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纠结与痛苦纪实故事

第一篇：年轻人的纠结与痛苦纪实故事

“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

从郑州回到北京：小地方是要靠爹的李涵从郑州回北京快一个月了，一直寄宿在同学租住的房子里。平时同学去上班，李涵就闷在屋子里面上网发简历，有时候一天能发上百份，但是现在她还没有碰到满意的职位。同学劝她别整天老闷在屋子里面，出去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李涵说，不找到满意的工作，她就一直闭关，中午到楼下买3元钱一份的凉皮现在成为她唯一的活动，“不能老住同学这儿啊，我得赶紧找工作，搬出去。”

一年前，李涵还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宝街上班。她笑称，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没房子，没车子，也没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说话最多的就是楼下趴活的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经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点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厦，趴活的司机一看是我，问也不问，就知道要把我拉到双桥。”那时候，李涵和网上认识的一姑娘租住在双桥的一个小区，两个人租了个两居室，一大间，一小间。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反正每天我们俩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间里一顿狂睡，睡个天昏地暗。”

李涵说，其实她一开始没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妥，年轻人不就应该奋斗嘛！但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她那种漂着的感觉特别明显，“嘴里说着自己过得很好，但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房子买不起，像我这种没户口的还要有连续的纳税证明，那就得保证一刻都不能清闲，不能随便跳槽，一旦跳槽衔接不好，连续的纳税证明就没有了，连车子也买不了，工作这么累，谈恋爱的工夫都没有。”经常是挂了电话后，李涵已是满脸泪水。父母在那头就劝她回去，她一开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个样子来，我就不回。”她忘不了当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时，多少乡亲以她为骄傲：“那闺女中，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北京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北京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这个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内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北京，“也考虑过去上海，毕竟那也是广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后来想了想，还是觉得北京更为熟悉。”

回到北京，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我不会再是个三无产品。”

从万州回到广州：家乡已是人生地不熟

刘梅原来在广州，她已经算是“白骨精”级别的：白领、骨干、精英。

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的。”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从济南回到北京：二线城市工资太低

2006年，23岁的东北女孩陆顺梓大学还没毕业，就一个人跑北京来找工作了。在这里，她认识了山东男孩姬之幼。小姬比顺梓早一年毕业，当时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影视制作工作室，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拍广告片、宣传片。

性格活泼开朗的顺梓凡事喜欢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机构做网站编辑，月薪1000多元，提供员工宿舍。刚刚走出校门，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标准的集体生活，于是就跟一个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在昌平一处居民楼里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虽然免不了奔波，却可以一路欣赏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顺梓的生活过得新奇而快乐。

第二篇：纠结的孝心纪实故事

“漂族爸妈”：身处乡下，为了跟扎根都市的子女团聚，被迫背井离乡，从乡下“漂”到都市与子女一起生活的老人。由于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差异，他们多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处在一种无根状态。

子女扎根都市，父母定居乡下，如何尽孝？相信这是困扰很多子女的一种现状。按常理来说，尽孝无外乎有两种:一是常回家看看，了却父母的思念之情，可乡下居住不习惯，不少子女都把常回家看看当成了嘴上唱的歌，并没有落实到实处；第二种就是在城里买套大房子，把父母接进城和自己一起住，但这种情况往往因为老人对都市生活不适应，漂泊感很强，甚至会给子女家庭造成困扰，导致离婚率上升。

那么，世上有无第三种尽孝手段？本文讲述的是湖南一个70后女青年，早在1994年就在深圳打拼，并在深圳成家立业生子。她和老公都要上班，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从想“常回家看看”到把父母从乡下接到深圳跟自己一起生活。然而，父母来深圳后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家庭矛盾丛生。他们最终能否挽回被都市消磨殆尽的亲情，在都市和农村之间找到第三种尽孝手段呢？以下是这位女青年的自述——

