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乔治·奥威尔作品有感：真相为什么重要？

第一篇：读乔治·奥威尔作品有感：真相为什么重要？

真相为什么重要？

——读乔治·奥威尔作品有感

蛐哥儿 过敏时代

对奥威尔的阅读并没有始于他最著名的两本政治小说——《1984》与《动物庄园》。因此在我试图谈论这两本书时，更倾向于选择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径，即从与这两本书相关的其他几部著作谈起。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奥威尔的纪实作品，如《伦敦巴黎流浪记》、《通向威根码头之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基于他早年在缅甸担任警察经历所写作的小说《缅甸岁月》。这几部作品与其说体现了奥威尔本人的思想发展路径，不如说是对他点点滴滴真实感受的记录——对英国矿工生活的体验，作为流浪者被收容的经历与反思，西班牙内战中对政治形势的观察，缅甸岁月里对殖民者心态的剖析……《1984》与《动物庄园》正是对上述经验材料的升华，将一切具体的名称、地点、事件掩去，以隐喻的手法编织成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也将作者对政治的零星感受、反思凝练为一种系统性的思考，借小说的形式剖白心迹。

另一部想提及的小说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部小说与《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被认为是20世反乌托邦文学的三大经典著作，这几本书用不同方式回答了人性是如何被消灭的。记得曾看到评论，相较于《1984》中描绘的“老大哥在盯着你”的压抑氛围，《美丽新世界》中人类感官欲望得到无限满足的“娱乐至死”的未来才是更有可能成真的威胁。五年前我是很认同这一判断的，当下却又陷入迷惑，《美丽新世界》的恐怖感建立在一系列具有科幻色彩的设定之下，读者仍可抱有希望，这只是一部科幻小说，而读完《1984》后所感到的恐怖与幻灭感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于是回到正题，关于《1984》与《动物庄园》的读后感，之所以放在一起谈论，是因为我感到这两本书本身有着密切关联。《动物庄园》恰如《1984》的前传，以隐喻的方式说明了老大哥是如何上台的。《1984》则从历史的“宏观叙事”转入个人的微观心理层面，如果延续《动物庄园》的风格，它讲述的就是庄园里的一头具有自省与反抗精神的猪是如何被改造的故事。两部小说的交集或许能够反映奥威尔对政治问题的一些思考。

首先是人类社会的等级构成。奥威尔借反叛领袖“果尔德施坦因”之名这样写道：“有史以来，大概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对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像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在《1984》的故事中，核心党员是上等人，外围党员是中等人，无产者则是下等人，他们各自的行动正如小册子里写的那样“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在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动物庄园》与此相呼应，以历史的眼光生动再现了这一等级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在动物们发动革命之初，它们宣称并确实相信“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而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推进，动物间的不平等逐渐显现，起初仍需以“合理的”借口作为掩饰，譬如猪作为革命的领导者，需要耗费更多脑力，因而庄园生产的牛奶、收获的苹果理应归它们享有。其他动物虽隐隐嗅出了不平等的味道，但在人类邪恶势力随时可能反扑的背景下，这样做似乎也是合理的，符合所有人利益。然而当拿破仑猪成功培育并展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一窝从出生起就由它单独驯养的小狗时，动物之间的不平等连掩饰也变得不必要，事实上形成了以拿破仑猪为“上等人”,其他猪以及作为武装力量的狗为“中等人”,其余从事生产的动物为“下等人”的等级秩序。后面发生的事就如《1984》里所写的那样了。

