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理念与当代大学教育

第一篇：中国古代教育理念与当代大学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理念与当代大学教育

胥梅

（西北大学 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教育理念是对“教育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和基本看法，教育理念具有思想导向的特性，它以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价值期望、一种理性目标的形式陶冶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具有规范人、指导人的作用。它对学校的办学目标和发展方向有着强化说明的作用，全体教职员工坚定地信奉这种价值观，就会凝心聚力，形成组织的共识，分享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对学校未来充满信心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

一、中国古代教育理念的精华

(一)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尊师重教的风气

孔子说：“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又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句话的意思或说为十五岁以上能够自己“束发修饰”的、或说为自己送上十条干肉作学费的，孔子都愿意给予教诲。

孔子的教育对象不分种类、贵贱、年龄、地域、个性差异，凡是愿学习的都收为子弟。相传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家语》《论语》的记载，有姓名可查的，有80人。颜回是平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子路、子张、原宪、曾子、樊迟均为平民。公冶长，坐过

牢。颜涿聚是“梁父之在盗”。这些有罪之人，孔子也收了。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意为国家想要振兴，必须尊敬教师，重视传授专长技术的师傅。“古之学者必有师。” 意为古来学习的人必须有老师教导。“疾学在于尊师。” 意为要很快学得知识才干，首先在于尊敬老师。这些均体现了对老师的尊敬和尊重，尊敬师长的良好教学风气。

（二）温故知新，学思并重的学习方法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道：“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还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朱熹认为故是新的基础，新是故的发展；而时习集中体现了二者相互之间的联系，并含有转化的意思。“时习”能使其所学融会贯

通，转化为技能并应用无穷。温故知新反映了这样一条教学规律：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只有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牢固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只有对所学的知识熟练了，融会贯通了，才可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者，由已知探求未知。这种既重视时习温故，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四书集注》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孟子也有一句名言：“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意思是说，教师如同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又不忽视探索新知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在处理学习和思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教育家多主张学思结合、学思并重。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主张学思并重，但应以学习为基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也强调必须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也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并要求在学习的基础上“思索以通之”，即通过思维活动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

（三）教学相长、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礼记·学记》还明确地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思想，“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这里深刻地阐述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对立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对教师而言，教学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教也要学，教即是学，教与学互相促进，才能提高教的水平。对学生而言，学生从教师的教学中获得知识，但仍需要自己努力学习，才能有所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

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教育家特别重视启发诱导，去开发每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孔子有一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

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生，激发学生有进无退的学习积极性。

二、当代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主要问题还是教育机制落后与官本位思想严重。到底大学主要任务是什么，每年投入的钱到底有什么社会效益，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教学放在第几位，如何合理评价教授工作，和教学管理与服务，这些基本问题都搞不实，很难搞好高等教育。

首先是教育体制僵化，忽略了文化学术氛围的培养；在大学校园里人人皆忙，缺乏交流沟通，缺乏活力。大家都怀着一种功利的心态去做事情，看重的是结果，而非事情本身。这种心态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在初始阶段，成功的捷径和方法可以总结和效仿，再想获取进一步的成就就相当困难了，很多人都会感到茫然，看不清方向。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成功捷径可以复制，支持你走下去是依赖于在初始阶段依靠兴趣发掘出来的方法途径。在这种缺乏自我兴趣能力培养的状态下必然无法进步，以至于只能安于现状，临渊羡鱼。由于没有浓兴趣、文化学术氛围和交流平台，使学生丧失了本该在大学培养积极主动和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导致了人人皆为现实谋生计，最终所培养的学生是统一化、标准化的。

其次是官本位思想严重；丘成桐曾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进行评价：中国的教育凝固

了学生的灵性，禁绝了创造性的天才。目前高校大行其道的实用主义、与钱权攀亲戚则让人们担心这方净土有变成学店、黑店的危险。由此出来的学生会把非官即商作为人生前途。“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动技能的机器。我们现在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已不再是各式各样的人才，是类似于标准化的产品。如何实现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创造精神的大学教育的灵魂值得我们去反思。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有不少合理的、有价值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由于受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理念的影响，纯洁的象牙塔里受到社会上官本位化的冲击。每一个人读书的目的似乎都是为了做官，小的时候大多数家长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会有人在意我们的意愿，甚至是我们自己。再次是大学教育与社会现实脱节现象严重；在大学教育中，大学的课堂上并没有对学生的发展前途做过规划。目前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往传统的延续，死记硬背、考试为主、读死书、死读书、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普遍。中国的大学教育，把学生关在自设的象牙塔里，脱离实际疏离民众，使学生有意无意地形成了高人一等的意识。这也是当代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一方面原因。毕业意味着失业，很无奈的一种表达。这里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教育与社会的生产相脱离，那么在这个前提上，我们的国家的引导呢？学校培养的责任呢？大学教育脱离实际，当然所培养的人才就很难找到工作啊！其实，尤其是大学，更应该顺应市场规律，紧密联系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符合实际需要的人才！

三、我们的举措

爱因斯坦说过，学校是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行为的人，而不是培养一批具有劳的部分，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吸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大学传统和现代精神融会起来，既不失大学神圣的使命，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壮大。

（一）正确把握大学教育的功利性追求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其所产生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及国家民族的积贫积弱，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断裂与迷茫之中失却了传统教育理念之根，无可奈何地滑人了极端功利主义的泥潭。从此，功利主义就不断困扰着我们的教育理念，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教育理念又被简化为为经济建设服务，甚至主张向产业一样来管理。

