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湾发展的论文

第一篇：有关台湾发展的论文

论文题目：《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

专业班级：商务日语二班学号： 30号姓名：任课教师：

摘要：台湾问题是我国一项基本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统一，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台湾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多方面的因素。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关键词：一国两制国际干涉台独参政党

（空一行）

正文：

1，台湾问题的由来：台湾古称夷洲、流求，中国古代就在台湾设置行政机构管辖。自元朝开始到17世纪这段时期，台湾一直是中国的属地。17世纪后外强的干涉导致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二战结束后，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后来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退至台湾，导致台湾问题加剧。而一些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在其间插手密切相关，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

2，台湾社会的发展现状分析：自1949年以来台湾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历程，台湾所走过的“经济自由、中产阶层崛起、政治民主化”道路对于今日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有着高度的参照性。而现在台湾弊案的根源，不仅仅是政治领导人对民主诉求的工具化扭曲，更与台湾民众民主素养的缺失有关。台湾岛内使用的教科书内容与事实不符，会误导岛内对大陆的认识，台独观念等思想不利于和平统一的发展。

3，台湾问题未来发展走势预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建立强大国家政权的历史任务开始变为现实。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第三次崛起的势头开始显现。这是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正因为如此，台湾问题的最终走向必然是统一。但是从三方面来看，可以看出目前台湾问题还存在阻碍。从台湾方面来看，尽管蓝绿阵营有此消彼长的变化，但马英九当局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将继续坚持其“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从美国方面来说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出现一些新东西，但在台湾问题上将延续美国最近几届政府的基本政策，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另一方面则采取曲折的方式将台湾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在从尽管两岸关系来说，虽然有所缓和，中央政府和台湾地方当局甚至有可能构建某些具体的政治框架，但各方的政治底线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存在着各方面的因素阻碍着台湾的发展与回归，但是台湾的回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众望所归。

（空一行）

总结：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随着中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中国人民更是迫切地期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能允许台湾问题再无限期地拖下去了。我们坚信，在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作者，刊物或书籍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

[1]，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2000年)

[2]，《告台湾同胞书》

[3],杨亲华;《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祖国”——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历史之考察》[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01期

[4]，潘利红 《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的特点》;江汉论坛;2002年12期

[5]刘遗伦《中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 [J];;党史文苑;2005年06期;

第二篇：[论文]论台湾旅游业的若干作用和发展特点

近四十年来,台湾旅游业发展迅速,它既从普遍性的角度影响了台湾社会，又从特殊性的角度接受台湾社会施加的影响，两者相互交织。本文拟就台湾旅游业的发展特点及其对台湾社会的若干政治、经济作用作一探讨。一近四十年来，旅游业在台湾的国际收支、国民所得、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税收等方面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中一些问题已有论文涉及。这里仅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国际旅游业对台湾国际收支的影响从发展的过程看，国际旅游业对台湾国际收支的影响可分为三个有所不同的阶段。第一，平衡国际收支结构阶段（1956年至1983年前后）。1949年后，台湾经济重建面临的一个极大问题就是外汇，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诸如发展进口替代工作、保护关税等措施，以限制进口，防止外汇流失。从1951年起，台湾开始接受美国的“军援”和“经援”，据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公布的数字，1951一1965年间，台湾接受“经援”和“军援”金额累计达14．8亿美元,“美援”成为刺激台湾经济复苏、平衡国际收支结构的主要力量。由于台湾国际旅游业还处于起始阶段，创汇能力有限，1956—1964年间，台国际旅游接待业创汇累计达2．925万美元。但是，到六十年代中期后，随着“美援”的终止和国际旅游接待业创汇能力的增强，国际旅游接待业逐步发挥了平衡国际收支结构的积极作用。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台国际旅游接待业弥补外汇逆差的积极作用是相当明显的。1965--1969年间，国际旅游接待业创汇对外贸逆差的弥补率分别为17．2％、35．3％、25．3％、46.7％和34．3％。自七十年代起，台湾外贸开始出现顺差，但我们发现，1970一1982年间，旅游业外汇收入累计达67．4亿美元，而同期台湾国际收支累计余额为72.8亿美元，经常帐收支累计为49.7亿美元，商品与劳务收支累计为47.8亿美元。这表明如果扣除旅游业的创汇收入，该期间台湾国际总收支只有5．4亿美元的盈余，而经常帐项目和商品与劳务项目就要出现17.7亿和19．6亿美元的逆差。第二，调整国际收支结构时期（1983年前后到1992年前后）。从1983年起，台湾对外贸易顺差急速膨胀，1982年的外贸顺差不过是15亿美元，1983年则增加到34亿美元。据统计，1983—1989年间，外贸顺差累计达752．7亿美元。但伴随着庞大的外贸顺差而来的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以及由此衍生的针对台湾的政治压力，八十年代起，美国频频对美台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作出强烈反应，直至威胁要援用贸易法第301条款进行报复。为了维护美台关系,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诸如多次派采购团赴美采购、促使台市对美元大幅升值、开放岛内市场、放宽农产品和消费品的进口限制、降低关税、解除外汇管制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大都是是牺牲了台湾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有形贸易顺差无法大幅度削减的情况下，通过开放国民出岛旅游，以无形贸易的方式把大量的外汇以旅游支出的形式重新流入国际市场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缓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而且也可以缓和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衍生的政治压力。据统计，1984--1990年间，台湾国际旅游业创汇累计达117亿美元，而同期出岛旅游支出则大大超过200亿美元。总之，旅游业通过调整国际收支结构表现出来的政治影响已相当明显。[!--empirenews.page--]第三，冲击国际收支结构阶段（1992年前后至今）。进入九十年代，台湾经济的发展大都没有取得预定的目标，而出岛旅游支出却持续扩大。到1992年，旅游外汇支出已达72．8亿美元，而旅游外汇收入只有23．6亿美元，旅游外汇收支呈现49．2亿美元的巨大逆差,成为该台湾国际收支自七十年代以来首次转呈逆差（6亿美元）的主要原因。而据台湾“中央银行”估计，1993年前9个月旅游外汇支出为58.5亿美元，已超过同期外贸顺差的57亿美元，而同期旅游外汇收入只有17．3亿美元，已经严重地冲击着台湾国际收支结构,并且直接影响到台湾经济的总体竞争力。据1993年世界经济竞争力调查表明，台湾的服务业贸易收支状况排在倒数第2位（第40位）[2]，主要原因就是旅游业外汇收支逆差不断增大。1993年9月3日，“行政院长”连战指示“财政部”研究采取租税手段，会同相关部门研究以提高签证费和征收观光税等手法阻止旅游外汇支出的持续增大[3],就表明了当局的极度关切。

