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对于司法裁判的影响5篇

第一篇：社会舆论对于司法裁判的影响

社会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

近半年来，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被传得沸沸扬扬，备受公众关注。公众给予这个案件如此大的重视，除案件本身性质恶劣，引起共鸣外，更因李某某的名人父亲李双江，使得公众对此案，对李某某这一“星二代”是否会被公正审判，是否会得到应有惩罚产生疑问。公众希望通过社会关注、社会舆论确保有罪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适度且正当的社会舆论能够对司法审判起到监督的作用，对司法公正起到促进的作用，因为社会舆论的关注会使法官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大大降低。但是，这样强大的舆论监督同时也会对司法机关产生压力，对判决产生影响，这对李某某是不公平的。同时，强大的人肉搜索公开了未成年人李某某的信息，使其饱受网络暴力以及谣言的伤害。事实上，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然而从案情曝光，网友转发，仅仅一个名人效应就让《未成年人保护法》黯然失色。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活动中，口口声声担心司法不公，一心捍卫正义的人们，却是在与此同时违反着另一部法律，靠侵犯他人隐私权来维持对事件的关注。这样不当且过度的社会舆论会对案件的主审法官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使其难以保持独立，司法独立得不到保障，司法公正就不会实现，司法公信力会逐步被削弱。美国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从不看报，为的就是免受舆论的误导。社会各界如此高度地关注李某某强奸案件，这些都可能会给李某某强奸案的主审法官无形地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进而甚至会左右其独立的判断。

此外，李某某在仅仅被公安机关关押之时，不少网民已经对其冠以“强奸犯”的名号，甚至有的媒体，在网站首页经过PS处理将李某某的照片制作成了监狱的景象。然而，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即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

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深入报道和舆论监督，对于增加司法透明度，监督法官判案提高法院质量，促进司法公正，揭露司法腐败，培养公民法律观念和程序意识，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新闻固然可以反映民意，但也可以激起甚至制造民意。（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作者：任东来 陈伟 白雪峰）新闻媒体对李某某案的大肆渲染无疑对公众舆论导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美国历史上的罗德尼金诉洛杉矶市警察局案。有案底在身的黑人假释犯金，因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截下。后又因借酒撒疯拘捕，4名警察在警告无效、高压警棍无法制服的情况下，对金进行殴打。这本属于警察们执法过当，但因为新闻媒体用偏离事实真相的，经过剪辑的现场录像画面在全美反复的播映，深深地印在了美国人的脑海里的是4名警察不停殴打处于弱势的黑人的情景，罗德尼金趁势以刑事罪起诉洛杉矶市警察局。因此在一审判决无罪，导致群情激奋（尤其黑人，从而引发震撼全球的洛杉矶黑人大**事件）的情形下，联邦政府宣布重新起诉这四名警察，最后其中两名警察被判有罪，判以两年半有期徒刑。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联想到李某某案，在尚未开庭审理之际，就因媒体的渲染而被冠以“强奸犯“的称号，这既是对未成年的李某某权利的侵犯，又使得群情激奋，误导了舆论，提前为他判了罪。因此很有理由怀疑这影响了此案的公正审理。如今李某某二审判决出来了维持原判的十年有期徒刑，有舆论不满，认为判处太轻，又使我联想到几年前的药家鑫。面对一个被冠以“富二代“之名的杀人犯，有人喊出了”药家鑫不死，中国无法治“这样的口号。然而药家鑫案的审理并不是在一个很公平的舆论环境中进行的，在最终判决出来前药家鑫本人已经被社会定了罪。被社会舆论所影响在现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普遍对各种二代有反感，甚至连主流媒体也受到这样价值取向的影响。这又反映出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不足，督促着司法审判坚持独立的状态和公正的态度。

