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主要流派

第一篇：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主要流派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主要流派

(1)兵家。兵家以谋略著称

(2)法家。法家主张“法治”、刑治、霸道。其核心是依靠严刑峻法以力服人。

(3)道家。道家的政治思想是无而治，主张“齐物论”和“道法自然”，认为从“道”的观点看，万物一体，无是无非。

(4)儒家。儒家反对一味以刑杀治国，主张“德治”和“仁政”维护政治统治。

第二篇：中国古代史上的五大思想流派

中国古代史上的五大思想流派

儒家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兵家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学的管理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战争主观指导，即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以众击寡”，“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一人，胜”，“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等等。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道家

在中国，儒道经常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儒家主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条件允许便积极奋斗，遇到阻力，便拐个弯走，退居山林。所以，道家的“避世”、“无为”，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柔韧一面，可以说对儒家思想是个补充。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据此提出无为而治、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

古代道家的政治思想比儒家还要庞杂。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庄子逃避政治，并且是无君论的宗师；杨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黄老道家在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同时，又杂糅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法家的权术；魏晋时期的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此后，道家对政治的看法转化为道教的政治思想，我对此不熟悉，故略之。

西方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观点：“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老子的无为而治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老子的无为是对专制政府的告诫，而西方的那些思想都是从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来。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是古代社会自然村落的状态，不过却和现代社会的自治理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庄子逃避政治的思想使人们认为整个道家都是主张逃避主义的。事实上，庄子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可以说是古代无君论的宗师。这种思想中经阮籍、鲍敬言、《无能子》、邓牧等，成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宝贵资源。

杨朱被人们看成了一毛不拨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他们的自私是建立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自私，这对中国的集体本位思想是大胆的反叛。颇有点现代“经济人”的形象，如果他们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那就是先秦版的“帕累托最优”。

人们对道家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权谋的代表，其实权谋虽然和道家思想有关，一开始却是法家的专利。后来黄老道家将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人主南面之术。不过黄老道家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扬光大，主张清静自定，汉唐盛世以及宋代的繁荣都与黄老道家有密切的关系。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这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运动有显著的区别；至于魏晋玄学不过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得过且过的遮羞布，留下了空谈误国的说法。

墨家

儒家讲以德治国，崇尚模范作用；墨家走极权主义治国道路，崇尚服从上级(尚同)。(“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这话大家恐怕很熟悉，就是来自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创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科学流派。墨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也有人考证说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左右。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吕氏春秋·当染》则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文章相传他原为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可能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结果斗败了鲁班。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但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繁琐的“礼”，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精神，因而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相传他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墨家学派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墨子的学说，如“天志、明思”等仍脱离不了殷周的传统思想，但赋以了“非命、兼爱”的内容，以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的思想。墨子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他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

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提出“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他意识到了劳动人类生活的基础，提出强调重视生产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主张。在政治上，他主张改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倡“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并且提出“尚贤”和“尚同”的观点，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且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为一时之“显学”，可是到了汉代就衰落不显了。但是，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墨家精神的真传。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学和道学。(来源：葡萄酒旅游网)

第三篇：中国古代诗歌十大流派

中国古代诗歌十大流派: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 王维 孟浩然

代表作品——王《使至塞上》《山居秋暝》《渭川田家》《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 孟 《春晓》《过故人庄》有《孟浩然集》创作风格——中国唐代诗歌流派。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 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山水诗。韩孟诗派--代表人是韩愈 孟郊

代表作品:韩《原道》《原毁》《师说》《答李翊书》《进学解》《祭十二郎文》《昌黎先生集》

孟:《感怀》 《游子吟》创作风格——他们不想随盛唐诗的后尘亦步亦趋，而要自创新格，另辟蹊径，“言人之所未言，辟人所未境”。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在创作态度上，“用思艰险”，崇尚“苦吟”，主张“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在诗歌风格上，主要追求奇崛险怪、雄奇怪异之美。而思想内容上，即使是优秀之作，也多以抒写个人的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端，直接反映现实的较少。

元白诗派--代表人—— 元稹 白居易

代表作品:——元《连昌宫词》白:《卖炭翁》《 宿紫阁山北村》 《琵琶行 》《赋得古原草送别》 《长恨歌》创作风格——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江西诗派--代表人: 黄庭坚

代表作:《诸上座》《李白忆月游》《花气诗》创作风格——江西诗派的性质特色有三：一是此诗派为观念性的社集，而非实际之聚会；二是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的依据，而非地域之划分，入诗派者并非都是江西人；第三，江西诗派是元祐学术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其盛衰与政局有密切关系。

