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比较

第一篇：印度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比较

印度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比较

赵连军

印度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标志，与我国交往源远流长；新加坡以华人为多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现在，两国同是亚洲重要国家，同样都与我国有着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在我国的反腐倡廉过程中，这两个国家经常被提及，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参照系。本文仅就印度和新加坡两国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试作比较，以期对我国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一、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背景比较

历史上，印度和新加坡都曾经长期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两个地方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在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后，曾受到英属印度当局的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又曾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遭受残酷统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殖民浪潮的兴起，印度在圣雄·甘地的带领下于1947年获得独立；新加坡在李光耀带领下于1959年获得自治，1965年正式立国。

独立之后，两国除了面临着经济落后的巨大困境外，还面临另一个共同的严重政治社会问题：腐败。独立之前，印度腐败问题就很严重，尼赫鲁说贪腐比比皆是，十分猖獗。而刚刚独立，就频发腐败大案。首开先河的是1947—1948年的吉普车丑闻事 件。1947年第一次印巴战争爆发时，时任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克里希纳·梅农以800万卢比的价格，向一家外国公司订购4600多辆吉普车以供战争急需，但在战争结束后才迟迟交货，而且质量不达标，社会反响强烈。之后，1949年内阁部长拉奥·什维·巴哈杜尔·辛格因帮助伪造采矿文件并收受2.5万卢比贿赂坐牢；1951年9月，议员摩德加尔因从孟买某商会收受贿赂2000卢比帮助该商会游说被驱逐出议会，相关人尼赫鲁女婿费罗兹·甘地被行政警告；1958年财政部长克里什南马查理因帮助一家国营保险基金拿到一个合同被解除职务；1959年印度保险公司负责人拉马克里希南·达尔米亚因挪用220万卢比被判刑2年，航空公司老板达拉姆·特嘉因贪污2.2亿卢比被判刑6年。同样，新加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独立前后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如李光耀回忆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政府公务人员和执法人员、司法官的腐败十分猖獗，不仅存在大量公务人员的腐败行为，而且有组织的贪污也很盛行，人们对政府公务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同时，腐败还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犯罪活动猖狂，吸毒嫖娼成风，以至引起政局动荡不安。面对严重的腐败问题，甘地说“宁可给整个国会一个体面的葬礼，也不能忍受腐败猖獗”；李光耀则多次表示“廉，是立国之本；清，是执政之根”，强调“要有经济增长和进步，必须有好的政府，一个诚实、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新加坡的生存，全赖政府 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两国都表示出和要腐败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

印度和新加坡由于长时期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其文化也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反腐败斗争上，就是重视对廉政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视。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也是最早制定反腐败法律的国家。早在1889年，英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把禁止政府官员、公共机构人员以权谋私与贪污腐化作为职业道德的核心，明确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交往中主动或被动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均属腐败行为，被视为犯罪。1906年，英国制定《反腐败法》，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从公共机构工作人员扩大到公共机构本身。1916年，英国制定《防止腐败法》，再次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从公共机构扩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同时，英国又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创始国，十分重视对公务员的管理，早在1854年就提出了公务员管理的三项原则，一是公开竞争上岗，二是进行在职如培训，三是升迁取决于本人能力，并通过法律法规防止公务员腐败。所以，英国政界虽然也常会发生丑闻，但所涉官员多数不是因为贪污受贿，而是因为泄密或者其他腐败行为。英国的法制反腐文化，为印度和新加坡所学习吸收，两国反腐败斗争一开始便非常重视廉政法规制度的建设。

二、两国廉政法规制度架构比较

印度和新加坡的廉政法规制度构建，首先体现于其国家根本 大法宪法上。印度宪法规定，“在印度政府，各邦政府，或上述政府管辖之下的任何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担任有收入之职务者不得选为总统”；“在印度政府、各邦政府或受上述政府节制之任何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中担任有收入职务者不能当选副总统”；如公务人员委员会主席和委员“在任职期间从事本职以外有报酬的工作”，总统可以下令免除其职务。新加坡宪法规定，“总统不得担任任何营利的职位，并不得积极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担任营利性质的职务者”不具备有作为议会议员的资格。新加坡刑法事法律还根据宪法规定，禁止公务员取得工资以外的任何报酬，违者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宪法的根本框架下，两国构建起廉政法规制度体系。

