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青春都是秘密散文

第一篇：所有的青春都是秘密散文

时光荏苒，每个人心底都蕴藏着许多关于年少的秘密，岁月飘忽间，感受生命的静好。

我们在悠忽而过的岁月里，在彼此最好的年华里，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带着一脸的无知和芒然悄悄地长大，一生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遗弃了太多的年少。

我们是一群可爱的孩子，一群拥有天真梦想的孩子，我们在青春这场狂欢的盛宴里，展示着自己不同凡响的舞姿，做着自己最忠实的听众，生活巨大黑色的旋涡投出斑驳倒影，我们把自己最绚烂的色彩留给了观众，明媚而忧伤。

我们乘坐着生命的列车一路不停地疾驰而过，当列车驶过一段蜿蜒曲折的路程后，我们模糊看到那个叫做“青春”的小站就这样被我们抛向了身后，细雨纷飞，花儿瞬间凋零，那一段旅途中所有的忧愁和寂寞，穿过长长的时光，任时光穿梭，便与我们不再相逢。

所有缠绕在指尖的光茫，就这样静静地游走，终于有那么一天，抬头看见的是澄静的天空，阳光洒在肩上，是回忆里温暖的味道。

当我们彼此转过脸，恰好看见一双一直以来关注的眼睛也在关注着自己，观察着尘世，仿若世间繁华三千，但却只看到了眼前这一方潋滟，缱绻心田穿过了慢慢人生，长河岁月，自此永生不忘。

黑色张开了梦的翅膀，将我们送进了爱的视野，像一叶小舟杂大海中随风飘荡，坚信必将到达彼岸，并且以青春的名义。

岁月拍打着它高调的节拍，我们把唯美的的过去都沉淀成为一只只飞越沧海的蝴蝶，放进心中的琥珀，等待着春暖花开，幻想着一望无际的花海。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我们的孤独是蓝色的，骨子里流淌着蓝色的血。

那年我们都走过了青春的路口，听着丁香花开的声音，那么惊心动魄，生命一寸一寸的打开，打开一个芳香的结。诗人说，青春除了年轻，一无所有。而我们却依然固执地选择了流浪，记忆转弯，时间涨潮，掩埋两岸。

亲爱的，当你一个人独自走完年少所有彷徨不安的旅程得以释怀后，请你依然勇敢坚强的抬头，并且重新以爱的名义生活。

第二篇：所有都是我喜欢,而不是我应该散文

有人问佛陀，是毕业好？还是深造好呢？应该是毕业，有钱途！应该是深造，有前途！

也有人问，是另一半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另一半呐另一半能顶半边天！工作，荣归故里才能娶你。

还有人问，是安于现状好？还是激流勇进好？米虫是我的最高理想！错错错，不破楼兰怎么还？

什么是好？选择永远是错的，因为你要舍弃一个喜欢的，去追求另外一个。

悉达多乔达摩菩提树下参禅七七四十九天，人们都说这一坐就坐成了佛陀，佛陀，即觉悟者，悉达多太子悟出了啥？悟出了四圣谛，大白话就是人生的真谛-是苦，人生苦的来源-执着欲望，参禅又是为了什么呢-解脱，怎样才能脱离苦海-灭，更好听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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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我们，过着简单的一日三餐，每天吃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其实都是在选择，选择代价最小的那个选择，你说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喜欢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我喜欢吃什么，高兴做什么，怎样做我会更开心？哪怕很长时间才想过一次？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其实还是在说-人生的真谛是苦啊。不如意？你嘛不如意，因为你一直做着不让自己如意的事情呀。长大的过程里，我们经常压抑自己，压抑自己真实的欲望你需要告诉自己：我要xxx而不是我应该xxx好吗。

佛祖的人生跟我们嘴里的人生不太一样。佛家讲人生，说的是世道轮回，前生今世来生，还有前生的前生，来世的来世。我们不一样，我们的人生仅是现在的、眼前的、真实的生命。我们就这一世，不学学佛祖做点让自己解脱，如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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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反驳，没有那么多可以两全的时候，人生终究是要不如意，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看儿子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看孙子……这一圈走完这一生也差不多了，不说三生三世，这一世我都嫌长！

