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派——概括

第一篇：新制度经济学派——概括

新制度经济学派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产生与演变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演变的过程大体如下：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的旧制度经济学派，其创始者和代表人物为凡勃伦，还有康芒斯，米契尔。从旧制度经济学到现代制度经济学过渡时期的制度经济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贝利，米恩斯，艾尔斯和克拉克等。战后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格鲁奇，贝尔等也是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由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盛行，人们把不同于凡勃伦，加尔布雷思理论的经济学家，如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等均归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派，有人甚至把施蒂格勒，布坎南也列入制度经济学之列。

制度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对美国现实的一种反映，只不过批判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和特点。

制度学派在美国产生伊始，就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为己任，强调有必要进行改良，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因此，制度学派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个以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其代表人凡勃伦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而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这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十分显著的理论特色。

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将多种分析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美国资本制度的缺陷与矛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此外还有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提出要从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一时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

自科斯引入交易成本概念，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制度展开研究之后，在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础上，制度变迁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制度下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关系决定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因此由制度创新决定的制度变迁是缓慢进行的。自此之后，制度经济学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理论思想方面，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变化的趋势不是日渐远离主流经济学，而是趋与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

新制度经济学不仅以其独特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特色，在整个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色。更进一步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引人入胜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理论

（一）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

第一，抗衡力量。加尔布雷思认为在劳动市场上，垄断组织是强大的买者，而工人则是弱小的卖者，由于工人长期遭受垄断组织的损害，促使他们组织工会，并发展成抗衡力量。而合作社组织，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是小商品生产者可以建立的，并与垄断组织抗衡的一种力量。在消费品销售市场上，消费者虽然并不能成为组织抗衡的一种力量，但他们求助零售商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组织和发展抗衡力量。

第二，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思所谓的“丰裕社会”是指“全民福利国家”。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有：1.收入均等化，贫富悬殊现象的消除，是丰裕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或内容。2.社会福利，是丰裕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包括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卫生保健，家庭补助，养老金以及住房建筑，教育，文化等社会服务和措施。3.充分就业，这也是丰裕社会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加尔布雷思只承认短期失业或结构性失业。4.经济安全，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丰裕社会里，一切太平，经济不安全已经消除了。

第三,新工业国。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美国，几百家大公司，几乎提供商品和劳物的一半。这些大公司组成工业社会或工业体系，它们决定着现代美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已经发生变化：1.权力从资本家手里转到专家组合手里。2.企业的目标也发生了改变：主要目的是企业稳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3.生产者主权代替消费者主权。4.工业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公司追求稳定，有充裕的资本，因此银行的作用缩小。5.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理论，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经济演进的整个过程和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由技术发展决定的。

第四，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而且这种趋同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结果。他的新社会主义是以“二元系统”理论为基础的，二元即“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另外，他的新社会主义还研究了国家总需求，教育与培训职工，控制工资与价格和信念解放等问题。

（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

第一，产权、外部性与资源配置。关于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的问题，产权学派用了科斯第一定理（即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和科斯第二定理（即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来考察，尤其是经常运用科斯第二定理。根据这两个定理，只要在产权清晰界定，交易成本为零，并能满足其他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产权的交易和重组加以解决。

第二，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是用制度比较的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其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成本的节约这一核心问题，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性因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然后分析何种交易应当采取何种体制组织，如市场、企业、政府或其他中间形式来协调。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运用。第三，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既是组织制度理论的发展，也是信息经济学涉及的重要问题，主要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缔约问题。委托人通过契约将某些经济决策权授予代理人，来代表自己进行谋利的经济活动，但是代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当双方利益不一致时，如何借助于契约或者制度来约束或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或者至少不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是委托-代理理论所致力研究的问题。当然代理活动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代理成本一般包括制定、管理和实施这类契约的全部费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引入了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情况，在该模型中，设计对代理人进行激励的机制有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怎样诱导代理人去努力实现委托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

第四，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新经济史学派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与方法加以应用和扩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们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进行修订，并围绕制度、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的主轴，构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论为核心，超越纯经济领域的经济史研究的独特框架，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三个基本因素，引入到历史研究中去。

三．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

(一)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

20世纪50年代，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登上了学术舞台。他们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者”的面目出现，试图在否定和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构造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他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主张表明这是一个积极的政府干预学派。这一学派继承了凡伯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发展了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研究对象上与旧制度经济学派没有多大差别，没有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像旧制度学派那样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演进过程，而是更多地分析单一制度本身的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比旧制度经济学派更彻底地主张制度演进、整体方法，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演绎法，认为把个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是不科学的，认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冲突。新制度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采用演进的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演进方法是与整体方法相联系的，强调在经济研究中，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和企业。这里所说的整体，不只是经济概念，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述。他们反对正统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方法，而应该采取制度因素的分析方法。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这种分析方法被概括为制度分析法或结构分析法。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整体研究是与价值研究方法相联系的，这实际属于规范的研究方法。

