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教案

第一篇：杨万里教案

杨万里

【教学目标】

1、了解杨万里的生平

2、了解杨万里的诗歌思想及艺术特色

3、杨万里诗歌的不足之处

【教学重点】

1、从杨万里的几篇诗作之中，品味其艺术特色及思想

2、思索杨万里诗歌不足之处的原因

【教学难点】

从杨万里诗歌中体味其思想及艺术特色，并思考其不足之处的原因。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引导语：说起杨万里，不知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是哪首诗呢？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日西湖荷塘的繁盛风光，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上的可爱与清新呢？今天，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杨万里眼中的美好自然吧！

一、作者简介：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州人（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洴塘村）。南宋大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等。反对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改知赣州，不赴，辞官归家，闲居乡里。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家”、“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

二、作品介绍：

今存诗作4200余首，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50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形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讲究所谓“活法”，即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著有《诚斋易传》《庸言》等学术著作。

三、写诗阶段

（模仿——过渡——自成一体）

1、年轻时学诗从江西诗派入，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

2、绍兴三十二年诗格自此一变，从师法前人转为师法自然，形成独具一格的诚斋体。

（注：此处可结合课本111页第二自然段第三行至第十一行，杨万里为第二部诗集《荆溪集》作序时的自述来讲解。）

四、诗歌风格

本环节主要讲述杨万里形成自己独有风格——诚斋体的诗歌思想及艺术特色。

诚斋体： 诚斋体的得名是源于杨万里。杨万里号诚斋，故称为诚斋体。他的诗歌学习江西诗派，最后摆脱前人的束缚而自成一家，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程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要素之二是杨万里做诗想象奇特，但是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至的章法，近于口语。诗歌思想：

1、诗歌的源泉不在古人和书本，而在自然万象。

2、不以描摹自然为目的，而是要借以表现自己的性情。艺术特色：

1、创作方式上，善于以诗人的独特眼光发现与捕捉景物的生动形象，让它保持全部的新鲜感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处插入讲一首诗《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讲解：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泉水、树阴、小荷、蜻蜓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又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泉眼默默地渗出涓涓细流，仿佛十分珍惜那晶莹的泉水；绿树喜爱在晴天柔和的气氛里把自己的影子融入池水中；嫩嫩的荷叶刚刚将尖尖的叶角伸出水面，早就有调皮的蜻蜓轻盈地站立在上面了。全诗从“小”处着眼，生动、细致地描摹出初夏小池中生动的富于生命和动态感的新景象，用来形容初露头角的新人。

2、注意在这些自然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借以表现自己的性情。

此处穿插一首诗《晓行望云山》：

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

讲解：诗描绘了雨后初晴、天色欲晓未晓时因云雾变幻呈现出来的满眼都是奇形怪状的山峰的壮观景象。它的妙处在于：①善于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把晓行所见静与动的景致写得变幻神奇。②把彩云误当山峰，写得新颖、活泼，很有情趣。③语言质朴自然，明白如话，却把景物描摹得生动逼真。

同是赋物写景，但杨万里并非纯客观地一笔一笔细致描绘，而是抓住在瞬间打动诗人的生动印象，让它保持全部的新鲜感呈现在诗者面前：诗人描写的是自己的新鲜感觉，因而在诗中活动的与其说是客观景物，不如说是诗人的心灵世界。

他以自己由错觉到获得真知的体会告诉人们：生活中，常有以假乱真的现象发生，但假象终究不能掩盖真实。我们想要不被假象所迷惑，就应全面深入地观察事物，以明辨真伪。

3、风趣幽默，诙谐洒脱，处处显露出诗人的透脱胸襟。

4、语言通俗生动，一改江西诗派专事搜求书面语源、无一字无来历的做法，而是大量化用口语俚语入诗。如《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讲解：这是一幅描绘农家总动员，雨中抢插秧苗的风俗图画。由于这首诗着力写雨中抢插稻秧，所以作者也不怠慢，开篇便动手“插”了起来：“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这分工何等明确，何等精细。拔秧活轻，小儿干，接秧也轻，田妇干；比较起来，抛秧插秧活重，田夫和大儿干。“抛”、“接”、“拔”、“插”，四个动词，准确具体。尤以“抛”字最妙，活画出秧束雨中飞舞的情态。只两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跃然纸上。三、四两句进一步点明雨中抢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从句中不难领会春雨之密、之急、之大，否则，不至于从头上流入脖颈并沾湿肩膀。以“兜鍪”和“甲”分别比喻“笠”和“蓑”，充溢着一股火药味儿，正暗示抢插稻苗无异一场紧张的战斗。五、六两句“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前句是个无主兼语句，“唤”的主语没有写出，按诗意应是位老妪或老翁。后句是个无主连动句，按诗意，主语应是“大儿”，还极可能包括完成了本职活茬的田夫、田妇和小儿。一家人干活绝无唱过一口便袖手看戏的道理。老人来叫他们吃早饭，（抢插何其早，自在其中），让他们歇那么小小一会儿，却无人动作，无人答话，似乎对田埂上的呼唤置若罔闻，连抬头看一眼的工夫也没有。不如此，便写不出抢插的紧张程度。

结句“秧根未稳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似乎是田夫对送饭老人的回答：“您瞧这稻苗还不宰稳，再说这块田还没插完，您把饭放这儿，我们呆会儿就吃，您得赶紧回去照看好那帮鸡鸭鹅们，它们要来到田里，可就糟了。”

这首诗写得新、奇、快、恬，充分体现了诚斋体的风格。

诗歌分类：

1、对民生疾苦的关切

2、抒发爱国感情，关心失地人民

3、寓意深刻的政治诗

4、异彩纷呈的自我书情诗

5、成就不凡的写景咏物诗

6、新颖独特的童趣诗、理趣诗、咏史诗 诗歌不足：

1、重视自然的艺术观点，却割裂了诗歌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联系，使得题材受到明显的限制。

