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官败走台湾》读书有感

第一篇：《国民党高官败走台湾》读书有感

《国民党高官败走台湾》读书有感

从历史上看，有一个重复出现的现象：当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后期，皇家权威开始逐步被地方诸侯超越，诸侯开始僭越皇权，最终开启诸侯争霸模式，如其中一方诸侯中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则虽不免征战但短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个新的封建王朝重新建立，如秦帝国之后的汉室江山、隋王朝之后的李唐王朝、宋元明清的过渡；如果各诸侯实力相当，则互相讨伐、互不相让，形成数百年的乱世，如周王朝之后的春秋战国、汉帝国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帝国之后的五代十国等。

这种历史的轮回都源于国人骨子里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争霸思想，都道是乱世出英雄，那得看看自己是不是枭雄的料，事实上乱世中普通人九死一生，“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才是真实写照。

主流史书又都是由胜利者编写的，胜利者从有利于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对真实史料不乏有删减修改，所以看到的史书不完全是事实。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各种非主流言论还多一些，看到的非主流的资料也就多一些，客观性肯定比以前史书强一些。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时期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皇帝退位后，诸侯争霸，北洋系、东北奉系、中原皖系、西北冯系/马系、桂系、粤系、国民革命系、共产党，各种派系轮番争夺庙堂之上至高无上的权利，又加上外强在华利益、日本大举入侵的国际背景，中华大地诸侯纷争四起、普通百姓流离失所、饿殍满地，是典型的大一统王朝覆灭之后的乱世之秋。

国民党是这个时期众多派系中、实力较为出众的一股势力，发迹于乱世，凭借自己的三民主义理想吸引了众多热血青年，又凭借江浙财团和国外列强的支持建立了中央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华大地，做了中华民族一段时间的大家长，在抗日战争中居功至伟，但是在内战中兵败如山，败走台湾，偏安一隅，最终在诸侯争霸模式中败下阵来。个中缘由不是仅仅一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能概括得了的。

放到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再来看这本《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这部书分为一、二、三部，主要讲述国民党内诸多大佬的大概生平，每本书400页左右，8~10个左右人物，算下来平均每人40~50页左右的篇幅，对于这些每人都能单列出来写一部鸿篇巨著的风云人物来说只能是捡重点、提纲式的讲述。

第一部主要讲述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白崇禧、何应钦、陈诚、顾维钧、阎锡山；

第二部主要讲述陈果夫、顾祝同、胡宗南、张群、刘峙、薛岳、汤恩伯、钱大钧、孙立人、吴国桢；

第三部主要讲述于右任、朱家骅、马鸿逵、吴铁城、王云

五、周志柔、余汉谋、王世杰、张厉生、王叔铭。

看看上述这些人物，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国级、副国级、军委四总部、至少也是省部级里边的佼佼者，大多是普通人起步，生逢乱世，凭借个人能力+机遇+贵人相助，成就和平年代普通人一辈子无法企及的高度，成为左右中华全局的关键性人物，文治武功，为政一方，声色犬马、贪腐成性。

还有一些人物被人熟知但是书中没有提及，如汪精卫、李宗仁、张治中、陈炯明、李汉民等，或许作者在编纂第四部，或许另有成稿，不得而知。

作者杨帆，查不到太多的介绍，只有书中简单的介绍“山东济南人、长期关注中国历史和现代政治、军事史，对此有独到的研究，《杜月笙大传》《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三大战役》等”.对他感兴趣是看到每本书后有将近百余本的参考用书，作者好像看起来博览群书、很牛B的样子。

后续准备用几个单独篇幅来对书中各位人物总结提炼一下。

第二篇：台湾历届领导人和国民党领导人

台湾政治常识

国民党领导人：

1905年同盟会成立，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迄今为止，共有9人担任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和领导人。

第1任：孙中山（国民党总理）

第2任：蒋介石

第3任：张静江

第4任：胡汉民

第5任：蒋介石（国民党总裁）

第6任：蒋经国

第7任：李登辉

第8任：连战

第9任：马英九

第10任：吴伯雄

第11任：马英九

台湾领导人：

第1-5任领导人—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字中正。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1949年解放战争败退台湾后，历任第1-5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继5任领导人—严家淦

1975年4月，继蒋介石之后出任领导人，旋即领衔推举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暨中常会主席，拱手将最高权力转移至蒋经国手中，时称“蒋严体制”时期。在严家淦担任领导人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第一领导人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都与蒋经国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领导人”的角色。

第6、7任领导人—蒋经国

1972年，出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院长”，1975年，继蒋介石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经由台湾地区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为台湾地区第六任领导人，1984年连续当选为台湾地区第七任领导人。1988年因糖尿病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其职务在台湾“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由“副领导人”李登辉依台湾地区“宪法”宣誓继任。

第8、9任领导人—李登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国民党“十三大”上正式当选党主席。1990年5月任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嗣兼任台湾地区“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第10、11任领导人—陈水扁

1951年生于台湾省台南县官田乡，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主要经历：1976-1989年，任华夏海商法事务所负责律师，1981-1985年任台北市议会议员，1987-1989年及1991-1996年民进党中执委，1987-1989年及1996年至今民进党中常委，1989-1994年“立法委员”，1993年 “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召集委员，1994--1998年台北市“市长”，2000年5月20日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2004年竞选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第12任（现任）领导人—马英九