常回家看看唱得容易做着难

1974年出生的我是湖南省岳阳市大明乡人，我有兄妹4人，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很疼我们，但没啥文化，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我们从小都没少被他打骂。姐姐小学文化，在深圳一个小区当保洁员。弟弟初中文化，在上海创业，但一直赚少赔多。兄妹中最有出息的当数大哥，大哥17岁就考上了岳阳师范学院，毕业后在长沙开了一家公司。

原本，爸妈跟着最有出息的大哥生活是无可争议的，可大哥毕业后执意与没工作的大嫂结了婚，这桩婚事从开始就遭到了爸妈的强烈反对。大嫂因此与他们关系紧张，拒绝与他们同住。闹到这个地步，爸妈特别伤心地对我表示：“你哥哥姐姐弟弟都不争气，我们将来全指望你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自觉地把养老责任放在心头。1994年，高中毕业的我来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通过自考拿到了大专文凭，并在那里与老公孙东相识。孙东是辽宁人，大学毕业，父母都是公务员，但十几年前就已离异各自重组家庭。1997年，我和孙东结婚，租住在一个一室一厅的出租屋里。虽然我们的出租屋面积不大，但属于精装修公寓房，家具家电一应俱全，住着非常舒服。

2000年春节，我和老公租了一辆车回湖南老家过年。但我发现，过惯了都市生活的我，已经严重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了——父母还住在我出生前就盖的房子里，卫生条件很差，土鸡和狗就在房间乱窜，厕所连着猪圈，方便的时候还要提防猪拱进厕所。看到这幕情景，我面对父母端上桌的猪肉根本无法下咽。更不方便的是，我家没有热水器，洗澡还要用一壶开水“勾兑”一盆凉水。我和老公掌握不好勾兑的比例，先后冻成了重感冒……

为了不让父母在农村遭罪，我每月都给他们寄1000元钱。但令我生气的是：这钱，我爸妈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都暗地里接济了我弟弟！我生气地想：看来，还是等有条件了把父母接到深圳，才能真正让他们享福！

2001年初，我们的生活已经有所好转，先买了一辆标致307轿车代步，平时经常开车回湖南看望父母。每当车开进我家破旧的院落，我父母都会放一挂鞭炮，然后在我们的后视镜上拴一根红布带，说这样可以保佑我们开车平安，然后他们把平时积攒的土鸡蛋、腊肉一股脑地塞满我的后备厢。我多次对他们说，等条件成熟时，就把他们接到深圳。他们一听这话就特别开心，经常向邻居炫耀：“女儿要接我们去深圳享福呢！”在邻居的恭维声中，他们的脸上涌现出无比的幸福感。

2001年末，我和老公开了一家电子厂，赚了40多万！我们在福田区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要接我父母来深圳长住。可是，我父亲说：“英子，你的孝心爸心领了，但是，我和你妈还养了3头猪一群鸡，实在没时间去深圳呀。”我不以为然地说：“爸，家里的条件那么差，哪里能住人呢？我特意买了三室一厅，就是为了让你和妈来了好住！”不料，我爸不高兴地说：“家里怎么就不能住人了？你从小不是住在家里吗？”这时，母亲打起了圆场：“英子，现在我们来深圳只能白吃饭，帮不上你啥忙，等你怀孕了我们再去吧。”

2008年初我怀孕之后，父母特别高兴！他们破釜沉舟般地卖掉了所有的鸡和猪，提着一筐土鸡蛋跑到深圳投奔我了！来到深圳之后，他们看什么都是稀奇的，管保安叫警察，管物业管理处的员工叫领导，甚至管小区的绿化带叫公园。我爸还在我们单元的楼顶开辟了一个菜园，每天热火朝天地伺弄蔬菜……

把爸妈关在深圳无根的浮萍幸福吗

我给爸爸买了不少高档补品，给妈妈买了几套真丝家居服。妈妈抚摸着这套衣服，赞不绝口：“英子，只有解放前的地主才能穿起这种绫罗绸缎呢！”我豪爽地说：“爸，妈，我们在深圳的生活不比从前的地主差。你们就跟着我享福吧！”

