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怎么看待败退台湾的（推荐）

第一篇：国民党是怎么看待败退台湾的（推荐）

国民党是怎么看待败退台湾的

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

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

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

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

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

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

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

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

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第二篇：台湾如何看待五四运动

【大历史】

台湾如何看待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综合体。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尤为复杂，退居台湾后更是几经起伏。

<孙中山摇摆不定>

早期孙中山曾因政治原因支持五四运动，但是由于他深受章太炎等国故派革命民族主义者影响，坚信维护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之本，对全盘西化和反传统不敢苟同。孙中山对待五四的态度直接影响到蒋介石。蒋介石试图切断五四政治运动与最初推动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间联系，将五四的意义缩小为学生的爱国示威。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还是纪念五四的，但后来因害怕学运及赤色狂潮，氛围愈发保守。

<国共争夺诠释权>

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后，恐惧任何形式的革命，不敢再纪念五四。在大陆，中共则将五四运动宣扬成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成为激进主义思想宝库。大陆强力宣传五四，使得中共成为发动五四的功臣，这让国民党不是滋味。蒋介石决定争夺五四诠释权，指派当年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向大陆广播，说明五四运动与两年后才正式成立的中共无关。

此后，台湾又将5月4日定成“文艺节”，用该名头纪念五四，全 1

然不提五四是思想、政治和社会运动。

<台大成五四堡垒>

五四在台湾的启蒙首推傅斯年，这位五四学生领袖曾受胡适影响，反对过激运动，退出学运，回到书斋，终成一代大师。傅斯年赴台后出任台大校长，他虽对学生中的“共党分子”不宽容，但对当局逮捕学生亦极为不满，曾对警备司令部彭孟缉喊出：“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之后，台大逐渐成为台湾学术中心及延续五四精神的堡垒。来台仅一年就逝世的傅斯年在台湾影响力极大，在知识分子精神失落的时代，成为青年们的一座灯塔。

(凤凰网历史)

第三篇：台湾历届领导人和国民党领导人

台湾政治常识

国民党领导人：

1905年同盟会成立，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迄今为止，共有9人担任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和领导人。

第1任：孙中山（国民党总理）

第2任：蒋介石

第3任：张静江

第4任：胡汉民

第5任：蒋介石（国民党总裁）

第6任：蒋经国

第7任：李登辉

第8任：连战

第9任：马英九

第10任：吴伯雄

第11任：马英九

台湾领导人：

第1-5任领导人—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字中正。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1949年解放战争败退台湾后，历任第1-5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继5任领导人—严家淦

1975年4月，继蒋介石之后出任领导人，旋即领衔推举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暨中常会主席，拱手将最高权力转移至蒋经国手中，时称“蒋严体制”时期。在严家淦担任领导人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第一领导人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都与蒋经国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领导人”的角色。

第6、7任领导人—蒋经国

1972年，出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院长”，1975年，继蒋介石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经由台湾地区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为台湾地区第六任领导人，1984年连续当选为台湾地区第七任领导人。1988年因糖尿病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其职务在台湾“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由“副领导人”李登辉依台湾地区“宪法”宣誓继任。

第8、9任领导人—李登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国民党“十三大”上正式当选党主席。1990年5月任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嗣兼任台湾地区“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第10、11任领导人—陈水扁

1951年生于台湾省台南县官田乡，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主要经历：1976-1989年，任华夏海商法事务所负责律师，1981-1985年任台北市议会议员，1987-1989年及1991-1996年民进党中执委，1987-1989年及1996年至今民进党中常委，1989-1994年“立法委员”，1993年 “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召集委员，1994--1998年台北市“市长”，2000年5月20日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2004年竞选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第12任（现任）领导人—马英九

1950年7月13日出生于香港，祖籍湖南省衡山县。1952年随家人移居台湾。196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72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美国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2年，马英九任蒋经国英语翻译。在1984年后的十五年中，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至1988年）及多种行政职务。1998年12月当选台北市市长，2002年12月连任（至2006年12月卸任）。2008年3月22日，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

