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第一篇：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2001年修改后的我国《婚姻法》第一次将离婚救济理念植入离婚制度，增设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细化离婚时经济帮助的方式，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和体系。正如人们当初所看到的，此次修法并非完美无缺：法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的制度，如亲属、亲权等制度尚未得到确认；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依然比较原则；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尚存缺漏，等等。着眼于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长远目标，不能不看到，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只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是立法机关“两步到位”思路的明证，即：针对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现状，对急需解决的问题，做必要的补充和修改；婚姻家庭法律体系的规范化、系统化，留待下一步制定民法典时再做考虑。

这不仅为学者进一步探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理念、构成及适用等一系列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也促使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发布有关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婚姻案件，实现公正裁判。

一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婚姻法》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离婚时发生的赔偿，而非仅因离婚造成损害的赔偿，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婚姻过错行为与双方离婚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条规定还明确了下列问题：第一，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第二，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以离婚为条件；第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上述法定事由。因其他事由导致离婚的，如，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并未达到同居程度的，不属赔偿范围。

对现行法的上述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一）出台之前，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质疑和修改意见。

第一 有权提起损害赔偿的主体。婚姻法第46条第2款

（三），（四）项中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包括子女、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因此，离婚时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应仅限于夫或妻，还应当允许其他受害人提起，否则，将有悖于民诉法的诉讼主体规则。

第二 请求赔偿的过错情形。现行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以过错为原则，且限定为四种过错情形，这些不足以涵盖所有对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因夫妻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情形是复杂的，建议扩大法定情形范围。

第三 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程序范围。婚姻法第46条没有对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是我国法律确立的两种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无论夫妻选择哪种方式离婚都会产生同等的法律效力。离婚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的承担不应受到婚姻关系解除方式的影响。因此，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诉讼离婚，也适用于协议离婚。

第四 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要实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填补损害、遏制违法的功效，确定赔偿范围相当重要，而婚姻法修正案未予明确。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都应当赔偿。赔偿方式上也不仅限于赔偿损失一种，还可以同时适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如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等。

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解释，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第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是配偶中有过错的一方；第三，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原则上必须在提起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也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出损害赔偿之诉。相隔两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主要对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登记离婚的，除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明确表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的外，可在登记离婚一年内提起该项请求。这两个司法解释基本上解决了学者们对婚姻法第46条的上述疑问和建议，但还有空缺。

由上可见，我国法上的离婚损害赔偿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它是发生在特定民事 主体之间（即夫妻之间）的，基于法定事由，只在提起离婚时或者离婚一年之内才能请求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

二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失

学者普遍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效.但是，无论透过司法实践，还是进行理论的分析，这一制度的缺失都是不容忽视的。

司法实践中传来的信息也不令人鼓舞。一者，当事人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所占比重很低；二者，即便当事人提出了赔偿请求，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也很低。中国法学会关于《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课题组的调查表明，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之所以受到冷落，原告举证困难和可提起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过窄，是该项离婚救济方式适用的两个直接障碍。不仅如此，实践中反映出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必须以双方离婚为前提的规定，限制了配偶一方对婚姻中的违法行为，基于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依法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这使得许多婚姻当事人不离婚只要求配偶给予损害赔偿的愿望得不到司法支持，也使得受害人在不离婚的情况下，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成为不可能。以潘某诉丈夫刘某故意伤害案件为例。潘某与刘某结婚后，多次遭到刘的殴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严重殴打达27次。1999年1月8日刘再次用战刀、铁棍、铁链、皮带、鞋殴打潘，用手抠潘的眼睛，导致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眼球结膜下充血，血尿，腰痛，经北京市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为轻伤。2002年7月4日，潘某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刘某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被告人刘某附带赔偿因伤害造成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损失。一审法院做出判决，认定被告刘某殴打潘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同时认为，“自诉人潘与被告人刘的离婚案件尚未审理完结，对潘提出的民事赔偿诉求另行做出判决。” 可是，在婚姻法修改之前，这类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刑事案件，法院认定伤害罪成立，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同时，都一并给予了民事上的赔偿。

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身而言，其立法理念是在离婚时关注过错，追究过错方先前的导致离婚的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以使无过错获得精神的慰籍。这确实与中国《婚姻法》（1980 年）确立的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的精神相矛盾。因为，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注重婚姻破裂的结果而不强调一方或双方的过错，对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有法学专家认为，离婚时的过错损害赔偿实际上是一个财产问题，是侵权法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无过错离婚，离婚是可以无过错的，但是在财产的问题上有过错还得赔。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第一，离婚损害本身主要是非财产上的损害。从法定四种违法行为侵害的客体和这一制度的功能看，它所针对的主要不是财产的损失（当然对人身的侵害，也会带来受害人财产的损失），而侧重于对无过错方精神痛苦的抚慰。只是赔偿损失这种民事法律责任方式，是通过过错方向无过错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体现出来的。第二，婚姻关系的确不是侵权行为的“豁免地”，婚姻家庭成员间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规定来请求法律保护。但现在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时或者离婚后法定期间内提起损害赔偿要求。就必然使其为了达到对过错方的民事制裁，在离婚诉讼之始，就收集各种证据证明对方过错的存在，难免使离婚双方在法庭上关注和追究一方的“婚姻过错”，从而忽视对婚姻关系实体是否已经死亡的判断，也就难免给中国无过错离婚原则罩上强调“过错”的阴影，客观上不利于个人离婚自由权的行使。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性质，学术界的看法尚不统一。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侵权责任。不过《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各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却是值得探讨的。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而言，它们侵害的客体是明确的，是受暴配偶及其他受害家庭成员的健康权或生命权；而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类违法行为侵害的权利性质则尚不明晰。有台湾学者主张一方的婚外性行为，按照侵犯另一方的名誉权对待。我国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侵犯了配偶权，但对配偶权的内涵又有不同理解，一是广义配偶权，泛指夫妻间的一切权利，是他们人身权、财产权的集合；二是狭义配偶权，仅指基于配偶身份的确立而产生的权利，它的核心是性权利，就是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性的独占权，即每一方既享有对对方性的独占权，又承担着性忠实的义务。

