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转变 台湾政党政治之发展经验

第一篇：国民党的转变 台湾政党政治之发展经验

国民党的转变: 台湾政党政治之发展经验

一, 导论

台湾政治近年来发生急剧变迁。人们都注意到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转变。而台湾民主化的一重要表现是国民党面临并接受了反对党民进党的竞争。很少有学者预测到这一巨变, 因为人们很难想象具有列宁主义背景的国民党会发生转变。本文正是要研究国民党在台湾如何从一个极权的政党转变为竞争型的政党。

对此问题, 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台湾可能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好明证, 因为它证实了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多元化和政治民主。1 自民进党发展壮大以后, 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反对党的出现。也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蒋经国, 中产阶级的兴起, 或国际压力等因素。

上述解释各有利弊。笔者认为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不能说明台湾的政治转型。笔者在承认上述解释的贡献的同时, 试图强调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国民党的主动引导, 适应挑战和妥协, 政治转型将十分困难或充满暴力。国民党的转变经验不仅对理解第三世界的政党政治之发展, 而且对充实政党政治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比较国民党在三个时期的表现: 硬威权统治时期(1950-70), 软威权统治时期(1971-85), 竞争民主时期(1986--)。2 本文着重探讨两个方面: 国民党对反对党的政策, 及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和党内民主化。在探讨国民党的发展之前, 让我们先介绍一些有关政党政治的理论。

二, 相关理论

关于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的理论相当丰富。萨托里(Giovani Sartori)为我们提供了政党政治体系的分类。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则专门对一党制的发展提出理论。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提出一党制下党内民主的假设。萨氏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两大类: 非竞争型与竞争型。非竞争型包括极权的, 威权的和实用主义的一党制。竞争型包括一党独大制, 两党制和多党制。他认为由非竞争型过渡到竞争型政党制度是十分困难的。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 也难于和平地转变为竞争型政党制度。3

亨廷顿认为, 革命的一党制会随着政权的稳固而转变为成熟的一党制。成熟的一党制有以下特点: 1/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降低;2/ 政治领导趋向官僚化和制度化;3/ 知识分子批评政治, 而不参与政治。他也认为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4

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人认为党内民主会带来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但是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较少。有学者认为党内民主可以减轻一党制的负面影响。5 麦克弗森认为, 列宁主义式的党国体制本身是非民主的, 但是一党制在三条件下可成为民主制: 1/ 充分的党内民主;2/ 任何人都可作党员;3/ 党内参与的要求不至于过高。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即使是一党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之为民主制。6 上述政党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而以下各节将显示,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经验也将丰富政党政治理论。三, 硬威权统治时期(1950-70)

国民党的组织体制与其成立时的渊源有紧密联系。在1920年代国民党建党之初, 苏联顾问在党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国民党在组织体系上成为一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这一体系是一等级制, 其基础是地方组织, 然后有区, 县, 省组织, 最后是全国总部。地方党代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但实权则在中央委员会的常委会。常委会以党的总裁或主席为首。蒋介石自1938年始任国民党的总裁直至其于1975年逝世时为止。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自身组织的涣散。所以国民党到台湾伊始便进行了改造。1949年5月, 蒋任命10名亲信组成临时小组, 研究党的改造措施。蒋所规定的改造原则为: 国民党为一革命民主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

3.国民党对全社会实行政治领导。

4.党员须信仰三民主义, 服从党的纪律, 执行党的政策。

5.党员应包括农民, 工人, 青年和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7

改造后的国民党有三万个基层组织。党组织深入到台湾的村落, 政府单位, 学校, 企业和军队。农会, 工会, 商会和反共青年团都由国民党控制。在军队中还实行了政委制。1952年10月10日, 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党的改造, 并选出蒋介石推荐的中常委。中常委中无一人是台湾本省人。蒋本人身兼总裁, 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经过改造, 国民党享有了对台湾社会的全面控制。国民党公开实行一党政策。1949年生效的临时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反对党的生存权。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成为国民党的傀儡。新的政党不得成立。1950年代末, 一些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内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出版了 自由中国评论, 鼓吹台湾的民主宪政。1960年, 其核心成员雷震企图成立中国民主党, 遭到国民党的镇压。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8 其后, 岛上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运动销声匿迹达10多年。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大陆时期的派别有的未跟随蒋去台湾, 有的被蒋介石在党的改造过程中统统消灭, 如CC系。蒋介石除了排除异己之外, 还刻意提拔其子蒋经国出任各种要职, 以加强控制国民党, 青年团和军队。国民党的高压政治使这一时期的台湾显得格外沉静。