印度是世界上制定廉政法规较早的国家，但其受到英国法规影响也较大，甚至沿用着英国殖民地当局的法规。如现行的《印度刑法典》即为英国殖民地当局于1860年制定，至今只作过少许修改。该法第九章为“公务员犯的罪或有关公务员的罪”，对公务员贪污、受贿和经商、购置财产上的违法行为等，分别规定了处置办法。这是印度最早的廉政法律规定。从1947年独立起，印度即开始了廉政法规制度的制定，逐渐形成较为健全的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其第一部廉政法规是1947年制定的《防止腐败法》，该法为更有效地防止贪污受贿而制定，保留了刑法中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新情况作出一些新规定。该法通过后，几乎每隔2至3年就对其进行一些修改。直到1988年，在总结以前反腐败立 法经验教训基础上制定了“旨在统一和修正关于防止贪污及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法案”—《1988年防止腐败法》。该法分总则、特别法官的任命、违法与惩处、依本法调查案件和准予起诉及其他有关条款，共5章31条，对腐败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定罪量刑、适用范围及其他反腐法律的适用做了详细规定，是一部集刑事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反腐败法。该法确定了两条重要原则，一是只要实行接受除合法俸薪之外的好处得到证实，就应认定他是故意并已经受贿；二是公务员在任职期间取得超过其合法收入来源的财产而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即构成腐败罪。该法将防止贪污贿赂犯罪的对象界定为公务员，并在概念上采取广义的公务员概念，凡一切执行与国家、公众和团体有利害关系职务的人员均定义为公务员，涵盖中央、邦、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法官及由法院授权执法的人员，在中央、邦、地方政府的公司中服务的人员，学校校长、教师等工作人员，以及受委托从事审查、选拔、考试等工作的人员，受各级政府机构财政资助的协会、机构中的官员和雇员，等等。这些人员不论是否由政府任命，都是公务员，都属于《防止腐败法》的适用范围。除《防止腐败法》外，印度比较重要的廉政法规制度还包括了于1964年制定的《中央文官行为准则》。该准则共25章，对公务员的廉洁从政进行规范。如严禁为亲友谋利，规定任何公务员不得利用他的地位或影响为他的家庭成员在任何公司或商行谋职，不得给雇有他的家庭成员的公司或商行办事。在收受礼品上，规 定公务员不得接受或让他的家庭成员接受任何礼物（但准则中规定的礼物除外，即只能在结婚、生日、宗教仪式等时机从近亲或没有公务关系的朋友处按自己的职务等级接受最高不超过500卢比的礼物，超过限额的必须向政府报告)。严禁经商和投资，规定公务员不得直接或间接经商，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家庭成员经商必须向政府报告。公务员也不得从事证券和股票投机，不得进行有碍公务的投资，不得同他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或企业发生借贷关系，不得借钱给任何人收取利息。要求官员必须进行财产申报，规定公务员在就任时必须详细报告他的财产情况，包括不动产、股票、现金和银行存款、其他动产和债务。《全印文官行为准则》，该准则是根据《全印文官法》制定的关于全印行政和警务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共20条，其中涉及反腐败的主要内容与《中央文官行为准则》大体相同。还有《反洗钱法2002》、《举报人保护法案2002》和2005年10月生效的《信息权法》。《信息权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府透明法之一，除了规定只有有限的机构可以免除信息公开义务外，还规定独立机构可以对官员进行监督并给与惩罚。

和印度相比，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既有与印度相似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1937年殖民时期，新加坡曾出台《反贪污条例》。在此基础上，1960年由李光耀亲自推动颁布了《防止腐败法》，后历经多次修改，共37条。该法融刑法、刑诉法和部门组织法于一体，内容全面、具体，可操作性强，惩处严厉，如其中不仅 严格详细的规定公务员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和权力收受报酬，而且对官员如何处理那些无法推辞掉的礼品做了详细规定。该法规定的“报酬”范围包括了金钱、礼品、贷款、赏金、奖金、酬金、高额保证金等，提供官职、就业机会和承包契约，支付款项、让与财产、全部或部分地免除各种债务、责任或其他此类义务，给予帮助、袒护和各种好处等。该法还规定，对于向公务员非法提供或给予报酬的行贿人，公务员有权逮捕并将其移交就近的警察局，否则该公务员将构成犯罪，应判处5000新元以下罚金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1988年，新加坡颁布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没收贪污所得的条件、范围、程序以及具体执行等均作了详细规定，规定了不同于追究一般犯罪的新型证据制度和特殊的举报制度，加大了对该罪的处罚力度。1989年，新加坡国会又通过了《不明财物充公法令》，许可政府冻结和没收贪污嫌犯来源不明财物和资产，以阻止嫌犯转移赃物、赃款给第三人。

新加坡针对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制度。主要有《公务员法》、《公务员守则》和《公务惩戒性程序规则》等。这些法规的制定本着“严肃、高效、廉政、求实”的原则，致力于建设完整专门规范公务员聘任考核、财产申报、公务员高工薪、严格限制接受礼品、惩罚腐败官员等制度，使新加坡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了一整套比较严格、完善、又比较具体实用的管理制度，在预防腐败方面形成一套“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另外，新加 坡还制定颁行了专门的《公务员指导手册》，任何公务员都必须严格地遵照执行。手册中除包括有关法规和行政管理规范外，还对公务员有详尽明确的纪律规定，如公务员不能向和他有公务关系的人士借钱；不能借超过他三个月薪俸的无抵押贷款（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不能利用公务上所获得的信息来换取个人利益；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礼品价值超过５０新元（约计人民币２００元），必须交公；任职期间每年申报个人资产和投资；未获书面批准前不得经商或从事副业等。与《公务员手册》相应，政府发给每个公务员一本日记手册，公务员要记录本人的活动情况，每年申报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主管单位的常务秘书定期核查，如发现财产来源有问题，即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调查，一旦被发现违反了纪律规定，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构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制定了《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一是购买政府组屋，二是医疗治病，三是为子女交学费，四是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领取，政府和 企业不另发养老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但是，政府还规定当公务员违法贪污被开除或判刑后，其全部公积金立即自动取消。所以，当公务员如果冒着被取消公积金风险而违法贪污受贿时，有必要考虑冒这个风险值不值得。

三、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机构比较

对于廉政法规制度的实施，印度建立了包括监察部门、公共投诉部门、审计部门、调查机构和司法部门等为主的相关机构，在法律框架内建立起与政府文官体系相配套的监察系统，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监控，并与司法部门一起对腐败行为人进行惩处。其中最主要的有3个，即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调查局和主计审计长公署。

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反腐败委员会）成立于1964年2月，是印度独立于其他任何执行机构的最高监察机构，负责对中央政府各机构的监察工作，对各机构在计划、执行、总结和改革各自的监察工作中给以指导和建议。其主席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该委由一位主席和不多于4位成员组成，下设秘书处、技术审查处和行政调查专员处。技术处主要负责从监察的角度对政府机构的公共建设工程进行审计，对有关建设工程的特别投诉案件进行调查等。行政调查专员处设15个职位，专员的职责是对公务人员行政程序方面的指控或投诉进行口头调查。在各邦，有相应的邦监察委员会或调查官。通过对不同级别 和部门监察官员的指导，该委可以实现对整个行政体系、国有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的监控。监察官员在业务上受上一级监察官员的指导，行政上受部门首长的领导。但是，该委只被授权对腐败案件进行质询或提请调查，本身并没有调查权，不设调查机构，因此需要通过中央调查局调查腐败案件。