（二）旅游业对台湾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旅游业在改善台湾经济产业的空间结构方面有积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逐渐形成西部和北部特别是北部高度工业化，而南部和东部特别是东部较为落后的产业发展局。战后，当局一直寻找开发东部地区的有效方案，旅游业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1984年3月,前“经济部长”赵耀东在回答“立委”质询时指出，未来东部的发展方向应该以游事业为考量[4],这是较早地确认旅游业在改善产业空间结构方面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八十年代末，台湾当局正式提出产业东移政策，发展休闲旅游业则成为产业东移政策的核心。1994年1月1日,捷地尔公司投资240亿新台市在台东兴建高尔夫球场、度假村、旅游饭店、购物中心，金盾理想度假村产业公司投资120亿新台市在花莲开发水上花园。“行政院经建会”官员认为，“我们要用捷地尔与金盾的大型投资案，让产业东移看到效果”[5]。在南部，早在八十年代初,投资20亿新台币的高雄国宾饭店开业时就备受瞩目，认为高雄国宾饭店的建设将为高雄经济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在离岛地区，“行政院经建会”和台湾“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报告都说明澎湖应以发展旅游特区为主[6],金门战役国家公园的建立也表明旅游业在金门经济发展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其次，旅游业对改善台湾经济产业的部门结构有积极的影响，并且极有特色地表现在初级产业上。六十年代末后，随着工商业社会形态的形成，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自耕农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1969年，当局制定“新农业政策”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农业经济低迷状况。七十年代未，农业问题更为突出，使得台湾当局被迫推动第二次土地改革，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旅游业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扮演独特的角色。1978年，以苗栗县大湖草莓园的偶然开辟为发端，旅游业和农业开始实现产业间的结合。从1980年起，台北市“政府”分别在台北市近郊进行辅导观光农场的建设，观光农场包括观光果园、观光茶园、观光花园等多种形态，两年间，观光农场就达到280多公顷，数年间就遍布全岛。产业观光区（主要是农业观光区）已成为台湾旅游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光农场的开辟既为旅客提供了参与性极强的旅游产品，又在产业结合的基础上缩小了农产品交易的中间环节，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如今，台湾当局在开放农产品市场问题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及岛内利益集团的双重压力。所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实现农业的精致化和服务业化应该是解决农业问题的一条有益思路，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产业间的结合，而且也是一种产业升级。农业专家李登辉指出，“要将农业与观光、服务业相结合，配合消费形态的转变，才是我们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7][!--empirenews.page--]