无可否认，教育是具有功利性的，不论是经济功利性还是政治功利性，都属于教育的基本功能或任务内容。因而，大学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这种观点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们还应认识到，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虽不能完全排斥功利性但也不能简单追求功利性。正确的把握和理解功利性追求，使当代教育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教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来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利益。

（二）致力于大学教育目标，造就健全国民

人类教育活动的基础是教育理念，特

定的教育理念决定着特定的教育活动及其本质特征。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目标，它决定着教育理念的本质，因而也就决

定着教育活动的本质。所以，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一直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出大批有个性，有创造精神，有判断力与道德人格，有不断学习、终身受教育与自我完善之能力的个体，从而实现其服务社会、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办学目标。

1．建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理念 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端是偏重于记忆和积累前人留下的知识遗产，而忽视和淡化创新能力的培养，“旧的办学体制不是让素质教育应鼓励和指导学生有计划地发展个人潜能，找到自身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结合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激烈的竞争对学生的技能要求有了明显提高，学生们往往学习的功利性较强，把掌握知识技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每天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纷繁复杂的证书证件考试的奔波上，而忽视对个人人格素质、心理承受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情趣爱好的培养。最终的结果就是毕业后难以适应复杂的社会竞争，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损失。

大学教育，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但要能掌握生存本领的责任,还要承担传承民族传统和文化的重任；不但要有坚实的专业知识，还应该是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思想开放，行为合理;独立思考能力强，能评估他人，且对自己有正确估价，又能掌握明了现实情况。拥有独立果断的判断力，对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负责。有强烈的求索、创新、积极进取的精神。心理承受力强,能正确的对待挫折。培养这样的同学公民，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进行综合素质教育的方向。这样的人才，才是新时代需要的人才。

2．注重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钱学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学生有创造性，只培养模仿力、接受力，没有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大学教育要改变对知识的复制和模仿，重视并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这应当成为当今教育思想的变革之一。

在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大学教育更应培养一批有创造性而不是有模仿性的人才。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有创新的教育思想。这一方面需要学校的指引、老师的教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生自己的思想与想法。只有我们学生自己看懂了，再加之学校的引导，才能使创新的思想在大学的校园里传播发展。

3.顺应市场化需要,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各类大学迎来了一个加速膨胀发展阶段。在现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要主动适应市场。大学要靠自身的条件吸引学生，两个关键点：一是加强自身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校知名度；二是做到以学生为本,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需。通过满足学生的需要而满足市场的需求，使学生能够通过几年的学习适应社会的竞争，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服务于社会。

众所周知，名师出高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尤其主要是培养优秀的学生；另外注重课程安排的完整性，与实际相结合；课程内容和体系，也要从实际出发，使课程体系

更完整、内容更符合实际。在教学方法上，积极启发学生主动思维，加强学生的动手操作环节，增强实践能力。

古今中外大学精神有着相通之处。当现代大学教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传统大学精神却开始走向失落，大学似乎越来越

远离其本来的面目。在这种情况下，回顾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结合古代教育理念的优秀传承，加快实现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培植社会资本的教育目标。

(责任编辑:郭霞)

第二篇：中国古代教育理念(一)(

《易经》是我国古老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是我国古代教育理念的发源地，其辩证思想重视未成年人开蒙教育的优良传统，蒙养教育思想极为丰富。继承这一笔可贵的遗产，对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的教育尤其是道德养成教育大有裨益。《易经》中的蒙卦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古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观念。

【易经】中蒙卦：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噬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卦（愚味无知）：有亨通之德（大智若愚）。不是我求教蒙味之童，而是童蒙求教于我。第一次占卦时能得到神灵的告示，再三地占卜就亵渎了神灵，也得不到神的喻示了。（所以求教于人的道理也是一样，要诚心诚意。）启蒙就是要培养人的品德纯正，是一种神圣的功业。

天地初开的蒙昧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失败？是国为素质不够高，思路不够开阔，心胸不够豁达。要想改变一个人，只有改变他的知识结构，启迪他的心智。使他山一样的头颅，流出泉水一样的智慧。这就是蒙卦的卦象。山下有水，水就代表了聪明和灵气。水没有自己的形状。水依物随形，以附着的形状为自己的形状。水进河成带，进坑成湖，升天成云，落地成雨，无论是杯壶盆碗，照样装得满满。好比人，无论高低美丑，都可能有智慧。某处风景秀丽，必定山水相依;天下仁人志士，必定头脑聪慧。怎样才能启发蒙昧，方法多种多样，办学校是一种，私塾是不是也是一种？社会教育，比如办报纸出书刊听音乐看电视是一种，家庭教育也不可忽视。方法不一，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进步。

