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群体成习近平眼中干扰改革“中梗阻”

第一篇：四群体成习近平眼中干扰改革“中梗阻”

四群体成习近平眼中干扰改革“中梗阻”

2015年04月01日 16:54

来源：瞭望

习近平（资料图）

想必大家对改革不缺少决心和勇气是充分认同的，“壮士断腕”的提法早就妇孺皆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80余次提及“改革”;也不是没有“施工图”，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已列出80类500多项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改革章节列出简政放权、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体制、金融、国企国资、非公经济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医药卫生、养老保险、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等改革清单。

那关键之年什么最关键?大家也不会陌生，就是消除“中梗阻”导致的改革胶着局面。形象点说，就是媒体整天传播的“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中梗阻”“肠梗阻”等。

高层最头痛的问题是改革方案“落地”。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抓顶层设计与抓改革落地始终相伴而行。2月27日，在深改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改革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改革，一定会遭遇梗阻的，否则就不叫“改革”。“改革”一词，源远流长。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因胡人服饰多为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词。自古至今，改革从来非易事。中国历史上历次“变法”“维新”，不无终成大功之先例，但更多是中道崩颓，或昙花一现。原因不复杂，改革是在给定的时间段中，针对既定目标对复杂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被调整者，特别是利益被做减法者，反弹情绪、掣肘动作，甚至阻挠设障，都在意料之中。

新时期开启的改革大业，“梗阻”一直就有，想必也将继续存在。只不过每个时期的“中梗阻”不一样。要对症下药，就很有必要把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梗阻”摸清搞透。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梗阻”，更多是思想、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梗阻”，包括改革前景不确定性导致的“消极梗阻”。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利益变化巨大，利益格局集团化特征明显，直观表现在以“阶层认同”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分化。这种“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歧、对立、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为着某种“共同目标”临时联手也是有的。

对于深水区的“啃骨头”改革之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早有准备，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推进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及“壮士断腕”般的决心。

细说起来，“中梗阻”并不必然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有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中梗阻”，也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利益驱动导致的“中梗阻”，还有分众化小团体组成“民意集团”导致的“中梗阻”。各类“中梗阻”虽然诉求不一，但在阻滞改革的后果上，可能殊途同归。比如，针对国资国企改革，政府决策部门、国企高层管理者、国企职工、民间资本、社会公众以及国外势力，都会认为是“利益攸关方”，都有强烈的诉求表达，但动机各异、指向不同、要求不一，且都可能借助各种手段搞“统一战线”，在互相掣肘中胶着，导致改革步履维艰。

这些部位的“中梗阻”，往往不是单发性的，而是有影响改革设计的能力、有把控改革施行的渠道、有制造舆论的本领、有挟持“民意”的办法，呈现出集团式的“利益共同体”特征。要撕裂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专攻某个部位的“中梗阻”未必完全奏效。

干扰改革推进的“中梗阻”“肠梗阻”不会少，但尤其需要下力溶解的是集团式“中梗阻”。这样的“中梗阻”有哪些? 大概可分为四种。简而言之，在上，政商联手，动摇干扰改革的顶层设计;于中，本位主义，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甚至利用手中权力直接设障阻挠改革推进;在下，为官不为，消极抵制，甚至借改革之名直接侵害群众利益;于侧，群体性盲动，甚至借虚假“民意”破坏改革环境、影响发展稳定。

第一种，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干扰或“误读”改革顶层设计。

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首要在于凝聚共识、确定方向。但从古至今，利益集团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干扰阻挠，屡屡出现。

先秦商鞅变法，旧贵族即高呼“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阻挠改革。北宋神宗年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改革迫在眉睫，但王安石熙宁变法，外有旧党魁首群起而攻之，内有后宫诸人高喊“王安石乱天下”。改革一派左支右绌，也不可避免新法渐废、人亡政息的结局。晚清百日维新更为血腥残酷，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砍掉了“戊戌六君子”的头颅。

发端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来从未一帆风顺过。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今天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样经历了来自“左”右两种思潮的干扰和阻挠。所幸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自省并有强大执行力的政党，这成为中国赢得今日举世瞩目之改革奇迹的根本原因。

也因此，我们会对习近平所言“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以及改革需要以“更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有更深的体悟。

在当前的改革中，利益集团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团团伙伙、小圈子，往往政商勾连、上下其手，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一起发力，既有“上层建筑”的谋划能力，也有“经济基础”的保障实力，其干扰改革方向和重点的力量不可小觑。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大会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在反腐斗争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绝不封顶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其背后深意，即是要以反腐促改革，“老虎”再大也要打，“集团”再厉害也要破，保证改革方向不被政商联手的强势利益集团所左右。

