“博喻”，即善于对学生启发诱导，善于掌握提问和答疑的技巧，具有独立思维的能力和广博的知识。指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吕氏春秋》：

在教育心理思想方面，作者强调环境、教育对人性发展的影响，认为不可能有生而知之的人，明确指出“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造就优秀人才，除了学生良好的素质以外，还必须“疾学”和“师达”。作者还初步认识到师生间的心理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习心理方面主张尊师好学，精而熟之，取长补短，学贤问智，专心致志，不徙不止。

《淮南子》：

《淮南子》很重视人性与教育，认为大多数人（甚至也包括帝王）都是需要学习的，对大多数人本性的涤荡和教化持乐观的态度。提出要“因性养性”或“因性导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性发展的内部规律，表明人性的培养不是简单地由外因决定的。它也不否定外部条件的重要性，因此在考察品德教育问题时，提出了“正风俗，重教化”的主张。它更重视教育本身的榜样作用，强调“身教”的威力，特别是教育者的“至诚”精神对被教育者的影响。在品德修养上强调要“巡小慎微”，这不是叫人作事时要束手束脚，胆小谨慎，而是强调不可忽视小节，因为小不防终成大锅。在人性修养方面，作者们看到了“积”的规律，即认为人性的善恶并非一日形成，而是天长日久逐渐积累成的，因此要求人们懂得“积羽沉舟，群经折轴”的道理。而对于怎样防患于未然，怎样对待自己的过错，怎样对待世俗的议论等问题，它都作了较好的论述。

《淮南子》对学习心理也作了比较有价值的探讨。它不仅认为通过学习可以改变人性，培养品德，还肯定可以发展智能。因而相应地提出了“务学习”的主张，并专门写了《修条》篇。在学习方法方面，它所提出的专精、练习、好问、勤治、乐学等，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魏晋玄学家：

玄学家对于教育心理论述不多，但涉及到学习心理、差异心理、德育心理、教师心理诸方面。在学习心理思想方面，认为学习有益于增进智能、形成性格，反对人云亦云、人学亦学以及厌倦的学习态度，但也注重“不知而中”的神秘方法。在差异心理思想方同，指出人的心理与形体一样存在着差异，不可能完全相同。在德育心理思想方面，主张通过所谓“道”和“无”来保持人的先天的道往品质，尽“德”之用。在教师心理思想方面，认为教师有“强梁”与“非强梁”两种教育风格，主张采取“非强梁”的风格，顺乎学生的本性进行教育。

程颢、程颐：

二程的教育心理思想主要有：提倡幼教幼习，认为婴儿除“饮乳”等本能之外，“其他皆诱之也”。主张要教以“格言至伦”，使其盈耳充腹，则不至被邪言所惑。提出教师要精于义理，“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教学要由近及远，应有趣味性。在学习心理方面，指出学习者应知自己的不足，不应为了名利；学习里专心致志、有勇才能前进；要有自信、自求、“卓然之独见”，不应人云亦云；强调要通过深思以求自得，并能“见乎行”。

朱熹：

朱熹的教育心理思想是其整个心理思想体系中最为丰富、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关于学习心理，他分析了学习的意义，指出学习的过程乃是“积累”和“贯通”相结合的过程。还提出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学习原则与方法。关于德育心理，他的主要观点是有德无才，不能为用；过而能改，复手无过；诗歌养性，荡涤邪秽，改善辅仁，德业回进；慎独愧耻，所系甚大等。关于差异心理，他主张对于狂、狷等不同类型的人要“因其志节，激后我抑”，并明确提出了“圣贤施教，各因其材”的命题。这是“因材施教”一词的由来。关于教师心理，他继承孟子“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思想，赋予教师崇高的责任，并提出了举一反