(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

以科斯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由威廉姆森最先提出来的。它既有别于旧制度经济学派，又有别于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自身的理论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使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同时这一学派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经济分析之中，并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问题，但是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照搬式的应用，而是一种修正的、发展的运用。他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设，代之以“现实人”的假设。这种行为假设的修正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对实际人的行为分析能更好地解释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的经济活动，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人的行为假设。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经济学派从两个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1)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2)人都具有为自己谋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关于研究领域的拓展。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制度结构，包括法律、企业组织、社会文化等，并引入了交易费用、产权等理论。他们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认为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这种从零交易费用假定到正交易费用假定的修正，使经济学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这种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除此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时候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作了修正：即主体的环境约束问题、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问题和主体与客体问相互作用的方式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引入新的变量，如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和政府行为干预等，从而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这里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

四．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评价

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能用单单一种分析方法或是仅仅通过某一种视角了。也许，这正是几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共同存在的原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制度学派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理论观点上的原则性冲突。这一点不但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同旧制度鸡精学派之间存在着，同时也在两种新制度经济学派之间存在，并且十分明显。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放弃了形式化方法一用数字或逻辑代替自然语言的表述，拘泥于描述调查、政策分析和规范性的研究方式，使其理论发展受到制约。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派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但是依旧存在诸多缺陷。例如，这种理论只承认私有产权有效率，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否认其他产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交易费用概念是一个很难说的科学概念，在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中，“交易费用”有十几种定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说法，并且很难计量，很难分析。

由于存在着种种缺陷，新制度经济学派发展至今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但是它确实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发展史时不考虑制度因素的片面性，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传统。

站在中国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为保障。新制度经济学派只从制度本身去理解制度，因此有必要遵循马克思的思路进行再研究，还制度的根源基础于物质的生产生活关系，还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服务的主导能动作用。

第二篇：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因、特点与总体评价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因、特点与总体评价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制度分析的严重弊端密切相关，同时与反凯恩斯主义，以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不无联系。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评和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从较一般的意义上研究制度及其功能。新制度经济学在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方面都有学术意义和贡献，同时也存在理论误区和局限。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4)09―0022―06

第三篇：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缺陷

2011-04-16 03:28:22 来自: Rothbardian(人类的的斗争是个体与制度之争)

作者:张红凤、高歌 来源:《理论经济学》2004年第7期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而挽救它，并据之提出私有产权安排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意义，最近30年来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英刊《资本与阶级》2002年秋季刊上发表了题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批判，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能解决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因此丹尼尔·安卡鲁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不是进步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工具的退化的一个征候而已。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

“制度”已成为近年来政治和科学领域讨论的关键词.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有效的制度框架为前提条件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认识到没有“良好制度”和有效政府的经济发展是天方夜谭。

对制度的关注引发了许多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自生自灭，它是一种需要设计和支持的社会制度。其次，它已经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史。

然而，另外有许多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如果市场不是整合社会中个体力量的“看不见的手”，而需要来自社会的制度支持，那么市场有何特别的好处？如果资本主义市场不构成社会生存的基础，而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为什么社会制度应该支持市场?这样的分析能很好地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的基本的问题。

在经济学中，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维护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它认为市场能自发形成供求均衡，并能提供协调、自由和效率。然而，该理论已经因其缺乏现实性、非社会特征和非历史性而遭到批判。

由于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获得持续、切实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问题上。因为它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它试图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的同时通过制度分析来推进它。此外，主要由于诺思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史中解释市场资本主义出现与演进的传统观点。

本文的第一部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框架和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第二部分勾勒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批判；第三部分主要以道格拉斯·诺思的工作为重点说明新制度经济史；第四部分通过对经济学内工具主义的批判来批评实施“好像经济史”(指对经济史的解释似是而非，违背事实。——编写者注)的可能性；第五部分是结论，主要总结新制度经济学失败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但同时又力图延伸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和预测力。

1.有限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抛弃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不现实”假设，而主张“有限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哈伯特·西蒙(HarbenSimon)。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由于不确定性、信息问题、交易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当事人难以收集全部的信息去解决市场的最优问题。因此，个体往往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均衡是无法实现的。为了减小不确定性问题，经济当事人必须设计思想和行为的规则以作为决策的基础。这些规则非常固定，不会随机改变。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倾向于最大化，但是发现这样做代价很大。”

