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定稿]

第一篇：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定稿]

导语：圣人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家、儒家、佛家都极为重视圣人问题。以下是小编整理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摘要:十分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作进一步的梳理，重新发掘圣人传统在今天的现实价值。本文简单追溯了“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分析了朱熹、明的成圣观点，并总结了圣人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

一、“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人的圣人观念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凝聚而成的。

圣人原指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祟高无比。所以，古人如果自视甚高，也称自己为圣人。而《现代汉语词典》对“圣人”的解释是:“旧时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的尊称。”

但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圣人观念，却远非原初概念所能涵盖。“圣人”观念一直在发生演变与累积。

“圣人”被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诸侯兼并称雄，战争频繁。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创造英雄的时代。于是诸子百家争相创造符合自己理想的英雄，人们均称之为圣人。儒家高扬人伦道德绝对至上的精神，塑造了“博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的圣人。而墨家所塑造的圣人则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制为节用之法，制为节葬之法”(《墨子·节用》)，“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法仪》)，“列德而尚贤”(《尚贤》)，“唯以尚同为政”(《尚同》)，“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等等。道家主张无为，因此他们心中的圣人是这样的:“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法家一切任法，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是通过“正明法，陈严刑”的手段，“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省老得随，孤幼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子·奸劫拭臣》)。总之，各家有各家的圣人形象，所同之处是各家都倚仗自己的思想原则去重新塑造圣人形象。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圣人观念被附着了越来越多的含义。总体来看，体现了以下特征:

第一，圣人被智慧化。圣人原本表示聪明者、智慧者，但在演化过程中，圣人原初内涵中表示聪明、智慧的要素被充分扩大和强化了。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圣人要清天君、正天官、备天养、顺天政、养天情而全天功!要做到这些自然要具备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要“知通乎大道”。这就把“圣人”和“道”直接联系在一起，构成其整个圣人观的基本内核。中国古人对于“道”、对于圣人的情感均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将“道”视为贯穿整个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普遍准则，而将圣人视为这种普遍准则的最高体现者，认为“唯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鹃冠子·环流》)，甚至认为“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朱子语类》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惟圣人能够体现“道”的精神、把握“道”的真理，那么圣人无疑是天地间智慧最高者。

第二，圣人被神秘化。中国历史上“圣”、“神”二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尚书·大禹漠》有言:“帝德广运，乃圣乃神”。“神”和“圣”互相诊释，代表着一种伟大、崇高、玄妙、深邃的气氛。孟子说，“大而化之可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二程说:“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朱熹说:“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圣人被赋予神妙无方、妙不可测的品格。

以“神”释“圣”使圣人带上了神秘而不同凡响的灵光。圣人原有的聪明、智慧的内涵被夸大为能够知往测来、料事如神。两汉时期更是发展出了徽纬之学—巫师方士以迷信方术附会儒家经义，假托天意圣教以助统治，影响深远。

第三，圣人被政治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就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当时诸子百家塑造的圣人几乎无不具有王者品格。墨家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治天下，首先应该知道天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交相恶。如果劝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便能实现天下大治。这样的圣人无疑就是担当着治理天下之重任的王者。

儒家对圣人加以政治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内圣外王”直指圣王，圣人需要“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圣人的使命就是使“天下得序，群物安居”(《韩诗外传》卷三)。

道家则认为“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同样希望圣人出世治天下，“无知”、“无为”即为其妙法。

所以说，圣人观念从具体经验直观上升到了一般抽象的普遍规定，圣人的存在、言行也逐渐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一方面，圣人变成了广泛意义的价值标准的化身:圣人是道的载体，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是制作万事百工、社会制度的英雄，甚至被视为救世主;另一方面，圣人成为最高精神境界的象征。儒家的圣人境界论正是由于包含了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色彩，揭示了人人成就圣人境界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二、圣人难为与圣人易做

本文仅就朱熹和明的成圣之道加以简述。朱子和明，前者说圣人难做，后者说圣人易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圣人”具有不同的内涵，成圣之法也有异。

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朱熹年少时觉得“圣人易做”，不惑之年则“方觉得难”。这是因为他理想中的圣人是德性、才能与事功兼备之人。在朱子看来，做圣贤不易，做后世圣贤更难。因为后世圣人既要德性完美，还要有能力治国平天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朱熹的圣人观是对孔子圣人观的承继和发展。在孔子看来，圣人必须具备“仁智统一”的品格，必须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之人。修己—内圣，博施济众、安百姓—外王。孔子将“圣人”理解为一种理想人格境界，而现实中的人很难达至这一境界，以至现实中未有一人被孔子视为圣人，即使尧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自己也从不以圣人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之于孔子亦是一个当作目标追求的境界。朱熹继承了孔子圣人观“仁智统一”、内圣外王的内涵，并赋之以新的意蕴，同时认为尧舜是圣人，给现实中的人以为圣的榜样和信心。