三、启发诱导等富有心理学意义的教学方法。

陆九渊：

陆九渊从事多年的教育工作，教育心理思想较为丰富。在德育心理方面，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提出了自省、改过、自知之明等品德修养的方法。在学习心理方面，则总结出立志、切磨、疑思辨、虚心涵泳、先易后难等学习原和方法。但是，他所提倡的学习，指的是“正学”--读圣贤书，其目的是为了去外物之蔽，明“本心”之“理”。

吴澄：

吴澄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大。”注意到了教育的关键期，指出“教之当于可以受教之时。”他肯定择师的重要，并对教提出了心理上的要求：“开导其志而不尽言，使人思而绎之，而继续其志。”“激励其志，使之自能。”他更提出了一套读书法，强调“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人口耳而已。”要求“进之以浙，待之以久”，并且“就身上实学”。他还继承孔子乐学的思想，认为“知之必好，好之必乐”，重视兴趣、情感在学习中的作用。

陈献章：

陈献章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习端而俗正，教立而风行”，“人之贤否存乎教”。主张为学务求“自得”，认为“学无难易，在人自觉”。重视思维在学习中的作用，认为读书不应“徒诵其言而忘味。”强调为学要“循次而进”，并持之以恒，“不可一日而不修焉”。

王守仁：

王守仁的德育心理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致良知”的思想中。在他看来，“良知”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认识的本体，同时还是道德的本体。“致良知”既是认识的途径，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但“良知”一词并非王守仁所首创，而是孟子“良知”的直接继承和发挥。其次，在“致良知”思想的基础上，他对粮有心理作了一系列的考察。他非常重视德育，认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他把德育过程明确地规定为“开其知觉”、“调理性增”、‘发其志意”和“导之习礼”等四个环节，这与今之所谓知、情、意、行相当。关于德育的原则和方法，他很重视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还特别强调规章制度、礼仪、诗歌、音乐等在德育中的作用。

陈确：

陈确主张对此重要严教，不护短，才能“日过于德”；否则，必将“长傲养恶而不肖以终其身”。德育心理方面，强调改过，能“改之又改，即是圣贤功夫”。学习心理方面，提出要先立志，要志于道，并立定主意“必为圣人”，指出“天下之理无穷，一人之心有限”，因此，学要虚心、切问，不可“傲然自信”，提倡学要养病于辨别是非、真伪，有所创新，一味模仿必将“格于古而巴之才性不出”，强调学里和家庭日用相结合，“不能身体力行，便是不曾读书”。当然，陈确所主张的学、行，是以领会和躬行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

王夫之：

王夫之首先把人性与教育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教者皆性，性必有教”，表达了一种把学习视为人的潜能开发的思想。他还区别了学与教的不同，但认为学与习则不可分为两事。他着重论述了学习心理过程，把学习分为“学”（博学、审问、笃行）与“思”（慎思、明辨），并强调学思并进、学必兼行。他还认为学习的五个环节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对于具体的人、事而言，哪一个环节薄弱，这一个环节就成为主要环节、他也说明了学习的意义，涉及了一些关于练习的思想。他还专门论述了学习的一些心理条件，如正心、立志、无意、持疑等。

颜元、李塨：

颜李继承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的恶乃是后无环境与教育的引蔽习染所致。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并且提倡导期教育，如说“乃自童龆，即身心、道艺一致如功”，“人莫患于自幼不从师”。也特别重视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主张学习必须接触实际，反对程朱的静坐、死读书。提出了学必习行，学必勤奋，学贵立志，学贵有恒，学贵专一等观点。也提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如说“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颜李也很重视德育、美育的作用，指出诗歌可以“激发善念”，礼乐可以“固人身心，化人性情”。

第二篇：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天子的“德政”和民间的“宗法”制度是传福利制度的两大基础。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时，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有效经验。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德政；宗法；宗族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多方位借鉴和引进西方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在反观西方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理念。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又维系了数千年封建体制的国家。正是因为儒家倡导德政理想，中国历代政府都以长治久安为目的，始终关心百姓的的社会福利，其中的施政措施及蕴含的社会福利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并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大有裨益。