笔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名誉权则是”自然人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 它是一个人得到社会合理评价，人格得到社会其他成员尊重的权利，有学者因此将它归为”社会尊重权“之列。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或婚外同居只会使自己的社会评价受损，而不会因此损害到对方的名誉。因此，过错方的行为侵害的并非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至于配偶权，这一权利概念本身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果从广义上解释配偶权，实在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之必要；狭义配偶权其内涵又与时代的发展、立法的理念不相符合。至于《婚姻法》第4条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规定虽涉及夫妻忠实问题，但它是倡导性条款，并无强制性，不能据此推出夫妻负有相互忠实的法律义务。笔者比较倾向于认为，依照《民法通则》第104条，将这两种行为归为侵害对方合法的婚姻家庭权，即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三 完善我国离婚损害制度的若干建议

2001年，当《婚姻法》修改处于讨论阶段之时，有学者提出了“离因补偿”的概念，并建议用“离因补偿”制度取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所谓“离因补偿”，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一方支付费用的标准以维持婚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为参照。这一制度的好处“是请求权人无须负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取得的他方有过错的证据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

根据台湾学者的解释，离婚之损害有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离因损害，“即夫妻之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犯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贞操义务之违反而侵害到对方之配偶权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它不具备侵权行为的要件，离婚本身就是“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它是离婚本身所生之损害，不限于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按照台湾学者的理解，“离因损害”概念中的“因”，就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即配偶一方的过错行为。它不仅侵害到一方的权利，而且是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因此，用“离因损害”概括导致夫妻离婚的侵权行为是恰当的，这恰恰与大陆《婚姻法》中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相吻合。而大陆学者所说的“离因补偿”又与台湾学者所言“离婚损害”的内涵相同。不过，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非因一方过错行为所致。既然在这种情形下不存在具体的侵权行为，也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人，当然无所谓“赔偿”，只是“补偿”的问题。所以，在法律上“离因损害”的后果是赔偿，“离婚损害”的后果是“补偿”。为此，建议吸收两岸学者观点的长处，避其短处，将大陆学者倡导的“离因补偿”改 称“离婚补偿”，以便与台湾学者所论述的“离婚损害”相一致，避免不在同一语境下的讨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成果之一。学者对它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未来民法典亲属编中是否继续保留这一制度，抑或用“离婚补偿”制度取代它，均需理论的比较与探究作为制度设计和选择的基础。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民法典亲属编在对离婚救济制度设计时，需把因离婚带来的损害和家庭成员间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前者当属离婚救济制度的内容，这表明离婚虽然不是侵权行为，但它就像吸烟一样，对离婚双方乃至子女都是有害的。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必须采取必要的救济手段，避免或减少破绽主义离婚带来的“贫困女性化”等与离婚公平原则相悖现象的发生。至于后者，即家庭成员间的侵权行为，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或者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原则来获得的权利救济。因为，如果对婚姻家庭内部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需以离婚为代价，那么，在婚姻家庭法中就强化了婚姻是侵权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豁免地”，从而陷入传统的“法不入家门”的“公”、“私”领域有别的巢穴。

当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

首先，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增加如下情形作为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的理由：1，他人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程度的；2，使他方欺诈性抚养子女的；3，因犯强奸罪被判入狱的。即便增加上述情形，也难免有疏漏，故从立法技术上考虑，还需在具体情形之后设一个兜底条款：“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情形”。

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因为，绝大多数婚姻过错行为发生时多处在隐秘状态，很难有第三人在场，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更是不知情。离婚时，当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诉求时，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无过错方要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他们往往难以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因此，需从证据规则入手，针对具体情况，作一些变通规定。例如，当无过错方收集的证据表明对方有过错，但尚不充分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

薛宁兰

第二篇：浅析如何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作为最为重要的主体，发生矛盾和冲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这其中，夫妻间的侵权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普遍存在。《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针对夫妻间侵权的一项权利救济制度，其目的在于保护夫妻被侵害方的合法权益。然而目前的法律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还存在过于粗略、模糊、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将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含义出发，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的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进行解读和探讨，以期使完善的制度能够发挥填补受害方损失、抚慰无过错方、惩戒过错方，达到稳定家庭之社会功能。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与性质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

离婚损害赔偿是指离婚是由于配偶一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时候，受损害方有权要求加害方赔偿的民事法律制度。