朱子集仁德、才智和事功于圣人一身:首先，圣人必须具备“德”和“人伦”的至上品格。“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是谓之舜哉。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御)其次，圣人具有知识、才力等智者品位。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川“自古无不唤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川(御”)并认为。圣人自是多能。再次，圣人还具有“治者”、“王者”风范。朱子曰:“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地做不得底，却须圣贤为他做。”

可见，在朱子眼中，圣人既是尽善尽美的仁者、无所不能的智者，又是德治教化的王者。换言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向学，还要能辅相天地之化育，做这样的圣人，当然“今方觉得难”了。

然而，对朱子来说，“为圣”虽难，但并非不能为。为圣之路虽然艰辛，但只要坚持正确的途径、方法，就可以成圣。

朱子认为:“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因此，他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说。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他在《大学或问》中说:“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与天下之物皆有以穷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这段话概括了朱子方法论的基本环节:第一，由博反约，在博学的基础上获得规律性认识。朱子认为:“闻见孤寡不足为学也。他强调博学多闻，是由于他意识到了“理”(道)内在于事物之中。“形而下之器中，便各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第二，“严密理会，株分毫析。”川(御)强调分析的层次性，注重慎思明辨。第三，“推类以通之”。朱子认为，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不必事事都要一一理会过，可以通过“类推”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对“格物”的误解。

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为成圣提供了方法、途径，然而这一达圣之方却非常人所能运用并运用得好的，当时被陆象山等人讥讽为“支离事业”。

明继承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同理同”的思想，立足于“良知”理论，通过肯定“圣人”与“众人”所具有的良知无异，从而肯定众人皆能成圣。

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认为不能将心与理分析为二，人心中自有先验的道德，求理、达圣只须向内用功。明说:“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自出地，日自出也，无无与也。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成圣之道，是去掉心中之私欲，让心中之理发扬光大的过程，是向内用力的功夫。这一点阳明与朱子有相通之处。朱子曰:“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川(御，)然而朱子之学不仅“尊德性”，而且“道问学”。阳明则将“尊德性”推向极至，只讲“尊德性”。明认为，既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么“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认为朱子的“希圣之方”即物穷理，过于支离、烦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同时也意识到朱子达圣之路径过于漫长、曲折，令人望而生畏。为了不使儒家的圣人观流于空疏，他另辟蹊径，构筑了一座圣凡相通的桥梁。

明在象山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心学体系。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天地万物都包容于心中，“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还深有感悟地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样一来，明认为达圣只须向内用功夫，去除人欲，“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

在明那里，圣人的内涵就是“尊德性”。“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无怪乎黄宗羲如是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摒弃了圣人内涵中的知识、才力，也就自然废弃了朱子倡导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达圣之方，只须“简易功夫”、“致良知”，亦即诉诸内心体认和自省方法就行了。从人的内心道德上规定圣人之所以为圣，那么，圣人就是人人可为的。于是，阳明就从内心发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赞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圣人观为达圣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具体方法;明的圣人观则为成圣敞开了大门，激励人们在达圣的征程上，以十足之信心勇往直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虽然在今天看来，朱熹、明圣人观的内涵不乏封建糟粕，但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注重对人生精神层面的提升，对社会、百姓倾注的爱心，却包含着诸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益之因子。同时，其为圣、为学之方，也为今天的学者做人、治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分。因此，吸取其圣人观之精华，扬弃其糟粕，是极有意义的。

三、圣人观之利弊

1.圣人观之利—对人的肯定

圣人可学、圣人可至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随处可见。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周敦颐主张“希圣、希贤”，程伊川主张“圣人可学”，张横渠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促使一般学者立志做圣贤，他认为青年学子须以“圣贤”自任。朱子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桌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滚同枉过一世。”“所谓学者，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也。”所以，所谓教育，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于培养圣贤。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实现“圣人”人格的基本手段。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这就是说，灭除人欲，就能存得天理。

为什么圣人可学，圣人可至呢?在中国传统中，有一个逻辑结构就是人人拥有先天之性，也就是天命，“天命之谓性”。天命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展示出天道，达到了这个层面就是圣人。“从容中道，圣人也。”这里所说的道是天地之道，是左右万事万物的，对事物和人都起作用。因此《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个道是天地万物共同遵守的道，因此人也要照天道而行，对于不能照此而行的人则需要修养和教化。人要德配天地，妙赞化育，生命之自然秩序与天道的精神相契。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这是圣人教化常人，常人学习圣人的依据。《中庸》说“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在这里，《中庸》充分肯定平常人是可以达到那个完美的境地的。

修养教化的过程，就是“诚”的过程。所谓“诚”，也就是发现并且按照天道的方式运行。通过“诚”，人可以达到现状与天性的合一。宇宙与人，合和无间，人的终极目标要达到圣人，其功夫在于存养、尽性、明心见性，人一切价值选择，取舍从违，都是依理而行，最终德配天地，参天地之化育。个人生命与天地和谐，与人人感应，与物物协调，以这种精神待人持家，都会同情交感，一体同仁，大我小我，一脉融通。《中庸》上述思想成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教化民众的理论依据。