一、德政：福利社会的理想

虽然福利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社会福利的实施由来已久，各派思想家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诚然，维护政权稳定，粉饰太平现象是当政者的现实目的，但借着与传统天命的贯通，德政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并始终鞭策着当政者致力于百姓的社会福利。

民国以前，对天的敬畏一直广泛存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尚书舜典》曾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这种“天”是带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一切自然的变化与人事的祸福。周人认为人事的一切运作都出于天命，人受命于天，天子禀天命掌管天下，而人也源于天命。周公又进一步对“天”加以概念性的总括。他认为“天命转移”“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天命是以人君的德行为转移的依据。这样“德”成了“天”的注解，所谓“敬天”就转为“明德”，“天”与“德”具有了同一性。因此，天子禀承“天命”即应施行“德政”，否则，便违背天意而终将被弃。

如此，宗教观念上的敬天推衍出伦理观念上的明德，上天的意志从而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并最终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尚书泰誓》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于是，对天命的顺从最终便 落足于“保民”称王。这种民本、德政思想为历代思想家继承，从而为社会福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时期，管子提出了具有强烈民本色彩的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民委君之本，治国之道在于“顺民心”，而其首要则在于富民。因为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强，民之贫富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国家之兴衰。在管子学派的重民思想中，还有颇为丰富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思想。《管子五辅》篇指出:“养长者，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篇中，则记载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福利思想及其举措非常具体，如“老老”，即指国家设立掌老之官，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养老事宜。其细节为：凡年纪上七十者，一子不征，每三曰国家赠肉一次；八十以上者，二子不征，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者，则全家不征，每天有酒肉供养。再如“恤孤”，即国家设掌孤之官负责孤儿的福利工作。凡领养一名孤儿的家庭，一子无征，领养二名孤儿的家庭二子无征，若领养三民孤儿，则全家不征。掌孤之官要经常过问孤儿的状况，“必知其饮食饥寒，身之月脊胜而哀怜之”。[1] 孔子出于“为政以德”的思想，称管子所行之政为德政。在他心中，德政的典范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也，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这里的大道即为天道，其在人间的流行便是大同理想：一个人际融合，经济互助的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障，从幼及老，乃至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所养。

孟子对德政作了更为具体阐述，他认为君王应该推其本身的“不忍心”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和救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他认为仁政应以此为先：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3]此外，孟子认为，使人民保持一定的私人财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他提出“制民之产”，并以西周的井田制为范本，构建了一个“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乡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4]的小农经济的蓝图。

此外，墨子的社会福利思想也很丰富，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5]，并希望能够予以切实可行的救济。在这些民本、德政思想的影响下，历代政府都以振灾济困为己任，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汉代设常平仓平抑物价、备荒振恤，隋代“民间寄纳在官”的义仓则在政府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振恤责任。以后，养济院、慈幼局、漏泽源等社会救济与抚恤事业纷纷成立。

可以说，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很早为我们建构了福利社会的雏形，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历代的社会福利措施。尤其是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宗法：福利社会的渠道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文已述，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殷人主要以“帝”来称谓上神，出于对 “帝”威望的借重，在廪辛、康厅以后的卜辞里，开始出现对死去的人王称“帝”的记录，从而有了人帝与天帝之分。西周代商之后，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的传承制度。人帝被视为天帝的嫡长子，即天子，秉承天命管理被视为天帝庶子的下民。

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

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在民国以前，这些自然村落都实施着宗族内部的自我管理。这些宗族组织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承接着大部分地方性行政自制功能，一方面，又维系着宗族内部的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可见，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