1950年7月13日出生于香港，祖籍湖南省衡山县。1952年随家人移居台湾。196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72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美国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2年，马英九任蒋经国英语翻译。在1984年后的十五年中，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至1988年）及多种行政职务。1998年12月当选台北市市长，2002年12月连任（至2006年12月卸任）。2008年3月22日，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

第三篇：台湾国民党现状及2018年选举分析展望

2016年大选国民党大败后，实力大损，气势低迷，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此后，国民党举行党主席补选，前立法机构副负责人洪秀柱以56.16%得票率当选，成为国民党史上第一位女性党主席，肩负起带领国民党东山再起的重担。洪秀柱团队着手对国民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党务、组织人事、政党理念等多方面推行新人新政，展现一些新的风貌。

选后国民党举步维艰、百废待兴

一是面临严重的政治资源匮乏危机。国民党败选后，行政权力资源尽失，民意代表和地方执政凋敝，大批党籍政务人士失去职务、出路难寻，无法再依靠丰富的行政资源吸纳、安排人才，难以推动有利于争取自身支持者的政策措施。民意代表席次和地方执政县市不足，直接导致国民党难以制衡民进党执政，很难争取新当局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大部分行政资源更多流向绿营的执政县市和民意代表所在选区。

二是面临严峻的人才断档、后继乏人危机。近年来，国民党一直面临政治人才老化、老世代把持权力要津、中青世代难以出头、青年人才培养不力等问题。特别经过2016年大选一役，党内主要接班人纷纷折损，朱立伦、吴敦义、郝龙斌等头面人物选举及辅选过程中表现不佳，政治光环大幅减弱。被视为马英九接班梯队的这一拨人才被轻松击倒，严重折损。同时，由于长期奉行老人政治，党内青年军发展缓慢，青年人才普遍匮乏，人才断档情况十分突出。

三是面临团结整合难题。岛内舆论分析，尽管洪秀柱以超过半数得票率当选，但多被视为过渡性质，且洪秀柱的政治主张在党内尚有争议，个人声望尚不及党内大佬，很难像马英九当选党主席时众望所归，这使洪秀柱成为“弱势党魁”，难以一呼百应，可能备受各方力量掣肘，团结整合全党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当前党内人心涣散，士气低迷，信心不足，各方势力为争夺稀缺的政治资源更是暗中较劲、互不相让，加重争斗，在没有强势党主席带领的情况下，国民党的凝聚力进一步下降。

四是政治路线松动成为重大危机。选后，党内再次出现所谓深蓝与本土两大阵营、两股势力之争。尤其是2016年败选后，不少党内“本土派”认为失利的主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及时适应、迎合台湾民意“本土化”趋势，导致党的理念、路线对台湾多数民众缺少吸引力，纷纷要求国民党转型，甚至提出应该改名为“台湾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国民党”。加之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等主张，多被视为深蓝路线，引发党内部分“本土派”不满。岛内舆论指出，选后党内路线之争有愈演愈烈趋势，将深刻影响国民党发展前景。

洪秀柱推动改革壮士断腕、力展决心

洪秀柱率先着手党务改革，展现破除党内顽疾、披荆斩棘的决心，致力重塑“百年老店”新形象，强化组织队伍战斗力，振奋全党东山再起的士气。

其一，深化党中央与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沟通合作。马英九任期内，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虽有诸多沟通管道，但不时受到党籍民意代表质疑，根源就在于党中央与民意代表的利益协调不畅、沟通不足。尤其是在失去执政权后，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将成为国民党抗击民进党施压、推行本党政策、维护本党利益的最重要阵地。为此，洪秀柱上任后十分注重党中央与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协调。洪秀柱任命林德福为党的副秘书长以及安排前民意代表蔡正元接任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这一要职，意在强化党中央和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沟通。5月10日，被视为党务核心职位的国民党秘书长一职由莫天虎担任，自此洪秀柱对党务核心架构基本完成改组。

其二，稳步推进更新换血、世代交替。国民党大选败选原因之一就在于党内人事僵化，新生世代难以进入重要权力决策圈，导致国民党与年轻世代脱轨，难以反应新生代诉求，党内希望加快人事更新的呼声甚高。为此，洪秀柱在4月5日第一波重要人事任命中，文传会副主委由台北市议员王鸿薇担任，行管会副主委由“567联盟召集人”李福轩担任，青年部主任由前基隆市市长张通荣之子张渊翔担任，妇女部主任由年轻的新北市议员陈仪君担任，充分体现了世代交替的用人思路。

其三，着力加强中南部地区及基层经营。中南部基本“绿化”，国民党几近失守，为此，洪秀柱在国民党副秘书长人选方面一次性扩增至7人，广泛吸收了中南部地方要角，包括前高雄市民意代表林国正、前屏东市市长叶寿山、台东县议会议长饶庆铃、前台中市民意代表杨琼璎、嘉义市议会议长萧淑丽、前屏东县党部主委张雅屏及现任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德福，除了林德福和饶庆铃分别来自新北市和台东市，其他5人均长期耕耘中南部，地方根基深厚。

其四，坚持“九二共识”为基调的大陆政策。针对党内出现的“本土化”“台湾化”改革声音，洪秀柱正式担任国民党主席后明确对大陆政策定调。4月，洪秀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明确表示，国民党将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和平的立场，在两岸关系显现危机、民共两党处于僵局的时候，国民党要发挥稳定两岸关系的作用。在发生党籍民意代表误签“两国论声明”、台日冲之鸟礁渔业争议、肯尼亚台湾籍诈骗嫌疑犯遣返祖国大陆以及台湾受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等事件时，国民党中央更清晰地发出坚持“九二共识”的声音，提出国民党将提升两岸事务工作的位阶和功能，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