举个栗子一＞有位学生问，我想考哪里哪里，可是谁谁也报了，我是不是该避开大家都想考的地方？我想学xxx是不是不太好，综合考虑xxx是不是更好？

各个情况都说了一遍，没说我要学xxx!那我说，你喜欢做什么，怎么做你会开心？很多时候很多事都是说，我要干嘛干嘛而不是我是不是应该干嘛。应该？什么是应该？应该多了的结果就是，不讲究你们说的对，啥都应该，来来来，请请请，我的人生你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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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将就这种事情，不只是对对象好伐？这一世的所有都是我喜欢，而不是我应该。希望你不将就，而不是不讲究。

第三篇：青春,我们都是一朵蒲公英散文

“小学篱笆旁的蒲公英/是记忆里有味道的风景/午睡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还是很好听/将愿望折成纸飞机寄成信/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

——《蒲公英的约定》

耳边轻轻响起周杰伦的这首歌，轻轻闭上双眼，恍惚之间，我又回去了，回去那段青葱岁月了……那一年的九月，暖暖的阳光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留下一朵又一朵蒲公英飞过的痕迹，我们齐齐抬头，仰望蓝天，青春，就这样开始了，带着蒲公英的痕迹，开始了……

不记得多少次一起在阳光下奔跑，不记得多少次一起嘻哈打闹，不记得多少次偷偷抹干泪水，然后笑着说：“我能行”……一幕幕在脑海中划过，那段记忆，始终都是我们无法忘记的……阳光透过干净明亮的玻璃窗，轻轻地落在了讲台上。尘埃在阳光中跳跃着，发旧的教鞭上面薄薄的抹上了一层粉笔灰。轻轻拿起，复又轻轻放下。

薄薄的一层粉笔灰，浸染了时光的颜色，变得黯淡起来。一排排整齐的课桌，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一方小天地，然而如今，徒留这六月的阳光，寂寞的洒在了上面，空荡荡的。

曾几何时，上课的时候，利用一排排厚厚的资料挡住老师的视线，然后偷偷在下面做着自己的游戏；曾几何时，趁老师转身板书的时候，一个纸团，就落在了另一张桌子上；曾几何时，自习课的时候，彼此之间偷偷的诉说着自己的小秘密，然后就是脸红或者惊讶……然而如今，都不在了，只有铃儿依旧响着，而现在，这个教室，已经没有我们了，只有新一届的人，新一届的记忆了。

“认真投决定命运的硬币/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

或许我永远忘不了，毕业前的一张张泪脸，虽然彼此之间都预先说好了不再哭，但是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流了下来。只得笑着说：“我没有哭，是它们自己要掉下来的……”一张张的同学录，将祝福都写满了才给彼此，连我这个一向冷着脸的纪律委员，都收到了不少的祝福。心里，幸福莫名的洋溢着，似乎填满了我整个花季的天空，像阳光，像雨露，温暖我的心扉，滋润着我的花季……一本本的同学录，都是满满的祝福，满满的不舍，虽然以后不知道相见何时，但至少彼此的身边都有彼此的祝福，足矣。

“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打过勾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是你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

站在时间的对岸，往事如落花般，一朵一朵，落在了时光这条平静的河流里面。轻轻点触，漾起一圈圈的涟漪，轻叩心房，随水流向不知名的远方……而我们，彼此之间的那段记忆，似乎都不曾断过，一直在脑海里，一幕幕的放映着……

干净整洁的黑板，透着淡淡的光阴。我们的岁月，就在这黑板上面，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本以为会跟数学老师说不完的公式一样，会永远没有尽头。但真的到了离别的那一刻，才知道，原来，数学公式，还是会有的，只是，都不在这张黑板上面了，而在另一间教室里面的黑板上了。就如我们，曾经的一间教室，都变作了另一间教室里的人了。然而那又如何，至少我们曾经一起奔跑过，一起哭过，一起笑过，这样，就足够了。

“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真心/与你聊不完的曾经……”

也许我们都是一朵蒲公英，注定了要就此分别，各自飞向各自的天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的那片天地。然后生根，发芽，开花，再次起航……而然，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在某场风中相见，还是彼此擦肩而过？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记忆里面，是否还有你们这一群死党，是否还有你们这一群嘻嘻哈哈的人……

“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拈起一朵落在岁月的蒲公英，轻轻呵气，让它在窗外的那片蓝天里自由自在的飞翔，飞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而我的指尖，却沾染上了时光的颜色，变得有些苍白黯然……

窗外的那片樟树，在阳光下舒展着，我轻轻地划过每一片树叶，落下了时光的痕迹。然而这又如何？我始终都还是我，那个肆意的笑，肆意的哭的我……也许从一开始，青春的这场盛宴，我始终都是一个人，在静静的看完这场烟火，一个人静静的走而已……