2、过于追求轻巧新奇，使诗的境界过于琐细，表达的思想不够深刻。

3、“信笔”、“走笔”的写作方法导致语言风格上也稍有偏颇。

思考题： 杨万里“诚斋体”的不足之处的原因是什么？（小组意见：

1、杨万里淡泊名利、任性闲适、追求自由、酷爱大自然的性格所致

2、坎坷的仕途，导致诗人不愿意提及社会现实，而宁愿寄情山水之间，无忧无虑的生活）这道思考题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想法。板书设计：

诗歌艺术：

1、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

2、打破思维定势，对物我关系的新思考

3、具体细微，新颖活泼的意象特征

4、变化多端，新巧新奇的艺术构思

5、自然灵动，形象鲜明、真彩内映的语言

6、丰富多彩，富有创造的风格

第二篇：《杨万里忧国》阅读答案

杨万里忧国

杨万里①为人刚而偏②。孝宗③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韩侂胄④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⑤。万里曰：“官可弃，记不作可。”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⑥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⑦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⑧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日：“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⑨，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落笔而逝。

(选自《宋史·杨万里传》)[注释]①杨万里：南宋著名诗人，力主抗金。②偏：固执。③孝宗：指宋孝宗赵昚(s hèn)。④韩侂(tuō)胄：南宋重臣，以外戚身份专政十多年，位在左右丞相之上。⑤掖垣：泛指高官。⑥僭(jiàn)：超越本分。⑦邸(d ǐ)：此指官府。⑧族子：宗族里的年轻人。⑨吾头颅如许：意为我头发已白，年已老。

[文言知识] 说“见”。“见”是个多义词。

一、指“看见”。这是古今相同的。

二、指“召见”、“拜见”。如“秦王见韩非”、“韩非见秦王”。

三、指“被”。上文“由此不见用”，意为由于这原因不被重用。

四、指代“我”，如“见赠”，即赠送给我。

五、同“现”。《敕勒川》：“风吹

草低见牛羊。”

[思考与练习] 1．解释：①善 ②用事 ③属 ④恚 ⑤怏怏 ⑥遽 ⑦亟 ⑧社稷 ⑨言

2．翻译：①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

②皆其柄国之日也

③专权无上

参考答案：

杨万里忧国

1．①好②掌权③托④忿恨⑤心里不快⑥立刻⑦立刻⑧国家⑨字 2．①想搜罗四面八方的知名人士来辅助他；②都是韩※胄掌权的日子；③专权无视皇上。

第三篇：杨万里诗文集

杨万里的诗歌大多描写自然景物，且以此见长，为七言绝句。以下是小编分享的杨万里诗文集，欢迎大家阅读!

1、《舟中排闷》

江流一直还一曲，淮山一起还一伏。

江流不肯放人行，淮山只管留人宿。

老夫一出缘秋凉，半涂秋热难禁当。

却借楼船须流下，逆风五日殊未央。

老夫平生行此世，不自为政听天地。

只今未肯放归程，安知天意非奇事。

平生爱诵謪仙诗，百诵不熟良独痴。

舟中一日诵一首，诵得遍时应得归。

2、《池口移舟入江，再泊十里头潘家湾，阻风不至》

北风五日吹江练，江底吹翻作江面。

大波一跳入天半，粉碎银山成雪片。

五日五夜无停时，长江倒流都上西。

计程一日二千里，今踰灩澦到峨眉。

更吹两日江必竭，却将海水来相接。

老夫蚤知当陆行，错料一帆超十程。

如今判却十程住，何策更与阳侯争。

水到峨眉无去处，下梢不到忘归路。

我到金陵水自东，只恐从此无南风。

3、《梨》

挂冠大谷肯于时，飣坐风流特地奇。

骨里馨香衣不隔，胸中水雪齿偏知。

卖浆碎捣琼为汁，解甲方怜玉作肌。

老子醉来浑谢客，见渠倒屣只嫌迟。

4、《柳絮》

寒勒花迟却速残，暖将絮过忽吹还。

雪翻霁日光风急，球衮回廊曲榭闲。

万里云天皆去处，群飞踪迹恣中间。

道渠催得春阑著，春不缘渠独不阑。

5、《雨夜》

岁晚能无感，诗成只独哦。

萤光寒欲淡，秋雨暮偏多。

伴老贫无恙，留愁酒肯麽。

吟虫将落叶，为我拍还歌。

6、《泊平江百花洲》

吴中好处是苏州，却为王程得胜游。

半世三江五湖棹，十年四泊百花洲。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

7、《钓台》

钓石三千丈，将何作钓丝。

肯离山水窟，去作帝王师。

小范真同味，玄英也并祠。

老夫归已晚，莫遣客星知。

8、《听雨》

归舟昔岁宿严陵，雨打疏篷听到明。

昨夜茅檐疏雨作，梦中唤作打篷声。

9、《虞丞相挽词三首》

其一

负荷偏宜重，经纶别有源。

雪山真将相，赤壁弃乾坤。

奄忽人千古，凄凉月一痕。

世无生仲达，好手未须论。

其二

保奭方为左，希文自请西。

不劳三尺剑，已办一丸泥。

已矣归黄壤，伤哉梦白鸡。

清风谁作诵，何石不天齐?

