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读后感】《法律与道德》读后感（定稿）

第一篇：【寒假读后感】《法律与道德》读后感（定稿）

【寒假读后感】《法律与道德》读后感

洪诗琦

《法律与道德》是美国法学家罗斯科·庞德从历史、分析和哲学三个角度来阐述法律科学领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著作。

法律与道德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普遍的观点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一，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存在交叉重合的部分。我们都知道诚实信用既是大家公认的道德要求，也是白纸黑字的法律要求。第二，法律与道德可以相互促进。每个国家在立法时都会以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为导向，这点在书中阐述的非常明确：“法律必须和社会认同的伦理道德价值相吻合或基本一致，才能得到有效承认并进而化为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否则必然受到道德力量的抵制和威胁而使其‘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

但是，法律与道德之间却又存在着区别:第一，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与法律作为两个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共同为经济基础服务。第二，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方式不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他律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而道德则是借助社会舆论、内心确信、传统习俗等自律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这也是两者最显著的区别。第三，法律与道德的规范范围不同。法律规范人的外在行为，而道德规范人的内心活动。第四，法律是确定的、可预测的，是明确而专业的，而道德却是相对模糊的。

庞德通过分析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作为社会重要调控手段的法律与道德，在法律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相互混杂不分——逐步分离——部分融合的过程，其代表正是中国传统法律、西方近代法律和现代的社会回应型法律。而从哲学层面而言，法律与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律是道德的一部分，是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准则。而就分析法学的角度而言，法律和道德有着各自管辖的领域，法律以理性为基础，必须是确定且可预测的，但是在实践中无法将二者绝然分离对立起来，而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也是错的。针对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这种情况，他提出:要在实践中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而最基本的准则就是个人权利的行使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限。而且在立法和司法中，法律与道德一直无法截然分离开来，法律规则中包含着许许多多道德规范。

由此，我不由想到: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有强调德育的传统，学之道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受此影响，中国千年的社会治理均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重视统治者个人品格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即便是在中华法系对世界影响最为广泛的时期，中国传统法律仍是以道德为其内核，“尊尊亲亲”、“父子相隐”等忠孝道德准则成为当时法律的重要内容，使得中国传统法律之治被称为“礼法之治”。

之前我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黄先生对与古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古代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使中国成为一个不能由数目管理的国家’。可谓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脚。

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今天，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对中国社会管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法治成为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成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条。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西方消极思潮也随之渗透，如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已经在中国社会造成莫大的影响，道德失范现象正成为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副产品。

道德和法律都是现代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是自律的，而后者是他律的。我们还要建设法治社会，就是需要发挥法律的良好社会调控机能，但我们应该了解，这是离不开社会成员对法律规范的自觉遵从的。如何才能做到自觉,这是一个人的内在行为导引，是一个自律的问题，而这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内心的信仰——从哲学角度来看，正是庞德所阐释的伦理范畴，是人的伦理，是一个道德问题。

读完了这本《道德和法律》，我了解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与两者对社会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道德没有法律，就会让我们回到礼法治国的封建时代。而只讲法律不讲道德，会使社会风气大为恶化，同时没有道德约束的混乱社会也难以建立有效的法制制度。

第二篇：《法律与宗教》读后感

法律与宗教

“法律和宗教”是一个十分贴近生活的话题，不管是伯尔曼演讲的那个时代，还是如今，法律和宗教都是息息相关的存在。

在西方，宗教是个比较普遍的存在，各种宗教法也为日后的法律奠定了法律的基础。宗教给人的感觉是信条主义，是个人的信仰的一种自我约束，而法律则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以一种预防和惩罚犯罪的存在形式。正如书中所提到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而同样令法律道德化；它对各种罪孽实施法定管辖权。中国的宪政发展也是这样，总的宪法在那，但是很多法学家依旧在宪法的基础上，对于法律中的仁义继续进行探索。现代的法庭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官员垄断法律，而是有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者，使得法律做到公正，并且可以依据实情酌情减刑，现在的法律有着所谓的“人情味”，其中的“人情味”很大程度上则是宗教思想的体现。

伯尔曼在书中写到“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以及作为人类，我们将有忍受旧时代死亡痛苦的坚韧毅力，有着对重获新生的热烈期望”，伯尔曼想要突破对旧时代的迷思和困惑，他告诉我们日后的时代不再是一个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时代了，宗教和法律是相互渗透的，没有宗教的法律将会失去人性的美，从而变得教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信仰将会变的盲目，甚至错误的宗教信仰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罪孽。