中国哲学在逻辑上肯定了人的作用和意义，并没有把常人视为不可教化者。其积极的意义除了说明教化本身之外，还在于对常人地位和尊严的认可。

2.圣人传统之弊—常人无权

在中国的传统中，颂扬圣人，学习圣人，肯定人人可以为尧舜，承认了普通人的地位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对人的一种解放。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并没有肯定人人都是圣人，它所承认和拥戴的是圣人，而非将来可能成为圣人的平常人。事实上，由于对圣人的尊崇，中国历史上是把人群分为少数智慧超人的圣人和多数从事劳动的愚人，后演变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即圣人，劳力者即愚人。各个阶层功能不同。这样，在按照圣人意志行动，培养圣人的过程中，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就形成了。中国人对圣人的爱戴和尊崇并没有体现为社会各个层面上对普通人的爱护。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规定圣人特性的同时也规定了圣人的对立面，即常人的特性。儒家的圣人观念，一方面表现其人格的高尚，一方面又表现其人格的优越。而在人格的高尚与优越里，已假定了大众都有精神不高尚的或精神低劣的成分在内。圣人和常人的关系，就是关照和被关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已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生活，那么，常人就不需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只要强调服从性;不需要强调自己的人性和智慧，而只要强调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如果把这样的关系带人政治生活中，就是让常人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成为被圣人照顾的人。

在传统中国社会，谁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皇帝。上古文献《洪范》就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天或君王的权力秉承自天。这一思想在《尚书·泰誓》中更发展成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惟天惠民”。儒家最为突出地继承与发展了上述思想。这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对作为圣人代表的君王命令的绝对服从，以及常人无权的局面。帝王集王、圣、父于一身。在现实社会中，儒家“圣人为王”的理想被彻底地置换与颠倒为“王者为圣”，儒家所开创的“自律型之慎独伦理”被彻底地异化为“他律型的顺服伦理”，成为奴役与专制的有力工具。于是“圣人为王”观点不仅不能限制君权，反倒帮助帝皇扩张成无限的绝对专制权力，开启了绝对皇权的时代。帝王对其子民犹如父亲对其子女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一方面是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毫无权利可言的被支配者。这就把圣人和常人的理论设想现实化了:现实中的常人是没有权利的人，唯有等待圣人的安排。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认为，百姓的权利由明君赋予，君王的权力高于百姓权利，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权力。百姓的权利永远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中，权利有哪些，何时有权利都由帝王权力来随机决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其他权利。在国人数千年的生活中，几乎无人不曾领教权力的威势。君王权力以及权力的肆虐甚至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样态，全面而深刻地渗透到了国民的思想之中。

即使在清官明君的时代，百姓的地位也没有突出的体现，而为民做主成了历代官员的使命。百姓的命运掌握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手中，百姓的愿望集中在希望代代清明当中。这种文化歌颂的都是明君良相，该逻辑之前提仍是百姓的无知无能、百姓是需要治理的对象，而揭竿而起的人、要求自己权利的人，又大多以身败名裂为结局，成为背负骂名的乱臣贼子。这样的文化体系体现的是集权向心的特点，个体的权利被抹煞了。这样的政治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年，影响深远。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权利意识是不可能形成的。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民主可言。

所以，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环节，就是要打破圣人政治传统，停止对圣人的渴望和颂扬，转而发现和认可自身的权利与价值。

第二篇：孔子思想论文

论孔子教育思想在当今教育中的实

际意义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在教育思想方面有着非常独到的创见。深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艺术，对现当代教育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力图从孔子的教学思想入手，探索孔子教学思想在当代教育教学上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孔子 教育 意义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在二十一世紀，我们面临着各种考验和挑战。我们要在这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寻找发展与出路，在人才培养方面就显得十分重要。当今我们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所谓素质教育就是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以适应社会及世界的发展趋势。我们所强调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应变能力、道德品格、跨学科知识等等都离不开人的一种自觉理性和反省学习的能力。

孔子实在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的教育改革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参考和启示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曾说；“他的思想对中华民族起了其他任何思想学说所难以比拟匹敌的巨大作用。”(1)

一、关注心理差异

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之分，人的性格有鲁、雅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潜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就孔子“有教无类”这一主张而言，它打破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使那些愿意学习而在学力、经济条件和时间上又允许的人，不论贫富、贵贱以及年龄和“国别”，都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孔子曾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2)“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3)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对于现代教育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那就是什么人可以受教育的问题。教师们对理论都懂，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排挤打击差生的现象屡见不鲜。实施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为主的素质教育，必须克服教学中对差生失去信心的错误做法，承认学生的个别差异并提出适合学生不同条件的教学内容、方式方法。