2.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它起源于科斯1937年的关于企业的论文。科斯认为建立企业的原因在于使用价格机制存在一个成本，即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很难理解，至今仍有争议，其定义也在不停变动。例如诺思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的成本”；威廉姆森引用阿罗的观点，将“制度运转的成本”类比作“物理中的摩擦”，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和价格不能充分创造新古典均衡，并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已经渗透进每个经济体系的所有经济体中。交易成本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关键。从新古典意义上说，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产权分配对于解决市场的均衡问题是不重要的，但是考虑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产权的最初分配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意义。为了保证私人产权的独占性，必须很好地对私人产权加以界定和实施，最好的实施者是政府。假如产权能轻易地被政府界定、保护和实施，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新古典市场观点中的交易所固有的获利就会实现。就像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一样，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市场交易是增长的原因，但现在它要依赖于政府的运行以及产权和制度的运作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

3.制度

制度是“人们设计用来约束人类行为的”。由于这个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上接近了一些现实。它的奠基人科斯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即将人置于真实制度的约束之内。”制度是“非正式约束”(风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约束”(法律、产权等)的总和。制度是经济中的游戏规则，组织(游戏的参与人如企业等)的出现是对制度结构的回应。诺思解释说：“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经济中的制度演进。”承认新古典均衡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以及产权结构、社会制度演进决定了经济行为，诺思得出如下结论：历史在起作用，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从过去有所收获，而是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靠社会制度和过去连接成一个整体的。

有了概念和理论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更加现实。关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是将人类行为的假说修正为“有限理性”的概念，后者更接近真实的人类行为。有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更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概念的问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密切相关，该概念并非解释资本主义制度起源和演进的有益工具。

1.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成本是使用市场机制的成本或价格。而市场和价格的概念之间又发生无穷的同义反复。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案是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不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的或看不见的成本。这种认识要求必须承认一个并非完全主观的和依赖于个体选择的成本即受制其他的非主观逻辑的成本的存在。简而言之，要求一个不由市场决定、也不反映在市场上的客观成本理论。如果我们遵循交易成本的这种定义，那么就必须把它定义为由其他力量而不是单个经济人的成本—收益核算所规制的成本和潜在的制度。这就得出了结论：制度影响选择。

如果潜在的成本和制度扮演了基本角色，那么去研究这些制度的结构确实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而不是从消费者选择、经济核算和市场价格开始。确实如此的话，在既定制度框架以外的理性和选择概念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岌岌可危。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认识到了价格机制的局限。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会遇到对市场和个人选择的正统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挑战。逃避价格机制有局限这一问题的惟一办法似乎是证明经济当事人在对价格毫不知情甚至根本不存在价格的情况下仍能进行成本一收益核算。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拓展和补充了正统价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承认价格并不能充分传递理性选择所需要的信息。惟一能保全这种观点即经济当事人能够根据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的成本收益作出理性选择的方法，是描绘出这些个人在未使用价格机制时也能作出理性选择。这就意味着价格机制不是理性经济核算的必要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之一的价格机制就面临冲击。

2.交易成本和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于世界充满交易成本、信息问题、非均衡的认识之上。然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却来自于正统的均衡论：这是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其中制度是不存在的。但是交易成本是如何从无制度和无摩擦的构架中产生的呢?制度如何从没有制度的地方出现并改进的呢?当制度缺乏的时候，真实的个体是如何行动和创造制度的呢?这些当然是与历史研究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放宽严格的条件，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实际上是存在制度和组织的世界，但其中制度有效率与否则无关紧要。由此，出现了如下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充斥制度和组织，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通常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不是制度和组织的原因。在一个带有制度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一条制度的存在与否和效率即所谓的科斯定理无关。但是如果我们想根据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解释制度在历史上变迁的方向，制度结构就不可能是无关的。一般而言，这是摆在新制度经济学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及其在经济增长、衰退和效率中的作用。

交易成本被认为是有益于解释历史中的制度，但反过来前者又依赖于后者。因此，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似乎并不理想。

为什么没有市场?