尽管这是一个政治极权的时期, 但是国民党具有的其他一些特征决定了它日后的发展。首先, 国民党拥护私有制。其次, 国民党至少口头上不拥护阶级专政。再次, 此时的国民党实行了地方自治。最后, 权力集中及正确的政策带来高速经济增长, 为以后的民主化奠定社会经济基础。

四, 软威权统治时期(1971-85)

1960和1970年代, 台湾经济快速增长。台湾中产阶级随着经济发展而兴起。地方选举造就一批台湾本省人的政治家。面对参与的压力, 国民党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兼用镇压与政治收买和自由化的手法。

反对国民党的声音首先出现于1971年的保钓运动。这一最初反对美日勾结出卖我国领土的运动发展为批评国民党对外软弱对内专制的运动。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 美丽岛杂志成为反对派的中心。反对派成立了党外选举后援团。1979年12月10日, 美丽岛杂志在高雄组织示威游行, 引起骚乱。国民党逮捕美丽岛杂志的主要领导人, 并处以较重的刑罚。但是, 另外一方面, 国民党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政策, 扩大民主选举。9

在1980年的选举中, 国民党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 国民党将尊重反对派, 而反对派答应不公开宣扬敏感问题(台独)。10 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 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党外运动为反对派的组织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 国民党与党外又有默契。但是国民党仍不允许反对党的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 国民党内发生重要变化。派别活动仍不允许。蒋经国的用人标准之一是所用之人缺乏派别背景。李登辉被蒋经国提拔为副总统就是因为李在台藉精英中是唯一没有派别色彩的。国民党内的重要变化在于该党的本土化。蒋经国对于国民党的本土化起了重要作用。就国民党中央常会的名单来看, 10届4中全会产生的中常委中, 台籍的中常委有谢东闵, 徐庆钟和林挺生三人, 11届1 中全会增加蔡鸿文一人, 11届4中全会增加林洋港, 邱创焕, 林金生, 李登辉, 洪寿南等人, 成为9人, 占27位中常委的三分之一。11 越来越多的本土人和年轻人被提升到领导岗位。自1970年始, 越来越多的台籍党员主持地方党部, 到1977年, 县市党部主任委员中近一半为台籍人士。蒋经国的亲信李焕在主管国民党组织部期间提拔了大批年轻, 有学识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才。这批人中因有许多海外归国的学人, 因此被称为洋务派。此派可以陈履安, 关中, 郑心雄为代表。1987年, 李被任命为国民党秘书长, 预示着国民党内开明势力的壮大。12

五, 竞争民主时期(1985年以后)

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自由化终于带来了1986年的民主突破。与其传统的镇压与收买的手法相反, 国民党开始主导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1986年3月, 蒋经国在国民党12届3中全会上宣布, 台湾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 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为了使党外合法化,蒋总统亦指导国民党与党外领导人展开对话。

为了抢在国民党的前面, 135位党外领导人于1986年9月28 日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 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但此时蒋经国宣布, 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 就可以成立。民进党遂于11月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党章。13

1986年12月, 民主进步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国民党分别赢得59和68席。1986年的选举显示, 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开始在台湾成形。

1989年底的大选是解除戒严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取得合法的政党地位。许多海外的台独分子返回台湾试图参加竞选。民进党公开举出台独的旗帜作为竞选口号。民进党的竞选策略是使选民相信要使台湾民主化, 就要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强调要建立建基于民主自由之上的政治秩序,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 保障公民的权利。此外, 民进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试图以“地方包围中央”的策略赢得选战的胜利。国民党的选举策略则着重于宣传国民党对台湾经济奇迹的贡献。选举结果, 在立法院方面, 国民党得72席, 民进党得21席, 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在省议会方面, 国民党得54席, 民进党得16席, 其他7席;在县市长选举方面, 国民党赢得14个, 民进党赢得6个, 其他1个。国民党虽然仍赢得多数, 但却是40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进党则获得明显进步。尤其是在立法院方面, 民进党比1986 年多得9席, 达21席。这对民进党来说是一重大突破, 因为在立法院提出议案需要20席的基数。国民党承认选举结果, 并试图总结经验教训。此次选举显示, 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得到确立。