法律和宗教都有这4个共同的基本要素：仪式、传统、权威、普遍性。伯尔曼对基本要素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个人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民主主义这样的法律自由与宗教有着颇深的渊源，伯尔曼所期望的是宗教与法律相结合的一种信仰，从他的演讲中我们学到的不仅仅的法律和宗教相辅相成的发展史，也可以学习一种辩证的二元论的世界观，可以从事物的2个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索，继而得出自己最终的结论。

第三篇：法律读后感

大多数对于《法律的概念》的解读是带着前理解，这种前理解的来源以介绍性文章、师友的谈论等媒介为主，但是淹没在介绍性文字（或语言）当中的是文本所要针对的现实问题，哈特的观点仿佛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理论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仅仅是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教科书中并不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核心来关注，而仅仅是作为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而加以例行公事的程式化的介绍，法律读后感。这种对理论和理论所要面对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或者说关注理论自身而轻视理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割断了理论在历史上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或者说一个历史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不问哈特何许人也？也不问《法律的概念》诞生于什么样的背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更不会去思考困扰当时哈特的问题？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得到了哈特的知识成果——这个过程“简洁而凝练”，难道不该怀疑这一切得来的太容易了吗？哈特并没有设局让读者钻入误区，但读者也许因为过于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把自己置于似是而非之中。

按照以上的阅读方式，我逐步归纳了这样几个部分，来尝试“知其所以然”：WHO is Hart？

在我所掌握的一点点资料里对哈特生平的记述并不是很多，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一窥哈特的世界。哈特（H.L.A.Hart）其父是一个具有德国和波兰血统的犹太裁缝。（我原来一直以为声名赫赫的哈特是以为严谨的英格兰绅士或者苏格兰保守主义者。但事实是，哈特是犹太人，这也回答了哈特在晚年为什么青睐拉兹并传其衣钵，也许是犹太老乡的缘故吧。）哈特的受教育的过程虽然没有“神童”边沁那样让人称奇，但绝对是一个优等生的标准履历。他曾经在Bradford文法学校（即grammar school，主要提供知识教育，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作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在国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只有3％可以去文法学校学习）和牛津新学院（该学院虽名new college，但其实创办于1379年，以富丽的教堂和知名的唱诗班着称）就学。这期间他对古典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乃至他二战中在英国军情五处工作时期仍不忘闲暇时与搞哲学研究的同事进行讨论。不难推断，这种对哲学的热爱对日后哈特终成大器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二战前（1932—1940）哈特在大法官法庭充任开业律师，这期间的实务工作使得哈特知识结构在理论和实践的两极中间获得了良好的平衡，“如果没有这段从事律师实务工作的日子，他不可能成为以为法学家，至少不会进行法理论和法哲学的研究。同时，也是这个原因使哈特的法理论十分贴近法律的实践”。1945年，他成为了牛津新学院的哲学讲师，这一阶段后来风行于牛津的语义分析哲学深深地吸引了哈特，并且似乎在此时他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学者J.L.奥斯汀（并非哈特在文中批评的“法律命令说”提出者奥斯汀）结成好友，此人后来于1952年热心推荐哈特走上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的职位。哈特研究语义分析哲学与其他追逐学术时髦的人不一样，他始终致力于把这门学问应用于法学理论分析当中，这也为日后《法律的概念》出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到哈特出任法理学教授这段时期，人们都会把他的名字与上世纪最伟大的几次法律理论论战联系在一起。从学术角度讲，哈特是幸运的，同他交手的对手不乏当时学术体格强健的名家，诸如博登海默、富勒、德夫林、德沃金……他们在诸多领域展开争论，但是核心没有离开法律、道德与自由这些基本的分歧点。这些对手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给哈特戴上了学术桂冠。纵观哈特的学术生涯，其间没有离开过辩论，这种辩论升华了他的造诣，也使哈特的理论逐渐体系化。这一阶段哈特终于成为西方法学世界的一代宗主，开创了其富有“哈氏”特色的新分析法学。鉴于论战对于哈特思想体系的重要性，本文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这些法学高手的巅峰对绝。