第四篇：《国民党高官败走台湾》读书有感

《国民党高官败走台湾》读书有感

从历史上看，有一个重复出现的现象：当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后期，皇家权威开始逐步被地方诸侯超越，诸侯开始僭越皇权，最终开启诸侯争霸模式，如其中一方诸侯中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则虽不免征战但短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个新的封建王朝重新建立，如秦帝国之后的汉室江山、隋王朝之后的李唐王朝、宋元明清的过渡；如果各诸侯实力相当，则互相讨伐、互不相让，形成数百年的乱世，如周王朝之后的春秋战国、汉帝国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帝国之后的五代十国等。

这种历史的轮回都源于国人骨子里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争霸思想，都道是乱世出英雄，那得看看自己是不是枭雄的料，事实上乱世中普通人九死一生，“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才是真实写照。

主流史书又都是由胜利者编写的，胜利者从有利于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对真实史料不乏有删减修改，所以看到的史书不完全是事实。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各种非主流言论还多一些，看到的非主流的资料也就多一些，客观性肯定比以前史书强一些。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时期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皇帝退位后，诸侯争霸，北洋系、东北奉系、中原皖系、西北冯系/马系、桂系、粤系、国民革命系、共产党，各种派系轮番争夺庙堂之上至高无上的权利，又加上外强在华利益、日本大举入侵的国际背景，中华大地诸侯纷争四起、普通百姓流离失所、饿殍满地，是典型的大一统王朝覆灭之后的乱世之秋。

国民党是这个时期众多派系中、实力较为出众的一股势力，发迹于乱世，凭借自己的三民主义理想吸引了众多热血青年，又凭借江浙财团和国外列强的支持建立了中央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华大地，做了中华民族一段时间的大家长，在抗日战争中居功至伟，但是在内战中兵败如山，败走台湾，偏安一隅，最终在诸侯争霸模式中败下阵来。个中缘由不是仅仅一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能概括得了的。

放到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再来看这本《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这部书分为一、二、三部，主要讲述国民党内诸多大佬的大概生平，每本书400页左右，8~10个左右人物，算下来平均每人40~50页左右的篇幅，对于这些每人都能单列出来写一部鸿篇巨著的风云人物来说只能是捡重点、提纲式的讲述。

第一部主要讲述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白崇禧、何应钦、陈诚、顾维钧、阎锡山；

第二部主要讲述陈果夫、顾祝同、胡宗南、张群、刘峙、薛岳、汤恩伯、钱大钧、孙立人、吴国桢；

第三部主要讲述于右任、朱家骅、马鸿逵、吴铁城、王云

五、周志柔、余汉谋、王世杰、张厉生、王叔铭。

看看上述这些人物，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国级、副国级、军委四总部、至少也是省部级里边的佼佼者，大多是普通人起步，生逢乱世，凭借个人能力+机遇+贵人相助，成就和平年代普通人一辈子无法企及的高度，成为左右中华全局的关键性人物，文治武功，为政一方，声色犬马、贪腐成性。

还有一些人物被人熟知但是书中没有提及，如汪精卫、李宗仁、张治中、陈炯明、李汉民等，或许作者在编纂第四部，或许另有成稿，不得而知。

作者杨帆，查不到太多的介绍，只有书中简单的介绍“山东济南人、长期关注中国历史和现代政治、军事史，对此有独到的研究，《杜月笙大传》《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三大战役》等”.对他感兴趣是看到每本书后有将近百余本的参考用书，作者好像看起来博览群书、很牛B的样子。

后续准备用几个单独篇幅来对书中各位人物总结提炼一下。

第五篇：台湾国民党现状及2018年选举分析展望

2016年大选国民党大败后，实力大损，气势低迷，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此后，国民党举行党主席补选，前立法机构副负责人洪秀柱以56.16%得票率当选，成为国民党史上第一位女性党主席，肩负起带领国民党东山再起的重担。洪秀柱团队着手对国民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党务、组织人事、政党理念等多方面推行新人新政，展现一些新的风貌。

选后国民党举步维艰、百废待兴

一是面临严重的政治资源匮乏危机。国民党败选后，行政权力资源尽失，民意代表和地方执政凋敝，大批党籍政务人士失去职务、出路难寻，无法再依靠丰富的行政资源吸纳、安排人才，难以推动有利于争取自身支持者的政策措施。民意代表席次和地方执政县市不足，直接导致国民党难以制衡民进党执政，很难争取新当局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大部分行政资源更多流向绿营的执政县市和民意代表所在选区。