1992年底的选举继承了台湾近年来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它再次显示台湾竞争型政党制度趋于成熟。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受到民进党进一步的严重威胁。民进党的选举策略趋于务实。台湾民主制度已成为明显的事实。

与此同时, 国民党内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经国于1988年逝世后, 强人政治结束。党内民主呼声高涨, 派别斗争表面化。起初, 派别斗争表现为新老代际与保守与革新派之争。党内老人疑惧民主改革, 害怕国民党失去其统治地位。其代言人是蒋介石的遗孀宋美玲。保守派试图剥夺李登辉的政治继承权。改革派则积极推动民主改革, 并以此主张争取在党内的更大权力。在国民党13全上, 以李登辉为首的新生代与革新派获得明显成果。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保守派的得票率低落。许多革新派人士进入中委会。中委会平均年龄为58到60岁。其中44%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14 大会的另一特点是党内民主得到加强。首先, 在出席大会的代表的选择上, 国民党做了民主的努力。中央试图尽量反映地方党组的愿望。国民党组工会要求代表的选择过程要比以往更民主和更具有代表性, 并要求大多数代表要由选举产生。组工会还鼓励党员主动竞选。其次, 传统上, 国民党主席独自提名中委会候选人;而在此次大会上党主席提名180人, 普通党员也可提名180人。参加会议者享有较大的发言权。

赢得对保守派的胜利后, 革新派分化为松散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以李登辉和宋楚瑜为首。非主流派包括各种不满李登辉的人物, 主要成员有蒋纬国, 郝柏村, 李焕, 林洋港等。主流派将主要任务定位于稳固自己的权力;非主流派则坚持党内民主的口号, 企图以此分享主流派的权力。两派在1990年2 月的临时中央全会上围绕着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方式而发生激烈冲突。主流派主张举手表决。非主流派坚持票选。非主流派指责秘书长宋楚瑜操纵选举。最后虽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以99对77票通过候选人名单, 非主流派显示出强大实力。15

国民党的分化还表现在各种基金会的成立上。国民党内有实力的政治家纷纷成立基金会, 以支持自己的政治事业。主要的基金会有与李登辉关系紧密的国策中心;以前任省议会议长高育仁为首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及魏镛创立的前瞻基金会。而各种基金会中最具有派别色彩和政治功能的则为1990年11月10日成立的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网罗了一批具有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政治家,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基金会主席为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和组工会主任关中。他因承担国民党在1989年选举中受挫的责任而被主流派排挤出政治中心。在基金会1381位发起人中, 有53人是议员,270人拥有博士学位, 261人拥有硕士学位。此外, 该基金会还与工商界有广泛联系。16

为了整合党内, 李登辉不得不对非主流派做出一定的让步。因此, 郝柏村被任命为行政院长。然而, 两派的较力并没有结束。府院之争萌生。1993年初, 国民党内又因大选后内阁是否进行总辞而发生政争。虽然李登辉提名的新阁揆连战获得党内接受, 李本人却受到泛非主流的挑战。立法院内的新国民党连线决组政团, 角逐国民党主席的职位。国民党内的分化使民进党的势力愈行见大。六, 国民党的作用

国民党经过三个时期的发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不再是一个能严密控制社会和本党党员的极权政党, 而成为一个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的竞争型民主政党。如何解释国民党的转变呢? 社经因素和内外压力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 国民党本身对于党的转变和政治民主化作出了努力。事实上, 国民党的许多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经常抢在反对党的前面, 而使之无用武之地。国民党13全以后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 台湾多数民众并不是嫌民主化进程过慢, 而是嫌过快。当然, 之所以近期发生转变过快的情形是因为国民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未能做因时适宜的政治转变。

