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第一篇：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以药家鑫案为例

2011年5月20日上午8时，倍受全国让人民关注的药家鑫杀人案二审在陕西省高院开庭，由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大快人心的，因为不论是从一审判决之前药家鑫在押时期，还是判决后上诉等待二审时期，民间要求判处药家鑫死刑的呼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二审的结果也会尊重民意，判处药家鑫死刑，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那么究竟民意对司法有多大的影响，民意能否改变司法判决，大多数人的观点能否代表真正的公平正义，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通过药家鑫一案应该思考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则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就是尊重民意的重要性，而药家鑫一案也是如此，本来一件由交通肇事引发的杀人案虽然情节严重，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大，但是毕竟药家鑫在杀人之后主动向公安局投案自首，而且其杀人并没有进行一定的预谋，属于偶发性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如果其积极主动交代罪行，并积极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在我个人认为，药家鑫很有可能不会被判处死刑。但是这个可能性已经被打消，因为就药家鑫杀人后，该案件就已经被媒体曝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一阵激烈的反响。各种各样的民意扑面而来，在这种个情况下，司法机关很容易就受到民意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判决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药家鑫杀人案的一审中，西安中级法院实行了一次特殊的的旁听方式，在场有500名旁听人员，而这500名旁听公民均收到了法院发的一份特殊的问卷，问卷上除了庭审的合议庭成员名单，还有两个问题：您认为对药家鑫应处以何种刑罚？您对旁听案件庭审情况的具体做法和建议？这可谓在我国旁听审判中开了一个先例。但是，这究竟是不是民意的正确表。达呢。在我看来恐怕不是，因为在旁听的500人中有400人是和药家鑫具有同样身份的大学生的特定群体，其中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就有300人，其中还不乏药家鑫的同学，而受害者是农民，农民群体参加旁听的人很少，村民和受害人亲属才区区的25人，这使得民意得出的结果严重偏向药家鑫，显然有失公平，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所表达出来的民意完全不是真正的民意。因此，对民意表达的主体就要有一定的规定，如公民的范围，构成比例，文化程度等都要综合考虑。虽然这样，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一般的公民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法学教育，缺乏一定的法律素养，他们对案件的理解一般都是个人的主观好恶，也存在一定的跟风随大流的行为，就像药家鑫杀人案一样，许多人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并不是很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就主管的认为药家鑫罪大恶极，理应判处死刑。我想这些不仅不利于表达真正的民意，也会使这所谓的“民意”真正干扰司法的公正性。

另外，西安中级法院这一对旁听人员发放调查问卷获取民众意见的方式在我国法律中没有规定，虽然有利于法官提高审判效率，更多的了解民意，提高法律的透明度，但其本身仍就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不符合司法审判程序，在这一过程中表达的“民意”很有可能会对法官产生一定的影响，造成法官的先入为主，首先主观上认为被告有罪。而且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除审判的法官外，任何人均无权且不能对案件发表能影响案件判决的意见，否则会被认为干扰司法。另外，法律是否符合民意不是从司法角度来说，而是从立法角度来说的，主要指国家出台一项新的法律或法规，需要广泛征求民意，听取民众意见，召开听证会等，并不是在司法过程中要求公民旁听案件的审理并直接表达对案件如何判决的个人观点。象西安中级法院的这种做法，有将旁听变为陪审的嫌疑，这样只会影响司法的公正性。

我认为，我国现在存在的问题不是民众无法充分表达民意，而是表达民意的途经过多，例如许多人通过网络等各种方式表达对药家鑫案件的看法，这其中不乏有人是收取不法利益故意制造舆论，这些都会影响到法官的正常司法判断，造成“民意绑架司法”的现象，造成司法混乱。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民意的表达确实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过多的不符合程序的民意表达只会造成司法的不公正，因此，就要充分运用法官的法律素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肩负起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给原被告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

第二篇：民意之于司法裁判专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浅谈民意与司法裁判

姓名：王文霞

班级：08级法律三班

学号：20081021336

浅谈民意与司法裁判

引语：

提及民意，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便是夹道拥挤的愤怒人群手执各种投掷物砸向关在囚车里的“罪人”，用一个传统的术语来说是“游街示众”，以泄民愤。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例如，明朝统治者中清兵反问计，误认抗清名将袁崇焕叛国，使民众误认为袁罪恶滔天，非死不可。在凌迟处死袁崇焕时，围观者上万人，“百姓将银一钱，买（袁）肉一块，如手指大，瞰之。食之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而在今天看来，袁崇焕实乃一位忠实的抗清名将，是所谓的民意将其处以极刑凌迟而死了。当然在如今高度文明化的氛围下，这样残暴的民意体现是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较和谐的方式，而就民意的实质，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追求正义价值的意向。民意无形但是之于司法裁判，它却有着令国家裁判者足够重视的分量而备受着重视。然而，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最终定位，其究竟是怎样的？是每一场重大裁判（譬如死刑案件）中必会到场的主裁，还是偶尔客串协助裁判的副角？

关键词：民意，民意实质，司法裁判，司法裁判的独立性，民意考量定位

内容摘要：本文从对民意的实质分析入手，通过影响较大的个案分析，从中总结出民意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个案裁判结果的影响程度，对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关系进行辨析，在司法裁判的独立性与社会价值追求之间进行衡量，最终对民意做出定位。