其次是敌我矛盾的虚幻本质。《1984》里主人公所在的大洋国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中，只是敌人一会是欧亚国，一会又变成了东亚国，而仅凭偶尔落下的炸弹，人们甚至不能确定战争是否真的在进行？三个超级大国的领导者们彼此心知肚明，“他们不仅不能征服对方，而且征服了也没有什么好处……战争是由一国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老百姓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同样的一幕在《动物庄园》中上演——起义成功后的动物庄园最初同周边人类控制下的两座庄园势同水火，获得独立的动物们希望“输出革命”,人类庄园主也伺机夺回庄园，二者之间甚至爆发了一场真正你死我活的战争，并以动物的胜利告终。此后双方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种僵持局面，拿破仑猪甚至通过代理人与人类庄园开展贸易，在小说的最后一幕，人类庄园主们成了拿破仑猪的座上宾，人与猪把酒言欢，奥威尔写道：“而今，不必再问猪的面孔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第三点是权力对真相的控制。在《动物庄园》中，从动物们对“牛棚战役”的记忆，到革命最初发表的“七戒”,再到对当下事件的解释——兢兢业业的老马究竟是被送去了医院，还是被卖给了屠夫，都由猪说了算。《1984》更是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官僚系统用以“制造真相”.主人公温斯顿就职的“真理部”专门负责生产“真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对过去公开出版物上“有误”的信息进行修改，所谓“有误”是指那些过去做出的错误判断、未能达成的目标、存在过但已被抹去的人……奥威尔通过描述主人公对三件待办事务的处理生动说明了“真理部”的职能——不断地刷新“真相”以确保党的永远正确。奥威尔的这一处写作引发了我对“何以为真”的思考。

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我首先想到的是历史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第二层是通过文献、文物、遗迹等有据可考的历史，第三层是我们知道的历史知识。这三个层次像一个套着一个，范围不断缩小的圆，真实性最强的无疑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但它们就如昙花一现，随着亲历者的逝去，这种真几乎是不可得的。我们所能得到的真，是由历史上的各种记录间接得来的，这些记录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因此还要不断地参照各种说法，对史料进行比对、批判，无限趋近于历史的真相。只要时间无法倒流，绝对的真大概就无法抵达，但对它的追求可以是一个不断趋近的过程，是一种主观上以真相本身为目的，不受个人好恶、认识局限所左右的自觉。而这一切努力将直接决定第三个圆，也就是我们的历史知识的成色。

在奥威尔的小说中，权力对真相的控制首先体现在“真理部”对历史记录的篡改，当大洋国的交战对象忽然之间从欧亚国变成东亚国时，“五年来的政治文籍现在有一大部分要完全作废了。各种各样的报告、记录、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带、照片——这一切都得以闪电速度加以改正。虽然没有发出明确指示，不过大家都知道，纪录司的首长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做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曾经提到过与欧亚国打过仗，同东亚国结过盟的材料。”这自然要花费一番人仰马翻的功夫，但在掌控历史这件事上，没有比这更便捷的法子了。至于掌控历史的意义，书中一句党的口号表露无遗：“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奥威尔并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的小说中，真正恐怖的是权力不仅可以修改历史记录，也能修改人的感知、记忆、乃至情感。这就动摇了前文所说的第一个层次的历史的真实性——究竟发生了什么？即便是亲历事件的人，他们所感知的真相也是被权力所塑造的，在明明发生了A事件的情况下，官方说这件事并没有发生，人们既要坚定对官方的绝对信任，也要相信自己并没有发疯，但这两件事本来就是矛盾的，只能有一件为真，于是奥威尔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双重思想。奥威尔写道：“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应该朝什么方向加以改变，因此他也知道他是在篡改现实。但是由于运用了双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字眼的时候也必须运用双重思想，因为你使用这个字眼就是承认你在篡改现实，再来一下双重思想，你就擦掉了这个认识，如是反复，永无休止，谎言总是抢先真理一步。”