到了星期六，孙东开车带我们去逛商场。我妈早就念叨面霜用完了，想在商场买瓶面霜。可是，她往一楼的欧莱雅专柜一凑，就吓得缩了回来：“不就是一盒‘香香’吗？怎么卖那么贵？”我笑着说：“妈，欧莱雅还不是最贵的，我用的化妆品比欧莱雅贵多了。”我的本意是让我妈相信我在深圳过得不错，多贵的东西都买得起，从而也敢大方花钱。没想到我的良苦用心起到了反作用，我妈气愤地说：“在我们老家街上，雅霜才3元钱一瓶！”看到我爸我妈灰溜溜的样子，我估计他们更不舍得在饭店吃饭，只得识趣地带他们回家。

此后，我爸妈坚决拒绝再跟我一起逛商场。他们甚至拒绝我带他们在深圳转转。他们每天待在家中，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尤其是我爸，唯一的乐趣就是伺弄他的楼顶菜园。可是，我爸的这一乐趣很快就被剥夺了。一天，我爸正在菜园挥汗如雨，我家的对讲门铃响了，一个保安委婉地勒令我们将楼顶的菜园自行拆除！我赶紧带我爸来到物业管理处询问。物业管理处主任说：“你们在顶楼种菜，滋生了大量蚊虫，邻居们很有意见。”为了保留住爸爸的一点儿念想，我给主任塞了一盒烟，赔笑道：“我爸在农村生活习惯了，就喜欢种菜，您就手下留情吧！”可主任严肃地说：“顶楼也是消防通道，万一发生火灾，高层住户是可以从顶楼逃生的！你把顶楼弄成了菜园，发生火灾谁负责？”我心有不甘，还欲继续哀求，没承想爸爸大喊一声：“英子，你别多说了。领导说得对，菜园咱不能要了，爸现在就回去拆了它！”我一扭头，正与我爸苍凉悲壮的目光碰个正着。我的心顿时疼痛不已……

万般无奈，爸爸沉默地拆掉了他一手建造的菜园，也拆掉了他对深圳所有的好感。看到他天天坐在沙发上愣神，我妈努力宽他的心：“趁女儿还没有生，我们还不忙，走，串门去！”他们曾在电梯碰到过对门的老太太，就拎着在楼顶收获的一捆葱去敲老太太的门。然而，在电梯里对他们礼貌有加的老太太，却用身子挡在门框上，不咸不淡地应付两句，就哐的一声关上了防盗门！我在自家的猫眼里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埋怨爸妈：“我们自己家有吃有喝有电视看，非去她家串门干什么？这里又不是农村，端着碗能串几家！”爸不服气地教训我：“远亲不如近邻，你要学会搞好邻里关系。”我刻薄地揶揄：“我倒是想跟人家搞好关系，可大家根本不敢跟陌生人说话。”爸爸叹息道：“也是的，这大城市的人，安全防卫意识也忒强了点，连门都不敢开！每天把门关得死死的，自己不闷吗？”

爸妈对都市有着千万种不理解。可是，为了不影响我的心情，他们基本上都忍着。但有件事却让他们彻底动摇了在深圳长住的打算：我妈掉了2颗牙。我带她来深圳某牙科医院就诊。牙科医生告诉我，我妈除了要补牙，另外还有5颗牙有不同程度的坏死和松动，全部做下来大概要来医院10次左右，9500元钱。我妈一听，忙说：“我不镶金牙！”医生瞅着我妈直乐：“老太太，你当我给你镶的是金牙呀？告诉你，是烤瓷牙！”我妈激动地跟医生理论：“不是金牙还要9500？在我们老家的卫生院，镶满两排牙也只需要300元钱！并且我在老家有医保，300元都是可以报销的。”医生也不客气：“那您就去老家镶牙吧。”妈妈一下被噎住了，生气加上激动，她的眼圈都红了。爸妈最后一商量，坚决要求回老家看病，理由是在老家有医保，能报销。我拗不过，只得给他们买了回湖南的火车票。