其三

一老堂堂日，诸贤得得来。

但令元气壮，患不寒尘开。

名大天难著，人亡首忍回。

东风好西去，吹泪到泉台。

10、《舟过谢潭三首》

其一

风头才北忽成南，转眼黄田到谢潭。

仿佛一峰船外影，褰帷急看紫巉岩。

其二

山路婷婷小树梅，为谁零落为谁开。

多情也恨无人赏，故遣低枝拂面来。

其三

青天白日十分晴，轿上萧萧忽雨声。

却是松梢霜水落，雨声那得此声清。

11、《过扬子江二首》

其一

只有清霜冻太空，更无半点荻花风。

天开云雾东南碧，日射波涛上下红。

千载英雄鸿去外，六朝形胜雪晴中。

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

其二

天将天堑护吴天，不数殽函百二关。

万里银河泻琼海，一双玉塔表金山。

旌旗隔岸淮南近，鼓角吹霜塞北闲。

多谢江神风色好，沧波千顷片时间。

12、《春晴》

日透微风暖，风揉嫩日佳。

秪知趱桃李，不道落梅花。

13、《雨作，抵暮复晴五首》

其一

细雨如尘复似烟，两淮渡口各收船。

南商北贾俱星散，古庙无人烧纸钱。

其二

雨痕拂水有如无，雨点飞空密复疏。

白鹭窥鱼浑欲下，被风吹起不由渠。

其三

清平如席是淮流，风起雷奔怒不休。

一浪飞来惊落胆，早知秪要打船头。

其四

风伯颠狂太劣生，雨师嬾困洒来轻。

若言不被云君误，谁放斜阳作晚晴。

其五

栖鹊无阴庇湿衣，行人仄伞避斜丝。

船兵归後轿兵去，独立淮河暮雨时。

14、《风雨》

残风剩雨故欺人，垂箔关窗护病身。

自拾荷花楷面汗，新将笋箨制头巾。

梅天笔墨都生醭，棐几文书嬾拂尘。

帽子一峰青可掇，隔墙不敢略开门。

15、《秋凉晚步》

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政是可人天。

绿池落尽红蕖却，荷叶犹开最小钱。

16、《探春》

五日才能一日来，眼生方觉有春回。

向来日日频来探，只道园花不肯开。

17、《雪後晚晴，四山皆青，惟东山全白。赋最爱东》

其一

只知逐胜忽忘寒，小立春风夕照间。

最爱东山晴後雪，软红光里涌银山。

其二

群山雪不到新晴，多作泥融少作冰。

最爱东山晴後雪，却愁宜看不宜登。

18、《早起》

黄菊花繁依旧臞，牡丹叶落恰如枯。

霜中蚱蜢冻欲死，紧抱寒梢不放渠。

19、《雪后晚晴，四山皆青，惟东山全白》

只知逐胜忽忘寒，小立春风夕照间。

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

20、《感秋五首》

其一

昨扇犹午携，今裳觉晨单。

起来且复卧，未敢窥柴关。

不知病至此，为复老使然。

平生性刚燥，畏热长喜寒。

念昔忝乡赋，践雪诣春官。

布褐背不纩，芒鞋茧且穿。

长亭夜濯足，吹灯呻故编。

买酒破孤闷，浩歌殷屋椽。

何曾悲廪秋，山棱耸臞肩。

秋风吹我髓，秋露滴我肝。

我欲与秋敌，秋先令我酸。

叹息复叹息，谁是长少年。

其二

盥漱已云毕，危坐正冠衣。

揽镜忽见我，不识我为谁。

自倚身尚强，不悟年已衰。

举头视嘉木，向人惨无姿。

我欲诉渠老，渠乃怀秋悲。

木悲不解饮，琴瑟声怨咨。

我且呼麴生，细细斟酌之。

我醉不知我，更知春秋为。

其三

隤照趣夕黯，孤灯启宵明。

老夫倦欲睡，似醉复如醒。

寸心无寸恨，坦如江海清。

秋蛩何为者，四面作怨声。

凄恻竟未已，抑扬殊不平。

切切百千语，递递三四更。

遶砌寻不得，静坐复争鸣。

有口汝自苦，我醉不汝听。

其四

秋晓寒可忍，秋夕永难度。

青灯照书册，两眼如隔雾。

掩卷却孤坐，块然与谁语。

倒卧卧不得，起行行无处。

屋角忽生明，山月到庭户。

似怜幽独人，深夜约清晤。

我吟月解听，月转我亦步。

何必更读书，且与月联句。

其五

平生畏长夏，一念愿清秋。

如何遇秋至，不喜却成愁。

书册秋可读，诗句秋可搜。

永夜宜痛饮，旷野宜远游。

江南万山川，一夕入寸眸。

请辨双行缠，何处无一丘。

第四篇：百年来杨万里研究述

百年来杨万里研究综述

百年来的杨万里研究，可分为发轫、发展、繁荣三个时期，其具体创获主要集中在生平、家世、交游之文献考辑，政治、哲学及史学思想，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等方向。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成果的不均衡和方法的孤立静止。历史意识和理论观照的有机结合，是拓展和深化杨万里研究的关键。

20世纪的头五十年，杨万里研究尚处于发轫期。此时发表的单篇论文不到十篇。随着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学运动的展开，杨万里部分诗歌通俗浅切的特征因为有了“现代价值”而被发掘出来。胡适（《白话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胡怀琛（《中国古代的白话诗人（杨诚斋的白话诗）》，《学灯》1924年10月4日）、胡云翼（《宋诗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20页）等都称杨万里为古代的白话诗人。对杨万里语体特征的分析和肯定，是这个时期研究的最主要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夏敬观的《杨诚斋诗》，虽然仅仅选有304首诗歌，然引言和注释颇为精审，或可视为一个相当可观的阶段性成果。

50至70年代末，是杨万里研究的发展期。是时论文数量有所递增，钱钟书《宋诗选注》（1958年初版）、周汝昌《杨万里选集》（1962年初版）相继问世。两选本对诚斋诗做了精彩的分析，不仅观点对后学多有启迪，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是导夫先路。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傅璇琮（署名湛之）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杨万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

80年代后，杨万里研究进入了繁荣期。迄今为止，发表的单篇论文不下百篇。各种选集也陆续出版，研究专著先后面世，是此期的一个显著特色。1982年台湾陈义成（阳明山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率先完成博士论文《杨万里研究》。1990年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写得较为简略和通俗。两年后王守国《诚斋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问世，这部35万言的著作从八个侧面作了细致扎实的阐论，是全面研究诚斋诗的力作。时过十年，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推出，该书不但对诚斋诗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而且对他的哲学、政治、人格等方面作了认真的探讨。是书为大陆第一部全面研究杨万里的著作，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2004年，欧阳炯《杨万里及其诗学》出版，侧重就杨万里诗歌理论提出了新的看法，可视为诚斋诗研究的深化。