如果说修改历史记录，至少还为人们保留了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批判得出历史知识的空间，那么双重思想则是彻底摧毁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前一种情况下，人可以说是受到了欺骗、蒙蔽，但他作为一个健全精神主体的基本能力尚未受到损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仿佛活在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连“A”与“非A”不能同时为真这样的基本逻辑都遭到破坏，其他的高级思维能力就更谈不上了。《1984》通过主人公温斯顿被捕后的遭遇详细说明了这一摧毁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首先遭到“清洗”的是他的记忆，对于亲身参与其中的事件，温斯顿保存并坚持自己对事件的记忆，但这一切都被审讯他的官员奥勃良否定了，他指出过去存在于纪录里，而党控制了全部纪录，温斯顿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记忆，他所自以为是的现实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表现，真正的现实只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而个体的大脑容易犯错，因此只能存在于党的头脑中，党认为是真理的就是真理，只有通过党的眼睛才能看到现实，于是温斯顿坚持的记忆反成了一种虚假的现实，必须彻底放弃才能“恢复神志”.若记忆尚带有一定主观性，通过说服的方式，或者各种迷惑手段很容易就能使其产生动摇，那么对个体更深层次的“清洗”就是在常识以及直接的感观经验层面击垮他的自信。温斯顿原本在日记中写道：“所谓自由即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然而在电击酷刑的折磨下，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看法，或者说他放弃了任何看法，二加二等于几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停止施加在他身上的肉体痛苦——“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温斯顿也不是英雄，起初他还能坚持自己的判断，但随着痛苦强度的增加，他开始不断退缩。奥勃良说那是五，他就说是五，但这并不管用，因为奥勃良看出来这是他为了解除痛苦而撒的谎，远没有达到双重思想的要求，于是随着痛苦强度的提高，温斯顿经历了从嘴上的屈服，到意志上的屈服，再到内心一片混乱、不辨真假，只剩一种无关紧要的感觉，他的痛苦终于结束了，而一切所谓的自然规律自此也都成了“胡说八道”.最后被消灭的是情感——那些真实的爱与恨，那些温斯顿以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窥探、动摇的他对茱莉亚的爱。如果说前面经受的折磨，尽管迫使他放弃确定的记忆与判断，但至少主人公知道这是自己遭受折磨，被迫做出的妥协，他还能坚定地表达对这一切始作俑者的老大哥的憎恨。然而在那个恐怖的101房间，当每个人都被迫面对自己的“本能恐惧”时——对温斯顿来说是老鼠，他再一次被击垮了。负责改造他的官员奥勃良这样说道：“痛苦本身，并不够。有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咬紧牙关不怕痛，即使到了要痛死的程度。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各有不能忍受的事情——连想也不能想的事情。这并不牵涉勇敢和怯懦的问题。要是你从高处跌下来时抓住一根绳子，这并不是怯懦。要是你从水底浮上水面来，尽量吸一口气，这也并不是怯懦。这不过是一种无法不服从的本能。老鼠也是如此。对你来说，老鼠无法忍受。这是你所无法抗拒的一种压力形式，哪怕你想抗拒也不行。”于是当温斯顿戴上面罩，看到铁笼子里的老鼠近在咫尺，甚至连它们的胡须与黄牙都清晰可见时，他终于为求自保高声喊出了那句：“去咬茱莉亚！别咬我！”

温斯顿与茱莉亚们原先以为“他们不能钻到你体内去”,不，他们能。

至此奥威尔生动演示了一场“精神处决”是如何进行的，或者说人性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消灭的，这是极权政治对个体可能施加的最恐怖影响。它让一个在日记中写下“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被抹掉的时代致敬！”的人，变得渺小、畏缩，而他的死也从一名反抗者振聋发聩的殉难，变成了一个顺民悄无声息的失踪。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结局，但随即我又开始思考，奥威尔是否留下了希望的线索？他在书中清楚地写道，如果有希望，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只要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但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而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教育是这当中的重要环节，它能使人们不迷信、不盲从、懂得分辨真假，能使无产者真正意识到自己力量。另一方面，奥威尔还写道，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男女对彼此的欲望，母亲下意识地保护子女的本能，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掉的力量。然而即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如果一个党的结束，是以另一个党取而代之作为新的开始，就像《动物庄园》里取代庄园主的猪那样，历史难道不是陷入一个无休止循环的怪圈吗？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呢？