印度中央调查局组建于1963年，其前身为1941年成立隶属于国防部门的德里特警处，是印度历史第一个专职肃贪机构。该局是印度最重要的司法调查机构，也是该国侦查贪污贿赂犯罪的最高专门机关。其职责是调查和起诉中央政府及其企事业公务员违法案件及其他重大案件，如所有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金融机构公务员（政府官员）的贪污欺诈案件，包括银行欺诈、金融欺诈、进出口外汇交易违规、大规模药品古董文化财产和其他违禁品走私等经济犯罪等。该局由总部和地方分支机构两大部分组成，总部设有反贪污贿赂部、特殊犯罪部、经济犯罪部等11个部门，其中这3个部是执行调查和起诉职能的三个最重要部门。反贪污贿赂部任务主要是收集有关腐败的各种情报，保持与政府各部监察官之间的联系，询问有关贪污和收受贿赂的投诉，调查和起诉贪污和收受贿赂的犯罪案件以及有关预防腐败的工作，所调查的案件主要是为中央政府、国有企事业和各省政府服务的公职人员和各要害部门的违法违规行为。经济犯罪部调查金融犯罪、银行欺诈、洗钱、金融市场非法行为、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的渎职等。同时，为了预防公务员职务犯罪和腐败，对某些政府 部门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进行廉政鉴定和廉政规划；对那些在廉政方面有污点或可疑的政府官员实行重点监控，并监控那些会引诱和勾结政府官员犯罪者，提醒相关部门官员在与这些人打交道时须格外小心，以免上当。

主计审计长公署是印度监督并发现重大腐败案件的另一主要机构。印度政府审计机关的全称为印度审计会计部，总部在德里，名为主计审计长公署，主计审计长是最高首长。印度主计审计长作为印度会计与审计部门最高首长，既不属于立法机构，也不属于政府。主计审计长公署负责财政决算编制和国家财政审计。印度只设中央审计机关，地方不设相应的审计机关，由中央派出机构负责地方的审计工作，在全国各地设有各类专业机构104个，6万多员工，其中大约1万名审计方面专家。审计署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代表议会立法机关，监督和确保行政部门收支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另一方面代表联邦政府，确保地方政府在政府开支中“有法必依”。主计审计长就联邦账目向总统提交审计报告，并由总统转交议会两院；至于各邦账目，则是向邦长提交审计报告，并由邦长转交邦议会。

与印度相比，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实行侦控分立的体制，由贪污调查局主侦，检察署主控，构成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执行的基本框架。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前身为新加坡警察署刑事侦查局中的反贪处，是新加坡反贪污腐败的执法机构。自1970 年以后，直接隶属总理公署，局长由总统根据总理提名任命，直接对总理负责；在反贪过程中不必借助警察局等执法机关的力量，可以独立对贪腐案件进行立案和侦查。下设三个部，调查部，负责调查贪污行为，没收赃款赃物；资料处理及支援部，主要研究政府行政漏洞，提出防止贪污方案，误导公务人员防止贪污等；行政部，负责行政后勤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构中的任何贪污嫌疑；负责向检察机关提请起诉包括行贿受贿在内的贪污案件；研究贪污案件，提供防范方案。该局官员地位、身份、权力都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水也比其他部门同级别官员高。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构，拥有广泛而足够权力的绝对权威。根据政府1960年颁布的《防止腐败法》，该局享有如下特权：一是逮捕权，局长或任何侦查员无逮捕证可逮捕与犯罪有关的任何人，押送到贪污调查局或警察局听候处理；对被逮捕者身上的一切物品，只要有理由认为是犯罪的赃物或者作为证据，都可以进行搜查并没收。二是调查权和调查保障权，局长或者特别侦查员在进行调查违法行为时，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授予的一切与警方调查类似的特别权力，其调身份如同警官，在执行重大任务时还可以行使特别调查权，调查任何银行存款、股票存款、购物帐户、报销单据或其他任何帐目，以及任何银行的任何保险箱；如果有人知道这类事情而不如实报告或不出示这些证据，则被视为犯罪，其罪名被控成立即受到罚款或判刑。三是秘密跟踪监视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是否受到举报，都有权进行 秘密跟踪监视，包括私生活是否正常，有无嫖娼、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对法律规定必须申报的财产和收入是否已经申报，有无以权谋私和贪污受贿行为等。如果发现可疑行为，还可采取卧底、“放蛇”、窃听、录音、秘密拍摄、录像等方式收集和固定证据。四是不明财产检查权，可随时调阅公务员在法院公证处的财产申报材料副本，对公务员的任何不明财产进行检查。五是武力搜查权，在认为必要时可以运用武力进入特定地方进行搜查。

检察公署是新加坡唯一的国家检察机构，实行总检察长负责制，总检察长独立于政府之外行使职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公署和贪污调查局各自行使不同的司法权力，调查局主要负责查清贪污贿赂犯罪事实，调查获取证据；检察署则主要负责指导和监督调查侦查活动，决定提起公诉。根据《防止腐败法》规定，检察公署还有对贪污调查局三方面的制约关系，一是特别调查权的行使须经检察官授权，行使特别调查权时必须按检察官指定的方式方法进行，不得超越检察官授权范围；二是非可拘捕之罪的调查须经检察官授权；三是检察官要求贪污调查局调查的权力，如检察官认为在政府或政府的任何部门或者公共团体供职的人违法犯罪，其证据有可能在本人或者其妻子、子女的银行帐册中获得，或者有可能在检察官确信的信托人、代理人的银行帐册中获得，检察官即可发布命令授权贪污调查局调查这些帐册。这种既密切又互相制约的关系，可以对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保证作用。