国民党官方认为, 台湾的民主化是国民党一贯坚持宪政民主建设的结果。虽然事实不尽如此,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确实便利了台湾的民主化。民主价值已为国民党所接受。例如, 蒋经国在1984年就承认台湾应当多元化, 民应当享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蒋逝世后, 台湾虽然呈现乱象, 国民党却未重新实行戒严。内已形成共识, 认为暴力示威和社会紧张只不过是民主诞生时的阵痛。国民党已把自己识为一普通的政党, 并乐于与其他党竞争。

作为国民党的主席, 蒋经国先生对于国民党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蒋经国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台湾基层去视察。他青年时代在苏联共产制度下所受的痛苦经历对他的思想也有影响。这些因素使他的头脑比较开放。因此, 当台湾经济已经发达, 党内外民主呼声开始高涨之时, 他便能顺应时事, 主导民主化改革。他认为国民党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个人威望和权力使之能够阻止保守派对民主化的阻挠。他提拔的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和务实的革新派对于国民党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马英九便受到蒋经国的重用。李登辉也是由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持续不断也与李登辉主席的坚定的民主信念分不开, 尽管他的政治手法经常被党内的反对派批评为不民主。

就民主程序而言, 国民党逐渐实行了制度化。国民党就公职候选人, 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些领导职位的选拔和任命作出一系列的规定。提名已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了, 而是要基于初选的结果。17 在这方面, 党内民主派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的决策已越来越依赖议会党团的支持。新国民党连线的存在是对党主席的有效制约。

除了国民党党内民主的程序化之外, 台湾整体民主政治制度亦逐步实现了程序

化。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建全上。自50年代初便开始实行的地方自治使一大批台湾本地人进入政治舞台。反对派的势力也循着选举的途径被纳入合法的政治轨道。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因积累了几十年的选举经验而能顺利地进行相互竞争。

当然, 国民党乐于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继续其统治。有长期统治经验的国民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人员和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国民党也因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享有很高的声望。相反, 民进党当时没有执政的希望, 因为它内部的派别斗争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乐于向世界昭示它是一个民主政党, 而又不会丧失其执政地位。这也正是国民党敢于开放政党政治的原因。

七, 理论反思

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经验突显出有关政党政治理论的缺陷。萨托利的分类便利了我们对国民党从非竞争型向竞争型政党过渡的认识。按照他的分类,台湾现在的政党体制当为一党独大制。这种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已是一种竞争型的民主政党政治体制。只是执政党仍拥有反对党所尚未具有的巨大实力。但是反对党享有合法的政治权利和地位, 及通过选举击败执政党并取而代之的可能。但是, 与萨托利的论断相反, 台湾政党体制在由非竞争型向竞争型的转变过程中并没有经历政治崩溃;除了表面的乱象以外, 整体的转变过程是和平的;并且, 这一转变是由执政党国民党主导的。这说明一党制在一定情况下是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笔者并进而认为, 在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转型与转型的和平和成功之间, 存在着很强的关联。也就是说, 如果执政党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话, 整体的政治转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和平和成功的。台湾的这一经验为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树立了榜样, 为那里的政党政治的和平转变带来新的希望。

台湾经验也与亨廷顿关于一党制的分析略有出入。在台湾, 虽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降了, 但我们也注意到实用和民主的意识形态获得民众和精英的普遍接受。其次, 在成熟的一党制下统治者并不一定象亨氏所说的那样顽固。台湾的统治阶层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得开明起来并容忍反对派的存在。执政党的开明与否端赖其内部的组成份子是否受过西方的教育和是否接受民主思潮。再次, 台湾的知识分子不是只论政不参政。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党, 并尽力在党内改革国民党。另有一些人加入了反对派, 为民主作出直接贡献。

台湾经验证实了麦克弗森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的论述。没有党内改革派的兴起和国民党的民主化, 台湾的政治转型会难于实现, 或者转型过程不会如此顺利。其中的道理在于, 一个威权主义的执政党很容易将党内的专断搬到国家上去。党内民主做得好, 基层党员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人才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从而可以提高党的竞争力。在这方面, 国民党有所改进, 但不可以说党内民主已得到充分实现。另外, 我们也可以从台湾的政治发展中看到, 党内民主化是整体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并不一定要通过党内民主才能实现。党内民主与总体的政治民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 国民党内的改革派促进了台湾的民主化;另一方面, 台湾的民主化也反过来进一步促成国民党的党内民主和新派别的产生。民主化使选举机关和当选的政治家的地位上升。当选的党员在党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对派别的排斥是建基于其作为执政党所占有的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的。而一旦这一统治地位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动摇, 党内的凝聚力就下降, 派别活动就会发生。因此有学者预测, 台湾将实现日本式的民主, 即在一民主体制下, 执政党内的不同派别轮流坐桩。18 在台湾, 国民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台湾的整体民主化。