第三篇：不要提前去想象痛苦纪实故事

佛教经典《百喻经》，里面有个《渴见水喻》的小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大热天渴得要死，于是到处去找水。终于，他找到了一条大河，急忙跑上前去。然而，当他站在岸边，看见奔流不息的河水时，左思右想，竟然不敢喝了。旁人路过，见此情景，大惑不解问道：“你不是很渴吗?现在到了河边，为什么又不喝水呢?”此人认真答道：“我确实很想喝水，可是河水这么多，我想到一辈子都喝不完，所以一口都不敢喝。”路人大笑，觉得此人不可救药，懒得理他，转身去了。

这个人是不是很傻?先不用笑别人，不妨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也许你曾经很想学一门外语，但是想到有浩如烟海的单词要背，恐怕一辈子都背不完，于是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你买到一套心仪已久的书。却发现书太厚内容多得超乎想象，担心看不完，再也不敢去碰它，于是这套书在书柜里摆了十几年，一页都没翻开过。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过雄心壮志，在我们的脑子里，每天都会冒出无数个想法。然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念头都在灵光一闪的刹那，又被自己掐灭了。梦想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佛陀讲这个故事，是要劝喻世人：如果你想修行佛法，就要趁早开始，不要因为担心自己受不了那么多戒律，就干脆一戒都不受，放弃修行。河水喝不光没关系，喝一口是一口，总比站在河边渴死强。人生就是一场修行，这种问题每个人会遇到。然而，佛经里只是阐述了一种现象，并未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见水不喝”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有没有行之有效的克服办法?

前美国海豹突击队马库斯，写过一本回忆录《孤独的幸存者》，里面详细记录了海豹突击队员的受训内容。可想而知，那种高强度的“地狱式”训练，考验的不光是体能极限。更是意志力承受极限。疼痛、寒冷和恐惧，时刻会把人逼到崩溃的边缘，对于受训队员来说，简直每天都是世界末日。因此，教官又制订了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规则。训练场上挂着一口大钟，如果哪个学员觉得无法忍受，只要亲自去敲响这口钟，就表示自动放弃，随时可以收拾行李回家，绝不阻拦。即使人人都把敲钟视为奇耻大辱，钟声依然每天都会响起。

不久，马库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数人都不是在训练过程中放弃的，而是晚上休息时跑去敲钟。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圆满完成了当天的训练任务，最艰难的时刻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在最轻松的时候，反而决定放弃?经验丰富的教官解开了马库斯心中的谜团：“他们没有专心投入当天的训练，总是在担心明天能不能熬过去，情不自禁陷入到对未来的恐惧之中，越想越害怕，于是放弃了。”因此，教官会提醒留下的学员：“千万不要提前去想象痛苦!要忘记未来，只关注眼前，坚持完成当天的任务就是成功。”道理并不深奥，但总有人做不到。

看到此处，我就想起佛经里那位愚兄，站在河边，就是不敢喝水。他想得太远，结果把自己吓坏了。在我们的一生中，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只有一次，那就是现在。不要陷入对未来的恐惧中，把握当下，走出第一步，就是胜利。

第四篇：父与子纪实故事

已经过去近20年了，只要闭起眼睛，耳间似乎仍能响起父亲夜归时的重重足音。父亲是个普通人，而普通人往往活得沉重。他教过书，后来又到一家工厂担任统计工作。那手算盘打得很够水平，掌灯的时候他把白天没计算完的报表摊开，噼叭噼叭地算。我便在那有节奏的声响中睡去。

父亲性情刚烈。打起有过错的儿子也决不手软，曾经打我打折过一段木板。我对此事时有怨恨，然而过后就渐渐淡忘了。或许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过于短暂，仅有13年，因而忘不掉的只有他给予我的无言之爱。

