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特点

第一篇：白居易的诗歌特点

在古代，植物的一些特殊品质常被诗人用来表述自己的品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白居易的诗歌特点，希望大家喜欢。

白居易一生热爱种植，其生活的四周种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但在其诗作中描述得最多的就是“松、竹、莲”。松、竹位列岁寒三友之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毅力，而莲出淤泥而不染，自珍自爱，正直坚贞。这些其实都是白居易自身人格的真实写照，白居易将自己的人格意于“松、竹、莲”之中，既含蓄又明显。

白居易闲适诗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闲适诗与养生诗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点，所以本文关于白居易闲适诗艺术特色的描述着重于与养生诗的不同点，主要是遣词用句及修辞手法。

(一)白居易闲适诗的遣词用句

1.叠字的使用

叠词，顾名思义就是重复、重叠的词，例如“声声、皎皎”等。叠词是一种很常见的修辞手法，它的特点就是利用汉语音节，使诗词在结构上显得更加工整，在节奏上显得更加有韵律美。使用叠词描述声音时，会使声音更具真实性;使用叠词描述景物颜色时，会使景物带给人们更多视觉上的美感。白居易的闲适诗中通过使用叠词，使其看似平淡的生活更显趣味，也更具有吸引力。

2.喜用数量词

数量词的运用，会使得整首诗更具带入感，“两只”“一双”等数量词的简单使用，会使得诗词所描述的画面更具真实性。读者在品读诗句时，可以在脑海中将诗句化作一幅图，形象又生动，既便于理解又便于记忆。白居易闲适诗中常常使用数量词，这不仅与其描述的内容有关，更与其自身生活特点及人格特点有关。

(二)白居易闲适诗的修辞艺术

首先是浅显的比喻。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讲究写实，虽然白居易不会过多地运用夸张的比喻，但白居易还是会运用一些浅显的比喻来给自己的诗词润色，使其更具吸引力和关注度。白居易主张平淡闲适度日，又不失对人生的思考，为了使其写作风格与其个人人格相符，白居易摒除了使用华丽及夸张的修饰，而是转用易于被大家所理解而又不失诗人风范的浅显的比喻。这种比喻方式在白居易的诗中经常可见。

其次是平易的典故。古代的用典就是运用各种典故来讲述自己的观点，也可为自己的诗词润色。如果只是粗略地品读白居易的闲适诗，很难发现有用典，但如果细细品味，其用典之处还是相当多的。这说明白居易有着丰富的典籍知识，能熟练透析地了解典故的内容，从而将其中更为平民化的小点运用到自己的诗词中，使得自己的诗词既能达到平易近人之效，又能运用典故阐明自己的观点。

白居易亲情诗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亲情诗主要是讲述白居易对亲人的关爱及思念，虽然其艺术特色也有与上述两种诗相类似的地方，但它也有其特殊之处，主要就是其在亲情诗的创作中，在抒情时不忘讲明道理，喜欢运用主客颠倒的“对写法”。

(一)抒情中偏爱说理

白居易的亲情诗从表面看是抒发对亲人的思念及关爱，但细致品读不难发现，其大多数诗词在后半段更加注重的是说理。也就是一首亲情诗的前半段描述思念，后半段以对亲人的思念有感而发，引出相关哲学、心理学甚至佛学的道理，使得思亲有情有理。白居易这种亲情诗的撰写方式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也不会被后人定位为“无病呻吟”，也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与其他诗词区分开来。

(二)“对写法”的运用

所谓对写法，就是“主客颠倒”，将原本的抒情主体和抒情对象相调换。这是古代描述思亲诗句中常用的写作手法。白居易的亲情诗中，绝大部分描述的都是白居易的友人或者亲人在某地思念白居易，很少描写白居易对亲人和友人的思念，这就是典型的对写法。这种手法的运用可以更加强调诗人对友人与亲人的思念，有一层递进的关系，就是你在想念我的同时，其实我也非常地想念你。这种反弹琵琶式的抒情既达到了抒发思念之情的效果，又不会显得自己柔弱不堪，不会现出自己的寂寞与孤独。

白居易的诗歌虽然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艺术特色，但是将其分为不同类型进行描述，会得到更加准确的艺术特色。本文从养生诗、闲适诗和亲情诗三类看似可以归为一类的诗词入手，主要介绍了养生诗的艺术特色，又从闲适诗和亲情诗上对白居易的诗歌艺术特色加以补充，使其更加完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第二篇：白居易感伤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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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白居易“感伤诗”特色