主张当婴幼儿智慧蒙开之际就施加正面影响，开发其智慧，促使孩子更好地成材。这包括两方面：一是胎教‚正本‛。古人认为，胎教是‚慎始‛的教育，是‚立教之本原‛，故而十分重视。据刘向《烈女传》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周王室就十分重视胎教。此后，汉代贾谊《新书》、戴德《大戴礼记》、王充《论衡》等著作中的一些篇目，以及许多家训都发展了周初的胎教思想。其中不仅包含优生优育的观念，而且着眼点仍是注重伦理道德的熏陶。例如家训名篇《许云邨贻谋》，对胎教提出的‚五宜‛要求就是‚宜听古诗，宜闻鼓琴，宜道嘉言善行，宜阅贤孝节义图画，宜劳逸以节，动止以礼，则生子形容端雅，气质中和。‛二是注重儿童少年期的早期教育。古代的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学者都强调教育贵早，‚以豫为先‛。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只有‚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少教育家或家长还制订了从婴幼儿期到青少年期各阶段的道德教育规程，如朱熹强调，在孩子知识、性情未定时，要及早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行为训练，这样方能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效果。司马光曾经针对借口幼儿无知而将教育延迟到长大后再进行的错误观念，认为这就像懒于摘除树苗的劣芽一样，等到长成大树以后再去砍那些枝杈，该费多大的力气？

卦辞上才说：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童蒙来求，早已心有灵犀，只待师辈轻轻一点，那欲开之窍，就会豁然开朗。就说明，学习必须心诚。一个人的心灵处在诚恳状态，那肯定平静如水，呈开放型，虚怀若谷。明静方能照物，心虚才能装东西。君不见静湖中的水，天上的一片白云，一只飞鸟，无不在湖心镜现。

利贞――《文言》上是这样概括的：利是美好事物生成的果实;贞纯正而执着，是干事情离不开的骨干。就象我们教育，用的是前人所研究总结积累的果实。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人也像水一样，没有堤坝阻碍，就形不成江河湖海，没有江河湖海，地球上还有什么风景可看？人的成长也有他自己的河床。

古人认为，蒙养教育最根本的是‚养正‛教育或曰品德教育。《论语》记载孔子为学生开设有‚文、行、忠、信‛四门课程，其中三门都属于思想道德教育的范畴。司马光《居家杂仪》中设计的家教程序，将德育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从‚始生‛开始，对婴幼儿期、少年期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施行不同的养成教育内容，指导子孙读书严格选择，以免‚惑乱其志‛，力求‚养正‛。

所讲的‘童蒙养正’，教学生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关系？恩德的关系。人与动植物、大自然的关系，也是恩德的关系。我们每天吃的，土地里头长出来的－植物；我们穿的、生活所需离不开大地，大地于我们有恩。动植物来供养我们生活所需，怎么会没有恩德！……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出不了知恩报恩，离不开作师、作范，所以这十二个字，把世、出世间的学术都包括尽了。这一种教育都要从小来培养，童蒙养正。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在思想和身体不够成熟的时候，还处在“勿用”阶段，所以见了女色不要动心，更不要娶过来。并且在蒙童阶段不要贪恋钱财。一个人如果早早地被色财所迷惑，那还能有什么大出息。故“无攸利”。

古人的不被色财所迷惑的道德教育观念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庭德育很有现实价值。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人致力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忽视了对子女的教育包括道德教育，针对这些社会现象，大力倡导家庭道德教育，强调对蒙童以学业为重，甚为必要。**：困蒙，吝

古代教育，小学是从七岁到十二岁，它的教学宗旨、目标，就是培养正知正见，所谓的„童蒙养正‟，这一句话确实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谚语里面常常说到：„少成若天性‟－童子时候养成，就如同天性一样，„习惯成自然‟。小学的教育，在生活教育当中，是要培养他的勤劳，洒扫应对，奉事长上，知道怎样奉事父母，怎样友爱兄弟，都是从这时候培养的。在德行、学问根本上，是培养他的根本智，孔子在总结他自己世界观形成的过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他认为自己世界观的形成是由有志于学，即从接受教育的影响而开始的。

汉代的王充也说：所谓圣者，须学以圣(《论衡》)，也就是说，只有教育和学习，才能使人达到道德上的高标准、高水平，成为圣人。有些唯心主义的教育家，尽管把人的道德意识看作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但他们同样也不否认教育在培养先验的善性方面的作用。有的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保持人固有的善性，使其免于外界的引诱而放逸，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篇》)。还有的则认为天生的素质是可以为善的，但必须有待于教化。汉代董仲舒说：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前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没有教化，素质也不可能为善。宋代的朱烹也认为，人人都有生来十分完善的道德品质，只是由于气质的偏蔽，而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道德的灌输与教化。然而这个期间的童蒙因种种困境而得不到教育，只能是‚吝‛――错误之极了。六五：童蒙，吉

什么是童蒙？是未被启蒙的纯真的孩童，也泛指一切未泯童贞的纯真之心，这样的心灵象湖水一样明净，竹节一样虚空，美玉一样可爱，正可谓是一尘不染。这样的心灵，天真无邪，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所以孟母三迁择邻而居，更是注重环境对孩子品德形成作用的典范。这一思想与实践被荀子概括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中国传统处世箴言、家训教诲中几乎每篇都有要子弟谨慎交友的训诫。此外，古人也已经注意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的相互配合、凝成合力的问题。认为“父兄教之于家，师长教之于塾，内外夹持，循循规矩，非僻之心何自入哉！”（陈宏谋《养正遗规》）