新制度经济学似乎不能解释市场的起源。相反，它假定市场存在，并且从已经存在的市场引出这样的问题，如为什么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存在。从这样一个主张出发，一切其他的配置体系都被作为市场的偏离和约束而解释为无效的，或者至多只在市场失灵时引入。

诺思、托马斯等人力图证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产权、领地体系、开放地体系等，从新古典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理性和有效率的。尽管这些主张考虑了一些历史事实，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假设能依据产权结构和随后的选择作出成本—收益核算。根本的前提仍旧是市场是已存在的可供选择的产权结构。如果经济当事人没有选择它，那是因为给定的约束条件、交易成本等使得其他的产权结构更加有效。然而，从历史观点来说，很难看出，像产权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有不同产权结构已提供好以供经济当事人进行独立的选择。简而言之，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市场即使是在缺失的情况下也是被描述为存在的。然而，毕竟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不是初始就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我们承认了制度和产权结构影响了选择，这些制度和产权结构就不能被和市场一样的核算和选择所解释。假如同样的理性和效率的观点被用来解释制度的存续和变迁，那么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存在市场，那是因为效率；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也是因为效率。

经济学的消失

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近几年当诺思试图通过吸收意识形态、心理模型、法律、政府等来扩展他的制度主义时尤其是如此。诺思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和衰退是由非正式约束和政府决定的，因此并非由传统意义上的交换和市场领域决定。然而，他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经济领域就越消失于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模型中。一旦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是静态的框架，历史上社会变迁的动力必定来自于其他地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概念的主要理论功能。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越试图更具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它就越远离新古典经济学。

尽管诺思在著作中一再重复交易成本的概念仅仅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概念旁边对解释性变量提供补充，但传统变量，如价格、市场、技术、生产，却越来越被推向一边。相反，心理模型、意识形态、法律和政府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试图用经济术语解释政策和政府。但通常在政治市场上，没有自愿性合约、没有产权的交换、没有根据价格信息的经济核算。如果有交换，那也是和市场交换大相径庭的。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

在通过向这些领域扩展市场和交换的概念时，冒着失去它们的概念曾有的特别解释力的风险。这种做法不能拯救新制度经济学，却使它走向穷途末路。新制度经济学现在要同时支付放弃和依附新古典经济学的双重代价。

三、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诺思的工作

通过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工具的持续不断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史领域已获得了影响。他最初关于经济转型方面的突破性的分析是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迁(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他认为领主制是有效的，因此被经济当事人选中。农奴被迫向地主和保护人提供服务，因为商品交易中涉及了极高的交易成本，而领主制这种合约与其他的合约相比，更能保证经济当事人付出较小的交易成本而获得较多的收益。因此，封建领主的“奇特”组织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困扰诺思经济史的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制度和特殊的人性特点在资本主义到来以前就被设定为已经存在了。在他的模型中，制度的演进是通过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对相对价格变化进行的理性反映。但诺思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个人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果。在诺思的理论中，这些个人没有历史，这个新古典理论的问题成为诺思标榜“历史重要”的计划的严重缺陷。

在诺思看来，土地对劳动力的比例的改变影响经济系统和它的潜在逻辑，使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变迁。但反对者认为这些变化不能调整为价格变化和微观经济的选择中介，除非土地和劳动力已经是商品了。但诺思在他的封建主义的定义中，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因此只能选择一条路：要么资本主义来自于某个不同的经济体系，要么它是无处不在的。在第一种情况里，必须按照非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来描述这个前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逻辑；在第二种情况下，前资本主义经济史就必须修正为资本主义史。

诺思和托马斯试图用“不明确和约”来解决这个困境。不幸的是，诺思接着就遇到了在交易成本分析中的挑战：封建时代的被假设为选择最有效率的产权的人，是如何根据不明确信息作出核算的?如果没有市场，他们如何想象和有效地利用它?考虑到农奴制的存在，即使个人能够在不存在市场的情况下进行核算，那么他们将如何根据这种核算行动?农奴对地主的依附束缚了劳动力的流动，这就意味着，即使有市场机会，劳动力也难以利用它们。

非历史的假设和解释构成诺思工作的一根前后一致的亮线。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诺思始终坚持：所有制度框架的运行都好像根据资本主义的微观理性原则运行，即使当他知道并不如此时也这样做。为使其工作在理论上解释得通，他必须秘密偷运进他知道是谬误的历史假设。我将此做法称为“好像经济史”。

四、对经济史中“好像”方法论的批判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使用不真实的假设作为基础，那么它还有可行的换救办法吗?因为逃离现实就等于采取了工具主义的“好像”策略。这里可以参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说：“虽然我知道极少有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准确反映了人们的行为，但他们的确相信这样的假设对于构建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模型是有用的。”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中的主要观点是，虽然假设是错误的，但跟随“好像”理论后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最著名的例子是树上的叶子

当然不会核算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但如果我们观察那些叶子就会发现它们“好像”是这样做的。