宋代四大家--分豪放派的 苏轼 辛弃疾和婉约派的 柳永 李清照 代表作品:苏《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辛:《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丑奴儿》《南乡子》《青玉案》 柳:《雨霖铃》 《蝶恋花 》《望海潮》

李:《如梦令》《 声声慢 》《点绛唇 》《武陵春 》《醉花阴》 《一剪梅 》《蝶恋花 》

公安竟陵诗派--代表人 钟惺 谭元春 代表作 钟:《浣花溪记》《隐秀轩文》 谭:与同里钟惺共选《诗归》

江左三大家与神韵派--代表人 王士祯 代表作:《秋柳诗》

建安邺下文人集团--代表 三曹 七子 蔡琰 三曹指

曹操《薤露行》《蒿里行》《短歌行》

曹丕《燕歌行》

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吟》《白马篇》 七子指

王粲《七哀诗》《登楼赋》

孔融《荐弥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杂诗》 陈琳《饮马长城窟》 徐干《中论》《室思》 阮瑀《驾出北郭门行》

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刘桢《赠从弟》

蔡琰代表作:《悲愤诗》《胡笳十八拍》

汉魏六朝诗派--王闿运

代表作 《湘军志》《湘绮楼日记》《道咸所见录》《独行谣》《圆明园词》

唐代边塞诗派--代表人 王昌龄 岑参 高适 王之涣 李颀 代表作:王昌龄 《从军行》《出塞》《闺怨》《芙蓉楼送辛渐》

岑参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高适 《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蓟中作》《九曲词三首》 王之涣 《凉州词》《登鹳雀楼》

李颀 《古从军行》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其诗人除高、岑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王翰等。

第四篇：第三章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

第三章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领导活动，有了领导活动，也就有了对领导活动的思考。虽然领导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时间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对领导的思考却同领导活动的历史一样久远。古今中外，无数先哲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关领导的宝贵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展。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理论。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领导思想遗产，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其中的精华部分。

一、重视领导的基础

领导的基础是民众，离开了民众，离开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可能有领导，即使依靠暴力，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其领导地位。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注重维护领导的基础。

（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如何看待被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是领导活动和领导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顺乎民意，取信于民，赢得民心。

民本思想在夏朝即有萌芽，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太平御览》载，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君民关系喻为鱼水，提醒执政者不要脱离民众：“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达到了高峰，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汉唐以后，民本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

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管子》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必当下顺民心”。宋代程颐云：“为政之道，以顺人心为本。”历史表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

第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粮食军备更重要，是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大事。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顺乎民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顺从民众的意愿。

第三，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要开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

第四，统治者要作风正派，举止得体，以身作则，公正廉洁。

（二）富民教民，民安邦固。民众既然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因此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富裕民众，教化民众。

1、富民。民富，才能国富。只有民众富裕了，生产才会越发展，国家才会更富裕。《荀子》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则出实百倍。”民富，才能君富。《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方能实现“上下俱富”。民富，才能国安。《管子》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家就安定。

怎样才能富民呢？古人主张：首先要体恤民众疾苦。孔子要求执政者对民众要“仁爱”，孟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如伤”，行“仁政”。其次要兴利民之举。所做的事情要对老百姓有利，要多做些于民有利的实事、好事，正确处理取民与予民的关系。再次，要有富民之策。统治者不仅要有富民之心，而且要有富民之策、富民之举。要轻徭薄赋，取民有制；劳役适度，不误农时；体察下情，关心痛痒，帮助民众发展生产，使百姓拥有土地等基本生活资料等。

2、教民。民富，不一定国安，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的久远，还必须教化民众，使民众服从统治。孔子认为，在经济上使民众富裕起来之后，统治者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对民众进行教化，即“富之”、“教之”。孟子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类与禽兽的根本标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并且通过对民众的教化可以改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教化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道德规范。

二、重视领导艺术和方法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领导艺术和方法的研究为核心。重视对领导艺术和方法的探讨和运用，即重视“治术”、“权谋”，较少对领导制度和本质的思考。

（一）儒法相济，德刑相辅。德治与法制、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先秦时期儒法两家提出的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略。

1、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仁政、王道。这种治国方略的核心是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服人，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

儒家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第一，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品德来治理国家，不大重视法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把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即明君、贤臣、清官、廉吏的身上。

