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比较

第一篇：新加坡与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比较

新加坡与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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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新加坡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通过对新加坡与我国公务员的录用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工资福利制度、礼品接受制度等制度建设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应当从强化公务员录用、辞退制度和加强激励、监督制度两方面加强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

[关键词]新加坡；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比较

[作者简介]彭文民，河北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加坡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但自1965年独立后，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一个初步现代化的国家。新加坡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健全的公务员制度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本文通过对新加坡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比较，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一、公务员的录用制度比较

新加坡的公务员考试制度除强调公开、公平、择优录用和一定的学历资格条件外，还对应聘者品德、修养等个人背景情况审查非常严格。应聘者一旦被发现私生活不检点或者有不良嗜好，即被拒于公务员队伍之外。之所以采取这种措施，是因为新加坡一向将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能”视为有效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学历资格和考试，大致可以反映应聘者是否符合“能”的要求，但是不能考察出应聘者在被录用为公务员之后是否能做到“廉”。为了保证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员具备良好的素质，减少公务员贪污腐化的现象，新加坡政府把录用前的品德修养审查视为防止公务员贪污腐化的有效办法。通过对应聘者的品德、修养等个人背景情况进行严格而详细的审查，防患于未然，有效地防止那些染有不良嗜好和品行不端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为政府机构的廉洁运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在新加坡，对于法定上任的国家公务员还规定必须在法院宣誓官面前进行出任宣誓。通过宣誓激发公务员对自己即将从事的职务的神圣感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自律感。

与新加坡公务员录用制度相比，我国的公务员录用制度在贯彻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原则方面还应当加大力度，尤其应当增加公务员录用后期工作的透明度，强化对录用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各部门录用结果的审批，还要有其他更有效的措施。如：对于容易出现纰漏的公务员录用后期工作除了本机关人事部门负责以外，还应当有人事主管部门的监督性参与；要向条件较好而未被录用的人员说明理由并允许其申诉；要加大查处录用工作中的违法乱纪行为的力度，等等。另外，从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要形成一支高效、廉能的公务员队伍，光有“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考试形式还远远不够，还应强调公务员录用过程中对应考人员政治、道德品质的考察，坚持德才兼备的方针。考察政治、道德品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审查应考人员的档案材料，二是向应考人员所在单位、学校等了解其一贯的表现。在这两种方式的考察过程中必须做到在广度上要加大范围、深度上要考察彻底。

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比较

新加坡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比较完备，它具有下列主要特点：一是财产申报的对象范围相当广泛，所有公务员都在申报之列；二是申报内容涉及公务员财产和利益的各个主要方面，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三是部门负责人和专门机构承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主要责任。这些特点使新加坡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行之有效。财产申报对象和内容的广泛，有利于政府对每一位公务员进行全面的监督。强化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则有利于各部门增强对本部门公务员约束和监督的自觉性。

我国目前还没有实行针对所有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考虑到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对象范围既包括一定级别以上的公务员，也包括一部分非公务员的其他国有单位领导人。根据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必须依照规定申报收入。应该说，上述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是监督的重点对象，因为他们掌握较大的权力，相应地所具备的以权谋私机会较多。理想的财产申报制度应当是针对每一位公务员的，但是由于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如果实行全面申报，成本过高而且效益不一定好，因而目前尚不具备实行全面申报的条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今后仍应当逐步扩大财产申报的适用范围，特别是要将经济管理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一般干部以及乡镇一级的基层领导干部也包括进来。

三、工资福利制度的比较

新加坡政府认为，与其让公务员通过不法途径获取钱财，不如给予其优厚待遇。也就是说，虽然政府实行高薪养廉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与因公务员贪污腐败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害以及因优秀人才的流失对政府有效运作的影响相比，这种投入是值得的。新加坡公务员的总体工资水平比社会平均工资高了很多，而且享有定期休假，退休后享受养老金、提高福利待遇等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以“高薪养廉”为特征的公务员工资薪金制度，尽管还争论较大，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客观地说，在多数实行高薪养廉的国家，反腐败是卓有成效的。

在我国，长期以来对是否应当在公务员中实行高薪养廉存在较大争议。持肯定主张者以许多国家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取得的良好效果为证，主张在我国实行高薪养廉也将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措施。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高薪养廉的主张，认为高薪养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公仆理论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相背离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尽管高薪养廉有利于控制腐败，但是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高薪养廉的条件。我们认为，工资福利水平较高与廉洁之间、工资低廉与腐败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水平对于其专注于自己的政府服务职责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实行高薪，由于提高了贪污腐败的代价，因而在理论上无疑是有利于廉政建设的。但是实行高薪本身有其消极的一面，同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前提之一就是国家必须具备相当的财力，能够支付公职人员的高工资。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方面建设所需的资金庞大，国家还没有财力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和福利待遇。因此，对于我国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要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又要着眼于公务员制度的有效性。

四、公务员礼品接受制度的比较

作为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为了防止公务员利用职务便利从一些交际和应酬中获取好处，新加坡法律明文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礼品馈赠和饮宴邀请等，一经查出，以贪污论处。根据新加坡《公务员指导手册》第207条的规定，政府公务员不得为下列目的索取或接受作为鼓励或报答的任何报酬：

(1)实施或不实施某种官方行为，或者帮助妨碍、拖延、阻挠或避免某种官方行为；(2)帮助某人获得或阻止其获得合同或利益。而公务员禁止接受的”报酬”包括：(1)金钱或任何物品、贷款、赏金、酬谢、佣金、有价证券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无论这种财产为动产或不动产；(2)任何职位、就业或契约；(3)任何贷款、义务或其他责任的偿付、放弃、免除或取消，不论这种偿付、放弃、免除或取消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4)任何其他各种服务、恩惠或好处。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新加坡所规定的公务员禁止收受的”报酬”，涉及的形式是相当广泛的，而且并不因为礼品的价值小而允许公务员接受。

我国对禁止党员干部收受礼品有过多次规定。1993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离休、退休干部和受党政机关委托、聘任从事公务的人员)，特别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包括礼仪庆典、新闻发布会和经济活动中，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变相形式接受礼金和有价证券。199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规定：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第2条规定：“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必须登记上交。”在这些规定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廉洁从政，中共中央于1997年3月28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这是我国建国以来颁布的第一个专门的廉洁从政纪律规范。其第1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1)索取管理、服务对象的钱物；(2)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物馈赠和宴请；(3)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4)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赠送的信用卡及其他支付凭证„„”根据上述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准主动地采取提要求、暗示等方式向接受管理、服务的当事人要钱、要物，不准接受与执行公务相关联的、与正常履行公务相冲突的礼物馈赠和宴请，不准在国内和对外公务活动中接受现金、代币购物券、礼仪储蓄单、债券、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赠送的信用卡及支票等支付凭证。凡违反规定者，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将受到批评教育、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受到刑罚处罚。《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试行)》借鉴了国外公务员廉政制度的许多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廉政建设和党的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它只是一个党纪规范，而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它还不适用于公务员中的非党员和县(处)级以下的普通党员干部。另外，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执法、执纪。只有对每一个公务员都提出严格的廉洁要求，并且不分地位高低，对违法违纪者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才能培养公务员高度的廉洁自律意识。而全体公务员的廉洁自律水平，恰恰是能否建立和维持一个廉洁政府的关键所在。

通过以上对新加坡和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建设在一些方面已相当完备，而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则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具体来讲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当前应加强两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强化公务员录用、辞退制度的条件和程序建设。录用公务员不仅要通过严格的笔试和面试，而且要注重对其在校成绩、表现或其过去工作情况的考察，强调综合素质(包括心理素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专业素质等)均衡与专业素质突出相结合的原则。辞退公务员也要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公务员队伍只有能进能出才有活力，但进出必须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才能保证公平和效率。第二，加强激励、监督制度建设，提高公务员制度的效率。新加坡公务员制度中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广泛性、工资福利制度的优遇性、礼品接受制度的严格性都加强了对公务员的激励和监督，从而提高了公务员制度的效率。我国也应建立完备的激励、监督机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公务员制度的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借鉴，但新加坡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它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因此，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定要立足我们的国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加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

第二篇：浅谈中国与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比较及对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

浅谈中国与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比较

及对廉政建设借鉴意义的思考

论文摘要：新加坡推行“人才立国”、“精英治国”的理念和治国策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重视德才兼备，给公务员发展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和公正公平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一整套满足管理国家行政事务、适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要求的公务员制度，培养造就了一支公正廉洁、敬业高效、富有创新意识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其健全具有特色的公务员制度为新加坡的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和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进行比较，借鉴新加坡反腐倡廉建设的成功经验，研究和探索我国加强廉政建设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中国 新加坡 公务员制度 比较 廉政建设