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白居易在有生之年，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纵观白居易的诗作，最感人心扉，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当属其感伤诗。感伤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故不少学者都对白居易感伤诗独特的时代意义及形象作了分析,从艺术成就的角度分析，感伤诗达到了白居易诗歌艺术成就的高峰

一、白居易感伤诗的溯源

（一）自古以来的感伤渊源

（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

二、白居易感伤诗的创作年代特征

（一）少年时代多感慨颠沛流离之作（二入仕期间多哀伤宦海沉浮之作

（三）晚年时期多悲叹物是人非之作；

三、白居易感伤诗主要特色

（一）景物抒情

（二）现实主义

（三）平实语言

（四）超越抒情模式

（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

安史之乱是大唐盛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白居易出生于中唐大历年间，一个动荡不安，腐朽昏庸的时代，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中唐政权已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藩镇割据和藩镇叛乱此起彼伏，朋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中央对地方的制约形同虚设，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状况一蹶不振。（1）面对满目疮痍，风雨飘摇的景象，这一时期的文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出现了深刻的转变，他们一方面失去了原先那种浪漫，进取的激情，另一方面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感知，这时候的文人们清醒认识到这种江河日下的社会状态，纷纷把目光从建功立业，报效朝廷转向日常的心境情感和精神思绪，多情和感伤成了中唐文人的思想主流，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压迫则加速了这种风气的滋长和蔓延，此时整个中唐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感伤和忧愁，生活于这个败落时代的白居易自然逃不过这种情 1 愫，受当时腐朽社会状况的影响，和苦闷文风的熏陶，一种感时伤逝，悲天悯人的情感深深根植于白居易的心底，这也成为他日后大量进行感伤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白居易感伤诗的创作年代特征

据统计，白居易的感伤诗大概超过了200首，这些诗歌创作的时间跨度超过了30年，也就是说，白居易的感伤诗贯穿了白居易人生诗歌创作的各个年代，由此可见，白居易的感伤诗既有当时社会背景影响，也有自身文人感伤的情怀，历数白居易感伤诗作品，各个年龄时代的作品体现了诗人自身人生经历的影子，外在事物的牵绊，内在情感的触动，随着所遇所感都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每个年代的作品又各有特色。

（一）少年时代感慨颠沛流离

白居易出生于安史之乱之后，正是**之年，在少年时代，由于北方战乱频繁，白居易不得不被送往南方避难，诗人十一岁就与家人分隔，背井离乡，四处漂流，接触了社会上各个方面，尝遍了世事之苦，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让白居易在少年时代就显现了感时伤世的端倪，在这期间，白居易创作了《题赠定光上人》《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秋暮西归途中书情》等感伤诗作。久历这样居无定所的日子，让年少的白居易比同龄人更多了几分感慨和凄楚。他在早年的诗作中，更多书写的是自己四处避乱，颠沛流离的苦楚。

（二）入仕期间哀伤宦海沉浮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9个皇帝的更迭和变迁，主要活动在贞元和元和年间，他的感伤诗的创作情况和仕途的起伏紧紧相连，贞元十六年，白居易进士及第，元和十年，白居易遭人陷害被贬江州，这是诗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人生中苦痛悲及的时刻，白居易许多的感伤诗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在贬为江州司马期间，“秋日正萧条，驱车出蓬荜，回望青门道，目极心郁郁”，“江人授衣晚 十月始闻贴 一夕高楼月 万里故园心”，诗人由入到出，由庙堂到乡野，宦海沉浮多变，这样一种地位的悬殊与落差，对他来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打击，内心无比悲凉。由于心境的变化，诗人感伤诗的数量也陡然增多，有感而发《夜闻歌者》，《初入峡有感》《郡中》等感伤诗。应该说，仕途的不得志让白居易的感伤诗在这个时期有了更多的创作源泉。

（三）晚年时期悲叹物是人非

到了晚年的白居易，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无奈，这在他的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到了晚年，历经世间沧桑 宦海沉浮的诗人，已经失去了年少的轻狂和宏图远志，对于官场的尔虞我诈，仕途的荣辱兴衰，成败得失已经看得很清楚，也看得很淡了，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的在乎，其实这也是一种人到了晚年的常见现象，白居易再燃不能脱俗，只不过作为一个大诗人，他跟常人不同的是，他可以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种失落和无奈的情怀，白居易在晚年的作品中，也一改以往对仕途功名的幽怨和失落，转向了对物是人非，生老病死的悲苦和叹息，其实，这也是诗人到了晚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无奈。