自西周以后宗法意识深深地浸透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由此确立。古代中国并据此建立了日益完善的保障体系，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中，由此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三、评鉴：中国福利化的当下思考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贫困者的救助是人类有史以来始终存在的重要话题，各国对此都有很多经验流传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实施社会保障的最直接渠道。中国传统便流传养子防老的观念。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实际存在于民间的仍主要是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父母在子女年幼时抚养照料他们；及其年老，子女反哺，在感情、经济上支持、赡养父母。子女，尤其是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便意味着一种年老保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人力直接代表生产力；子女越多，经济越有保障，得到赡养的机会与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时社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中国人极早便窥见这一道理，所以，在远古就从天人关系中体悟出人伦之道，并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使得国与家成为一体。如此，社会福利以亲情、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之间的互济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会保障网络，即便是政府也以民之父母的身份施以救济，而整个社会则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指归。可见，对家庭与家族的注重构成中国传统福利思想的特色，这一思想传统使得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内部化，同时对内部关系的维系与调控便成为一切施政的主要纲领。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民之父母自视，对社会大家庭的稳定与成员的福利十分关注。所以，很早就有较完备的福利思想与相关政策。如《周礼》中就载有“荒征十二策”以应灾祸，前文所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政”对贫困残弱者的救济已细致入微。正是这一点保障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能绵延数千年并影响至今。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制度”、“养恤制度”的弊病也不少。比如，主持养恤者的营私舞弊，施粥的范围有局限性和灾民集中易流行疾病等[7]。此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也过于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均贫富，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够。从历代思想家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往往是以实行“小国寡民”、“耕者有其田”、“老者有所养”为目标。政府施行的救济以宗族为依托在便利的同时，也导致区域自治自足，地方保护色彩较浓厚。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北欧、英国的福利国家型，也有美国式的纯粹社会保险型，以及德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型和新加坡、智利式的公办自我保障型。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问题时，现代社会考虑的因素也较全面，既有出于道德准则上的原因，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又有出于发展经济的一些理论，如：分配理论，注重资源调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直接关注的是社会稳定；但也不忘从更高一层涵义上考虑，把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现代福利思想相比，显得相当狭隘，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向西方模式的借鉴与援引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经济市场化所要走的必由之路。但我们需注意，所谓现代的福利理念（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福利理念）也有其自身弊病：即福利成为政府某方面职能，缺乏整体性。此外，过于强调政府行为，也极易产生对受助者的侵权；同时也容易忽略对弱势群体精神的照顾和支持。尤其是对于受助者来说后者往往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保障发展史重要一环的《济贫法》，便充分体现出单纯政府行为的弊端性，同时其自身缺陷也为后人所诟病。如保障水平十分低下，“贫民习艺所”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其手段过于强制，忽略了受助者的人权与尊严。恩格斯曾批评《济贫法》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他还认为此制度作为全国性的制度，使有些人不事生产，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便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它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亲关系的特有功能，同时从人性自然的亲情关系入手去培养社会关怀与救助，使得相关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切近而平易的贯彻下去。既调节了基层社会—即宗族内部的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归依；既有宏观的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和人伦关怀。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改善上也颇有成效。我们今天要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其有效经验。参考文献 ［1］《管子·入国》 ［2］《礼记·礼运篇》 ［3］《孟子·梁惠王下》 ［4］《孟子·滕文公上》 ［5］《墨子·非乐上》 ［6］《白虎通》

第三篇：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城市建设史作业

班级：城市规划08-1

学号：20080871

姓名:殷海涛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以为统治者加强统治服务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即使如此，两个方向的理论也都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它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在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高大宏伟的府邸和低矮简陋的普通住宅，时时都提醒着人们统治者的权威；清晰的街坊和宽广笔直的街道暗示着人们要规规矩矩，不能违背“礼”制；高大厚重的城墙固然有着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也圈住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历代城市，宫殿、官衙全都居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左右，且大部分都坐北朝南，显示了统治阶级权利的至高无上。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受着各种“心理暗示”，即使将来有了巨大的权利也很少有敢于反叛的，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即使有了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它想的也是为如何为朝廷效力，时刻等待着朝廷的招安，即使知道自己被招安很可能是一个骗局，仍然义无反顾。