正文：

（一）民意

民意，简单不过就是多数人的呼号声中所要表达的一致意见。比如民意调查“死刑可否废除”，多数人摇头否决，那么民意就是死刑是不能废除的。再比如张金柱案（下文中将具体阐述），多数人呼号其罪该至死，那么民意就是张金柱判处死刑。但是，世上最难说清楚的，可能恰恰又是民意。正如“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语）一样，民意其实也是长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就能得出的。在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单认识下。

首先，民意是多数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自然，每个公民都是民意主体，但是单独的个人意志却不能形成民意。一个人的奔走呼号只能体现出他对某一个特定事件的个人情感，掺杂的多半是自我的认识。但当其后又有很多人以同样的情感呼号时，这就形成了一种共识，虽然仍是主观的，但是其主观程度以及加入了较多的理性客观认知，这里又有点民主的意味，共通点就是多数人，大家都说如此了，便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确切的认知，是可以被承认和接受的，其作为主观认识的客观影响力量也就产生了。

其次，民意依赖于客观事实的发生而存在，且这个客观事实的影响必须足够大。并不是每个事实的发生都会引起民意的产生，但是每个民意的产生都依赖于客观事实的发生。不难发现，民意的产生都是由于一些影响到众多人的利益，涉及到部分或者整个社会利益的事件的发生，如人大代表选举的民意选择，国家政策的民意支持，重大犯罪的民意指责。再次，民意是普通民众对特定事件的情感反应。之所这么说是为了指明，民意的合成成分中科学的技术的专业的含量并不高。首先强调的是“普通”，作为普通民众，其与国家司法权的执行者相对比，他们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可能浅薄的如同纸张一般。或者他们把法律看的极其单纯，就是用来进行惩罚的工具，情感中多的是对法律威慑力的敬畏而不是对法律本

身的信任。他们只是某个重大案件的契机中表现出了自己的近乎与法律无关的认知，这种认知却又与社会道德、伦理、正义追求、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他们信任的是基于此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在多数时候被认为是可以高于“生硬”的法律的。其次强调民意是“情感反应”的用意在于情感是个善变的不稳定的甚至是片面的无形存在，因此民意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随意性模糊性，甚至在某些因素诱导下，会成为错误的非法的。

归入到司法裁判这一特定的范围下的民意，可以总结来说就是：普通的大多数的民众针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犯罪案件在主观方面所产生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往往是片面的模糊的，注重社会道德、伦理多于注重法律。

（二）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对案件进行的审判与裁决。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司法裁判的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其主体是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任何其他机关，团体，个人都是无法取代的；其二，司法裁判是依法进行的，一切以现行的法律为基准，甚至要求法官就像在法律的控制之下的木偶一样，没有任何感情的裁判。

司法本身与民意一样，也是对犯罪的反应，但不同点在于，这种反应是有国家法律规范和国家强制力支持的。

司法裁判的实质，不过就是在一个“法”字上，那么法的实质又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言曰：“如果一种制度可以从外部得到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保证，即人们都特别愿意为遵守法规或惩处违法行为的目的而运用强制力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制度就被称之为法律”。

回到最原始的解释上，法律是一种人为的制度，这种制度是被多数人所拥护和信赖的并且多数人同意这种制度可以运用强制力。

那么推而得之，司法裁判也应该是为多数人所拥护信任的。

（三）个案中分析其衍生的民意表达

民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力量，是因为它把多数的人的意见集合起来在整理成一致性的意向，最简单的道理众人拾柴火焰高，有时候也会是三人为虎的情形，将有倾向性而非客观的观点通过某种媒介以一传百。所以民意到最后的成型，大多数也是由其表达方式及凭借的媒介引导决定的。上访上书是一种很传统且不怎么奏效的表达，民众的口口相传是最基本的但是范围有限，而今占主流的是新闻媒体的倾向性报道，网络上的网民言论。下面从几个案例来分析主要的民意表达方式。

1、蒋爱珍故意杀人案（文字传播方式）

新疆建设兵团的女青年蒋爱珍[4]貌美活泼，被人嫉妒，因而被人造谣“作风问题”，受到严重伤害。她多次向组织请求处罚侵害者，以保护自己的名誉，但都未果。在无法捍卫自己名誉、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蒋开枪击毙3人，包括一名副团级军官。她一审被判死刑，终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以《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一文长篇报道蒋案后，引起了全国轰动。不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蒋爱珍，支持终审判决，而且在北大法律系的多年刑法学课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论证过此案终审结果在刑法规范、法理上的合法性、正当性。这起案件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为主要传播途径，我们可以看作是文字传播方式。

2、四川夹江打假案（电视为载体的民意表达）

1995年7月28日，四川省技术监督局稽查一队得到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举报和协助，派员去该省乐山市夹江县彩印厂查封了该厂未经彩虹公司合法授权而印制的近二万个彩虹牌电热灭蚊药片包装盒(该种药片是彩虹公司产品)，同时查封了有关的印刷设

备和厂房，并于10月上旬对该彩印厂及其法定代表人万建华作出分别罚款5万元和4万元的处罚决定。因对该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不服，夹江县彩印厂和万建华先后在夹江县法院和成都市中级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5]。与此同时，彩虹公司诉彩印厂侵害其名誉权、荣誉权和商标专用权，夹江县法院诉成都商报社在报道此案时侵害了该院的名誉权。

在夹江打假案实施和审理过程中，许多新闻媒介(包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作了连续报道，部分人大代表也进行了强力干预。“打假能否有错”、“制假者能否把打假者送上被告席”，引起了热烈争论。