（三）国际旅游业的政治影响国际旅游业能起到“民众交流”或“民间外交”的作用，它的发展有助于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人民的交流，并在其过程表现其政治属性，如1967年国际旅游年就是要“使旅游成为和平的护照”。由于台湾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特殊性，台湾国际旅游业的政治作用似乎更为突出了。华侨历来被台湾当局视为“革命之母”，当局一直较重视侨务工作，企图加强华侨对台湾当局的向心力。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台当局的这一企图。长期以来，由于台湾国际旅游业海外促销网络过于薄弱，主要客源的华侨名流和华侨社团素为当局所倚重，成为台湾国际旅游业海外促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七、八十年代，日本游客访台大都由当地的华侨华人旅行业者组织。同时，台当局还对华侨到台湾观光旅游采取诸如提供出入境签证便利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华侨游客市场占台湾国际旅游业海外市场份额多在15％以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江河日下，为了和“非邦交”国家增进“实质关系”，台湾当局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商务、文化及观光之类的半官方机构，从事“实质外交”，借以维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目前，不仅和台湾有“邦交”的少数国家对台湾游客实行免签证优惠措施，甚至许多“非邦交”国家也提供免签证或落地签证措施。更有甚者，近年来台湾当局高层领导直接利用私人“度假”，频频从事“度假外交”,以加强和某些国家的“实质关系”。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较快，但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下降以及岛内发生多起政治和社会动荡，使得民众对当局缺乏信心，并产生“信心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旅游业，特别是1979年台当局有条件开放民众出岛旅游和1987年有条件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举措，不能说对当局企盼的信心回流没有裨益。因为当时的台湾经济、民众生活和许多国家和地区相较而言还是比较好的，客观上必然增进对当局的信任。二台湾旅游业的发展是旅游业发展的共性和台湾旅游业发展的个性的统一。从其发展四十年的历程看，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台湾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国际旅游业作为一种“民间外交”，从来就不排除其客观上的政治属性，但台湾的国际旅游业由于其生存发展环境的特殊性，这种政治属性表现得为突出。早在六十年代，蒋介石就说“发展现光事业我们主要的是观光事业有助于经济发展，亦即从其有助于反攻力量之充实着眼，不是苟安，更非为享乐”，这说明旅游业的最终目的是为“反攻大陆“服务的。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台湾当局国际地位的削弱，旅游业则成了“沟通民族情感，促进人类合体之栋梁，实乃粉碎‘共匪’此种孤文之战术之有力武器„„而于我反共复国大业之完成，亦必隆贡献”[8]。1979年,台湾当局有条件开放民众出岛旅游固然有其必然的经济前提条件，但也有其必要的政治前提条件。“政治所寄望出国旅游者，较以往尤为殷切”[9]，“除为增加国人见闻外,加强国际民间交流，促进国民外交亦为重要目的之一”[10]。1987年台湾当局有条件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事实上成了当局大陆政策演变的转折点和新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注意到台湾岛内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呼声早在八十年代初就逐渐强烈起来了，台当局为什么长期加以打压而终于在1987年底宣布有条件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显然和八十年代中期岛内蓬勃发展的民主化运动有明显的内在联系，当时有许多政治团体就以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为政治诉求，而台湾当局基于对大陆的“反统制”也是开放探亲的重要目的。进入九十年代，台湾政要纷纷赴东南亚“度假”，从而开创了“度假外交”这一“高层出访模式”。[11]突出的政治倾向性于是[!--empirenews.page--] 和旅游业的经济产业属性长期地纠缠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台湾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际旅游业的产业主导政策，进而影响到旅游业产业地位的确立。如今台湾旅游业发展落后于许多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突出的政治倾向性就是重要原因之一。2．旅游业实际产业地位和实际产业政策的矛盾。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旅游业在台湾有否必要确立其重要的产业地位。许多人认为，甚至“观光局”的决策人物也认为台湾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旅游业主要是基于配合外交、经贸需要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妥的,台湾经济属于一种对外依存度很强的岛屿型经济，并且由于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其应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及其衍生的政治压力的能力相当弱。因此，大力发展月匠务业应属明智选择．事实上，八十年代起，台湾当局就逐渐认识到服务业将成为经济主要增长源，旅游业当然应该确立其重要的产业地位。就目前而言，旅游业已拥有包括综合、甲种和乙种在内的1，800余家旅游业、90余家国际观光旅馆和一般观光旅馆,各类客房15，000余间以及遍布全岛的颇具规模的观光旅游区;国际旅游业年交易额近100亿美元。这表明旅游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已经在实践中确立其重要的产业地位。但这种重要的产业地位却缺乏适当的产业政策来保障，尤其在产业主导政策上没有因应旅游业的实际生产能力。1981年底，“行政院长”孙运旋在“施政”报告中首次把旅游业列入九项“施政重点”标志着台湾当局正式把旅游业认定为一项产业。但也正如我们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台湾的旅游业特别是国际旅游业很大程度上深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必然地，旅游业的产业主导政策取向被扭曲了，1990年，“观光局长”毛治国指出，鉴于台湾已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是配合外交、经贸，以提高台湾整体形象为目的地。