四、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效果比较

印度新加坡两国具有相同的反腐背景，都有比较成体系的廉政法规制度，法规制度条文都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也都有比较健全的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机构。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的效果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借用“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2011”报告来说明：2011年印度的清廉水平在所有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5位，而新加坡则位于第5位。印度媒体研究中心于2005年发表的《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管理》调查报告表明，在事关普通民众的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电力供应和教育等11个公共服务部门，印度公民每年对这些部门的行贿金额高达2100亿卢比，约合46亿美元。同样是在2005年，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反腐败指导手册》，指出为救助贫困线下人口而实施的公共分配系统中超过30%的资金因腐败而损失，政府各种反贫困工程资金中有45%被腐败吞噬。另据印度审计部门估计，2010年11月曝出的三起高官腐败案给印度政府造成约450亿美元的损失。现在，印度不仅流行着底层公务人员普遍的“小腐败”，也存在着像去年底印度电信2G丑闻那样的高层大腐败，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效率十分低下，处于严重的“失灵”状况。印度《今日印度》杂志在一篇社论中就指出：“2010年，有一个单词统治了这个国家的词汇表，那就是‘腐败’。”而在2011年1月，印度一家网站以“2011年印度更急需应对的是腐败还是恐怖主义”为话题 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超过90%参访者选择了“腐败”，反腐超过反恐，可见印度腐败问题之严重。

与新加坡相比，印度廉政法规制度建设之所以处于效率低下的状态，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廉政法规制度本身慎密性和震慑性不足。印度虽然较早就有了反腐败法律法规，对公务人员的廉政行为进行了规范，但其慎密程度较新加坡尚嫌不足。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实质上直指公务员队伍，通过一系列制度建立了严密的廉政管理架构，特别是《公务员手册》制度的实施，使公务员日常工作生活的一言一行都处于专门机构和社会大众严格监督之下，稍有不廉即无所遁形，遭受惩处。另外，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建立实施，只要有公务员违法贪污被开除或判刑立即自动取消其全部公积金，这样连本人养老都产生了巨大问题，极大地增加了腐败成本，使公务员轻易不敢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同操作性很强震慑力很大的新加坡公务员管理法规制度相比，印度对公务人员显然没有如此严厉的廉政束缚，贪污受贿行为便容易发生。

二是廉政法规制度实施体制机构权威性完整性不足。新加坡虽然实行侦控分立的廉政体制，但其贪污腐败调查局仅对总理一人负责，享有逮捕权、调查权、秘密侦查权和武力搜查权等特权，可以行使警察权，在反对贪污腐败斗争中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印度反贪反腐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印度的廉政监控惩处机构主要包括监察和司法两大类，其监察机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行政 部门中的行政监察官构成，中监委通过整个监控官体系实施对各级官员和公务人员监督。一方面，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享有新加坡贪污腐败调查局那样的特权，对监察对象只有建议权，没有处分权，如果建议不被采纳可提请总理处置，总理不同意再提交议会辩论。另一方面，下级监控官员虽然在业务上受上级监控官的领导，但行政上却受各自部门首长的领导，这意味着廉政监控官员要受到行政部门官员的左右，当部门最高领导本身发生腐败时，很难有监察官能够或愿意对其违法行为实行监控或揭发，使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当数不清的“小腐败”案件频频发生时，单靠几个监控官员也是无法监控的。虽然印度也想像新加坡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但从1968年就开始筹建，40多年过去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再从司法机构看，司法人员严重短缺，虽然全国至少需要7万多司法人员才能确保司法案件审理不至于耽搁延误，但现在印度只有1万多名司法人员。一个腐败案件会拖数年甚至10多年才结案，结果常常使不少贪官逍遥法外，并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行贿，让案件由大变小由小变无，客观上纵容助长了贪污腐败风气。

三是最高层对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勇气不足。毫无疑问，印度新加坡两国从开国领导人起，都不乏对贪污腐败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也都表示出坚决反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决心。但是，当面对具体的贪污腐败现象时，两国最高领导层却表现了不同的态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体现出铁腕反腐气概，在反腐斗争中铁面无 私。曾任国家发展部部长的郑章远与李光耀私交深厚，且对新加坡发展立下卓越功劳，但他却收受了80万新元贿赂，事情被揭发出来后受到国家贪污调查局调查，李光耀不因私情而网开一面。虽然最后郑章远以自杀谢罪，但国会还是向全国作出了公开说明，举国震动。与李光耀相比，印度最高层明显缺乏坚决反对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如1947年独立当年就发生的吉普车丑闻事件，卷入其中的主角梅农深得总理尼赫鲁信任，两人私交甚笃。丑闻事件发生时就有人揭发梅农介入吉普车事件等几桩可疑交易，印度审计总监和财政部长也建议起诉当事人，但却遭到尼赫鲁坚决反对。直到1955年9月，尼赫鲁才宣布梅农因失职受到行政处分，但第二年尼赫鲁竟不顾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大党议会领导人的反对，任命梅农担任政府不管部部长，后来梅农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态度，不可能不影响到全国反贪污反腐败的宽严程度和效率高低。相比之下，新加坡廉洁指数排名第一而印度排名87位，也就不算如何奇怪的事情了。

第四，廉政法规制度实施社会文化氛围不足。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深受儒家文明熏陶的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国家，执政党人民党上台至今一直努力于廉政文化建设。前总理李光耀将儒家道德提炼为“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认为这是“八种美德或治国之纲”，以此为重点进行国民道德教育，并将“礼义廉耻”融入廉政建设中，注重教育官员以德养廉。再者，其《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公务员指导手册》 等，既是对公务员道德纪律的要求，也是廉洁从政的好教材。通过长期的教育培养，在新加坡形成了深厚的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土壤。相较之下，印度自16世纪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始，只要有求于官员办事就要给一笔“跑腿费”，长此以往即成为一种潜规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逃避繁重的税赋，人们又很自然地想出各种行贿办法来隐瞒自己收入，造成了不少印度人对腐败现象十分宽容。印度教还有一种信仰，即到恒河里洗个澡就可以解脱掉以前所犯所有罪恶重新做人。印度报纸曾登过一幅漫画，画中的贪官一边在恒河里洗澡一边说“洗完这个澡，我就可以重新贪污了”。另外，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的《反腐败指导手册》还提到，印度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家族关系和种姓制度之上，人们通常更忠于所在集团，而官员利用职权为本集团牟利就显得很自然。这些，都是印度社会文化中不利于反对贪污腐败的因素，影响到廉政法规制度的实施效果。