一、引言

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总人口400余万，“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岛国。为了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政府始终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重要的治国理念。[1]新加坡拥有世界上公认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是因为它建立起了一套特色鲜明的公务员制度，“高效、廉洁”成为其政府多年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

二、中国与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比较

1、录用制度的比较

新加坡政府通过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录用的录用机制，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一是在行政系统外设立独立的公务员管理机构，即公共服务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招聘录用、任命、培训、薪酬和福利、行为准则、评估与晋升、共同价值观的培养等。公共服务委员会委员本身不是公务员，这样可以避免行政系统滥用人事权，保证了公务员管理工作包括选拔录用工作的公平、公正性。[2]二是对应聘者品德、修养等个人背景情况审查非常严格。新加坡政府一向将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能”视为有效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所以把公务员录用前的品德修养审查视为防止公务员贪污腐化的有效办法。不仅要审查拟被录用人员学历、个人爱好、财产状况，有无犯罪记录，有无就业毁约记录，还要审查其家庭状况、社会背景等,品行不端者和染有不良嗜好者不得进入公务员队伍。公务员录用后，还要进行品德跟踪考核。

新加坡的公务员录用更着眼于长远，而我国的公务员录用更侧重于当前工作的需要。我国的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主要通过政府组织公开考试和严格考核的方法进行。与新加坡公务员录用制度相比，在贯彻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原则方面还有待改善。一是公务员录用法律程序存在缺失，操作过程缺少法律规范。考核评定、审核、作出结论等环节处于行政机关的内部操作中，且公开性十分有限；出现录用争议时，行政机关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政策实施者，还是复议主管机关，多位一体的角色，直接导致复议结果的公正公平大打折扣。[3]在公务员的面试考试中，“打招呼”、“托关系”之风难以遏制，给我们公务员招录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公务员录用过程中要增加公务员选拔录用工作的透明度，强化对录用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操作，同时建立监督举报机制和惩处机制，以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二是坚持德才兼备的方针，进一步重视应考人员政治、道德品质的考察。借鉴新加坡的做法，通过长时间、全方位、多角度对应考者的品德修养、个人背景等情况进行严格而细致的审查，防止品行不端者进入公务员队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审查应考人员的档案材料，二是向应考人员所在单位、学校等了解其一贯的表现。在这两种方式的考察过程中必须做到在广度上要加大范围、深度上要考察彻底。

2、培训制度的比较

新加坡政府积极推行公务员的“持续培训”（即持续培训、持续学习、持续改进）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起提出了国家公务员的“持续培训”计划，并于1995年提出要把新加坡政府建设成“学习型政府”的奋斗目标。新加坡政府提出公务员“持续培训”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公务员的潜能，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政府从1995年开始，以每两年递增1％的学习时间，逐步加大公务员培训的力度。到2001年以后，每人每年参加培训的时间达100小时以上（折合为12.5天），占全年工作时间的5％。[4]同时，通过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和培养廉政观念。专门设立了公务员学院（民事服务学院）和政治研究中心，新招聘的公务员必须首先接受训练，新上任的公务员必须书写本人宣誓书，在职的公务员每年也必须有一两周的轮流进修，学习政治、法律知识和技术，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综合素质。

我国公务员培训制度是在传统的干部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起步较晚 ,因而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不合理的环节。尤其是培训制度更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自1993年我国全面实行公务员制度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公务员培训体系还建立了国家行政学院和地方行政学院等专门的培训院校。[6]但在培训制度、方式、方法、内容、效果方面依然需要很大改善。如我国对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方法还相对落后，大部分培训机构的培训 2

目的还只是停留在如何提高公务员的工作能力，而忽视了如何激励个人积极性，使之发展特长、突出个性，也忽略了对公务员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的心理引导。

3、考核制度的比较

新加坡每年要对公务员进行一次绩效考核和潜能评估。为确保公共服务部门的“优秀领袖人才”后继有人，新加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把公务员考核评估的重点，由“工作表现”转到“潜在能力”，并通过考核和评估着手整体精英队伍的筹划和培养工作。[H]评估潜能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衡量公务员的长远表现，并初步预测其退休之前所能胜任的最高职位。对被认为有发展潜力的公务员，政府部门将安排适当的培训机会（包括选送到欧美国家一些著名大学深造）以及发展机会（调任更合适的职位），并据此策划所在机构的继任计划。

我国公务员的考核标准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是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其中以工作实绩为考核重点。现行的考核标准将考核内容分为“德、能、勤、绩、廉”五个部分，考核标准也只是定性地作了些说明，但许多单位即以此作 为考核依据，考核内容大体相同，没有体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公务员的基本要求。在实践中，一方面缺乏评价实绩的客观标准，从而使注重实绩这一考核原则变得模糊；另一方面，公务员的考核仍以定性的居多，而定量的太少，政治性评价的作用仍很大，这样就给划分等次带来很大的困难。中国公务员考核制度推行了十多年，但仍存在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体系不健全、主体设置不合理、考核等级评定缺乏层次性、考核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大大降低了考核的效果和作用。[7]

4、监管制度的比较

新加坡政府具有完善的公务员监管制度，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等。政府对公务员实施严厉具体的约束，公务员一旦被发现违反了纪律规定，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特别是对公务员廉洁勤政的要求，规定得更加明确而且具体。新加坡不断地修订完善《防止贪污法》等法律法规，并把防止贪污的行政条文融会到管理公务员行为和纪律的《公务员指导手册》中。《公务员指导手册》被奉为公务员的“圣经”，任何公务员都必须严格地遵照执行。如涉嫌触犯贪污罪行将被严厉处罚，被法庭定罪的公务员会失去工作、养老金和其他利益。根据事情的严重性，失职和不检点的公务员会面临革职、罚款、降级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而被定罪或开除，对于公务员来说，失去的绝不仅仅是职业，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尊严和公众的信任。他将难以在社会上立足，腐败的成本是巨大的。[8]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监督机制由权利、义务、处分、回避、申诉控告、法律责任管理构成，现时主要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3

等。然而，我国的公务员管理工作长期以来普遍存在“重提拔、轻管理、弱监督”的不良倾向,加之监督手段不健全,监督渠道不疏畅,造成监督的疲软,为极少数自律性不强的公务员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导致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控制。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执法、执纪。只有对每一个公务员都提出严格的廉洁要求，并且不分地位高低，对违法违纪者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才能培养公务员高度的廉洁自律意识。而全体公务员的廉洁自律水平，恰恰是能否建立和维持一个廉洁政府的关键所在。

5、财产申报制度的比较

新加坡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比较完备，它具有下列主要特点：一是财产申报的对象范围相当广泛，所有公务员都在申报之列；二是申报内容涉及公务员财产和利益的各个主要方面，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三是部门负责人和专门机构承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主要责任。这些特点使新加坡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行之有效。财产申报对象和内容的广泛，有利于政府对每一位公务员进行全面的监督。强化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则有利于各部门增强对本部门公务员约束和监督的自觉性。

我国目前还没有实行针对所有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考虑到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对象范围既包括一定级别以上的公务员，也包括一部分非公务员的其他国有单位领导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是监督的重点对象，因为他们掌握较大的权力，相应地所具备的以权谋私机会较多。理想的财产申报制度应当是针对每一位公务员的，但是由于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如果实行全面申报，成本过高而且效益不一定好，因而目前尚不具备实行全面申报的条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今后仍应当逐步扩大财产申报的适用范围，特别是要将经济管理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一般干部以及乡镇一级的基层领导干部也包括进来。

6、工资福利制度的比较

新加坡政府认为，与其让公务员通过不法途径获取钱财，不如给予其优厚待遇。也就是说，虽然政府实行高薪养廉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与因公务员贪污腐败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害以及因优秀人才的流失对政府有效运作的影响相比，这种投入是值得的。一是实行高工薪政策。有资料表明，新加坡的廉洁度位居亚洲各国之首，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实行公务员高工薪制是维持政府高度廉洁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确保公务员有高收入，使政府机构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激励公务员廉政勤政，新加坡政府每年通过咨询机构调查私营企业工资水平，对公务员的工资和私营企业 4