其五，努力改进战斗面貌和抗争策略。国民党在与民进党的政治斗争中长期表现出作风偏软、团队松散、火力不旺的弱点，也经常发生不善于把握民意，与民意脱节的情况。为此，国民党着手改革在野后的斗争方式，突出党、“院”两座战斗堡垒的火力，在战斗策略方面突出立足民意、把握风向、借势而为。比如国民党在应对“美猪进口”等问题上，党中央和立法机构党团齐心一致，配合有序，发挥了在野党监督执政的作用。这反应出国民党中央在积极调适自身角色定位和作用，将主要发挥政策导向、沟通联络和后方支援功能，而不再事无巨细、越俎代庖，以便理顺各方权力关系。同时，国民党在野后更加注重民生需求，注意把握民意脉搏。

2018选举展望

2018年即将到来，四年一次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在这一年的年底又将到来。这场台湾地区的“期中选举”，是一场检视蔡英文当局执政两年来的期中考成绩单，另一方面也是检视一蹶不振的国民党可否东山再起的关键。

首先，从近期亲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12月份民调中观察到，蔡英文执政的信任度只剩32%，不信任度达50.7%；不满意度高达60.2%，满意度仅27.1%，创十九个月以来的新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民调经交叉比对后，被视为全台最绿的高雄屏东地区，蔡英文的满意度也只有27.4%；再以“年龄”层划分的话，青年世代“20至29岁”满意度也仅仅21.8%，是各个年龄层里第二低。

为何蔡英文当局民调如坐过山车般瞬间暴跌，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近一年多来推动《不当党产处置条例》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以促进转型正义和清剿国民党之实行政治恶斗之实；二是推动《劳动基准法》强行修法背弃劳工；三是推动农田水利会改制改为官派之公务机关，以上几项政策出台和执行，都只是行改革之实弃广大民意为依归。当然，蔡英文当局最让人有感的倒退莫过于两岸关系上，在拒绝“九二共识”之前提下两岸关系不断的向后退，并在近期用不正当之打压新党青年军，彷佛要告诉全台湾民众天大地大，台湾我民进党最大，最后的结果当然也是使民众感到反感而已。

其次，正当蔡英文当局执政低迷之际时，国民党在野的一年半载里，党主席从洪秀柱换到了吴敦义，层层的党代表、中央委员到中常委选举也全面改选，新的人马重新出发是否能带领国民党走出低潮，不只台湾民众在看就连大陆同胞也在看。国民党作为当今台湾政坛第一大在野党，2018年“九合一选举”又将是一次反攻的关键时刻，因为在近两次的选举中国民党已经从“中央”到“地方”一路输光光，这次已经没有再输的本钱，今年国民党第一大亮点莫过于各县市党部主委的直选，这是国民党百年来的第一次创举，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去年要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吞“曲棍球”的前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韩国瑜当选高雄市党部主委，为高雄市的选战操刀。同时在近期，国民党召开的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的主轴，主要围绕“革新党务，青年参与”“精诚团结，扩大支持”和“强力监督，重返执政”三个主题，同时邀请了执政的县市长和“立法委员”参会，由此可知国民党已经全面知道痛点在何处要如何下手开始做，但会改进到什么层级，如何在各县市长县市议员中推出合适最佳的人选，真正转化成选票让选民投下去给国民党才是关键。

2018年“九合一选举”剩不到一年的时间，蔡英文四年一任的期中考会考得如何，国民党如何记取教训浴血重生，两岸同胞都在看，距今2018年的选举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选举贵在选贤与能，最后还是希望台湾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台湾民众能真正选出贤与能之人为民众谋福祉，而非政治上之跳梁小丑。当然，“蓝天可否再现”也得国民党多多加油努力了。

第四篇：揭密解放前美国士兵群奸国民党高官女眷案

揭密解放前美国士兵群奸国民党高官女眷案

武汉市鄱阳街上有一座六层的景明大楼，是武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外资建筑设计机构——英资景明洋行为自己设计建造的6层大楼，建于1917年。

抗战胜利以后，景明大楼成了一座“公寓”，住在里面的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都有，而以美国人居多。美国空军有个临时招待所就设在这里。

那一年，是1948年，那一日，是8月7日。就在1946年末发生的沈崇案喧嚣尚未平息之时，在景明大楼的五层，一场以“祝寿舞会”为名的群奸大案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冷寂的夜色，流淌着的，是受害妇女的血泪；沸扬的社会，折射出的，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窝藏祸心

让我们把目光定格于悲剧发生前的半个月，这起悲剧的编剧——时任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副总经理的利富（英文名J.M.Lilleg）就是景明大楼住户中的一员，他即将回国，作为朋友的美军空军军官乔治·林肯自然要为其送行，两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搞一场别开生面的“舞会”，作为离别中国的“美好回忆”。

在这之前，汉口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禁止举办舞会，只允许歌厅活动。在当时能够组织好一场舞会而不招来麻烦，组织者的关系、手段、胆量和经验缺一不可。为保证舞会的“质量”，利富和乔治找到此种能手，也是此次大案的导演——西南宾·克罗纳木。