早在古罗马法典编纂时期，损害赔偿制度就已经开始萌芽。十九世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最早是1907年的瑞士民法明确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然后是1920年北欧国家颁布的婚姻法、1931年中华民国颁布的民法、1941年法国颁布的修正后的民法也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进行了相关规定，而日本民法虽然没有明确予以规定，但该国的学说和判例都承认该制度的存在。在新中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起步比较晚，前身是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随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四种情况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我国的婚姻法律中没有进行明文规定，在学界也有不同意见的学说。一种学说主张其性质是契约责任，“是契约一方不能完全履行契约义务（婚姻义务）而致使对方契约权利（婚姻权利）受到损失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1966年的台上字第2053号判例也是采用的这个主张。另一种学说从婚姻法和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婚姻的特质在于其人身属性,主张离婚损害赔偿是一种侵权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解释

（一）》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由此可见，其主导思想应是侵权责任。

二、当前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权利主体及义务主体范围狭窄

1.权利主体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和《解释

（一）》的有关规定，只有离婚诉讼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才可以享有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成为权利主体。根据规定，离婚的双方只要有过

错，不论过错的性质是否严重，都无权要求赔偿。但婚姻关系很复杂，很多离婚都是由双方的过错共同导致的。例如，女方的婚外情是由于男方长期的虐待和殴打，而被他人关心时才有了外遇；或者男方的“包二奶”行为是由于妻子常年冷漠所致。如果不加分析将有过错一方从权利主体中排除，使得受害人因有过错而无法提出损害赔偿更无法获得赔偿，这是不公平的。这样一来，受害人得不到补偿，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与配偶双方一起生活的父母、子女也常常会成为受侵害的对象，此种情况导致的离婚并不少见。如果仅仅将权利主体设定为夫妻一方，则在此种情况下，另一方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完整的保护，这与立法意图显然是相悖的。

2.义务主体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没有规定所要求的赔偿应向谁提出，但《解释

（一）》将义务主体限定为“无过错方的配偶”，不包括“第三者”。换句话说，因“第三者”插足破坏婚姻关系导致离婚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被害人不能够向“第三者”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但如果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仍与其重婚或是与其同居，这对他人的婚姻关系无疑是一种破坏，是能够成立侵权行为的。《解释

（一）》的规定免除了“第三者”的责任，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例如，甲乙二人有隔阂，乙就勾引甲的丈夫，与甲的丈夫同居，乙慢慢地使用各种伎俩使甲丈夫将自己的财产都赠与给乙，导致在甲与其丈夫离婚时，其丈夫一无所有，没有办法给予赔偿。显然，对这种恶意破坏婚姻的第三者，不让其承担赔偿责任不利于受害者的利益得到真正、及时的维护。而所谓的道德规范在这个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小。这些明显有过错的第三者得到了利益，而婚姻关系的受害人却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救济方式去维护自己权利，这就对离婚受害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以社会需求看，人们也是普遍反对、鄙视“第三者”的行为的。社会上主张惩罚“第三者”的声音不曾中断，一些法院更是受理了起诉“第三者”要求赔偿的案件。

（二）赔偿范围仅限于《婚姻法》列举的四种情形

离婚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方法，一般有三种：第一，概括式；第二，列举式；第三，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混合式。我国采取的是列举式，《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明确列举了四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列举式的最大优点是具体、形象，列举了的就属于赔偿范围，没有列举的就不属于赔偿范围，它确实容易操作。但它的弊端就在于很难穷尽所有伤害行为，也不能适应社会新情况的出现。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情形往往比较复杂。例如代某与龙某于1982年结婚，龙某于1985年生育一子，1989年7月，代某发现龙某与他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且儿子非代某所生，代某遂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且要求龙某给予离婚损害赔偿。这就超过了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四种情形。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这就只能交由道德规范进行调整，但是，将一个严重的过错行为归于道德规范调整，在理论上，是缺乏支撑的，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得到公众认可。如果配偶的过错行为不在上述四种行为之列，如吸毒、赌博、通奸、卖淫、嫖娼等等，在离婚时就不适用损害赔偿。如果将其他过错全部归于道德的调整，仅仅只有那四种情形可以得到赔偿，则有很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现实生活中也缺乏支撑，有失法律的公正。

（三）离婚损害赔偿缺乏统一的赔偿标准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损害赔偿应该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配偶一方实施了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行为，不仅给配偶另一方造成了财产损失，更严重的是给其带来了精神痛苦。可以说，在配偶一方有严重过错的情况下，对于另一方都有精神损害，而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有财产损失。因此根据其立法用意看，重在通过离婚损害赔偿使受害方得到精神抚慰，弥补其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同时对于其财产损失，给予相应的赔偿。然而，关于如何确定离婚损害赔偿金，我国的立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与精神损害赔偿相比，物质损害赔偿相对更加容易确定。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往往以没有引起严重后果为由不予支持。这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于现实生活的比例不是特别高，达不到该制度惩邪恶和促进公平正义的功效。也正是因为对于赔偿标准问题的争议比较大，如果法官过多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当事人一方的权利遭受损害，同时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为了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补偿，及时遏制不法侵害行为，反映损害赔偿制度的补偿和制裁功能，必须确定损害赔偿的标准。

三、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拓宽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1.将“无过错方”改为“无重大过错方”

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将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限定为无过错一方。但法国就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允许无重大过错方的配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如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很多情况下对于受害方是不公正的。例如2002年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受理的戴某与沈某离婚纠纷一案中，原告戴某指控被告沈某脾气暴躁，经常无故殴打戴某，使戴某的身体和心理受到伤害，从而戴某提出了离婚，并提请精神损害赔偿。而被告沈某则认为是由于戴某喜欢打牌，经常赌博，不做家务，沈某无法忍受才殴打戴某，因此原告戴某对夫妻疏远也有过错。审理该离婚案件的法官认为，戴某与沈某的婚姻破裂不仅是因为沈某实施了暴力，原告戴某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过错，故不支持原告戴某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如此看来，将“无过错方”改为“无重大过错方”更为妥当，《婚姻法》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教育、引导公民严肃认真地对待婚姻家庭，保障合法的婚姻关系。