人员的工资进行调查比较，一旦公务员的工资低于私营企业人员时，即采取措施予以平衡。[9]二是实行高待遇政策。公务员享有多种福利，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使公职人员免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减少他们的腐败动机。如中央公积金制度，它规定每一个在职人员必须拿出22%的薪金储蓄起来，国家补贴薪金数额的 18%，共计薪金的40%存入在职人员名下，作为其公积金，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且利率高，存入年头越久，数额越大。[10]但是，当公务员违法贪污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和养老金立即自动取消，如数上缴国库。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确保公职人员在职时衣食优裕，退休后老有所依，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养廉作用，减少公职人员腐败动机，从而达到吸引优秀人才和保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

从我国公务员工资、保障制度来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公务员工资水平偏低。多年来，我国公务员实行的是低工薪制度，国家机关工资虽略高于国有企业，但明显低于私营、外资、个体等其他企业，由于工资待遇低而导致政府机关人才流失的情况时有发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待遇制度的改革使公务员以目前的工资收入水平应付更加困难，这将产生某些不利的后果：工资过低导致公务员得不到激励，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导致部分公职人员滥用公权以权谋私。

2、在职与退休后的待遇落差过大。与在职时可享受公务配车、公务消费、奖金、津贴、补助相比较，公务员在职和退休所能享受的待遇落差就很大。这也是社会上“59岁现象”（指一些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之前走上贪污受贿违法犯罪道路）产生的一个重要诱因。[9]就我国而言，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公务员队伍的素质等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向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高薪养廉制度的有利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机构改革、人员的精简，提高公务员工薪和退休后的待遇保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7、礼品接受制度的比较

作为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为了防止公务员利用职务便利从一些交际和应酬中获取好处，新加坡法律明文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礼品馈赠和饮宴邀请等，一经查出，以贪污论处。根据新加坡《公务员指导手册》第207条的规定，政府公务员不得为下列目的索取或接受作为鼓励或报答的任何报酬：(1)实施或不实施某种官方行为，或者帮助妨碍、拖延、阻挠或避免某种官方行为；(2)帮助某人获得或阻止其获得合同或利益。而公务员禁止接受的”报酬”包括：(1)金钱或任何物品、贷款、赏金、酬谢、佣金、有价证券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无论这种财产为动产或不动产；(2)任何职位、就业或契约；(3)任何贷款、义务或其他责任的偿付、放弃、免除或取消，不论这种偿付、放弃、免除或取消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4)任何其他各种服务、恩惠或好处。[11]从 5

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新加坡所规定的公务员禁止收受的”报酬”，涉及的形式是相当广泛的，而且并不因为礼品的价值小而允许公务员接受。

我国对禁止党员干部收受礼品有过多次规定。如1997年3月28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是我国建国以来颁布的第一个专门的廉洁从政纪律规范。其第1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1)索取管理、服务对象的钱物；(2)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物馈赠和宴请；(3)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4)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赠送的信用卡及其他支付凭证„„”。凡违反规定者，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将受到批评教育、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受到刑罚处罚。《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试行)》借鉴了国外公务员廉政制度的许多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廉政建设和党的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它只是一个党纪规范，而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它还不适用于公务员中的非党员和县(处)级以下的普通党员干部。

三、对我国廉政建设借鉴意义的思考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公务员制度的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借鉴，但新加坡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它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因此，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定要立足我们的国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加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

1、大力弘扬公务员精神,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我国公务员正面临着工作职能的转变和角色的转换，公务员将以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责。因此，公务员既要继承我们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又要适应变化发展的要求，大力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公务员精神，增强忧患意识与创新意识，加强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建设，自觉用“公务员精神”规范行为，指导工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2、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严格公务员选人用人标准。加快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制度改革。吏治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我们要提高公务员队伍准入门槛,在坚持“凡进必考”制度录用公务员的同时，还必须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注重队伍建设，重点审查道德修养、财务状况和社会关系等。抓好培训与培养，既重“当 前需要”、又重“发展潜能”，并采取更多灵活的方式，拓宽公务员队伍的选人用人渠道，不拘一格地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要继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权改革,坚持民主推荐的基础性,规范推荐程序,尊重推荐结 6

果,做到既充分尊重民意,又注意综合考量。加大对选人用人重大失察失误等问题责任追究力度,让用人失察问责成为一种常态。强化对人事任免事项的党内巡视考评力度。要对各级“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建立一批能够直指问题要害的刚性、管用和可行的制度规范,加强对领导干部生活圈和社交圈的监督。

3、结合我国的实际，逐步完善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一要改革现有的公务员待遇结构。应逐步提高公务员货币工资的比例，提高基本工资的数额和比例，降低奖金比例，消减在职消费支出，把各种补贴纳入正式工资，实现实物福利货币化，这样就可以缓解退休前后收入反差太大的矛盾。二要完善公务员退休养老和住房、医疗保障制度。应适当提高公务员的退休养老待遇，减少公务员退休后的生活水准与在职时的差距。优厚的薪酬制度、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激励公务员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作用。但是，这仅仅是促进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一个方面，要使一个国家廉政建设取得实质性效果，还需要一整套严密的监督、约束、教育、奖惩等机制予以配合。

4、建立科学的公务员考核体系，拓展公务员职业发展和晋升空间。新加坡公务员的等级晋升空间跨度很大，而我国公务员职业发展和晋升的空间狭小。我们要抓紧推进公务员考核评价机制的改革，积极探索激励功能强大、指标设置科学、结果运用合理的公务员绩效评估体系，并建立起与公务员绩效评估相配套的级别晋升和工资增长对应机制，从而更好地激发公务员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5、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始终保持队伍的清正廉洁。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新加坡公务员的监督机制上有一定的西方“三权分立、互为制约”的监督模式特点，在外部监督形式上同我国相比有一定的拓宽。但是，新加坡公务员监督机制中更鲜明的则是“高薪养廉和从严治吏”。而且，他也同我国一样一直是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因此，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取得的成功更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感谢 老师的辛勤指导，祝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心想事成！

参考文献：

[1]不想不敢不能贪——新加坡廉政制度印象[EB/OL].http://?from=related [11]新加坡与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比较[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ff72a8f14693daef5ef73ddf.html

第三篇：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及其启示

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及其启示

【摘要】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大且异质性强的城市国家。从1965年独立至今的几十年里，新加坡在保持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贪污腐败行为。这与其独特而富有成效的公务员制度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借鉴其经验，加强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努力建设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关键词】新加坡 公务员制度 经验 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赤道国家，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别名星岛，又译“狮子城”，是世界上著名的“花园之城”。总面积70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万，其中华人占75.2%，马来人占13.6%，印度人占8.8%，其他族占2.4%。语言有英语、华语、新加坡语、马来语四种。①从1965年独立至今的短短几十年内，新加坡就从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大且异质性强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在保持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有效控制贪污行为的国家。自2002年以来，新加坡政府连续在透明国际组织政府清廉度排名中名列前茅，具体排名情况如下：2002年~2006年第5位，2007年第4位，2008年第2位，2009年第3位，2010年第1位，2011年第5位。这与其拥有一套独特且富有成效的公务员制度是分不开的。

文明的交融造就卓越的制度

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是在殖民地时期的行政体制上发展起来的。1842年，新加坡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按照自身发展模式，逐步将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模式移植到了新加坡。二战后，英国政府又进一步完善了新加坡的行政体制。理性与法治、民主政治与精英治理等西方政治文明理念开始在新加坡生根发芽。1965年独立后，面对人口异质性强、文化背景多元、对国家认同度低等特点，新加坡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全盘西化倾向、捍卫亚洲价值观的运动。在1982年农历新年献词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保护和弘扬儒家道德传统，大力提倡培养新加坡人的职业道德，并把道德规范纳入公务员的行为体系和考核范围，力图用东方儒家伦理道德陶冶公职人员的品德，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公正廉洁的形象来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席卷全球的公共管理运动中，新加坡再次对公共行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大的改革是1995年5月开展的“面向21世纪的公共服务”运动，由直属于总理公署的专门办公室负责指导和推进。通过这场运动，随意浪费现象大量消除，公共服务绩效大幅提升，一支反应迅速、责任心强、精益求精的公务员队伍开始在新加坡建立起来。

具体而言，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折衷、独立的管理模式。新加坡沿袭殖民时期的机构设置，充分吸收西方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在行政系统外设立了独立的公务员管理机构，即公共服务委员会。它由总统直接领导，由5到14人构成，任期5年。新加坡的公务员职位，按横向工作性质划分，包含行政服务类、专业服务类、执行服务类、文书服务类、技术服务类和办公室服务类六个类别;按纵向职务层次划分，自上而下分为常务秘书、副常务秘书、首席助理秘书、助理秘书、高级行政助理、行政助理等。每一个职务又分为若干对应的职级。新加坡宪法还明确规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政治协会会长、工会及所有与工会有联系的组织成员不得担任公务委员会委员。其成员通常是由有成就的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教授、医生等组成，以保证独立性和公正性，避免行政系统滥用人事权。