二是面临严峻的人才断档、后继乏人危机。近年来，国民党一直面临政治人才老化、老世代把持权力要津、中青世代难以出头、青年人才培养不力等问题。特别经过2016年大选一役，党内主要接班人纷纷折损，朱立伦、吴敦义、郝龙斌等头面人物选举及辅选过程中表现不佳，政治光环大幅减弱。被视为马英九接班梯队的这一拨人才被轻松击倒，严重折损。同时，由于长期奉行老人政治，党内青年军发展缓慢，青年人才普遍匮乏，人才断档情况十分突出。

三是面临团结整合难题。岛内舆论分析，尽管洪秀柱以超过半数得票率当选，但多被视为过渡性质，且洪秀柱的政治主张在党内尚有争议，个人声望尚不及党内大佬，很难像马英九当选党主席时众望所归，这使洪秀柱成为“弱势党魁”，难以一呼百应，可能备受各方力量掣肘，团结整合全党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当前党内人心涣散，士气低迷，信心不足，各方势力为争夺稀缺的政治资源更是暗中较劲、互不相让，加重争斗，在没有强势党主席带领的情况下，国民党的凝聚力进一步下降。

四是政治路线松动成为重大危机。选后，党内再次出现所谓深蓝与本土两大阵营、两股势力之争。尤其是2016年败选后，不少党内“本土派”认为失利的主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及时适应、迎合台湾民意“本土化”趋势，导致党的理念、路线对台湾多数民众缺少吸引力，纷纷要求国民党转型，甚至提出应该改名为“台湾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国民党”。加之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等主张，多被视为深蓝路线，引发党内部分“本土派”不满。岛内舆论指出，选后党内路线之争有愈演愈烈趋势，将深刻影响国民党发展前景。

洪秀柱推动改革壮士断腕、力展决心

洪秀柱率先着手党务改革，展现破除党内顽疾、披荆斩棘的决心，致力重塑“百年老店”新形象，强化组织队伍战斗力，振奋全党东山再起的士气。

其一，深化党中央与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沟通合作。马英九任期内，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虽有诸多沟通管道，但不时受到党籍民意代表质疑，根源就在于党中央与民意代表的利益协调不畅、沟通不足。尤其是在失去执政权后，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将成为国民党抗击民进党施压、推行本党政策、维护本党利益的最重要阵地。为此，洪秀柱上任后十分注重党中央与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协调。洪秀柱任命林德福为党的副秘书长以及安排前民意代表蔡正元接任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这一要职，意在强化党中央和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沟通。5月10日，被视为党务核心职位的国民党秘书长一职由莫天虎担任，自此洪秀柱对党务核心架构基本完成改组。

其二，稳步推进更新换血、世代交替。国民党大选败选原因之一就在于党内人事僵化，新生世代难以进入重要权力决策圈，导致国民党与年轻世代脱轨，难以反应新生代诉求，党内希望加快人事更新的呼声甚高。为此，洪秀柱在4月5日第一波重要人事任命中，文传会副主委由台北市议员王鸿薇担任，行管会副主委由“567联盟召集人”李福轩担任，青年部主任由前基隆市市长张通荣之子张渊翔担任，妇女部主任由年轻的新北市议员陈仪君担任，充分体现了世代交替的用人思路。

其三，着力加强中南部地区及基层经营。中南部基本“绿化”，国民党几近失守，为此，洪秀柱在国民党副秘书长人选方面一次性扩增至7人，广泛吸收了中南部地方要角，包括前高雄市民意代表林国正、前屏东市市长叶寿山、台东县议会议长饶庆铃、前台中市民意代表杨琼璎、嘉义市议会议长萧淑丽、前屏东县党部主委张雅屏及现任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德福，除了林德福和饶庆铃分别来自新北市和台东市，其他5人均长期耕耘中南部，地方根基深厚。