第二，主张礼治，用温和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主要方法是礼仪教化、等级名分、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等。

第三，要求统治者有爱民之心。主张爱民恤民，使百姓安居乐业。

第四，提倡伦理至上，以德治国。将道德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把伦理纲常作为治国的根本，把修养教化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

2、与儒家相反，法家主张法制、霸道。其核心是依靠严峻刑法来达到国家大治。其主要观点和特点是：

第一，重视法制。认为人性本恶，“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治理好国家。

第二，提倡重法严刑。韩非子强调必须用暴力进行威慑，“崤其法而严其刑”、“法莫如重，使民畏之”。最后达到“以刑止刑”，天下大治。

第三，重视法制队伍建设。“吏不良，有法而莫守”，“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和法家虽然在治国主张上根本对立，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历代的统治者把两者作为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外儒内法，儒法相济，德刑相辅，根据统治的实际需要，交替使用，以巩固和维护其统治。

（二）重视人才，选贤任能。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和使用人才，在隋唐时建立了科举制度，用于考核与选拔人才。在关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等方面，古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思想。

第一，人才为本。人才是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所以，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管子》云：“天下者，无常治，无常乱，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所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荀子总结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范仲淹说：“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第二，选贤任能。中国古代除了皇帝是世袭制之外，在选拔各级官吏时都要求遵循任人唯贤的原则，在用人标准方面，强调德才兼备。《管子》主张德、功、能三者兼顾。墨子将德、官(处理政务的能力)、劳、功四者并列。荀子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认为德、能不可或缺。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官吏“才行兼备”。

第三，知人善任。统治者要能选贤任能，必须要学会识别人才、发现人才，掌握观察人、了解人、考核人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有：

（1）察人七途：鉴其表、听其言、察其行、观于友、询于众、试于事、考于绩。

（2）取人八忌：忌以貌取人，忌以爱憎观人，忌以固定模式律人，忌以出身资历相人，忌以一时一事论人，忌以传闻毁誉鉴人，忌以假象判人，忌以私心察人等。

第四，用人之道。统治者要善于使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其要点是：

(１)扬长避短。人有长短，世无全才，关键要善于扬长避短。

(２)职能相称。人才有不同的类型，为此必须因事设职，因职择人；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善于组合，取长补短。

(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主张以诚相待，充分信任，给予人才一定的权力和自由。

（三）赏罚并行，奖惩分明。奖惩是一种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重要方法，奖励是应用积极的方式通过正面的鼓励来调动积极性，惩罚是应用消极的方式通过反面的刺激来驱动人的行为。古人认为，奖惩具有统御、引导、鞭策、教化等多种功能，因此非常重视运用这种手段来进行领导。

1、赏罚并行，功过相称。赏与罚，奖与惩，二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奖赏的作用是褒扬、鼓舞，从正面进行激励；惩罚的功能是威慑、惩戒，从反面进行督促。赏罚并施，才能引导人做好事，禁止人干坏事，使人进有所得，退有所失，各尽其能。另一方面，赏罚要公正，必须功过相称。赏有所依，罚有所据。奖之薄厚，惩之轻重，须与功过相称，既不能小功大赏，大功小赏，也不能重罪轻罚，轻罪重罚。并且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赏罚只有公正，不徇私情，才能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2、奖惩分明，及时守信。奖赏和惩罚要分明，使受奖者得到真正的实惠，该重奖则重奖，使之引人羡慕效仿。进行惩罚，要足以使受罚者受到真正损失，以儆戒他人，不敢重犯。如果奖惩不痛不痒，贤者就会不屑一顾，恶者就有恃无恐，这样适得其反，还不如不搞。奖惩还应该及时守信。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要及时兑现，立竿见影。否则，事过境迁，则效用大减。该奖则奖，该罚则罚，信守诺言，才能真正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四）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决策是一项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活动。领导者的一个主意或决定，小则关系组织的兴旺，大则关系国家的安危。司马迁说：“安危在出令”；张居正、唐甄指出，高层领导者的“一举一措乃天下向背所系”。多谋善断是领导者重要的素质和职责。

第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人强调做任何事都必须预先进行周密的谋划。《孙子兵法》中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中庸》里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九唐书》中也指出：“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

第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全面深入地了解各方面情况，掌握基本的信息，是谋划的前提。《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领导者要重视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注重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和利用。

第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领导者知识、经验、智慧有限，只有兼听广纳，博采众议，集思广益，才能防止决策失误。汉代桓宽说：“谋及下者无失策”。清代思想家唐甄说：“以众人之明为一明，以众人之聪为一聪”。

