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对新农村教育的启示

第一篇：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对新农村教育的启示

摘要：推进新 农村 建设，必须推行新农村 教育，提到新农村教育，不能不论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其中晏阳初与梁漱溟领导的乡村教育 历史 最长，影响最大。对二人的乡村教育思想加以比较，可以得出对今天实施新农村教育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晏阳初；梁漱溟；乡村教育；新农村教育

晏阳初与梁漱溟

乡村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相同的乡村教育思想出发点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教育的出发点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走上这条艰苦的乡村建设之路，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又拒绝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因而谋求和平改良的途径。其次，他们都认为 中国 问题的实质不是 经济 和 政治 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再次，他们都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痛惜农村经济的惨状，试图在现有制度下，以农村为切入点，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改良振兴农村，从而达到以乡村 发展 带动国家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

相同的教育目的：改造乡村再造民族面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全国上下似乎有一种共同的觉悟，就是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中国的农村，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中国的乡村，因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一切问题的重心。”①基于这样的认识，乡村教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乡村教育运动应运而生。晏阳初与梁漱溟便是这场运动的领头人，希望通过各自的乡村建设活动达到改造乡村的目的。其活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特点：（1）成立不同形式的教育社团作为组织机构，如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和梁漱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1929年）。（2）创办大量的实验区，如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实验（1929年）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区（1931年）。（3）形成特色各异的乡村教育思想，晏阳初把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结合起来，以期达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的，而梁漱溟则从文化伦理本位的高度谋求乡村建设的和谐统一，他们都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即通过乡村教育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的目的。

相同的教育理念：大教育乡村观乡村改造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社会工程，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改造中都从教育入手，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改造，体现了“大教育乡村观”的共同教育理念。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颇具 现代 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实施“四大教育”的目的是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而“三大方式”则发挥着教育的整体功能作用。他的乡村改造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教育、经济、政治、卫生等建设的整体进步，以达到振兴民族，复兴国家的目的。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中华民族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开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重点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探索民族自救之路。具体途径是在乡农学校中对农民进行知识教育、精神陶冶、生产劳动与自卫训练等，以此组织农村，推进社会，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

相同的结局：乡村教育实验的失败晏阳初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由于都是在旧政治制度中的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所以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点，最根本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本质，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智的估计，忽视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等等，因此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实质问题，在动机与效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晏阳初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认为教育可以改造一切，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梁漱溟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持反对态度，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乡村建设只能是一场不成功的实践。

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同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族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形成了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学开蒙教育，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在进入香港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殖民地气氛和美国的排华倾向使他不堪忍受，在为华工服务期间，他体会到中国平民因文化水平有限而地位低下，国家依然是政客当道，百姓苦难与日俱增。在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贡献力量时，遂于1920年毅然回国。回国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对救国救民的重要性，于是投身于平民教育。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新儒学政治观。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是他反思资本主义弊端的结果，他从中国的传统出发，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性质等问题以儒家的理性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以此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生长点。1921年，他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 》一书，在该书中，他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历史考察，构建了他的西、中、印“文化三期重现说”，根据这一文化观，他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构造进行了分析，并以文化复兴为理念，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由外部引起的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救治的办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开展乡村教育，从此拉开了乡村教育运动的序幕。

乡村教育的内容不同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内容是“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治“私”，培养团结力。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实施两类课程，一类是各校共有的课程，包括识字、唱歌等普通课程和精神对话，精神对话尤其得到重视；另一类课程是各个学校根据各自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如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组织进行自卫训练等。

第二篇：读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有感

读晏阳初平民教育有感

晏阳初是一位“理论的巨人”，同时亦是“行动的巨人”。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我们从他的思想和行动中，看到了崇高的、无私的教育精神。现在对其思想研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姜荣耀将晏阳初的教育思想简单的归纳为：“一大发现——脑矿；两大发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三大方式——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五个结合——与实际生活、理论与实际、科学与农村实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与集体相结合。”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源于一战时的华工的受教育状况，几经演变，成熟于“定县实验”时期。“定县实验”的目的是为改变整个中国农民“愚、贫、弱、私”四种状态而建立的初级模型，晏阳初希望通过这样的试验建立模型，从而推广至中华大地，以达到治愈平民的四种弊病。它同时也是平民教育理念的具体实施行为，是不得不做的教育施救行为。这个观念过分夸大教育的功能，但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收到成效。