尽管以今日观点看，夹江法院受理甚至判决负责打假的行政机关败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该案在人大代表和媒体为主的民意支撑下，不但结果不是这样，而且撤掉了夹江法院院长之职。人大代表质问夹江法院院长的镜头（法院以不公正执法的反面形象）多次在央视节目中出现。

这个案件是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为代表的舆论监督，可以称作是以电视为载体民意的表达。

3、许霆ATM机盗窃案（网络民意）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身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保安的许霆来到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许霆先后取款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许则于2007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因为群情激愤，在媒体和网民的共同推动下，许霆在2008年3月31日被广州中院法定刑下量刑，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追缴17万余元违法所得，并处罚金2万元。许霆上诉到广东省高院，高院经审理后于2008年5月2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法院裁定对许霆可以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这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民意表达方式在案件中的突出表现，我们简称之为网络民意。现在，网络已成为广大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网民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网络监督也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如其揭露的“周老虎事件”、“躲猫猫事件”、“俯卧撑事件”等。

在划分的这几种民意表达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社会的发展信息交流的宽度和自由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几乎所有的重大案件都是在民意声中进行司法裁判的，甚至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通过各种媒介所表达的民意，已经实质地影响到了司法裁决。

（四）民意之于司法裁判

从理论上说，法治的要求就是要惟法律是从，崇尚的是法律至上。那么当一个判决是完全依法作出，却遭到民意的反对时，该如何看待此时的判决？

一个司法裁判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法律效益，同时还要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而相比之下，民意却不需要担负这么多责任，它只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那儿，或许会有些叫板的意味，这样就足够了。民意看到了受害人的悲惨看到了犯罪人的残忍，但是看不到犯罪背后的深层原因，看不到案件的侦破审理过程，忽略掉被害人的相对过错。

以张金柱案为例：

1997年8月24日，苏磊与其父苏东海各骑一辆自行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被迎面而来的一辆小汽车撞着。苏磊被撞后，被小汽车的后轮从身上碾过。苏东海连同自行车被挂在小汽车后的底盘上，被拖行1500米，直至武警的车辆追近迫使小汽车停下来。结果，苏磊死亡，苏东海重伤。肇事司机系郑州市二七区公安分局局长张金柱。必须要承认：张金柱的行为到底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交通肇事罪是存在争议的。从法律上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该案被“焦点访谈”曝光后，群情激愤，舆论哗然。最后，曾身为公安局长的张金柱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理由之一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同样性质的还有09年孙伟铭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四死一伤，他自然难逃一死。

可见，一起交通肇事案就可以将肇事者处以极刑的不是法律，而是临时集结起来无任何调查基础的民意。可是毕竟裁决还是要司法机关做出，作为国家权力机构，有时候也会被推至两难的地位。其之所以考虑民意，一般是因为这样几种原因：

1.为了寻求裁判与执行的群众支持，求得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维护民众对国家司法权威的基本信任，避免公众形成司法不公正的错误印象；

3.充分安抚犯罪的被害方，平息其内心的仇恨；

4.传统习惯的力量。自古以来就有民意这么一说，而且长期以来考虑甚至依赖民意来

做出裁判，司法机关也就形成了惯性甚至是惰性，对于重大案件往往不由自主的考虑民意因素。

但凡有存在，那么这个存在一定有其价值，正如民意的存在，它的价值在于体现了民众以其社会组成的身份对社会矛盾所作出的积极反应，体现了民众对正义的追求，对道德伦理的坚持。但是民意自身也是矛盾体，它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1.片面性。民众只是站在事实的结果上说话，并不考虑整个案件的全面情况；

2.随意性。民意或许是因为一场袭来的网络评论，或许是因为一次偏向性的新闻报道，或许是因为被害人一次哭诉，并无任何准备与调查甚至于理性的分析。

3.模糊性。民意只是要求一个明确的判决结果，而对罪犯的情况，犯罪原因，罪后态

度，是否应适用该种刑罚的问题都不做考量，甚至有意忽略，因此这些在民意里都是模糊的。

4.非法性。民意缺乏相应的法律根据。我国刑法典第四条载明了罪责相适应的刑法基

本原则的要求。刑法典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民意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任何一个方面，与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均无关系。民意只是对既成事实的反应，并不能改变任何已有危害，酌定量刑情节也未包含民意。所以，民意既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理论依据。

对于这样存在的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到底该不该出场，司法机关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法官审理案件，法律因素应该是唯一可考虑的内容。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将法律以外的因素考虑进来，以至于影响到区分责任或定罪量刑，是一种不恰当的行为。

对于这么明确的理应毫无争议的基本法律认知，还要大费周章的在民意与司法裁判之间周旋，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一是司法裁判自身的定力不够。不但老百姓对司法有种普遍地不信认情绪，就是有些法院的法官似乎也缺少法官应有的自信。应当坚信的是法官的权威不在于他们永远不会判错案件，而是因为公众相信他们不会错。要做到这种信任，需要整个司法机制的发展。

二是民众薄弱的法律知识。因为不懂法不知法，看到的仅是法律的威慑报复作用，只要做到这点就能满足其所要求的公正。而法律需要的不是被敬畏当做惩罚工具，它需要的是被信任被尊重。在民众没有形成这个观念之前，民意在多数时候只能是一种行为形式诱导下的盲目叫嚣与人云亦云的呐喊。