八, 结语

总之, 国民党在台湾已把自己从一个威权主义的党转变为一个竞争型的民主政党。其勇于自我转变的意愿是台湾民主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笔者并不是说台湾的民主是国民党赐予的。其他因素也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台湾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进而,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直线性的, 而是也有曲折。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转变之中。国民党的党内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台湾已迈上了民主的不归路。台湾经验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希望。尽管台湾现在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之列, 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 但其由贫穷发展为富裕, 由独裁发展为民主之经验, 则多少可为第三世界所学习。台湾经验显示, 民主化不一定导致执政党丧失政权。相反, 主动引导民主化进程则可能为执政党赢得威望, 尽管这种引导是一种相当复杂艰巨的政治工程。我们希望第三世界的执政党在条件允许的时机主动致力于民主化, 以便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平稳地过渡到民主制度。注 释 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1985, p.233.参见 Edwin A.Winc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 CHINA QUARTERLY 99, September 1984.笔者借用了他的硬, 软权威主义的概念。但是, 关于三个时期的划分则为笔者所为。Giova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83.Samuel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Basic Books, Inc., 1970.5 Frank Belloni and Dennis Beller, ed.,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Inc., 1978, p.9.C.B.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1.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O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7.Simon Long, TIAWAN: CHINA'S LAST FRONTI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1, p.65.李筱峰, 台湾民主运动40年, 台北: 自立晚报出版社, 1987。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e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XLI, No.4, July 1989, p.472.沈卫思, “迁台以来的党内派系分合”, 见杨旭声, 透视党内派系, 风云论坛出版, 1985, 页82。Cal Clark, TAIWAN'S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NDING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132.Clark, 同上, p.133.Yu-shan Wu, “Marke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Taiwan Experience,” ASIAN SURVEY, Vol.XXIX, No.4, April 1989.林思, “台北元宵夜的最大灯谜”, 九十年代, 1990年3月, 页48。刘方, “李登辉面临的三个难题”, 镜报月刊, 1990年12月, 页68。参见 Cheng, 同上, 页496-497。Peter R.Moody, Jr.POLITICAL CHANGE ON TAIWAN: A STUDY OF RULING PARTY ADAPTABILITY.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21.

第二篇：学习台湾农业发展经验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学习台湾农业发展经验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发布时间：2011-8-

21信息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

作者：常德市赴台湾经贸考察团

2009年12月26日—2010年1月2日，按照市委对台办的安排，受台湾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的邀请，以常德市政协副主席彭明建为团长的常德市经贸考察团一行13人，赴台就台湾的精致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农产品营销、农民组织、农业支持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考察，学习借鉴台湾现代农业建设经验，为推进我市农业转型升级进行思考，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台湾农业的主要特点

台湾地区地狭人稠，境内三分之二为山地丘陵，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有耕地1290万亩，农户78万户，农业人口400多万，占总人口的19%。台湾农业总产值为4000亿元新台币，占经济生产总值的3.3%。台湾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精致农业发展较快，主要呈现六方面特点：

（一）基础设施十分完善。台湾农田经过70、80、90年代三次大规模整治，基础设施齐全，我们沿途所见，田间三面见光，排灌沟渠配套，水泥铺设的硬化机耕路四通八达，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台湾的农田沟、渠、路等基础设施以及田间地头的道路硬化等,全部由各级财政投入，田内部分由土地所有人承担。农业生产基本形成了“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生产格局，如台南的兰花、嘉义的香草、池上的大米等。

（二）科技水平处于领先。台湾建有世界重要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亚蔬-世界蔬菜中心。农业科技发达，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0%以上。新技术研发、品种改良、农业设施、农业机械等方面在国际上都处于较领先地位。科技让台湾成为国际蝴蝶兰种苗输出基地，享有“蝴蝶兰王国”美名。