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的理论，体现了古代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教学内容，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论语》(4)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学生的基础和个性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一的回答，既切合教学对象的思想实际，又体现出教学内容的层次性。

三、启发式教学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不愤不启，不悱不发”。(5)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的两种矛盾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孔子的启发式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自主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的作用只是在于指导促进。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认知活动中学生的自主性得到尊重和凸显，因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除了以上关于教育心理、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以外，孔子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他现身说法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6)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年龄阶段的限制。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不仅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榜样，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理念——终身教育思想。孔子尽管没有提出终身教育这一科学概念，孔子在2500年前所理解的终身学习内涵也不可能像现在的终身教育那样全面、丰富而深刻，但是他的言论和他一生的实践，应该说是初步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因此，我们认为，孔子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的教育家。

纵观孔子的教学思想，在教育教学中，我们的做法应该是：

一、认同差异

学生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既有学个体间与群体间的差异，也有学生个体内的差异，而且学生在发展阶段上也会存在差异。对学生差异的认同，是张扬学生个性的前提。学校教育要面向全体受教育者，促进每个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就意味着要认同学生的个体差异，并根据学生不同的个体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性的教育措施。让每一个孩子平等地得到合理待遇，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平等的表现机遇，意味着必须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使学生感到安全、平等、民主、尊重与接纳。

二、强调个性化教学

教师对学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大体上受他的“学生观”支配。孔子的学生观是从其“仁者，爱人”思想演绎而来的。人是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要把爱施于每一个学生就必须从每一个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育。如果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采取个性化的教学方法，那么每个孩子都会学有所获。孔子搞的是个性化教学。而个性化教学正是尊重学生差异的一种表现，也是师爱的具体表现。没有教师对学生的爱，就不会有个性化教学。个性化教学需要教师了解学生，而这就意味着教师要在学生身上无休无止地投入自己的精力，教师非把整个心灵献给学生不可。为什么应试教育模式下师生关系越来越淡漠?因为应试教育不惜用压制学生个性，摧残学生身心的方法来提高升学率，无情地把升学无望的学生排斥到学校大门之外，这种缺乏师爱的教育，当然不能博到学生的欢迎。课堂上的教师“心中有书，目中无人”，课下的教师缺少与学生的交流对话。这些都说明应试教育的功利性严重地侵蚀着教师对学生的爱心和责任感。今日新课程改革强调理想的师生关系的重新构建，那么在课堂上不正需要以个性化教学作为突破口吗?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3页。

(2)(3)《论语〃述而》，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320、352页。(4)《论语〃颜渊》

(5)《论语〃述而》，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322页。（6）《论语?为政》。

论孔子教育思想在当今教育中的实际意义

天水市秦州区回民小学

赵文婷

天水孔庙

天水孔庙（天水，古称秦州，又称秦州孔庙，位于秦州区中华西路步行街，历史上这里称为学士街。近年发现的明代石碑，记录了当时秦州乡贤的名字和功绩，这里的学士街与箭场里的名称相对应，一文一武，大概是古代文人与武士各自活动和学习的场所。去年，修缮了历史上保存在这里的孔庙，也恢复了孔夫子的大院石雕像和大殿内的浮雕像。今年春节，孔庙的主体工程完工，开始接待游人。

第三篇：孔子思想论文

孔子，是我们的教育家，思想的指导者。孔子主张仁义，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残暴统治，反对武力征伐；在这崭新的世纪里，和平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核心。接下来小编搜集了孔子思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篇一：浅谈孔子的思想

[摘要]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他的“仁者爱人”及“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国界和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则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尊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保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艰苦自立、积极入世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

孔子生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地位及影响、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孔子的思想超越了国界和时空，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日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其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等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亦属于全人类。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的先世是殷商的王族。周灭商，殷人受封到宋，转成为诸侯。后在宋国内部变乱中又转为公卿之家。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时，因宋国内**，避居鲁国。从此失去卿位，从贵族下降为士族家庭。孔子即生于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陬邑的长官，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去世。孔子幼时家境已经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他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低下的小吏。他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30岁以后，他自觉所学有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于是开始招收门徒，进行教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办学的成就使孔子赢得了社会声誉，他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孔子曾经是齐国贵族的家臣，并受到了齐景公的接见，回到鲁国后又曾担任司寇。孔子的政治才能在齐鲁“夹谷之会”上得到展现。由于齐人的离间，鲁定公对孔子的态度逐步冷淡。孔子便率领弟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在周游列国10多年中却备受冷遇，甚至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境地。孔子离开鲁国14年后，67岁时返回鲁国。以后主要从事教育，至鲁哀公十六年去世。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维系旧有政治秩序的礼乐制度也难以为继。在“礼坏乐崩”的大环境中，鲁国比较保守，不但“犹秉周礼”，而且保存的周礼最多，以至有“周礼尽在鲁”之说。