第二种，部门本位主义的“选择性执行”。

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落实中央有关改革的决策部署中，囿于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甚至出现不顾大局、向内部“利益捍卫者”妥协的情况，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

比如，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制定改革实施细则时，有的不积极作为，转发文件了事，使基层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塞私货、搭便车，把对本部门有利益有好处的东西巧妙添进去，借机为部门甚至小集团牟利;有的大玩折衷主义，遇到对本部门有削权减利的改革方案，在制定细则或执行中做“调和”处理，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有的上推下卸，脱离实际和群众需求，生搬硬套，改革没释放红利，反而让老百姓添堵;等等。

第三种，基层干部群体的“雁过拔毛”行为和畏难、抵触情绪。“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往往出现在这里，“苍蝇”也多产自这里。据媒体透露，在一些地方，中央下拨农村危改款，有的农民获批一万元到手只有五千，有些村民连房都住不上，还有干部索要“好处费”。如此“雁过拔毛”的事，恐怕不在少数。“苍蝇”大行其道，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会大打折扣。

在推进改革上，当前，仍有少数县乡以下基层干部无心部署和落实改革，或是担心风险大，会激化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或是担心得罪人，搞得不好惹火烧身;或是担心没好处，反而削了自己的权、动了自己的奶酪。在中央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之后，“为官不易”的喟叹，在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群体中很有市场。

对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的乱作为、不作为的深层原因和社会环境，要予以特别关注，加以深入研究。这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枢纽，也是决定群众能有多少“获得感”的关键闸门。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地，改革措施能否不折不扣得到执行，这个群体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所谓“千仞之山，功亏一篑”，县乡以下基层干部一旦遇到问题绕道走、赶上矛盾就躲着走，碰到利益不撒手、少了利益不作为，改革的航船怎能不搁浅? 不过，仅仅简单批判不足以溶解这个集团式“中梗阻”。县乡以下的基层干部，实际上是有一些特别特征的群体，笼而统之地以“党政干部”来对待未必精准。他们直面一线群众、承受的压力大，工作强度大、工作条件艰苦，地位不高、收入偏低，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群众，工作方式、工作作风不是想象中那般简单，也不是一句“依法行政”就能解决各种难题和矛盾的。有些“一刀切”的政策，他们常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有些不切实际的措施，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面临两难。

因此，要溶解这种“中梗阻”，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就要考虑到位，不单要解决给群众的“含金量”问题，也要考虑给基层干部“可激励”的问题。

第四种，分众化小团体汇成“民意集团”的冲击

我们常常看到，每逢政府举行听证会，总会引起一波汹涌舆情;每遇推进一项重大项目，或强或弱变成社会热点。而参乎其中的，总少不了有关无关人员以及民间舆论场的支持。

互联网时代，朋友圈隆盛，“人以类聚”更加凸显，也更加便利随意。以地位为纽带如高管群，以“身份”为纽带如二代农民工，以职业为纽带如出租司机，以友情为纽带如同学圈，以兴趣为纽带如登山爱好者„„甚至一次集体活动就能组建一个朋友圈，林林总总，随时随地。这种“圈群社会”，在一面强烈要求打破户籍、地域、职业、身份等各种“歧视”的同时，一面又在不断渲染各种甚至是牵强附会的“身份认同”，需求就是随时可发起强大的情感支援、舆情呼应。

“三教九流”已远不能刻画当今时代的“人以类聚”，阶层式的社会结构划分也不能精准描述分众化的社会群体。利益分化越来越呈现分众化、碎片化特征，同一蓝天下，农村人、城里人、农民工、非户籍常住人口等，改革诉求指向不同，利益期望未必重合;“同类”中，存在诸如有车族、有房族与无车族、无房族之分，有工薪族与“食利”族之别;同一人还有多个细分“身份”，多“身份”、多面性、多诉求集于一身，不停“游走”在多个类别中，改革诉求在同一人身上甚至表现出冲突性背离。

不同“类”、不同“身份”之间，利益未必交集，联系未必紧密，但即使利益不相干，联系松散，往往也能产生瞬时聚合效应。而串联这些无交集“利益”的红线，常是借助炒作某一事件某一个案而引发社会关注，利用网络、朋友圈“一呼百应”，组成“民意集团”，孤立事件甚至是假新闻也可能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冲击改革方案施行。

由分众化、碎片化小团体汇合成的“民意集团”，对改革的梗阻影响常表现为“失落情绪”的无厘头宣泄，而这种“失落情绪”主要源自改革期望值的不满足。比如国企下岗职工、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二代农民工，他们最盼望解决再就业、彻底打破“户籍歧视”、农民工市民化等，如果迟迟得不到解决或者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就会对改革“心灰意冷”，容易产生“被抛弃感”，改革焦虑情绪就会上升，“任性”爆发，甚至不加思考地对良好改革举措都打问号。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之所以“围观”者众、“助威”者多，大都出自这种情绪性宣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因改革期待满足感不高造成的“群体性盲动”，会被其他一些有意阻挠改革的利益集团以“民意”之名加以利用，混淆社会舆论，影响改革推进。