在晚年，白居易写了很多首诗来感叹自己的颓暮。《初见白发》《叹老三首》《渐老》等都是诗人当时心境的代表作。白居易在晚年对于叹老类的感伤诗数量之多超乎寻常，可见诗人对逝去年华的留恋和感伤，青丝变白发，苍老的白发映照的是白居易孤独失落的心灵，生命颓唐零落之感在历经动荡的日子中日积月累，引发诗人的对盛年怀才不遇，老之将至的无奈伤感。晚年期间，亲人的相继离去，厄运不断缠身，诗人心中承受着巨大的丧亲之痛和压抑之情，无处释放的上伤，无处发泄的痛只能融进在幽幽的 感伤诗中，在这一类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脆弱，美好的生命总是那么早就凋零，离去的事物和生命带走了生者的惦念和回忆，而留下的却是绵绵无尽的伤和痛。

（一）以景物抒情

景物抒情应该是白居易感伤诗中最常见 以秋为景 白居易笔下的审美主体往往是秋天萧瑟的景象，审美主体是孤独愁苦的自我，主客体交融使感伤诗呈现阴柔清碗，落寞感伤的凄美风格，与偏于表现主观感受的中唐大历诗歌和充满唏嘘之叹，酸楚之味的晚唐诗歌风格相近。（2）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往往给人展现的是一种肃杀和凄凉的感觉，秋叶飘落，秋风悲凉，秋日低沉，这一切秋景给人的心里平添了几分忧愁和烦恼，白居易的感伤诗抓住了秋这个特定的景色，在他创新的感伤诗中，有大量以秋为景的作品，《秋夕》《早秋曲江感怀》《秋日》等。另外，白居易还有很多诗作虽然在题目中未提及秋，但是在诗的字里行间中，都弥漫着秋的落寞和冷清，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白居易当时作诗时的心境和情感。以月为景 白居易的感伤诗中，除了秋就是月，诗人似乎对月有着特别的钟爱和敏感，月亮与诗人有着不解之缘。古时的 诗人往往怀着感时伤世，郁结无处可发的心理状态，所以就难免借助风月来感时怀旧，一发心中苦闷，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具体可感的月亮，无论是新月还是圆月，总能唤起诗人的无限情思，如《禁中月》《城上对月 期友人不至》等。3 以发为景 白居易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白发也层出不穷，老病现象日益加剧，原本就展不起笑颜的两颊，往往因偶然看见了自己的一根白发，而顿生哀叹，唏嘘不已，面对衰老，诗人不仅发出了对人生无常，转瞬即逝的感慨，这种感慨往往不分时间和地点，因此白居易写了很多诗来感叹自己的颓暮。如《早梳 头》《西原晚望》《自觉二首》等。

（二）现实主义

白居易的感伤诗多为一诗写一事，主题集中，线索明晰，叙事周详，叙事抒情过渡自然，合乎生活逻辑，感伤诗抒写的情，多为个人感慨悲伤，但白居易写愁，既不似李白那样瞬息万变，不拘常法，也不像李贺那样设想奇诡，思绪跨度难以把捉。（3）白居易写愁，细致入微，合乎情理，同是写愁的解脱，白居易往往借助安贫乐道，委顺任化以及归隐田园等自我排遣，情绪是消极的，与世无争的。总的来说，白居易的感伤诗注重写实，现实主义成为白居易主要特征之一

（三）平实语言

白居易感伤诗的语言风格，一如其讽喻作品，同样是通俗平易，质朴无华的，大多数的感伤诗不事藻绘，绝少用典使事，因而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读这类诗，如听诗人娓娓诉说种种的遭遇，苦恼和感伤。虽然总有后人批评肤浅，但总体上白居易的诗应该说还是通俗易懂，含义深刻之作。

（四）超越抒情模式

在白居易200多首感伤诗中，感伤情绪可谓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和创作个性的 感伤——超越抒情模式。（4）在白居易的 感伤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诗篇先写感伤情怀，酝酿感伤情调，然后笔锋一转或自我劝慰或阐述道理来消解诗中的伤感情绪，这就是白居易感伤诗中的感伤超越模式，例如在《送春归》诗中，白居易这样写：

去年杏园花飞御沟绿，何处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鹃花落子规啼，送春何处西江西。帝城送春犹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怅？莫惆怅，送春人。亢员无替五年罢，应须准拟再送浔阳春。五年炎凉凡十变，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还相见。