2.将其他家庭成员纳入权利主体

我国立法将权利主体限定在夫妻之间，那么如果权益遭受侵犯的是其他家庭成员，其损害赔偿请求就无法在此处得到落实。当法律确认该行为是侵权行为，却又没有很好的配套措施，不能很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恰当的法律保护，那么法律也就没有达到其指定的目的。在离婚损害赔偿中，损害形态不同受害的主体也不同。如果是由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受侵害方固然是配偶。但如果是由于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则受侵害方可能是配偶，也可能是其他的家庭成员。将其他家庭成员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有利于受害方完整利益的保护。

3.将故意的“第三者”纳入义务主体

建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日本、瑞士、美国等其它国家均有关于故意的第三者为离婚损害赔偿义务主体的相关规定：如果配偶一方有不忠行为，另一方有权向配偶一方及第三者提出中止侵害或损害赔偿之诉或要求离婚，也可以不予追究。他们认为，配偶一方及“第三者”对配偶另一方构成了共同侵权行为，所以应负共同责任。例如，1979年3月30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肯定了受害配偶有向造成家庭破裂的“第三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但要以“第三者”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为限。1997年8月30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法院也判处了一例“第三者”赔偿无过错方一百万万美元的案件。《法国民法典》规定，如果一方违反贞操义务，那么对方可以要求离婚，也可以根据“第三者”的侵权行为，要求对“第三者”处以罚款。我国香港地区的婚姻法令也明确规定，以妻或夫与人通奸为离婚理由申请离婚的配偶有权要求第三者通奸方赔偿。

理论上，“第三者”是可以成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的。我国一夫一妻制的本质也说明了婚姻是具有不可侵犯性的。而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的“重婚罪”中“第三者”也可以是“重婚罪”的犯罪主体。因此，“第三者”可以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当然，这里所说的“第三者”应是故意的“第三者”，若“第三者”不是故意的，而是受骗或者受胁迫，则其也为受害人，就不应承担责任。因此，规定了“第三者”的责任，可以更好地发挥离婚损害赔偿的惩罚和弥补的功能，伸张社会正义和维护合法的夫妻关系，促进形成和谐文明的社会风气。

（二）采用混合式确定立法情形

1.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立法方式确立赔偿情形

法律对过错行为的严格列举，限制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针对配偶一方的过错行为破坏了婚姻家庭关系并且导致离婚，而使配偶另一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制度。如此看来，无论过错是什么形式，只要它违背了婚姻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破坏了配偶双方必须遵循的权利和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离婚的，就应列入损害赔偿的范围。而这些行为没有列入赔偿情形可以说是立法上的一个遗漏，所以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混合式作为立法的确立方式较为合适。这样既可以避免概括式太宽泛难以操作的弊端，又能避免列举式存在遗漏的缺点。可以将列举式规定的情形作为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概括式条款，如“因其他行为导致离婚的，有明显过错的一方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何为“明显过错”，则由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判断，司法解释也可对其加以规定。

2.增加“长期通奸、卖淫嫖娼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为法定请求赔偿情形

除了原有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四项规定，还应增加如下几项：

一是长期通奸、卖淫嫖娼的。在婚外性关系上面，不应只将损害赔偿范围限定在重婚、与他人同居上面，这个范围明显过于狭窄。现实生活中，往往其他形式的婚外性行为发生得较多。有些行为给配偶造成的伤害，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并不比重婚、与他人同居所带来的少。例如，因长期通奸导致的离婚，通奸是指已婚人士自愿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的行为。长期通奸造成的伤害并不比重婚、与他人同居造成的伤害小，且都是对忠实义务这一婚姻法基本原则的违反。由于通奸的隐秘性，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有时甚至给对方带来更严重的精神损害。尤其是“通奸生子”这种对配偶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情若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实在有违情理。除了通奸，有配偶者长期卖淫嫖娼也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的原则。

二是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赌博、吸毒在性质上既是违法行为，是为法律严格禁止的，同时又是严重危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赌博、吸毒者往往置家庭生活、夫妻关系于不顾，既耗费家庭财产、又破坏夫妻感情。许多家庭就是因为配偶有赌博、吸毒等恶习而离婚甚至酿成悲剧。因而，因赌博、吸毒等恶习而导致离婚的也应当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之一。

（三）区别对待财产损害赔偿与非财产损害赔偿

1.财产损害赔偿适用法律明文规定的具体数额度

离婚财产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积极损害，即直接损害；还包括消极损害，即可期待利益的丧失。对于直接损害，自然应全额赔偿；而对于消极损害是否应予赔偿，则应当分情况讨论。当配偶的违法行为导致的可期待利益的丧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时，则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当当配偶的违法行为导致的可期待利益的丧失是属于其他可期待利益的丧失时，则不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而为了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应根据法定标准赔偿原则确定财产损害赔偿金。法定标准赔偿原则是指由法律明文规定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或具体数额度。一些学者认为，立法应规定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的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才能使受害方所受损害得到一定的弥补。但是鉴于违法行为导致离婚的手段、情节、后果等情况不同，过错配偶的主观过错程度往往也是不一样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各地区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国立法不宜直接规定具体数额，而规定具体数额度可能更为合理，这一数额度可以规定在20%-30%。这也可以遏制那些比较富裕的人对于婚姻关系的不重视，从而更加关注自己家庭的维护。