对这部分群体，应按总书记强调的，“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一定要注意把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普通百姓、弱势群体、“失落群体”，实实在在成为改革增量的“受益群体”，在不断增强“获得感”过程中，溶解梗阻因素。

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抓落实”“抓到位”成为习近平强调最多的“关键词”。消除梗阻、解决问题，将成各级领导必然面对的常态。在去年12月30日举行的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对已出台的具有重大结构支撑作用的改革，要抓紧出台细化实施方案，坚决消除“中梗阻”“肠梗阻”。对已经出台的重大方案要排队督察，及时跟踪、及时检查、及时评估、及时整改，重在发现问题。春节前夕，习近平在同陕甘宁部分市县委书记座谈时再次指出，市县一级领导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积极作为。(文/陈泽伟)

第二篇：四群体成习近平眼中干扰改革“中梗阻”

媒体：四群体成习近平眼中干扰改革

‚中梗阻‛

想必大家对改革不缺少决心和勇气是充分认同的，‚壮士断腕‛的提法早就妇孺皆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80余次提及‚改革‛;也不是没有‚施工图‛，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已列出80类500多项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改革章节列出简政放权、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体制、金融、国企国资、非公经济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医药卫生、养老保险、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等改革清单。

那关键之年什么最关键?大家也不会陌生，就是消除‚中梗阻‛导致的改革胶着局面。形象点说，就是媒体整天传播的‚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中梗阻‛‚肠梗阻‛等。

高层最头痛的问题是改革方案‚落地‛。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抓顶层设计与抓改革落地始终相伴而行。2月27日，在深改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改革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改革，一定会遭遇梗阻的，否则就不叫‚改革‛。‚改革‛一词，源远流长。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因胡人服饰多为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词。自古至今，改革从来非易事。中国历史上历次‚变法‛‚维新‛，不无终成大功之先例，但更多是中道崩颓，或昙花一现。原因不复杂，改革是在给定的时间段中，针对既定目标对复杂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被调整者，特别是利益被做减法者，反弹情绪、掣肘动作，甚至阻挠设障，都在意料之中。

新时期开启的改革大业，‚梗阻‛一直就有，想必也将继续存在。只不过每个时期的‚中梗阻‛不一样。要对症下药，就很有必要把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梗阻‛摸清搞透。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梗阻‛，更多是思想、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梗阻‛，包括改革前景不确定性导致的‚消极梗阻‛。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利益变化巨大，利益格局集团化特征明显，直观表现在以‚阶层认同‛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分化。这种‚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歧、对立、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为着某种‚共同目标‛临时联手也是有的。

对于深水区的‚啃骨头‛改革之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早有准备，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推进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及‚壮士断腕‛般的决心。

细说起来，‚中梗阻‛并不必然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有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中梗阻‛，也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利益驱动导致的‚中梗阻‛，还有分众化小团体组成‚民意集团‛导致的‚中梗阻‛。各类‚中梗阻‛虽然诉求不一，但在阻滞改革的后果上，可能殊途同归。比如，针对国资国企改革，政府决策部门、国企高层管理者、国企职工、民间资本、社会公众以及国外势力，都会认为是‚利益攸关方‛，都有强烈的诉求表达，但动机各异、指向不同、要求不一，且都可能借助各种手段搞‚统一战线‛，在互相掣肘中胶着，导致改革步履维艰。

这些部位的‚中梗阻‛，往往不是单发性的，而是有影响改革设计的能力、有把控改革施行的渠道、有制造舆论的本领、有挟持‚民意‛的办法，呈现出集团式的‚利益共同体‛特征。要撕裂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专攻某个部位的‚中梗阻‛未必完全奏效。

干扰改革推进的‚中梗阻‛‚肠梗阻‛不会少，但尤其需要下力溶解的是集团式‚中梗阻‛。这样的‚中梗阻‛有哪些? 大概可分为四种。简而言之，在上，政商联手，动摇干扰改革的顶层设计;于中，本位主义，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甚至利用手中权力直接设障阻挠改革推进;在下，为官不为，消极抵制，甚至借改革之名直接侵害群众利益;于侧，群体性盲动，甚至借虚假‚民意‛破坏改革环境、影响发展稳定。

第一种，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干扰或‚误读‛改革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首要在于凝聚共识、确定方向。但从古至今，利益集团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干扰阻挠，屡屡出现。