利富和乔治找到西南宾后，明确提出了舞会的要求，由西南宾出面请乐队并要他邀请中国妇女参加舞会，这些中国妇女有两个任务：一是伴舞，二是伴宿，而且不许中国男人参加，为此利富和乔治提供了丰厚的报酬。

西南宾当时由于之前的一次舞会组织不善，欠了别人的钱，正好借利富提供的这次机会捞一笔外快，改善一下财务状况，于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利富和乔治的要求。

组织“舞会”

去哪里“邀请”中国妇女来供利富等人淫乐呢？用一个方法：骗！西南宾当时先找到了自己的中国情人谭碧珍、菲律宾籍乐师克劳兹以及克劳兹的妻子、菲律宾籍华裔章月明商量，决定由西南宾、克劳兹二人组织乐队，由谭碧珍和章月明出面邀请中国妇女。

于是，谭碧珍和章月明二人打着为某中国富豪贺寿的旗号组织舞会，向其他中国女性发出邀请。章月明找到江汉歌厅茶房头佬杨玉麟，通过杨玉麟的关系，找江汉歌厅歌女莎莉等，并通过她们四出找人。后来章月明又找到江汉歌厅茶房刘宝山，要他找人伴舞。通过这条关系找到失业舞女曹秀英，用丰厚的酬劳让她动员中国妇女去参加舞会。曹秀英见有利可图，当然十分热心。她不仅邀约了同屋的张太太、杨太太等10余人，连曹秀英的女儿也参加了。

谭碧珍也动用自己的关系邀请了当地许多高官家属及名媛贵妇，包括当时武汉市参议会的议长市议长张弥川的二太太和某行政首长的如夫人，以及住在巴公房子的高太太、宋太太、张太太等。这些受邀前往的中国妇女压根不知道还有“伴宿”这回事，只是单纯赶时髦去舞场找找乐子。

兽性毕露

8月7日当天正好是星期六，利富和乔治等人先派车将受邀参与的中国妇女接至景明大楼。当时景明大楼五层的舞会现场，美军人员和在汉口旅游的外侨已有20多人在场，其中以美军最多，其余则是在汉口经商的美国人和英国人。

美国人有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副总经理利富，职员陆惠人、佛兰克、史塔司博，传教师何佛鲁，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狄尔顿，以及美国侨民李琪、卡尔顿、格鲁、卡来尔等；英国人有传教士袁光明，江汉关水上视察赫达生，汉口协和医院救护员汤普生等。

晚上七点左右，舞会准时开始，一时间觥筹交错，言笑晏晏，气氛十分活跃。时过不久，随着乐曲的急促，酒气的缭绕，烟雾的弥漫，这些外国人纷纷显露出丑态。

他们有的强吻舞伴，有的动手乱摸。此时电灯突然熄灭，有的洋人便趁机乱扯舞伴的衣裤，将其抱入房内，妇女们吓得纷纷寻路而逃，但她们发现作为正常出路的电梯已经上锁，便返身另寻出路，这样一来简直是羊入虎口。因此，只有部分妇女侥幸从后楼太平梯逃脱，而未及逃出的妇女竟遭洋人们的蹂躏。

漫长的黑夜掩藏着多少罪恶，震惊全国的景明大楼事件就此上演。媒体的神速反应

当晚十二点左右，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歌女巧巧找到未逃出来的歌女莎莉的母亲一起赶到汉口市警察局反映情况。汉口市保安警察总队分队长方向接到情况后，转报鄱阳街管段的汉口市警察六分局，分局巡官马步云带了警察前去侦察。

等到马步云等到达景明大楼时遭遇外国人阻拦不准上楼，又是几番请示联系侦查人员才准上到五楼。这时已是八日凌晨三时许了，现场上仅剩下利富和乔治林肯二人强作镇定始终不吐实情，坚决不承认刚才这里办过舞会，反而在问是谁在“诬陷”他们。

调查没有取得任何直接证据，马步云等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警局，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报上去给领导看。该分局局长陈尔昂一看顿时急了，这种涉外事情如此敏感，更何况涉及到美国军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就去调查呢？陈尔昂当即下令召集范砚秋、莎莉、熊杰诉述了受害经过，将约邀舞女的杨玉麒、章月明等人传讯并关押，具文(附口供五份)呈报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

涉及到“友邦”问题，任建鹏决定低调处理此事，指示刑事科、外事科派两名女警察密询真相。结果，待“侦察报告”递上来时，将“受害”、“轮奸”等字样删去，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中国晚报》的反应极为迅速，8月8日下午，汉口《中国晚报》以《景明大楼“狂舞”案》为标题抢先揭露了景明楼事件。就像多米若骨牌一样，有关景明楼事件的报道几天之内向全国各大报刊蔓延。

敷衍了事

在媒体的强势报道之下，景明楼事件已经广为人知，捂都捂不住了。各大报纸不断公布案情的进展。

在警方取证过程中，再确认犯罪者身份时，相关的外籍人员多加阻挠，但是真正的主犯，美国人利富和菲籍乐师西南宾，早已在“事件”揭露后的8月10日逃往香港。

利富逃走后，在报刊和公众舆论的指责下，内政部警察总署曾代电汉口市警察局，堂而皇之地说:“美侨利富未遵照规定办理离境手续即行飞沪，其对外侨管理显属疏忽，应即查明议处。”任建鹏在回复时，借口说:“本局在各轮渡码头未设立外侨登记站，致使该外侨利富于八月十日晨未向本局申请登记，乘隙潜逃过江，由武昌搭机飞沪。”一唱一和之间，主谋就悄然地逍遥法外，再想去追捕，难上加难。