平民教育针对中国自身的特点，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基本观点，通过“除文盲”而达到“做新民”的目的，从而实现“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救亡”多倾向于“政治性”的“国家救亡”运动。这样的方式却又称不上改革或变革，仅仅只是教育形式的一种改良运动。如果不继续深化研究，去实践、去检验，最终将会面临思想枯竭。在公立教育和其它教育形式的共同努力下，教育基础性成果取得较好的成绩，但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5%，“除文盲”应当成为一项连续性工作。陶行知曾提出培养乡村教师的模式，通过个体对群体的教育而达到“脱盲”的目的。晏阳初比较重视现实的情况，他是从切身的调查研究中发明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但实践的结果表明，对于集体同一性教育、疗治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持续时间较长，“从定县的变化，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 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这个制度。”可以准确地说，农村变化来自平民教育的影响。

“衣食足而知荣辱”，教育的保障性所带来的个人诉求必然反映到精神需要上。晏阳初曾说：“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统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他这种与民共荣辱的精神，引导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平民的“精神解放”。正如孙孔懿所说的“其宗旨是彻底解放平民，使平民能够享受天赋人权，享受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精神解放”不仅是作为教育任务而对教育家提出的要求，同时也作为个人对教育的精神需求而存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教育基本属于培养统治人才的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只满足少数人的精神需求，抱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晏阳初必然会以个体的精神需求来完成对集体的精神解放，即完成个人对教育的精神需求。

孔子曾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为己”之学强调自我实现、自我完善。“为人”之学，更多的是作为“人前”之学，平民教育思想是讲求实用的教育思想，其在完成“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的早期是属于“为人”之学，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人”。即是个人与集体的自我实现，从而完成个人对教育的自我实现的需求。

总而言之，晏阳初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对我们新时代的教育者应该是个很大的启发，我个人觉得教育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学校式教育，我们更应该重视家庭式教育。如何与时俱进地赋予“平民教育”新的思想和理念并将之发扬光大是我们当下应该思考的问题。

第三篇：《论语》与《学记》教育思想之比较

《论语》与《学记》教育思想之比较

摘要：《论语》与《学记》分别成书于战国初期与战国末期，其创作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春秋与战国社会历史背景的比较。以各自的社会实情为基础，二者都看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但在培养目标上《论语》更加强调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学记》则偏重于普通百姓。同时，在教育思想上，《学记》多为《论语》的继承与发展。最后，在综述思想的前提下，以事实为依据，叙述了《论语》与《学记》在现代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论语》;《学记》;教育思想;现代意义

作者简介：史誉遐（1990.1-），女，汉族，籍贯：山东烟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8-0-03

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广设，孔子的思想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之经典的《论语》，也愈发受到许多学者的精心研究。但是，当代对于《学记》的研究就略少一些。《学记》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了教育的目标和意义，教育和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的关系。作为这样一部意义深远的教育学著作，《学记》也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为当代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文章尝试着将《论语》和《学记》的教育思想加以比较，找出异同，并考虑其中的现代意义。

一、《论语》与《学记》产生背景的比较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为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记录的是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的典范之作。《学记》成书于战国末期，是中国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本教育著作，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两书著书背景相隔数百年，其中思想各有特点且大同小异，反映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教育思想也不外如是。

因《论语》主要是记录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应可将其创作背景推至春秋时期，考虑当时的背景对其思想内容的影响。在经济上，青铜和铁器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所有和新兴大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逐渐代替了原来的世袭分封。在政治上，礼乐崩坏日益严重，王权地位下降，为此，《论语》中提出了“克己复礼”[1]的主张。在文教上，奉行的是“以礼为文，以戎为主”[2]的政策。这一时期，虽然依旧奉行“礼”教，但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已经有所衰落。由此，引起了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多人士对礼的维护，在《论语》中这一思想也有所体现。这样失去了伦理纳常、并且社会生活异常混乱复杂的时代使得孔子及其弟子十分怀念西周初期社会安定、礼制有序的日子。这样的思想，也就在其著作《论语》中有所显现。