印度和新加坡相比，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现实的发展却让人们充满着希望和期待。去年以来，随着一系列贪污腐败大案的发生，印度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带领印度人民越来越多地同贪污腐败现象进行斗争，推动国家反贪污腐败深入进行。随着2010年4月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的绝食抗议，印度议会已经成立了一个由社会人士代表和高级官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的反贪腐法律《公民监察法案》，之后8月初该法案草案被提交印度国会下议院审议。8月下旬，印度议 会上下两院经过激辩最终通过口头表决方式接受哈扎尔提出的打击贪腐三大关键原则，即设置“公民章程”，扩大反腐监管范围将更多低级别官员置于监管范围之内，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成立独立监察机构。可以看出，印度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正在朝着印度人民理想的方向缓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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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旭《腐败已成印度生活方式 官员受贿肆无忌惮》，《小康》2011年第2期

6、王晓丹《印度反腐败机制的设计思路》，《当代亚太》2005年第10期

7、王晓丹《印度政府的反腐败困境说明—建立健全反腐败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中国纪检监察报》2011 年9 月9 日

8、王德华《印度独立初期贪腐大案频发》，《环球时报》2011年9月1日

9、王磊、郭西山、纪双城、丁雨晴《印度式反腐谁拖了后腿 案件审结要等十来年》，《环球时报》2011年6月12日

10、颜颖颛《新加坡独立反腐机构“权比天大”》，《新京报》2007年9月2日

11、邹平学《新加坡法治的制度、理念和特色》，《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

第二篇：廉政制度建设

廉政制度建设

一、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特制定本制度。

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局党总支与各支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加强监督，严格考核，认真落实。

三、严格执行上级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认真落实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收入申报、礼品登记等制度。

四、加强对《干部廉政档案》的管理，要认真、及时、如实填写有关内容，提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增强抵制各种腐败现象腐蚀的能力。

五、坚持领导班子廉洁自律民主生活会制度，发扬民主，广纳众言，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六、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实行“约法三章”。

七、严格执行中纪委、省纪委等部门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和要求，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实施意见，实行目标管理，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八、认真组织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党风廉政法规，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增强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九、加强行业作风建设，坚决制止以公谋私行为，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牢固树立水文系统的良好形象。

第三篇：印度种姓制度

浅析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及其影响

当有人说起印度，你首先会想到的可能是泰姬陵，也有可能想到的是种姓制度。而人们一说起种姓制度，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对印度人们人性的压抑。的确，当我们看到印度贱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生活，又屈辱的死去”，当我们看到许多印度人从出生起就被限定在狭小的职业集团内而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当我们看到无数高种姓女子与低种姓男子的爱情被残酷镇压时，我们心中肯定会升腾起熊熊怒火。那么到底种姓制度是怎么来的，它的历史影响以及现今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

种姓制度是古印度社会以种族和职业为基础的一种独特而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约公元前1500年，古代印度遭到了一群自称为雅利安人的外来部落的入侵，他们把安家定居的地方称为雅利瓦尔塔（Aryavarta）,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似乎对当地以前的文明不屑一顾，也知道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利安人和当地原住民的关系也逐渐固定下来。雅利安人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萨”中人，即奴隶。出于这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阻止与被他们鄙视的居民混合，逐渐发展起具有种族和阶级隔离的社会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包括四大种姓。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当地原住民，即达萨人。达萨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最初刹帝利种姓最为高贵，后来随着婆罗门教在印度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婆罗门种姓才成为印度的第一种姓。当时的种姓制度还有其神圣的宗教渊源，《摩奴法典》中记载，在种姓制度产生之时，造物主梵天“为了诸界的繁荣，他从口、臂、腿和脚生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样种姓制度就打上了神圣的烙印。

二.印度种姓制度的历史影响

1.种姓流行使印度民族概念的淡化，是历史上国家难于统一、外族十分容易入侵的重

要原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上，印度经常遭到外来民族的入侵，在雅利安征服者建立种姓制度后，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过印度的一部甚至大部。印度种姓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种姓之间具有隔离性。种姓之间有许多限制。比如，《摩奴法典》第十卷第51条：“旃陀罗和什弗巴格的住处必须在村落外。他们必须被当做离钵者，他们的财产必须是狗和驴。”高种姓不可从低种姓处接受食物，以免被“玷污”等等。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由于每一个种姓都根据自己的职业以及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规范自己的行动，所以就形成了每个种姓自己独特的生活禁忌与风俗。这样每个种姓就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彼此之间不能相通，逐渐导致了印度民族概念的淡化。民族凝聚力不强，就容易给外族以入侵的机会，从而造成了印度长期被奴役的现实。

2.种姓制度是古印度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使整个社会具有超稳定性。种姓制度具有

严格的等级制，各种姓之间一般不得接触。每个种姓的职业也是固定的，贱民们注

定只可从事商业或者那些被认为不洁的行业，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他们不可与其他种姓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也就是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是固定的。印度历史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改朝换代和外族入侵事件，都未能撼动种姓制度。印度也曾发生许多次企图改造种姓制度的运动，但最后所有这些运动要么消失了，要么它们自己也变成了特殊的种姓，如佛教、伊斯兰教等。事实证明种姓制度具有极强的消化能力，它能将各种异质文化一一消融，最后都纳入它自己的框架之中。