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白居易当时远在江州被贬，去年春归之时，诗人在帝城的曲江送春，身处顺境尚且惆怅，诗人此时身处被贬之地，儒家倡导的功业无法实现，而时光一去不复返，兼济天下之志的实现也渐去渐远，真是去年送春，今年再送春，年年岁岁：“春”，岁岁年年人不同啊，忠而被贬，大好时光虚掷在天涯，这是难以消解的悲伤，可见诗人在悲伤之中的坚强个性的自然爆发，既是自己对人生自信的宣言，也是对诬陷自己的强权之反抗，哀莫大于心死，只要心不死，就有希望在，就能迎来人生的春天。白居易的感伤诗中的痛苦显而易见，但是他解脱痛苦的能力也是无容置疑的。析原因，白居易之所以能感伤怀得以超越，主要是因为受当时禅宗客观影响和自身濡染之经历所致。

第三篇：白居易的诗歌

篇一：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俯察时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補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重为实：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尚通俗：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即诗歌创作须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老妪能解”。如《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伦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专信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强调讽论：认为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论。如《策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補察之义废矣。”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从事形式。《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齐”，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影响：一方面有积极意义：白居易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事得诗歌更更加接近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对杜甫为实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局限性：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和讽刺功能，忽视了诗歌的抒情意义，审美功能和悦乐功能，影响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因评价标准过于狭严，导致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被排除在外。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在《与元九书》中将其诗歌分为讽喻、閒适、伤感、杂律四类。其中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分雨是与閒适诗，他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閒适诗：意在“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閒适悠然的情调及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生活的满足。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为人称道。但诗中表现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更符合后世文人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讽喻诗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内容有四：一是及时反映土地和赋税问题，表达对臣民的深切同情，如《重赋》《红线毯》《缭绫》等。二是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三是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四是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上伤白鬓人》、《母别子》等篇二：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的诗歌风格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上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的诗风，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首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如有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哀江头》等。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实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则更欣赏杜诗通俗化的倾向。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籍、王建、元、白等人由于诗风相近，成为元白诗派的主要成员。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重要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作诗2800余首，有“诗王”之称。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两类体现着他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二、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一）通俗

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白居易有意识地追求通俗。苏轼评之曰“白俗”，王安石评之“白俚”。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清代的沈德潜称之为“浅易”、（《说诗晬语》）“平易近人”（《唐诗别裁评语》），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可见白居易的通俗，是经过修改加工的产物。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则容易却艰辛。”这就表明，通俗是来之不易的。

在唐代诗人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俩是诗友，又是挚友，世称元白。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们主张通俗，就大大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改革。特别是白居易，影响最大。他的《与元九书》，可以说是中唐诗歌改革的纲领。其中，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诗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上至王宫贵族、达官显要，下至黎民百姓，贩夫歌伎，无不喜诵白诗。为何白诗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俗。那么，通俗的特点究竟何在呢？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言必有据，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根据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简言之就是：质朴、率真、切实。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潮流。白居易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他的《秦中吟》、《新乐府》就是推行通俗诗风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因此，它浅而深，而不是浅而薄。它浅中藏深，寓深于浅。浅，显示出它的通脱、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实。叶燮《原诗》云：白居易的“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薛雪云：“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一瓢诗话》）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处。言浅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平易浅显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唐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白居易和他的诗友元稹、张籍、李绅、刘禹锡都吸收了民歌的精华。如刘禹锡的《竹枝词》这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

白居易诗歌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用语流便，平常事、口头语、眼前景，意到笔随，“称心而出，随笔抒写”，意深而词浅，很少使用典故。僧惠洪《冷斋夜话》甚至说，白居易诗成之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此话虽不能视为信谈，但至少可以说明白诗的通俗平易。应该指出的是，白居易诗歌语言的平易晓畅，是千锤百炼后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并非信手拈来，正像赵翼所说:“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刘熙载《艺概·诗概》也曾经指出这一点:“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宋人周必大也曾经指出:“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窜定甚多。” 由此可见其良苦的匠心。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惨淡经营之后的不经意。元、白之诗，之所以能风靡天下，雄视百代，同诗人锤炼字句有关。因此，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长恨歌》就是这样的作品。上至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无不喜爱。故吏部、礼部选举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诗为评判的标准，而广大的人民则以会吟咏白诗为荣，连长安的歌伎都以会吟诵白诗而抬高了身价。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风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至于元稹诗风，也是如此。