先秦商鞅变法，旧贵族即高呼‚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阻挠改革。北宋神宗年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改革迫在眉睫，但王安石熙宁变法，外有旧党魁首群起而攻之，内有后宫诸人高喊‚王安石乱天下‛。改革一派左支右绌，也不可避免新法渐废、人亡政息的结局。晚清百日维新更为血腥残酷，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砍掉了‚戊戌六君子‛的头颅。

发端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来从未一帆风顺过。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今天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样经历了来自‚左‛右两种思潮的干扰和阻挠。所幸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自省并有强大执行力的政党，这成为中国赢得今日举世瞩目之改革奇迹的根本原因。

也因此，我们会对习近平所言‚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以及改革需要以‚更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有更深的体悟。

在当前的改革中，利益集团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团团伙伙、小圈子，往往政商勾连、上下其手，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一起发力，既有‚上层建筑‛的谋划能力，也有‚经济基础‛的保障实力，其干扰改革方向和重点的力量不可小觑。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大会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在反腐斗争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绝不封顶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其背后深意，即是要以反腐促改革，‚老虎‛再大也要打，‚集团‛再厉害也要破，保证改革方向不被政商联手的强势利益集团所左右。

第二种，部门本位主义的‚选择性执行‛。

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落实中央有关改革的决策部署中，囿于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甚至出现不顾大局、向内部‚利益捍卫者‛妥协的情况，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比如，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制定改革实施细则时，有的不积极作为，转发文件了事，使基层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塞私货、搭便车，把对本部门有利益有好处的东西巧妙添进去，借机为部门甚至小集团牟利;有的大玩折衷主义，遇到对本部门有削权减利的改革方案，在制定细则或执行中做‚调和‛处理，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有的上推下卸，脱离实际和群众需求，生搬硬套，改革没释放红利，反而让老百姓添堵;等等。

第三种，基层干部群体的‚雁过拔毛‛行为和畏难、抵触情绪。

‚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往往出现在这里，‚苍蝇‛也多产自这里。

据媒体透露，在一些地方，中央下拨农村危改款，有的农民获批一万元到手只有五千，有些村民连房都住不上，还有干部索要‚好处费‛。如此‚雁过拔毛‛的事，恐怕不在少数。‚苍蝇‛大行其道，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会大打折扣。

在推进改革上，当前，仍有少数县乡以下基层干部无心部署和落实改革，或是担心风险大，会激化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或是担心得罪人，搞得不好惹火烧身;或是担心没好处，反而削了自己的权、动了自己的奶酪。在中央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之后，‚为官不易‛的喟叹，在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群体中很有市场。

对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的乱作为、不作为的深层原因和社会环境，要予以特别关注，加以深入研究。这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枢纽，也是决定群众能有多少‚获得感‛的关键闸门。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地，改革措施能否不折不扣得到执行，这个群体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所谓‚千仞之山，功亏一篑‛，县乡以下基层干部一旦遇到问题绕道走、赶上矛盾就躲着走，碰到利益不撒手、少了利益不作为，改革的航船怎能不搁浅? 不过，仅仅简单批判不足以溶解这个集团式‚中梗阻‛。县乡以下的基层干部，实际上是有一些特别特征的群体，笼而统之地以‚党政干部‛来对待未必精准。他们直面一线群众、承受的压力大，工作强度大、工作条件艰苦，地位不高、收入偏低，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群众，工作方式、工作作风不是想象中那般简单，也不是一句‚依法行政‛就能解决各种难题和矛盾的。有些‚一刀切‛的政策，他们常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有些不切实际的措施，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面临两难。

因此，要溶解这种‚中梗阻‛，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就要考虑到位，不单要解决给群众的‚含金量‛问题，也要考虑给基层干部‚可激励‛的问题。

第四种，分众化小团体汇成‚民意集团‛的冲击

我们常常看到，每逢政府举行听证会，总会引起一波汹涌舆情;每遇推进一项重大项目，或强或弱变成社会热点。而参乎其中的，总少不了有关无关人员以及民间舆论场的支持。

互联网时代，朋友圈隆盛，‚人以类聚‛更加凸显，也更加便利随意。以地位为纽带如高管群，以‚身份‛为纽带如二代农民工，以职业为纽带如出租司机，以友情为纽带如同学圈，以兴趣为纽带如登山爱好者……甚至一次集体活动就能组建一个朋友圈，林林总总，随时随地。这种‚圈群社会‛，在一面强烈要求打破户籍、地域、职业、身份等各种‚歧视‛的同时，一面又在不断渲染各种甚至是牵强附会的‚身份认同‛，需求就是随时可发起强大的情感支援、舆情呼应。