（三）质量安全监管严格。台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十分严格，建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齐全的农产品安全标准。管理部门职责明确，检测 体系健全，由农业委员会、卫生署、标准检验局三个部门承担农产品进入市场前的检验、市场销售农产品的检验、进口农产品的检验。严格实行农产品追溯和市场准入制度。

（四）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迅速。台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已有20多年历史，已成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主要有乡村花园、乡村民宿、观光农园、休闲农场、休闲牧场、教育农园等几种类型。我们参观的台中县台一农场，就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气候特点，发展花卉和苗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五）农民组织功能齐全。农会是台湾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全的农民组织，服务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领域。根据农会法，农会分为乡镇农会、县（市）农会、省农会三级，分别接受同级相应农政部门的指导。农会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能为农民提供金融、科技、营销等方面的服务。金融服务是农会最大的盈利项目，近10年来占农会总盈余的98%以上。

（六）政策保障力度较大。台湾农业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对基础设施投入、农田休耕、农业推广经费来源、农业保险等都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农业生产补助力度较大，政府对农业机械、各级农会兴办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设施设备给予50%以上补助，高的可达80%,并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率为5%。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以高于成本20%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稻谷，为了解决稻米生产过剩问题，农民如果将稻田改种玉米、高梁、大豆等其它作物，可得到每公顷1000公斤的稻米补贴，休耕田则可得到1500公斤的稻米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农民每户发放每月6000元福利津贴，每年约73万户农渔民受益。

二、台湾农业的几点启示

台湾农业成功经验对我市农业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台湾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延伸，农村城镇化率达80%以上，农村与城市已基本融为一体。要借鉴台湾对农田基础设施整治的成功经验，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运作机制，整合各级财力，分期、分片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集中整治，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二）健全育繁推优的农业技术体系。台湾农业科学研究、农技推广、农民培训体系健全有效，职责分明。建立了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包括经费充分保障的“农委会”下属的农业改良场（所）推广体系（“农委会”每年都拨付专项推广预算）和农会自上而下农事推广体系（《农会法》规定农会收入的60%以上必须用在农业技术推广）外，还有大学的农业推广体系。要借鉴台湾科研与推广相结合的模式，加强良种育繁推优的农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大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的选育，鼓励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扩大优质良种覆盖。

（三）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借鉴台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农产品安全标准。加快农产品检测中心建设，加强重点县（市）产地检测站建设，严把农产品质量准出准入关，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依法严格处理生产销售农残超标农产品行为。同时，制订激励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质量体系认证。

（四）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能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动。近年来，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很快，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000多家，但仍然存在规模小、带动能力弱、服务功能有待完善等问题。因此，可借鉴台湾农民组织的运作经验，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提升质量；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建设现代农业和新农村中的作用，提升其服务功能，除参与技术服务、产品营销外，也可以参与村镇银行建设、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各级政府财政扶农的主要载体，确立其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五）拓展农业休闲观光功能。我市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可借鉴台湾“农委会”专门颁布休闲农业的管理办法，鼓励农民举办各种类型的休闲观光农业，从技术、经费、宣传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做法。同时，台湾畜牧业在休闲观光农业中的作用值得借鉴。这次考察的台东县“东游季”农场，是一个以休闲观光为主的牧场，其中包含了大量畜牧业内容，这个观光农场占地726公顷，分农业区（水果、花草等）、牧业区（观赏动物区和家畜饲养区），还有食宿区、游乐园等。在牧业区内，经营着一个360头的奶牛场，其中犊牛和培育牛饲养区对游人开放，允许人们观看牛群、饲喂饲料，而成乳牛区则不允许参观和接触人群，所产的牛奶直接供人们在场内消费。我市观光农业中畜牧业内容较少，可以因地制宜发展。

（六）注重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据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韩选棠教授介绍，过去台湾新家园建设也以道路硬化为主，近几年借鉴欧洲等地农村建设，注重保持水土流失，推行绿房子建设，农村道路已进行重新设计改造，变灰化为绿化，硬化为软化。在新农村建设标准中修改有关道路硬化标准，提倡房前屋后和农田道路砂石化、道路两旁绿化和农田生态，池塘、溪流尽可能用石砌。注重发展循环农业，对畜牧场排泄物经过沼气工程化处理后，再辅之以农艺净化措施，在畜牧场附近种植相应牧草、花果等进行循环有机处理。