早些年生活艰苦，我们4口之家每遇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也至多去割两毛钱的猪肉吃顿卤面而已。有年夏天，外出做客天黑返程。6岁的我被父亲背着，半睡不睡地走。天上满目繁星，地下响着他的脚步声，路走也走不完。走到一处夜宵店，父亲花两毛钱要了瓶汽水给我，说是提提精神。我让他，他仅沾沾唇，看着我一口口喝完。当时我意识不到，这瓶汽水的价钱相当于父亲四个中午的菜金。

等到身染癌症的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时，他的同事们才告诉我们他是怎样节俭。现在我们的生话好起来了，但无论是“可口可乐”、“高橙”还是别的什么饮料，在我看来都远远不及父亲给我买的那瓶汽水。到我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最好的酒、最好的饮料的时候，父亲已经不能享用了。我非常后悔喝掉那瓶汽水，不该让父亲因此连续4天以大蒜、辣椒佐餐。

父亲爱读书，爱听广播，手术后病休在家，常坐在门前矮凳上，旁边是半导体收音机，腿上摊着历史资料或历史演义。一看到我背着书包回家，就很专注地望着，等我走到近前，往往由衣兜里掏出块带着体温的硬糖塞给我。我问过好便去疯跑，竟不懂得应该在他身边多呆一会儿。

那阵子正值十年内乱，我们好好一个百姓家庭被乱糟糟的时事和父亲的病症罩上浓重的阴影。母亲、11岁的我和6岁的弟弟精打细算，省下细粮和肉、蛋让父亲补养身体。父亲极是不忍，趁母亲不注意就往我们哥俩嘴里塞一点好吃的东西。到了1972年，父亲的病情恶化，一天天枯瘦下去，终于离我们远去，在44岁。

父亲故去的最初几年，尽管我家已变换住处，我却常常在黄昏独立窗前，看着雪片被风刮来刮去，静听门外有没有那串重重的足音由远而近，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有好几次，我在街市茫茫人海里发现与父亲相似的身影，心里一面念叨着这不会是他，不会是他，一面又身不由己地跟出好远一程。我无法说服少年的自己：你没有了父亲。

前年清明，我护送父亲的骨灰返回故乡，让他长眠于村后的山岗。立于瑟瑟风中，环顾父亲在儿时玩耍过的，病中一再怀恋的浩荡水库和光秃秃的山巅巨石，我感到时光流逝的重压，心中泛酸。他曾许诺过，一定带我返乡寻根，真来时他却不能指点故地故人。

将近20个春秋过去，国事家事风风雨雨几多变迁。过去的都过去了，然而对于父亲，我为人之子确实愧感未能临终尽孝。有一天，13岁的我和8岁的弟弟被打发到外祖父家暂住。等我们再回家，连父亲用过的床也撤掉了。

都是父亲的主意，他嘱咐家人把我们带开。

时至今日，我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儿子。我常常想，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果真不想再看幼子一眼吗？而我的父亲即使在那样的时刻，仍然没有考虑自己。他没有留给我们官阶，钱财甚至遗容，唯有温暖至深的回忆片断一幕一幕。

第五篇：父亲与女儿的纪实故事

女儿3岁时

多年来，我一直在政界工作，投入了大量时间，经常还会出差。以前每次出差一走就是六七天，偶尔回家也只作短暂的停留，拿些换洗的衣服。安妮3岁生日前不久，我刚刚结束了与参议员的一系列活动。我们从附近的杂货店驱车回家时，坐在后排的安妮突然问道：“爸爸。您住在哪条街上呀？”

“什么？”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您的家在哪条街上？”

那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尽管她知道我是她爸爸，但却不知道我和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尽管最终她明白了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但对于我在她生活中的位置还不清楚。当擦破了膝盖时，她总是跌跌撞撞地扑到妈妈怀里，而不是来到我身边。在学校偶尔听到什么不懂的问题时，她也常常一直憋在心里，见到妈妈时才说出来。直到一个夏天的晚上，事情才有了转机。