继钱钟书、周汝昌、于北山等老一代之后，80年代以来杨万里研究领域内活跃着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开拓。无论是观照的角度，还是方法的运用，较之过去都有很大不同。

一 杨万里生平、家世、交游及文献考辑

杨万里的生平，《宋史》卷四百三十三有较详的传记。然《宋史》谓其享年八十三岁，照推算应生于宣和六年。而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则曰：“建炎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两说当以杨说为是。正如于北山指出的那样，《诚斋集》中诸作便有明显可资佐证者（《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页）。杨万里履历《宋史》所言大抵不差，唯其仕履之初曾为全州丞的短暂经历失载（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文献》1983年第4期）。对于拒作《南园记》这一重大事件，朱东润《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表示了怀疑。另，《宋史》记载往往在事件发生时间上颠倒错置，于北山（《有关杨诚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四辑）、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等都有所考订，有些订正未必如是，但一家之说，足资参考。

至于杨万里的家世状况，杨润生《杨万里家世考》（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刘庆云、杜方智主编，岳麓书社1993年版）据《忠节杨氏总谱》记载的资料及相关史料，扼要介绍了从一世祖杨辂到杨长孺共十二世的脉络，文后附《杨万里家世表》，甚为直观。刘文源《杨万里和吉水杨氏家族》（同上）则将这一脉络向前延伸，将杨氏先祖追溯到杨喜。文章对杨万里与族人交往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着重指出：“吉水杨氏家庭是中国一个典型的诗的家族。这个家族的诗风影响着、陶冶着杨万里的诗情，促使他成为一个大诗人；反过来，作为大诗人的杨万里，又影响、带动、推动着杨氏家族的诗歌创作，促使杨氏家族形成一种良好的诗的传统。”王琦珍也认为杨万里的这种家学渊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杨万里的理学气质、抗金立场、处世态度以及诗论主张的发展与艺术创作道路的形成（《杨万里家世叙录》，《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杨万里家族之外的交游，年谱当有所论列。现存有崔骥的《杨万里年谱简编草稿》（《江西教育》第19号）、胡明的《杨万里先生年谱》（《杨万里诗述评》附，台北《大陆杂志》第39卷，第7、8期。台北学海出版社1974年版）、孙海青《杨万里年谱》（收《爱国诗人杨万里》，政协江西省吉水县委员会主编，1999年10月）、王守国《诚斋年表》（《诚斋诗研究》附录）等，然这些年谱均失之简略。论交游较详者，当数于北山《杨万里交游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及《杨万里交游续考》（《淮阴师专学报》增刊，《活页文史丛刊》第134期），两文叙录33人，虽只是简单勾勒，但还是为深入研究文学群体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宋史》本传以为“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对此提出的杨、周龃龉，周启成以为不然。他列举有关史实说明两人关系实际是相当深厚的，不可能出现周必大阻止杨万里仕进的情况（《〈杨万里传〉补订》）。于北山（《有关杨诚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王瑞来（《鹤林玉露?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亦持相同观点。

杨万里生前即自定诗集，当时便刊刻甚多，流传甚广。现存最早诗集为淳熙、绍熙间所刻《诚斋先生江湖集十四卷荆溪集十卷西归集四卷南海集八卷江西 道院集五卷朝天续集八卷退休集十四卷》。全集为端平二年（1235年）所刻《诚斋集》。对于现今流行的据缪荃孙艺风堂影宋本影印的“四部丛刊”本《诚斋集》，祝尚书并不认为是善本，他说：“所谓影写，殆出于辗转传录，虽大体尚可，然即使以四库本校之，讹脱已复不少（四库本亦不尽佳）。若能复制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以为底本，再校以北图所藏宋单刻诗集本及诸家精钞本等，方得一善本，以传久远。”（《来人别集叙录》（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5页）王琦珍首次披露杨万里诗歌域外材料，向读者介绍了日文化戊辰（1808年）刻本《杨诚斋诗钞》的有关情况。该选本虽据《宋诗钞》初集翻刻，但已经重新分类编排。书中有日本学者的序跋以及藏主“玉华斋”批语多条，这些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日人对诚斋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域外视角（《日文化戊辰刻本〈杨诚斋诗钞〉述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秦寰明对日抄本《诚斋先生吟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经过对照认为它就是《退休集》的海外单行本。它在版本、辑佚、校勘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日本抄本〈诚斋先生吟稿〉读札》，《古籍整理》2004年第9期）。除诗文集外，现存诚斋著作还有《诚斋易传》和《诚斋策问》。《易传》有四库本和丛书集成本。《策问》上下两卷，见《豫章丛书》丙辰（1916年）刻本第160、16l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宋诗》第四二册为杨万里诗，此为诚斋全诗首次排印。2003年，王琦珍整理的《杨万里诗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为杨氏第一个全集整理、简体字点校本。又据知，薛瑞生已经完成诚斋诗集的校笺，出版在即。这是首部完全的诚斋诗注，它必将为深化杨万里研究提供新的起点和契机。