童蒙之吉，才是真正的吉祥。所以就对其进行根本智的培养。什么叫根本智呢？根本智这个意思，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这个本生出来的。这是用植物来作比喻，植物有根有本，然后才能生出枝叶花果。由此可知，根本重要。根本智的培养，实在讲就是真心、真诚。儒家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诚意、正心就是根本智。培养的方法，就是如何防止他的妄念。诸位要晓得，小孩子也有妄念，如何把他的妄念给打断，保持他的正念，这是教育的功能。正念是什么呢？正念是无念，无念才是正念，现代很少人懂得，古时候人知道。换句话说，无念就是心地的真诚、清净。所以在小学童蒙教学，老师只教句读，把这些中国的古籍，古圣先贤这些经典，经典就是教科书。教科书为什么称之为经典呢？教科书里头字字句句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超越时空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称它作经，古时候教科书是经典。譬如宋朝以后，朱熹新编一套教科书，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四书》，就提出，15岁以前的儿童，主要应就其日常生活接触到的“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和“眼前事”进行教育训导。所教之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等，只教他依此规矩去做。”在我国传统家训和蒙学读物中更是对那些未“冠”子弟、学童的行为习惯规定得具体详尽，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弟子规》，在学童刚开蒙识字时，就以生活起居、侍奉长辈、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这些最为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从人人皆知、人人可行的日常习惯养成做起，逐渐凝成品质，收到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之效。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教育孩子，如用锐物，目的是开发蒙昧。一顿棒喝之后，孩子若是若有所悟，那也不失为一个开蒙的方法。这就叫“击蒙”。可是，这种击蒙的方法要有针对性，决不可滥用。更要掌握分寸，要使学生在严厉中感到爱意。不可让学生心冷。有灵气的学生，你根本用不着费多大的心神。对于一个头脑发懵的学生，有分寸地敲敲重锤，对于开发他内心深处的智慧，确有好处。《四书》就是有这个模式，《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跟《孟子》是举出孔夫子跟孟夫子来表演，就是把理论、方法落实到生活上。童子的时候就教他读，不讲解只教他读，利用他天赋的记忆力，童年的记忆力最好，让他熟记。而过去教学的方法，的确合乎现在科学的理念。

古时候的书，你不能说它不合科学。你看我们看古书，古时候木刻的刻版书，每一页十行，每一行二十个字，换句话说，五行就是一百个字。根据记忆力的差别，老师每天教你念五行，五行要念到能背诵，念多久能背诵才算数呢？不能超过十遍，超过十遍以上就太吃力了，就是十遍能够背得下来。如果十遍背不下来的，字数减少，减少到他十遍能够背得下来，以这个为标准。背下来之后，老师再督促他，要背一百遍、背二百遍。记忆力不错的孩子督促他背一百遍；记忆力弱些的孩子，教他念二百遍。到第二天，先把前面教的背一遍之后，然后再教新的经文。这是童蒙教学用这个方法，天天教他朗诵、教他熟记，目的在那里呢？目的是把他的妄想打掉，这个方法妙绝了，使他心地纯正，把古圣先贤这些教训统统记在心里。因为这个时候，他智慧没有开，不需要讲解，讲他也未必能理解，只是教他背，教他背诵。到十三、四岁，智慧开了，懂事了，再开讲。所以中国古时候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太学，太学就仿佛现在讲的大学。太学里面就是讲解，小时候所背的这些经论，要在太学里面做深入的研究探讨、讲解辩论，所以读书乐！上太学有许多老师，当然每一个老师指导的学生并不很多，十个、八个，用现在话讲都是小班制。老师带着学生去旅游，游山玩水，走到那个地方讲到那个地方，一面走着一面就是研究探讨，不需要带书，参考书都不要。老师背过的，说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都背得滚瓜烂熟，那里还要带书，还要带什么参考书，都不必要。一面旅游就一面讲解，因为典籍里面有很多关于历史、地理，所以在旅游当中，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就是考察，成就后得智，后得智是无所不知，这是真实的学问。所以他那里会有时间去打妄想呢？这叫真正的学问，真实的智慧，这才叫用无限宽阔温暖的一颗爱心，去爱学生。

智慧映照山的巍峨。山水相依，山重水复，每个人既是学生又是先生，既是先生更是学生。心之蒙昧如山下的荒草，也许没有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开启蒙昧是我们人类永久性的任务。

剔除其中某些糟粕，对于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首先，蒙以养正、德教为先的教育理念启示我们在未成年人德育中应注重早教固本。蒙养教育是人生的最初教育，是培养公民品德的‚雏形‛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孩子，能否受到家庭（当然也包括托儿所、幼儿园）的正确道德观的教育、熏陶，对奠定我们社会所要求的公民道德素质基础极为必要。例如陶行知先生就认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重视品德教育从母亲开始、从人生的最初开始，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如果抓住这一阶段的有利时机，对孩子进行‚养正‛的教育，就能为以后优良道德品质的‚成型‛打下扎实的根基。其次，注重养成的思想启迪我们在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中始终坚持教化与践行的统一。儿童天真纯朴，求知欲旺，可塑性强，但思维能力较弱，知识较少，因而品德蒙养教育决不宜简单地向孩子灌输大道理，而要将‚大道理‛化为‚小道理‛并与‚生活‛相结合，坚持教、学、做合一，从行为的养成着眼，从生活常规、日常小事入手，进行指导，逐渐反复强化，形成习惯，进而促成孩子良好品德‚雏形‛的建构。此外，在对未成年子女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家长更要言传身教并施，注重率先垂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训导、激励孩子。再次，重视社会环境、人际交往对儿童品德形成影响的思想启示我们，应充分注意环境对未成年人道德形成的作用，极力营造有利于他们品德塑造的社会环境。当今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环境要比古人复杂得多，社会风尚、现代传媒、法制环境，以及接受成年人示范、熏染的人际关系环境等，对儿童品德培养的影响作用日渐增大，因而更应该在少年儿童的教育中增强德育环境意识，加大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亦即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力度，注意将加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与整个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倡导成年公民增强责任意识，自觉以身立教，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此外，古人提倡的‚易子而教‛，这样做可以让孩子克服孩子对家庭、父母的依赖性，培养独立性；二是可以培养孩子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增强自信心；三是还可以克服由于长期在一个家庭中生活，难以完全避免的家庭生活习惯和家庭教育上的局限性，以扬别的家庭之‚长‛，补自己家庭之‚短‛。