可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与经济史相关的问题能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解决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从弗里德曼的观点来看，倘若科学的检验和目标是预测性，那么社会当事人的动机和行动是无关的。为了拥护历史的观点，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历史研究的目标是描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但既不考虑人们的动机，也不考虑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行动，这是十足的荒谬。其次，历史研究的检验和目的不是预测，即使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其他科学研究的目标。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想用某些人为创造的行为假设和谬误预测人类史中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反，我们宁可解释过去历史的发展，或者至少去描述它们。

五、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在试图为新古典经济学创造一个在方法上更具现实、更具社会性、更具历史性的形式时面临一个基本矛盾。制度的概念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时提出的。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要素，所以公认的非现实性、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基础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又重现，成为其通向成功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当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它的制度分析转向现实、社会和历史的方向时，它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显得多余，甚至有些矛盾。这种窘境的解决是通过秘密地引进在历史上周知的谬误和错误的历史起点，如“在开始就有市场”和观察历史采取“好像”的理论假定，而不是通过理论的系统阐述来整合历史研究。历史是根据现实理解的，而不是相反。简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中有经济学之处几乎没有历史，有历史之处几乎没有经济学。因此，正统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被遗留下来了。新制度经济学不是一项进步的令人振奋的研究方法，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退化的证明。

上述的结论表明，新古典经济学未能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充分理论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也同样不能。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对问题的解决，而是对问题仍然存在这个事实的一个确实的证明。

第四篇：新精神分析学派

新精神分析学派

作者：佚名 心理文章来源：lansin 点击数：191 更新时间：2007-7-7

新精神分析学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从精神分析运动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又称精神分析文化学派或社会学派。G。科里认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七位：C。荣格、A。阿德勒、H。S。沙利文、K。霍妮、E。弗罗姆、E。埃里克森和W。赖克。他们均受到过S。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反对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本能论，抛弃了里比多概念和人格结构说，发展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创导了有关人格理论和心理治疗方面的一些新概念，从而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弗洛伊德。在这七位心理学家中间，前五位提出了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观点直接相违的理论。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早期的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现时的心理活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们都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人格是对早先经历的固恋，并由早先经历所决定。虽然他们也承认无意识因素的存在，但并不过分强调无意识因素与人格的关系，但认为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在形成人格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这五位心理学家在与正统的精神分析发生基本分歧，背离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路线，因此经过普遍的同意，被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体系。而另外两位心理学家E。埃里克森和W。赖克，虽然也被史家列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成员，但他们基本上仍被认为是正统精神分析学派中的“圈内”人物。下面简要介绍前五位心理学家的观点。

荣格对弗洛伊德发生兴趣是在他读了被誉为名著的《梦的解释》之后，为此他根据实践体会写成《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一书。他与弗洛伊德的挚友关系保持了7年之久，后来因为对里比多能量的解释不同，遂发生分歧，以致决裂。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主要是由性和攻击性能量构成的。他把由被压抑的性欲和攻击性的奋争所产生的能量看作为人格的内驱力，而荣格觉得这种观点太狭隘，相反，他认为里比多是问题产生时就被集中运用到这些问题上的普遍的生物的生命能量，它从本质上讲不是性欲和攻击，而是一种能用于延续个人心理生长的创造性生命力。在体现文化学派或社会学派的观点方面，荣格强调意图和目标的作用。在他看来，人们不仅受到他们对未来所要追求的东西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他们对未来所要追求的东西的影响，这可以从他划分的发展阶段上看出：（1）童年期，即从出生到青春期。这一阶段为早期，里比多能量用于学习行走，交谈和其他各种生存所必需的技能上。5岁以后，里比多越来越多地指向性活动，在青春期达到预峰。（2）成人早期。即从青春期到40岁左右。在这一阶段中，里比多能量指向职业、结婚、抚养孩子、社交等方面。这阶段的个体具有开朗、精力充沛、感情易冲动和激昂豪放的特点。（3）中年期，即大约40岁到晚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是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外倾的和注重生物功能的人转变到具有更成熟的文化、哲理和高尚价值观的个体。这阶段应当满足的需要不再囿于职业、配偶等，而是寻求继续生活的根本意义。上述三个发展阶段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个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着生活目标。荣格认为，生活目标是精神的和谐。个体一旦了解自己精神的不同部分，把各个组成部分提示出来，那就会萌发一种对它们进行整合的趋向。这种趋向称作“超越功能”，它是一种对人格的统一、完善和整合的永恒追求。换句话说，个体只有熟知自己的全部精神结构，并用超越功能进行完美的协调，才能达到自身展现。由此可见，荣格关注人性的乐观和创造的一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为完善而奋斗，为目的和意义而生活的作用上。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在诸如性的因素、人格、无意识、梦、快乐与痛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存有分歧。个体心理学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因素决定人格。在阿德勒看来，个人的精神生活总有一个不断追求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就是追求优越。人对优越的渴望导源于人的自卑感。一切人在开始比自己强的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从而产生自卑感。有些人患有器官疾病，或视力不济，事消化功能差，或天生心脏有毛病，或肢体残疾，这些生理缺陷由于环境给予的压力在个人生活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从而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的情感激起个体追求补偿的力量，正是这种补偿成了个体追求优越的基本动力。由于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因此个体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那就是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的差异主要受家庭环境和家庭气氛的影响。家庭环境指影响每一家庭成员的社会事实，包括出生顺序，双亲还是单亲家庭等。家庭气氛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关系的性质，如追求优越时的主动和被动，建设性和破坏性等。而且，个体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开始是为个人目的去奋争的，后来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使个体与别人交往时产生情感和自居作用的潜能得以发挥，从而产生社会兴趣。这种社会兴趣不仅指个体对所爱者和朋友的直接一致的感情，而且包括了对现在和未来的全人类感情。社会兴趣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平时，甚至在困难时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平时，甚至在困难时与别人合作和帮助别人的准备状况；二是在对待别人时保持了多予少取的倾向，三是对别人的思想、感情和经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能力。当个体带着社会兴趣去追求优越时，完美社会的现实作为首要动机取代了个体的完美化。正如科里所概括的那样。在阿德勒看来，个体基本上是因社会刺激而被激发起来的，行为是有意图并指向目标的；个体为克服自卑感的需要所推动，并为追求优越所牵制。因此，个体试图通过补偿，也即通过发展一种目的在于寻求成功的独特的带有社会兴趣的生活风格，来克服这些基本的失助感。