青春，我们都只是一朵蒲公英，一朵坚强自信的蒲公英。虽然知道注定要分别，但依旧坚信会在风里，再次邂逅……

第四篇：青春的秘密

青春的秘密

马雅可夫斯基

不，那些人不是“青年”，他们迷上了草地和小舟，又开始喧嚣和胡闹，用烧酒灌漱咽喉。

不,那些人不是“青年”，他们在春天的良夜里，装模作样

摆弄时装，让喇叭形的裙子

拖曳在林荫道上。

不，那些人不是“青年”，他们感到血液里发痒，但却在爱情里

浪费着朝阳一般

生命的火光。

难道这是青春？

决不是！

光是十八岁还很不够。

那些人——才算得青年，他们能代表

所有的孩子

对年老稀疏的战斗队伍说：“我们要改造地上的生活！”青年——

这是一个称号——

献给

那些加入战斗的青年共产国际的人。献给那些为了把劳动日

变得愉快轻松

而战斗着的人！

第五篇：所有女权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权问题

所有女权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权问题

【财新网】（实习记者 佟宇轩）2018年，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在中国高校中屡掀波澜，从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到北京大学李悠悠实名揭发长江学者沈阳，再到近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鹏被多位受害者举报，越来越多的受侵害女性打破沉默。

与此同时，情感博主Ayawawa物化女性的婚恋理论，比如“女人一定要顺从男人”“女性要善于利用自身青春美貌、温柔可人等性别优势，拴住男人”等等，获得大量追捧，也引起广泛质疑。

中国的女性如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中国的女性主义走到了哪个阶段？

“所有女权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权问题。”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

郭于华出生于1956年，199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今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等，重点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农民工权益保护、社会公正和公民社会建设等问题。

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女博士”，郭于华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现在女权主义系列问题的观点。她认为，“真正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是权力。在中国，人权应该放在首位。如果有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你怎么保证女性不受欺负？女性主义者不能借助那种统治的权力，去打压另一性别，获得自己的权利。男性、女性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敌对的。”制度对作恶的人没有惩处，这种事当然还会一直发生

财新记者：最近一段时间频频爆出高校性侵丑闻，从陈小武到沈阳，到最近中山大学的张鹏。似乎受侵害者里基本以女性为主？为什么会有这么高频的案例出现？

郭于华：没错，女性是绝大多数。制度对作恶的人没有惩处，这种事当然还会一直发生。我自己当学生的时代就有这种情况。

前不久，前北大教授沈阳事件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你的脸面不比我的尊严更重要》。我举了清华大学的例子，多年前中文系的教授王晓盾在台湾清华大学骚扰女博士生，被女生举报。他跑回清华，但学校没有给他任何处分，作为人才被另一高校引进去了。当时我曾提出学院和学校应当有所处理以示告诫的意见，我说，如果袒护纵容，就把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改为“厚皮载肉，自强不袭”好了。但有关领导说，“快别提这事了，院党委书记为此都快犯心脏病了”。后来不了了之。

我在文章里说了，“为什么这类丑闻每每要遮遮掩掩？为什么学生或老师的合法合理要求总是被搁置一边？„„脸面，学校的脸面，权力的脸面。兹事体大，有关声誉，于是有伤脸面的事要捂住，追求真相的人要捺住。但脸面是这样要的吗？荣誉是这样保的吗？”

财新记者：很多受害的女生第一反应不是举报，而是忍气吞声。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郭于华：还是权力关系。很多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不愿意反抗，可能也是因为反抗了结果更不好。教授跟学生之间是存在权力关系的，学生绝对是弱势。

在美国，很多高校一进来会发给女性学生、学者一本小册子告诉你什么情况属于性骚扰，清清楚楚告诉学生，别人用你不接受、不同意的方式来对你，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行动的，都属于性骚扰；以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向哪举报。别说性侵了，出现任何绯闻的话，这教授都吃不了兜着走，学术生涯就结束了。因此男教授跟女学生谈话，门总是开着的，非常谨慎。

这种意识从哪来的？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有规则、有制度，不能够越底线。但很多中国男教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中国很常见的是，老师娶了自己的学生。如果说你们已经结束师生关系了，那是你们私人的事，但是你们之间只要还存在师生关系，就绝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对其他同学而言也是很大的不公正。当然也有人说有的女生主动投怀送抱，那也不行，因为教师在权力结构当中是有权的一方，强者的一方，即便学生投怀送抱你也不可染指。这就跟行贿和索贿是一个道理。