《学记》的创作则可看作横贯了整个战国时期。在经济上，生产力又有所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就带动了天文、地理、数学、力学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在政治上，变法运动兴起，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封建制度始建但尚不健全。社会迫切希望构造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教育则显然算得上是确定道德规范的最佳途径，也就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文教上，诸子纷争大盛，新兴地主阶级深受“礼”的约束，决议破“礼”立“法”，遵循的是“崇法尚武” [2]的教育政策。战国时期的商鞅就曾言：“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3]，强调以法为教。而当时的赵国公开提出“仁义道德，不可来朝” [4]，认为只靠仁义道德是不可能使国家富强的，要想强大还是要变法自强。这一对比，鲜明地体现出“礼”逐渐被“法”所取代。“礼”的影响力急剧衰退，当时更加强调实力的重要作用，而这种社会现实也对《学记》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二、《论语》与《学记》教育思想之比较

（一）教育的功能

《论语》中提到了教育的两方面功能：

1、论教育的社会功能。

《论语》中提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1]孔子认为，要想治理好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应该先发展经济，而后加以教育，整个社会就会想成良好的风气，形成积极地舆论导向，这体现了《论语》的经济功能。又说“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这也就是说，通过文教工作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传播开来，就会影响政治。《论语》的政治功能于此可见一斑。

2、论教育的个体功能。

在人的本性上，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先天相差不大，性格的异同主要是后天习得的。孔子提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1]，也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1]。体现出孔子一方面强调人后天学习在自身发展中其主要作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的先天禀赋的重要性。虽然这两句话是有些矛盾的，但不可否认其中蕴含的激人向上的进步意味。

作为“教育学的雏形”的《学记》也表现出了对教育的高度重视，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和个体功能。在文章伊始，就明确写道：“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5]，直接点明了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学记》认为无论是管理国家还是统治百姓，都要把兴办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提到“古之王者，建国军民，教学为先”[5]，其后又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5]的千古名言，表达了教育与个体的关系。在文章的最后，《学记》又再三强调人们必须要抓住根本，与开头相呼应，紧扣教育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论语》与《学记》皆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都从社会和个体两个角度出发阐明了自己对教育功能的理解。但是，虽然孔子在对教育个体功能的论述上大方向并未有所偏离，却有前后矛盾的情况存在，而《学记》中对这些问题的讲解却较为合理。同时，孔子强调教育的重要地位是与春秋末期统治者们崇尚武力征讨，导致文教不兴的现状是分不开的。他希望能够借此提高“礼”的地位，实现“礼”的复兴。而《学记》强调教育的重要地位则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王者”利益的思想，这是许多时代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从这一点上说，二者的出发点是有所不同的。

（二）培养目标

孔子的培养目标就是要培育德才兼备的君子，他曾对子夏提出明确的要求：“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他主张“为政在人”[1]，既注重任用社会中的贤能之士，也重视通过教育来培养君子和士。子夏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但还是真实的体现出孔子的办学思想，阐述的是孔子对培养人才途径的要求。

《学记》十分重视人的综合素质的培育，在开篇就提到了“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5]，认为教育的培养总目标是“化民成俗”[5]，文章中又提出了几个分目标。一是培养品德和才学兼有、智慧和能力并重的人，这一点在其教学制度上有所体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5]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品德和智力协调发展的思想。二是教育要有目的、有计划地的培养人。《学记》认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5]指出就像对玉的雕琢一样，教育有要使每个人都形成良好的道德和智慧，懂得去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定。

从培养目标上看，《论语》更加注重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而《学记》的培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较为广泛，偏向于培养有道德素质和智慧的个人。春秋时期，尚还存留“以礼为文”，较为守礼，而“礼”从某些方面看带有些许阶级的性质，故《论语》中的培养目标更强调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战国时期，破“礼”立“法”，遵从“崇法尚武”的教育政策，眼光也就更偏向普通个人。

（三）教育内容

孔子对当代典籍进行了修订整合，加入自己独特见解的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也创办了私学，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以此为基础，在教育内容上，孔子将《诗》《书》《礼》《仪》《春秋》都向学生传授，使学生的知识教育较为广泛扎实。在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之中，特别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道德教育主张把道德教育的要求贯穿到文化科目当中，并没有专门设置学科。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1]的，并指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同时，孔子的教育内容并不包括神鬼之说，“子不语怪、力、乱、神” [1]。但是，他的教育内容也有不足之处，其偏重社会认人事和文事，轻视科技和生产劳动。

《学记》以“学为裘”、“学为箕”为例，实际上提出了学习与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是有关系的想法，二者不能相脱离和相对立，认为学习和生产过程有着共同的规律。