在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多谋基础上，领导者还要有主见，善于决断。正如辛弃疾所说的“谋贵众，断贵独”。并且要不失时机，当机立断。古人认为，适时决策，事半功倍；举措失时，事倍功半。《国语》中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列子》中也说：“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

三、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它主张行“仁政”，讲“礼治”、“德治”，重视领导者的品德修养。

（一）修身正己，为政以德。中国传统治国之道把“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要求为政者必须加强修养，完善人格，提升品德。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以德服人，为政以德，才能造福社会和人民。为此，领导者应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公与私。要求立政为公，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行私人权术，不计私仇私怨。

第二，言与行。要求谨言慎行，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身教重于言教。

第三，义与利。要求“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第四，勤与惰。要求“称身就位”，“计能受禄”，不尸位素餐，警惕“少德而多宠”、“才下而位高”、“无功而受禄”。

（二）清正廉明，为政之本。为政者必须廉洁奉公。吏治清明，是政权巩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而吏治腐败，则是民不聊生、国破家亡的祸根。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要求官吏清正廉洁。而反腐倡廉的措施主要有：

1、重教育。对官员在入仕前和如仕后都加强廉政思想的灌输和训诫；旌表廉吏，树立榜样，以正风气；执政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2、重预防。防微杜渐，及时治理，“勿使积重难返”。

3、重高官。抓上层，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己，“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

4、重法制。严刑峻法，重法治贪。

第五篇：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天子的“德政”和民间的“宗法”制度是传福利制度的两大基础。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时，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有效经验。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德政；宗法；宗族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多方位借鉴和引进西方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在反观西方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理念。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又维系了数千年封建体制的国家。正是因为儒家倡导德政理想，中国历代政府都以长治久安为目的，始终关心百姓的的社会福利，其中的施政措施及蕴含的社会福利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并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大有裨益。

一、德政：福利社会的理想

虽然福利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社会福利的实施由来已久，各派思想家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诚然，维护政权稳定，粉饰太平现象是当政者的现实目的，但借着与传统天命的贯通，德政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并始终鞭策着当政者致力于百姓的社会福利。

民国以前，对天的敬畏一直广泛存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尚书舜典》曾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这种“天”是带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一切自然的变化与人事的祸福。周人认为人事的一切运作都出于天命，人受命于天，天子禀天命掌管天下，而人也源于天命。周公又进一步对“天”加以概念性的总括。他认为“天命转移”“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天命是以人君的德行为转移的依据。这样“德”成了“天”的注解，所谓“敬天”就转为“明德”，“天”与“德”具有了同一性。因此，天子禀承“天命”即应施行“德政”，否则，便违背天意而终将被弃。

如此，宗教观念上的敬天推衍出伦理观念上的明德，上天的意志从而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并最终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尚书泰誓》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于是，对天命的顺从最终便 落足于“保民”称王。这种民本、德政思想为历代思想家继承，从而为社会福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时期，管子提出了具有强烈民本色彩的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民委君之本，治国之道在于“顺民心”，而其首要则在于富民。因为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强，民之贫富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国家之兴衰。在管子学派的重民思想中，还有颇为丰富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思想。《管子五辅》篇指出:“养长者，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篇中，则记载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福利思想及其举措非常具体，如“老老”，即指国家设立掌老之官，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养老事宜。其细节为：凡年纪上七十者，一子不征，每三曰国家赠肉一次；八十以上者，二子不征，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者，则全家不征，每天有酒肉供养。再如“恤孤”，即国家设掌孤之官负责孤儿的福利工作。凡领养一名孤儿的家庭，一子无征，领养二名孤儿的家庭二子无征，若领养三民孤儿，则全家不征。掌孤之官要经常过问孤儿的状况，“必知其饮食饥寒，身之月脊胜而哀怜之”。[1] 孔子出于“为政以德”的思想，称管子所行之政为德政。在他心中，德政的典范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也，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这里的大道即为天道，其在人间的流行便是大同理想：一个人际融合，经济互助的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障，从幼及老，乃至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所养。

孟子对德政作了更为具体阐述，他认为君王应该推其本身的“不忍心”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和救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他认为仁政应以此为先：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3]此外，孟子认为，使人民保持一定的私人财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他提出“制民之产”，并以西周的井田制为范本，构建了一个“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乡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4]的小农经济的蓝图。