2.非财产损害赔偿适用协商原则或自由裁量原则

此处的非财产损害包括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相比，非财产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则比较困难，特别是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本质上是无法计算的。因此，对于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数额，先由夫妻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再由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酌定，较为合理。

国外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主要有英美法系的酌情原则，德国的比例赔偿原则，日本的固定赔偿原则等。而《法国民法典》规定得较为完善，《法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补偿性给付数额依受领补偿金的一方配偶之需要以及他方收入情况而定，但应当考虑到夫妻离婚时的情况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此种情况变化。”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在确定上述需要与数额时，法官尤其应考虑以下情况：夫妻双方的年龄及身体状况，已经负担子女教育的时间或者还应负担子女教育的时间，夫妻双方的专业资格，对新的工作的选择余地，现有的与可预见的权利，夫妻双方丧失领取可归附养老金之权利的可能性，夫妻双方在对财产进行清算之后，以本金与收益计算的财产（包括资产与负债）总额。”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法国民法典》。

此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因此，在确定非财产离婚损害赔偿数额时，应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过错人的过错程度。过错程度严重或特别严重的，应承担较重的法律责任；过错程度较轻的，应承担较轻的法律责任。

二是侵权情节。例如重婚与婚外同居相比，通常前者情节比较严重；同样是与他人非法同居，甲是与他人非法同居，而乙与他人非法同居期间染上严重性传播病并将该病传播给了配偶的另一方，很明显乙的侵权情节比甲的更坏。

三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后果越严重，责任越重大。如精神上是因为该行为受到刺激，焦虑不安、神经紧张、寝食难安，还是有自杀、自虐或是产生精神疾病等。这方面的判断很重要，应当结合专业医学知识。

四是过错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若是经济能力较好，则可以判决使其承担稍高的赔偿金额；相反，则可以判决稍低的赔偿金额。这个规定主要是从是否能使加害人受到应有的惩戒为出发点。

五是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一方面，法官的判决要符合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各地高院应制定非财产损害赔偿数额的相关标准。六是其他因素。结合各国立法例，我们还应该考虑婚姻存续期间的长短，无过错方对婚姻的投入等因素。

第三篇：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新《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制裁和惩罚了过错配偶方，保护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完善了婚姻家庭立法，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新增设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维护婚姻家庭关系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完善。

[关键词]：离婚侵权物质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提出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婚姻关系中的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而因重婚、纳妾、“包二奶”等严重不道德、违法的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案例有增无减。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进步，也使许多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虽然我国宪法和民法中都有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和概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而旧婚姻法又没有相应的具体制度来支撑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对这些严重破坏家庭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受害者得不到法律的相应救济。旧《婚姻法》未对离婚中的过错赔偿制度作任何规定，在实践中，因夫妻一方存在过错而使夫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无任何法律依据来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害。只是 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在离婚分割夫妻财产时，对无过错方适用“照顾”原则。但是这种照顾只是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的参考因素，从数量和范围上也仅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一方的个人财产，其结果是以“照顾”代替“赔偿”，从而使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也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失去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1]。

为顺应追究过错配偶侵害配偶权利的法律责任，对故意侵害配偶权利的过错行为进行制裁，新《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二）现实意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旧的婚姻法没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如夫妻一方不履行义务，严重侵害另一方的合法权利，并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新婚姻法借鉴国外的经验，补充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既呼应了宪法、民法的相关规定，使之更加具体化，增强了可操作性，又展示出我国法律的人性关怀，保障了人权，体现了婚姻法尊重人、保护人的精神。这一制度的确立无论是对婚姻家庭行为的指引，还是对违反婚姻家庭行为的制裁，都更加全面、明确而具体，完善和健全了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

2、制裁和惩罚过错配偶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配偶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相互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旧的婚姻法对夫妻关系的调整持宽容态度，这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夫妻双方的权益，反而纵容了婚姻关系内部侵权行为的发生，导致家庭内部的不道德和违法行为愈演愈烈。新确立的夫妻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正视原有法律中存在的不平等因素，进一步确定了夫妻双方的平等地位，对导致离婚的过错方进行民事制裁，使其承担必要的民事法律责任。一方面由过错方对无过错方进行损害赔偿，用经济手段惩处过错方，这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挽救当事人、预防和制止了夫妻间损害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维护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通过损害赔偿，无过错方得到一定的财产补偿，虽然经济上的一点补偿无法弥补精神上的痛苦，但至少可以使其得到精神上的抚慰。作为法律上的权利救济制度，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赔偿也只能以财产的方式出现。

3、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旧《婚姻法》未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离婚时法院难以责令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能按对无过错配偶给予适当照顾的原则分割共同财产，放纵了离婚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不利于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尤其在一方擅自变卖、转移和隐匿财产，甚至销毁证据致使财产存在的真伪及财产的权属难以查证时，更加重了善意一方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损害。如不对无过错方予以相应的保护和补偿，则难以消释和平衡感情上的冲撞及财产上的损失。”[2] 新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法院可以依照法律，支持无过错方的赔偿请求权，责令过错方对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婚姻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以此保护合法婚姻关系，保障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