相比于《周礼考工记》的限制性，在《管子》一书及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时，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即使如此，《管子》提出的“城大而人民寡者，器民不足以守城”，同时将士农工商的居住区进行了划分：凡士者近宫、不士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统治者权利的至高无上、以及人们对自己地位的观念。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虽然风水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但城市的中心建筑仍然是统治阶级，作用大部分也都是保证统治阶级的气运，保证统治的安定。例如秦朝的咸阳就运用了天体的规划思想，但咸阳城的中心枢纽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建筑——咸阳宫，从意识上体现了帝皇的威严。还有

一些建筑的阴阳调和、景山公园的假山等等，这些虽然是为了镇住“邪气”，但主要的还是用来保证统治阶级权利的稳固，保证国泰民安。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但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虽然这两种思想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中心仍然是为统治者服务，为了加强统治。

第四篇：《中国古代思想智慧》观后感

《中国古代思想智慧》观后感

《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由国家级教学名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讲授。这门课程现有12讲内容，分别是“《周易》经传的智慧”，“儒家德性的智慧”，“道家超越的智慧”，“墨家的思想”，“《孙子兵法》浅讲”，“法家与名家概述”，“《史记》浅讲”，“魏晋玄学之风”，“佛家解脱的智慧”，“宋明理学的境界”，“明清之际思潮”和“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征”。尤以重彩浓墨，绘声绘色地介绍了先秦诸子——儒、道、墨、兵、法、名家的智慧与情采，依次评介了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先秦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宋明理学、明末清初思潮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总结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该课程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对典型著作、流派与人物的进行了深度地评析，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下面我将以“儒家德性的智慧”这讲内容为重点，谈谈我的所学和所想。

经过周公和孔子的改造，《诗》、《书》、《礼》、《易》、《乐》、《春秋》中由于《乐》经不传，《诗》、《书》、《礼》、《易》和《春秋》为中国传统的五经，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和教育的本源。五经的精神偏重在人文的实务方面，同时也保留了古代相承的宗教信仰的最高一层，对于天道的敬畏，所以中华的人文精神是人和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相接相处的精神，她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一种情怀或者一种文化理想。我想这与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和谐思想非常吻合：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

美好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谐社会的具体含义，一是个人自身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四是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五是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的内容是在吸取我国古代思想智慧的基础上整合中外思想的一种升华。

孔子教育我们，我们一定要懂得天赋与人的宝贵精神。他一方面敬畏天道，一方面又发掘了一种改造自然的人文精神。一方面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方面强调我们内在的一种精神——德，孔子把德转化为我们人的内在性的一种道德的自觉，他认为德是天赋予我们人的，是将人区别于禽兽，异于他物的一种内在的本性，这个本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仁德。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也是在强调德是所有人都应该具备的本性。这使我联想到：当今社会，很多人都丢失了德性，更不用说内心的自觉性。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挥霍的贪官们，他们在违背法律的同时，更是丢失了人本应有的德性，丢了中华民族的思想。

孔子讲礼、讲义、讲规矩、讲周礼，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把仁爱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价值系统奠定了下来。而当今社会上，不法商家完全丢失了“信”这个做生意最本质的东西，一个“三聚氰胺”事件使曾经家喻户晓的乳制品企业三鹿集团轰然倒下，几十年来树立的优秀品牌资源瞬间土崩瓦解，双汇

集团收购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此事件不仅让“双汇”的品牌蒙尘，更给集团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正是缺乏诚信的后果。

孔子讲“庶，富，教”。这是说人多了之后，要让他们富起来，富了之后要教育他们，使人民有教养。以人文为本位，以人文为中心，孔子重视爱民，爱人的思想，这与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极其相符，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民生问题，心系教育。