第二篇：关于裁判文书 司法文书上网

相城法院“四个确保”强力推进裁判文书上网 作者： 唐灿 发布时间： 2011-12-16 11:23:47

中国法院网讯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加大司法公开力度，专门出台《关于裁判文书上网发布的实施意见》，认真落实“四个确保”，强力推进裁判文书上网工作，进一步提升司法透明度。

狠抓文书质量，确保裁判文书准确性。裁判文书发布前，由书记员、案件主审人、审判长进行校对，确保裁判文书无文字错误。相关庭长负责对裁判文书进行审核，重大、疑难、复杂以及社会关注度较高案件的裁判文书由分管副院长审核，确保上网裁判文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条引用、适用准确。

严格审批程序，确保文书上网规范性。实行裁判文书上网审批制，对于敏感性、群体性案件须推迟上网公布的，以及当事人明确要求不上网公布的，必须经庭长同意后报主管院长审核批准。经过审批后拟上网的裁判文书，由各业务庭以电子文档形式报送办公室统一上网公布，同时报送裁判文书正本一份备案。

强化舆情监控，确保回复答疑及时性。对于拟上网发布的裁判文书，认真进行风险评估论证，防止出现媒体负面炒作。研究室指派专人负责裁判文书发布后的网络舆情监控，及时答复网民提出的意见和疑问，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汇报、及时处理，有效平息当事人情绪，积极争取网民理解和支持，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落实责任考核，确保文书上网长效性。与岗位目标管理考核挂钩，对没有完成裁判文书上网任务的相关部门，按比例予以金额不等的经济制约。与评先评优挂钩，对未能完成裁判文书上网任务的干警，在年终评优评先、晋职晋级中实行一票否决，提高干警的责任感。

责任编辑：

陈思

第三篇：民意之于司法裁判专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浅谈民意与司法裁判

姓名：王文霞

班级：08级法律三班

学号：20081021336

浅谈民意与司法裁判

引语：

提及民意，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便是夹道拥挤的愤怒人群手执各种投掷物砸向关在囚车里的“罪人”，用一个传统的术语来说是“游街示众”，以泄民愤。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例如，明朝统治者中清兵反问计，误认抗清名将袁崇焕叛国，使民众误认为袁罪恶滔天，非死不可。在凌迟处死袁崇焕时，围观者上万人，“百姓将银一钱，买（袁）肉一块，如手指大，瞰之。食之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而在今天看来，袁崇焕实乃一位忠实的抗清名将，是所谓的民意将其处以极刑凌迟而死了。当然在如今高度文明化的氛围下，这样残暴的民意体现是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较和谐的方式，而就民意的实质，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追求正义价值的意向。民意无形但是之于司法裁判，它却有着令国家裁判者足够重视的分量而备受着重视。然而，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最终定位，其究竟是怎样的？是每一场重大裁判（譬如死刑案件）中必会到场的主裁，还是偶尔客串协助裁判的副角？

关键词：民意，民意实质，司法裁判，司法裁判的独立性，民意考量定位

内容摘要：本文从对民意的实质分析入手，通过影响较大的个案分析，从中总结出民意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个案裁判结果的影响程度，对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关系进行辨析，在司法裁判的独立性与社会价值追求之间进行衡量，最终对民意做出定位。

正文：

（一）民意

民意，简单不过就是多数人的呼号声中所要表达的一致意见。比如民意调查“死刑可否废除”，多数人摇头否决，那么民意就是死刑是不能废除的。再比如张金柱案（下文中将具体阐述），多数人呼号其罪该至死，那么民意就是张金柱判处死刑。但是，世上最难说清楚的，可能恰恰又是民意。正如“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语）一样，民意其实也是长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就能得出的。在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单认识下。

首先，民意是多数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自然，每个公民都是民意主体，但是单独的个人意志却不能形成民意。一个人的奔走呼号只能体现出他对某一个特定事件的个人情感，掺杂的多半是自我的认识。但当其后又有很多人以同样的情感呼号时，这就形成了一种共识，虽然仍是主观的，但是其主观程度以及加入了较多的理性客观认知，这里又有点民主的意味，共通点就是多数人，大家都说如此了，便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确切的认知，是可以被承认和接受的，其作为主观认识的客观影响力量也就产生了。