就典型地体现了台湾当局发展旅游业的政策取向。即旅游业作为‘附庸性的，不以创汇为主要目的,带有浓厚事业特征的产业来发展；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以创汇为主要目的，坚持旅游业基本经济属性的产业来发展，从而在政策上保障旅游业的重要产业地位，并支持其生产能力的扩大。3．旅游业管理体制存在不少缺陷。首先,旅游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利用存在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多元化管理体制的存在是台湾旅游业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1971年“观光局”的成立就是因应了“近年来观光事业由于主管机关过多，其成就上不如理想，应如何谋求统一”的迫切需要。但“观光局”的成立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谋求统一”的任务，根据1972年（国家公园法）规定，“国家公园主管机构为内政部”；1982年的《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古物与民族艺术之保存、维护、宣扬、权利转移及保管机构之指定、设立与监督等事项，由教育部主管”；“古迹，民俗及有关文物之保存、维护、宣扬、权利转移及管理机构之监督等事项，由内政部主管”；“自然文化景观之维护、保育、宣扬及管理机构之监督等事项，由经济部主管”。“观光局”所能掌握的就只有若干风景特定区。为了协调各部门在旅游监督管理和开发利用中的一致性，台当局于1982年设立一个临时性的松散型组织即“行政院观光资源开发小组”起协调作用。然而，部门主义和本位主义经常制约着协调的有效性。另外，随着七十年代未台湾“地方自治化”进程沏加速，地方政府往往对“观光局”的整体旅游规划计划持不合作态度，从而在垂直面上又暴露其次，行业管理能力长期以来没有质的提高，仅从职能部门管理来看，“观光局”对旅行社和饭店业的行业管理能力就不能让人满意。如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观光局”没能根据当时旅游业萧条的现实有效控制饭店业的过速膨胀，使得饭店业在旅游业萧条时期更加雪上加霜。并且，直到现在，“观光局”似乎也无法解决饭店业中国际观光旅馆和一般观光旅馆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旅行杜业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从1977年起“观光局”鉴于当时岛内旅游行业间的恶性竞争，暂停了旅行业的登记，但这一暂停就是十年。这种暂停政策非但没有解决旅行业间的恶性竞争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恶性竞争，使得恶性竞争成为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间制约台湾旅游业健康发展的“两大毒瘤”之一。19088年重新开放旅行业登记后，在缺乏有效的控制下,旅行业短短五年间增加了1，200余家，即从1987年的302家增加到1992年的1，500多家。[!--empirenews.page--]4．旅游业发展存在地区不平衡性。大致说来,北部和南部的旅游业发展较快，而中部次之，东部较慢。1984年时，北部旅游面积密度为1，659．74人次／km2，南部旅游面积密度为1，178．45人次／km2，而中部和东部分别只为454．98人次/km2和241．95人次／km2[15]。到1991年，统计资料表明，在46家国际观光旅馆、48家一般观光旅馆以及19，780间客房中，台北市就分别占了26家、25家和13，073间客房，整个东部只有3家国际观光旅馆和2家一般观光旅馆,在1，373家各类旅行社中，台北市就占了716家，超过总数的一半。一般来说,国际游客的60--70％是集中在北部旅游区。但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南部和东部旅游业有望和北部缩小差距。5．岛外--岛内--岛外发展模式的二元经济特征。七十年代前,台湾旅游业基本上处于国际旅游接待业（岛外）阶段。1956年和1970年，国际旅游接待人数和创汇分别为14，974人次、47，245人次和93．6万美元、817万美元。而由于居民收入还比较低，台湾社会还处于高度封闭状态。农业社会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还根深蒂固、旅游业本身供给能力有限等一系列原因，岛内旅游业还处在萌芽发展阶段。1970年，主要风景区游客不过560余万。进入七十年代后,在国际旅游接待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由于居民收入的较大幅度提高、台湾社会的渐趋开放、传统消费观念的变更以及旅游业供给能力的增强，岛内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台湾旅游业逐渐进入岛外--岛内阶段。1975年，岛内主要风景区游客达到2，357万人，到1985年增加到2，614万，1987年增加到3，368万。目前，岛内旅游人数大致在3，000--4，000万之间。到1979年，台湾当局开始有条件开放居民出岛观光旅游，台湾旅行业开始了国际旅游接待业、岛内旅游业和出岛旅游业三者并行阶段旅游业的岛外--岛内--岛外发展模式最终形成。而1987年台湾当局有条件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和1990年当局原则同意民众可以观光名义赴大陆探亲旅游时则赋予该发展模式的更加完整的意义。相较台湾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而言，旅游业的二元结构特征始终非常明显。它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即国际旅游业远较岛内旅游业发展的快，国际旅游业中出岛旅游业远较国际旅游接待业发展得快。就第一层次而言，1975—1985年间，主要风景区游客只增加了250万人。八十年代末期，岛内旅游人次更趋减少;经营岛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和饭店业奇缺，而且得不到应有的政策扶持，如经营岛内旅游业务的饭店业在整个八十年代处于长期亏损状态。总之，和蓬勃发展的国际旅游业相比，岛内旅游业落后了许多。就第二层次而言，1979--1992年间，人岛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分别增加了1．4倍和2．5倍，而出岛旅游人数和出岛的旅游的支出则分别增加了9倍和12倍，分别达到421万人次和72．8亿美元,致使出岛旅游支出冲击正常的国际收支，引起台当局的高度重视，这表明国际旅游待业和出岛旅游业间也存在明显的二元特征。注释：[1]台湾《中央日报》1994年9月14日。[2]台湾《经济日报》1993年9月3日。[3]台湾《自立晚报》1984年3月14日。[4]台湾《经济日报》1994年1月10日。[5]台湾《中央日报》1995年1月4日。[!--empirenews.page--][6]台湾《中央日报》1995年1月2日。[7]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华文化大学等编印，1984年版，第3，777页。[8]台湾《自立晚报》1979年1月3日。[9]台湾《自立晚报》1978年10月11日。[10]台湾《中央时报》1994年2月9日。[11]台湾《经济时报》1990年5月18日。[12]李家泉主编《台湾省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出版，第335页。