二、孔子的主要思想

㈠孔子的“仁”

1、仁的含义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如《诗经》《左传》）中就己有仁字出现，但那时的仁的意思，只有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基本含义。仁真正具有《论语》那样强调的重要性与崇高地位则始于孔子。

孔子谈仁最多，一部《论语》中讲到仁的一共有109处，但在不同的场合，他对仁的解释往往不同，而真正涉及仁的本质意义，即可作为定义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四个：

其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对“仁”原有意义的确认与继承，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仁”这个概念的浅层次定义。

其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里把“孝弟”定义为仁之本，即作为仁的最基本含义，这是孔子对仁的扩展与提升。“君子务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他人，爱社会的。

其三：“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仁不仅要做到在家孝顺父母，亲爱兄弟，而且出门在外还要能尊敬长辈，说话做事谨慎，对朋友讲信用，博爱大众和亲近有仁德的人。“泛爱众”要把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社会的博爱。

其四，“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这里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能为他们带来实际利益和好处，是“泛爱众”的最高体现。

上面四个关于仁的定义，层次分明，其内涵由浅入深，由低到高，逐步递进。这是孔子关于“仁”的最本质含义。

2、实践仁的方式

孔子认为实践“仁”的方式有多种，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能行五者（指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将这些方式加以概括，提炼，就可以升华成为“忠恕”之道。“忠”是指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想到别人也会有这种想法，因而要尽力帮助别人；“恕”则指自己懒惰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忠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之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恕”一词的具体内涵或解释。2000多年来，“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㈡孔子的“礼”

1、礼的含义

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直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份，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主张“为国之礼”（《先进》），“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孔子认为礼是治国之本，主张用礼来治国，建立一种“礼制”，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会，而孔子所崇尚的礼就是周礼，即周朝的国家及礼仪制度。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合于礼，其实质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下的社会”。

2、实践礼的方式

孔子认为礼的方式是“正名”，“正名”就是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被破坏了的名实关系匡正过来，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孔子还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行为规范，其意义与实质都在于要恢复、体现和巩固社会的秩序和制度。

3、“仁”和“礼”的关系

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的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奉行礼乐的。在这里可以看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注重仁和礼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㈢孔子的“中庸之道”

1、“中庸”的含义

中庸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中”，二是“和”。中庸不是调和与折衷,这不是孔子的原意，.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这表明孔子并不是无原则的爱，不是谁也不得罪，只知调和折衷的好好先生。中庸的“中”是指“适度”，即“无过”、“无不及”，孔子认为“过”与“不及”是一样的，因为都不“适度”；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不是指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要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这是中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中与和又是相辅相成，彼此相关的，他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依据，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就是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处。

2、“中庸”的价值

孔子很重视中庸思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不仅是一种德行，而且也反映了孔子对世界万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与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比，中庸之道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论被讨论的，原本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但实质上不仅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实际价值，而且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㈣孔子的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

从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出发，孔子认为要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之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培养具有上述弘扬与行道志向和德才的君子或志士，这就是孔子的教育培养目标。

2、关于教育的作用。

《礼记·大学》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积极努力地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3、关于教育的对象。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夷狄，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分封制下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4、关于教学的内容。

为了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孔子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四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于“数”教的内容。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己包含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约2500年前己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5、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

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并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式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

6、关于教学的方法。

孔子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7、关于教材建设。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编订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后被荀子尊敬为“六经”。除《乐》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

三、孔子的地位和影响

孔子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认真朴素的态度，把思维聚焦于人生的实际问题。他的“仁者爱人”及“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国界和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则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尊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保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艰苦自立、积极入世的精神风貌。

早在公元1世纪，儒家文化就传播到了越南、日本等地。明朝初年，朝鲜就创设成均馆于汉城，祭孔于文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

四、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2005年9月28日，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伴随着首次“全球联合祭孔活动”拉开序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2005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二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172届执行局会议上，“孔子教育奖”被正批准设立，这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1988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儒家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谐和的东方品格和释方着和平信息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必须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下，在人类文化走向多元化的大潮流中，孔子必将会气宇轩昂的走向世界，儒家文化也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大放异彩。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亦属于全人类。

[参考文献]

1、杨润根《发现〈论语〉》，华夏出版社2003版。

2、杨朝阳、修建军主编《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

3、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齐鲁书社2004年版。

4、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

5、毛礼锐等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篇二：孔子思想的研究生教育论文

一、好学是成才之钥匙

对于“好学”，在《学而第一》中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其意思是说，要做到饮食不求奢侈与满足，居住条件不要求舒适与安逸，但对学习与工作要勤快，说话要小心谨慎，到道德高尚、有学问的人那里去讨教端正自己，就算是好学了。事实上，孔子强调好学，有两个层面：一是做人，二是做事。他把做人放在了首位。《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其意思是：品德没有培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因此，研究生要培养德性，学会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以德为先，是好学的首要任务。同时，孔子的一生又是勤奋问学的一生，他从十五岁“志于学”后，终身学而不倦。直到晚年，还津津于易经，手不释卷而韦编三绝，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求学精神，是值得研究生学习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特别是孔子的好学还体现了谦虚好学的精神，“三人行，必有我师”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绝句。因此，重温“好学”精神，养成“好学”习惯，已经成为当今研究生成才的必修课。