严格录用考核，注重公务员整体素质建设。新加坡主要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与英美发达国家一样，考试制度强调公开、公平、择优录取的原则。不同的是，新加坡公务员录用兼顾刚性与柔性原则。刚性原则体现在对应聘者的学历有一定的硬性要求，柔性原则体现在对应聘者的品德修养等情况要严格审查，道德有失或有不良嗜好者将不予录取。公务员被录用后还要接受品德跟踪考核以及工作能力和潜力评估的考验，只有通过这两项考核的公务员才能晋升。实践证明，这种注重公务员整体素质的录用考核方法能够有效保证政府的廉洁运作。此外，新加坡还有专门的公务员培训机构公务员学院，负责提升在岗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高福利、高薪酬的工资待遇。新加坡是著名的高福利、高薪酬国家。新加坡政府认为，要想吸引和留住人才，必须“富之、贵之、教之、誉之”，因而十分重视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作为社会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公务员的薪酬标准通常接近或高于市场人才的竞争水平。这一政策，不仅可以吸引社会精英到政府任职，保证政府拥有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而且可以通过“高薪”达到“养廉”的目的，使公务员在不敢贪污的同时也不必贪污。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经验

总结新加坡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的经验，可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鼓励创新与变革。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且有被殖民历史的小国，新加坡不仅没有被完全西化或汉化，反而借鉴两大文明，创设出独特而高效的制度，是与其始终鼓励求新与变革分不开的。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培养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创新意识和适应变革意识，要求各部门形成一种期待变革、欢迎变革并有效执行变革的组织文化。政府甚至要求每个公务员对与自己工作相关的问题都能提出建议和解决办法。为此，政府还专门设立杰出创新奖，用于鼓励公共服务创新。

人才选拔多样化。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有好领袖才有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和招揽人才。总理公署内部专门设立选拔人才的机构诠叙组。该组成员由总理挑选和领导，在全国明察暗访，寻找优秀人才并及时向公务员服务委员会推荐，以备录用。政府还用总统奖学金培养有潜质的学生，将其送至国外名牌大学深造，并与政府签约，学成后回国为政府服务。现任总理李显龙、前任总理吴作栋都曾是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李光耀曾说：“公共服务，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公务员，都必须由最好的人担任”。②而人才一旦被选拔出来，就会根据其专业特长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量才使用。

严格的监督与管理。新加坡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岗位职责，相关法律法规都作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新加坡还建立起一套近乎苛刻的监督与管理机制，包括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官方秉持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念，设置独立运作的贪污调查局负责廉政监督;民众则可以通过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监督公务员。此外，新加坡有严格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必须自动填写法定声明，申报财产(包括个人动产、不动产、存款、股票、债券等，有配偶的还必须申报配偶财产)，并有专门机构进行核查。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对我国而言，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至少有两方面启示：

注重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此同时，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屡禁不止，官僚主义之风愈演愈烈，对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而要想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对公务员队伍的腐蚀，首要措施恐怕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理想信念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拒变的长堤，使他们树立起廉洁自律意识，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问题，努力保持思想道德上的纯洁。

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肆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带有标志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③具体到公务员制度建设上，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首先，进一步规范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开辟一条真正能识别、吸收治国良才的通道。我国的公务员录用虽然采用公开考试的方式，但在具体操作细节上还有不少问题，导致许多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新加坡的经验恰恰提示我们，要想吸收人才，必须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具体的选拔措施。

其次，健全法制，完善体制内监督。新加坡公务员制度的理性与法治精神非常突出，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处理公务时，公务员不能依据个人感情或利益关系行事，而是严格依章办事，不讲情面。中国的《公务员法》于2005年颁布，与之配套的各个方面或环节单项制度设计仍旧滞后，一些地方招考公务员时“潜规则”大行其道，给体制内监督带来了很大不便。因此，要加快对公务员监督管理工作的制度建设步伐，尽快构建起严密的监管体系。

最后，不断完善退出机制。官本位思想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传统价值观，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建国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不断扩张，虽进行过几次精简机构的改革，但目前的官民比例仍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在完善公务员选拔任用、加强体制内监督的同时，必须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缩减公务员的“利益弹性空间”，实现公务员与其他职业之间的自由转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淡化官本位传统，保持公务员系统的活力与高效。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注释：

①吴志华：《当今国外公务员制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②蔡定剑：“向新加坡学习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7日。

③《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第四篇：浅析中国公务员制度

浅析中国公务员制度

摘要：改革开放32年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所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中，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签署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务员制度的诞生。公务员制度的横空出世和不断改革、发展无疑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随着射虎的发展，现在又越来越对的人参与到公务员考试中，这也就说明公务员制度已经深入民心，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关键词：公务员，意义，考核，发展，特征

一．公务员制度的产生和意义：

在我国，公务员制度是指国家对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包括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对公务员的“进口”管理，使用管理与“出口”管理的各项管理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与公务员制度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本质特征都是实行民主化、科学化与法制化的管理原则。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推行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产物。1870年6月，英国政府以法令形式正式确立了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标志着英国公务员制度的正式产生。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个推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我国公务员制度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我发展与完善的产物。

我国公务员制度从酝酿到现阶段，20多年来历经准备、决策、试点、推行与发展、依法管理五个阶段。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正式推行。我国的《公务员法》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公务员管理步入依法管理阶段。

建设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总的指导思想，这贯穿在公务员法的总则、权利与义务及各个管理环节中，是公务员制度的灵魂。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的根本指导原则。我国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是原干部人事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干部人事管理的核心。分类管理是现行公务员制度与原干部人事制度相区别的首要特点。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公务员法》的施行，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国家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的形成，也标志着我国干部分类管理制度的确立。我国公务员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相结合的模式。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特色的法制化的国家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的确立，这对于贯彻与实现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供组织保证。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有利于调整干部结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与业务素质，强化国家机关指挥系统，加强勤政与廉政建设，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而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供组织保证。2.为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提供有效保障。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可以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加强制度建设，而这正式廉政建设的核心。公

务员制度为廉政建设提供的保障主要有：通过考试录用、认真考核、正规培训和严格管理等措施来提高公务员的素质；通过权利义务、执行纪律。交流回避、有力监督等制度来保证与促进公务员依法行政，廉洁奉公；通过法制的人事管理，避免其不正之风的发生，从而为公务员的廉政建设提供有效保障。3.对国家机关的民主化、科学化与法制化建设起促进作用。建立与推行公务员制度，可以是国家机关人事管理按客观规律和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充分显示法制化管理的正确性，而对公务员实行民主化、科学化与法制化管理，既体现了公务员制度的本质特征，又促进了这“三化”的进一步完善发展。

二．我国公务员的录用和考核：

我国公务员录用是指根据公务员法规定，按照规定的标准与条件，经过规定的程序，面向社会，通过竞争性考试与考察方式，择优选拔国家机关中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一种人事管理制度。

我国公务员录用考试的主要方式有：1.笔试。这是以试卷的形式对应试者进行的测试，主要用于考察应试者的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等。2.面试。这是指主考官与应试者之间运用口头语言提问、作答对其进行的测试，主要用于考察笔试合格的应试者是否具备拟任职位所需要的潜能、实际才能和某些素质。3.实际操作。这是一种操作能力的测试，以检验应试者处理实际公务的速度和质量。此外还有情景模拟、心理测试等。

录用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种历史性进步，也是我国公务员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其重要意义表现在：1.有利于为国家机关选拔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服务。2.有利于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加强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3.有利于激励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考核是指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各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所管理的公务员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目标的情况，进行的了解、核实和评价。

《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综合体现了公务员的素质及其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是一种概括性的表述。1.德，是指公务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2.能，是指公务员从事本职工作所需要具备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3.勤，是指公务员的责任心、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勤奋精神。4.绩，是指公务员的工作实绩。5.廉，是指公务员的廉洁自律等情况。对公务员的考核要着重考核工作实绩，把工作实绩作为评价公务员的主要依据。对领导成员公务员的考核，要按照体现系统性、针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抓紧制定并实施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标准。考核是国家机关公务员管理的重要环节，建立和健全公务员考核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有利于客观公正的评价公务员。2.有利于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和监督。3.为公务员管理的其他环节提供了依据