《全宋诗》四二册集外诗一卷，辑得诗11首，4断句，乃以诸书参校而得《诚斋集》未有者。另钱塘丁丙八千卷楼钞本《诚斋全集》卷一百有跋文九篇，为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乾隆六十年带经轩刊本所无（于北山《八千卷楼抄本〈诚斋全集〉中“跋语九则”笺》，《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此皆版本对勘而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辑佚。真正的辑佚成果有：周寅宾从同治九年《祁阳县志》卷五中得古诗《浯溪磨怀古》（《杨万里佚诗〈浯溪磨怀古〉考辨》，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首，肖东海据《螺陂萧氏族谱》得诗《三潭图》三首、题跋《跋萧服、刘逵唱和诗轴》一篇、散文《五千堂记》一篇（《〈诚斋集〉萧氏人物及杨万里有关佚作考略》，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发现杨万里佚作〈五千堂记〉述考》，《文献》1990年第3期），龙震球据《永州府志》、《零陵县志》得诗四首（其中含《浯溪磨怀古》）、文《种爱堂记》一篇（《〈诚斋集〉萧氏人物及杨万里有关佚作考略》，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发现杨万里佚作〈五千堂记〉述考》，《文献》1990年第3期）、徐冰云、彭学樵据同治《奉新县志》得失题佚诗一首（《颇因名利懒低头——杨万里知奉新县》，收入《爱国诗人杨万里》）、栾贵明据《永乐大典》残本中得诗六首，文、跋各一篇（《杨万里、尤袤集拾遗——〈永乐大典〉

诗文辑佚之二》，《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等。

二 杨万里的政治、哲学、史学思想

杨万里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建树证明了他同样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一些研究其政治思想的论文。例如，步近智主要根据《千虑策》，从人才、民本、法制三方面细致排比出杨万里的进步观点，指出其社会、政治思想“具有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略论杨万里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唐明邦《杨万里〈诚斋易传〉中的革新思想和忧患意识》论述了《诚斋易传》中阐发的忧患意识、革新思想和自律精神，并认为其中蕴含的经邦济世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启迪作用（《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杨万里写了《诚斋易传》、《庸言》、《天问天对解》等著作，其哲学思想日益引起学界重视。步近智曾作《杨万里》一文，收录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续编

（三）》中（齐鲁书社1982年版）。一般认为，杨万里属于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派别。朱葵菊强调，杨万里在天地本源、人事与天命关系等方面表现出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诚斋易传》则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唯物论史》（张岱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杨万里的唯物论思想》为题专章介绍，认为杨万里继承和发挥了柳宗元、张载、王安石等人的唯物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哲学气本论，在宇宙观、无神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在许多方面不仅与程朱的唯心论相对立，而且取得了超越前辈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成就。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在第七和第九章集中从宇宙观、知行观、人性理论三方面概括了杨万里理学的主要观点，使其哲学体系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李伏明从杨万里重建儒家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建立在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本体论哲学，对专制统治有着某种程度的威胁作用，这就注定了它难以得到广泛承认的悲剧结局（《论杨万里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梅珍生、陈金清《论杨万里的类辨思想》从方法论角度注意到，和“引史证经”释易的方法一样，杨万里也将分类法广泛运用。他以气类感应为基础，揭示了天、地、人之间道德原则的同源性，展示了《周易》乃圣人通变之书的特征（《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郑晓江等则从“开显儒学之源泉活水”和“解析儒学范畴之精义”两方面彰显杨万里在汉学转向宋学进程中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从而展示出杨氏儒家思想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郑晓江、肖义巡《论杨万里的儒学思想——兼及与朱熹的关系》，《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杨万里阐述哲学思想时，不重玄思，而喜欢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例证。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观引起了学者的注目。李勇《杨万里史学思想钩沉》将杨氏史学思想归纳为三方面，即：以古为鉴及其合理性；史学切近世用与史著简要通俗；举才宜重史学修养（《学术月刊》1998年第6期）。傅荣贤《略论“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声言：“„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本质上有一种着眼于辩证观念的、哲学眼光的审慎。他„引史入易'、„以史证易'，但却不仅仅从时间和有限演进 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因而蕴含着对时间和永恒、具体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真正全新的理解。”因此，杨万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曾华东则从杨万里易学中“二五之应”这样的具体问题入手，经过步步深入地探究，特别指出，无论是治《易》还是治史，求“用”正是其最大特色（《周易研究》，2005年第2期）。

尽管杨万里的政治、哲学、史学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而且还有保持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但相较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显然还很不相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更多新成果必将涌现。毫无疑问，这对转换文学研究视角、深化或改变既有看法不无裨益。

三 杨万里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

杨万里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华和成就的作家，全面研究其各种文学体裁本是题中之义。然事实是，诚斋诗研究长期一支独秀，而词、赋、散文诸体则是门前冷落，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态势。杨万里现存词八首。黄拔荆《“诚斋体”与杨万里的词》（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认为其词风显受诗风濡染，“诚斋体”中表现出来的丰富奇特想象、幽默风趣的语言、活脱灵妙的思维等在词里同样得到表现，因而诚斋词个性鲜明，非传统的“豪放”、“婉约”所能纳之。杨英《诚斋词浅论》（《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从结构、用笔、词风三方面分析其特色，认为诚斋词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们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了一种爽朗清新的思路，吹进了一股平淡风趣的词风。”周静《杨万里词的再评价》（《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在充分肯定杨词独出机杼、别是一家的同时，也分析了其受冷落的原因，指出了它内蕴不深、锐气不足的缺点。

周汝昌对杨万里《海赋》、《浯溪赋》评价甚高，认为“这样的赋，才显得赋之为体”（《杨万里选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27页）。马积高也认可二赋确为代表作，称赞它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然而，“杨万里的其他赋大都冲和平淡，少特色，惟《放促织赋》虽短小而颇生动有趣。”（《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文师华、胡建升《论杨万里文赋的三维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以为杨氏文赋融汇了理学、禅学、老庄之学，实为后来性灵小品之先声。杨万里还善作与赋酷似的四六文，《四六丛话》卷三十三云：“《诚斋集》四六小简，俱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公皆不及。”程千帆、吴新雷同意此说，以为杨氏四六“构思奇妙，措辞精切，不愧作手”（《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对以《千虑策》为代表的散文，周汝昌以为“见地警辟，说理周彻，文笔条达，感情痛切”（《杨万里选集?引言》，第28页）。有感于杨万里“散文创作也不同凡响，可惜无人问津”（《杨万里评传?后记》）之状况，张瑞君《杨万里评传》专辟一章探讨之，分别从立意与境界、现实性和社会性、思想的深刻性等方面论证杨万里的散文成就，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论述杨万里主要是作为诗人名垂青 史的，因而其诗歌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亦是势所必然。张毅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专辟《杨万里及其“诚斋体”》一节，主要对其诗歌诸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概述。笔者将大致依其框架，另择角度，相互参印，以期呈现出一个更为完整的面貌。