这又回到了我想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即真相为什么是重要的。社会不论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其真实的功能是让内部成员更好地活下去——有些人的确要比另一些人活得更好些，这当中有体格、智商、相貌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财富、特权等人为因素的作用，这样一种阶层分化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从未消失，在既有的思想资源中，能找到数量众多的批判，也能找到言之凿凿的辩护。然而不管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如何，迄今为止这都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统治阶层的名称在不断更换，但这样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始终不变。那么变革还有意义吗？最一流的革命理论家当然宣称不仅要推翻当时的统治者，更要摧毁这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本身，但也可以认为所有的革命理论家都是以此作为目标去追求，只不过瞄准太阳的奋力一跃最终却落在了月亮上，而落在月亮上的结果就是循环往复的新上等人、半新不旧的中等人，和一如昨日的下等人。

于是，朝代更迭看起来便毫无意义，尤其对下等人而言，从来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就像自然界中的林火对维持森林的自我更新是不可或缺的一样，一场摧枯拉朽式的革命以最大的代价，同时也是最高的效率消灭了旧社会的壅蔽，新的社会要从破坏中恢复生产、培育人口、分配权力，于是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开启了新的一轮历史循环。撇开受益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等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看，革命似乎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解决旧社会壅蔽的方案，那么反过来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保持自我诊断与自我更新的能力，革命还有其存在的基础吗？毕竟人们期待的从来不是下一个统治者，而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统治者。

这便是追寻真相的意义所在，一个人要保持清醒的自我觉察能力，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自己诚实，社会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求真务实的风气，那么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都不能觉察，遑论解决？前文已有说明，绝对、客观的“真”几乎不可能抵达，如果有人宣称他掌握了绝对的真理，那势必要予以极大怀疑，甚至警惕这是否是阻碍人们追寻真相的障眼法。“真”并不是一个确定、唯一的结果，而是一种持续不断、无限趋近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被单方面垄断，那势必会在某个点就停下了，缺少继续向前的动力。某种程度而言，竞争而非垄断才是真相“生产”的有益方式，一切参与其中的个人或团体——官方声明、媒体报道、学术研究、还有自媒体兴起后的无数个人，都在真相的生产中做出各自贡献，通过多方材料的相互比照、辩论、补充，真相才能不断地得到揭示，这才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相反，权力对真相生产过程的渗透乃至垄断，不仅自行废除了有益的身体组织的功能，其生产出来的也往往不是真相，而是权力的自我繁殖——正如癌细胞通过关闭细胞内线粒体的调控功能，躲过了细胞凋亡机制而无限繁殖一样，当生物体意识到危险时为时已晚。

乔治·奥威尔当过缅甸警察，也做过矿工、流浪汉，甚至还在西班牙内战中上了前线，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追寻真相的最好诠释。这给予了他的作品以真实的力量，使他对英帝国、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运动等等每一个对象的拷问都那么掷地有声。在杰弗里·迈耶斯所写的奥威尔传中，副标题用了“冷峻的良心”（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作为对他的评价，我十分认同。驱使他走在这条路上的并非烈火烹油、花团锦簇的热闹，而是身处这热闹之中的良心不安，这股不安使得他身为大英帝国公民，却勇于揭露殖民者的腐化堕落；身为接受过伊顿公学教育的体面人士，却混迹于穷巷陋室，成日与矿工、流浪汉为伍；身在铁幕的一边，却持续地凝视另一边的苦难。他的凝视从来就不是什么湿答答的伤感，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冷眼旁观，以一颗赤诚的心。

这大概是追求真相所真正需要的。

第二篇：乔治·奥威尔的名言

1、在谎言遍地的时代，讲真话简直就是革命行动！

2、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3、动物们看看猪，看看人，看看人，看看猪，再看看猪，看看人，但是已不可能分清哪是猪，哪是人了。

4、在你劳累过度时，一个治疗自悲自怜的好办法是想想巴黎的餐馆里，有成千上万人也是工作这么久，而且会坚持下去，不是几周，而是几年。

5、我们语言的邋遢使得我们容易思想糊涂。任何色彩的正统和保守似乎都需要一种没有生气和模仿性的语言。

6、世界上存在着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守的是真理，即使要跟整个世界对抗，你也不会是疯的。

7、这世间的任何事物，只要你真心不希望得到它，你就一定会得到它。

8、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

9、人们对靠双手劳动的人视而不见，他们从事的工作越重要，他们就越被忽视。

10、只要你下定决心，就过你想要的生活，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你可以继续看你的书，保持你的想法，只用对自己说：“我是自由人，你就会过得挺好。”