沙利文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了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国家，深刻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和社会的**，面对由这些因素造成的精神病发病率的大大增高，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在医疗实践中体会到弗洛伊德本能论和泛性说的不切实际，转而注意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形成他的精神分析的人际关系说。沙利文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的相对持久的模型或完形。在这种模型或完形中，有两种基本的倾向或需要：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前者为生物方面的，后者为心理方面的。人从幼年时，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便不断为满足这两种需要而努力，从而形成一种心理组织，称之为自我系统。在自我系统中包含着各种功能和次功能。动能是有自我意识的功能，他们可以在个体涉及自身生存的重要时刻，探究人际关系间的重要意义，执行防御机制的功能，缓解情绪上的困难，防止焦虑的发生。沙利文还特别重视人格发展中的认知因素，认为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具备在文化环境中应付各种符号化的能力，从而先后获得三种人际经验模式，未分化模式，不完善反应模式和综合模式。未分化模式是指个体在人际情境中不能区分自己追求的生理满足和心理安全与别人追求的生理满足和心理安全，往往认为别人的追求跟自己的追求不一样，或者相反，认为自己的追求跟别人的追求一样，这说明个体在人际情境中尚未形成自我系统。不完善反应模式是指个体在自我系统形成后，把自我系统作为对人际关系的知觉和概念的一个过滤器或参照系，使其带有一种明显的防御性质。当外界事物或评价与自相符合时，就会产生焦虑，对自我产生不正确的评价，陷自我于矛盾之中。这时自我系统就会出来干预，把这种不相符合的现象归咎于他人或事物，认为是别人不理解他或嫉妒他，或认为是外界事物妨碍了他，这就是不完善反应模式，综合模式是指自我系统中的各种动能和次动能综合发挥作用，这些作用有积极的如升华，也有消极的如分裂和情动性反应错乱，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例如，当个体经常遇到否定或谴责，就会因其生理需要和心理安全受到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焦虑。为了减轻焦虑，他就会发挥动能的功能，或调节自己的自我系统去迎合他人的评价，或企图回避导致焦虑的人际情境，或对他人的评价作出歪曲的反应，等等。