结语：

民意绝非是民主、公平、正义的代名词，或许甚至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出现，或者标识着某个司法症结的出现，司法机关所要考量的是如何解决这种错误、治疗这个急症，而不是一味的顺应民意。

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意义也在于一种民众监督而非涉入司法裁判这一独立神圣的领域。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只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列席听众席，而不是喧宾夺主的进行民意裁判，媒介裁判。

并不是要违背民意，违背其怀揣的正义，道德希望，只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些希望，需要我们去相信法律的存在价值，相信在其价值引导下的司法裁判能够做到最好。

第三篇：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马韶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100720)

摘 要:在中国古代, 作为家庭规范、社会规范、治国方略的“孝”对司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子孙复仇的原宥;二是子孙侵犯父祖的刑罚加重主义;三是父母为了子孙气忿自尽, 子孙也得承担逼死父母的责任。

孝道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 与古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它从家庭规范延伸到社会规范, 进而延伸到治国的方略, 把父权和君权联系起来, 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指导方针。“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孝经》把孝变成了天经地义的最高德行。天子的“德教加于百姓” , 诸侯的“不骄”、“不溢”、“和其民人”, 卿大夫的“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士与民的忠顺事上等统统归之于孝。因此, 孝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道德纲领, 而且也是政治宪章和法律准则。

在我国, 孝很早就同法和刑结下了不解之缘。《尚书·康诰》中记载:“元恶大憨, 矧惟不孝不友„ „乃其速由文王作罚, 刑兹无赦”① , 《孝经》“五刑之属三千, 罪莫大于不孝” ② , 明确把不孝行为作为惩罚的对象。不孝罪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是一种独立的罪名。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 把不孝罪列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 并冠于篇目名例中。刘宋法律规定“子不孝父母为弃市”, 甚至允许母告子不孝, 欲杀者许之③。《唐律疏议· 名例》指出,“不孝”罪包括“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 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 若供养有缺, 居父母丧, 身自嫁娶, 若作乐释服从吉, 闻祖父母、父母丧, 匿不举哀, 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对于这些“不孝”行为, 在量刑上采取从重主义, 一般都处徒刑以上。例如,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 “詈祖父母、父母者绞” ④ , 詈骂祖父母、父母要判绞刑, 充分体现了刑罚的严苛。

不孝罪还是常赦不原之罪, 无论身份高低, 无论是否具有特权, 只要犯此罪, 就会受到惩罚。清代的法律给予父母呈送发遣的权利, 父母呈控子孙忤逆不孝, 司法机构不但受理, 而且不要求呈控人提供证据。忤逆不孝的子孙因父母的呈送,常由内地发配到云贵两广, 这一类的犯人向例是不准援赦的⑤。

祖父母、父母不仅可以运用家庭规范来自由处分子孙,而且还可以运用法律的力量来剥夺子孙的自由。“子孙被排斥于家庭团体之外, 同时也就被排斥于广大的社会之外—包括边境以外的全部中国, 不能立足于社会。这可以说明子孙永远是属于父祖的, 永远是与家庭不能分离的, 这在具有近代意识, 以为脱离家庭可以自由在社会上获得自己生活的见解, 是大相径庭的” [ 1] 13。因此, 维护孝是司法的基本宗旨之一, 孝也是决定罪与非罪, 轻罪与重罪, 以及是否惩罚和惩罚轻重的重要依据。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子孙复仇的原宥

复仇的观念和习惯, 在古代社会中极为普遍⑥。崇尚孝道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 复仇观念尤深。《周礼》对报仇的事作了种种规定:报仇有法定的手续, 也有专管报仇事务的官吏, 只要事先到朝士处登记仇人的姓名, 将仇人杀死便可无罪⑦。《礼记· 曲礼》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先秦时代国家权力不强大，收稿日期:2005-12-05

作者简介:马韶青(1978—), 女, 山西太原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法理学, 法史学。

①意为:那些罪大恶极者, 亦是不孝不友之人。应当迅速按照我们(周)文王所制订的刑法, 对他们严惩不贷。

②《孝经· 五刑章》, 载于《十三经注疏》, 清阮元校刻本, 中华书局影印, 1980年第一版。

③《何承天传》云:“母告子不孝, 欲杀者许之。”注云:“谓违犯教令, 敬恭有亏, 父母欲杀皆许之”(《宋书》**, 沈约撰, 中华书局, 1974年 校点本)。

④《唐律疏议· 斗讼》, 刘俊文点校, 中华书局, 1983年。⑤除非遇到特旨恩赦或减等发落, 询明犯亲, 才有释放的机会。

⑥历史上如希腊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都允许复仇。古代日本在法律上许可复仇, 并有若干限制。英国在十世纪时, 意大利一直到十六七世纪时还有此风。

⑦《周礼· 地方司徒》, 调人云:“父兄之仇皆使之远避以和难, 不避则报之。杀人复仇而人又反杀者, 使邦国交仇之。仇人而义者, 不同国, 令弗仇。”