11、一个社会越远离真相，它就越害怕揭示真相的人。

12、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13、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

14、绝大多数人从生活中都得到了相当多的乐趣，但总的说来，生活就是受苦，只有年龄很小或者很蠢的人才会想象不是这样。

15、我注意到，许多人在独处的时候从来不笑，我想如果一个人独处时不笑，他的内心生活一定比较贫乏。

16、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这可谓绝妙透顶了。

第三篇：读奥威尔《一九八四》有感

读奥威尔《一九八四》有感

用了近一周的时间，读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得到一个最真实的感受：震撼心灵。它绝非是对现实的仓促应付和浮光掠影，而是真正做到了洞察人类命运的深度。作为最具20世纪特色的文学经典之一，其影响极其深远，60年后的今天，即便世易时移，它仍然常读常新，不断唤起新青年的共鸣。

1984年，奥威尔知道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把自己对极权主义的忧虑，通过虚拟时空的方式安放到了1984年。《一九八四》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大洋国”。“大洋国”统治阶级“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他从不露面然而大幅照片却户内户外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跟所有同志一样身穿清一名的蓝布工人套头衫裤。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三大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四大机构各占据一座300米高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外边大书特书党的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咱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在“海洋国”，每个人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被监事和支配，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温斯顿却躲到角落里偷偷地记日记，他忍不住胡思乱想，在胡思乱想中探索真理。这时，他结识了女友裘丽亚。在党的眼里，恋爱是罪行，两人的幽会都是偷偷摸摸的。在一次幽会中，温斯顿与女友双双被捕。在监狱里，温斯顿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被送到一间砌满曲磁砖的牢房里，四周的灯点得雪亮，他被打得体无完肤，被逼承认没有过的罪行。奥威尔的悲观胜过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笔下的温斯顿最后无法战胜“一零一号刑室”的恐怖，终于屈服了。他出卖女友赎出自己，恢复了健康，却成为政府里循规蹈矩的废物。他“战败了自己，死心塌地地说“二加二等于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奥威尔通过温斯顿的死，表达了他对极权主义、对人类人性的绝望。

这部政治讽喻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反极权主义的扛鼎之作。极权主义被奥威尔完完全全地搬上手术台并由他主刀解剖出它的各种要素给我们看：专政机构的强大压力让人们失去了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利，连性在未来也将要有配给证供给（此举是为了使人们对”老大哥“更加忠诚），而非由人民自己决定。最为滑稽的是，人民连”大洋国“正和哪个国家打仗都不知道，一会儿是欧亚国，一会儿是东亚国。当“老大哥“想要改变人民的思想时，他只需让“真理部”的职员（温斯顿就是其中之一）“改变过去”就可以了。显然奥威尔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肆无忌惮地篡改联共党史，二战时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摇摆不定的斯大林。这位斯拉夫血统的“老大哥”和他建立的制度一直是被口诛笔伐为极权主义的对象。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他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乔治·奥威尔，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打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和绝大多数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一样，奥威尔所受的教育中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但是奥威尔还是加入到穷苦人群当中，并且和一个又一个饥肠辘辘、百无聊赖、毫无尊严的赤贫光棍在生存挣扎的战壕中成了彼此信赖依靠的搭档。他观察他们、描绘他们、分析他们，偶尔还会禁不住以赞叹的语气讲述他们度过绝境的油滑的小伎俩。“在一个强者主宰的世界上，弱者必须打破规则，否则就完蛋„„弱者有权为自己建立一套不同的规则。”

极权主义要做的就是“控制思想”。思想控制从删减语言开始，语言是思想的载体，独特语言是思想自由的象征。然而，思想不是静止的，它如血液。所以他们要做的是不断的创作“新话”，一种可以篡改过去、抹杀记忆的工作。奥威尔的语言是简洁的，熨帖的比喻只不过风平浪静的海上偶尔泛起的浪花，是裘莉亚见缝插针的放纵，最终还是要顺从整部作品的思想风格。奥威尔的叙述如同风雨过后只保存有主干的树木，明确、干净，然而有一股攫取你阅读欲望的力。推进、不停的推进。