如果社会腐败，学术界也不会例外。我们应该承认人性中有弱点，是需要规则和制度抑制的。好的制度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到惩处，长此以往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和意识。女性的弱势是一个共同建构的东西

财新记者：有些人认为中国女性地位已经很高了。但在达沃斯论坛（即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中，中国女性地位全球第100名，在参与评比的世界144个国家中并不靠前。有关中国女性地位一直存在争论。您认为，中国女性地位究竟如何？

郭于华：2010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李银河：中国妇女地位世界排名第28位》，显示中国女性的“性别赋权指数”排在世界第28名。这个排名很靠前了。（注：这套指标主要度量女性在一个国家内政治、经济、职业生活上的状况，包括：女性在议会中的席位，在行政、管理、职业、技术职位中所占的比例，就业和工资状况。）

但是评价一个国家的女性地位，不能仅从就业率和受教育比例来看。在政界的高官中，哪怕是各级领导当中，女性比例都是很低的。政界一些女性的存在多是为了满足“无知少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要求，为了证明我们这里有女性，就给女性个副职，实质都是点缀作用。

另外，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失衡的原因就是重男轻女，计划生育的限制下，有些人会选择打掉女婴。如果女性地位真的那么高，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不要女孩？

（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82年为108.47，2004年达到121.18。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2.88，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09年以来连续第八次下降。而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应该保持在103—107之间，现在依然处于失衡状态。同时，一些地方的性别比更是极度失衡。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新生儿性别比曾经高达177。）

财新记者：当代中国女性在学术和职业发展道路上还在遭遇严重歧视吗？

郭于华：女博士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求职的时候，有时明明女生非常优秀，但是最后用人单位就录取了一个男性。比如我们专业（社会学），工作比较辛苦，需要做调查，就会对性别有考虑。同时，人们会把女性的特点当成女性的弱点。比如有人说，女生就是考试成绩好，真正做研究能力就不如男生。但这不是女生的弱点。

学术圈也会对女性有歧视。很多单位学术带头人，哪怕是人文社科的，也还是男性为主。一开始进去有很多女性学者，但是进入到一个更高层的学术地位的话，男性就成为主导了。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同样，还有很多人公开表示女性在某些方面天生存在不足。比如2005年的哈佛校长。

（注：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女教授很少的问题，被指责暗示“女性在数学方面先天不足”。在场的多位女科学家站起来质问他，一位女科学家还愤而离场，在哈佛大学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他为此道歉，但收效甚微。）

即使现在，这种观点在中国也还挺普遍的。事实上，水平是否有差异，你很难去衡量。因为一旦涉及到同行评价，很难用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特别是人文社科。在学术评价上，女性不占优势。而且，当我们看到女性在某些方面存在弱势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她的能力被社会压抑，被别人误解，而这种心理暗示又会对女性自身有塑造作用。所以女性的弱势是一个共同建构的东西。我们身处其中，自然而然习惯了，不觉得是问题。所有的不平等关系，其实都是权力关系

财新记者：很多人一提起中国的女性地位，就会提及建国初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认为这反映了对妇女的解放吗？

郭于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心灵的集体化》，就是写农业合作化背景下农村女性的遭遇。“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说法，指的是“党和政府让妇女解放”，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真正的解放是谁能给的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一定都是自我解放。别人恩赐的不是解放，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奴役。

当我们探讨1949年以后的妇女解放，别只看城市，你要看看农村女性的生活。你会发现，在“妇女解放”旗号下，女性要去参加各种集体劳动、政治生活，参加各种会议。这和传统时代很不一样。以前是有性别分工的，分给女性的工作适合女性特点，农村女性在家庭劳动分工中，要养育孩子、照顾老人、做饭、织布、缝衣服。搞集体化之后，国家需要女性劳动力，女性要到地里跟男性一样干活，但家里的活还是女性干。我做的调查就显示出，相当多女性身体因此不堪重负而产生病痛。你说女性是被解放，还是被加上了更重的负担？“解放”意味着女性有更多的权利吗？当然不是。很多时候这不过是想要一种“运动”的声势。

现在一些女权研究者有一个误区，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之前是妇女解放，因为市场经济的到来，女性地位又下降。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也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分歧。

那个时代的女性被宣称解放了，她们自己可能也觉得解放了。她们认为，在以前自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现在可以跟别人交往，也可以参加会议、劳动。虽然吃不饱，但集体劳动也挺快乐。这就是解放的幻象。她并没有真正获得权利，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却觉得自己好像被解放。她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不是真的获得解放，她们并没有从权利的角度去理解。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研究这种“解放”幻象的原因，而不是全然站在当事者角度去做出判断。