其次，民意依赖于客观事实的发生而存在，且这个客观事实的影响必须足够大。并不是每个事实的发生都会引起民意的产生，但是每个民意的产生都依赖于客观事实的发生。不难发现，民意的产生都是由于一些影响到众多人的利益，涉及到部分或者整个社会利益的事件的发生，如人大代表选举的民意选择，国家政策的民意支持，重大犯罪的民意指责。再次，民意是普通民众对特定事件的情感反应。之所这么说是为了指明，民意的合成成分中科学的技术的专业的含量并不高。首先强调的是“普通”，作为普通民众，其与国家司法权的执行者相对比，他们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可能浅薄的如同纸张一般。或者他们把法律看的极其单纯，就是用来进行惩罚的工具，情感中多的是对法律威慑力的敬畏而不是对法律本

身的信任。他们只是某个重大案件的契机中表现出了自己的近乎与法律无关的认知，这种认知却又与社会道德、伦理、正义追求、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他们信任的是基于此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在多数时候被认为是可以高于“生硬”的法律的。其次强调民意是“情感反应”的用意在于情感是个善变的不稳定的甚至是片面的无形存在，因此民意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随意性模糊性，甚至在某些因素诱导下，会成为错误的非法的。

归入到司法裁判这一特定的范围下的民意，可以总结来说就是：普通的大多数的民众针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犯罪案件在主观方面所产生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往往是片面的模糊的，注重社会道德、伦理多于注重法律。

（二）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对案件进行的审判与裁决。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司法裁判的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其主体是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任何其他机关，团体，个人都是无法取代的；其二，司法裁判是依法进行的，一切以现行的法律为基准，甚至要求法官就像在法律的控制之下的木偶一样，没有任何感情的裁判。

司法本身与民意一样，也是对犯罪的反应，但不同点在于，这种反应是有国家法律规范和国家强制力支持的。

司法裁判的实质，不过就是在一个“法”字上，那么法的实质又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言曰：“如果一种制度可以从外部得到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保证，即人们都特别愿意为遵守法规或惩处违法行为的目的而运用强制力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制度就被称之为法律”。

回到最原始的解释上，法律是一种人为的制度，这种制度是被多数人所拥护和信赖的并且多数人同意这种制度可以运用强制力。

那么推而得之，司法裁判也应该是为多数人所拥护信任的。

（三）个案中分析其衍生的民意表达

民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力量，是因为它把多数的人的意见集合起来在整理成一致性的意向，最简单的道理众人拾柴火焰高，有时候也会是三人为虎的情形，将有倾向性而非客观的观点通过某种媒介以一传百。所以民意到最后的成型，大多数也是由其表达方式及凭借的媒介引导决定的。上访上书是一种很传统且不怎么奏效的表达，民众的口口相传是最基本的但是范围有限，而今占主流的是新闻媒体的倾向性报道，网络上的网民言论。下面从几个案例来分析主要的民意表达方式。

1、蒋爱珍故意杀人案（文字传播方式）

新疆建设兵团的女青年蒋爱珍[4]貌美活泼，被人嫉妒，因而被人造谣“作风问题”，受到严重伤害。她多次向组织请求处罚侵害者，以保护自己的名誉，但都未果。在无法捍卫自己名誉、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蒋开枪击毙3人，包括一名副团级军官。她一审被判死刑，终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以《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一文长篇报道蒋案后，引起了全国轰动。不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蒋爱珍，支持终审判决，而且在北大法律系的多年刑法学课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论证过此案终审结果在刑法规范、法理上的合法性、正当性。这起案件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为主要传播途径，我们可以看作是文字传播方式。