《论语》和《学记》在教学内容上出现了较大分歧。《论语》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想脱离、相对立，将教育崇高化，《学记》则强调生产劳动与学习相结合。这二者的对立，体现了战国时期新型地主阶级的价值追求，也表现出战国时期对“礼”的破坏。

（四）教学原则

孔子把学习过程归结为“学、思、行”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其提出的一系列教学原则等都是给予对教学过程的这种认识。他丰富的教学经验体现在教学原则上包含以下几点：

1、因材施教

宋代的朱熹概括总结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提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6]于是，“因材施教”的名言由此而来。孔子能够对每位学生进行深入的了解，可以精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比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汀！?[1]

2、启发诱导

孔子作为世界上最早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在《论语》中有了鲜明的表现。他在表达这个教学原则时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意思是说，要在学生实在想不明白的时候再去启发他;要在学生思考后，心里明白却不知如何表达的时候再去开导他。如果一个学生做不到举一反三，就不需要开导他了，因为他不愿动脑。

3、温故知新

中国古代有许多流传甚远的教学思想，“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1]就是其中的典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前面提到，《诗》、《书》、《礼》、《仪》、《春秋》这是孔子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而这六种功课都是需要学生进行练习、复习才能有所进益的。

4、教学相长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积累了众多教育经验，从而让他关于如何处理师生关系有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教师对待学生应该“诲人不倦”[1]，学生对待教师应该“学而不厌”[1]。他们共同构成了教学过程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孔子十分强调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作为一名教师他对学生的启发诱导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1]中得到了体现，而学生对孔子的启发在“起予者商也” [1]中也有所表现，这就形象地表现出教学相长的思想韵味。

5、尊师重道

《论语》和《学记》都强调尊师，但是这二者的表现方法不同，《论语》比较隐喻，而《学记》则更加的鲜明。

《论语》中有一则写的是有人想诋毁孔子，子贡听后，道：“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明乎？我见其不知量也。”[1]自贡的生气正表现出他对老师孔子的尊重，从侧面表现出《论语》对尊师重道的看重。

在《学记》中，针对这几点教学原则，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学记》对因材施教这一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主张“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 [5]，就是说老师必须要在了解学生身心特征的基础上，才能改进每个学生存在的缺点。同时，其指出“多”、“寡”、“易”、“止”是学生在学习上很容易犯的错误，教师要在了解的基础上予以纠正。还提到发展每个学生的长处补救所有学生的缺点就是教学的目的所在，较之孔子更为具体。

对于启发诱导原则，《学记》的深入阐述和发展，也促进了这一思想内涵的加深。“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5]同时，《学记》也指明教师除了要善于为学生提供正确的方向，还应该在指导过程中做到方法简洁明了、微言大义。“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5]这句话就鲜明地体现了上述思想，蕴含着启发诱导这一教学原则的韵味。

《学记》加深了人们对温故知新这一原则的理解，强调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必须加强练习。“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5]这是其所作的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意思是说优秀的铁匠，他的儿子要想练习必须下从学会鼓风入手。擅长做弓箭的人，他的儿子要想学习，也得从编制柳条簸箕开始。刚开始训练小马在车后，车在它前面。教师懂得了这三件事中的道理，才可以帮助学生专心学习。这也体现了要想成功就要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进行练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要持之以恒。

在教学相长这一原则上，《学记》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也对其有了发展。“教学相长”这个词语就是来自《学记》中的“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5]。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促进学生的学，学生的学可以促进教师的教，这是这句话的本来意思。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为了是教学效果更加有效，加强了对自身知识的充实，督促自己不断学习，逐步提高。同时，这个过程中，如果教师足够虚心向上，就会发现学生身上也有许多闪光点，教师完全可以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自己欠缺的东西，促使自己进步。学生假如足够用功，天分也好，那么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相较于孔子，《学记》则认为强调尊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并且阐明了尊敬教师的根本道理。比如：“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5]这既是从强调教育的作用出发强调尊师，也是从维护学术思想统一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尊师。