而涉及到的美军人员就更复杂了，中华民国之前与美国签订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中有规定：“对美国人员在中国境内所犯之刑事案件，归美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国防部也曾规定：“在华的美军顾问团官员如触犯刑法，也可以免于起诉”。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袁雍关于此事也曾告诫记者:“消息到此不必再去追究了，因为再追究下去便只有将美国空军指出来了。”

而受害者也都不愿意合作，毕竟被强暴一事事关清誉，虽然相互指证曾经受辱，却谁也不敢承认自己被奸污，只是忍耻含悲地哭泣，这使得刑侦工作难以展开。

再加上当时战局吃紧，国民政府还有赖于美国这位“友邦的”支持，不能“因小失大”，所以政府方面对此案的调查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

最终的审判

事发三个多月后，汉口地方法院受理并审查此案，由检察官曹能元于12月28日提起公诉，西南宾、章月明、杨玉麒、刘宝山、高玉君、章继宾和刘忠泉七人被列为被告，控诉他们共同图利，引诱良家妇女与他人奸淫。就这样，轰动全国的景明大楼美侨与军人的集体强奸案，拖了近八个月，于1949年4月1日下午二时开庭宣判。奇怪的是，法官检察官端坐堂上，被告席上空无一人。这里既无主犯，从犯也“交保外出”。汉口地方法院检察官以“妨害风化案件”罪名提起公诉后，法庭判决如下：

章月明、杨玉麒、刘宝山、曹秀英、章继宾等共同意图营利，引诱良家妇女与他人奸淫，章月明、杨玉麟各处有期徒刑三年，褫夺公权三年；刘宝山、曹秀英、章继宾，各处有期徒刑一年，褫夺公权一年。被告赛拉芬、刘忠泉迭经拘缉未到，缉获归案后另予严办。

至此，景明大楼一案就这样步入尾声。但是，当“判决”一宣布，顿时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主犯逍遥法外，从犯也只是坐几年牢就行，这如何平息民愤？

时值人民解放军大举挥戈南下，武汉即将解放，国民党官员作鸟兽散，人心惶惶，除了少数报纸如《新湖北日报》、《大刚报》、《正风报》、《正义报》作了尾声报道。作尾声报道外，这桩特大案件也就草草结束了。

景明大楼一案虽然远没有沈崇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也应当为历史所铭记。

第五篇：国民党的转变 台湾政党政治之发展经验

国民党的转变: 台湾政党政治之发展经验

一, 导论

台湾政治近年来发生急剧变迁。人们都注意到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转变。而台湾民主化的一重要表现是国民党面临并接受了反对党民进党的竞争。很少有学者预测到这一巨变, 因为人们很难想象具有列宁主义背景的国民党会发生转变。本文正是要研究国民党在台湾如何从一个极权的政党转变为竞争型的政党。

对此问题, 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台湾可能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好明证, 因为它证实了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多元化和政治民主。1 自民进党发展壮大以后, 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反对党的出现。也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蒋经国, 中产阶级的兴起, 或国际压力等因素。

上述解释各有利弊。笔者认为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不能说明台湾的政治转型。笔者在承认上述解释的贡献的同时, 试图强调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国民党的主动引导, 适应挑战和妥协, 政治转型将十分困难或充满暴力。国民党的转变经验不仅对理解第三世界的政党政治之发展, 而且对充实政党政治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比较国民党在三个时期的表现: 硬威权统治时期(1950-70), 软威权统治时期(1971-85), 竞争民主时期(1986--)。2 本文着重探讨两个方面: 国民党对反对党的政策, 及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和党内民主化。在探讨国民党的发展之前, 让我们先介绍一些有关政党政治的理论。

二, 相关理论

关于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的理论相当丰富。萨托里(Giovani Sartori)为我们提供了政党政治体系的分类。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则专门对一党制的发展提出理论。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提出一党制下党内民主的假设。萨氏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两大类: 非竞争型与竞争型。非竞争型包括极权的, 威权的和实用主义的一党制。竞争型包括一党独大制, 两党制和多党制。他认为由非竞争型过渡到竞争型政党制度是十分困难的。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 也难于和平地转变为竞争型政党制度。3

亨廷顿认为, 革命的一党制会随着政权的稳固而转变为成熟的一党制。成熟的一党制有以下特点: 1/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降低;2/ 政治领导趋向官僚化和制度化;3/ 知识分子批评政治, 而不参与政治。他也认为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4

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人认为党内民主会带来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但是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较少。有学者认为党内民主可以减轻一党制的负面影响。5 麦克弗森认为, 列宁主义式的党国体制本身是非民主的, 但是一党制在三条件下可成为民主制: 1/ 充分的党内民主;2/ 任何人都可作党员;3/ 党内参与的要求不至于过高。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即使是一党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之为民主制。6 上述政党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而以下各节将显示,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经验也将丰富政党政治理论。三, 硬威权统治时期(1950-70)

国民党的组织体制与其成立时的渊源有紧密联系。在1920年代国民党建党之初, 苏联顾问在党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国民党在组织体系上成为一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这一体系是一等级制, 其基础是地方组织, 然后有区, 县, 省组织, 最后是全国总部。地方党代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但实权则在中央委员会的常委会。常委会以党的总裁或主席为首。蒋介石自1938年始任国民党的总裁直至其于1975年逝世时为止。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自身组织的涣散。所以国民党到台湾伊始便进行了改造。1949年5月, 蒋任命10名亲信组成临时小组, 研究党的改造措施。蒋所规定的改造原则为: 国民党为一革命民主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