第三篇：台湾选举制度的发展及政治影响----原创课业论文

台湾选举制度的发展及政治影响

摘要： 台湾选举制度参照的是法国的“总统制”，产生办法是简单多数选举制。作为民主体制的政治方式，选举已经成为台湾民众的家常便饭，它不仅是政治人物的主要活动，一般民众对选举的关心程度也超过选举制度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尽管这一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还有更加漫长而艰辛的路要走，但是，这样一个制度终究让人民拥有了一种自由表达意愿、行使自己权力的方式。选举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理念，关键词：选举制度

政治

缺点

政党提名

两党制

选举制度，是一国统治阶级通过法律规定的关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程序与方法等各项制度的总称，它包括选举的基本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一个选举制度设计的好坏往往会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团结与稳定，而一个有效的选举制度的确立又需要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和改革。”[1]

一、台湾的政治架构1

根据台湾的“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是台湾当局最高权力机构，具有选举和罢免“总统”及“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的“宪法修正案”等权利。而其下国家机器的具体运行则是“五权分立”——“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委员”组成，具有决议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务的权力；“监察院”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但在几次政改之后，现在在台湾的政治体制中已是形同虚设；“行政院”是台湾当局最高行政机关，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主要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司法院”系台湾当局的“最高司法”机关，主管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审判及对公务人员的惩戒审议等事项，并有“解释宪法，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考试院”系台湾当局最高考试机构，掌理考试、公务人员之铨叙、任免、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其中，“国民大会”与“立法院”、“监察院”同称为台湾当局的“国会”。而与之对应的就是高高在上的“总统”及其幕僚机构。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在法理上本身就赋予了“总统”很大的权力，而这份权力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中一直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现行的体制下，“总统”不仅统帅海陆空三军，握有军令权，而且享有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并通过任免“行政院”正副“院长”等人事任免权，在现实中全面掌控作为“宪法上最高行政机关”的“行政院”，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与最高行政首长”的领导。总统权力太大而制约不足本来就饱受诟病，而近年来台湾的政局 注释：

1、简三强 台湾选举制度的缺陷联合早报 上“总统”通过“总统府”的人事安排将自己的影响力放大更是催生了诸多弊病。而在台湾目前的政治格局下，一共有十种选举。它们分别是“总统”、“副总统”、“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以及地方各级公职人员。

二、选举制度改革

台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单记名非让渡投票制。这一情况下势必会造成政2党的分化。在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选举过程中的党内竞争可能比党际竞争更为激烈。候选人不但要面对其他政党候选人的挑战，更要防范同党候选人前来分票源。事实上在竞选期间，争取相同票员的往往是同党的候选人。而选举中产生的恩怨和利益冲突，往往成为台湾派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单记非让渡投票制对于地方派系的形成与强化，至少具有推波助澜之效。如前所述，一个选区要选出若干个席次本就有助于派系的分配，而同一政党所提名的诸多候选人为争取选票，凸显派系色彩即成为许多候选人竞选的必要手段。因此候选人向派系靠拢，派系也因选举的成败而壮大，式微或重组。透过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网络椿脚系统，派系遂成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必然的产物 [1]。

台湾选举中的派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选举制度的产物。为了克服选举弊端，2004 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修正案，并于 2005年6月7日经“国民大会”复决通过，“总统”于6月10日公布；其中立法委员自第七届起 113 人，任期四年，连选连任，在每届任期满前三个月内选举出。新的立法委员选举共分四个部分：人民直接投票选举的为区域立委和原住民立委，由政党比例方式产生的为不分区立委及侨选立委，具体看：

1、自由地区直辖市，县市 73人，每县市至少1人。依各直辖市，县市人口比 例分配，并按应选命名额划分同额选举区选出；

2、自由地区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 各 3 人；

3、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共 34 人。

依政党名单投票选举，由获得5%以上政党选举票的政党依得票率选出，各政党当选名单中，妇女不得低 于 1/2 [2]。新旧选举制度差别大概如下[3]： 第一，在区域“立委”产生方式上，新选制下得票最高的候选人胜出；旧选制下，得票最高的多名候选人胜出,不过，选民投票时只能选一位候选人。

第二，在不分区“立委”产生方式上，新选制按“政党票”的得票比例产生，旧选制下，选民只能投一票给区域候选人，然后依其党籍，按比例分配不分区的 席次。

第三，当选席次的分配方式上，自第四届立委选举开始，有225名，其中区域产生168名，每县市至少产生1名；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产生4名，海外侨民中产生8名，此外还有41名不分区立委。不分区立委和侨选立委按政 注释：

1、王业立《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另一项台湾经验 》，见陈文俊《台湾的民主化：回顾，检讨，展望》，国力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民 85 年，第 27 页。

2、立法院会计处编印《立法统计年报》，2005 年，第 7 页。

3、周建勇：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及其对政党制度的影响——对日本、台湾的比较.党 比例制产生。在新选制下，立委席次为 113 席，区域立委 73 席(相对多数制)；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3席，全台湾不分区及侨选立委共34席(比例代表制产生，选举门槛为5%)。

第四，在任期上，立法委员由3年延长为4年，与“总统”任期相同。第五，推行单一选区两票制，区域立委候选人不容易偏激言论或炒作特定议 题。单一选区容易产生政党对决的情势，越有地方势力的候选人越容易当选，有 利于大党，造成小党生存更加困难。

三、现行选举制度的缺陷

长期以来各国都尽量使自己的选举制度符合自己的政治文化特点，符合各自政治体制的需要。比如总统制与议会内阁制在权力分布上是不同的，因此就需要有不同的选举制度与之配合。“台湾选举制缺少确保大多数法理支持的安全阀，因而导致岛内的选举充满了变数，选民情绪起伏波动剧烈，无法进行相对的理性选择，选举结果也引发了大量选民走上街头宣泄心中的不满。”[1]