学者对诚斋诗的研究，其范围无非诚斋诗歌本身以及诗论两大领域。前者的成果集中体现为“诚斋体”研究、诚斋诗与江西、晚唐诸体派之关系、诚斋诗之地位和评价乃至诚斋诗的语言学分析等方面；后者则宏观与微观齐头并进，研究者既有对诚斋诗论体系的探讨，也有就其一二特色所作的具体而微的抉发。以下并而论之。

（一）“诚斋体”研究。自《沧浪诗话》标举“诚斋体”后，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此看成是诚斋诗的代名词。“诚斋体”的特点和表现方式是什么?这一直是学者试图说清的问题。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其特点概括为三点：富于幽默谐趣的风趣；丰富新颖的想象；自然活泼的语言。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后来文学史多祖是说。值得注意的是，熊大权从内容的角度把婉讽、讥刺也补充成“诚斋体”的特征，将其外延无限放大，试图囊括诚斋诗的全部特点（《杨诚斋诗特色初探》，《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

很多学者将“活法”与“诚斋体”联系起来看，尝试从相对具体的关系论中见出真正的特色。钱钟书《宋诗选注》欣赏杨万里所创辟的“活法”，以为其最主要特点是“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161页）。周汝昌认为诚斋诗的特点是“奇趣”和“活劲儿”，也就是所谓“活法”。它缘于胸襟“透脱”，关乎到“认识论”的境界（参看《杨万里选集?引言》）。周裕锴也认为，“活法”是“诚斋体”的“基本特色”，“透脱”是其核心精神，“诚斋体”具体表现为活、新、趣、灵、快、俗六个特点（《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20页）。胡明赞扬杨万里的“活法”是参透了江西“活法”，杀出江西藩篱，得出大自在的“活法”（《杨万里散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王星琦认为杨万里的作诗实践和吕本中的“活法”理论不谋而合，未出藩篱之外（《“诚斋体”与“活法”诗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沈元林一概不赞同传统意义上的“活法”解释和描述，他以为“活法”就是“泛神论”的前驱（《中国第一个“泛神论”倾向诗人——杨万里》，《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戴武军《诚斋体的艺术表现特征浅析》视“活法”为一种辩证法，并析为“谐与庄”、“圆与方”、“快与慢”、“俗与雅”四个范畴来论述，突出诚斋体的主要特色（《中国韵文学刊》1993年第7期）。

就“诚斋体”特色的某一方面入手，通过角度不同的观照，从而将视角引向新的领域和深的境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势。就题材而言，杨万里的山水诗是“诚斋体”的集中体现者。肖驰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诚斋山水大异前人的气质，将杨万里看成是继谢灵运、王维之后，中国山水诗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诚斋山水诗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真率性灵的“代面”，是一种接近市井风情的拟人主义（详参《中国诗歌美学》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 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也认为，杨万里的自然山水诗，不同于王国维提出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而是“别创出第三种境界——一个有生命知觉、灵性情感的自然世界”。柯素莉《开辟新境的诚斋山水诗——兼论杨万里山水诗的主体情感体验及其谐谑》则以为杨万里山水诗主体情感强烈，他在“格物致知”时风熏陶下，借“移情于物”实现“自然的人化”，使山水成为主体情智的“外在现实”，拓展出山水诗的新境界（《江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可见论者在认定杨万里为开疆拓宇式人物这一点上，有着相当共识。

除题材角度外，程杰借文学史的视角将“诚斋体”的特色归结为三点，即新灵性、新情调、新语体（《论“诚斋体”》，《宋诗学导论》附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并且断言“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服膺；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能动抉发，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诚斋体'的精神实质。”王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则从创新思维的角度指出：“使常态变成异态，无形变成有形，„熟'景变成„生'景，„死'物变成„活'物，是诚斋体的奥秘、诀窍也即所谓诚斋体的„活法'。而竭力采用日常语言来创造一种新颖奇特的艺术境界和审美效果，使日常性的景物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则是诚斋体的特质。”黎烈南从童心童趣的角度具体观照诚斋体的一个侧面，在他看来，诚斋体的最高境界表现为童稚心态与人生哲理的艺术组合（《童心与诚斋体》，《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韩经太《论宋诗谐趣》则从艺术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诚斋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风趣，认为“充满生活情趣的诗意氛围，表现诗情画意的意境形象，蕴含哲理思辨的深远意味，乃是构成„诚斋体'之„风趣'的三大要素；而这三者相互统一的中介媒体，则是新颖别致而饶有喜感的表现方式和活泼灵动如珠走圆盘的艺术语言”（《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诚斋体”得以出现，除艺术上的努力外，还应有着更为深刻的渊源和成因。戴武军《“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从社会环境特别是杨万里的哲学思想、个性特征、生活经历等方面分析了“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尤其指出“变”与“诚”的辩证思考和“以史证经”的思维方式对创作思想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意灵性转化。张鸣《诚斋体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张晶《诚斋体与禅学渊源》（《文艺理论家》1990年第4期）两文异曲同工，均能结合整个南宋文化思潮来观照诚斋体的学术成因。秦寰明《理学思想、文人心态与诚斋体》（《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认为“诚斋体以其特有的视角和层面，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展现了宋代文人对于艺术人生的诗意追求。正是从这深层的（而非仅仅停留于取材或表现手法的浅层）透视，我们看到了既是宋诗的深化、又是宋诗的转化的诚斋体，具有着诗歌美学的独特价值和诗歌发展史的特殊意义”。