第三篇：世界著名大学之我见与当代教育反思

世界著名大学之我见与当代教育反思

摘要：本文通过对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和其办学理念与使命的阐述，提出中国当代大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怎样改变现今中国教育模式与理念提出的自我见解。

关键词：大学 教育 真理 自由 使命 文化

1.大学的发展及演变过程。

人类历史发展与演变过程实质上是人类文化，思想的积累，继承，发扬和创新的过程。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在不断探索自然规律，认识宇宙万物。在西方，最早的大学雏形，我个人认为是源于古希腊时期，公元前400——300年是希腊文明最鼎盛的时期，希腊人在埃及建立亚历山大图书馆，同时在雅典兴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学堂—雅典学院，该学院的主要授课老师由于当时最有思想的一些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给希腊文明创造辉煌的成就，开创了古典主义哲学的先锋。一直影响欧洲整个中世纪和现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中国同一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也兴办了高等学府“稷下学宫”，此时正是诸子百家争

鸣的时代，思想开放，各家畅所欲言。孟子荀子曾经就是“稷下学宫”的主导。其实，中国更早还可追溯到中国第一位教育家“孔子”，不过当时没有多大的规模，只是在家里或杏庭授课。雅典学院和稷下学宫的出现为中国，希腊及世界文明的传播和发扬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标志人类办学授课的开始！

而后，欧洲中世纪时期，为了宣扬教会与神学理念，与现在大学体制相近的“大学”得以诞生，当时的学生很少，教师讲的基本上宗教和神学。所以，后起的欧美著名大学大多与神学和宗教有关，1167年牛津大学诞生，而后由于学生捍卫自由于真知与当地政府起冲突，部分学生转到剑桥，剑桥大学诞生，此时法国巴黎大学也开始创办。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美国人为了让本民族能够不再英国“本土”学习也能享受同样地条件和资源，美国最早的一所大学，哈佛大学诞生，而后由哈佛的毕业生创办耶鲁大学......世界著名大学相继诞生。

2.世界著名大学的办学理念与使命

欧美著名大学的办学理念基本上概括为寻求真理，光明，捍卫自由。如耶鲁大学提出他的基本使命是，保护，传授，推进和丰富知识文化。加州理工学

院的使命“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扩充人类知识与造福社会”，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这些大学无一不是在追求真知，光明和传播思想，这才是大学的精髓.3.何谓大学？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博学之，明理之，慎思之，笃行之。。。也就是说大学作为一个传授知识和真理的地方，一定要让学生做到博览群书，明晓事理，谨慎思考，亲身实践去探寻真理，追求光明和爱，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应当树立良好的德行，要礼仪天下，亲民，爱民，厚德载物。清华大学前任校长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并不在于大学校园环静多优美，而是看是否有大师。读大学，并不是读大众，也不是读大楼，而是读大师，同时还要有大爱。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践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

4.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现状？

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对教育倾注无限热情的大师，学者，但中国大学教育为何依旧是混乱不堪，在我看来，中国当代大学教育有几个严重弊端！

 老师非专业化，学校制度不合理

现在的大学老师已经很难像民国或70、80年代那些老师，他们做学问很不严谨，自我底子很薄，并不专业，且教授课程根本就是照本宣科，更有甚者不来或叫研究生来上课，自己忙于各种项目或评职称，发表论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样的老师，怎能担当起培养祖国新一代的历史使命，同时学校制度不合理，逼老师搞项目，拿课题，发表论文，有限制老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很多有志之士都因此而埋没，学术和行政挂钩，毫无自由，难于孕育出新的思想和培养出创新的人才。

 受社会的负面影响

大学本应该像西方著名大学一样，与社会，国家，行政完全独立开来，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完全自由的教学与科研环境，但当代中国大学教育根本就无法独立，学生忙于毕业以后的出路，难于精心学习。老师忙于行政和商业，已无心教学。同时社会的物质化，商业化对学校的影响最大。大学是知识的殿堂，不是市场贸易和升官发财的地方。

 学生没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我们高中拼命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考取大学，往脸上贴金，以后的目标是什么？根本就不清楚，也没想过，也不愿去想。大学是学生自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阶段，而这个时候我们却很迷茫，大学有很多时间，但我们却不知所措，拼命的玩游戏，看电影，玩物尚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意义何在？

 学生思想匮乏，精神空虚

当代大学生有多少人有自由的思想见解，有多少人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多少人能做到饱读诗书，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品读经典？《四书五经》，《西方哲学史》，《老子》，《周易》，《史记》有多少人翻过？当代大学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急功近利。考试作弊，论文抄袭，丧失诚信理念，更别谈人格完善，这就是我们新一代接班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整天行尸走肉，庸庸碌碌，碌碌无为。