3.国民党对全社会实行政治领导。

4.党员须信仰三民主义, 服从党的纪律, 执行党的政策。

5.党员应包括农民, 工人, 青年和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7

改造后的国民党有三万个基层组织。党组织深入到台湾的村落, 政府单位, 学校, 企业和军队。农会, 工会, 商会和反共青年团都由国民党控制。在军队中还实行了政委制。1952年10月10日, 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党的改造, 并选出蒋介石推荐的中常委。中常委中无一人是台湾本省人。蒋本人身兼总裁, 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经过改造, 国民党享有了对台湾社会的全面控制。国民党公开实行一党政策。1949年生效的临时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反对党的生存权。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成为国民党的傀儡。新的政党不得成立。1950年代末, 一些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内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出版了 自由中国评论, 鼓吹台湾的民主宪政。1960年, 其核心成员雷震企图成立中国民主党, 遭到国民党的镇压。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8 其后, 岛上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运动销声匿迹达10多年。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大陆时期的派别有的未跟随蒋去台湾, 有的被蒋介石在党的改造过程中统统消灭, 如CC系。蒋介石除了排除异己之外, 还刻意提拔其子蒋经国出任各种要职, 以加强控制国民党, 青年团和军队。国民党的高压政治使这一时期的台湾显得格外沉静。

尽管这是一个政治极权的时期, 但是国民党具有的其他一些特征决定了它日后的发展。首先, 国民党拥护私有制。其次, 国民党至少口头上不拥护阶级专政。再次, 此时的国民党实行了地方自治。最后, 权力集中及正确的政策带来高速经济增长, 为以后的民主化奠定社会经济基础。

四, 软威权统治时期(1971-85)

1960和1970年代, 台湾经济快速增长。台湾中产阶级随着经济发展而兴起。地方选举造就一批台湾本省人的政治家。面对参与的压力, 国民党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兼用镇压与政治收买和自由化的手法。

反对国民党的声音首先出现于1971年的保钓运动。这一最初反对美日勾结出卖我国领土的运动发展为批评国民党对外软弱对内专制的运动。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 美丽岛杂志成为反对派的中心。反对派成立了党外选举后援团。1979年12月10日, 美丽岛杂志在高雄组织示威游行, 引起骚乱。国民党逮捕美丽岛杂志的主要领导人, 并处以较重的刑罚。但是, 另外一方面, 国民党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政策, 扩大民主选举。9

在1980年的选举中, 国民党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 国民党将尊重反对派, 而反对派答应不公开宣扬敏感问题(台独)。10 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 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党外运动为反对派的组织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 国民党与党外又有默契。但是国民党仍不允许反对党的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 国民党内发生重要变化。派别活动仍不允许。蒋经国的用人标准之一是所用之人缺乏派别背景。李登辉被蒋经国提拔为副总统就是因为李在台藉精英中是唯一没有派别色彩的。国民党内的重要变化在于该党的本土化。蒋经国对于国民党的本土化起了重要作用。就国民党中央常会的名单来看, 10届4中全会产生的中常委中, 台籍的中常委有谢东闵, 徐庆钟和林挺生三人, 11届1 中全会增加蔡鸿文一人, 11届4中全会增加林洋港, 邱创焕, 林金生, 李登辉, 洪寿南等人, 成为9人, 占27位中常委的三分之一。11 越来越多的本土人和年轻人被提升到领导岗位。自1970年始, 越来越多的台籍党员主持地方党部, 到1977年, 县市党部主任委员中近一半为台籍人士。蒋经国的亲信李焕在主管国民党组织部期间提拔了大批年轻, 有学识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才。这批人中因有许多海外归国的学人, 因此被称为洋务派。此派可以陈履安, 关中, 郑心雄为代表。1987年, 李被任命为国民党秘书长, 预示着国民党内开明势力的壮大。12

五, 竞争民主时期(1985年以后)

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自由化终于带来了1986年的民主突破。与其传统的镇压与收买的手法相反, 国民党开始主导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1986年3月, 蒋经国在国民党12届3中全会上宣布, 台湾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 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为了使党外合法化,蒋总统亦指导国民党与党外领导人展开对话。

为了抢在国民党的前面, 135位党外领导人于1986年9月28 日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 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但此时蒋经国宣布, 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 就可以成立。民进党遂于11月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党章。13

1986年12月, 民主进步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国民党分别赢得59和68席。1986年的选举显示, 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开始在台湾成形。

1989年底的大选是解除戒严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取得合法的政党地位。许多海外的台独分子返回台湾试图参加竞选。民进党公开举出台独的旗帜作为竞选口号。民进党的竞选策略是使选民相信要使台湾民主化, 就要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强调要建立建基于民主自由之上的政治秩序,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 保障公民的权利。此外, 民进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试图以“地方包围中央”的策略赢得选战的胜利。国民党的选举策略则着重于宣传国民党对台湾经济奇迹的贡献。选举结果, 在立法院方面, 国民党得72席, 民进党得21席, 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在省议会方面, 国民党得54席, 民进党得16席, 其他7席;在县市长选举方面, 国民党赢得14个, 民进党赢得6个, 其他1个。国民党虽然仍赢得多数, 但却是40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进党则获得明显进步。尤其是在立法院方面, 民进党比1986 年多得9席, 达21席。这对民进党来说是一重大突破, 因为在立法院提出议案需要20席的基数。国民党承认选举结果, 并试图总结经验教训。此次选举显示, 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得到确立。