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新婚姻法增设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有着客观依据的，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上的。

（一）法理基础

1、夫妻在人格上的平等性。夫妻间在人格上是独立、平等的，相互间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夫妻各自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权，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子损害赔偿。夫妻别体主义的产生使得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

2、夫妻双方享有的配偶权。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夫妻之间在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也被称为配偶权。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虽未明确配偶权的概念，但通过若干条款的规定，己确认了配偶权的主要内容，如夫妻之间有姓名权、住所决定权、同居义务、忠实义务、相互扶养、扶助权义务等。婚姻的和谐美满往往取决于对这些义务履行的好坏，违反义务，常常导致婚姻家庭的崩溃瓦解，而这种由于一方过错行为所导致的婚姻解体，必然使另一方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受到损害，对此法律应予补救

[3]。所以，夫妻双方互享权利，互负义务，任何一方违反义务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无过错方可以依照法律向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

3、离婚自由原则。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离婚自由原则，即法律在调整离婚问题时，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离婚自由权利为宗旨，而不是以限制公民的离婚权利为目的。无论是过错方还是无过错方，只要是夫妻感情破裂都可以要求离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基于离婚自由原则，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和补偿，惩罚过错方，体现了当代社会中“保护弱者、维护公平”的法治理念。离婚自由主义不是对个人轻率行为的放纵和个人的任性，不限制严重违反夫妻义务的一方提出离婚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

（二）法律基础

1、国外立法依据。从国外立法看，离婚损害赔偿是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早己有之的救济性的法律制度，我国新婚姻法增设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外国立法经验的借鉴。早在1791年法国《宪法》就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随后其他国家的民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151条也有相应的规定：“

（一）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力而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二）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抚慰。”《日本民法典》第709条规定：“不论侵害他人之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权，依前条规定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者，对于则产之外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56条规定：“夫妻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款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为限。”我国香港地区《婚姻诉讼条例》第50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离婚或申请裁判分居或只要求赔偿时，可以其妻子或丈夫与某人通奸为由，向该人要求赔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上述国外立法体制不同，但都包含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精神。这也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确立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2、国内立法依据。我国宪法、民法、刑法等其他法律部门都有关于婚姻家庭的立法保护，这为离婚赔偿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宪法第49条明文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民法通则》第104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则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发生侵权行为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17条、第120条对损害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赔偿问题作了规定，它同样适用于婚姻家庭关系。我国刑法也规定了重婚罪、遗弃罪、虐待罪等犯罪行为，对破坏婚姻家庭的犯罪行为进行惩处。我国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第3条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和遗弃。”这些法律条款都是对婚姻家庭进行整体性的保护，为离婚赔偿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最直接的前身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该解释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要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该司法解释对“过错”的外延内涵没有界定，具体的“照顾”方式也无可参照的依据，在司法审判中难以得到真正落实。新婚姻法正是在回应宪法及各法律部门原则性规定，修正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创立了离婚赔偿制度。

（三）物质基础

新婚姻法颁布之前，我国实行的是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主，以夫妻约定财产制为辅的夫妻则产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配偶双方，特别是女性的生存能力得到显著提高。由于夫妻双方各自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人们对家庭的生存依赖程度逐渐减弱，对婚姻家庭财产也产生了结构性和观念性的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家庭财产的增加的同时，也使夫妻在经济上有了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女性，有了自己的生活来源。另一方面，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增强。新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个人则产的范围，夫妻约定财产的内容方式和效力等问题，这些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顺利实行保驾护航。在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的增多，使得夫妻双方可以完全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因此夫妻在提出离婚，受害方要求赔偿时，有了可以执行的经济基础。

三、离婚赔偿制度的实现及其完善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适用于诉讼离婚而不适用协议离婚。但是本人认为判决离婚和协议离婚两者的后果是一样的，并不因为解决的途径不同而存在法律效力差异，离婚过错赔偿请求权既可适用于判决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在协议离婚时，如果双方没有就损害赔偿进行约定，并不表示无过错方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协议离婚生效后，无过错方仍可在一定时期内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判决离婚的，无过错方可在起诉离婚的同时，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

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婚姻法对违法行为种类和范围采取的是列举式的规定，规定了四种损害赔偿适用的情形：一是重婚，即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违法行为；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指重婚以外的，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婚外同居关系的行为；三是实施家庭暴力，即是发生在家庭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四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即指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疗或其他方法肆意折磨、摧残家庭成员的行为。只要夫妻一方有以上行为，另一方就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很显然，不是任何离婚都发生损害赔偿问题，损害赔偿只存在于法律列举的四种情形中。这样的规定有其局限性，不能全面保护婚姻家庭中弱者的权利。比如因赌博、吸毒、通奸等行为而导致离婚的，遭受物质、精神损害的无过错方就无法依据法律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就达不到保护婚姻法的立法目的了。因此应该扩大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情形的范围，在46条最后增加一个机动款项，规定“其他导致无过错方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的情形”，再通过司法解释具体规定。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能够灵活使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利益，体现法律的公平性，体现裁判的公正性。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

离婚赔偿的主体，主要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根据新婚姻法46条“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可知，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限于无过错配偶一方。也即这个无过错方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员，仅限于夫妻双方。而且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这个无过错方仅是指没有法律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的一方，而不问他是否有其他的过错行为。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9