三．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征

1.决策过程分析。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决策的过程，在不断探索中积累经验。渐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实践、不断反馈和调整的过程。渐进决策无疑具有很多的优点，它有利于避免因决策严重失误所产生的持久性后果；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各项事业的稳步推进。

2.制度特色分析。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取决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因此，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搞 “政治中立”的原则；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不搞“两官分途”；坚持为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为公务员管理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它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些积极内容，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系统化和制度化。由于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公务员法规体系中的基础性法规和总的章程，只能规定公务员管理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所以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体系还必须在执行过程中发展和完善，并逐渐优化。

3.实践意义。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是以考任制为基础的，在公务员“进、管、出”三个环节上以“进”为突破口，建立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基本原则。英国诺斯科特和杜威廉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美国的《彭德尔顿法》，最重要的意义表现在于其确立了经过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文官的原则，标志着现代文官制度在英美两国的形成，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举措其最具突破性的贡献同样如是。

我们过去的干部任用方式极为单一，在人才的录用和晋升上基本上是以资历和情感为依据，缺乏科学、民主的考核，更谈不上科学的绩效管理和评测。在这种环境中，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难以合理就位，造成了人才的大量积压与浪费，妨碍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

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考任制已在中国全面起步。到目前为止，通过考试进入国家政府机关的各类人员已超过数十万人。其中不仅有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一些司局一级甚至厅级的政府高级公务员。尽管在公务员考录工作中目前仍有许多问题存在，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多表现于技术和操作层面，随着执行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公务员制度的整体完善，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性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四．我国现行公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1.公务员系统的“多入口”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公务员系统有多个入口。一是选任和委任，适用于各级政府组成人员；二是考任，适用于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三是调任，即党、政、立法、司法、群团、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办法相互交流，适用于领导职务中的非政府组成人员以及主任科员以上的非领导职务。这种制度规定尽管考虑到了具体国情，但是也带来一定问题。问题主要出在调任上。选任和委

任主要通过组织法、国家权力机关来保证其素质要求，实现其身份的合法性；考试录用通过公开平等竞争性的考试来保证人员的素质和合法性。那么调任呢？如何保障调任者的素质？目前对于所谓“一定的程序和办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是比较模糊的“先考核后培训”，没有引入竞争机制。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首先应该扩大考任比例，除了高级领导职务外都应该采用考试录用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少数调任者采用科学、规范的考核程序以“准入”，并制定相关的法规，使“调任”这个“入口”有章可循。

2.考核问题：考核是公务员任用与奖惩的基础，在整个公务员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现行法规中的一些规定尚不完备严密，使得这一制度的效力并不十分突出。1.考核内容过于抽象和划一，标准过于笼统。尽管《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对其作过较为详尽的阐释，但普遍没有针对组织及职位特征建立具体的考核指标，由于各部门、各职位之间工作性质、工作特点差异大，部门之间、被考核者之间缺乏可比性，考核者往往无所适从；2.等次少。三个等次，优秀占10%～15%，不称职者没有比例要求，其余的85%以上均为称职。这种称职的大平台现象，混淆了公务员行为的差别，加上标准的模糊，使优秀、不称职人员的确定较难。3.考核方法较为单一，绝大多数采用的都是“写评语”的方法，这是一种定性的、主观性随意性较强的一种方法，很难保证考核的客观性。4.监督体系不完善。首先，在我们的录用考试中，监督部门与考试主管部门责权不清，监督部门不了解考试录用业务，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手段不明确，很难与考试主管部门协调。其次，监督环节也存在问题，如缺乏相应的部门随时监控录用考试的实施过程，缺乏对用人单位贯彻考试制度情况的监督。再次，对考试录用的事前监督、事中监督缺乏具体要求，着重强调的是事后监督。而在公务员录取过程中，录用考试前和考试中的准备工作十分关键，监督机制能否起到良好的作用至关重要。3.政治社会等消极因素的制约问题： 要通过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来实现政府廉洁、高效等目标，仅仅设计建立一整套精良的公务员制度的运行机制是不够的，精良的运行机制要充分发挥其效用还需要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目前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艰难过程中，很多消极因素制约了公务员制度科学价值的实现。1.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机构改革仍在进行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并在此前提下积极进行机构改革，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只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职位分类、考试录用、考核与培训等环节才能全面地、有效地运转。2.缺乏良好的社会竞争氛围。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人们的竞争意识逐步增强，竞争环境大为改善。但是总体上仍缺乏良好的社会竞争氛围。3.僵化的户籍制度、落后的社会保障体制成为推行公务员制度的拦路虎和绊脚石。目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走向社会化，但是这一进程在短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养老、住房的改革进展较快，而医疗、失业保险的社会化改革进展较慢。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妨碍人才的流动和公平的参与职业竞争。4.公务员制度的核心特征之一是“法治管理”和“功绩制原则”，这就需要契约观念、工具理性等现代价值观念。我国由于传承了传统社会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和人治色彩。这些前现代的文化特征使公务员制度科学价值的发挥受到极大的制约。

五.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展望

1.发展的现实背景分析。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继续发展，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经济、科技、国防和民族凝聚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对各国政府的管理效能和效率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造就大批适应国际竞争挑战的高素质行政管理人才刻不容缓，提高公务员素质特别是驾

驭全局的领导决策能力和协调能力，对于趋利避害、保证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意义重大。

在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已成为我们工作的主题。今后五至十年，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机遇，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全面深化，政府所处的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行政运作的复杂程度大为提高，迫切需要提高政府判断形势、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使公务员制度面临新的考验。市场活动的多种诱惑，增加了权钱交易的机会，如何保持公务员的廉洁，使公务员制度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此外，机构人员精简，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办事效率，也使公务员制度面临新的考验。

人民群众对政府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公务员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文化素质的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意识逐渐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要求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和自主权。要求政府在履行和完成“执法”和“管理”的职能和任务中，必须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制度建设和机构改革中不断取得成绩，建设廉政、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它对于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树立政府形象以及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大的意义。

2.公共管理和服务选择分析。20余年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已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政府开始了各方面的治道变革进程：从无限的政府走向有限的政府、从人治的政府走向法治的政府、从集权的政府走向分权的政府、从专政的政府走向民主的政府、从封闭的政府走向开放的政府。这些已经表明，中国政府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传统的官僚制模式特征正在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典型的公共管理与服务模式的特征。这种特征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更加明显，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以及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本身就意味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市场化”。在这里隐含着两个趋势，一种是“公共部门向‘市场化’发展的趋势”，另“一种趋势是脱离官僚制”。市场化使政府收缩已经毫无疑义，但是“政府和公共服务对于经济成就和社会凝聚力来说是必可少的”。要解决这一矛盾，从发达国家的实践和经验来看，对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选择似乎是政府改革与治道变革的必然。这是因为，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市场导向、行政的弹性、参与性等可以更好地顺应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并能够推动它的发展；而且，它对于满足民主政治的发展和需要具有独到的促进的作用，更能体现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更加合乎民众对政治的胃口。

3.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党的“十七”大目标的提出以及上述我国政府对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选择，要求我国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快完善我国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增强制度活力；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跟时代，狠抓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开拓创新，改进和增强公共管理与服务。

具体说来，今后一段时期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点应有四个方面：一是增强制度活力。主要是完善分类、聘用、考核、竞争机制等。推行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的试点，探索主办人员与辅办人员不同的管理办法。改进考核制度，实行多层面考核，净化民主测评的环境，公示考核结果。完善公务员竞争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选拔制度，保证人才选拔工作的公正性、科学性、民主性。继续规范和完善国家公务员选调制度，层层落实，牢牢把关，民主评选、校院推荐、科学招考、组织考察，从高校选调有志于公务员事业的优秀毕业生进入公共服务部门，统一管理、下放锻炼、跟踪培养。采用雇佣制，打破政府传统的录用人员办法，引入了市场化、契约化的概念和做法，解决人员能进不能出、终身制和不合理流动的问题，不断增强公务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二是提高队伍素质，加快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创新、完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严把 “进口”，要经过多次考试，层层筛选，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根据公务员职业发展加强培训，研究公务员的成长规律，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明确阶梯和目标，并针对个人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按照从严治政、依法行政、政务公开的要求，进行依法行政培训，增强公务员法律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根据加入世贸组织对行政管理提出的新要求进行培训，培训内容要以法律规定、市场需要、岗位必会为导向来确定；培训安排要把个人动因和组织选送结合起来，变要我培训为我要培训，由政府推动转为利益驱动；培训时间要长短结合、板块拼加、自由选择、学分累计，形成一套有效的培训运行机制。结合公务员制度的完善，改革单一职务晋升发展路子，拓展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从多方面调动公务员奋发进取的积极性。三是改进公共服务。继续按照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要求，进一步转变职能，转变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让人民群众了解办事程序和规则，接受群众监督。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电子政府”，拓展政府与基层群众联系和服务的渠道，提高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减少行政成本，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引导广大公务员深入实际，体察民情，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做好人民的公仆，让群众满意。四是继续完善管理制度。认真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在公务员管理中的新鲜经验和好的做法，进行规范，不断丰富和完善公务员制度。特别是要针对公务员立法层次与其性质要求不适应、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等问题，加快立法，强化执法，加强监督，以建立健全公务员法律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逐步实现人力行政法治化。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公务员法》的起草工作；抓紧研究制定尚缺的单项法规，如公务员的纪律、行为规范、调任、转任、退休等；对现有的单项法规要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推进和发展，随着公务员法的进一步实施，必将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建设一直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将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必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政府的行政能力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保证。