郭老师讲到，仁爱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忠，就是忠心耿耿，一个是恕，就是宽恕。“忠”与“恕”接近于“仁”。自己要立，自己要达，也要想到让别人立，让别人达。尽己之心，叫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讲的恕的方面。推己之心，将心比心，得到富贵要有其正道。而如今的某些个人和商家，专走不法之道，做出大量损人利己的事情，这完全是与中国古代思想中所讲“得到富贵要有其正道”的思想相违背。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的优秀的思想与智慧对于当今的社会活动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该课程系统讲解了经子史部的主要经典《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孙子》、《史记》等的精华。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我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与智慧有了更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大致领略了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其中的人生智慧、人文价值、管理方略、致思取向，至今还放射着光芒，也将永远为后人所流传。

第五篇：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治军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的治军和军队建设是同义的。历代军事家在军队建设方面都强调依法治军，严格训练，严明赏罚和选贤任能这几个方面。

▲主要内容。

1、明法审令，以治为胜

2、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3、兵之强弱，系于将帅 ▲

1、明法审令，以治为胜

主要讲的是治军要依法治军和严明赏罚。

▲一是要依法治军。说的是，必须以严明的纪律整饬军队，军队没有纪律就会打败仗。克劳塞维茨指出，没有纪律的部队比无能的军队更可怕，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1）严明法令，身先土卒。就是将帅本身必须带头执行军纪，全军将士方能共同遵守。在马谡失街亭之后，诸葛亮既按军法斩杀马谡，又因授任无方（用人不当）而深深自责．自贬三职（降低三个职务等级）。曹操率军出征，战马跃入田中，损坏了老百姓的麦苗，违反了他颁布的“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禁令．因法不加主（法律不适用于帝王）．故割发代首。古代割发是一种严刑。

▲（2）将帅执法必须彻底。无论职务高低，必须以共同遵守军法军令为原则，不能因为贵族、亲朋好友，就心慈手软。将帅遵守法纪的典范是西汉名将周亚夫的治军。汉文帝到细柳营劳军，周亚夫不避皇权，要求文帝遵守营中军纪，被历代传颂。

▲二是恩威并施，赏罚严明

强调治军要赏罚分明。军法是严行赏罚的依据。但只是依法办事，并不能完全达到以治为胜的目的，还要恩威并施。处理好两者的相互关系，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如果只强调纪律而忽视奖罚，就会出现“怨法而不畏法”的状况，也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有怨言，没有真正从内心敬畏法律；同样，如果没有纪律作为保证，一味的表扬，就会出现“恃恩而不感恩”的状况。

▲（1）赏贵信，罚贵必

就是该赏的坚决赏，该罚的必须罚。吴起在与秦军作战时，部下一员将领没有得到命令就私自冲入敌阵，虽“获二首而还”，但他违反军令，“吴起立斩之”，使军纪更加严肃。

楚汉相争，最后项羽败北，原因很多，其中项羽赏罚不明是一个重要原因。韩信曾评价项羽，说他做不到赏罚有信。韩信认为项羽对士卒在小节上的关怀是“妇人之仁”，他说，项羽见了下属恭敬慈爱，言语谦和，下属有病还亲至问候，甚至亲自端水送饭以示关心．但是在将士有了军功需要赏赐时，他却将加功进爵的印信拿在手中反复地抚摩，舍不得赐与，这就是行妇人之仁。现实工作中这样的领导不少。

▲（2）罚贵大，赏贵小

意思是赏罚要抓住有影响的事情。孙武训练吴国宫女时，斩杀不听指挥的吴王妃子，结果训练效果非常好。大家在平时管理时，不要专挑软柿子捏，这样虽然能把事情做完，但不能树立权威。

▲（3）罚不避亲，赏不嫌疏

说的就是不要因为是熟人就不责备，也不要因为和你关系不好就不重用。这样做会失掉你的威信。▲（4）赏不逾日．罚不还面

意思是奖赏要及时，惩罚要随犯随罚，当机立断，连转脸的功夫都不要耽搁。赏罚及时实施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激励将士继续立功，杜绝违令之举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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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兵之法 教戒为先