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可见法律只将有过错的配偶列为赔偿主体，即使由于“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乃至离婚，也不能越过夫妻过错一方直接向“第三者”追究责任。对此，法学界有很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离婚赔偿是调整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第三人给无过错方造成损害的，不应在离婚时请求赔偿，应另行起诉；反对者认为，第三人侵犯了配偶一方作为夫或妻的权利，与配偶另一方构成共同侵权，所以应承担连带责任，婚姻法所规定的责任主体过于狭窄，应扩大义务主体。

本文赞成第一种观点，无过错方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向自己的配偶提出，不能向婚姻关系以外的其他人提出。因为婚姻法调整的婚姻家庭内部的关系，离婚诉讼也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情，与第三人无关，夫妻以外的第三人在该诉讼中与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而且把对第三人的侵权之诉加入进来，势必会使案情复杂化，不利于法院及时判案，不利于保护弱势方的权益。但这并不是否认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无过错配偶一方可以在离婚诉讼之外另行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

（四）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1、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时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0条规定：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

可见我国法律严格规定了请求权行使的时间：离婚诉讼原告的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离婚诉讼被告的无过错方，可在离婚后1年内就损害赔偿单独起诉的权利。

2、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5]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无过错方必须对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证明对方存在法定过错情形。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其一，无过错方处于弱势地位，要求其单独取证，承担举证责任，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其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往往具有隐蔽性，要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获得更加是不现实，而法院是不采信非法途径得来的证据的。其三，受害人单独取证时，往往会发生侵害第三人隐私的行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要有效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对离婚过错赔偿的举证责任问题应予以完善。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协助当事人搜集证据，以维护无过错方的利益；无过错方通过非法途径搜集到的证据不能一概不采信；无过错方因搜集证据而侵犯第三人隐私，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不是故意的，又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后果的，应该免于追究侵权责任。

（五）离婚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八

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可见法律是规定了赔偿的范围，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赔偿的数额，而赔偿数额的确定是损害赔偿的核心。

物质损害赔偿应遵循损害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即过错配偶赔偿责任的大小应以其实际造成的损害为限，这一原则是由损害赔偿的功能所决定的。[6] 物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前者如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给无过错配偶所造成的身体方面的损害，主要有医疗费、误工费及今后尚需治疗的费用等。后者指配偶一方因特定过错行为，对另一方的财产利益造成了损害。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赔偿应当遵循全部赔偿原则，要赔偿直接损失，又要赔偿间接损失。因此物质赔偿的数额确定都是有章可循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了精神损害的确定因素：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可见，我国法律并没有给出详细明确的数额，而是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要考虑诸多因素，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综合考虑。本文认为，司法解释应该根据危害后果的不同，补充规定相应的赔偿幅度。这样，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本地的经济情况，适当的调整赔偿标准，在考虑其它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赔偿数额，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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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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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作者：郭惠靖

来源：《现代交际》2012年第08期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也作了相应调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为解决当前新问题的产物。此制度不仅保障了离婚自由，而且维护家庭稳定的意义重大。本文主要探析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程序和赔偿范围、第三人能否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离婚损害赔偿是否以离婚为要件等问题。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 适用程序 义务主体 程序要件

[中图分类号]DF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8-0031-0

12001年重新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一次提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树立了该制度的法律地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正式出台，不仅填补了我国婚姻法的立法空白，而且通过对离婚过错方违法行为的制裁，保障离婚时配偶中受损害者的合法权益。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程序和赔偿范围

依据新《婚姻法》的规定，在离婚时，配偶一方因自身的过错行为导致离婚，应对他方的损害进行相应的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可以是经济补偿的形式，也可以是家务补偿等形式。但是，新的《婚姻法》并没有明确地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程序。

笔者认为，诉讼离婚程序和登记离婚程序均可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程序。如果经协商夫妻双方同意行政登记离婚，而且双方就离婚损害赔偿、夫妻共同财产、子女抚养权等方面达成离婚损害赔偿协议，婚姻法应尊重双方意愿，不做过多干涉；而如果双方没有达成离婚损害赔偿协议，则可由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离婚程序，依法予以判决。

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又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二者相辅相成，弥补受损害方配偶的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侵害他方的个人财产或人身权利，受害方都可以依据我国民事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依法请求其终止违法行为，并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相应的赔偿。在离婚时受害方依法有权提出损害赔偿，有过错配偶应对自己违法行为造成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害进行赔偿。

二、赔偿的义务主体是否纳入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人

依据新《婚姻法》的规定，仅将实施了法定过错行为的配偶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但在司法实践中，重婚、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均因第三人介入他人婚姻导致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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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那么介入他人婚姻而导致离婚的第三人是否应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第三人的责任界定值得我们探究。

准确界定配偶权的概念，是确定第三人列入赔偿义务主体的首要环节。目前尚未明确界定配偶权的法律含义。配偶权的确立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对于配偶双方的意义在于确立互相忠实的义务、共同居住的义务、婚内互相协助对方生活的义务等；另一方面，法律保护已确立的婚姻关系，如果婚姻关系受到他人非法干涉或破坏，法律应对实施危害行为的主体进行相应的制裁，保护其婚姻关系。在准确界定配偶权的法律含义之后，则可以明确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人的行为，明知对方有配偶，仍与其非法同居、重婚等，侵犯他人配偶权的侵权行为。介入他人婚姻关系的第三人与违反忠实义务的配偶者共同实施了侵害无过错配偶方的配偶权行为，二者的侵权行为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违反忠实义务的有配偶者对无过错配偶方已经做出了赔偿，而且无过错配偶方的损失已得到补偿，那么从法律责任角度讲，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已完结；如果无过错的受害配偶并没有追究有过错配偶的赔偿责任，那么从连带责任赔偿角度讲，第三人的法律责任也相应地予以免除。