第五篇：印度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比较

印度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比较

赵连军

印度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标志，与我国交往源远流长；新加坡以华人为多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现在，两国同是亚洲重要国家，同样都与我国有着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在我国的反腐倡廉过程中，这两个国家经常被提及，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参照系。本文仅就印度和新加坡两国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试作比较，以期对我国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一、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背景比较

历史上，印度和新加坡都曾经长期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两个地方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在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后，曾受到英属印度当局的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又曾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遭受残酷统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殖民浪潮的兴起，印度在圣雄·甘地的带领下于1947年获得独立；新加坡在李光耀带领下于1959年获得自治，1965年正式立国。

独立之后，两国除了面临着经济落后的巨大困境外，还面临另一个共同的严重政治社会问题：腐败。独立之前，印度腐败问题就很严重，尼赫鲁说贪腐比比皆是，十分猖獗。而刚刚独立，就频发腐败大案。首开先河的是1947—1948年的吉普车丑闻事 件。1947年第一次印巴战争爆发时，时任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克里希纳·梅农以800万卢比的价格，向一家外国公司订购4600多辆吉普车以供战争急需，但在战争结束后才迟迟交货，而且质量不达标，社会反响强烈。之后，1949年内阁部长拉奥·什维·巴哈杜尔·辛格因帮助伪造采矿文件并收受2.5万卢比贿赂坐牢；1951年9月，议员摩德加尔因从孟买某商会收受贿赂2000卢比帮助该商会游说被驱逐出议会，相关人尼赫鲁女婿费罗兹·甘地被行政警告；1958年财政部长克里什南马查理因帮助一家国营保险基金拿到一个合同被解除职务；1959年印度保险公司负责人拉马克里希南·达尔米亚因挪用220万卢比被判刑2年，航空公司老板达拉姆·特嘉因贪污2.2亿卢比被判刑6年。同样，新加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独立前后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如李光耀回忆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政府公务人员和执法人员、司法官的腐败十分猖獗，不仅存在大量公务人员的腐败行为，而且有组织的贪污也很盛行，人们对政府公务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同时，腐败还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犯罪活动猖狂，吸毒嫖娼成风，以至引起政局动荡不安。面对严重的腐败问题，甘地说“宁可给整个国会一个体面的葬礼，也不能忍受腐败猖獗”；李光耀则多次表示“廉，是立国之本；清，是执政之根”，强调“要有经济增长和进步，必须有好的政府，一个诚实、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新加坡的生存，全赖政府 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两国都表示出和要腐败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

印度和新加坡由于长时期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其文化也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反腐败斗争上，就是重视对廉政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视。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也是最早制定反腐败法律的国家。早在1889年，英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把禁止政府官员、公共机构人员以权谋私与贪污腐化作为职业道德的核心，明确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交往中主动或被动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均属腐败行为，被视为犯罪。1906年，英国制定《反腐败法》，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从公共机构工作人员扩大到公共机构本身。1916年，英国制定《防止腐败法》，再次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从公共机构扩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同时，英国又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创始国，十分重视对公务员的管理，早在1854年就提出了公务员管理的三项原则，一是公开竞争上岗，二是进行在职如培训，三是升迁取决于本人能力，并通过法律法规防止公务员腐败。所以，英国政界虽然也常会发生丑闻，但所涉官员多数不是因为贪污受贿，而是因为泄密或者其他腐败行为。英国的法制反腐文化，为印度和新加坡所学习吸收，两国反腐败斗争一开始便非常重视廉政法规制度的建设。

二、两国廉政法规制度架构比较

印度和新加坡的廉政法规制度构建，首先体现于其国家根本 大法宪法上。印度宪法规定，“在印度政府，各邦政府，或上述政府管辖之下的任何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担任有收入之职务者不得选为总统”；“在印度政府、各邦政府或受上述政府节制之任何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中担任有收入职务者不能当选副总统”；如公务人员委员会主席和委员“在任职期间从事本职以外有报酬的工作”，总统可以下令免除其职务。新加坡宪法规定，“总统不得担任任何营利的职位，并不得积极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担任营利性质的职务者”不具备有作为议会议员的资格。新加坡刑法事法律还根据宪法规定，禁止公务员取得工资以外的任何报酬，违者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宪法的根本框架下，两国构建起廉政法规制度体系。

印度是世界上制定廉政法规较早的国家，但其受到英国法规影响也较大，甚至沿用着英国殖民地当局的法规。如现行的《印度刑法典》即为英国殖民地当局于1860年制定，至今只作过少许修改。该法第九章为“公务员犯的罪或有关公务员的罪”，对公务员贪污、受贿和经商、购置财产上的违法行为等，分别规定了处置办法。这是印度最早的廉政法律规定。从1947年独立起，印度即开始了廉政法规制度的制定，逐渐形成较为健全的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其第一部廉政法规是1947年制定的《防止腐败法》，该法为更有效地防止贪污受贿而制定，保留了刑法中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新情况作出一些新规定。该法通过后，几乎每隔2至3年就对其进行一些修改。直到1988年，在总结以前反腐败立 法经验教训基础上制定了“旨在统一和修正关于防止贪污及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法案”—《1988年防止腐败法》。该法分总则、特别法官的任命、违法与惩处、依本法调查案件和准予起诉及其他有关条款，共5章31条，对腐败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定罪量刑、适用范围及其他反腐法律的适用做了详细规定，是一部集刑事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反腐败法。该法确定了两条重要原则，一是只要实行接受除合法俸薪之外的好处得到证实，就应认定他是故意并已经受贿；二是公务员在任职期间取得超过其合法收入来源的财产而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即构成腐败罪。该法将防止贪污贿赂犯罪的对象界定为公务员，并在概念上采取广义的公务员概念，凡一切执行与国家、公众和团体有利害关系职务的人员均定义为公务员，涵盖中央、邦、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法官及由法院授权执法的人员，在中央、邦、地方政府的公司中服务的人员，学校校长、教师等工作人员，以及受委托从事审查、选拔、考试等工作的人员，受各级政府机构财政资助的协会、机构中的官员和雇员，等等。这些人员不论是否由政府任命，都是公务员，都属于《防止腐败法》的适用范围。除《防止腐败法》外，印度比较重要的廉政法规制度还包括了于1964年制定的《中央文官行为准则》。该准则共25章，对公务员的廉洁从政进行规范。如严禁为亲友谋利，规定任何公务员不得利用他的地位或影响为他的家庭成员在任何公司或商行谋职，不得给雇有他的家庭成员的公司或商行办事。在收受礼品上，规 定公务员不得接受或让他的家庭成员接受任何礼物（但准则中规定的礼物除外，即只能在结婚、生日、宗教仪式等时机从近亲或没有公务关系的朋友处按自己的职务等级接受最高不超过500卢比的礼物，超过限额的必须向政府报告)。严禁经商和投资，规定公务员不得直接或间接经商，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家庭成员经商必须向政府报告。公务员也不得从事证券和股票投机，不得进行有碍公务的投资，不得同他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或企业发生借贷关系，不得借钱给任何人收取利息。要求官员必须进行财产申报，规定公务员在就任时必须详细报告他的财产情况，包括不动产、股票、现金和银行存款、其他动产和债务。《全印文官行为准则》，该准则是根据《全印文官法》制定的关于全印行政和警务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共20条，其中涉及反腐败的主要内容与《中央文官行为准则》大体相同。还有《反洗钱法2002》、《举报人保护法案2002》和2005年10月生效的《信息权法》。《信息权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府透明法之一，除了规定只有有限的机构可以免除信息公开义务外，还规定独立机构可以对官员进行监督并给与惩罚。