温斯顿，这个竭力在极权主义的机器上竭力保持大脑运转自由的人，最终还是去了自己怀疑、排斥的地方。他的清醒就是他的悲剧，然而他被同化之时也就是死亡之日。如果一开始就有反党思想，那么，这里没有回头之日之说。死亡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可以这样说，温斯顿的一生就是凡有自我意识的人所要经历的一生，在极权主义之下。没有任何的救赎，没有任何的宽恕。征服，然后死亡。极权主义的影子无处不在。嗅觉灵敏的人在胜利者叙述的历史中可以闻得到，感觉敏锐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触摸得到。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个人理想主义的脆弱和充满谎言的政治，使奥威尔开始明白他应当用什么样的文字表达什么样的东西。逃回英国后，奥威尔开始和企图掩盖暴行的舆论作战。后世人们心目中那个被称为“一代人冷峻的良心”的奥威尔，正是从这本书开始明确表达了对极权主义和无耻政治的深恶痛绝。他天性中的真诚和燃烧不灭的执著使他无法忍受陈词滥调和习俗偏见。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凉肉跳。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在于，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语言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的自由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既然自由也是一种能力，那么要实现自由就必须保障这种能力，而不是像形形色色宣称无产者已得到“自由”的老大哥所做的相反。自由不能排斥任何人，任何人都有追求自由状态，以及增强借以保障自由的能力的权力，无论他是美是丑，是穷是富。在我的理解中，这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设想的基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联系的方式存在，只有这样他才能从这种联系中获取仅凭他个人的劳动实践无法获取的能力，也就可以真正保卫他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兴建学校、图书馆和文化沙龙，无产者就可以学到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就不会成为没有精神追求的物质人；兴建城市中的社区卫生院和农村中的流动卫生所，无产者就可以在还未病入膏肓时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他们就不会因疾病而失去劳动能力既而陷入受控制的境地；兴建不那么豪华的劳动者公寓，无产者就可以得到属于他们的栖身之地，他们就不必挤在简陋的小屋里挨日子——这是实现自由的基础。自由不是供学院文人抒发自己远大志向的辞藻。只有当无产者得到了自由，他们才能展望一个解放的明天。而他们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

“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共识。他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应为广大的无产者所拥有。我们需要体味出《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对无产者受压迫命运的表达以及温斯顿在读完《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后产生的“未来属于无产者”的信念。这或许就是《一九八四》不朽批判光辉所照亮的地方。

第四篇：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有感

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有感

《动物庄园》中极权的建立

杨添琦

乔治·奥威尔的两部享誉世界的作品《动物庄园》和《1984》中都是对集权主义的描写的与反思。《1984》侧重在表现集权主义建成后的社会，而《动物庄园》里则用寓言的方式十分详细的讲述了一个集权主义是怎样建成的。

一、“革命”前的意识建立

动物庄园里的动物造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奥威尔用来反映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大多数革命的过程。首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角色（庄园里的老公猪）讲述他的理想，然后把这个理想托付给下一代人。这个理想如同那个时代的部分社会主义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一样，带有非常重的“乌托邦”的色彩。

首先假定“人”本不应该有苦难，如果发生苦难一定是别人造成的，只要消灭他们，就能达到“人人平等，衣食无忧”的理想社会。如同简单的把马克思主义的中的“剥削”简单认作苦难，然后简化矛盾为当前的阶级矛盾，只要推翻了阶级，就能免去苦难。这种宣传一定要有明确的敌我关系，美好的目标，这样才能拉拢到人民来为之奋斗。实际上无论是哪种革命，在我看来，都含有这样宣传的意识，因为这样才往往更吸引人，成套的理论研修是非常困难的，简单化，明确化，才能让人民听得懂，才能有良好的发动效果。