（二）轻艳 通俗，在不同诗人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色彩。虽然元白都以通俗著称，但因他们气质、性格、出身、经历、习惯、兴趣等等的差异，其诗风也迥然有别。苏轼说：“元轻白俗。”这里用了一个“轻”字就把元白的诗风区别开来了。元稹虽也通俗，但却俗而轻；白居易则俗而不轻。所谓轻，绝非轻薄、轻佻，而是轻浅、轻艳。它虽也尚俗，但色泽鲜润，色彩斑斓，兼纤秾、繁缛之美；而白居易则崇尚一个“淡”字。故元稹为艳俗，白居易则淡俗。白诗的通俗是浅、淡、清，元诗是轻、浓、艳。元稹的轻艳自有特色。它色彩浓，密度稠，层次厚，甚至给人以腻的感觉，并时有雕琢的痕迹。唐代的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学浅切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白体’。”这种评价对元稹虽有微词，但的确指明了元白之间诗风的区别。元、白诗风，对于新乐府运动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元、白诗派的四人中，风格也各有特色，成就也自有不同，张、王成就逊于元、白，影响也不及元、白。就元、白而言，则元逊于白。白诗质朴平实，剀切深刻，一针见血，一目了然，平淡自然，活泼自如，现实主义精神很强。（剀切：讽喻）

下面重点赏析几首白居易的代表作。《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奢淫逸及其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注释：朱绂：fú，古代贵族穿的一种礼服。擘，bāi ,分开。衢，qú。《秦中吟》十首之一。诗题“轻肥”，轻裘肥马。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以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诗顿起波澜，使读者动魄惊心，确是十分精采的一笔！篇三：白居易诗精选 白居易诗精选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

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贞元十六年，白居易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寄微之三首 送兄弟回雪夜 和元九悼往 感旧蚊帱作 卖炭翁 上阳白发人 买花 轻肥 长恨歌 琵琶行并序 赋得古原草送别 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圭阝］弟妹 问刘十九 后宫词 暮江吟 钱塘湖春行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啧啧雀引雏，梢梢笋成竹。时物感人情，忆我故乡曲。故园渭水上，十载事樵牧。手种榆柳成，阴阴覆墙屋。兔隐豆苗肥，鸟鸣桑椹熟。前年当此时，与尔同游瞩。诗书课弟侄，农圃资童仆。

日暮麦登场，天时蚕坼蔟。弄泉南涧坐，待月东亭宿。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一朝忽分散，万里仍羁束。井鲋思返泉，笼莺悔出谷。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

泥秧水畦稻，灰种(上余下田)田栗。已讶殊岁时，仍嗟异风俗。闲登郡楼望，日落江山绿。归雁拂乡心，平湖断人目。殊方我漂泊，旧里君幽独。何时同一瓢，饮水心亦足。

寄微之三首

江州望通州，天涯与地末。有山万丈高，有水千里阔。间之以云雾，飞鸟不可越。谁知千古险，为我二人设。通州君初到，郁郁愁如结。江州我方去，迢迢行未歇。道路日乖隔，音信日断绝。因风欲寄语，地远声不彻。生当复相逢，死当从此别。

君游襄阳日，我在长安住。今君在通州，我过襄阳去。襄阳九里郭，楼堞连云树。顾此稍依依，是君旧游处。苍茫蒹葭水，中有浔阳路。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去国日已远，喜逢物似人。如何含此意，江上坐思君。有如河岳气，相合方氛氲。狂风吹中绝，两处成孤云。风回终有时，云合岂无因？ 努力各自爱，穷通我尔身。

送兄弟回雪夜

日晦云气黄，东北风切切。时从村南还，新与兄弟别。离襟泪犹湿，回马嘶未歇。欲归一室坐，天阴多无月。夜长火消尽，岁暮雨凝结。寂寞满炉灰，飘零上阶雪。对雪画寒灰，残灯明复灭。灰死如我心，雪白如我发。所遇皆如此，顷刻堪愁绝。回念入坐忘，转忧作禅悦。平生洗心法，正为今宵设。

和元九悼往 感旧蚊帱作。

美人别君去，自去无处寻。旧物零落尽，此情安可任？ 唯有缬纱幌，尘埃日夜侵。馨香与颜色，不似旧时深。透影灯耿耿，笼光月沉沉。中有孤眠客，秋凉生夜衾。

旧宅牡丹院，新坟松柏林。梦中咸阳泪，觉后江陵心。含此隔年恨，发为中夜吟。无论君自感，闻者欲沾襟。

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上阳白发人

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臵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 尚存焉。