和印度相比，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既有与印度相似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1937年殖民时期，新加坡曾出台《反贪污条例》。在此基础上，1960年由李光耀亲自推动颁布了《防止腐败法》，后历经多次修改，共37条。该法融刑法、刑诉法和部门组织法于一体，内容全面、具体，可操作性强，惩处严厉，如其中不仅 严格详细的规定公务员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和权力收受报酬，而且对官员如何处理那些无法推辞掉的礼品做了详细规定。该法规定的“报酬”范围包括了金钱、礼品、贷款、赏金、奖金、酬金、高额保证金等，提供官职、就业机会和承包契约，支付款项、让与财产、全部或部分地免除各种债务、责任或其他此类义务，给予帮助、袒护和各种好处等。该法还规定，对于向公务员非法提供或给予报酬的行贿人，公务员有权逮捕并将其移交就近的警察局，否则该公务员将构成犯罪，应判处5000新元以下罚金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1988年，新加坡颁布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没收贪污所得的条件、范围、程序以及具体执行等均作了详细规定，规定了不同于追究一般犯罪的新型证据制度和特殊的举报制度，加大了对该罪的处罚力度。1989年，新加坡国会又通过了《不明财物充公法令》，许可政府冻结和没收贪污嫌犯来源不明财物和资产，以阻止嫌犯转移赃物、赃款给第三人。

新加坡针对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制度。主要有《公务员法》、《公务员守则》和《公务惩戒性程序规则》等。这些法规的制定本着“严肃、高效、廉政、求实”的原则，致力于建设完整专门规范公务员聘任考核、财产申报、公务员高工薪、严格限制接受礼品、惩罚腐败官员等制度，使新加坡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了一整套比较严格、完善、又比较具体实用的管理制度，在预防腐败方面形成一套“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另外，新加 坡还制定颁行了专门的《公务员指导手册》，任何公务员都必须严格地遵照执行。手册中除包括有关法规和行政管理规范外，还对公务员有详尽明确的纪律规定，如公务员不能向和他有公务关系的人士借钱；不能借超过他三个月薪俸的无抵押贷款（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不能利用公务上所获得的信息来换取个人利益；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礼品价值超过５０新元（约计人民币２００元），必须交公；任职期间每年申报个人资产和投资；未获书面批准前不得经商或从事副业等。与《公务员手册》相应，政府发给每个公务员一本日记手册，公务员要记录本人的活动情况，每年申报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主管单位的常务秘书定期核查，如发现财产来源有问题，即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调查，一旦被发现违反了纪律规定，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构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制定了《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一是购买政府组屋，二是医疗治病，三是为子女交学费，四是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领取，政府和 企业不另发养老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但是，政府还规定当公务员违法贪污被开除或判刑后，其全部公积金立即自动取消。所以，当公务员如果冒着被取消公积金风险而违法贪污受贿时，有必要考虑冒这个风险值不值得。

三、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机构比较

对于廉政法规制度的实施，印度建立了包括监察部门、公共投诉部门、审计部门、调查机构和司法部门等为主的相关机构，在法律框架内建立起与政府文官体系相配套的监察系统，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监控，并与司法部门一起对腐败行为人进行惩处。其中最主要的有3个，即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调查局和主计审计长公署。

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反腐败委员会）成立于1964年2月，是印度独立于其他任何执行机构的最高监察机构，负责对中央政府各机构的监察工作，对各机构在计划、执行、总结和改革各自的监察工作中给以指导和建议。其主席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该委由一位主席和不多于4位成员组成，下设秘书处、技术审查处和行政调查专员处。技术处主要负责从监察的角度对政府机构的公共建设工程进行审计，对有关建设工程的特别投诉案件进行调查等。行政调查专员处设15个职位，专员的职责是对公务人员行政程序方面的指控或投诉进行口头调查。在各邦，有相应的邦监察委员会或调查官。通过对不同级别 和部门监察官员的指导，该委可以实现对整个行政体系、国有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的监控。监察官员在业务上受上一级监察官员的指导，行政上受部门首长的领导。但是，该委只被授权对腐败案件进行质询或提请调查，本身并没有调查权，不设调查机构，因此需要通过中央调查局调查腐败案件。

印度中央调查局组建于1963年，其前身为1941年成立隶属于国防部门的德里特警处，是印度历史第一个专职肃贪机构。该局是印度最重要的司法调查机构，也是该国侦查贪污贿赂犯罪的最高专门机关。其职责是调查和起诉中央政府及其企事业公务员违法案件及其他重大案件，如所有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金融机构公务员（政府官员）的贪污欺诈案件，包括银行欺诈、金融欺诈、进出口外汇交易违规、大规模药品古董文化财产和其他违禁品走私等经济犯罪等。该局由总部和地方分支机构两大部分组成，总部设有反贪污贿赂部、特殊犯罪部、经济犯罪部等11个部门，其中这3个部是执行调查和起诉职能的三个最重要部门。反贪污贿赂部任务主要是收集有关腐败的各种情报，保持与政府各部监察官之间的联系，询问有关贪污和收受贿赂的投诉，调查和起诉贪污和收受贿赂的犯罪案件以及有关预防腐败的工作，所调查的案件主要是为中央政府、国有企事业和各省政府服务的公职人员和各要害部门的违法违规行为。经济犯罪部调查金融犯罪、银行欺诈、洗钱、金融市场非法行为、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的渎职等。同时，为了预防公务员职务犯罪和腐败，对某些政府 部门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进行廉政鉴定和廉政规划；对那些在廉政方面有污点或可疑的政府官员实行重点监控，并监控那些会引诱和勾结政府官员犯罪者，提醒相关部门官员在与这些人打交道时须格外小心，以免上当。

主计审计长公署是印度监督并发现重大腐败案件的另一主要机构。印度政府审计机关的全称为印度审计会计部，总部在德里，名为主计审计长公署，主计审计长是最高首长。印度主计审计长作为印度会计与审计部门最高首长，既不属于立法机构，也不属于政府。主计审计长公署负责财政决算编制和国家财政审计。印度只设中央审计机关，地方不设相应的审计机关，由中央派出机构负责地方的审计工作，在全国各地设有各类专业机构104个，6万多员工，其中大约1万名审计方面专家。审计署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代表议会立法机关，监督和确保行政部门收支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另一方面代表联邦政府，确保地方政府在政府开支中“有法必依”。主计审计长就联邦账目向总统提交审计报告，并由总统转交议会两院；至于各邦账目，则是向邦长提交审计报告，并由邦长转交邦议会。

与印度相比，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实行侦控分立的体制，由贪污调查局主侦，检察署主控，构成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执行的基本框架。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前身为新加坡警察署刑事侦查局中的反贪处，是新加坡反贪污腐败的执法机构。自1970 年以后，直接隶属总理公署，局长由总统根据总理提名任命，直接对总理负责；在反贪过程中不必借助警察局等执法机关的力量，可以独立对贪腐案件进行立案和侦查。下设三个部，调查部，负责调查贪污行为，没收赃款赃物；资料处理及支援部，主要研究政府行政漏洞，提出防止贪污方案，误导公务人员防止贪污等；行政部，负责行政后勤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构中的任何贪污嫌疑；负责向检察机关提请起诉包括行贿受贿在内的贪污案件；研究贪污案件，提供防范方案。该局官员地位、身份、权力都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水也比其他部门同级别官员高。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构，拥有广泛而足够权力的绝对权威。根据政府1960年颁布的《防止腐败法》，该局享有如下特权：一是逮捕权，局长或任何侦查员无逮捕证可逮捕与犯罪有关的任何人，押送到贪污调查局或警察局听候处理；对被逮捕者身上的一切物品，只要有理由认为是犯罪的赃物或者作为证据，都可以进行搜查并没收。二是调查权和调查保障权，局长或者特别侦查员在进行调查违法行为时，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授予的一切与警方调查类似的特别权力，其调身份如同警官，在执行重大任务时还可以行使特别调查权，调查任何银行存款、股票存款、购物帐户、报销单据或其他任何帐目，以及任何银行的任何保险箱；如果有人知道这类事情而不如实报告或不出示这些证据，则被视为犯罪，其罪名被控成立即受到罚款或判刑。三是秘密跟踪监视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是否受到举报，都有权进行 秘密跟踪监视，包括私生活是否正常，有无嫖娼、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对法律规定必须申报的财产和收入是否已经申报，有无以权谋私和贪污受贿行为等。如果发现可疑行为，还可采取卧底、“放蛇”、窃听、录音、秘密拍摄、录像等方式收集和固定证据。四是不明财产检查权，可随时调阅公务员在法院公证处的财产申报材料副本，对公务员的任何不明财产进行检查。五是武力搜查权，在认为必要时可以运用武力进入特定地方进行搜查。