安妮要在后院建一个捉迷藏玩的小屋。她已经砌了好几天了，有时和邻居的伙伴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天黑了，她一直没回来，因为刚堆好的墙总是中途坍塌，她的情绪十分糟糕。当墙又一次像往常一样轰然倒下的时候，她忍不住大哭起来。

“安妮，你知道需要些什么才能把墙砌起来吗？”我问。

“什么？”

“大约60块砖。”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啊？”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五金店弄一些。穿上鞋子，赶快上车。”

我们开车来到三四英里外的五金店，在那里找到了砖。这些砖又粗糙又沉重，我先要将它们搬上手推车，然后再装进吉普车里，回家后还要慢慢卸下。

“爸爸，让我来搬吧，求您了!”安妮央求道。

“可是，宝贝，这些砖好沉啊!”

“求您了，爸爸。我真的很想搬!”说着，她跑到砖堆旁，双手搬起一块砖，费了好大力气才放到手推车上。

照这样下去恐怕一晚上都得耗在这里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尽量抑制住内心的焦躁。安妮转身回到砖堆旁，左看右看，好半天才挑选了另一块。我把这当做巴不得快点结束的任务，那样就能早点回去，而安妮想让这一刻延续下去。突然我明白了，她就是想这样度过一个晚上。像这样我们两个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见，通常是她的哥哥杰克陪着她。

我靠在手推车上，深吸了一口气。安妮有条不紊地搬着砖，显得很轻松，话也开始多起来。她给我讲她要建的东西，讲学校生活、小伙伴以及即将到来的骑马课。我突然明白了，我们是在买砖回去砌墙，砌一堵感情之墙，而实际上我们也正一点点地拆除一面墙——横亘在我和安妮之间的隔阂之墙。

那以后我明白了妻子早就明白的道理：怎样跟安妮一起看电视，即使那个节目并不是我想看的；怎样全身心地投入待在安妮身边，而不是一边陪她一边看书报。安妮想和我在一起，不是因为我能给予她什么，不是因为我能带她到什么地方去，也不是因为我们能一起做些什么，她只是想和我待在一起，她只是享受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女儿10岁时

一转眼安妮10岁了，是小学高年级班的优秀女生。就在她10岁生日前一天，我看着她走上演讲台，站在麦克风前的时候，一种始料不及的紧张笼罩了我……

女儿要竞选学生会主席，今天所有参选者要向全校师生发表竞选演说。能否当选，今天的表现至关重要。女儿漂亮，口齿伶俐，镇定而有吸引力。我知道她会讲得很好，让我紧张的是台下的观众。校长事前规定，讲演没结束时，任何人不准鼓掌或起哄，学生们似乎觉得这样太无聊，故意跟校长唱对台戏。好几次，讲演的同学话说了一半就被刺耳的口哨声打断了。

两周前，当女儿请我帮她策划竞选战略的时候，我没有紧张。我告诉她：“如果你真的，真的想当主席，最具号召力的办法是使用幽默。能把所有选民都逗乐，就赢定了。”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她的演说必须出人意料。“相信我，按我的计划，你一定能大获全胜。”我当时胸有成竹地对她说。

女儿听了我的安排，开始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她很认真地写好讲演稿，每天练习时，我不时地告诉她：“幽默，再幽默一点儿。滑稽，再滑稽一点儿。”我知道很多老师和家长都会教育孩子“要像大孩子那样”“要严肃”“不能做鬼脸，不要出怪相”，那是因为他们错把“幽默”当成“幼稚”！其实幽默是种非常宝贵的财富，有了它，你会所向披靡。而要真正精通诙谐的艺术，需要长久的磨炼和成熟的心智，对一个10岁的小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希望给女儿一个关于幽默的早期教育。