2、四川夹江打假案（电视为载体的民意表达）

1995年7月28日，四川省技术监督局稽查一队得到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举报和协助，派员去该省乐山市夹江县彩印厂查封了该厂未经彩虹公司合法授权而印制的近二万个彩虹牌电热灭蚊药片包装盒(该种药片是彩虹公司产品)，同时查封了有关的印刷设

备和厂房，并于10月上旬对该彩印厂及其法定代表人万建华作出分别罚款5万元和4万元的处罚决定。因对该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不服，夹江县彩印厂和万建华先后在夹江县法院和成都市中级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5]。与此同时，彩虹公司诉彩印厂侵害其名誉权、荣誉权和商标专用权，夹江县法院诉成都商报社在报道此案时侵害了该院的名誉权。

在夹江打假案实施和审理过程中，许多新闻媒介(包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作了连续报道，部分人大代表也进行了强力干预。“打假能否有错”、“制假者能否把打假者送上被告席”，引起了热烈争论。

尽管以今日观点看，夹江法院受理甚至判决负责打假的行政机关败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该案在人大代表和媒体为主的民意支撑下，不但结果不是这样，而且撤掉了夹江法院院长之职。人大代表质问夹江法院院长的镜头（法院以不公正执法的反面形象）多次在央视节目中出现。

这个案件是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为代表的舆论监督，可以称作是以电视为载体民意的表达。

3、许霆ATM机盗窃案（网络民意）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身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保安的许霆来到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许霆先后取款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许则于2007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因为群情激愤，在媒体和网民的共同推动下，许霆在2008年3月31日被广州中院法定刑下量刑，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追缴17万余元违法所得，并处罚金2万元。许霆上诉到广东省高院，高院经审理后于2008年5月2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法院裁定对许霆可以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这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民意表达方式在案件中的突出表现，我们简称之为网络民意。现在，网络已成为广大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网民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网络监督也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如其揭露的“周老虎事件”、“躲猫猫事件”、“俯卧撑事件”等。

在划分的这几种民意表达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社会的发展信息交流的宽度和自由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几乎所有的重大案件都是在民意声中进行司法裁判的，甚至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通过各种媒介所表达的民意，已经实质地影响到了司法裁决。

（四）民意之于司法裁判

从理论上说，法治的要求就是要惟法律是从，崇尚的是法律至上。那么当一个判决是完全依法作出，却遭到民意的反对时，该如何看待此时的判决？

一个司法裁判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法律效益，同时还要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而相比之下，民意却不需要担负这么多责任，它只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那儿，或许会有些叫板的意味，这样就足够了。民意看到了受害人的悲惨看到了犯罪人的残忍，但是看不到犯罪背后的深层原因，看不到案件的侦破审理过程，忽略掉被害人的相对过错。

以张金柱案为例：

1997年8月24日，苏磊与其父苏东海各骑一辆自行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被迎面而来的一辆小汽车撞着。苏磊被撞后，被小汽车的后轮从身上碾过。苏东海连同自行车被挂在小汽车后的底盘上，被拖行1500米，直至武警的车辆追近迫使小汽车停下来。结果，苏磊死亡，苏东海重伤。肇事司机系郑州市二七区公安分局局长张金柱。必须要承认：张金柱的行为到底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交通肇事罪是存在争议的。从法律上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该案被“焦点访谈”曝光后，群情激愤，舆论哗然。最后，曾身为公安局长的张金柱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理由之一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同样性质的还有09年孙伟铭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四死一伤，他自然难逃一死。

可见，一起交通肇事案就可以将肇事者处以极刑的不是法律，而是临时集结起来无任何调查基础的民意。可是毕竟裁决还是要司法机关做出，作为国家权力机构，有时候也会被推至两难的地位。其之所以考虑民意，一般是因为这样几种原因：

1.为了寻求裁判与执行的群众支持，求得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维护民众对国家司法权威的基本信任，避免公众形成司法不公正的错误印象；