杨万里在《江湖集》和《荆溪集》中自述曾学江西诸君子、王安石乃至晚唐诗，最后悟得“诗在山林”之后，便舍弃先前所学，转而师法造化的历程。有些学者论及诗风转关时，或者完全信其自述，或者指出其理论和实践的乖谬，对其自述不以为然。依违之间，对诚斋诗风转变关键环节的细致揭示反倒忽略了。缘 此，莫砺锋专作《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求索》2001年第4期）一文，从写作年代和诗体选择、题材取向、写作速度、艺术手段等角度对杨诗的创作过程条分缕析，指出了杨诗转变的几个阶段及其关键时期。认为“以七言绝句为主要的载体，以自然为主要题材”是“诚斋体”的重要特征。“这两种倾向在杨万里的创作道路中都是逐渐形成的，以„戊戌三朝'为标志的那个时期，即杨万里5l岁至56岁的那五六年间，确是其独特诗风形成的关键时刻。”持论平允，最近事实。

不可否认，名满天下的“诚斋体”在流传后世时，也伴随着不小的批评声音。最为激烈的甚至认为杨万里诗虽多，“然排沙拣金，几于无金可拣。”（沈德潜《说诗语》下，《原诗?一瓢诗话?说诗语》合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进入现代研究视野中的“诚斋体”，其价值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认，但学者也并非对它的缺陷视而不见。钱钟书认为他关心国事、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不多，内容上也较为琐屑，缺乏沁人心脾的力量，草率作品也不少（《宋诗选注》第162页）。王兆鹏也指出，诚斋体“缺乏对人生与自然体悟的深度与力度”，“缺乏囊括宇宙万物、天地江山的恢弘气魄”（《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这些批评自有言之成理的地方，但亦有以今律古，责人太严之处。“诚斋体”内容上当然不象陆游那样充满着金戈铁马的描写，但它反映的是另一类生活，并未脱离现实；其诗风偏重阴柔之美，这和雄浑之美本是互补关系，在艺术上并无短长之别；“诚斋体”浅俗表其外，深刻蕴其中，并不缺少思想底色。造成“诚斋体”缺陷的原因，一是贪多，多则必滥；二是恰如周汝昌所言，对“活法”过于自信，以至物极必反（《杨万里选集?引言》）。

（二）诚斋诗与江西、晚唐诸体派关系。杨万里将诗风变化的过程说的过于斩截，大有一朝顿悟，前事皆非之感。其实无论理论还是创作，杨万里对过去的继承都是有迹可寻的。他对江西和晚唐诗都濡染甚深，论者因此都将两者看成是其诗学渊源的组成部分。钱钟书对杨万里与江西诗派之间的藕断丝连以及与晚唐体之间的时合时离关系的论述，堪称精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杨万里的学晚唐正是钟摆规律使然，客观上是用晚唐来矫正江西（《宋诗选注》第160页）。

杨万里的学晚唐，似乎争议不大。但对于他与江西诗派的瓜葛，在程度上如何还存有异议。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杨万里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故“这使他不可能从思想内容、创作方向上对江西诗派作彻底变革”（《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页）。于北山也认定杨万里的变化本质上与江西诗派并无区别（《试论杨万里诗歌的源流和影响》，《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胡明《杨万里散论》完全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杨万里与江西诗派之间的决绝是彻底的、坚定的，其诗风受白居易影响最大。此说跳出传统思维圈子，别开生面求新解，于人启迪多多。王琦珍《杨万里与江西诗派关系摭议》（《九江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傅义《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继承与变革》（《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则更多地从正面来看待江西诗派对杨万里诗风和诗论的影响。两文都认为杨万里继承了江西诗派的创新精神和活法，并在此基础上变化生新。持论中肯，符合创作实际和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朱炯远、张立的《杨万里“诚斋体”诗的艺术渊源》（《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打破江西、晚唐源流说的思维定势，以为诚斋体诗的源头是杜甫入蜀后的部分七言律绝景物诗。王守国《诚斋诗研究》专辟“源流论”一章，将诚斋诗的源流广泛囊括，其中有山水田园诗派、元和体、晚唐体、江西诗派、王安石、李白与苏轼、张耒等，可以称得上是集大成式的研究。

（三）诚斋诗之地位和评价。当论及杨万里在他自己时代的影响时，胡明将他和陆游比较，强调了两点：“一是南宋当时杨的诗名在陆之上。二是创作主流倾向上，杨的影响很大，多数诗的艺术质量超过了陆”（《杨万里散论》），这是符合事实的判断，纠正了以往杨、陆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许总将视野放在整个宋诗背景下，礼赞杨诗不愧为“南宋后期诗史的逻辑起点”，是南宋诗歌变革的“最高程度的体现和最为突出的标志”（《论杨万里与南宋诗风》，《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张玉璞《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文史哲》1998年第2期）认为在南宋中后期“晚唐诗风”复兴的过程中杨万里起到了领军作用。他不但在诗歌理论上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王守国、张瑞君则在他们的专著中分章来论述杨万里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搜罗了历代对诚斋评价的丰富材料，结合接受者时代的文学创作实况来思考诗歌风会变迁规律，反映出扎实的学风。

（四）诚斋诗的语言学分析。诚斋诗通俗自然、清新活泼风味的形成，不言而喻是和他大量运用口语息息相关的。诚斋诗中的口语不仅具有文学情味，而且由于接近宋人实际生活，很大意义上它便可以充当近世语言研究的“活化石”。以诚斋诗口语为主要对象的释词工作，一直是在宋语言宏观研究的背景下分散进行的，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了一些集中注释的专文，如王瑛《杨万里释词》（《吉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傅毓民《杨万里诗口语考释》（《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等。口语的采入，改变了诗律的某些常规，从而形成鲜明的“杨记”特色。杜爱英《杨万里诗韵考》（《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2期）即从用韵的角度总结出杨诗的某些规律，例如，诚斋近体诗用韵宽缓，并有诸多不分借、本、出韵者；其作诗基本按照宋代通话韵系分18部，但江西方音痕迹也相当突出等。由词义而语法，诚斋诗研究日臻细致，如张小艳《杨万里诗动态助词研究》（《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和《杨万里诗助词“来”的用法研究》（《湖州师范学报》2000年第1期），皆采用穷尽统计和静态描述的方法，共时和历时交错，总结出助词的用法特点和演变轨迹。雷冬平《杨万里诗歌副词V-AD结构的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从结构形式、语义特征、句法功能等方面对杨诗中表示极性程度或范围的副词作补语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与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类似结构作了历时比较。