此外，墨子的社会福利思想也很丰富，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5]，并希望能够予以切实可行的救济。在这些民本、德政思想的影响下，历代政府都以振灾济困为己任，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汉代设常平仓平抑物价、备荒振恤，隋代“民间寄纳在官”的义仓则在政府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振恤责任。以后，养济院、慈幼局、漏泽源等社会救济与抚恤事业纷纷成立。

可以说，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很早为我们建构了福利社会的雏形，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历代的社会福利措施。尤其是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宗法：福利社会的渠道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文已述，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殷人主要以“帝”来称谓上神，出于对 “帝”威望的借重，在廪辛、康厅以后的卜辞里，开始出现对死去的人王称“帝”的记录，从而有了人帝与天帝之分。西周代商之后，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的传承制度。人帝被视为天帝的嫡长子，即天子，秉承天命管理被视为天帝庶子的下民。

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

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在民国以前，这些自然村落都实施着宗族内部的自我管理。这些宗族组织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承接着大部分地方性行政自制功能，一方面，又维系着宗族内部的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可见，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

自西周以后宗法意识深深地浸透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由此确立。古代中国并据此建立了日益完善的保障体系，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中，由此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三、评鉴：中国福利化的当下思考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贫困者的救助是人类有史以来始终存在的重要话题，各国对此都有很多经验流传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实施社会保障的最直接渠道。中国传统便流传养子防老的观念。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实际存在于民间的仍主要是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父母在子女年幼时抚养照料他们；及其年老，子女反哺，在感情、经济上支持、赡养父母。子女，尤其是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便意味着一种年老保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人力直接代表生产力；子女越多，经济越有保障，得到赡养的机会与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时社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中国人极早便窥见这一道理，所以，在远古就从天人关系中体悟出人伦之道，并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使得国与家成为一体。如此，社会福利以亲情、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之间的互济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会保障网络，即便是政府也以民之父母的身份施以救济，而整个社会则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指归。可见，对家庭与家族的注重构成中国传统福利思想的特色，这一思想传统使得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内部化，同时对内部关系的维系与调控便成为一切施政的主要纲领。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民之父母自视，对社会大家庭的稳定与成员的福利十分关注。所以，很早就有较完备的福利思想与相关政策。如《周礼》中就载有“荒征十二策”以应灾祸，前文所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政”对贫困残弱者的救济已细致入微。正是这一点保障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能绵延数千年并影响至今。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制度”、“养恤制度”的弊病也不少。比如，主持养恤者的营私舞弊，施粥的范围有局限性和灾民集中易流行疾病等[7]。此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也过于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均贫富，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够。从历代思想家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往往是以实行“小国寡民”、“耕者有其田”、“老者有所养”为目标。政府施行的救济以宗族为依托在便利的同时，也导致区域自治自足，地方保护色彩较浓厚。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北欧、英国的福利国家型，也有美国式的纯粹社会保险型，以及德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型和新加坡、智利式的公办自我保障型。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问题时，现代社会考虑的因素也较全面，既有出于道德准则上的原因，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又有出于发展经济的一些理论，如：分配理论，注重资源调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直接关注的是社会稳定；但也不忘从更高一层涵义上考虑，把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现代福利思想相比，显得相当狭隘，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向西方模式的借鉴与援引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经济市场化所要走的必由之路。但我们需注意，所谓现代的福利理念（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福利理念）也有其自身弊病：即福利成为政府某方面职能，缺乏整体性。此外，过于强调政府行为，也极易产生对受助者的侵权；同时也容易忽略对弱势群体精神的照顾和支持。尤其是对于受助者来说后者往往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保障发展史重要一环的《济贫法》，便充分体现出单纯政府行为的弊端性，同时其自身缺陷也为后人所诟病。如保障水平十分低下，“贫民习艺所”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其手段过于强制，忽略了受助者的人权与尊严。恩格斯曾批评《济贫法》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他还认为此制度作为全国性的制度，使有些人不事生产，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便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它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亲关系的特有功能，同时从人性自然的亲情关系入手去培养社会关怀与救助，使得相关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切近而平易的贯彻下去。既调节了基层社会—即宗族内部的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归依；既有宏观的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和人伦关怀。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改善上也颇有成效。我们今天要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其有效经验。参考文献 ［1］《管子·入国》 ［2］《礼记·礼运篇》 ［3］《孟子·梁惠王下》 ［4］《孟子·滕文公上》 ［5］《墨子·非乐上》 ［6］《白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