二、忧患意识是成才的内需

孔子《论语泰伯》中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其意思是学习好像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刻忧患自不如人的自觉意识。孔子告诉我们，在学业上，时刻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困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从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忧患，到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忧患，无一不留下历史的烙印。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其忧患意识体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孔子便是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孔子时刻怀有“以道自任、为道献身”忧患意识。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并有为“道”、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即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以孔子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这种忧患意识值得人们学习。因此，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当代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所应秉承的基本思想。当代研究生作为我国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忧患意识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和传承的精神。这就要求研究生必须忧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思想意识，并激发出把建设祖国作为己任的壮志。

四、处理好人际关系是成才的外部要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对子路说六言六蔽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事实上，孔子告诉了我们处世与学问之间的辩证关系。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的意思是：有仁德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因为仁虽然好，若没有真正学问的涵养，往往会分不清是非善恶，这种好人就是“东郭先生”。有许多人心存善良，仁慈爱人，但盲目的慈悲也不对，若学问不够，不能明辨是非，有时帮助一个人，反而可能害了被帮助的人。因此，仁慈也需要智慧和学问。“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其意思是爱耍聪明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孔子说有许多人知识非常渊博，而不好学就容易非常放荡、任性。许多年轻人知识太渊博，看不起人，对自己不够检束，这就是荡的表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意思是诚信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自己受害。有的人过分的自信且自以为是，结果害了自己，这就是“其蔽也贼”。因此，自信必须建立在深入考究、有充分依据的基础之上。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意思是直率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说话尖酸刻薄。直爽的性格本来是优点，但若不分场合、不分尺度地指责与批评别人，不给人留情面，结果得罪身边的人，难以与人共处，结果被孤立，未能有所作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是指的勇敢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出乱子。有的人勇敢、脾气大、莽撞却不学礼度且缺乏修养，做事不周全就容易出乱子。“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是指刚强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狂妄悖理。个性很刚的人，若不好学，他就会变得狂妄自大、满不在乎，容易铸成大错。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这段话的意思是，冉央求着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力量不够。孔子回答说：如果真的是力量不够，走到半道会再也走不动了。现在你却没有开步走，就自行设定终止线了。这里孔子批评冉在为自己的退缩找借口，这个借口乍一听似乎还有点道理，但其实只不过是对自己不思进取的一个开脱，缺少持之以恒的品质。

有的人做事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持之以恒。其实，许多成功都是努力坚持的结果，正如“水滴石穿”、“愚公移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我们做事时缺失了这份坚持的力量，就会错过很多机会。比如，奔月工程曾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梦想，可到如今我们的宇航员能够实现太空行走，我们的卫星能够绕月飞行，梦想变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几代人持之以恒的结晶。追溯孔子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问学水平，为实现繁荣富强中国梦贡献力量是当代研究生必修的内容，任重而道远。

篇三：论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摘要

随着 科学 技术和 现代 工业 的 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关键词

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 中国 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经济 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 理学 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 政治 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 历史 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 自然 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 规律 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 现代 教育 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 企业 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 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 历史 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参考文献 ：

[1]张卫中．论语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杨树增．论语导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周韬．孔子与儒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第四篇：有关孔子思想论文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仁学思想。以下是“孔子思想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论文关键词：孔子思想 仁学思想 家庭教育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世界文明 “仁学” 儒家思想 人类社会

孔子的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等文本之中。仅《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就达109次之多。如果我们把孔子对仁的各种界说加以分析与综合,就不难发现,“仁”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是不完全一样的。本文无意全面解读与阐释孔子的仁学理论,只是认为深刻领会并汲取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华,对于指导和改进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深化家庭仁爱、孝悌与克己教育,解决爱心缺失、亲情淡漠及自私任性等实际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与仁爱教育

《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一要义,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孔子把“爱人”视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希望人们能以“仁爱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孔子不仅以“仁爱”思想要求民众,还要求执政者率先垂范,以“仁爱”治国安邦。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执政者带头施爱,且人人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一个和合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非不讲原则。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当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时,他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孔子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把“乡愿”那种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称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理性之爱,是爱憎分明、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

深刻领会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内涵,反观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群体中较普遍存在的“爱心缺失”的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仁爱教育”,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青少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祖辈、父辈的爱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好吃、好用、好玩的多由他们独享,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再加上商品经济社会,物欲横流,过分追逐享乐与金钱至上的理念,充斥其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长大的青少年儿童,极易形成自私、懒惰、依赖与任性等心理弱点。他们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环境中,缺少关爱他人的内在意识。这种“爱心缺失”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人际冲突乃至造成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家庭“仁爱教育”。