3.充分安抚犯罪的被害方，平息其内心的仇恨；

4.传统习惯的力量。自古以来就有民意这么一说，而且长期以来考虑甚至依赖民意来

做出裁判，司法机关也就形成了惯性甚至是惰性，对于重大案件往往不由自主的考虑民意因素。

但凡有存在，那么这个存在一定有其价值，正如民意的存在，它的价值在于体现了民众以其社会组成的身份对社会矛盾所作出的积极反应，体现了民众对正义的追求，对道德伦理的坚持。但是民意自身也是矛盾体，它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1.片面性。民众只是站在事实的结果上说话，并不考虑整个案件的全面情况；

2.随意性。民意或许是因为一场袭来的网络评论，或许是因为一次偏向性的新闻报道，或许是因为被害人一次哭诉，并无任何准备与调查甚至于理性的分析。

3.模糊性。民意只是要求一个明确的判决结果，而对罪犯的情况，犯罪原因，罪后态

度，是否应适用该种刑罚的问题都不做考量，甚至有意忽略，因此这些在民意里都是模糊的。

4.非法性。民意缺乏相应的法律根据。我国刑法典第四条载明了罪责相适应的刑法基

本原则的要求。刑法典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民意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任何一个方面，与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均无关系。民意只是对既成事实的反应，并不能改变任何已有危害，酌定量刑情节也未包含民意。所以，民意既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理论依据。

对于这样存在的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到底该不该出场，司法机关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法官审理案件，法律因素应该是唯一可考虑的内容。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将法律以外的因素考虑进来，以至于影响到区分责任或定罪量刑，是一种不恰当的行为。

对于这么明确的理应毫无争议的基本法律认知，还要大费周章的在民意与司法裁判之间周旋，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一是司法裁判自身的定力不够。不但老百姓对司法有种普遍地不信认情绪，就是有些法院的法官似乎也缺少法官应有的自信。应当坚信的是法官的权威不在于他们永远不会判错案件，而是因为公众相信他们不会错。要做到这种信任，需要整个司法机制的发展。

二是民众薄弱的法律知识。因为不懂法不知法，看到的仅是法律的威慑报复作用，只要做到这点就能满足其所要求的公正。而法律需要的不是被敬畏当做惩罚工具，它需要的是被信任被尊重。在民众没有形成这个观念之前，民意在多数时候只能是一种行为形式诱导下的盲目叫嚣与人云亦云的呐喊。

结语：

民意绝非是民主、公平、正义的代名词，或许甚至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出现，或者标识着某个司法症结的出现，司法机关所要考量的是如何解决这种错误、治疗这个急症，而不是一味的顺应民意。

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意义也在于一种民众监督而非涉入司法裁判这一独立神圣的领域。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只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列席听众席，而不是喧宾夺主的进行民意裁判，媒介裁判。

并不是要违背民意，违背其怀揣的正义，道德希望，只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些希望，需要我们去相信法律的存在价值，相信在其价值引导下的司法裁判能够做到最好。

第四篇：篮球裁判的影响

2010年篮球规则修改对篮球运动的影响

姓名：刘锟学号：20081111040专业：体育教育指导老师：康晨冉

摘要：篮球竞赛规则的不断完善促进着篮球运动的发展，而篮球运动的创新和发展，也促使其产生相应的和不断完善的竞赛规则。2010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的篮球竞赛规则又是篮球运动的一次革新，更加完善了篮球运动的竞技性、观赏性和艺术性。本文通过对新的竞赛规则的改变对篮球运动及相关因素的影响分析，为篮球运动的开展及教学训练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篮球规则；修改；篮球运动；影响