1992年底的选举继承了台湾近年来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它再次显示台湾竞争型政党制度趋于成熟。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受到民进党进一步的严重威胁。民进党的选举策略趋于务实。台湾民主制度已成为明显的事实。

与此同时, 国民党内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经国于1988年逝世后, 强人政治结束。党内民主呼声高涨, 派别斗争表面化。起初, 派别斗争表现为新老代际与保守与革新派之争。党内老人疑惧民主改革, 害怕国民党失去其统治地位。其代言人是蒋介石的遗孀宋美玲。保守派试图剥夺李登辉的政治继承权。改革派则积极推动民主改革, 并以此主张争取在党内的更大权力。在国民党13全上, 以李登辉为首的新生代与革新派获得明显成果。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保守派的得票率低落。许多革新派人士进入中委会。中委会平均年龄为58到60岁。其中44%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14 大会的另一特点是党内民主得到加强。首先, 在出席大会的代表的选择上, 国民党做了民主的努力。中央试图尽量反映地方党组的愿望。国民党组工会要求代表的选择过程要比以往更民主和更具有代表性, 并要求大多数代表要由选举产生。组工会还鼓励党员主动竞选。其次, 传统上, 国民党主席独自提名中委会候选人;而在此次大会上党主席提名180人, 普通党员也可提名180人。参加会议者享有较大的发言权。

赢得对保守派的胜利后, 革新派分化为松散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以李登辉和宋楚瑜为首。非主流派包括各种不满李登辉的人物, 主要成员有蒋纬国, 郝柏村, 李焕, 林洋港等。主流派将主要任务定位于稳固自己的权力;非主流派则坚持党内民主的口号, 企图以此分享主流派的权力。两派在1990年2 月的临时中央全会上围绕着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方式而发生激烈冲突。主流派主张举手表决。非主流派坚持票选。非主流派指责秘书长宋楚瑜操纵选举。最后虽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以99对77票通过候选人名单, 非主流派显示出强大实力。15

国民党的分化还表现在各种基金会的成立上。国民党内有实力的政治家纷纷成立基金会, 以支持自己的政治事业。主要的基金会有与李登辉关系紧密的国策中心;以前任省议会议长高育仁为首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及魏镛创立的前瞻基金会。而各种基金会中最具有派别色彩和政治功能的则为1990年11月10日成立的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网罗了一批具有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政治家,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基金会主席为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和组工会主任关中。他因承担国民党在1989年选举中受挫的责任而被主流派排挤出政治中心。在基金会1381位发起人中, 有53人是议员,270人拥有博士学位, 261人拥有硕士学位。此外, 该基金会还与工商界有广泛联系。16

为了整合党内, 李登辉不得不对非主流派做出一定的让步。因此, 郝柏村被任命为行政院长。然而, 两派的较力并没有结束。府院之争萌生。1993年初, 国民党内又因大选后内阁是否进行总辞而发生政争。虽然李登辉提名的新阁揆连战获得党内接受, 李本人却受到泛非主流的挑战。立法院内的新国民党连线决组政团, 角逐国民党主席的职位。国民党内的分化使民进党的势力愈行见大。六, 国民党的作用

国民党经过三个时期的发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不再是一个能严密控制社会和本党党员的极权政党, 而成为一个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的竞争型民主政党。如何解释国民党的转变呢? 社经因素和内外压力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 国民党本身对于党的转变和政治民主化作出了努力。事实上, 国民党的许多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经常抢在反对党的前面, 而使之无用武之地。国民党13全以后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 台湾多数民众并不是嫌民主化进程过慢, 而是嫌过快。当然, 之所以近期发生转变过快的情形是因为国民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未能做因时适宜的政治转变。

国民党官方认为, 台湾的民主化是国民党一贯坚持宪政民主建设的结果。虽然事实不尽如此,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确实便利了台湾的民主化。民主价值已为国民党所接受。例如, 蒋经国在1984年就承认台湾应当多元化, 民应当享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蒋逝世后, 台湾虽然呈现乱象, 国民党却未重新实行戒严。内已形成共识, 认为暴力示威和社会紧张只不过是民主诞生时的阵痛。国民党已把自己识为一普通的政党, 并乐于与其他党竞争。

作为国民党的主席, 蒋经国先生对于国民党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蒋经国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台湾基层去视察。他青年时代在苏联共产制度下所受的痛苦经历对他的思想也有影响。这些因素使他的头脑比较开放。因此, 当台湾经济已经发达, 党内外民主呼声开始高涨之时, 他便能顺应时事, 主导民主化改革。他认为国民党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个人威望和权力使之能够阻止保守派对民主化的阻挠。他提拔的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和务实的革新派对于国民党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马英九便受到蒋经国的重用。李登辉也是由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持续不断也与李登辉主席的坚定的民主信念分不开, 尽管他的政治手法经常被党内的反对派批评为不民主。

就民主程序而言, 国民党逐渐实行了制度化。国民党就公职候选人, 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些领导职位的选拔和任命作出一系列的规定。提名已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了, 而是要基于初选的结果。17 在这方面, 党内民主派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的决策已越来越依赖议会党团的支持。新国民党连线的存在是对党主席的有效制约。