3.种姓制度是古印度法中最核心最有特色的内容，其他所有部门法中都渗透着种姓制

度的气息。《摩奴法典》第一卷第102条宣布：“为将婆罗门的义务与其他种姓的义务以适当顺序加以区分，生于自存神的摩奴特编纂了本法典。”由此可见，维护种姓特权是立法的首要目的。而从权利的设置看，古印度法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确立了各种姓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从而确立了一个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种姓制度渗透到法律当中，对古印度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印度种姓制度的现实影响

虽然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现代印度社会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种姓制度已经给每一个印度人打上的宗教烙印。当今种姓文化作为古印度文明的遗产，在现代印度社会依然具有很大的作用。它对社会稳定起到双重性的作用，一方面，稳定的作用使得印度当代存在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印度的种姓制度使社会固化，印度本已十分巨大的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这会从根本上制约印度社会的总体性的发展和印度大国的建构。

1.积极影响： 印度的种姓制度作为社会各利益阶层的“维稳”体系的关键，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防止国家政策的严重脱轨、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激化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从而保证转型期间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印度种姓制度在各种姓层次之间，尤其是在高等种姓与占印人口三分之一的贱民之间形成了一道天堑，客观上减少了高低种姓间的直接的社会冲突，相当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种姓制度使得印度底层人民的社会政治越迁和经济利益扩大的欲望没有出现像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尖锐的社会矛盾。2005年10月，欧洲一家民调机构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大都市中，若论GDP，印度首都新德里只能排名第108位，但其居民幸福指数却排名第4位。印度人如此之高的幸福感的来源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根深蒂固的传统种姓文化，种姓文化倡导各个种姓安分守纪，不要妄想所谓的地位与财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印度人往往和自己的前代相比，稍许的物质进步就使其得到满足。这种惯性的思想价值体系使得印度的各个种姓阶层都感到满意，对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满足使得其充满愉悦感。

2.消极影响：种姓制度对今天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农村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种

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就算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同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省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种姓制度在造成社会不公的同时，也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在种姓制度下，各个种姓安于现状，在“种姓主义”的经济

思想的指导下，只强调种姓的内部经济合作，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无从实现，使得印度经济的发展缺乏内部的动力。种姓制度导致贫富分化的必然存在，导致内部总体消费力的提高缓慢，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扩大化，从而影响印度的总体经济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外国法制史》，郭义贵、方立新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明的历程》沈坚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摩奴法典》（法）迭朗善 译，马香雪 转译，商务印书馆

《印度教种姓制度：3000年的枷锁与磐石》，中华论坛网

《印度种姓文化与印度大国建构 ——历史的赠礼抑或现实的挑战》，湘西教师交流论坛 百度百科

第四篇：浅谈印度种姓制度

浅谈印度种姓制度

政法学院 法学10903 谭学娇 学号200907423 序号19

摘要：“种姓制度”是在印度延续了几千年的的等级制度，也是古印度法的核心内容，在其代表性法典《摩奴法典》中几乎所有的条文都是个各种姓权利和义务的直接规定。“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但任何一个民族的古代等级关系也没有像印度的等级制度所表现的如此森严、如此复杂、如此持久。关键词：种姓制度《摩奴法典》等级制度

一、种姓制度的起源

印度种姓制度在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称为“瓦尔那”（Var-na）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制度。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种姓制度是古印度社会最明显的标志之一，也是古代印度法的核心内容。它产生的确切年代尚无考证，但学界通说认为种姓制度是在雅利安人征服印度的过程中产生的。古印度的土著居民是达罗毗荼人，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陆续涌入印度河游一带，这些移民在站稳脚跟后，便开始了对当地土著居民的武力征服，经过几个世纪的武力扩张，终于成为印度的主宰者。征服者自称为“雅利安”，意为高贵的人。为了强化其统治地位，雅利安人按照肤色的不同，把居民划分为“雅利安瓦尔那”和“达萨瓦尔那”，“瓦尔那”是“颜色”、“品质”的意思，前者指皮肤白皙的雅利安人，后者指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瓦尔那”在梵文中就是种姓的意思，可以说这就是种姓制度的最初形态。后来随着雅利安人内部的分化，从事祭祀的僧侣和以部落首领为首的武士集团从雅利安平民中分化出来，成为两个特权阶层，即最高等级的婆罗门和次之的刹帝利，平民成为第三等级，被称为吠舍，从事农牧业、商业或手工业；“达萨瓦尔那”和一部分贫困的雅利安人沦为第四等级，被称为首陀罗，从事低贱的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姓之间不可避免的杂婚以及职业分工的细化，四个基本种姓又派生出数以千计的亚种姓。在四大种姓之外，还有地位更低的贱民种姓，贱民的地位比首陀罗还要低下，他们住村外，穿死人的衣服，从事屠宰、抬死尸等低贱的职业，他们的影子投到高种姓身上都会被认为是对高种姓的玷污，因此贱民又被称为是“不可触者”。种姓制度构建起了古印度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各种姓间戒备森严，不得同桌而食，同井而饮，同席而坐，同街而居。

二、印度种姓制度的特征

（一）是种姓职业世袭化。法典为了巩固高级种姓的特权利益，竭力把各种姓的职业固定化，升立称这是梵天的意志。《摩奴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四大种姓的义务，婆罗门是“教授与学习吠陀，为自己和他人祭祀，以及布施与接受(施舍物)”;刹帝利是“保护人民，给予施舍物，祭祀，学习吠陀以及节制现世享乐”;吠舍是“牧畜，施舍，祭祀，学习吠陀，商业以及高利贷，农业”;首陀罗是“无怨恨地为哪些(上述的)种姓服务’。根据各自义务的不同，四大种姓必须遵照神的旨意从事相应的职业，不得任意改变婆罗门垄断了宗教事务，刹帝利掌管世俗的国家权力，吠舍从事农、牧、工、商，而首陀罗的主要职业是服务性质的手工技艺，也有从事农、牧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各种姓的职业不可能不发生混乱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即高级种姓出身的人由干“穷困”可以从事低级种姓的职业，但低级种姓的人从事高级种姓的职业是绝对禁止的。《摩奴法典》规定:“假若任何出生低级的人，因贪欲而以高级的职业为生，则国王剥夺其财产后，应立即放逐之。’，法典力图通过这一条款来维护高级种姓的特权地位。