‚三教九流‛已远不能刻画当今时代的‚人以类聚‛，阶层式的社会结构划分也不能精准描述分众化的社会群体。利益分化越来越呈现分众化、碎片化特征，同一蓝天下，农村人、城里人、农民工、非户籍常住人口等，改革诉求指向不同，利益期望未必重合;‚同类‛中，存在诸如有车族、有房族与无车族、无房族之分，有工薪族与‚食利‛族之别;同一人还有多个细分‚身份‛，多‚身份‛、多面性、多诉求集于一身，不停‚游走‛在多个类别中，改革诉求在同一人身上甚至表现出冲突性背离。

不同‚类‛、不同‚身份‛之间，利益未必交集，联系未必紧密，但即使利益不相干，联系松散，往往也能产生瞬时聚合效应。而串联这些无交集‚利益‛的红线，常是借助炒作某一事件某一个案而引发社会关注，利用网络、朋友圈‚一呼百应‛，组成‚民意集团‛，孤立事件甚至是假新闻 也可能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冲击改革方案施行。

由分众化、碎片化小团体汇合成的‚民意集团‛，对改革的梗阻影响常表现为‚失落情绪‛的无厘头宣泄，而这种‚失落情绪‛主要源自改革期望值的不满足。比如国企下岗职工、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二代农民工，他们最盼望解决再就业、彻底打破‚户籍歧视‛、农民工市民化等，如果迟迟得不到解决或者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就会对改革‚心灰意冷‛，容易产生‚被抛弃感‛，改革焦虑情绪就会上升，‚任性‛爆发，甚至不加思考地对良好改革举措都打问号。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之所以‚围观‛者众、‚助威‛者多，大都出自这种情绪性宣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因改革期待满足感不高造成的‚群体性盲动‛，会被其他一些有意阻挠改革的利益集团以‚民意‛之名加以利用，混淆社会舆论，影响改革推进。

对这部分群体，应按总书记强调的，‚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一定要注意把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普通百姓、弱势群体、‚失落群体‛，实实在在成为改革增量的‚受益群体‛，在不断增强‚获得感‛过程中，溶解梗阻因素。

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抓落实‛‚抓到位‛成为习近平强调最多的‚关键词‛。消除梗阻、解决问题，将成各级领导必然面对的常态。在去年12月30日举行的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对已出台的具有重大结构支撑作用的改革，要抓紧出台细化实施方案，坚决消除‚中梗阻‛‚肠梗阻‛。对已经出台的重大方案要排队督察，及时跟踪、及时检查、及时评估、及时整改，重在发现问题。春节前夕，习近平在同陕甘宁部分市县委书记座谈时再次指出，市县一级领导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积极作为。

第三篇：四群体成为习近平眼中的“中梗阻”4-1

媒体：四群体成习近平眼中干扰改革“中梗阻”

2015年04月01日 16:54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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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资料图）

核心提示：干扰改革推进的“中梗阻”“肠梗阻”不会少，但尤其需要下力溶解的是集团式“中梗阻”。这样的“中梗阻”大概可分为四种：在上，政商联手，动摇干扰改革的顶层设计；于中，本位主义，搞选择 性落实、象征性执行，甚至利用手中权力直接设障阻挠改革推进；在下，为官不为，消极抵制，甚至借改革之名直接侵害群众利益；于侧，群体性盲动，甚至借虚假“民意”破坏改革环境、影响发展稳定。想必大家对改革不缺少决心和勇气是充分认同的，“壮士断腕”的提法早就妇孺皆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80余次提及“改革”;也不是没有“施工图”，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已列出80类500多项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改革章节列出简政放权、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体制、金融、国企国资、非公经济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医药卫生、养老保险、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等改革清单。

那关键之年什么最关键？大家也不会陌生，就是消除“中梗阻”导致的改革胶着局面。形象点说，就是媒体整天传播的“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中梗阻”“肠梗阻”等。

高层最头痛的问题是改革方案“落地”。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抓顶层设计与抓改革落地始终相伴而行。2月27日，在深改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改革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 2 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改革，一定会遭遇梗阻的，否则就不叫“改革”。“改革”一词，源远流长。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因胡人服饰多为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词。自古至今，改革从来非易事。中国历史上历次“变法”“维新”，不无终成大功之先例，但更多是中道崩颓，或昙花一现。原因不复杂，改革是在给定的时间段中，针对既定目标对复杂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被调整者，特别是利益被做减法者，反弹情绪、掣肘动作，甚至阻挠设障，都在意料之中。新时期开启的改革大业，“梗阻”一直就有，想必也将继续存在。只不过每个时期的“中梗阻”不一样。要对症下药，就很有必要把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梗阻”摸清搞透。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梗阻”，更多是思想、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梗阻”，包括改革前景不确定性导致的“消极梗阻”。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利益变化巨大，利益格局集团化特征明显，直观表现在以“阶层认同”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分化。这种“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歧、对立、冲突是客观 3 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为着某种“共同目标”临时联手也是有的。