法律机构不发达, 因此报仇之风极盛, 是复仇自由主义时期。法律机构发达后, 生杀予夺之权被国家收回, 杀人便成了犯罪的行为, 受国法的制裁, 复仇由于与国法不相容, 逐渐被禁止了。从东汉起, 除了元代, 各朝的法律都禁止人民私自复仇。除了积极的制止复仇外, 还采取移乡避仇等消极防止复仇事件发生的方法, 可见法律对复仇事件防范之周密。但是, 尽管法律严加制裁, 复仇主义已深入人心。许多人宁可挺身受刑, 也决不因怕死而忘仇不孝, 于是复仇者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赞扬, 不但一般的舆论①如此, 即使是有司法责任的官吏也持如此的看法, 而且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皇帝最终也会 原赦这些复仇者。

赵娥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②。她将父仇杀死后, 诣县自首, 福禄长尹嘉很同情她, 解印绶纵之, 自己也预备弃 官逃走。赵娥不肯, 守尉再次示意她自行匿避, 仍不肯, 守尉 于是强行将其遣回家, 乡人皆“为之悲喜慷慨嗟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隋时王子春为从兄长忻及嫂所杀, 子春有女三人, 舜最 长, 时才七岁, 粲五岁, 璠二岁。皆寄食亲戚家, 舜怀有复仇 之心, 姊妹俱长, 亲戚欲嫁之, 拒不从, 密谓二妹:“我无兄弟, 致使父仇不报, 吾辈虽是女子, 何用生为? 我欲共汝报仇, 汝 意如何?”二妹泣从姊命。是夜, 姊妹各持刀跃墙而入, 杀长 忻夫妻以告父墓。诣县请罪, 争为谋首。州县不能决。隋文 帝闻而嘉叹, 特原其罪③。

唐贾氏之父为族人所害, 其弟强仁幼年, 贾抚育之, 不 嫁, 强仁成童, 将仇人杀死, 取其心肝祭父墓。事后贾氏遣强 仁自首, 有司判以极刑。她便请求代弟而死。高祖怜之, 特 赦贾氏及强仁免死, 移其家于洛阳④。

梁悦为父复仇, 投县请罪, 唐宪宗云:“复仇杀人, 固有彝 典, 以其申冤请罪, 视死如归, 自诣公门, 发于天性。志在殉 节, 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 特从减死之法”, 宜决一百, 配 流循州⑤。

后唐时高晖为乡人王感所杀, 晖子宏超杀感, 提仇人头 至大理寺自首, 以故杀论死。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恩梦说:“今 方明时, 有此孝子, 若使须归极法, 实虑未契鸿慈。”奉敕宜 矜, 减死一等⑥。

明萧山何御史舜实以事谪戍归里, 时御史邹鲁谪为萧山 县令, 何、邹固有隙, 邹逼何往戍所, 中途谋杀之。何子兢避 难于父友家。不多时, 邹改官山西, 兢率亲党数十人守候于 路, 折伤邹肢体。邹诉于官, 兢陈明父冤, 慷慨请死。依律谋 杀本属府县官应判斩罪, 但此案因为原有杀父之仇, 且邹已 迁官, 非亲临之官, 得减死, 仅拟流徙⑦。

像上面这样获赦减死的复仇案, 在中国古代社会举不胜 数。法律明文禁止复仇, 违反该规定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但 复仇者实施了复仇行为还能获得减免刑罚, 说明古代执法者 对复仇者是法外施仁。因此, 以“孝”为核心的“礼”与“法” 的冲突使得统治者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尽量兼顾国法与人情。

二、子孙侵犯父祖的刑罚加重主义

子孙本以恭谨孝顺为主, 所以对父母有不逊侵犯的行为 皆为社会和法律所不容。詈骂父祖就已属于不孝罪的范围, 要处以绞刑⑧, 詈骂以上的行为, 则加重刑罚。《唐律· 斗 讼》规定:殴打普通人的刑罚仅是笞打四十大板, 而子孙对于 祖父母、父母加以反抗并有格抵自卫行为的, 则属于十恶重 罪中的“恶逆”罪名, 要处以斩刑, “笞四十和斩刑比, 加重了 十六个等级”⑨。中国从汉代起直至明、清, 对殴、伤父祖的 行为都是处以死刑中最重的刑罚。如果导致父祖死亡, 又罪 加一等。唐、宋最重刑已是斩刑, 元、明、清律则加至凌迟处 死。同时, 不分侵犯行为是出于故伤还是误伤, 只要有殴伤 父祖的事实存在, 即一律处斩。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周三儿用柳条殴责伊妻, 母上前遮护, 误伤左腮颊, 饮食 行动如常, 并未嚷痛。嗣因身体受寒, 下坑出恭, 失跌喘发, 痛剧殒命。刑部以伤甚轻浅, 死由于病, 但业已误伤, 伦纪攸 关, 仍照律拟斩决, 奉旨九卿议奏, 得改斩候 10。又有一案:白鹏鹤因向嫂白葛氏借灯油不遂, 出街嚷骂, 白葛氏赶出门理论, 白鹏鹤拾起土块向嫂掷击, 适母白王氏 出劝, 误伤殒命。刑部按子杀父母凌迟处死律问拟。奉旨以 遥掷土坯误伤其母, 非其思虑所及, 与斗殴误伤者究属有间, 着改为斩立决 1。123 马韶青:古代孝对司法的影响 ①②