在漫长的历史长廊里，《论语》一路走来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深刻烙印，对当今社会依旧有着巨大的价值。在教育上，《论语》中提到“以约失之者鲜矣”[1]，教育人们要是能做到经常反省自己，进行自我约束，那么现在的学生就会不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在政治上，“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1]显示了他的政治理想，表现出一种榜样示范、身先士卒的精神。当代官员们若是达到如斯境界，就不必担心不良官风了。在道德上，孔子认为“德不孤，必有邻” [1]，指出讲道德的重要性，为现代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食粮。随着孔子学院的海外广设，《论语》的思想更是被融入了时代的意义。《学记》亦不遑多让。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7]，正是对《学记》中的“教学为先”的继承发展。同时，《学记》中蕴含的众多教育思想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像是“善喻”的教学法，“豫时孙摩”、“长善救失”的教学原则，都在当代的实际教育中有所运用。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学记》是对《论语》的一种深化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论语》的不足。可以说这两部时代经典，在现代依旧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意义。

注释：

[1]金良年.论语译注 [M].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5-36

[3]高亨.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144

[4]刘向.战国策 [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5：210

[5]潜苗金译.学记/中华经典诵读[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6]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6：104

[7] 方明.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88

第四篇：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湖 北 文 理 学 院

学前教育专业学年论文

题

目院

系专

业 学生姓名 学

号指导老师

教育学院

0911学前教育

高娜 2009127118

李国毅

二零一二年六月 ：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 ：：

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摘要: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点。陶行知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批判地吸收并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一系列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生活教育理论。两者的教育思想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

关键词：陶行知；杜威；生活教育；比较

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他说：“生活即是发展；发展、生长，即是生活。”[2]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二是生长是生活的特征，而教育就是生长。“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它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3]所谓生长，就是指向未来的发展过程。教育的历史就是生长过程。三是教育是对生活的改造。这种改造，不仅是对个人，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它是一个连续不断改造的过程。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把人的教育、人的生活, 仅仅看成生物与环境交互的作用, 把教育看作一种适应环境的过程。他没有把教育、生活摆在人的社会历史中来认识, 不承认社会历史是由具有理性和意志的人所创造的这一特点, 把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混为一谈,他的思想非常明显地包含着社会进化论思想。

陶行知在教育与生活的问题上又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又“翻了半个跟头”，提出了“生活即教育”，把生活和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建立在人民大众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基础之上，并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平等和解放，其内含十分丰富。概括起来有三层意思：一是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陶行知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的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4]二是教育又促进生活之变化。他强调，只有“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才算得上是促进生活之变化的教育；三是教育随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生活无时不变，教育也随之发展，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克服了长期以来教育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现状，把教育与

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学校”，他指的学校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专门学校；其二是指人民大众生活场所。陶行知对“社会即学校”的定义是为了从当时中国国情出发，寻找普及大众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切实可行的道路。陶行知认为，学校的组织形式应该是：一要联系社会生活的学校。陶行知说：“学校与社会中间是造了一道高墙。”[7] “社会即教育”强调以社会为学校，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既要拆去学校的围墙，又要拆除各人心中的墙[8]。学校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形成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大教育体系。二要改造社会的中心。陶行知所提出的“四个一百万”的口号，其中就有“创设一百万所学校去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就是其意。陶行知又从拯救中国人民民族出发阐述了学校教育的功能。他认为：学校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民解放的武器，是动员民众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他强调用教育点着中华民族生命的火焰，放出中华民族生命之光明；学校教育要提高民族素质，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去；学校教育要使中国实现民主和富强，“教人创造富有的社会，不创造富有的个人”。陶行知为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他一生辛苦，亲自创办了安徽公学、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岩洞学校等等，探索学校教育和社会联系的规律的和途径，构建了人民大众所欢迎的教育体系，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思想。

三、“从做中学”与“教学做合一”

杜威以其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哲学理论为基础，提出“教育即

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中求活的教材。

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杜威教育理论在形式上和内涵上都存在本质的区别,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与环境不同。他们二人提出的教育思想对目前我国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他对杜威的教育思想不仅是单纯的继承，更多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批判了以课堂、书本、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育思想，提出了教育要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等许多积极的主张，探索了西方教育改革的新途径。虽然杜威的教育思想理论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美国实用主义的烙印，但是他提出的许多教育理论，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借鉴作用；而陶行知根据中国的社会现状，在全面学习和把握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扬弃。他吸收了杜威教育思想的精华，发展和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因此陶行知提出的教育思想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先进性，同时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与教育的关系，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必须从当前我国的教育现状出发，把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用于现代，与时俱进的学习他们的观点、思想和方法，运用他们教育思想中那些对我国当前教育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解决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