除了国民党党内民主的程序化之外, 台湾整体民主政治制度亦逐步实现了程序

化。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建全上。自50年代初便开始实行的地方自治使一大批台湾本地人进入政治舞台。反对派的势力也循着选举的途径被纳入合法的政治轨道。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因积累了几十年的选举经验而能顺利地进行相互竞争。

当然, 国民党乐于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继续其统治。有长期统治经验的国民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人员和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国民党也因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享有很高的声望。相反, 民进党当时没有执政的希望, 因为它内部的派别斗争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乐于向世界昭示它是一个民主政党, 而又不会丧失其执政地位。这也正是国民党敢于开放政党政治的原因。

七, 理论反思

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经验突显出有关政党政治理论的缺陷。萨托利的分类便利了我们对国民党从非竞争型向竞争型政党过渡的认识。按照他的分类,台湾现在的政党体制当为一党独大制。这种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已是一种竞争型的民主政党政治体制。只是执政党仍拥有反对党所尚未具有的巨大实力。但是反对党享有合法的政治权利和地位, 及通过选举击败执政党并取而代之的可能。但是, 与萨托利的论断相反, 台湾政党体制在由非竞争型向竞争型的转变过程中并没有经历政治崩溃;除了表面的乱象以外, 整体的转变过程是和平的;并且, 这一转变是由执政党国民党主导的。这说明一党制在一定情况下是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笔者并进而认为, 在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转型与转型的和平和成功之间, 存在着很强的关联。也就是说, 如果执政党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话, 整体的政治转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和平和成功的。台湾的这一经验为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树立了榜样, 为那里的政党政治的和平转变带来新的希望。

台湾经验也与亨廷顿关于一党制的分析略有出入。在台湾, 虽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降了, 但我们也注意到实用和民主的意识形态获得民众和精英的普遍接受。其次, 在成熟的一党制下统治者并不一定象亨氏所说的那样顽固。台湾的统治阶层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得开明起来并容忍反对派的存在。执政党的开明与否端赖其内部的组成份子是否受过西方的教育和是否接受民主思潮。再次, 台湾的知识分子不是只论政不参政。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党, 并尽力在党内改革国民党。另有一些人加入了反对派, 为民主作出直接贡献。

台湾经验证实了麦克弗森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的论述。没有党内改革派的兴起和国民党的民主化, 台湾的政治转型会难于实现, 或者转型过程不会如此顺利。其中的道理在于, 一个威权主义的执政党很容易将党内的专断搬到国家上去。党内民主做得好, 基层党员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人才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从而可以提高党的竞争力。在这方面, 国民党有所改进, 但不可以说党内民主已得到充分实现。另外, 我们也可以从台湾的政治发展中看到, 党内民主化是整体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并不一定要通过党内民主才能实现。党内民主与总体的政治民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 国民党内的改革派促进了台湾的民主化;另一方面, 台湾的民主化也反过来进一步促成国民党的党内民主和新派别的产生。民主化使选举机关和当选的政治家的地位上升。当选的党员在党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对派别的排斥是建基于其作为执政党所占有的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的。而一旦这一统治地位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动摇, 党内的凝聚力就下降, 派别活动就会发生。因此有学者预测, 台湾将实现日本式的民主, 即在一民主体制下, 执政党内的不同派别轮流坐桩。18 在台湾, 国民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台湾的整体民主化。

八, 结语

总之, 国民党在台湾已把自己从一个威权主义的党转变为一个竞争型的民主政党。其勇于自我转变的意愿是台湾民主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笔者并不是说台湾的民主是国民党赐予的。其他因素也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台湾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进而,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直线性的, 而是也有曲折。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转变之中。国民党的党内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台湾已迈上了民主的不归路。台湾经验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希望。尽管台湾现在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之列, 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 但其由贫穷发展为富裕, 由独裁发展为民主之经验, 则多少可为第三世界所学习。台湾经验显示, 民主化不一定导致执政党丧失政权。相反, 主动引导民主化进程则可能为执政党赢得威望, 尽管这种引导是一种相当复杂艰巨的政治工程。我们希望第三世界的执政党在条件允许的时机主动致力于民主化, 以便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平稳地过渡到民主制度。注 释 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1985, p.233.参见 Edwin A.Winc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 CHINA QUARTERLY 99, September 1984.笔者借用了他的硬, 软权威主义的概念。但是, 关于三个时期的划分则为笔者所为。Giova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83.Samuel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Basic Books, Inc., 1970.5 Frank Belloni and Dennis Beller, ed.,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Inc., 1978, p.9.C.B.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1.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O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7.Simon Long, TIAWAN: CHINA'S LAST FRONTI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1, p.65.李筱峰, 台湾民主运动40年, 台北: 自立晚报出版社, 1987。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e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XLI, No.4, July 1989, p.472.沈卫思, “迁台以来的党内派系分合”, 见杨旭声, 透视党内派系, 风云论坛出版, 1985, 页82。Cal Clark, TAIWAN'S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NDING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132.Clark, 同上, p.133.Yu-shan Wu, “Marke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Taiwan Experience,” ASIAN SURVEY, Vol.XXIX, No.4, April 1989.林思, “台北元宵夜的最大灯谜”, 九十年代, 1990年3月, 页48。刘方, “李登辉面临的三个难题”, 镜报月刊, 1990年12月, 页68。参见 Cheng, 同上, 页496-497。Peter R.Moody, Jr.POLITICAL CHANGE ON TAIWAN: A STUDY OF RULING PARTY ADAPTABILITY.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