③④⑤⑥⑦⑧ ⑨ 10 1 包括读书人的见解。

赵娥的故事见于皇甫谧《列女传》和《魏志· 庞淯传》。故事梗概是:赵娥的父亲赵安为李寿所杀, 娥有弟兄三人都想为父报仇, 但是

未得机会弟兄三人都已病死。李寿喜出望外, 认为赵家仅剩一柔弱女子不足为患, 可以高枕无忧了。娥悲愤万分, 矢志报仇。买一利刃, 每夜

磨刀。当时她已出嫁并有幼子, 家人和邻人都知道李寿凶狠, 劝她打消了复仇的念头。娥发誓, 不杀李寿, 决不罢休。她天天坐着鹿车巡游, 等

候复仇机会。一天终于在都亭前与李寿相遇, 她下车扣住李寿的马, 受惊欲逃, 娥以刀奋力砍去, 马惊将寿摔在地下, 娥又去砍, 砍在树上, 用力

过猛被折断。这时李寿已被摔伤, 娥想夺寿的佩刀, 寿猛力跳起, 娥扑上去扼住他的咽喉, 并死力扣住不放, 终于将寿按到在地, 随后抽出李寿 的佩刀将李寿头颅割下。报完父仇, 娥到官府自首。

《隋书》八О, 《烈女传》, 孝女王舜,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3 年版。《旧唐书》一九三, 《烈女传》, 濮州孝女贾氏, 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旧唐书》五十, 《刑法志》, 中华书局, 1975年点校本。《五代会要》九, 《议刑轻重》。

《明史》二九七, 《孝义》六, 《何兢传》, 中华书局, 1974年版。

《唐律疏议》二二, 《斗讼》二, “殴詈祖父母父母”;《宋刑统》二二, 《斗讼律》, “夫妻妾媵相殴并杀”;《明律例· 刑律》, 《骂詈》“骂祖 父母父母”;《清律例· 刑律》, 《骂詈》, “骂祖父母父母”。

“唐律的刑罚等级是:笞十, 笞二十, 笞三十, 笞四十, 笞五十;杖六十, 杖七十, 杖八十, 杖九十, 杖一百;徒一年, 徒一年半, 徒二年, 徒二

年半, 徒三年;流二千里, 流二千五百里, 流三千里;绞, 斩。共二十个等级。笞四十和斩刑比, 加重了十六个等级”。史风仪著, 《中国古代的家 族与身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第210页。《刑案会览》44:23b。《刑案会览》44:25ab。法律上对子孙完全出于过失杀伤父祖的刑事责任, 也比 普通人犯这种罪的刑事责任要重的多。普通人犯过失杀伤 罪, 法律允许用金钱赔偿, 免除刑事责任①, 而子孙过时杀伤 父祖, 不但不能用金钱赎罪, 而且还要判处较重的刑罚。唐、宋、明、清律过失伤者徒三年, 过失杀者流三千里②。清乾隆 时期, 又用判例的形式规定, 过失杀祖父母、父母绞立决③, 处刑更重。过失杀伤父母罪所以如此重大, 仍是因为孝道伦 纪的关系, “过失虽出无心, 而子孙„ „ 于祖父母、父母当敬 慎不应至于过失, 故凡人收赎, 而子坐流徒, 即臣子于君父不 得称误之义也” ④。对祖父母父母的过失杀伤, 无论何种情 况之下, 均须依律拟罪, 不得减轻, 除非声明可矜情节, 请旨 核减, 但亦只能由绞决改为绞候[ 1] 32— 33。

三、父母为了子孙而气忿自尽, 子孙也得承担逼死父母 的责任

《明律例》规定, 逼死祖父母、父母的, 比照殴祖父母父 母罪问斩;《清律例》更具体, “凡子孙不孝导致祖父母、父母 自尽之案, 如审有触忤干犯情节, 以致忿激轻生窘迫自尽者, 即拟斩决。若并无触犯情节, 但行为违反教令, 以致抱忿轻 生自尽者, 但拟绞候⑤。父母因子孙而死, 虽非处于子孙的 故意和过失, 子孙也要承担责任。

有一案例:贾松年因妻做饭迟延, 加以殴詈。母李氏出 而喝阻, 不听。李氏欲禀官送究, 松年叩头央求, 不允。随即 赴县呈控, 回家以后才晓得父母首告忤逆, 应问遣戍。李氏 虑无人侍养, 心生追悔, 愁急莫释, 投井自尽。有司以李氏之 死虽非抱忿轻生, 但事由于首告究由违反教令所致, 依律拟 绞候⑥。

法律看重的是父母因子孙而自尽的事实, 所以即使父母 的自尽并非出于子孙的忤逆或违反教令, 子孙也不能推卸刑 事上的责任。

在有些情况下, 纵然父母并非故意寻死, 其死也不是由 于子孙的过失, 子孙也得负同样的刑事责任。清时有一个案 例充分说明这一点:陈汶选令子陈自鄘取茶给饮, 因茶不热 倾泼在地, 当向斥骂, 并取棍向殴。自鄘畏惧, 跑出屋外, 汶 选持棍赶殴, 因地上被茶泼湿, 滑跌在地, 磕伤脑后殒命。刑 部以陈汶选虽自行跌毙, 但陈自鄘不俯首就责, 畏惧逃跑, 以 致伊父追赶滑跌身死, 实数违反教令, 照子违反教令致死自 尽例, 拟绞候⑦。