（五）杨万里的诗歌理论。杨万里是南宋少有的创作和理论水平都很高的诗人之一。和“诚斋体”的创作实际关联，他的诗论也可称得上自成一家。《诚斋诗话》是其代表作，此外，《诗论》及其一些序跋、诗文中还可散见他对诗歌发表的观点。

纵观诚斋诗论研究现状，点面结合的特点十分突出。“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王守国、张瑞君作代表。王守国《诚斋诗研究》用一章的篇幅分别从“功能论”、“诗味论”、“新变论”、“诗法论”、“关系论”五个方面详细阐述杨万里的诗论，张瑞君则从“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文学创作论”、“文学风格论”、“文学的继承与创新”、“批评鉴赏论”等层面来论述他的文学思想。两人所论主要还是以总结前人共识为主。至于“点”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渊源探讨及价值评估、诗味说、学术背景等方面。对于诚斋诗论的渊源、影响和评价，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0页）中断定，杨万里的诗歌主张受苏轼、江西诸人影响，而带禅味，这开了沧浪论诗的先声；在论诗旨趣上强调悟而自得，这又开袁枚性灵说之先声。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虎雄赞同郭说，在其《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专列“性灵说与杨万里”一目，对此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阐述。袁行霈等著《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4页）则将杨万里诗论纳入批评苏、黄及江西诗派文学理论的范畴中，不过这种批评是温和的。文章断言杨万里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力图调和„江西体'与„晚唐体'，进而调和„唐音'与„宋调'。”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

（二）亦评价颇高，认为“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从讲究诗兴、注重风味到提倡晚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页）。

杨万里论诗好持“味”说，学者对此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以为是和司空图所言“味在咸酸之外”的“味”；另一种即指《小雅》、《春秋》的词微意深之“味”。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第49页）、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

（二）第457页）等力主前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53页）、胡明（《杨万里散论》）等倾向后说。徐安琪则从语义学的角度剖析出杨万里的“风味”包含有两层意义，一是指诗歌的形象、诗歌的体貌、诗歌的表层意义，二是指诗歌形象中深远、幽杳的多层次意蕴。由于杨氏“风味”重内容，因而在司空图“味外之味”说上增添了新质（《论杨万里的“风味”说》，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虽有偏向，但调和折中的意图也很明显。彭维锋则进一步断定，诚斋强调的“味”说在内容上呈现出辩证关系，也就是儒家教化和佛禅真如的矛盾统一（《徘徊于庙堂与禅境之间——试论杨万里诗学的矛盾统一性》，《天中学刊》2005年第3期）。黄宝华《杨万里与“诚斋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则另立一说，以为诚斋“余味”说更多延续的是江西诗派的血脉余绪，其主要诉诸于智性悟解，而非情绪感染，这就与晚唐乃至传统的比兴生味有了本质的区别。

随着探讨的深化，许多学者试图采用演绎的方法，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析出诚斋诗论的学术意蕴。韩经太认为杨万里的文学思想有出入理学之势：“所谓出入理学，是指其文学思想的建构体现出一定的理学思维特性和思想精神，但又不落入辩言义理的形而上学术之中，而是就文学理论之具体课题的展开来体现其与理学心性义理之讨论相关合的深入思考。”（《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7页）李春青认为，杨万里对宋学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味”为体的文学本体论的确立，二是在创作方法上的师法自然，两者互为依托。这种突破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是对宋学思维和价值观 念的拒斥和挣脱，也预示着文学观念为维护自身独立性而对宋学影响的目觉清算（《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250页）。两人所论，借助一种理论武器来解释另一种理论现象，思辨色彩很强。

通览杨万里诗歌研究状况，在肯定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其存在的缺陷。突出的问题是：研究对象和方法还存在静止、孤立的倾向，学者还是习惯于就杨万里论杨万里，尽管阐释的深度和角度较之以往有所深入；对杨万里在南宋转变诗风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还有待于更为细致、扎实、亲切的论证来说明；政治及其关联的生活经历与“诚斋体”形成的关系，尚无人作出系统的论述。要使诚斋诗研究更上层楼，呼唤历史眼光下的理论观照迫在眉睫。

第五篇：杨万里忧国原文及翻译.

杨万里忧国

杨万里①为人刚而偏②。孝宗③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韩侂胄④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⑤。万里曰：“官可弃，记不作可。”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⑥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⑦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⑧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日：“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⑨，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落笔而逝。

（节选自《宋史·杨万里传》)[注释]①杨万里：南宋著名诗人，力主抗金。②偏：固执。③孝宗：指宋孝宗赵昚（s hèn）。④韩侂（tuō）胄：南宋重臣，以外戚身份专政十多年，位在左右丞相之上。⑤掖垣：泛指高官。⑥僭（jiàn）：超越本分。⑦邸（dǐ）：此指官府。⑧族子：宗族里的年轻人。⑨吾头颅如许：意为我头发已白，年已老。译文：

起初，与朱晖同县的张堪一直很有名气，曾经在太学见过朱晖，很器重他，把他当作朋友对待，握着朱晖的手臂说：“我想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朱先生”。朱晖认为张堪是前辈，只是拱手没有敢应承，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张堪死后，朱晖听说张堪的妻子儿女生活贫困，于是亲自前往探视，送去丰厚的钱款扶助。朱晖的小儿子觉得奇怪，问道：“父亲您和张堪不是朋友，平常也没什么往来，我们实在觉得奇怪啊”。朱晖说：“张堪曾经对我说过知己的话，我铭记在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