须知,仁爱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传统优势,在家庭教育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当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成为有博爱之心的仁人志士。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却有赖于家庭仁爱教育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家长要想使子女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就必须通过实施仁爱教育,使子女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与他人协商共事;学会分享与换位思考,凡是自己不愿意的,决不可强加于别人。实施仁爱教育,家长要身体力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将仁爱教育落到实处。

二、“孝第为本”与孝悌教育

孔子一贯主张“爱人”应从“孝第”开始,然后再由近及远,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在《论语》中,子有是这样阐释孔子“孝第”思想的,他说:“其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爱人”应以“孝悌为本”,只有以孝为先,以爱齐家,方能爱他人、爱国家。“孝第为本”,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它不仅是人们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

在“孝第”中间,孔子更为重视的是孝道。他认为,一个人要尽孝道,就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以礼相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二是关心牵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三是恭敬真诚。“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的根本不在于赡养父母的形式,而在于是否心存真诚。对父母的真诚是最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孝敬之诚心,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之类又有何异?

深刻领会孔子“孝第为本”的思想,对于加强孝悌教育,解决当今社会较普遍存在的“亲情淡漠”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君不见,在我国众多的“四二一”式家庭中,“孝老”已被“亲小”所替代,“啃老”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虽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孝悌”,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亲情,作为人类相生相息的一种自然情感和维系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的基础,正在被金钱和利欲所替代。由此而产生的亲情关系破裂乃至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危及社会的安定。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顺,都不感恩,怎么可能去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加强孝悌教育,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美德,我国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孝道。宪法中就有“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等条款规定。孝悌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优势,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我国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家长的有责任把孝悌作为教育子女的一门必修课,做到常抓不懈。在道德观念上,要让子女懂得父母有养育之恩,孝敬父母责无旁贷,无上光荣;在道德情感上,要让子女知道父母的生日、爱好、身体和工作情况,学会关心、体贴与理解父母;在道德行为上,要让子女对父母恭敬真诚,自觉接受父母的教诲,但又不过分依赖父母,主动与父母分担辛劳和忧虑。在孝悌教育中,家长的以身作则至关重要。家长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子女,引导他们从爱父母、爱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而升华到爱集体、爱国家、爱人民。

三、“克己复礼”与克己教育

克己复礼,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三个要义。《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克已,二是复礼。所谓克己,就是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所谓复礼,原本是指回复周礼,即西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我们今天理解其内涵,不必苛求其原义,可以把它理解成必要的伦理制度与行为规范即可。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克制和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才算是仁人。“克己复礼”,不仅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又指明了践行仁学思想的正确路径。

首先,“爱人”需要“克己”,“克己”要有目标。孔子为此提出了“为仁”的“三项要求”、“近仁”的“四种品德”和“行仁”的“五个标准”。其中,“三项要求”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四种品德”是:“刚、毅、木、纳。”(《论语·子路》)意即“刚强不屈、坚毅果敢、质朴无华、言语谨慎”的品德。“五个标准”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其次,“克己”要有措施保证。孔子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二是“省”。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是“戒”。他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四是“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杜绝“不凭空猜测,不主观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的毛病。五是“学”。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修行“仁、知、信、直、勇、刚”等六种德行,才会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六种弊端。

第三,“克己”是条件,“复礼”是目的。孔子认为,“礼”是衡量人的行为和道德是否规范的标准。“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只有“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所以,他一再要求他的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在使其弟子知礼守礼,立身于世。“礼”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核心。理政治国,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一种形式载体,不仅可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具有促进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功效。

总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今天,我们领会并汲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加强家庭克己教育,解决我国独生子女中较普遍存在的“自私任性”的问题,极具有现实意义。

克己是一种品德。人的忍耐、谦让、恒心与毅力,都是由克己而生。只有克己,才会奉公;只有克己,方能临危不惧,尽忠报国。从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苏秦的“悬梁刺股”,到当今时代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克己奉公的先进事迹,我们不难看出,凡成就大业者,皆具备克己的品质。眼下,许多人都在抱怨当今社会独生子女“自私任性”的问题,却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岂不知,这正是长期以来疏于对子女“克己教育”的结果。许多家长对子女关爱有过、赏识有加,缺少对他们的约束、批评与引导,久而久之,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增长,私欲和任性也在随之膨胀,他们甚至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经不起任何困难与挫折的考验。须知,一个人的克己品质,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教育与修养的结果。孩子年纪小,克制能力差,更需要家庭克己教育。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克制自己,对孩子自私、懒惰、说谎、任性等弱点,不可姑息迁就;要让他们从小学会明辨是非、抑恶扬善、克己奉公,做到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服从时代、服从社会。