因此, 只要父母的死伤因子孙而起, 不问谁是谁非, 也不 问有心无心, 或意料所及否, 都逃脱不了杀伤父母的罪名。虽然司法官吏有时也明知子女情有可原, 然而在高度提倡孝 道的社会中, 子孙应该绝对顺从父母, “天下原无不是的父 母”。刑罚加重、法外用刑也就成了法律执行者不谋而和的 事情了。参考文献: [ 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M].北京:中华书局, 1981.(责任编辑:梁文杰)TheInfluenceontheJudicatoryofXiaoinAncientChina MAShao-qing(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InstituteofLaw, Beijing100720, China)Abstract:Inancientchina, socialrulesandawayofgoverningthewhole country，xiao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ancientjudicatory, whichwasembodiedinthreepoints.Firstofall, xiaomadethewholesocietyaccepttherevengethoughtandcondonerevengeactions.What smore, ifthejunioraggrievedthesenior, judgeswouldpunishthejuniormoreseverelythanordinarycriminals.Inaddition, ifthesenior diedduetoactionsofthejunior, thejuniorshouldtaketherap.Keywords:ancientlaw;xiao;revenge;JuniorAggrievingtheSenior 124 第21卷第2期柳 州 师 专 学 报2006年6月 ① ②

③④⑤⑥⑦

参见《唐律疏议》二三, 《斗讼》三, “过时杀伤人”;《宋刑统》二三, 《斗讼律》, “过时杀伤”;《明律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清律 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唐律疏议》, “殴詈祖父母父母”;《宋刑统》二二, 《斗讼律》, “夫妻妾媵相殴并杀”;《明律例》, “殴祖父母父母”;《清律例》, “殴祖父 母父母”;《清现行刑律》, “殴祖父母父母”。

《清律例》, “殴祖父母父母”条, 乾隆二十八年例, 道光二十五年修改例。

asoneofthefamilyregulations, 同上。

《清律例》二六, 《刑律》, 《人命》, “威逼人至死”条, 乾隆三十七年例。《刑案会览》44:7a— 8a。《刑案会览》44:5a— 6a。

第四篇：美国司法制度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

美国司法制度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

一、美国司法制度

美国属于普通法法系国家，普通法法系是指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普通法又称判例法，法官在法律创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19世纪中叶普通法在美国得以确立，美国法的成文宪法、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并存等独创性制度对世界各国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诉讼程序中的代表制度，表达了美国司法制度的特征。美国陪审团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依据法律或者民间惯例，吸收非职业法官的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团成员，与职业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司法民主制度。1《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使用陪审团审判。在庭审调查和法官指示结束之后，由陪审团成员对案件进行评议，陪审团评议后投票作出裁决。如果达成了一致意见或符合制定法所规定的不一致意见则作出裁决并告知法官，由法官审查裁决书的形式要件后交由陪审团长或由法官本人在庭上公开宣读。诉讼双方有权要求法官在公开的法庭上询问每一位陪审团的成员，让他们各自回答裁决结果。2

在美国的司法发展史中，陪审团制度因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而意义重大，对美国诉讼制度的建构和运行起到了塑造性和支柱性的作用。这个制度不但作为程序的一部分而且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它影响了法庭程序的很多方面，美国法律的许多特点都是与陪审团制度环环相扣的，他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现代美国陪审团的责任是从证据中找出并认定事实、证据和事实裁决案件，具有明显的自我保护功能、教育功能和增强民众民主意识的作用。

（二）美国的法院系统设置

美国法院系统分为联邦和各州两大系统。名称和审级不尽相同，管辖权限错综复杂。法院一般是民事刑事兼理，均采取陪审制。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配属 12 钱弘道：《英美法讲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3 《联邦诉讼程序规制》第31条(C)规定，“宣告裁决时，在裁决记录到案之前，如经一方当事人要求或法庭仔细决定，可以逐一询问陪审员” 于各级法院。联邦系统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为涉及联邦宪法、法律或国际条约的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联邦政府的案件、涉及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公海上或国境内供对外贸易和州际贸易之用的通航水域案件，不同州之间，不同州公民之间的争议以及州政府向它州公民提起诉讼。联邦系统法院包括联邦地方法院、联邦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和专门法院。州系统法院包括基层法院、州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美国的法院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层级各司其职的特征，保障了美国司法系统的有效运行。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因其自身的缺陷已难以适应我国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一）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或组织的关系上看，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各级司法机关应是完整统一地行使国家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然而在现行体制下，统一的司法权被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区域所分割，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已演变成“地方的”司法机关。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都依赖于地方政府，要求司法机关独立、公正的行使司法权具有障碍

（二）司法机关系统内缺乏监督

我国司法系统内的监督主要有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检察监督和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级监督。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难以真正实现，主要表现在检察监督的力度疲软、检察监督局限于事后监督和检察机关缺乏监督易造成监督权的滥用。

（三）司法机关不遵守程序现象普遍

与英美法系国家“程序优先”的法律理念不同，我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往往把法律程序视为形式主义。由于我国在立法中轻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国家本位主义的思想，有些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甚至认为程序法只是约束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司法机关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约束。我国司法错案的发生大多出现在程序法的执行不严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程序不严谨必然导致执法不规范、司法不公正。

（四）法官缺乏独立审判权

由于长期受到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司法工作。在我国的审判机关中，法官始终作为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审判程序中，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无权独立对外做出裁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法院的裁判权由审判委员会垄断，无论案件是否重大疑难，案件裁决均要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合议庭失去了原有的职能作用，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导致审理与判决严重脱钩。随着近些年案件数量的大幅增多，法院的工作效率越来越成为法院发展的障碍，法院系统内的现行管理方式又导致了法官责任心的缺乏和审判工作的低效率，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五）司法人员专业水平低司法腐败现象严重