第五篇：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对当前教育改革的启示

由电影《孔子》引发对当前教育的思考

在课后我们观看了电影《孔子》，感触颇深。首先通过这部影片我们从各方面了解了孔子，以前我们对孔子的了解仅限于《论语》，可是这部影片通过对孔子如何从政以及在政治方面的才能，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最重要的是从电影《孔子》中引发了我们对当今教育的思考。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是师德高尚的一代宗师。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博学多才的学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比较完整的、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比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行之有效，对于今天教育改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借鉴。

一、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孔子首倡“有教无类”，他主张不分贫富、贵贱、地域和民族等条件，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主张教育平等的第一人。“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钳制，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使得文化下移，加快知识流动，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教无类”，即教育公平，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安定，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古代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的提出后，培养了大批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百家 争鸣的新局面，表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开放性，具划时代意义，孔子之后的孟子又沈“夫子 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志，斯受之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唐宋以后 兴起的书院制度，在教学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若有名师来书院讲学，其他书院或外地 书院的师生都可来听讲，而不受地域，贫富，年龄、学派的限制，也体现出儒家教育强想的 “大教育观”

在我国，满足了一部分对象接受良好教育需求的同时，还应该及时向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教育补偿。我们应当把基础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加大对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倾斜，同时，努力促进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大对老少边穷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进一步扩大教育公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

二、启发式教学思想

孔子是古代教育史上首创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从孔子的《论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学生态度和善，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认真地回答，为了能让学生透彻地理解，他总是用浅显的道理启发诱导学生，让学生受益很深。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是在告诉学生，做事要按道义，即不刻意强求，也不无故反对，不分远近，一视同仁。孔子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对我们现今教育是很有启示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许多教师课堂上一讲到底，满堂“灌”的情况屡见不鲜。学生没有思考的余地，没有自己学习、消化的时间。课堂上，“主体”变成了“客体”，学生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这实在是有悖于教学规律的。我们必须学习和领会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思想，像孔子那样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启发诱导，充分体现和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三、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孔子更是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实施因材施教的关键是对学生有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准确地掌握学生各方面的特点，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孔子在平时的教育活动中十分注重观察、研究学生。他采用的方法有“听其言而观其行”，即通过观察和与学生谈话进行全面了解。在因材施教方面，孔子做到了对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都有所了解。然后依据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分情况施以教育。

今天，我们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和教学过程中应始终如一的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由于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家庭教育、社会影响及天赋不同，这样就会在学习中出现“好、中、差”三类不同的学生。我们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以真诚的态度平等地对待他们。与此同时，教师在生活和学习中，要善于观察，观察他们的性格、爱好、专长以及心理状态的表现。也可以通过调查，来掌握每位学生的真实情况。教师在根据每位学生的知识水平的接受能力，提出不同问题，交给他们不同难度和份量的作业，达到好生吃得饱，差生不费力，使他们人尽其才。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循序渐进，使他们都能得到提高。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中，同时也要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就要求教师不要片面追求升学率，不要遗弃差生，更不能讽刺排挤他们，做到诲人不倦，充分开发他们的智力。在帮助与关心的同时要多鼓励，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每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真正学到了知识，培养了能力，提高了素质。

四、阐述学与思的关系

学与思的紧密结合是孔子教育原则的重要出发点。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和思考是学习活动的两个方面，只学习不思考必然一无所获;反之，过多思考而不学习必然陷入困殆的境界。孔子强调把学与思统一起来，把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学思结合的学习方法，是孔子最为强调的和重视的，他善于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渗透和指导，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

综上所述，孔子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先河，为我国现代教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要从中获得启示，得到启迪，合理的吸收；对于其中还不成熟的过于保守的部分，我们要加以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使之更好的为教育现代化服务，推动我国教育的变革和新跨越。孔子不但建立了系统的教育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大量的教育实践和成果，这些成果正是其素质教育思想的结晶。其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对中国现代教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些原则和方法与当前“素质教育”以及新课程改革要求有很多相通之处，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发展和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应得到科学的继承并加以创新利用。为了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我们可以充分地借鉴孔子教育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用之于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孔子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社会理想基础之上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孔子为实现其社会理想，培养德才兼备的仁人君子，以教育为手段，传播其仁爱思想，最终达成人人受教育，社会高度文明，从而实现其理想社会目标的精神诉求。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借鉴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将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