在家庭克己教育中,家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家长是否克己自律,决定着家庭克己教育的成败。实施克己教育,家长必须首先克己,以实际行动为孩子作出表率。即便是碰到障碍或出现反复的时候,也要克制自己,不可动辄发火,采取打骂等粗暴手段,不仅达不到教育效果,而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实施克己教育,还需建立必要的家规。家长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与子女共同制定家庭守则。从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方面入手,约束与规范孩子乃至每个家庭成员的言行,以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家庭生活方式。

第五篇：孔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

孔子的美学思想概而言之就是礼乐美学。从美学角度 研究 礼乐，它的核心是美与善的关系。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孔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欢迎阅读！

摘 要：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誉满全球，其美学思想更是其思想的精髓之一。一定意义上讲，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美学家之一，他在美学上的贡献体现在诗教、乐教或艺术教育等论述之中。在孔子之前，虽然有关于美的论述，但大多是只言片语的言论，没有形成系统的美学思想。而孔子之美学思想则较为系统完善，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他的“仁学”思想体系出发，对先前的美学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并向前发展了它，以前所未有的形态，确立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构架。

关键词:论美；感美；审美；用美；美学思想

一、孔子论美

（一）孔子认为美要符合“仁”。所谓“里仁为美”（《论语99里仁》）就是讲的这种美。里仁，代表村里的生活非常文雅温馨，孔子认为这就是“美”。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的美学以“仁学”为基础。孔子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99八佾》)也就是说，如果人的内心的里面没有“仁”的精神作主宰，只去讲究外在的礼节，此时，再去追求什么音乐之美，便没有意义了。所以孔子强调，“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99阳货》)即“美”并不是只看外表的玉帛或形式的华丽，也不是只从表面听些钟鼓声，就以为美，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美，而是内心里先被“仁”感动。孔子论美的要义必先符合“仁”，孔自特别重视“温柔敦厚”的诗教，正是“美”符合“仁”的最好证明。

（二）孔子认为美要符合“善”。在孔子的美学思想中，美学和伦理学的问题常常结合在一起。如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又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99尧曰》)孔子强调之从政应当遵循五项美德、摒弃四项坏的习惯。那何谓五“美”呢？孔子在此处表面上虽用了“美”字，但实际内容却指“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99颜渊》)故而，孔子所言之“美”与“善”明显是相通的。孔子论美，要符合中庸、符合善。

（三）孔子认为美要符合“真”。孔子所论之“美”与“真”也是相通的。事实上，在孔子的心目中，仁善真彼此旁通，且有一贯性，相互联结。孔子的“吾与点也”的对话，充分体现了孔子对“真”的追求。曾点之“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整个气氛代表一种既无造作，也无矫情，轻松自然、平易近人、亲切真诚的“真”情景。

二、孔子感美，即孔子美感经验形成论

（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即审美主体首先应有理解力，加上被欣赏客体的特性，才能产生美感经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99雍也》）根据孔子的看法，如果一个人本身比较倾向仁厚型，他会较喜欢山，觉得山很美。那么这种喜欢山的美感经验是如何形成的呢?此中“智者动”，是一种主体的智力活动，隐含着对主体性的肯定。审美主体要先有种意向去喜欢山，而山又能表现出厚重的现象，两者相互结合，才能形成“仁者乐山”的美感经验。

（二）主观的生命情调首先要有充分的人文素养，然后才能深刻体悟意境之美。孔子曾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99述而》)也就是说，审美主体先需经过三层教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才能修养出高尚的美感与品味，即达到“游于艺”的境界。由此可见，孔子所认定的美感经验，指的是审美主体的心灵先需经过高尚其志的升华，等充分变化气质之后，才能产生高雅的品味，进而追求意境之美。中国艺术特重意境之美，可说深受孔子“游于艺”的影响。

（三）根据孔子的看法，美感经验的形成，除了审美主体经过仁学的熏陶外，还因为主体性向的不同，才会有不同的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美感经验。这种原创性的观点对中国艺术影响极为深远，既开创了中国艺术重“写意”而不重“写实”的传统，也同时肯定了美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互通，心中一定先要有高度的人文修养，然后才能对艺术珍品欣赏与“会意”。

三、孔子用美，即孔子美学思想教化社会的作用

孔子的突出贡献还在于把美学作为一种进行社会教育的工具，即通过美育，提升个人的精神人格，进而提升社会高尚风气，从而匡正人心，端正治国之道，也就是要通过艺术的功能来不断激浊扬清，以美育辅助为邦之道、治理国家。如孔子反对“郑卫之声”，就是因为他认为郑声是“淫声”，“雅”“颂”是和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99阳货》)。这也是《乐记》中明确强调的道理：“乐之道，与政相通”。孔子的美育思想在他提倡的“诗教”“乐教”中均可见一斑。

四、结语

本文从孔子论美、孔子感美、孔子用美三部分来浅陋论述了孔子的美学思想，意在唤起世人对孔子美学思想在重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理论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