同样地，并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女性地位下降。相比改革开放前，市场为女性提供了机会，她们能有更多选择，自主性更强了。农村女性不一定非要在农村，可以到外面去工作挣钱。当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权力的作用，也存在着不公平，比如同工不同酬。

财新记者：女性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是如何产生关联的？

郭于华：大家会觉得女性问题不那么敏感，不是政治问题。但实际上，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所有的不平等关系，其实都是权力关系。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区分对男性还是对女性。国家权力是面对所有人的。

在中国，所有的女权问题，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都是人权问题。我不太同意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的地方在于，她们往往把那个矛头指向另一个性别。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时候，真正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是权力。在中国，人权应该放在首位。如果有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你怎么保证女性不受欺负？因为处理事情的逻辑，都是权力的逻辑、统治的逻辑。而且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女性主义者不能借助那种统治的权力，去打压另外一方性别，获得自己权利。男性、女性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敌对的。如果不敢找女博士，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够优秀

财新记者：我们经常可以在新闻中看到类似“女博士愁嫁”的标题，甚至有一种玩笑，把女博士列为第三类人。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郭于华：如果把婚姻比作一个市场，“女博士不容易结婚”的状况是存在的从社会结构角度去分析，女博士在社会地位、职业能力，收入水平等方面都处于结构的上端。而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婚配存在一个梯度。比如，人们有这样一种观念，男生是博士，妻子就找个硕士。如果按ABCD从高到低划一个梯度，最后在婚姻市场中剩下来的，就是A女和D男。但这两种人，从结构来讲，几乎不可能建立婚姻关系。所以，女博士会剩下很多。而她们一般比较独立，对生活和未来有自己的想法。宁愿独身一人，也不愿意去凑合。

我经常跟自己学生开玩笑。我对男生说：“你们如果不敢找女博士，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够优秀，你不敢找更优秀的女生。”我接触到的女博士们，很多都很优秀，这种优秀不仅体现在学业、科研、和工作上，日常生活也打理得很好，因为她们普遍有努力严谨认真的行为方式和态度，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我的同行中没有结婚的人也挺多的，主要是女性，但她们的生活状态都挺好，愉快的程度不亚于结婚者。因为这些人都有很多事要做，生活都很充实和丰富，不管是出于哪一种情况没有选择结婚，都是自己的选择。

有些报道中对女博士的评价有些“妖魔化”了，比如说女博士不通人情什么的，反正现实当中我没怎么碰到这类。这种刻板印象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评价是很主观的事情，出现偏离也正常。同时，媒体建构和公众意识是相互影响，共同形成的。

财新记者：能分享一下自己的博士时代吗？

郭于华：我读博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物质条件不太好，但是整个社会非常开放自由。“文革”十年教育都停了，一恢复，大学生对知识都如饥似渴。整个社会对大学生都很高看，称为“天之骄子”。那时候读博的女生也不多，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时还在前100名之内。我们总共四层的宿舍，女博士生只有不到十个房间。那时社会整体对女博士的舆论，是一种敬佩。

那个时候我也遇到过性骚扰，但是可以保护自己，避开，以后不再跟他单独相处就是了；对方碰到很强硬的也就算了。后来才发现，他不光骚扰过我，好多女生都说他有这种行为。当然最终他的仕途也没受影响，照样还当领导。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就一定会做恶。做恶了不受惩罚，他干嘛不做？

财新记者：最近另一个热议的话题是，“情感教主”Ayawawa提出了一套以“PU”（Paternity Uncertainty，亲子不确定性）、“MV”（Mate Value，婚姻市场价值）为代表的理论，前者多指男人的不安全感，后者是指女性价值的八个体现，即年龄、长相、身高、罩杯、体重、学历、性格和家庭环境）为核心的理论，引起了女权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但Ayawawa的粉丝中也不乏高知女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郭于华：我不很了解这件事，但一种观点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或反对都很正常。她只不过提供了自己的看法，一家之言。只要不把某个东西变成非要让大家都认同的标准来推行，我觉得就无所谓。

婚嫁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生活领域，但在讨论的时候，又是一个特别具有公共性的话题。在公共讨论中，应该包容不同的个人选择。每个人的审美和要求都是变化的。与其特别认真，不如用一种比较娱乐的心态，当做一个好玩的事去看。看看这社会人生百态，看看大家那么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