讲的是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法。▲（1）教以礼义，明以廉耻

讲的是军队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我国古代兵书通常将“教”、“戒”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合而为一，统称为教，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和戒都肩负着军队思想教育的使命。古代兵家认为，军队政治思想教育以忠君思想为指导。孔子：杀身以成仁；孟子：舍生以取义。就是要在官兵中培养“以死为荣，以退为辱”的荣辱观。

▲（2）严格训练，讲究方法

讲的是古代军队训练的方法和内容。一支军队战斗力强弱，除了有坚定的政治思想之外，还必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实现。古代兵家对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代练兵突出强调两点：

一是训练从严。主要是指训练科目从严和赏罚从严两个方面。古代军队训练的内容很多。车、步、骑、水等不同兵种和同一兵种中不同的分工，都有不同的训练科目；兵器种类的多样化，也要求兵器科目训练的多样化。

二是练以致用。主要指从实战需要出发，为战而练，进行实用性很强的训练。这两条在现在也被广泛使用。

总之，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是军事训练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只有相辅相成、紧密结合．才能提高训练效果，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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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兵之强弱，系于将帅

说的是古代军事家在治军过程中，是如何看待将领的重要性，优秀将领的标准，考核将领的方法和使用将领的要求的等问题。

▲（1）重将思想

即如何看待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支军队的强弱，与将帅选拔和任用密不可分。选将用将历来为我国古代兵家和政治家所重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大将，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都是在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2）选将思想

选拔一名称职的将领，是治军第一要务。选将标准是什么？▲《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将者，智（智谋-不是傻瓜）、信（信誉-不是骗子）、仁（仁爱-不是恶棍）、勇（勇敢-不是孬种）、严（严明-不是软蛋）也。”符合这五条就是一个合格的将领。简单地说就是“智勇双全”，这是我国古代对将领所应具备的综合性素质的精炼概括。一名优秀的将领必须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将军的智力表现在：

一是在理论上，要精于“诡道”。孙子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图示。将领要深知此理。

二是在战法上，要富于创造力。将帅照搬书本知识去指挥作战，无疑照谱下棋，必败无疑。“所以善用兵者，必因敌而变”。

三是在战场上要有洞察力。孙子说，用兵之法，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将帅的洞察力，体现在战场上能够抓住关键，因机立断。更高境界的洞察力表现在，将帅通过战前各种征兆和条件来判断战争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将军的勇敢表现在：

一是战场上要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二是遇到危险时要临危不惧，处事果断。三是在进行重大决策时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3）将帅的考核方法

如何考核将帅，即如何能分辨出谁是优秀的将帅。▲一是平时观察。《武经总要•选将》提出“九验”：“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现在用也很管用。

▲二是实践考核。实践证明，通过实战选拔将帅是全面考核将帅的有效途径。曹操手下的许多大将都是从战争中选拔上来的。史书记载：“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

▲（4）将帅的使用方法

选拔将领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将领。

将领选定之后，必须讲究“用将之道”。用将之道的关键在于：

▲一是兵权贵一。说的是决策权和指挥权要统一，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将军的主观能动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是用人不疑。古代兵家历来推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曹操使用庞德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庞德要战关羽，曹操谋臣不同意，说庞德是马超的旧部，恐其有变。曹操不为所动，坚持用庞德当先锋。庞德很是感动，上演了一场抬棺战关羽的恶战，最后被关羽水淹七军所俘，其拒不投降以示对曹操的忠诚，结果被杀。▲三是厉行赏罚。《尉缭子》认为，凡是统兵千人以上的将领，都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如果临阵退逃，就应被宣布为“国贼”，给予最严厉的刑罚。李广，在漠北之战，因迷路贻误战机，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就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