其四，坚持“九二共识”为基调的大陆政策。针对党内出现的“本土化”“台湾化”改革声音，洪秀柱正式担任国民党主席后明确对大陆政策定调。4月，洪秀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明确表示，国民党将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和平的立场，在两岸关系显现危机、民共两党处于僵局的时候，国民党要发挥稳定两岸关系的作用。在发生党籍民意代表误签“两国论声明”、台日冲之鸟礁渔业争议、肯尼亚台湾籍诈骗嫌疑犯遣返祖国大陆以及台湾受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等事件时，国民党中央更清晰地发出坚持“九二共识”的声音，提出国民党将提升两岸事务工作的位阶和功能，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

其五，努力改进战斗面貌和抗争策略。国民党在与民进党的政治斗争中长期表现出作风偏软、团队松散、火力不旺的弱点，也经常发生不善于把握民意，与民意脱节的情况。为此，国民党着手改革在野后的斗争方式，突出党、“院”两座战斗堡垒的火力，在战斗策略方面突出立足民意、把握风向、借势而为。比如国民党在应对“美猪进口”等问题上，党中央和立法机构党团齐心一致，配合有序，发挥了在野党监督执政的作用。这反应出国民党中央在积极调适自身角色定位和作用，将主要发挥政策导向、沟通联络和后方支援功能，而不再事无巨细、越俎代庖，以便理顺各方权力关系。同时，国民党在野后更加注重民生需求，注意把握民意脉搏。

2018选举展望

2018年即将到来，四年一次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在这一年的年底又将到来。这场台湾地区的“期中选举”，是一场检视蔡英文当局执政两年来的期中考成绩单，另一方面也是检视一蹶不振的国民党可否东山再起的关键。

首先，从近期亲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12月份民调中观察到，蔡英文执政的信任度只剩32%，不信任度达50.7%；不满意度高达60.2%，满意度仅27.1%，创十九个月以来的新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民调经交叉比对后，被视为全台最绿的高雄屏东地区，蔡英文的满意度也只有27.4%；再以“年龄”层划分的话，青年世代“20至29岁”满意度也仅仅21.8%，是各个年龄层里第二低。

为何蔡英文当局民调如坐过山车般瞬间暴跌，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近一年多来推动《不当党产处置条例》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以促进转型正义和清剿国民党之实行政治恶斗之实；二是推动《劳动基准法》强行修法背弃劳工；三是推动农田水利会改制改为官派之公务机关，以上几项政策出台和执行，都只是行改革之实弃广大民意为依归。当然，蔡英文当局最让人有感的倒退莫过于两岸关系上，在拒绝“九二共识”之前提下两岸关系不断的向后退，并在近期用不正当之打压新党青年军，彷佛要告诉全台湾民众天大地大，台湾我民进党最大，最后的结果当然也是使民众感到反感而已。

其次，正当蔡英文当局执政低迷之际时，国民党在野的一年半载里，党主席从洪秀柱换到了吴敦义，层层的党代表、中央委员到中常委选举也全面改选，新的人马重新出发是否能带领国民党走出低潮，不只台湾民众在看就连大陆同胞也在看。国民党作为当今台湾政坛第一大在野党，2018年“九合一选举”又将是一次反攻的关键时刻，因为在近两次的选举中国民党已经从“中央”到“地方”一路输光光，这次已经没有再输的本钱，今年国民党第一大亮点莫过于各县市党部主委的直选，这是国民党百年来的第一次创举，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去年要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吞“曲棍球”的前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韩国瑜当选高雄市党部主委，为高雄市的选战操刀。同时在近期，国民党召开的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的主轴，主要围绕“革新党务，青年参与”“精诚团结，扩大支持”和“强力监督，重返执政”三个主题，同时邀请了执政的县市长和“立法委员”参会，由此可知国民党已经全面知道痛点在何处要如何下手开始做，但会改进到什么层级，如何在各县市长县市议员中推出合适最佳的人选，真正转化成选票让选民投下去给国民党才是关键。

2018年“九合一选举”剩不到一年的时间，蔡英文四年一任的期中考会考得如何，国民党如何记取教训浴血重生，两岸同胞都在看，距今2018年的选举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选举贵在选贤与能，最后还是希望台湾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台湾民众能真正选出贤与能之人为民众谋福祉，而非政治上之跳梁小丑。当然，“蓝天可否再现”也得国民党多多加油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