1969年哈特离任法理学教授一职，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任其职位的就是曾猛烈抨击其学术观点的德沃金。离职后的哈特开始步入了大多数学者必然经历的思想成熟期。他开始把研究的方向逐步转向了对古典实证主义法学的追根溯源上。由于早年在写《法律的概念》时已经对奥斯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哈特开始走近边沁。杰米里。边沁是个低调的学者，这个害羞腼腆的伦敦人对于出版自己的文章始终怀有一种毫不在乎的心态。这种心态于个人来说可是一种谦卑的善德，但使得外人了解边沁的思想产生了重大阻碍。哈特一直高举实证主义法学的大旗，那种内在的学术血统，呼唤他把一个鲜为人知的“边沁”推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在他的努力下，大量关于边沁的文献被整理并出版。另一方面这种努力的结果也澄清了法学界对于实证主义法学体系传承的误解。可以推测，这种耐心挖掘过去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哈特步入晚年的心态的微妙体现。哈特在“回忆”过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继续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读后感《法律读后感》。德沃金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哈特的死穴，尤其是关于 “规则说”中原则缺位的问题，哈特感觉必须予以正视。在最后的时光里，他积极回应德沃金，这些回应在他死后边入了《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附录中。

以上是哈特的个人小小的回顾，然而哈特不是孤立的一个名字，他总是和西方法学理论的流派划分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他毋宁说是一个标识。那么在一个学术流派中的“标识”哈特又是怎样的呢？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些必要的事实。从不同角度看待哈特，我们会得到不同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在原来看来是没有本质上差别的。哈特是新分析法学的创始人，或语义分析法学的建立者，或战后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一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里的差别不仅涉及观察角度的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含混的指称。这种贴标签的方法很容易让我们记住某个人，缺陷却是单一层面或路径解读了哈特。质言之，立体的哈特被消解掉了，他的思想同时也被单线化了。

首先有必要把一些概念梳理，并进行分析以往定位模糊之所在。

概念一，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哲学公认的创立者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他首次在小册子《论实证精神》当中讨论了人类思辨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实证阶段。所谓实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与虚幻对立的真实，二是与无用相对的有用，三是与犹疑对立的肯定，四是与模糊相对的精确。”但是实证主义这个词语用法很宽泛，仅在网上搜索就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社会学、心理学实证主义……这些词汇导致这门哲学的外延经常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届分，很多人因为在其理论表现形式上接近这种哲学，就被划为此列。同时需要质疑的是，就我所知，虽然现在不少被称为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学家，他们在其着述中却极少追溯到甚至提及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长久以来一种说法：法律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哲学应用于法学研究的体现；即使该说法成立，那么这种体现的程度又有多少呢？

概念二，法律实证主义。关于法律实证主义，在哈特看，英美学界有如下观点：“（1）法律是人的命令；（2）法律与道德之间，或者实际是这样的法律与应该是这样的法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3）对法律概念之含意的分析或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应与历史考察、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以及按照道德、社会目的、作用等对法律进行批评性评价的方法区别开来（然而决非是敌对的）；（4）一个为法律制度是一个‘封闭逻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正确的判决可以仅用逻辑方法从预定的法律规则中推断出来；（5）道德的判断不可能像对事实的陈述那样，以合理的论据、证据或证明建立起来。”经过哈特的考证，我们发现了边沁早先也提出了“法律命令说”，而且也强调了法学分为阐释性法学和审查性法学，这为以后对应法理学和立法学奠定了基础。应该说边沁已经成为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的滥觞之人。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最能体现边沁法律思想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于1789年出版，而上文提及的实证主义哲学的鼻祖孔德出版《论实证精神》却是55年之后，甚至孔德本人也是在1798年出生的。这里遇到了一个类似因果的悖论。应该看到边沁是在无意识之间涉及了实证主义，这部分并不是他的理论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个副产品，也许边沁本人一生都没有听说过实证主义这个概念。或者，在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之前，我只能把这种外观的相似理解为伟大学者在学术进路上的殊途同归吧。其实法律实证主义产生离不开英国本土的哲学，我们在边沁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英国固有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尤其是休谟的影子。其后，奥斯汀作为边沁一脉相承的传人，把边沁的理论加以细化，而且也把讨论的范围尽量退回到法学领域。不要小看这种归理和回缩，正是依靠奥斯汀精致的理论才在真正意义上创立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他的理论高度是前人难以企及的，因为他的工作使法学这个晚产的婴儿割断与其母体哲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的脐带走向了新的生命。但是法律实证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注释法学、潘德格顿学派、概念法学、机械法学、法律形式主义和分析法学都可以算做它的麾下。所以法律实证主义强调的是主义一词，凡主义者必然是指某种思想上的倾向。如自由主义，现代多数思想家都可以被成为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好、凯恩斯也罢他们观点上都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尊重民众的自由，承认私权。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把哈耶克尊为维也纳学派第四代掌门，而凯恩斯则被认为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终结”。