（二）是种姓内婚制。法典为了保证高级种姓血统的纯正，强调各种姓之间实行内婚制，即同姓通婚。《摩奴法典》规定:“对于再生人之男，首先须与同种姓之女结婚。”但随着人口杂居的增长，特别是大城市的出现，混血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典为了保证高级种姓的社会地位不至因混血而混乱，遂制定了所谓“顺婚”与“逆婚”的原则。所谓“顺婚”，即较高种姓之男娶较低种姓之女为妻；所谓 “逆婚”，即较低种姓之男娶较高种姓之女为妻。“顺婚”是允许的，而“逆婚”则是被绝对禁止的。顺婚者按男系血统计算，其种姓仍能保持父系的血缘关系，故为印度宗教法律所容忍;而逆婚，高级种姓女子与低级种姓男子的结合，则完全破坏了父权世系的计算原则，故而是非法的，是要被置于死地的。《摩奴法典》规定： “向高级种姓之女求婚的低级种姓之男，应受体刑。”即使是顺婚，也经常遭到非难。《摩奴法典》再三申述： “婆罗门男子和属于其它三个低种姓的妇女结婚所生的儿子；刹帝利男子和他下面的两个种姓妇女结婚所生的儿子；吠舍和唯一低于自己种姓的妇女结婚所生的儿子，六者对于其他诸子而言，均被认为是低贱的。心只有同姓通婚，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另外，在通婚问题上，由于各种姓的地位不同，在子女的继承、嫁娶方式以及结婚仪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旨在维护内婚制的原则，防止世袭的统治特权的丧失。

（三）是各种姓在宗教生活方面存在着种种界限和区分。这种界限在前三种姓的雅利安人和第四种姓的首陀罗之间最为严格。按《摩奴法典》规定： “只有由雅利安人之女所生的雅利安人之子，始有受一切净法的资格。”这样，首陀罗种姓根本无权参加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雅利安人在诸种净法中最重要的是“人门式”，凡经“人门式”后便可称为“再生人”，意即在宗教上又诞生一次。首陀罗无权参加人门式，故被称为“非再生人”。不仅如此，首陀罗即使听一听或看一看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也被禁止。例如在《乔达摩法经》中规定： “假若首陀罗故意听人(诵读)吠陀，须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锡和蜡”； “假若他诵读吠陀原文，须割去他的舌头”； “假若他记忆吠陀原文，须将其身体劈成两半”由此可见，宗教的界限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间该是多么森严。在宗教生活上，不仅在再生人和非再生人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在再生人的三个种姓之间也有种种区分。例如雅利安人在举行“再生”礼后要佩戴“圣线”，法典规定婆罗门用棉线，刹帝利用麻线，吠舍用毛线。这种区分旨在维护等级的差别。

(四)是各种姓在法律面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再生人和非再生人之间最为严格，这在古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从刑事方面看，法典对四种姓的责任处罚的规定明显地不平等。以侮辱罪为例，《摩奴法典》规定： “如果婆罗门侮辱刹帝利，须罚款五十(帕那)，如果侮辱吠舍，须罚款五十的一半，而侮辱首陀罗则罚款为十二”。相反，“如果非再生人恶毒地辱骂再生人的名字和种姓时，须以十指长烧热的铁钉插人他的口中”； “如果非再生人傲慢地教训婆罗门的义务时，须以滚开的油灌人他的口和耳中”。从民事方面来看，法典也作了不胜其繁的不平等规定。以债务为例，法典规定:当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如果债务人的种姓低于债权人，那么只能是以人身作为抵押;如果债务人的种姓高于债权人，那么可以暂缓偿还，并且不得用人身作抵押。这一规定，旨在维护高级种姓不至因债务而沦为低级种姓的奴隶。种姓制度的特征除了表现在上述四个方面外，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总的说来，种姓制度中包含着民族、阶级、等级三重因素的压迫，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完整、最森严的一种等级制度，因而它的特征表现也就格外复杂。上古时期，四大种姓在婚葬嫁娶、来往作客、起居饮食、着装服饰等方面，都有极其严格而复杂的规定。延至中古时期，随着时代的演进，种姓制度的某些方面确实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它的实质和基本特征则依然如故。印度封建时代，卡斯特制代替了瓦尔那制，瓦尔那制的上述特征继续保持了下来，并且逐渐成为印度社会生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可以说，卡斯特的产生是瓦尔那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三、种姓制度对古印度法的影响