检察公署是新加坡唯一的国家检察机构，实行总检察长负责制，总检察长独立于政府之外行使职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公署和贪污调查局各自行使不同的司法权力，调查局主要负责查清贪污贿赂犯罪事实，调查获取证据；检察署则主要负责指导和监督调查侦查活动，决定提起公诉。根据《防止腐败法》规定，检察公署还有对贪污调查局三方面的制约关系，一是特别调查权的行使须经检察官授权，行使特别调查权时必须按检察官指定的方式方法进行，不得超越检察官授权范围；二是非可拘捕之罪的调查须经检察官授权；三是检察官要求贪污调查局调查的权力，如检察官认为在政府或政府的任何部门或者公共团体供职的人违法犯罪，其证据有可能在本人或者其妻子、子女的银行帐册中获得，或者有可能在检察官确信的信托人、代理人的银行帐册中获得，检察官即可发布命令授权贪污调查局调查这些帐册。这种既密切又互相制约的关系，可以对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保证作用。

四、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效果比较

印度新加坡两国具有相同的反腐背景，都有比较成体系的廉政法规制度，法规制度条文都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也都有比较健全的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机构。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的效果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借用“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2011”报告来说明：2011年印度的清廉水平在所有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5位，而新加坡则位于第5位。印度媒体研究中心于2005年发表的《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管理》调查报告表明，在事关普通民众的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电力供应和教育等11个公共服务部门，印度公民每年对这些部门的行贿金额高达2100亿卢比，约合46亿美元。同样是在2005年，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反腐败指导手册》，指出为救助贫困线下人口而实施的公共分配系统中超过30%的资金因腐败而损失，政府各种反贫困工程资金中有45%被腐败吞噬。另据印度审计部门估计，2010年11月曝出的三起高官腐败案给印度政府造成约450亿美元的损失。现在，印度不仅流行着底层公务人员普遍的“小腐败”，也存在着像去年底印度电信2G丑闻那样的高层大腐败，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效率十分低下，处于严重的“失灵”状况。印度《今日印度》杂志在一篇社论中就指出：“2010年，有一个单词统治了这个国家的词汇表，那就是‘腐败’。”而在2011年1月，印度一家网站以“2011年印度更急需应对的是腐败还是恐怖主义”为话题 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超过90%参访者选择了“腐败”，反腐超过反恐，可见印度腐败问题之严重。

与新加坡相比，印度廉政法规制度建设之所以处于效率低下的状态，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廉政法规制度本身慎密性和震慑性不足。印度虽然较早就有了反腐败法律法规，对公务人员的廉政行为进行了规范，但其慎密程度较新加坡尚嫌不足。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实质上直指公务员队伍，通过一系列制度建立了严密的廉政管理架构，特别是《公务员手册》制度的实施，使公务员日常工作生活的一言一行都处于专门机构和社会大众严格监督之下，稍有不廉即无所遁形，遭受惩处。另外，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建立实施，只要有公务员违法贪污被开除或判刑立即自动取消其全部公积金，这样连本人养老都产生了巨大问题，极大地增加了腐败成本，使公务员轻易不敢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同操作性很强震慑力很大的新加坡公务员管理法规制度相比，印度对公务人员显然没有如此严厉的廉政束缚，贪污受贿行为便容易发生。

二是廉政法规制度实施体制机构权威性完整性不足。新加坡虽然实行侦控分立的廉政体制，但其贪污腐败调查局仅对总理一人负责，享有逮捕权、调查权、秘密侦查权和武力搜查权等特权，可以行使警察权，在反对贪污腐败斗争中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印度反贪反腐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印度的廉政监控惩处机构主要包括监察和司法两大类，其监察机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行政 部门中的行政监察官构成，中监委通过整个监控官体系实施对各级官员和公务人员监督。一方面，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享有新加坡贪污腐败调查局那样的特权，对监察对象只有建议权，没有处分权，如果建议不被采纳可提请总理处置，总理不同意再提交议会辩论。另一方面，下级监控官员虽然在业务上受上级监控官的领导，但行政上却受各自部门首长的领导，这意味着廉政监控官员要受到行政部门官员的左右，当部门最高领导本身发生腐败时，很难有监察官能够或愿意对其违法行为实行监控或揭发，使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当数不清的“小腐败”案件频频发生时，单靠几个监控官员也是无法监控的。虽然印度也想像新加坡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但从1968年就开始筹建，40多年过去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再从司法机构看，司法人员严重短缺，虽然全国至少需要7万多司法人员才能确保司法案件审理不至于耽搁延误，但现在印度只有1万多名司法人员。一个腐败案件会拖数年甚至10多年才结案，结果常常使不少贪官逍遥法外，并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行贿，让案件由大变小由小变无，客观上纵容助长了贪污腐败风气。

三是最高层对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勇气不足。毫无疑问，印度新加坡两国从开国领导人起，都不乏对贪污腐败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也都表示出坚决反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决心。但是，当面对具体的贪污腐败现象时，两国最高领导层却表现了不同的态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体现出铁腕反腐气概，在反腐斗争中铁面无 私。曾任国家发展部部长的郑章远与李光耀私交深厚，且对新加坡发展立下卓越功劳，但他却收受了80万新元贿赂，事情被揭发出来后受到国家贪污调查局调查，李光耀不因私情而网开一面。虽然最后郑章远以自杀谢罪，但国会还是向全国作出了公开说明，举国震动。与李光耀相比，印度最高层明显缺乏坚决反对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如1947年独立当年就发生的吉普车丑闻事件，卷入其中的主角梅农深得总理尼赫鲁信任，两人私交甚笃。丑闻事件发生时就有人揭发梅农介入吉普车事件等几桩可疑交易，印度审计总监和财政部长也建议起诉当事人，但却遭到尼赫鲁坚决反对。直到1955年9月，尼赫鲁才宣布梅农因失职受到行政处分，但第二年尼赫鲁竟不顾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大党议会领导人的反对，任命梅农担任政府不管部部长，后来梅农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态度，不可能不影响到全国反贪污反腐败的宽严程度和效率高低。相比之下，新加坡廉洁指数排名第一而印度排名87位，也就不算如何奇怪的事情了。

第四，廉政法规制度实施社会文化氛围不足。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深受儒家文明熏陶的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国家，执政党人民党上台至今一直努力于廉政文化建设。前总理李光耀将儒家道德提炼为“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认为这是“八种美德或治国之纲”，以此为重点进行国民道德教育，并将“礼义廉耻”融入廉政建设中，注重教育官员以德养廉。再者，其《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公务员指导手册》 等，既是对公务员道德纪律的要求，也是廉洁从政的好教材。通过长期的教育培养，在新加坡形成了深厚的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土壤。相较之下，印度自16世纪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始，只要有求于官员办事就要给一笔“跑腿费”，长此以往即成为一种潜规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逃避繁重的税赋，人们又很自然地想出各种行贿办法来隐瞒自己收入，造成了不少印度人对腐败现象十分宽容。印度教还有一种信仰，即到恒河里洗个澡就可以解脱掉以前所犯所有罪恶重新做人。印度报纸曾登过一幅漫画，画中的贪官一边在恒河里洗澡一边说“洗完这个澡，我就可以重新贪污了”。另外，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的《反腐败指导手册》还提到，印度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家族关系和种姓制度之上，人们通常更忠于所在集团，而官员利用职权为本集团牟利就显得很自然。这些，都是印度社会文化中不利于反对贪污腐败的因素，影响到廉政法规制度的实施效果。

印度和新加坡相比，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现实的发展却让人们充满着希望和期待。去年以来，随着一系列贪污腐败大案的发生，印度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带领印度人民越来越多地同贪污腐败现象进行斗争，推动国家反贪污腐败深入进行。随着2010年4月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的绝食抗议，印度议会已经成立了一个由社会人士代表和高级官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的反贪腐法律《公民监察法案》，之后8月初该法案草案被提交印度国会下议院审议。8月下旬，印度议 会上下两院经过激辩最终通过口头表决方式接受哈扎尔提出的打击贪腐三大关键原则，即设置“公民章程”，扩大反腐监管范围将更多低级别官员置于监管范围之内，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成立独立监察机构。可以看出，印度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正在朝着印度人民理想的方向缓慢前进。

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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