三、推进我市农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学习借鉴台湾农业，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强政策引导。农业现代化过程具有高度的政策导向性, 因为农业现代化的实质是以理性方式调节各产业之间资源再分配的复杂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建议由政府制定出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建立一个既能快速准确地收集外界市场的需求信息、又能把我市农产品的产供销信息及时的对外传播的市场需求预警网络, 及时提供农产品动态并随时获取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供求状况, 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测和实时反馈, 实现农业生产的合理分工和科学管理, 从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同时在生态条件优越、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明显、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筹建 “农民创业园”，享受各级经济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如用地政策、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优先融资政策、智力引进政策、扩大行业准入政策等。

(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系,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建议在特色明显、具有一定产业规模的乡镇, 设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行业中介服务中心, 帮助农民搞好农产品生产、储运、销售等工作。待发展到一定阶段, 形成行业规模后, 再将之逐步过度为股份制企业或行业公会, 进行市场化运作;同时, 积极向农民宣传政府的优惠政策, 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 积极引导农村专业户、农技能人和农户等运用市场机制建立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行业服务中心等, 有效地组织生产资料的共同采购、农产品的统筹加工、储运和销售等, 进行统一的协调生产经营, 防止恶性竞争,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三)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加快推进我市农产品加工“3531”工程，集中突破核心企业、龙头项目和加工园区建设，引导龙头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律运作, 加大农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 提高农业技术、工艺和装备水平, 鼓励企业通过ISO9000 标准认证,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 全面提升产品档次和企业的管理水平。

(四)加强农业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加强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农业推广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 包括设立农民转产创业基金和信贷, 加强对农民转业的第二职业培训, 协助农民转产转业, 尽可能减少农民的损失。加强农业科技支撑, 推动农业升级转型。深化农业科研机构改革, 强化农业科研成果转化, 创新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运作体系。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农业科技资金投入, 培育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通过补贴方式引导农民接受新技术、新产品、新营销方式, 对组织共同运销、分级包装、合作组织等方面给予补贴。

(五)加快农业市场体系建设。发挥市场自身调节功能和政府引导相结合。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延伸, 从事农产品物流、储备和零售。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规范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行为,保护农民的利益。确定优势产业, 提高产业竞争力。积极发展高科技农业、高价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产品生产, 扩大我市农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完善农业保护政策, 从财政、信贷和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组织, 增强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农民的市场竞争力。

(六)发展“多功能”农业。有计划地发展具有“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农业。应注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 从一般的种植向观光农业、生态农业转化, 从大众化农业投资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转化, 从简单的农产品加工向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转化。

第三篇：国民党是怎么看待败退台湾的（推荐）

国民党是怎么看待败退台湾的

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

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

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

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

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

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

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

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

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第四篇：台湾历届领导人和国民党领导人

台湾政治常识

国民党领导人：

1905年同盟会成立，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迄今为止，共有9人担任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和领导人。

第1任：孙中山（国民党总理）

第2任：蒋介石

第3任：张静江

第4任：胡汉民

第5任：蒋介石（国民党总裁）

第6任：蒋经国

第7任：李登辉

第8任：连战

第9任：马英九

第10任：吴伯雄

第11任：马英九

台湾领导人：

第1-5任领导人—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字中正。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1949年解放战争败退台湾后，历任第1-5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继5任领导人—严家淦

1975年4月，继蒋介石之后出任领导人，旋即领衔推举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暨中常会主席，拱手将最高权力转移至蒋经国手中，时称“蒋严体制”时期。在严家淦担任领导人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第一领导人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都与蒋经国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领导人”的角色。

第6、7任领导人—蒋经国

1972年，出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院长”，1975年，继蒋介石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经由台湾地区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为台湾地区第六任领导人，1984年连续当选为台湾地区第七任领导人。1988年因糖尿病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其职务在台湾“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由“副领导人”李登辉依台湾地区“宪法”宣誓继任。

第8、9任领导人—李登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国民党“十三大”上正式当选党主席。1990年5月任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嗣兼任台湾地区“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第10、11任领导人—陈水扁