笔者认为，在离婚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中，将介入他人婚姻而导致离婚的第三人列入义务主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受害配偶方的合法配偶权。通过给第三人一定的制裁，责令其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有利于通过该法律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保障婚姻关系的善良风俗。

三、是否必须以离婚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要件

离婚对配偶双方的影响都较大，而且严重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子女的抚养教育等问题，因此解决好婚姻关系中的损害赔偿问题，保障婚姻中无过错配偶方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受害方只有在婚姻关系进入离婚程序后，才能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害方所受的损害不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但上述规定并不完全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形，由于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婚姻关系发生破裂时，受害方往往优先考虑子女抚养教育问题，从而被迫放弃解除当前婚姻关系。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婚姻存续期间，无过错方应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果必须以离婚这一高昂的成本为代价，才能获得损害赔偿，很多权利人往往都被迫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说以离婚为损害赔偿请求要件的规定是不合理的。

第五篇：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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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作者：孙鸽平

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3期

摘要：离婚损害赔偿作为婚姻权益的最后防线，其意义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婚姻权益，惩罚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适用一般侵权责任，同时也存在其特殊之处，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其数额标准的确定直由法官视案件情况合理裁量。现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层面上还有其不足之处，仍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关键词： 离婚 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 赔偿标准 完善

前言

当今社会离婚率的高升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问题日渐显现。各国为了保护当事人在婚姻中的合法权益，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对婚姻中的过错方进行惩罚。学术界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经行了深入研究，各自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意见。笔者在文中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进行了阐述与梳理，也对其中争议较大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促进相关立法的完善。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作为民事侵权责任的离婚损害赔偿，必定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全部构成要件的特征，然而，学术界在对于其构成中是否仅包含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问题上争议颇大，主要形成了一般民事损害赔偿说与特殊构成要件说。

一般民事损害赔偿说是指民事侵权责任的“四要件”即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四个要件，而特殊责任构成要件说则是除一般民事损害赔偿之外，还包含有特殊的“两要件”即：

一、违法行为必须与感情破裂之间有因果关系；

二、请求权人必须无过错。笔者认为：我国结合《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构成要符合以下五个要件：第一，须有违法行为

依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构成之违法行为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的。

第二、有损害事实

离婚损害主要是指因配偶一方上述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时，无过错方所遭受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及精神损害。其中，财产损害是指由于对方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利益的损害，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精神损害是指因对方的过错行为造成他方精神上和心理上做遭受的痛苦。

第三、须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离婚损害赔偿来讲，就是指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行为是引起损害事实的原因，而利益受损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则是由上述违法行为直接导致的。显然，这里，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因果关系，然而，究竟离婚行为本身是否属于损害事实呢？笔者前面已经说明，离婚既非原因行为，又不是损害事实，这里结婚仅仅是联系这二者的一个必要环节，如果未发生离婚，则即便是有损害，离婚损害赔偿也无从谈起。

第四、当事人必须有主观过错

当事人在实施《婚姻法》第三条所禁止的行为时，必须是出于主观故意，这一要件是最容易判断的。

第五、请求权人必须是无过错方。

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人必须是无过错的方，即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必须不得存在重婚等违法行为，如果双方之间都有法定的四种重大违反夫妻义务的行为，则依据过错相抵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要求赔偿。然而，实践中，绝对无过错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这里的过错不能做绝对化理解，只要不是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的，都可视为无过错。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与标准

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即包括过错方给无过错方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引起的财产损失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引起的赔偿。

（一）物质损害赔偿

物质损害表现为既有财产利益的减少或丧失，不包括期待利益的损失。它容易用货币进行计算，我固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较为明确，实践中，物质损害很容易区分与掌握。在学术中也是少有争议。

（二）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是对非财产利益的损害，损害对象是人格、身份利益。精神损害与金钱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或等价关系，故很不容易利用货币来量化，因此，在审判实践中衡量精神损害，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理论上，都相当困难。

笔者认为，离婚损害情况的千差万别，同一种行为过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赔偿结果。笔者主张，只要能够抚慰受害方，达到对过错方的惩戒与教育目的，法官可以依据自己的职业评判能力进行公平、公正、合理的裁量。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笔者认为现行的《婚姻法》所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立法的技术上存在问题。首先，表现在《婚姻法》对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侵害行为的列举性规定，这四种行为并不能全部包含所有对配偶另一方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应依照列举与概括并举的立法技术，在四种行为之后加上对严重损害配偶另一方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这样就使得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更加宽广。

第二，在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上，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中只有损害赔偿这一种责任，实践中，因配偶他方的重大过错而导致离婚损害的，对当事人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赔偿，还应该包括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精神层面的弥补方式。

鉴于此，笔者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即“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过错方负有赔偿责任：

（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为的

（四）虐待或遗弃配偶的（五）其他实施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方式包括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等。”

文中诸多不足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韩成军：《关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若干思考》，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1）84-87页

[2]陈苇：《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研究》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352-383页

[3]史尚宽：《亲属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4]蒋月：《婚姻家庭法前言导论》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201-213页

[5]巫昌祯、夏吟兰：《婚姻家庭法学》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72-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