 当代大学生缺乏终极关怀和历史使命感

爱因斯坦有言：“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的劳动，我们必须尽

力的以同样地分量来报答我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而我们呢？我们现在只为自己，为房子，为车子，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的人生与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我们总是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而不问我能为国家是什么？谁还能说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谁还能喊出，为中华之崛起，为社会谋福利，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没有了终极关怀和历史使命感，我们没有信念。

5.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之我见

针对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弊端，我个人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 倡导精英教育

大学教育无疑是精英教育，回首过去，五四运动时期，那时的大学生才是实至名归，有饱满的思想，有独立的人格，终极关怀和历史使命感，这些精英才是国家的栋梁，名族的希望，世界著名大学无一不是精英角逐的地方。兵不在多而在精，只有那些有思想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开辟出一条通天大道，大家在一起奋斗，共同进步，社会才会向前发展。所以，应

扎实做好深化教育改革，倡导精英教育，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

 完善和更改教育体制

大学是探求真知，开创文明，提升思想的地方。应当像其他世界著名大学一样，讲学术与行政，社会和国家完全独立，给以一个自由的环境，同时效仿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将学术与教学“真正”结合起来。

 加强人文教育

大学教育，不仅仅是教授专业知识。应当真正做到传到授业解惑，努力切实做好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做到思想开放，兼容并包。让学生更多的思考宇宙，思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努力探寻真理，丰富学生思想，健全学生人格。大学可以多开一些讲座，普及中国传统文化，鼓励学生阅读经典。这对学生的人生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总之，希望我们每一个大学生能找到自我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为自己的信念躬亲实践，开疆拓土。为追求真理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为社会谋福利，为万世开太平而奋起！

第四篇：现代大学理念与中文系的教育取向

现代大学理念与中文系的教育取向

大学理念

从晚清的学堂到民国初现代大学形态的确立，是在受过西学教育的留学生手中完成的。而现代大学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空间，成了他们思想的发散场地。现代大学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互动和互为依赖关系，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最初也是最为高峰的展示。当留学归来的胡适借助北京大学登

高而招，顺风而呼，取得文化－文学革命的巨大成功后，他的命运就与北京大学紧紧地连在一起。以1921年仅有的两所国立大学为例：北京大学的4位校长依次为严复、胡仁源、蔡元培、蒋梦麟。东南大学的校长是郭秉文，校办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刘伯明。随后新起的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梅贻琦）、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无一不是在留学生手中创制而兴。可以说，现代大学的体制是西式的，置身于大学的著名学者大多也是受过西学教育的。

从大学校长（如蔡元培、竺可桢）到执教的教授（如陈寅恪），已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大学理念：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态度。而这三者也都是有相对的存在指向的。前者是相对于大学存在的政治体制，后者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结果。而思想的自由则是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二者在西方现代大学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不言自明。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就明确指出，“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自由》，阎风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乃至于在大学的教授群体中，出现了许多非积极地社会政治介入的、自我内守的主张“消极自由”的学者。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梅贻琦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大师”之大。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求是的“研究”之为大。所谓大学的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创造、学术的功能都是建立在这一有“大师”和有“研究”之上的。

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

在欧洲近代大学兴起以后，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两种理想。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一文中概括近代欧洲大学的两种教育理想模式：英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在养成“Gentlemen”（绅士），而德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Scholar”（学者）。前者以牛津大学为代表，后者以柏林大学为代表。而美国则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当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是依据两项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转引自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读书》2002年第3期）。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看法，因为在德国以洪堡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者同时对研究型的学者（作为科学的研究者）和他们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强调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不断在广泛的人文和学问基础上，开拓更宽的领域，寻求新的知识，而不应在某种学科中发展狭隘的专门知识。麦克莱兰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和大学，1700－1914年》一书中指出：“科学及其进一步发现是学者的手段，而非目标。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和培养一种全面、敏捷、清晰和富有独创性的思维习惯才是目标所在。”（转引自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由于归国留学生执掌大学教育和在文化界的实际影响，在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和文化界因此也就有了“通才与专家”、“绅士与学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的论争。1922－1923年间，在东南大学曾就办学的目的和理想展开过讨论，并形成通才教育与专家教育的尖锐对立。“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若仅以教育的眼光看也可以视为这一范畴。“学衡派”与胡适“新青年派”在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上的态度、立场的不同，实际上是“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

郑晓沧认为“Gentlemen”（绅士）相当于中国的“君子”，“Scholar”（学者）相对于中国的“士”。而张其昀在《白璧德——当代一人师》中，说“人文主义之理想为君子之风”，“人文主义为君子精神之表现”。

人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更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在白璧德的视野里，人文主义者指的是少数的社会优秀分子。人文主义的人类之爱是同情与选择，是理智战胜感情的中庸与合度，是在规训与纪律的持平中，寻求与道德、传统和人事的和谐。它是基于君子的良心和自律，取决于人基本的善的德行。就像基督徒依赖信念，依赖一种内在的皈依状态。“道德的艰辛成为道德的标志；一种行为过程如果不是深刻的道德斗争的结果便不是好的过程”（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

第五篇：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本站推荐）

严加安院士：培养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浅议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 ■中国科学院院士严加安