对于深水区的“啃骨头”改革之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早有准备，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推进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及“壮士断腕”般的决心。

细说起来，“中梗阻”并不必然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有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中梗阻”，也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利益驱动导致的“中梗阻”，还有分众化小团体组成“民意集团”导致的“中梗阻”。各类“中梗阻”虽然诉求不一，但在阻滞改革的后果上，可能殊途同归。比如，针对国资国企改革，政府决策部门、国企高层管理者、国企职工、民间资本、社会公众以及国外势力，都会认为是“利益攸关方”，都有强烈的诉求表达，但动机各异、指向不同、要求不一，且都可能借助各种手段搞“统一战线”，在互相掣肘中胶着，导致改革步履维艰。

这些部位的“中梗阻”，往往不是单发性的，而是有影响改革设计的能力、有把控改革施行的渠道、有制造舆论的本领、有挟持“民意”的办法，呈现出集团式的“利益共同体”特征。要撕裂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专攻某个部位的“中梗阻”未必完全奏效。干扰改革推进的“中梗阻”“肠梗阻”不会少，但尤其需要下力溶解的是集团式“中梗阻”。这样的“中梗阻”有哪些？

大概可分为四种。简而言之，在上，政商联手，动摇干扰改革的顶层设计；于中，本位主义，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甚至利用手中权力直接设障阻挠改革推进；在下，为官不为，消极抵制，甚至借改革之名直接侵害群众利益；于侧，群体性盲动，甚至借虚假“民意”破坏改革环境、影响发展稳定。

第一种，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干扰或“误读”改革顶层设计。

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首要在于凝聚共识、确定方向。但从古至今，利益集团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干扰阻挠，屡屡出现。先秦商鞅变法，旧贵族即高呼“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阻挠改革。北宋神宗年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改革迫在眉睫，但王安石熙宁变法，外有旧党魁首群起而攻之，内有后宫诸人高喊“王安石乱天下”。改革一派左支右绌，也不可避免新法渐废、人亡政息的结局。晚清百日维新更为血腥残酷，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砍掉了“戊戌六君子”的头颅。发端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来从未一帆风顺过。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今天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样经历了来自“左”右两种思潮的干扰和阻挠。所幸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自省并有强大执行力的政党，这成为中国赢得今日举世瞩目之改革奇迹的根本原因。也因此，我们会对习近平所言“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以及改革需要以“更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有更深的体悟。

在当前的改革中，利益集团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团团伙伙、小圈子，往往政商勾连、上下其手，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一起发力，既有“上层建筑”的谋划能力，也有“经济基础”的保障实力，其干扰改革方向和重点的力量不可小觑。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大会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在反腐斗争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绝不封顶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其背后深意，即是要以反腐促改革，“老虎”再大也要打，“集团”再厉害也要破，保证改革方向不被政商联手的强势利益集团所左右。第二种，部门本位主义的“选择性执行”。

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落实中央有关改革的决策部署中，囿于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甚至出现不顾大局、向内部“利益捍卫者”妥协的情况，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比如，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制定改革实施细则时，有的不积极作为，转发文件了事，使基层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塞私货、搭便车，把对本部门有利益有好处的东西巧妙添进去，借机为部门甚至小集团牟利;有的大玩折衷主义，遇到对本部门有削权减利的改革方案，在制定细则或执行中做“调和”处理，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有的上推下卸，脱离实际和群众需求，生搬硬套，改革没释放红利，反而让老百姓添堵;等等。

第三种，基层干部群体的“雁过拔毛”行为和畏难、抵触情绪。

“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往往出现在这里，“苍蝇”也多产自这里。

据媒体透露，在一些地方，中央下拨农村危改款，有的农民获批一万元到手只有五千，有些村民连房都住不上，还有 7 干部索要“好处费”。如此“雁过拔毛”的事，恐怕不在少数。“苍蝇”大行其道，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会大打折扣。在推进改革上，当前，仍有少数县乡以下基层干部无心部署和落实改革，或是担心风险大，会激化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或是担心得罪人，搞得不好惹火烧身;或是担心没好处，反而削了自己的权、动了自己的奶酪。在中央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之后，“为官不易”的喟叹，在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群体中很有市场。

对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的乱作为、不作为的深层原因和社会环境，要予以特别关注，加以深入研究。这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枢纽，也是决定群众能有多少“获得感”的关键闸门。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地，改革措施能否不折不扣得到执行，这个群体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所谓“千仞之山，功亏一篑”，县乡以下基层干部一旦遇到问题绕道走、赶上矛盾就躲着走，碰到利益不撒手、少了利益不作为，改革的航船怎能不搁浅?