霍妮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来探讨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经病的病因问题。她认为，弗洛伊德论及文化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仅为一种量的关系，这是错误的。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质的关系，是文化倾向的性质与个人冲突的性质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出生以后，就面临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如果家庭环境不顺遂，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与基本焦虑相对立的是基本安全，只有个人寻求安全的需要才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个体为了克服焦虑，就会在行为中采取种种防御策略。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也即精神神经病需要。霍妮列举了十种精神神经病需要：（1）爱和称赞的需要；（2）同伴的需要；（3）限制自己生活于狭窄范围内的需要；（4）权力的需要；（5）剥削别人的需要；（6）社会承认和特权的需要；（7）个人羡慕的需要；（8）个人野心的需要；（9）自足和独立的需要；（10）完善的需要。这十种需要又被归为三类：即趋向接近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屈从态度（“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趋向反对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攻击态度（“如果我有权力，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趋向脱离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退避态度（“如果我避开，什么都伤害不了我”）。霍妮认为，这三种类型，在正常人身上也有表现，但他们根据客观情况灵活应用。然而，在有严重焦虑的个体身上，三种类型同时发生，只能使他陷入冲突之中，加深了已有的焦虑。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基本冲突，个体可以不自觉地把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两种压抑入无意识，只让剩下的一种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压抑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于是个体便在无意识中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意象或自我，以求获得一种综合性的解决瞎种理想 化的自我意象包括着想象的成分，以一种色彩美化一切，使一切矛盾化为和谐。实际上，这是一个人把本误码发挥金如土自已潜能力量的自我变为专门追求理想化实现，使理想的自我与真正的自我之间产生矛盾。这便是导致精神神经病的主因。

弗罗姆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说和泛性论，强调束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对人的精神的决定性作用。弗罗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可以看作是背离正统精神分析路线的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人因为与自然界和其他人逐渐隔离，所以产生寂寞和孤独之感。人从早期的进化过程中，通过本身的特殊化即个性化过程，向着与动物不同的方向发展，逐渐获得了自我知觉、推理和想象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要比动物有着更多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其余部分日益。人们获得的自由越多，随之而来的不安全也就越大。在弗罗姆看来，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考察现代人的性格形成也是如此。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临现代社会中剥削与竞争的冷酷现实和病态的社会现象，湮没了人们彼此合作与互相翔的爱的本性，反而产生孤独、恐惧和迷惘之感，逃避自由。现代人面临的最根本的矛盾是：生与死的矛盾；人的长远想象与人的短暂生命的矛盾；人虽超越了自由，但深藏着“孤独感”和“分离感”。为了克服这些矛盾，人渴望获得下述几种心理需要：（１）关属性需要，包括与别人的关联和自恋。健康的人通过广泛的爱，包括亲子之爱，男女的爱恋之之情，对自己的爱，以及与他人的团结友爱，以满足心理上关属性的需要；不健康的人则顺从别人或以强力支配别人，将安全依赖于别人的不同表现形式，结果产生非理性的自恋。（２）超越性需要，包括创造性和破坏性。健康的人在超越动物、摆脱被动性和偶然性的过程中，进入了有目的的和自由的领域，变成自己生命的创造者，包括活动和关怀，对自己的创制口怀有深切的爱；不健康的人不仅不能创造生命，而且破坏生命，把毁灭生命也看作是一种超越。（３）根植性需要，包括母爱和亲缘关系。健康的人渴望不与自然分离，不与母亲、血亲和大地分离，因为这是省略的源泉，扎根的所在；不健康的人只爱少数人，只对少数人产生友谊，他们尽力保持和延长亲子关系以致大力依附于家庭等，歪曲了根植性的本来含义。（４）同一感需要，包括独立性和顺从性。健康的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干什么的，是与别人有所区别的，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为了与集体取得一致甚至不惜放弃所爱，以致甘冒生命危险；不健康的人对一切都采取遵奉态度，盲目顺从，在集体中湮没了自己的个性，因而达不到自我的充分实现。（５）倾向性构架需要，包括理性和非理性。健康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与客观现实相接触，全面地解释生活，客观地把握世界；不健康的人则用不健康的方法建造构架，不管它是真是假，以主观代替客观，把幻想当作现实，结果失去了与客观世界的接触，生活于想象之中。由此可见，弗罗姆把解决矛盾的期望寄托于人本主义的实现。

第五篇：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复习资料

一、名词解释

1.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它涵盖了经济学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既关心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关心制度在经济经验影响下的发展。

2.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

3.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4.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场参与者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状态的全部知识。新凯恩斯学派认为，不完全信息经济比完全信息经济更加具有现实性，市场均衡理论必须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予以修正。

5.产权：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6.寻租：个人为增加个人财富所作出的对社会净财富发生不利影响的努力。

7.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权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会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状态。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8.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社会规范体系的选择、创造、新建和优化的通称，包括制度的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

9.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的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10.路径依赖：它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

11.产权残缺：所有权的残缺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权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权的删除。

12.诺思悖论：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衰落。这就是有名的“诺思悖论”。

二、简答题

1.产权的特征有哪些？

答：(1)产权的完备性与残缺性。

(2)产权的排他性与非排他性。

(3)产权的明晰性与模糊性。

(4)产权的实物性与价值性。

(5)产权的可分割性、可分离性与可转让性。

(6)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2.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的行为有哪些假设？