篮球运动的创新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一百多年的篮球运动史就是由篮球运动的创新和发展写成的。正式的篮球竞赛规则，只有在每隔四年举行一次的国际篮球联合会（FIBA）世界代表大会上才能做出修改。但在1998年7月25—26日雅典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篮联代表大会上做出决定，今后国际篮联中央局有权在半年一次的会议上对篮球规则做出修改，这样每当认为有必要时，就允许对规则做出修改。这正说明没有规则，也就没有技术和战术；没有科学的规则，就不可能造就科学的篮球运动。规则的增订与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篮球运动的发展方向。

2008年4月25—26日，国际篮联中央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做出了几项关于篮球竞赛规则的重大历史性决定，旨在建立一套世界通用的篮球规则。本文通过对2010年10月1日之后生效的新规则对篮球技战术的影响以及新规则所倡导的宗旨进行分析和研究，使广大篮球爱好者更好地了解并掌握新规则，使各级教师和教练员在篮球运动教学与训练中尽快熟悉新规则，在篮球技战术教学训练上做出相应的改进，为我国各级的篮球教学训练做好新规则方面的铺垫。2010年篮球规则修改对篮球运动的影响与分析

1.1 比赛球场区域设置对比赛的影响与分析

1.1.1 罚球线、限制区和抢篮板球位置的改变与分析

2010年篮球规则规定限制区由现在的梯形改成矩形，尺寸及大小与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NBA）的基本一样，罚球线与底部端线距离仍然是5.8米，两条线垂直于端线，之间距离是4.9米，此规定的实施是为了防止篮下对抗过于集中，促使身材高大球员向快速灵活的方向发展，矩形限制区使身材高大队员更加接近篮筐，运动员个人能力和技术技巧更能够体现，加强了篮下空间的竞争与对抗，对防守面积的增大使防守难度和强度越来越高，篮下对抗将更加激烈，内外线结合进一步紧密，配合空间增大，战术执行效率增加，比赛精彩程度提高。

1.1.2 三分投篮区域的延长与分析

三分线与篮圈中心投影点的距离增加了50厘米，由之前的6.25米增加至6.75米。篮球运动自1984年引入三分线以来，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也使很多球队过多依赖三分线外投篮这种打法，致使比赛变得枯燥，技战术思想较为单一，新规则实行后，为适应和制约三分线外投篮技战术的运用与发挥，防守区域势必会扩大，防守盲区面积增加，进攻的空间加大，尤其是要重视扩大人盯人的防守技战术水平，为控制已经扩大的进攻区域技战术就必须采取反制约的措施，技战术实施清晰流畅；另一方面三分球难度的加大，中距离投篮和篮下对抗势必会增加，突破上篮、突破分球、底线穿插等技术会频繁使用，篮球运动将变得更加激烈，更具观赏性。

1.1.3 掷球入界线的设置与分析

在篮球比赛场区外有两条掷球入界的小线标示，从边线的内沿量起15厘米，在记录台和球队席的对面，从底线的内边沿到距离8.325米的地方为线的外边沿，也就是和三分线的弧顶水平，在第四节比赛的最后两分钟或决胜期的最后两分钟，在后场拥有球权的球队，请求暂停后，在记录台对面指定的掷球入界线内掷球入界，而不是现行的记录台对面中线处该后掷球入界的位置是在前场记录台对侧，三分线弧顶端切线的边线外，这样就为在比赛最后阶段比分落后的球队增加了反败为胜的机会，教练员有的智慧与才能的空间得以很大程度的提升，运动员的个人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增加比赛的变化和悬念，迎合观众的心理，提高比赛观赏性。

1.1.4 无撞人的半圆区域的设置与分析

在篮下有一个以篮圈中心投影点为中心的1.25米为半径的半圆加上两条长为0.375米的直线构成的拱形弧线，在防守队员两脚都位于半圆内，攻守双方发生身体接触时，一旦发生犯规，进攻队员不负责任，裁判员只能判罚防守者阻挡犯规或者不判罚犯规，没有撞人犯规，这种改变更有利于篮下的进攻，增加篮下防守的难度，鼓励内线的强对抗，这就要求进行防守的球队防守战术适当做出调整，提前对持球队员进行合理冲撞区外的夹击、联防、补防等战术，使战术复杂化。