（一）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的漏洞：

台湾目前的行政体制接近于法国的“总统制”，但“总统”选举上却采用了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当得票最多的候选人的支持率接近或超过半数时，这种选制的弊病比较小。但得票最多的候选人的支持率大大低于半数时，弊病暴露无遗。比如台湾1996年直选“总统”，李登辉当选票数过半，并未显露出这种制度的缺陷。而2000年“总统”选举中陈水扁仅以39.3%胜出，即使是掌握了台湾资源的民进党在2004年大选中不过胜出0.22%个百分点(仍未超过半数)。

不少国家为了避免出现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可能造成的弊端，采取了政党初选提名制，如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初选制度；或是采取终选绝对多数制，如俄罗斯总统选举首轮如无候选人超过半数，首轮选举前两名再进行终选。这两种方法都是要确保相对的大多数以确立新政府的法理基础，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新政府的权威。

（二）选民无法预判选举的发展趋势：

相对多数决制的大选过程中，一个理性的选民，如果看到自己最中意的候选人处于第三位或更靠后时，会斟酌是否还要继续投自己最中意的候选人。而如果他中意的候选人获胜的几率已经很小时，选民如果还投这个已经没有希望的支持者一票，就等于增加了两个领先的候选人中，他相对不喜欢的一个获胜的几率。由于没有政党的初选制度，选民无法对候选人的票选状况作出分析，更没有机会纠正自己可能作出的错误投票选择。而实际上选战前，台湾各大媒体提供的民调，也没有给选民们正确的指引。

（三）贿选的普遍性： 台湾有句俗语称，“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在台湾，选举一定程度上是有钱人的游戏，当选代价高。要参加竞选，首先就得组成竞选班子，组织各种拜票活动，没有银子行不通。加上选举制度不健全和选民素质参差不齐，参 注释：司若霞：《台湾简单多数选举制度分析》，“搜狐焦点网”：http://访问日期：2012年5月27 月27日。年6月4日。[16]李晓敏：《美国与台湾选举制度的比较》，“中华评论新闻网”：访问日期：2012年5[17]《台湾选举制度的缺点》，“华夏经纬网”：http://www.xiexiebang.com 访问日期：2012[28]赵俊：《台湾选举制度面面观》，“海峡之声网”：访问日期：2012年6月2日。

第四篇：台湾回归问题论文

台湾回归问题之我见

在学习了《新中国军事与外交》这门辅修课后，我对本来就很感兴趣台湾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课上老师从多个方面为我们分析了台湾回归问题的复杂性，然后我进一步认识到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所产生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我以前一直和许多同学一样持武力回归的看法，这主要是基于我们中华民族实在是遭受了太久太深重的压迫和剥削，而我们这代年轻人又是在不断地爱国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就像老师上课讲的，我们学的历史课本其实很多都是不全面不客观的事实，因此我首先有必要阐释一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台湾问题激进派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似乎在不断地被强化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台湾早晚是会回归的，我们自己(中国大陆)只需要不断发展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了，台湾肯定愿意回归了。于是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断在媒体上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时就按捺不住了，中国收回台湾的时候就要到了！为什么我们政府还是一直保持这种遇到令国人愤怒的事情后仅仅只是“表示强烈谴责”？就不会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来？进而网上就出现了各种咆哮体，骂中国政府软弱、外交能力差，很多激进言论也就出来了，在这种环境和氛围的烘托下，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们思想活跃，血气方刚，自然很容易成为这里面的主力军，武力统一台湾的想法也就这样逐渐蔓延。

然而，我最近在看了很多台湾本土文人、学者和老百姓的说法后觉得也许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记得有一位台湾学者曾说过：“我宁愿经济不那么发达，国家不那么强大，但是不能接受我、我的孩子，生活在有限自由的环境里。公平、公正的社会是我的追求，更甚于财富。”我们曾一厢情愿的认为经济的发达是吸引台湾的手段，可是自由和平等才是人家追求的生活方式，而大陆如今的体制无论怎么看远达不到人家所说的公平和自由。“我是一个台湾人民。我的立场是偏蓝的，我乐见两岸的统一，但是不是现在。台湾与大陆血脉，文化，语言文字相通，具有统一的基础。台湾地小人少，市场小，物资少，经济无法达到好的规模，与大陆统一是有益的。但是这个统一有一个前提，就是大陆必须先实现了自由，民主与法制。”台湾学者认为，美国式的民主与法治不是不可能在东方开花结果的，你尽可以说这些都是假民主假法制，然而至少人民大众在这种体制下真正参与了政治，真正以各种方式了解和主宰了国家的前途和发展，自由的思想可以说是真正渗透在了人民的心中。

再说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其实使用武力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自明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会插手不说，台湾本土人民也会强烈反抗。就算最后把台湾攻陷了，大陆也捞不到什么好处，自我损失先不计算，台湾肯定是一片废墟了，重建起一个现在的台湾哪的需要多少年？最重要还不是这个，把台湾攻陷了就算台湾统一了吗？显然不是，引用海明威的一句名言“你尽可以把我打倒，但你绝不可能把我征服”台湾人民会毁灭自己家远的大陆有好感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现在是不支持使用武力的。