第四篇：白居易诗歌集锦

著名诗人白居易写过许多的诗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诗歌集锦，欢迎参考阅读！

青门柳

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

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

译文

柳树的青色却是让人伤心的颜色，多少个离别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分别。

附近的关卡周围也全是送别的人，每个人都折柳来送离别的友人。

阴雨

岚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

滩声秋更急，峡气晓多阴。

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

将何慰幽独，赖此北窗琴。

译文

今天的山岚雾霭特别的重，天涯广阔这里却是如此的偏僻深远。闻见滩头江水带来的秋意扑面而来，山谷的气候湿润，晴天也多像阴天。

望向帝京但是云遮住了眼，想着故乡，檐上的雨一滴滴的滴到心里。用什么来安慰我这幽深彷徨的思绪，唯赖这北窗下的琴来解我心中孤独。

买花 / 牡丹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

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译文

这一年暮春，长安城中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原来是到了牡丹盛开的时节，长安城里的名门大户纷纷相随前去买花。牡丹花的价钱贵贱不一，价钱多少以花的品种来定。这里的牡丹有的枝繁叶茂，鲜红欲滴，小小的束花，要付五捆白绢的价钱。它们被精心呵护着，主人还给张上了帷幕，筑起了樊篱，辛勤浇灌之余还培上了最肥沃的土，因此花的颜色还和以前一样鲜艳。家家习以为俗，更没有人认为是错的。有一个老农无意中也来到了买花的地方。目睹此情景，不由得低头长叹，然而此叹又有谁在意呢：这一丛深色的牡丹花价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赋税了。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

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咏菊

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

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

赏析

初降的霜轻轻的附着在瓦上，芭蕉和荷花无法耐住严寒，或折断，或歪斜，惟有那东边篱笆附近的菊花，在寒冷中傲然而立，金粟般的花蕊初开让清晨更多了一丝清香。

夜里寒霜袭来，本来就残破的芭蕉和和残荷看起来更加不堪。只有篱笆边的菊花，金黄色的花朵在清晨的阳光下看起来更加艳丽。用霜降之时，芭蕉的新折和荷叶的残败来反衬东篱菊的清绝耐寒。此诗赞赏菊花凌寒的品格。

整诗是借咏菊之耐寒傲冷逸清香亮霜景，自况言志的。

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

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

赏析

这首词形式与七言绝句相同，本来是白居易的自度曲，“相恨不如潮有信”句诗人化用了李益《江南曲》诗意：“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在中唐当时，官府重商弃农，盐商和珠宝大贾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姓名不在县籍中”，“不属州县属天子”，他们牟取暴利，生活豪奢，“商人重利轻离别”、“日日逐利西复东”，故商人妇便更要常受“来去江口守空船”之苦。这首词通过自问自答的形式来写闺情。词人通过对一位复杂微妙的闺中女子内心矛盾的刻画，真实地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忠贞和被人抛弃的悲惨境遇。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首二句劈空发问，以水喻情。“江潮”常汹涌而来，倏忽而去，与薄幸人起初热烈却又转瞬即逝的爱情极为相似。大海既深且广，有如思妇对情人的思念。但词中思妇却并不这么看，她认为江和海水不能与自己的情意相比。“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上二句设问，这两句予以回答。“江潮”纵然倏忽而逝，但它有日日夜夜有来有往，而那负心郎呢？他走后却再没有音信。海水纵然很深，却不及自己对“君”的情意深厚。真是“君心不如潮，妾心深过海”。词以“君心”比“江潮”，以“妾心”比“海水”，十分贴切自然，读之叫人拍手称妙。这首词虽写闺情，却是以欢情来显现，形式清新活泼。

鸟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第五篇：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俯察时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補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重为实：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尚通俗：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即诗歌创作须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老妪能解”。如《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伦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专信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强调讽论：认为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论。如《策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補察之义废矣。”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从事形式。《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齐”，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影响：一方面有积极意义：白居易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事得诗歌更更加接近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对杜甫为实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局限性：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和讽刺功能，忽视了诗歌的抒情意义，审美功能和悦乐功能，影响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因评价标准过于狭严，导致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被排除在外。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在《与元九书》中将其诗歌分为讽喻、閒适、伤感、杂律四类。其中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分雨是与閒适诗，他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閒适诗：意在“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閒适悠然的情调及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生活的满足。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为人称道。但诗中表现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更符合后世文人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讽喻诗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内容有四：一是及时反映土地和赋税问题，表达对臣民的深切同情，如《重赋》《红线毯》《缭绫》等。二是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三是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四是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上伤白鬓人》、《母别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