我国司法系统中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只占5.6%,研究生仅占0.25%，全国检察机关系统中，本科层次的只占4%。我国司法系统中，复转军人、通过社会招考进入司法机关的人数远远超过政法专业的毕业生。近年来我国司法腐败的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违法违纪领域越来越宽，非法所得数额越来越大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法制的权威。

三、从美国司法制度探究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方向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确保司法权统一

司法统一原则是现代法制国家所遵守的基本准则，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除了存在一个州司法系统外，还设置了一个统一的联邦司法系统。在联邦司法系统中，将整个国家划分为93个司法区，每个区包含一个联邦区法院它是联邦司法系统内行使一般权限的一审法院。3同时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对于一审法院受理 3(美)罗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的案件，在经过各州最高法院审理后，还可以依法通过上诉和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尽管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其统一的司法系统有效的维护联邦法制的实施和司法权的统一。在我国面临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改革目前的人事、财政、领导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而又独立的司法系统以确保司法权和国家法制的统一。

（二）改革监督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美国司法体制中的三权分立体制，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制约。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司法权由国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和法官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和其他意见的影响，司法权力须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而我国的司法独立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而言的，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之下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时应完整地置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起一套真正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各级地方政权的司法系统，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机制，有利于我国司法系统的有效发展。

（三）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实现依法裁判

在美国审判制度中，陪审团审判更是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遵循先例”是司法程序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原则，意味着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裁判所确立，便构成一个日后不能背离的先例。在我国的司法机关内部，出现了审判委员会包揽过多的现象。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审判工作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一部分法院出现了审判委员会对全部案件加以讨论的现象，造成了审理与裁判的分离。因此必须改变审判委员会包揽过多的现状，加强合议庭的职能做到审理与判决的统一。

第五篇：司法改革对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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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对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影响

作者：黄遐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7期

【摘要】目前，以公平和效率为目标的司法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建立一支优质的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作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必须得到践行。司法改革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树立了方向标，提高了司法人才的整体素质，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和创新机制的建立，因而，必须借助司法改革之力，通过坚持服务审判理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三种途径继续促进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

【关键词】司法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公平；效率

一、司法改革和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使得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依法治国”也被作为基本国策写进宪法，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型初显。但是，西方法律文化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排斥现象，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司法实践的一些领域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某些执法人员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忽视使得司法权威受到威胁等等，这些司法领域出现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因而，司法改革也就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1］。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我国司法改革旨在“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公正与效率成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及方向［2］，通过合理配置司法权力、公开司法活动、提高司法效率、强化监督制约，来达到司法改革的目的。

加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是司法改革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保证，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中的基础［3］。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加强其思想政治工作，是摆在各级法院面前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法院思想政治工作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司法人员缺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欠缺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养的热情，法院思政部门的任务重工作人员少等等，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法院职能的发挥。在新时期，借助司法改革的契机，加大法院思想政治工作是迫在眉睫的事业。

二、司法改革对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影响

首先，司法改革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树立方向标。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工作的公平和效率，法院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目的是完善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从而更好的发挥自

身的职能，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司法改革的目标为核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有的放矢，避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盲目化、形式化的现象，能够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效果。

其次，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员素质，能建立良性的人才竞争机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司法改革有利于突破法院人才流动、分配方面的制度瓶颈，建立一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法院人才工作机制［4］。能够创新法院人才队伍建设方案，提高法院工作人员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管理。能促进司法工作人员良性的竞争，对工作认真，工作成效显著的人员给予奖励，淘汰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员，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给予支持和鼓励，借助司法改革的机会，可以造就和凝聚更多的司法人才。

再次，司法改革促进法院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法院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司法工作的要求，才能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5］。司法改革可以推动法院加强对新形势的审视和对新政策的学习，促进司法人员理念的更新。

最后，司法改革有利于提高法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机制建立，增强工作成效。司法改革要求必须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这就要求法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不能只是纸上谈兵，要落实到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要求司法人员对新问题进行积极探索，研究新的问题解决方法和思路，更新理念，发挥创新精神，提高工作的效率和工作质量［6］。

三、借司法改革之力，加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一）牢固坚持服务审判理念

法院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审判工作这个中心任务去做，将司法改革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真正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服务审判的原则，在思想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同样要重视服务审判，让广大司法人员意识到优质的完成审判任务是一切工作的终点，是为人民服务的见证。把司法改革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相互渗透到审判工作中，这样才能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完善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二）继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要把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作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国际新背景下，司法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必须加强的。各级法院应该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努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各级法院应该充分尊重司法人员，真情关怀工作人员，增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凝聚力。推进法院民主管理，大力开展向先进典型司法人物学习的活动，弘扬新风正气，及时表扬先进。法院应该坚持并强调司法人员人人都可以成才的理念，积极引导工作人员树立“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的理念，提倡和开展读书活动，树职业之德，要加强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的培训，加大对司法人才的培养力度。

参考文献：

［1］李佩幼.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思想政治工作［J］.专论，2006：10-11.［2］高鹏芳.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三对矛盾［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3］张洪涛.切实加强新时期人民法院的思想政治工作［J］.山东审判，2003：3-4.［4］刘允霞.探索先进典型培养成长规律开创法院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J］.山东人大工作，2009：40-41.［5］曹文俊.提高素质，服务大局——谈加强司法行政队伍思想政治工作［J］.共产党人，20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