不过，仅仅简单批判不足以溶解这个集团式“中梗阻”。县乡以下的基层干部，实际上是有一些特别特征的群体，笼而统之地以“党政干部”来对待未必精准。他们直面一线群众、承受的压力大，工作强度大、工作条件艰苦，地位不高、收入偏低，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群众，工作方式、工作作风不是想象中那般简单，也不是一句“依法行政”就能解决各种难题和矛盾的。有些“一刀切”的政策，他们常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有些不切实际的措施，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面临两难。

因此，要溶解这种“中梗阻”，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就要考虑到位，不单要解决给群众的“含金量”问题，也要考虑给基层干部“可激励”的问题。

第四种，分众化小团体汇成“民意集团”的冲击。我们常常看到，每逢政府举行听证会，总会引起一波汹涌舆情;每遇推进一项重大项目，或强或弱变成社会热点。而参乎其中的，总少不了有关无关人员以及民间舆论场的支持。

互联网时代，朋友圈隆盛，“人以类聚”更加凸显，也更加便利随意。以地位为纽带如高管群，以“身份”为纽带如二代农民工，以职业为纽带如出租司机，以友情为纽带如同学圈，以兴趣为纽带如登山爱好者……甚至一次集体活动就能组建一个朋友圈，林林总总，随时随地。这种“圈群社会”，在一面强烈要求打破户籍、地域、职业、身份等各种“歧视” 9 的同时，一面又在不断渲染各种甚至是牵强附会的“身份认同”，需求就是随时可发起强大的情感支援、舆情呼应。“三教九流”已远不能刻画当今时代的“人以类聚”，阶层式的社会结构划分也不能精准描述分众化的社会群体。利益分化越来越呈现分众化、碎片化特征，同一蓝天下，农村人、城里人、农民工、非户籍常住人口等，改革诉求指向不同，利益期望未必重合;“同类”中，存在诸如有车族、有房族与无车族、无房族之分，有工薪族与“食利”族之别;同一人还有多个细分“身份”，多“身份”、多面性、多诉求集于一身，不停“游走”在多个类别中，改革诉求在同一人身上甚至表现出冲突性背离。

不同“类”、不同“身份”之间，利益未必交集，联系未必紧密，但即使利益不相干，联系松散，往往也能产生瞬时聚合效应。而串联这些无交集“利益”的红线，常是借助炒作某一事件某一个案而引发社会关注，利用网络、朋友圈“一呼百应”，组成“民意集团”，孤立事件甚至是假新闻也可能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冲击改革方案施行。

由分众化、碎片化小团体汇合成的“民意集团”，对改革的梗阻影响常表现为“失落情绪”的无厘头宣泄，而这种“失落情绪”主要源自改革期望值的不满足。比如国企下岗职工、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二代农民工，他们最盼望解决再就业、彻底打破“户籍歧视”、农民工市民化等，如果迟迟得不到解决或者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就会对改革“心灰意冷”，容易产生“被抛弃感”，改革焦虑情绪就会上升，“任性”爆发，甚至不加思考地对良好改革举措都打问号。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之所以“围观”者众、“助威”者多，大都出自这种情绪性宣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因改革期待满足感不高造成的“群体性盲动”，会被其他一些有意阻挠改革的利益集团以“民意”之名加以利用，混淆社会舆论，影响改革推进。

对这部分群体，应按总书记强调的，“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一定要注意把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普通百姓、弱势群体、“失落群体”，实实在在成为改革增量的“受益群体”，在不断增强“获得感”过程中，溶解梗阻因素。

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抓落实”“抓到位”成为习近平强调最多的“关键词”。消除梗阻、解决问题，将成各级领导必然面对的常态。在去年12月30日举行的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对已出台的具有重大结构支撑作用的改革，要抓紧出台细化实施方案，坚决消除“中梗阻”“肠梗阻”。对已经出台的重大方案要排队督察，及 时跟踪、及时检查、及时评估、及时整改，重在发现问题。春节前夕，习近平在同陕甘宁部分市县委书记座谈时再次指出，市县一级领导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积极作为。(文/陈泽伟)

第四篇：全力打通改革落地“中梗阻”

全力打通改革落地“中梗阻”

2月27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从“开局之年”进入“关键之年”，全面深化改革向深水区再迈一步，改革攻坚任务更加繁重。越是此时，越要突出强调改革“落地有声”。

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抓顶层设计与抓改革落地始终相伴而行。“抓落实”“抓到位”成为总书记强调最多的“关键词”。

主持召开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持续的攻坚战，需要有勇气、有胆识，敢于吃螃蟹，敢于涉险滩，敢于破藩篱，敢于担责任。凡是议定的事要分头落实，不折不扣抓出成效。

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

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总书记要求，各牵头单位加大工作要点的推进落实力度，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