二、革命果实的窃取

在推翻了统治阶级后，两名公猪，拿破仑和雪球作为理论的修习和发展者，理应当继续发展他们的“动物主义”，向着麦哲的理想迈进，但是这个过程中领导者之一拿破仑发生了变质，暗中饲养绝对忠心的“敢死队”，找准时机一举将雪球驱逐出庄园，接着展开了大清洗，肃清了反对人士，这是集权的第一步。

对照现实来看，历史上的革命完成后，往往会进行一次大清洗，因为在革命队伍建立的时候，这个队伍一定是复杂的，有着不同心思的人。怀着真正理想的人要肃清队伍中的投机分子，而投机分子要避免自己被肃清，同时要翻过来肃清其他人，以此揽握权力。所以在我看来，这种肃清是必须的。在《动物庄园》中，这两股势力被形象的“拿破仑”和“雪球”所代表。雪球在革命成功后没有怀疑领导团队的纯正性（或者说这种纯正与不纯正很难判断，人类历史中就是如此），拿破仑抢占先机驱逐了雪球。至此，拿破仑将革命果实抢夺到自己手中，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不断强化。

或者说，这样似乎成了一种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凡是这样的肃清，革命果实一定会被篡夺或者变质，必将走向极权。但是这种革命团队的清洗行动很难辨别，这种权力之间的斗争。就好比我认识的一个左翼对苏联的大清洗有着另外的一种说法。

大清洗主要涉及的是军界和政界，问题有三：苏联当时的快速工业化和大量来自军官和农民的冲突，然后资产阶级的旧军人也依旧存在，官僚阶级固化，所以斯大林选择了一次狂风骤雨的党内清洗。而清洗中4W离开队伍的红军，有1W5回到了红军，在他们看来，这次“清洗”是在用一种暴风般的残忍手段，但结果确确实实留下了党内的无产阶级红军士官。

三、集权到极权

如果是看完了《1984》，回顾拿破仑不断集权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两者是如何的相似，甚至会不觉想起《1984》里的那句著名的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的未来。”拿破仑将雪球一步步抹黑，最后完全塑造成人民的敌人，并且这个“敌人”并没有消失，而是就在人民之间安插了“间谍”、“眼线”，无时无刻不准备着颠覆现有的生活。借由乌鸦等人不断宣传自身，歌颂自我，造成个人崇拜的狂热，“七诫”不断歪曲，直至面目全非。人的记忆并不可靠，相差几十年事实就有了很大的模糊，在人类社会中，这些模糊的产生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动物庄园》中加速了这一进程，到最早参与革命的动物年老之后，“七诫”完全成了维护的拿破仑统治的工具。

这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有真正的“明白人”，那头驴子。至始至终他记住了七诫的内容，但是他始终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旁观者”，默默经历着一切，满足于自我的苟活。

其他

这本书到大陆出版经历了曲折（想想肯定的）。然鹅在后来进入大陆后，却刚刚在文革**之后，当经受了奴役到解放再到“十年**”最后在废墟上思考的中华人民拿到这本书，心里一定是百味杂陈。

这本书也一度被美国用作“对社会主义宝具”，在冷战时期进行了符合他们需要的宣传。实际上奥威尔并无心讽刺社会主义，抑或偏好资本主义，他所痛恨的，无非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包裹在“社会主义”外表下的集权主义。而那个时代的欧洲的社会主义崛起也大多是走向了这样的路子。

《动物农场》有感

韩婧颖

“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中得到的利益，使用权力的人永远不会成为公仆。”这是看完《动物农场》后最有感触的一句话。

造反的人总是平等的，革命只有在一穷二白的时代才能掀起巨浪，动物庄园刚刚革命胜利之时，工作有条不紊，生活忙碌幸福，（对比想一下新中国建立之时淳朴善良的人们），到了后期却落在了专制的拿破仑手中。（或许他比雪球更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

到了一个时代的后期，我们会发现，权力总是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为了巩固统治，开始抹杀历史，捏造假想敌，对反动派进行残酷镇压。