1.2 24秒钟的新概念与分析

①因违例或犯规后，在后场还是由原控制球队掷界外球开始比赛，24秒装置应被复位到24秒；②因违例或犯规后，在前场还是由原控制球队掷界外球开始比赛，如果24秒装置在比赛中断时显示14秒或者更多时，24秒还是要连续计算的；③因违例或犯规后，在前场还是由原控制球队掷界外球开始比赛，如果24秒装置在比赛中断时显示13秒或者更少，24秒装置将被复位到14秒；④如果是球出界了、一名同队队员受伤、一次跳球情况、一次双方犯规、双方球队的相等罚则抵消，这五种情况后还是由原控制球队掷界外球开始比赛24秒要连

续计算；⑤要求新的24秒装置要有两个复位键，一个可以复位到24秒，另一个可以复位到14秒。从国际篮联对24秒规则的修改中我们不难可以看出，进攻方每一次投篮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就使得进攻时间大大缩短，从而加快了篮球比赛的攻防速度与节奏，要求运动员加快配合投篮的速度和提高投篮命中率，使篮球比赛得分比以往更高，比赛更具竞争性与观赏性，体现篮球运动快节奏发展趋势。2010年篮球规则修改对比赛的影响

2.1 观赏性

篮球比赛的观赏性主要体现在运动员高超的球技，完美的配合和技战术的合理应用。更重要的是比赛要在富有激情和对抗中进行，观众们除了观看球星的精湛球技外，还会欣赏球队整体的配合。一场篮球比赛如果没有观众观看，球员的表现欲望是不会得到更好的激发的。篮球规则修改的目的是以追求比赛的公平与合理为前提，发展篮球运动技战术为宗旨，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中，争取观众们支持，同时兼顾比赛的紧凑性和观赏性。在即将实施的2010年新规则中限制区的改变和合理冲撞区的设立，使篮下空间增大，进攻的小范围个人的配合增多，提高比赛的观赏性；防守时通过协防、补防以及制造对手进攻犯规等技术的合理应用更提高了比赛观赏性，使篮球运动向着精湛的技术、战术、智能化方向发展。三分线距离的增加使远投的难度增强。掷球入界线的设立将进一步演绎篮球的魅力，在最后两分钟比分焦灼，进攻方可以通过暂停获得在前场掷球入界的机会，并且通过合理的战术安排完成一次完美的进攻，同时防守方也借用一次暂停安排防守战术阻止进攻队得分，使比赛在充满悬念的过程中增强了观赏性。

2.2 竞技性

竞技性是现代篮球运动的主要特征，其中的“竞”是指比赛的竞争，“技”是指球员个人和全队配合的技术，是由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作用的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及心理能力所构成的。竞技性是竞技体育日益发展的基石，它既增加了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竞技体育更具魅力。在2010年的新规则中，限制区面积的改变和合理冲撞区的设立，使篮下的空间相对增大了，进攻队员可以运用自己已掌握的技术或技术组合，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能力，展示个人的才华和技术；三分线距离的增加使远距离投篮难度加大，势必要求运动员加强远投技术的训练，提高投篮命中率的稳定性。防守队员通过出色的身体素质、防守技术及整体的防守技战术的运用成功防住进攻获得而球权。所以当代篮球运动在技战术指导思想上，既不能忽视传统的阵地战，又必须重视个人和两三个人的作战组合，且技战术配合要力求简洁、快速、机动、多变、攻击力强，2010年新规则的改变将进一步促进篮球运动的竞技性。