然而，如果真的要问我该怎么解决台湾问题呢？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只能说经济是必须要发展的，这是大前提，但更重要的是体制也是要改革的。怎么改，何时改，这都需要一步一步来，不可能说一晚上过去早上醒来中国体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台湾就回归了，所以作为年青一代的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尽管如今所谓的“深化体制改革”口号显得是那么的苍白……

最后借用一下教科书式的话，“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以两岸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以和平的 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增进互信，加大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 合作，通过实质性的谈判，商讨出各方面都基本能接受的方案，改善 和发展两岸关系，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祖国的统一、团结、繁荣。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啊，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希望祖国统一，我也不例外，至于用什么方法统一什么时候统一，我们翘首以盼。

李畅

100155092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第五篇：台湾休闲旅游业发展模式

台湾休闲旅游业发展模式对广东的启示

与台湾一样，广东作为大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先发地区，已经具备休闲旅游发展的市场基础。广东与台湾旅游发展条件类似，如同属热带、亚热带地区，温泉资源、农业资源、滨海资源、海岛资源、山地资源都很丰富，餐饮富有地方特色，故可借鉴台湾休闲旅游发展经验促进农业、工业、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发展。

□刘少和

台湾作为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先发地区，20世纪60、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休闲旅游业发展模式亦值得旅游发展条件与之相似的广东省借鉴。

台湾休闲旅游业发展模式

由于台湾海洋海岛型的地形地貌、资源环境，出境、入境、岛内“三位一体”的旅游休闲市场格局，以及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使台湾休闲旅游业在空间布局、行业管理、公共利益、私人产权、社区发展、政府角色、产业特色等方面与众不同，并形成一定模式。

1.环岛旅游的空间布局模式。基于“番薯”形台湾岛的环状交通，以及从中央山地到其下河谷平原、盆地再到滨海沙滩、海上岛屿的资源分布，台湾休闲旅游业自然形成了环状空间布局。主要由环岛铁路、环岛省道、西部高铁、西部高速、西部快速，以及横贯东西的三条省道（宜兰到台中、花莲到南投、台东到高雄）、城市连接乡村的产业道路，将旅游景区点连成线、网，构成了由点到线到网面的环岛旅游格局，环岛游不必走回头路；并且实现了飞机、火车（普铁、高铁、地铁、轻轨）、汽车（客运巴士、出租车、自驾车）、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无缝对接，方便了自由行游客；特别是将公路与休闲游憩区有机融为一体，更利于自驾游出行。例如，连接花莲和台中特别是南投的中横公路，即是一条风景道、旅游道，沿途众多游憩服务中心连接着周围游览点。

2.隶属交通的行业管理模式。1956年成立“台湾省观光事业委员会”，后改为观光局，隶属台湾交通部，体现了交通与旅游的密切关系。因此，台湾旅游业一个最大特征是旅游交通的方便、舒适、快捷、有序，各种交通的无缝对接使旅游出行十分便利，如客运巴士可以直接开进高铁站下停车，游客不必另外搭乘的士；而且公路、自行车道与休闲游憩区点紧密结合，汽车、摩托车在停靠公路两侧的驿站服务区、游憩服务区后，可以骑自行车或步行进入游憩区游览观光、开展户外活动，如太鲁阁国家公园、东北角暨宜兰海岸风景区等。

在行业管理上，台湾旅游相关行业除森林游乐区（林务局）、休闲农场（农委会与退辅会）、观光工厂（经济部工业局）外，几乎都归属观光局统一管理，有利于统筹协调，服务岛内公民与外来游客。

3.公益优先的旅游开发模式。公共旅游资源如温泉、火山、海滩、森林等，主要开发为供国民、游客免费观光、休闲、游憩的公园、风景区、游憩区等公共产品，如温泉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城市公园、风景区、游憩区，除非需要限制游客数量以保护资源、环境才不得不收费外，但也收费不高，如大陆游客必游的野柳国家地质公园门票是新台币100元（约20元人民币）。尽管温泉开发兼具私人营利性经营，但首先是保障公共利益，如北投温泉谷在城市公园、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基础上，允许建设私人温泉宾馆，抽取温泉水利用。城市公共土地资源主要用于发展城市公园，即便街角空地，也要通过休闲设施建设成为街角公园，这与台湾民选政府不参与营利，以及将人均绿地面积多少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之一的制度有关。

4.对口辅导的旅游扶持模式。由于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旅游发展必须尊重私人业主和基层主体——社区，以他们为主导，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社会力量（专家、学者）只能作为辅导力量，通过智力、技术、经费支持，引导旅游业多元、特色发展。例如，农委会对休闲农业、经济部工业局对观光工厂、林务局对森林游乐区发展的辅导。渔业行业协会即“渔会”由民选理事组成，理事推出理事长、理事长聘总干事、总干事聘雇员，对休闲渔业发展具有指导、贷款、规范等作用。又如，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为推行农业精致化，自1992年起实施发展地方伴手计划，辅导各地农会及农民团体生产具有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并与观光业结合，成为各地区旅游的伴手产品，并提出产品“品质自然化、加工科学化、健康大众化”，关注食品与健康结合。