答：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定有：

(1)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3)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指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

3.简述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

答：(1)人的本性决定交费用的存在。威廉姆斯认为，人的本性直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机会主义的倾向。

(2)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决定交易费用的存在。一个人做出决策时，无从了解其他人同时也在做的决策和计划。

(3)与个体间产权交易有关的各种行为导致了交易费用的产生。这些行为包括寻找有关价格的确切信息、谈判、订立和约、监督、索赔等。

4.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1)国家凭借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

(2)有利于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

(3)还取决于权力介入产权安排的方式和程度的差异。

(4)离开了国家，产权制度无法建立，但无效或低效的产权又或多或少与国家有关。

5.简述制度的构成？

答：(1)制度构成一般概括地讲可分为两大类：即硬制度（正式制度）和软制度（非正式制度）。

(2)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即宪法层次，集体行动层次，操作层次和选择层次。

(3)柯武刚、史漫飞将制度分为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内在制度和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外在制度两类。

(4)诺斯则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制度），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6.科斯定理有何意义？

答：(1)理论意义：科斯定理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制度安排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这就使制度安排这一在传统经济学中被当作既定前提的因素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实践意义：科斯定理的提出为解决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措施。科斯定理的提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可资借鉴之处。科斯定理指出，产权的清晰界定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往中的交易费用，达到最优经济效率。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它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改革者进一步认识产权明晰化的重要性，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法律上对产权的规定，而重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具体明确产权边界；二是启发人们在探讨更为合理

和更为有效的产权配置时，必须考虑交易费用。

(3)方法论意义：进行经济学研究一定不能脱离实际，要从经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事实的详细考察，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三、材料分析题

答：(1)产权界定：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产权理论，产权经济学强调财产权的买卖和分配应该是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商品买卖。财产权的买卖和商品买卖相比，更有利于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资源配置。

① 假定个人在现有的阶级结构所确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使效用最大化；

② 通过考察各种可能的制度安排对收益—报酬的影响，从而可能详细地分析制度安排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③ 认识到交易费用大于零在所有权情形中具有的实际重要性。

(2)交易费用：

① 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单元；

② 造成交易成本差异的关键是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及资产专用性；

③ 各种一般治理模式都是由一系列属性所界定的；

④ 每种一般治理模式都适用不同的契约法；

⑤ 交易与治理结构都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⑥ 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导致治理成本的变化。

四、论述题

1.为什么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导致低效率产权的出现？

答：(1)加入不同集团以后，产权的选择不一定是最优的了，对某一集团有利的产权安排不一定有利于其他团体。

(2)产权的安排取决于利益集团对统治者的影响力。在利益集团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从属于大集团的个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获得有关可靠信息的高额成本；二是搭便车问题；三是相对较小的人均受损额。越是小的利益集团越是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可以影响统治者。为什么少数人能愚弄多数人呢？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原因：产权结构的边际变化能导致人们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在这些变化中，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

(3)利益集团对统治者的影响力决定制度安排：人人皆大欢喜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因此，一种制度能否得以实行，就要看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4)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有效的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

① 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产业政策或保护政策。

② 对新的进入者设置障碍，即斯蒂格勒所说的一种管制需求，强调管制，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资源等。

③ 在这种有利益集团影响的行业或部门往往形成以行政垄断为支撑的产权结构，其他经济主体很难进行这些行业，产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低效。

2.试比较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答：(1)两者相互补充：

① 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

② 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也并不是无差异的，即制度是有层次性、差异性及其特殊性的。有些制度供给及其变迁只能由国家来实施；而另外一些制度及其变迁，由于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它就只能由相关的团体（或群体）来完成。

(2)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有许多共同点，如两者都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两者都得遵循成本——收益比较的基本原则等。

(3)种制度变迁模式差别：

① 制度变迁的主体不同。

② 两类制度变迁的优势不同。

③ 两类制度变迁面临的问题不同。

3.什么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答：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常常将正式制度称为正式规则和硬制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特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联系：(1)二者是相互生成的。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2)二者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任何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各种不同形式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补充，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体系。

区别：二者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本质的不同。(1)存在和表现的形式不同。(2)实现机制不同。(3)实施成本不同。正式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成本较高。(4)形成和演变的时间长短和稳定性不同。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一相当长期的过程。(5)可移植性不同。正式规则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非正式制度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6)认知表达和传导方式不同。非正式制度形成和运行所依据的是心照不宣的默认的知识，而正式制度可以通过语言或以符号形式进行表述、传递和存储。

总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制度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互为条件、相互补充。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关注二者的作用，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