2.3 商业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篮球比赛后，篮球运动和篮球竞赛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进入了职业化和商品化，现代篮球运动的职业化、商业化已遍布五大洲。以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NBA）为典型代表，其商业化的程度，已成为美国最有活力的新兴产业之一。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篮球运动的竞技性与商业化的矛盾不断出现，篮球运动的商业化促进篮球竞赛规则发展变化，而篮球规则的发展变化进一步促进篮球运动的商业化，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人们渐渐的意识到，篮球运动不仅仅具有健身、娱乐、教育等功能，而且还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

2010年新规则的实施，将提高篮球运动竞技性、观赏性，促使篮球运动员以智慧、技艺、体能和默契的配合为基础，以人文修养、文化品位、意志品质作保障，把观众的眼球吸引到篮球场里来，使观众不但能欣赏到球员高超的球技，更重要的是能从精彩激烈的比赛中体验到竞技体育所带来的身体美、运动美和精神美的享受。结论

3.1 限制区的改变及面积的增加为高大队员提供低位进攻机会，也促使身材高大队向着技术全面化的方向发展，促使防守的范围加大，增加了防守难度；三分线距离增加影响远投命中率，防守一方为了遏制三分战术势必会扩大防区，为进攻提供配合空间；合理冲撞区的设置使篮下空间相对宽松，为进攻队员篮下技战术表演提供机会，而对防守方要求技术动作规范，防守技术合理运用，协防、补防以及综合多变的战术广泛采用；掷球入界线的增加使比赛在最后时刻更具有观赏性、不确定性，通过双方技战术的运用也体现出各自篮球智商。新规则的产生和完善将促进篮球技战术的发展和完善。

3.2 篮球规则的发展和完善影响着相关的社会学、训练学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促进篮球运动更好、更快地发展，从而体现出篮球运动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的特征。篮球运动实现商业化势必提高其竞技性、观赏性，才会使更多的观众关注篮球，以此消费；篮球规则适时的改变促进篮球运动的发展，提高了篮球运动的竞技性、观赏性，从而也实现其商业化；篮球运动技战术的发展也要求有相应的规则作保障，促进篮球规则不断演进，更好为篮球运动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篮球规则（2004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2]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篮球规则（2006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3]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篮球规则（2008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4]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篮球裁判员手册（2人执裁与3人执裁，2008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5]闫育东，等.篮球裁判晋级必读[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

第五篇：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利大于弊战场

战场一

1、南京彭宇案司法机关在调查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仅凭推测妄下结论，社会舆论监督促使其改正，为什么不是促进司法公正？

追：对方辩友社会舆论监督都促使司法机关依据客观事实判罚而不是主观臆测了，为什么 还不是促进司法公正？

2、社会舆论激烈讨论许霆恶意取款案，监督司法机关落实“罪刑法定”原则，依法定罪，难道反而是促进司法不公么？

3、同时许霆案量刑也存在争议，正是社会舆论监督促使司法机关严格遵守刑法第6条报审复核，促进司法程序落实是不是促进司法公正？

4、河南安阳中院副院长受贿54万为人减刑，社会舆论持续关注推动处理，抑制司法腐败为何不是促进司法公正？

结：（其实对方辩友也看到了）社会舆论不仅可以抑制司法腐败，还能监督司法机关是否依据客观事实，是否遵循司法程序，是否坚持司法原则，实实在在促进了司法公正。

战场二

1、李某某强奸案尘埃落定的同时，未成年罪犯信息保护也在社会舆论的讨论中深入人心，是不是提高了民众的法律意识？

2、不论你是谁的儿子，你是罪犯，也是未成年人，社会舆论让司法的平等与公正真正为民众所接纳，为什么不是促进司法公正？

3、不仅仅是在李某某案，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律师从报刊、网络参与争议案件的讨论，让民众了解法条，理解判罚依据，司法公正不再停留于纸面，还不是促进？

4、结：舆论与司法形成良性互动，传播司法知识与精神，为司法公正提供土壤，公众参与、了解、接纳、信任司法，真正实现了民众的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