5.基于产权私有的多元发展模式。由于社会制度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使个体、家庭、企业在私有土地、房产的基础上，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新产品，形成特色，展现私人经济、个体经济的创造力。其中以乡村民宿和老街夜市最具特色。乡村民宿乃家庭个体经济，提供家庭食宿、追求主题特色、少有相互雷同，如清境的欧风、垦丁的地中海风、峆里岛风、宜兰的农舍别墅风、九份的老厝创意改造风、金门的闽南文化古厝风等，异国情调、田园格调、原住民风、海岛风情、山居特色，从宾馆制式服务到观光旅馆、精品旅馆、汽车旅馆、度假村、休闲农场、传统山庄、乡村民俗的特色服务一应俱全；老街夜市亦为家庭个体经济，提供手工产品，有前店后厂、流动摊贩，特色有序，如台北饶河夜市的热闹、淡水老街的古朴、九份老街的恬静、高雄六合夜市的平实、垦丁夜市的时尚，风情各异，特色鲜明。

6.基于社区力量的整合开发模式。在城市，社区力量是城市公园等公共休闲场所、设施建设的支持者，如北投温泉谷城市公园、生态博物馆的成功建设就得益于当地社区的支持；在乡村，由村落主导，借助大学智力帮助（如规划设计、产业发展、产品开发），制定社区营造方案，取得相关部门经费支持（如农委会），最终完成社区改造。例如，阳明山国家公园中的竹子里和湖田里等社区就依托海芋花种植、旅游餐饮完成了社区营造；台湾9·21地震（1999年）中被掩埋的南投县埔里桃米村，依托生态科普（青蛙共和国及其栖息地）与地震遗址教育，以及文创产业进行社区营造，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示范村，从一个传统农村向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游憩体验的教育基地转型，并使“爱与互助”成为社区灵魂，成为现代版“世外桃源”；位于台北市郊区的坪林金瓜寮村依托郊野游憩、茶叶产业进行社区改造，成为有名的茶乡生态示范村。

7.基于文化创意的产业发展模式。为了增加农业产品、工业产品附加值，台湾农业经历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的转型升级发展过程，工业特别是生活用品行业经历了从单纯生产型工厂向观光、休闲、创意工厂的转型升级发展过程，文化创意在休闲旅游中得到充分展示，文创馆比比皆是，如南投日月潭鱼池乡红茶文创馆、宜兰汤韦沟温泉公园的辣椒文创馆等。高雄市老火车站和香蕉码头的文创公园、文创码头，充分证明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是推动休闲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基本路径。

对广东休闲旅游业优化升级的启示

与台湾一样，广东作为大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先发地区，已经具备休闲旅游发展的市场基础。尽管多年来广东一直是旅游大省、旅游强省，但与台湾休闲旅游业发展还存在差距。广东与台湾旅游发展条件类似，如同属热带、亚热带地区，温泉资源（中国排前3）、农业资源、滨海资源、海岛资源、山地资源都很丰富，餐饮富有地方特色，故可借鉴台湾休闲旅游发展经验促进农业、工业、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发展。

1.因地制宜设置旅游行业管理部门。在国家大部制改革背景下，可以依据地方旅游休闲行业特色和发展需要，因地制宜设置旅游行业管理部门，明晰权责，如深圳的文体旅游局。

2.道路交通与旅游休闲发展融为一体。包括：旅游环状道路建设，如除大珠三角环状城际轻轨外，粤东、粤北、粤西也考虑形成环状旅游风景道；增设公路游憩服务区，高速公路服务区要与周围景区点形成连接；完善连接城乡的产业道路；发展有利于健身的城乡自行车道和步道；各种交通工具逐步实现无缝对接，等等。

3.旅游资源开发要兼顾公益和营利。公共旅游资源要向公园、风景区、游憩区、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产品发展，向国民免费提供、最多收取成本价；经营性项目则向市场开放。特别防止像温泉、滨海、海岛、森林、湿地等公共资源为私人所垄断。

4.学习台湾文创产业发展，借助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推动休闲旅游业优化升级。一方面，推动旅游产品深度开发、旅游产业升级发展，延伸产品、产业链条；另一方面，促进广东农业、工业特别是生活用品生产行业向旅游休闲业转型升级，发展观光、休闲、创意农业或工业。

5.学习台湾社区营造计划，依托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力量，发挥个体、私人、基层社会创造力。主导地方经济、地方旅游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地方旅游多元化、特色化发展，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社会智囊主要作为辅导、引导力量提供政策、资金、技术、智力支持。

6.国民健康与旅游休闲发展密不可分。可以说，旅游休闲发展的根本点不是唯经济利益，而是国民和游客的健康，需要将健康理念融入到旅游休闲发展之中，包括户外游憩活动、体育运动、文化娱乐、保健休闲、机械游乐、健康食品、乐活、慢活慢游等。

7.包括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内的社会大环境是休闲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和谐友善、文明礼貌的人文环境，以及更多的无形资产——包括人们的相互信任、清晰的产权、廉洁高效的政府、公正的司法系统和有效的国家管理能力等——这些无形资产所创造出来的公正的法律机制、人力资本价值和保证经济行为的“制度质量机制”，也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与规划设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