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做为把尽量多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一代的一种工具，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能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把为社会服务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人。”爱因斯坦的这一教育理念和19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当时的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提出的“全人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所谓“全人教育”，就是要培养能独立思考和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道德操守的人。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较高人文素质的公民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流传“大学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摇篮”这一口号。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科技人才奇缺，大学资源很稀缺，大学生人数非常少，把“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作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合理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直到“文革”前的60年代中期，能够上大学的人数比例还是相当低的，每年大约只有10万~20万大学生毕业。当时大学基本上不招收研究生，大学教育的口号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在这一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口号背后，大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各类高级专业人才，包括社科人才和外语人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前几年的大学扩招，大学生人数激增，2010年大学招生人数达到了657万人，平均录取率达到70%以上，如果现在还把培养各类高级专业人才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来定位显得有些不合适了。这一定位不仅主观上产生对在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忽视，而且客观上高估了学生在校学习专业知识的作用，与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岗位产生较大的偏离。事实上，绝大多数刚毕业的大学生还算不上是专业人才，他们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和在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往往联系甚少，这些专业知识很快就会被忘记，真正在工作中起作用的是在学习知识过程中受到理性思维训练、人文素质教育和在校培养的各种能力。正如爱因斯坦1936年的那次演讲中引用某个人的话说：“那个诙谐的人确实讲得很对，他这样来定义教育：‘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爱因斯坦在1936年的那次演讲中还指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在演讲结束时他再次强调：“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当前我国许多大学急功近利色彩较重，为了加速培养所谓的“专家”和“人才”，在教学中不恰当地灌输过多和过细的实用性很强的专业知识，而对学科的基础知识教育重视不够。尽管现在许多学校也开始注重“通识教育”，但往往把它视为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一种辅助性教育，而忽视“通识教育”中人文素质的教育内容。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美国大学教育理念的文章中提到，19世纪的美国教育家纽曼说过：“如果一定要赋予大学教育一个切实的目的，我的主张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另一位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则进一步大力倡导“要培养富有个性和合作精神的公民”，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这两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当然，在这些公民中，许多人日后必定会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专家，极少数人会成长为科学家、艺术家或政治家，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日后的机遇和成长经历，尽管大学教育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从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来说，出类拔萃的人才只能是极少数，他们无须“拔苗助长”就会脱颖而出。

我个人认为，根据中国大学目前发展的现状，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培养有较高人文素质的公民，而不应该定位于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因为我们不需要如此庞大的高级专业人才队伍，毕业生中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人（例如10%~20%左右）将来成长为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就能满足社会需求了。这主要靠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来实现。现在社会上真正缺乏的是技工一类的技术型人才。因此要大力发展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培养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诚然，大学有传承民族文化和社会文明的职责，有传授知识的重要任务。但是，对一个人来说，学习是终身的事，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生应该着重学习和理解学科的基础知识，培养终身自学能力，因为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要靠未来在实际工作中来实现，况且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许多专业的细节知识是不断发展和演变的。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其主要训练在于获得细节知识的人来，他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有一篇关于美国教育理念的文章中引述了哈佛大学前校长巴布博士提出的大学教育的8个目标，前7个是提高和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提高交流能力，培养分析能力，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提高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培养对个人和环境的理解能力，改善个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能力”；第8个是“增长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知识”。我猜测，哈佛大学近年来积极倡导和实施的“全面教育”，就是为了实现上述8个目标，这一教育理念与德国威廉·冯·洪堡早年提出的“全人教育”理念以及爱因斯坦在1936年演讲中提出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在2010年5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说：“我们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思辨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精神以及终身学习能力。”可见无论在美国和英国，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是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他说：“要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注重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思维，培养学习思考能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保护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中国有一句格言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是具体的食物，“渔”是教人家怎么捕鱼。“鱼”象征一个具体知识，“渔”象征一种能力。这一格言生动地说明了“培养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如何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加强人文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介绍经验说：“学校为学生创设学术环境，不仅仅在教室当中，还包括教室之外，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让学生学会相互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在校园生活、学习的同时，要参加很多的社团活动，包括戏剧、音乐、体育、志愿者社团等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学生能够去发现自己其他方面的重要潜能，产生一些和自己的学术兴趣完全不同的兴趣。”这就是说，在大学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合作精神、自信心等人文和心理素质有很大作用。

这一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牛津大学还对学生采取“导师制”的模式来进行能力方面的培养，即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指导他们读学术著作和论文，培养他们的跨专业、跨学科的综合分析能力。这是一种特别的“英才教育”。“导师制”的模式即使在英国其他高校也难以效仿，但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一些高校也有由极少数优秀学生组成的“基地班”或以名人命名的“冠名班”，对这些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可以采用类似的模式来进行特殊培养。

即使到了研究生学习阶段，培养能力也是第一位的，就是要把研究生培养成具有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与大学学习阶段不同的是，指导老师除了可能要给新入学的研究生上基础课外，基本上不直接承担传授知识的任务，而是间接地对学生给予指导。研究生主要靠自学和学生间的互教互学（即讨论班）的方式来学习。导师应该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对学生要“教学相长”和“因材施教”。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对研究生培养上如何应用孔子的这一治学思想？我认为：导师对学生的首要职责是“引”和“导”，即首先要引导学生对一门学科知识产生好奇心，这就是孔子说的“知之”；其次，要通过对学生经常性的赞许和肯定来激发学生对学习这门知识的兴趣，以达到孔子说的“好之”。最后，导师要以自己的洞察力和学识帮助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课题，使学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获得一种乐趣，以达到孔子说的“乐之”这一治学境界。