1951年生于台湾省台南县官田乡，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主要经历：1976-1989年，任华夏海商法事务所负责律师，1981-1985年任台北市议会议员，1987-1989年及1991-1996年民进党中执委，1987-1989年及1996年至今民进党中常委，1989-1994年“立法委员”，1993年 “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召集委员，1994--1998年台北市“市长”，2000年5月20日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2004年竞选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第12任（现任）领导人—马英九

1950年7月13日出生于香港，祖籍湖南省衡山县。1952年随家人移居台湾。196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72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美国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2年，马英九任蒋经国英语翻译。在1984年后的十五年中，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至1988年）及多种行政职务。1998年12月当选台北市市长，2002年12月连任（至2006年12月卸任）。2008年3月22日，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

第五篇：《国民党高官败走台湾》读书有感

《国民党高官败走台湾》读书有感

从历史上看，有一个重复出现的现象：当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后期，皇家权威开始逐步被地方诸侯超越，诸侯开始僭越皇权，最终开启诸侯争霸模式，如其中一方诸侯中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则虽不免征战但短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个新的封建王朝重新建立，如秦帝国之后的汉室江山、隋王朝之后的李唐王朝、宋元明清的过渡；如果各诸侯实力相当，则互相讨伐、互不相让，形成数百年的乱世，如周王朝之后的春秋战国、汉帝国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帝国之后的五代十国等。

这种历史的轮回都源于国人骨子里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争霸思想，都道是乱世出英雄，那得看看自己是不是枭雄的料，事实上乱世中普通人九死一生，“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才是真实写照。

主流史书又都是由胜利者编写的，胜利者从有利于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对真实史料不乏有删减修改，所以看到的史书不完全是事实。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各种非主流言论还多一些，看到的非主流的资料也就多一些，客观性肯定比以前史书强一些。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时期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皇帝退位后，诸侯争霸，北洋系、东北奉系、中原皖系、西北冯系/马系、桂系、粤系、国民革命系、共产党，各种派系轮番争夺庙堂之上至高无上的权利，又加上外强在华利益、日本大举入侵的国际背景，中华大地诸侯纷争四起、普通百姓流离失所、饿殍满地，是典型的大一统王朝覆灭之后的乱世之秋。

国民党是这个时期众多派系中、实力较为出众的一股势力，发迹于乱世，凭借自己的三民主义理想吸引了众多热血青年，又凭借江浙财团和国外列强的支持建立了中央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华大地，做了中华民族一段时间的大家长，在抗日战争中居功至伟，但是在内战中兵败如山，败走台湾，偏安一隅，最终在诸侯争霸模式中败下阵来。个中缘由不是仅仅一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能概括得了的。

放到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再来看这本《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这部书分为一、二、三部，主要讲述国民党内诸多大佬的大概生平，每本书400页左右，8~10个左右人物，算下来平均每人40~50页左右的篇幅，对于这些每人都能单列出来写一部鸿篇巨著的风云人物来说只能是捡重点、提纲式的讲述。

第一部主要讲述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白崇禧、何应钦、陈诚、顾维钧、阎锡山；

第二部主要讲述陈果夫、顾祝同、胡宗南、张群、刘峙、薛岳、汤恩伯、钱大钧、孙立人、吴国桢；

第三部主要讲述于右任、朱家骅、马鸿逵、吴铁城、王云

五、周志柔、余汉谋、王世杰、张厉生、王叔铭。

看看上述这些人物，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国级、副国级、军委四总部、至少也是省部级里边的佼佼者，大多是普通人起步，生逢乱世，凭借个人能力+机遇+贵人相助，成就和平年代普通人一辈子无法企及的高度，成为左右中华全局的关键性人物，文治武功，为政一方，声色犬马、贪腐成性。

还有一些人物被人熟知但是书中没有提及，如汪精卫、李宗仁、张治中、陈炯明、李汉民等，或许作者在编纂第四部，或许另有成稿，不得而知。

作者杨帆，查不到太多的介绍，只有书中简单的介绍“山东济南人、长期关注中国历史和现代政治、军事史，对此有独到的研究，《杜月笙大传》《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三大战役》等”.对他感兴趣是看到每本书后有将近百余本的参考用书，作者好像看起来博览群书、很牛B的样子。

后续准备用几个单独篇幅来对书中各位人物总结提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