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要把改革各项工作抓到位，实施方案要抓到位，实施行动要抓到位，督促检查要抓到位，改革成果要抓到位，宣传引导要抓到位。

去年12月30日举行的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更进一步强调，对已出台的具有重大结构支撑作用的改革，要抓紧出台细化实施方案，坚决消除“中梗阻”“肠梗阻”。对已经出台的重大方案要排队督察，及时跟踪、及时检查、及时评估、及时整改，重在发现问题。

春节前夕，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同陕甘宁部分市县委书记座谈时，他又指出，市县一级领导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积极作为。

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一问题，释放出了明确信号：推进改革需要勇于担当。关键时刻，要看领导干部的肩膀。

然而，当前影响改革落地生根的“中梗阻”现象比较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面对待解难题，一些干部对全面深化改革存在观望心态，甚至出现“为官不为”情况;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落实中央有关改革的决策部署中，囿于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不顾大局，向内部“利益捍卫者”妥协，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有的对落实中央部署要求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制定实施细则脱离实际和群众需求，发份文件了之，使基层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改革压力向下传导不畅，存在“两头热中间冷”、决策部门紧执行部门松、牵头部门急配合部门拖的现象。

气可鼓不可泄，力须聚不能散。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这是对领导干部能力与责任的更高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大考”，要让更多人成为改革的弄潮儿，使改革正能量越聚越强。

关键之年奔腾不息的改革大潮，正召唤我们每个人强化责任担当，勇做“关键一兵”，把中央对改革的要求部署落实到位，不让改革举措“堵”在路上，不让改革红利“截”在途中，用行动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优异答卷。

第五篇：习近平眼中杰出军人：听党指挥有血性,实战中能打胜仗

习近平眼中杰出军人：听党指挥有血性，实战中能打胜仗

4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总政治部日前印发新修订的《军队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规定》。《规定》是1991年制订的，1999年、2004年曾先后两次修订，此次是第三次修订。

《规定》强调，始终保持一支以干部和士官为主体，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党员队伍，为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规定》对如何发展军队党员做了明确规定，“高标准”、“严要求”是其核心内涵。《规定》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员队伍建设新部署新要求。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如果放到军队，我们要问，新时期什么样的军人才是杰出的军人？十八大以来，从“重点在铸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上下功夫”，到 “要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再到吸收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军人入党，习近平对新一代革命军人的要求更加丰满和清晰，也给军人履职尽责树立了新标尺。

听党指挥、绝对忠诚

让我们视线回到古田这个闽西小镇。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

媒体报道，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由习近平亲自提议在古田召开的。正是86年前的古田会议，一举打消了党内“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直指军内的种种旧军队积习，使红军成为党的军队和人民的军队，从此有了“根”和“魂”。

重回古田的另一个用意，则是如何建设新时代军队的关键时点上，再次旗帜鲜明地点明必须坚持的原则：党的领导。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军队多番提及党的领导。2012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会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也说到：“一是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

习近平在“新古田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听党指挥”的重要性。他表示，当前最紧要的是把4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树立新标准、做“四有”军人

“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很重要的要体现在高中级干部身上。”习近平在“新古田会议”上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着力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

习近平强调，军队好干部的标准，就是要做到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坚持五湖四海，坚决整治用人风气，纯洁干部队伍，真正把好干部选出来、任用好。

抓好军队高中级干部管理的同时，习近平在此次会议讲话中明确提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四有”军人这一“总要求”，习近平在视察中也屡次提及。2014年12月，习近平视察南京军区机关，强调“要打造强军文化，巩固部队思想文化阵地，坚定官兵革命意志、升华官兵思想境界、纯洁官兵道德情操，引导他们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2015年1月21日，习近平视察驻昆明部队，再次指出要引导官兵争做“四有”革命军人。

总政治部日前印发新修订的《军队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规定》将“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标准要求”写入总则，吸收“四有”军人先进分子入党。《规定》指出，始终保持一支以干部和士官为主体，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党员队伍，为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聚焦实战、能打赢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2013年12月27日，习近平在一次重要会议强调，言辞恳切。

军队必须担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从考察广州军区到考察成都军区，从视察武警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到接见空军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习近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大刀阔斧整肃军风军纪，多番强调实战。

“要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带动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部队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习近平2012年12月在广州战区考察时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培养部队严守纪律、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良好作风。要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基础打得更加牢固。

“军事训练是提高实战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突出使命课题训练，加大对抗性训练力度，走开基地训练的路子，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摔打锻炼部队。”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视察济南军区时强调。

……

十八大以来，从解放军陆、海、空、二炮各个军种，从天南地北各个军区，从接见军队高级干部到下班组视察考察，聚焦打仗，谋打赢，习近平主席对新一代革命军人这一根本“标准”强调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