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环

在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中，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是重要一环。事实上，前面列举的哈佛大学教育8项目标中的7项能力，大都和一个人的人格和素养有内在联系。什么是“人格”？《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出的定义是：“人格是个人相对稳定的比较重要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心理特征包括个人的能力、气质、性格、爱好、倾向性等。”研究表明，基因遗传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约占50％。但是，后天的环境、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大学阶段，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认识自我、重塑自我、人格再造”的关键时期。最近发生的“药家鑫杀人案”和“中南大学命案”等一系列大学生杀人的恶性案件，不仅反映了社会和家庭教育的缺陷，更反映了大学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应该引起我们对中国目前大学教育进行深层次反思。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应该刻不容缓地提到大学教育的议事日程上来。

教师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教师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是加强学生人格修养教育的重要一环。在教书育人过程中，除了通过授课传授知识外，还包括对学生人格和素质的培养。教书是知识的传授，育人是道德的熏陶。“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就很好地体现了“教书育人”的理念。教书是教师的天职，教好书是教师应追求的起码目标，教书是手段，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育人。

现在大中小学都在强调素质教育。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古往今来的许多事例证明，素质教育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中外历史上许多杰出人才，尽管从事的职业不同，但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科学、文学、艺术、哲学于一身，表现出全面的良好素质。”什么是素质教育？国家教委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的解释是：“素质教育是„„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这一提法显得有些空泛。我认为培养良好的教养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所谓“教养”，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包括礼貌、规矩、涵养、风度等等，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素养。自古以来国人对教养很重视，《三字经》里面就曾经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强调了家长和老师在培养人的良好教养中的作用。所以老师们应该不光是教授具体的知识，同时应该言传身教，老师自身的教养对学生影响很大。素质教育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许多时候，所谓的“思

想教育”成了空洞的、泛政治化的说教，其作用往往适得其反，用“说教”方式进行素质教育训练出来的人有可能成为有多重性格的人和伪君子。

另外，美育与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什么是“美育”？“美育”就是审美教育，美育可提高一个人对美的感悟能力和对美的鉴赏能力，提高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艺术对一个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艺术的熏陶对人的品格、情操和社会行为都是有深刻影响的。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叶朗教授在2010年8月于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上说：“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被驱赶。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我们当代美学应该回应这个时代要求，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的问题。”我很赞同叶朗教授的看法，应该把美育与艺术教育列入大学素质教育的教程。

改革考核评价体制是中国高校的当务之急

大学是国家的重要科研基地，教师做科研和承担一些国家科研项目是必需的，这也是能够教好书、育好人的必要条件。对教师在科研业绩方面进行考核是重要的，是不容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考核往往只看发表论文数量，不看文章的质量。另外，忽视了对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业绩的考核，这是非常有害的，这客观上导致了当前大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其后果是学生产生厌学和弃学情绪。去年12月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了一篇对该校教育“反思”的帖子（万言书），内容真是触目惊心。他对该学校的当前状况作了如下描述：“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地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这一描述可信性如何？是否带有主观片面性？我的判断是基本客观的，而且这种状况有相当的普遍性。

当前，许多大学都把发表规定数量的SCI论文作为晋升职称的硬指标，更有些学校把出版所谓的“专著”也作为晋升教授职称的一项硬指标提了出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教授都要出版“专著”，全国该有数量多么庞大的同一专业的“专著”？因此，改革考核评价体制是中国高校的当务之急。通过“量化指标”和计分式的手段对教师的科研业绩进行考核是高校学术管理行政化的一个主要表现，这种评价体制的严重弊端就是造成教师的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和轻视教学。其实，评价一项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应该看它在相关专业产生的影响，以及同行对论文的公开评论和引用情况。对教师科研业绩的考核应由所在单位的学术机构去做，行政管理部门不应该具体介入。此外，应该明确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是教书育人，学校应当把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业绩纳入教师评价和考核体系中。在对教师职称晋升时，不能只考查教师的科研成果，也要看他的教学成果和对学生人格培养方面的业绩，甚至还应包括对教师自身的品格修养的考核。对那些教学成绩突出、品德优秀而科研成果相对较弱的老师，也应该敬重和给予晋升。鉴于当前许多高校的教学质量存在滑坡的现象，学校要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选拔和培养。在招聘青年教师过程中，不要过分看重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而要重视对他们的课堂教学能力、社交能力和人文素质进行全面的考核。

关于对大学生的考核，现在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每个大学生写毕业论文，这不仅加重老师和学生的负担，而且客观上助长了学校中的弄虚作假和论文抄袭之风。我个人认为，学校可以鼓励一部分优秀学生做些科研和写论文，但没有必要把写毕业论文作为大学生能否毕业的一项指标。这一指标表面上很硬，实际上很软，因为人人都能想办法达到。

结束语

我认为，“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是有较高人文素质公民的一项基本品格。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缺少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社会上出现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事件就得不到舆论监督和揭露，社会就不能和谐健康发展，就有可能陷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有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思想瓶颈时，更需要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语），引领社会进步思想的潮流。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引领了法国大革命。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结尾处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表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应该成为大学培养出来的有较高文化素质公民的社会责任。从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来观察社会，只有当社会上各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经过碰撞、交流和沟通，融合成为有社会共识的主导意识形态时，社会才是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才是和谐进步的。在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应该鼓励大学生们关心国是，表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作者单位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科学时报》(2011-06-10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