本以为一切准备就绪。但她讲演前那半分钟的寂静，突然让我惊慌起来。如果我估计错了怎么办？如果她的讲演不能让大家发笑怎么办？我会不会辜负她的信任？如果她落选了，以后女儿还会听我的话吗？我觉得自己仿佛刚把亲女儿丢给鲨鱼，我这个父亲将威信扫地。

“我的名字叫安妮，我要竞选做你们的主席，”女儿的声音很镇定，“我想你们应该选我，因为……”她停下来，向台下四周看了看。我等她说出下句，拿摄像机的手抖个不停。女儿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个圆形塑料饭盒，倒扣在头上，用拳头压着鼻子，模仿机器人的声音说：“因为，我是外星人，到地球来吃你们的午饭！”

大家压根儿没想到她会说这么一句，全场哄堂大笑。女儿等笑声停止才慢慢地说：“不过别信我的话。你们应该问问那些跟我有相同生日的人，比如乔治·华盛顿。”说完，她背过身去，戴上了灰色的假发。这会儿观众们都来了精神，等着看女儿还有什么新花样。“哦，老天，我的背真疼!”她用老年人沙哑的声音嚷道，“我猜是因为我在地下躺了两百多年的缘故！”

台下又爆发出阵阵笑声。我知道，她的幽默已经征服了所有观众。女儿赢定了……

讲演快结束时，她提出如果自己当选将做的种种改革，礼堂里充满了欢呼声和掌声。学生们又跺脚又拍椅子，场面几乎失去控制。老师们、校长光顾着揉肚子，根本顾不上维持秩序。而我的心也兴奋得快炸开了，我把脸贴在摄像机上，这样旁边的家长就不会看到我悄悄流下的眼泪。

女儿18岁时

在落日的余晖中，女儿安妮站在水中，河水漫过了她的膝盖。虽然天色已暗，但她还是优雅自信地抛着鱼线，希望能再钓一条鲑鱼。

我坐在不远处的岸上静静地观察着她，既骄傲又有点难过。这次旅行后，她就要进入大学开始新生活了，我下定决心要为我的宝贝再捕一条鲑鱼，但毫无所获。

“该走了。”我说。

“再钓一会儿，爸爸。”她回答，“再钓一会儿。”

我笑了，回想起她第一次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已是15年前了。那时安妮只有两岁半。她帮我在花园里挖蚯蚓，急切地上好鱼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领就非要自己动手。鲑鱼第一次咬她的鱼饵时，她高兴地尖叫起来，鱼竿差点被鲑鱼拖进了池塘。从此，我有了一个新的钓鱼伙伴。要离开池塘时，安妮常说：“再钓一会儿。”对于一个喜欢钓鱼的父亲来说，这简直像音乐一样悦耳。我已经把渔具收了起来，她还坐在那里，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浮在池塘水面上的浮漂。尽管很不情愿，最后她还是回到了车里。在回家的路上她兴奋地回忆着旅行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我们谈论壮观的地形，趟过冰冷的河水，在高山上的湖里游泳，欣赏黄昏的美景，甚至遭遇野生动物……这些自然学与生物学知识都是电视和电子游戏所不能提供的宝贵经历。

随着女儿技术和自信的增长，她的很多问题都考验着我的钓鱼和旅行知识。我尽最大努力去回答她，但我知道很多回答并不能让她满意。渐渐地，我发觉安妮在改变。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小女孩了，她开始拒绝我撒渔网的建议，她要自己决定在哪里钓……她的生物学独立意识体现在她所做的每一件事上，从家庭作业到社会生活。一个自信的、有理想的女士好像在一夜之间长成了。

最后，当黑暗把安妮从河边拉回来时，她坚持开车载我回家——这还是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外出钓鱼以来的第一次。我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说不清是喜悦、骄傲还是其他什么。

安妮即将去华盛顿大学学习生物学，我相信，大学会帮她解决很多我曾无法回答的问题。她将变得更成熟，但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作为父亲，我的心情总是有点儿难过和不舍。我多么希望在她离开之前，我们能再钓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