我们可以来建立一个极权政体形成的模型。首先是它需要科学的思想体系和一大群进行革命造反的群众（将老少校动物主义理论系统化体系化和在理论指引下深信推翻人类就能幸福生活的动物们）；第二是军事武装力量（拿破仑带走的九只狗成了专制机器）；第三是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极权者不可能事事躬行，它需要一个传递自己命令的声响器）；最后是教育，愚民是不可能造反的，一群连ABCD都认不清的动物更不会想着去颠覆政权。

第五篇：读《看见》有感：真相背后

读《看见》有感：真相背后

线站处 张丰华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这是《看见》这本书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整部书没有花俏的语言，每篇故事都只是娓娓道来，读起来不感到枯燥，有着行云流水一般的感觉。有时读到书中作者与同事的调侃，我也会会心一笑，有时会随着作者的文笔陷入短暂的思考。我不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这部书却给了我思考的话题，同时也给我打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在这个国度里有繁荣，也有衰败；有光明，也有阴暗；有无以言表之美，也有不能承受之痛。这大概与作者的记者身份有关吧，毕竟常年的实事调查都是在触及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痛，而记者在调查之中也亲眼见证了这些伤痛，这无疑会改变作者看待社会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眼界才比普通人更加高远。

《看见》这部书可以算是央视记者柴静对她记者经历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往日生活的一次纪念。其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话题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属于冷门，也正因它们冷门，才更加触动人心。做记者久了，体验了各种不同的生活，亲历了各种不同的伤痛，才能有厚重而深刻的感悟。这部书恰逢中国正在经历转型之痛，以往挤压的社会矛盾因为媒体而几乎在一瞬间爆发了出来，这些矛盾有的是社会观念引起的，有的是经济发展导致的，也有的是突发意外造成的。所有的悲剧都在直指人心，所有的伤痛都需要社会勇敢面对。有的问题纠缠不清，像一团拆不开的毛线，却直指时弊；有的问题显而易见，像黑暗中闪动的烛火，却无人在意。

读完这部书之后，我却一时间想不出准确的语言来点评它，只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不浮华，很真实，困苦之中渗出快乐的滋味，每一章都有丰富而全面的思考。”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评语的时候，我有些责怪自己的肤浅了，读完一本书最大的成就不是读完了它，而是吃透了它。而这句评语刻意地避开了书中那些沉甸甸的现实，还有那些连我也感到悲痛的真相。

书中有很多思考其实普通人也会想到，但这些思考与书中的采访联系起来却显得更加深刻。只因为平常人的生活不可能经历如此多的波折，才对人生少了许多深刻的思考。例如，作者作为记者深入非典重症区采访之后，她说：“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而当调查农村土地改革问题的时候，她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更高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而当讨论到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时，对合格的公民的阐述可谓精辟。书中说道：“能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一个真正的公民。”“今天你的权利受到损害，你不说话，明天你就会失去更多。”我想，若要普及法治，健全民主制度，最终需要的就是教育国民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而不是让他们置身事外。而对于山西工业转型难题的报道也很全面而透彻，书中指出了过去数十年山西经济发展的通病，并反驳了经济增长优先的论调。她说：“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当采访到矛盾突出的拆迁与土改问题时，作者感概：“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

上述的这些问题由于媒体的报道或者由于自己并不在意，普通人很少去认真思考。面对新闻信息的爆炸性增长，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是应该被媒体引导，去相信媒体需要我们相信的各种“事实”,还是拥有主见，理性思考，不致于产生新的偏见？记者的目标是真实呈现，真实意味着公正与尊重，点评应该交给观众。那么观众的目标就应该是在各种真实之中找到真实背后的真相。我不禁要问，真相背后是什么？是疼痛？是挣扎？是希望？是无奈？真相是残酷的，也是可贵的。但真相又有许多种呈现的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包含着偏见，却并不虚假。然而，仅凭一己之力探求全部的真相又谈何容易，作者说：“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真相往往在于毫末之间。”我们只能希望不断接近真相，不断接近人性。因为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虽然我不是记者，但我依然能感受到记者肩上背负的使命，就是不断探求真相背后的隐情，正如科学家不断探索宇宙，哲学家不断探索真理，艺术家不断探索美一样，那都是一次次坎坷而漫长的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