作为社会的根本制度，种姓制度成为古印度法的指导思想，无论是《阿帕斯檀跋法经》、《乔达摩法经》，还是《摩奴法典》，都是以种姓制度为主脉，以明确的法条公开承认和维护种姓间的不平等，但在古代印度的法典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摩奴法典》。《摩奴法典》自编撰之日起,直至印度封建社会前期,一直被印度的统治者视为圣典。不论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状况有多大的变化,《摩奴法典》都是各代执政者的立法依据。即便是公元1000年到1750年伊斯兰教侵占印度、伊斯兰法占据统治地位时期,统治者仍允许它在印度教徒中适用。所以用《摩奴法典》来说明印度法律的情况,是比较适合的。下文便以集印度法之大成的《摩奴法典》为代表来阐述种姓制度在法律中核心的地位。法典第一卷第二条开明宗义的指出法典是为规定各种姓间不同的权利义务而设，“尊者啊，请如实依次将关于一切原始种姓和杂种种姓的法律惠予宣示给我们”。随后又明确了四个原始种姓的不同来源，梵天为了繁衍人类，“从自己的口、臂、腿、足，创造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摩奴法典》第一卷31条）由于来源的部位不同，从而决定了各种种姓地位也不同，口为神最洁净的部位，因此由口所生出的婆罗门也最为高贵。刹帝利次之，吠舍与首陀罗由于出生的部位比较低级，因此也就理所应当的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要供前两个种姓役使，（第八卷418条），可见法典的开篇就已确立了各种姓间高低贵贱之分，并将其笼上了神的意志，给高低种姓之间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为后面的各项具体制度中的种姓不平等奠定了基础。在所有权的规定上，古印度法中，私人财产所有权是受法律保护的，盗窃犯被抓后会受到数额不等的罚金或断肢刑，甚至有可能被大象踩死（第八卷34条）。但是高低种姓间的所有权是有区别的，法典规定世间所有一切，可以说全为婆罗门所有，（第一卷100条）刹帝利和吠舍的财产也受法律保护，而首罗陀则无任何财产权，即使他有能力积蓄财产，其财产权也得不到

法律的保护，“婆罗门穷困时，可以完全问心无愧的将其奴隶首陀罗的财产据为已有，而国王不应加以处罚。”（第八卷417条）因为首陀罗是奴隶，奴隶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在婚姻家庭与继承中，法典允许高种姓的一夫多妻，婆罗门可依种姓顺序依次娶4个妻子，刹帝利可取三个，吠舍取两个，而最底层的首陀罗只能娶一个。种姓制在婚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严格维护种姓内婚制。规定前三个种姓初次结婚时，必须娶同种姓的女子，如果再娶时，要按种姓的自然顺序优先择配，高种姓的男子娶低种姓的女子，称为“顺婚”，只要不是正妻就是合法的，但低种姓男子娶高种姓的女子是法律绝不容许的，因为这属于“逆婚”。尤其不能容忍首陀罗男子娶婆罗门女子，他们结合所生的后代被称为“旃陀罗”，属于不可触的贱民，（第十卷12、16条）即使是顺婚所生的子女，也被认为是低贱的，他们的种姓要下降，而且这些种姓间杂婚所生的后代只能从事被再生族所轻视的职业。（第十卷46条）可见在印度法中，各种姓间婚姻界线是非常严明的，原则上只能同种姓通婚，如果打破种姓的界限，即使不为法律所禁止也要堕入低种姓中。刑法制度上，种姓制度体现最鲜明的是同罪异罚。高种姓侵犯低种姓时，可减轻处罚，侵犯的种姓越低处罚越轻；而低种姓侵犯高种姓时，侵犯的种姓越高，处罚越重。以辱骂罪为例，同种姓间辱骂，仅处以罚金，高种姓辱骂低种姓也处以罚金。婆罗门辱骂刹帝利处五十钵那罚金，辱骂吠舍处二十五钵那，辱骂首陀罗处十二钵那。（第八卷268条）但如果首陀罗辱骂前三个种姓则要处以断舌刑。此外法典还规定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专门对付低种姓的吠舍与首陀罗。如火刑、分尸刑、还有上面提到的对首陀罗施加的热油刑，都令人毛骨悚然。而对婆罗门，即使再严重的罪行也不能处死，处死婆罗门是最大的罪恶，应让他带着全部财产平安的离开本国。（第八卷第380、381条）古印度的诉讼制度也是以种姓制度为基础，首先，一般案件采用种姓内作证。（第八卷第68条）“但如果有发生在内室或森林间的事件，或杀人事件时，目击事实人无论是谁，应在当事人间提供证据”（第八卷第69条）。也就是说只有特殊的案件才可以跨种姓作证，证言的证明力也因种姓的高低而不同，证人证言出现分歧时，采用多数人的证言。如果两下相当，倾向于道德高尚的人，如果道德都很高尚，则采用最为高贵的婆罗门证言。（第八卷73条）可见证言的证明力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以证人的种姓高低为标准。对作伪证的处罚也不一样，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要被处以罚金，然后被流放，而婆罗门则只被流放。另外，后三个种姓的人在被流放时可能被处于肉刑，而婆罗门却可以安然无恙的出国。（第八卷123、124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摩奴法典》中各项立法都打上了种姓制度的烙印，种姓制度是贯穿于法典始终的一条红线。《摩奴法典》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印度奴隶制社会最重要、最完备的法典，法典从形成直至印度封建社会前期公元1000年至1700年间一直被统治者奉为圣典，它对种姓制度的维护更增加了种姓制度的权威，使种姓制度成为古印度人民永恒的规范，也给印度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尚会鹏.种姓制度与印度教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2]何勤华．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3] 《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摩奴法典(第九卷)[Z].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320.297,256,261,275-276,291,237,246.[4]梁俱吠陀仁[M].第10卷第10章.

第五篇：建设工程廉政制度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廉政建设制度 一、三严禁

1、严禁徇私舞弊，贪赃枉法。

2、严禁利用监督工作之便吃、拿、卡、要，收受礼品。

3、严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二、五不准

1、不准以任何借口向建设、施工单位索要钱物，购买廉价紧俏物资，不准以不正当手段安排家属子女就业。

2、不准为建设、监理、施工单位或生产厂家介绍与建设工程有关的业务。

3、不准在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兼任职务。

4、不准工作人员家属子女凭借安全监督站或其他工作人员名义，从建设、监理、施工单位谋取私利。

5、不准工作人员酒后执行工作任务。三、一公开二监督

为加强本站业务工作的透明度，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逐步建立站务公开、政务公开制度，牢固树立廉政意识，建立勤政高效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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