概念三，社会实证。法律实证主义的“实证”是一种对实在（positive）知识的向往，但是怎样达致实在知识，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这里就出现了分歧，一些人认为应该从“法律是什么”的角度切入，另一些人则赞成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来研究。社会实证重视经验事实，企图通过对作为客体的素材分析像自然科学那样作出精准的预测。采取社会实证路径的法社会学运用了大量社会学的方法，比如现场试验、问卷调查、档案研究、统计分析等等。顾名思义可以知道分析法学主要运用的方法还是分析实证，它在法学领域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下文中分析法学研究所涉及的四个方面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概念或者逻辑的分析推理，至于经验事实，不是他们概念或者逻辑分析的主要内容。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对于以往“应然”、“实然”的划分产生疑惑。其实“应然”、“实然”取决于参照系的位相。自然法学主要诉诸的是先验抽象或者自生自发的概念或者观点来说明法律应该是什么。不难发现这些概念与神学、政治学、伦理学都是共通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启蒙时代的自然法学家本人思想里包含了诸多当今的学科理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学仍然没有独立。自然法学在其鼎盛时代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到19世纪，西欧各国已经从动荡走向稳定大批法律颁行，其理论的强烈的批判性面对实在法律规范缺乏分析研究能力。相对于这种评判性的应然，分析法学的描述性话语就“纯粹”多了，他们否弃的形而上的模式，倡导独立意义的一般法学从相关学科剥离出来，主张从规范的角度把研究的范围限于实在法（而不是自然法、上帝法或者高级法）；相对于自然法学的“暧昧不明、难以考究”，分析法学的主张就更接近实在世界，故称之为“实然”。但是与法社会学对比，分析法学就好像“玩弄”的是概念间的逻辑转换游戏，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化模式，并且不排除为了陈述理论的需要而提出假设，甚至是难以最终证明的假设.他们不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最终的作为论证基点的东西往往具有形而上的特点，无法经验所证实。”所以相对于法社会学，分析法学处在“应然”位置。

第四篇：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

很多观众对于结局是很满意的。虽然有不少感情丰富的人会为王薄煽情的死法而流泪，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认同导演的观念。冯小刚很聪明，这种聪明可以用票房计算出来。原著作者赵本夫也 承认，冯小刚很聪明，把一个原本皆大欢喜的结局（王薄只受轻伤，夫妻俩双双把家还）改成有点灰色的光明尾巴，用黎叔狼狈的下场、王薄的死亡、王丽的身怀六甲和警察的法网柔情赚足了观众的感情。法律和道德在最后的冲突中以后者“道高一尺”体面地收场了，观众们在感情得到宣泄的同时，灵魂也得到了升华，的确是一场很划算的电影。

冯导的聪明也仅限于此。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两者的冲突，不惜让警察渎职做一个全知全能的看客，只在最后关头出来收拾残局。因为他知道，法律和道德的内在紧张会消耗观众不少的精力，促使他们思考。而一部成功的商业片痛恨会思考的观众，最好人人都能像傻根那样，跟着感觉走，服服帖帖被电影摆布，时哭时笑，乖乖把钱包交出来。《天下无贼》在刻画人性方面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惜一个商业化甚至庸俗化的结局使它无法获得更深刻的意义。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能面面俱到。在此只能拣一两个方面来分析。很明显，在价值体系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只要求人们不要做坏人，而道德要求人民要做好人。在大部分时候，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违反法律就意味着背叛道德。然而，正因为好人和坏人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法律和道德才常常纠缠不清。《水浒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多少无法无天的强盗、小偷、杀人魔王在人民心中却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和人格魅力，而遵纪守法的贪官污吏却被恨之入骨。这种离奇的效果常被归咎于法律缺少“人性”，法律不公平，因此，人民在必要的时候享有“法律豁免权”，可以根据道德制定另外一种法律规则，比如“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比如“法外施恩”，以此来调和两者的矛盾。

法律有没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协调？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如果把《圣经》当成历史，那还要上溯到亚伯拉罕和上帝的约定和“摩西十诫”。柏拉图最早做出系统的回答。在《理想国》之中，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黄金一代的人类不需要法律。晚年碰了不少钉子，开始重视法律，可依旧认为法律所能达到的，只是“二等好的理想国”（《法律篇》）。亚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师务实，强调法律至上，用法律来规范人性，因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的时候，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西塞罗大体上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认为法律就是道德、正义的具体化，又超越道德本身。自然法是“统治全宇宙的理性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投影”，根植于人的本性，“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可是到了马基雅弗利那里，道德成了无用的累赘，无情的法律才是成熟的政治权术。（《君主论》）。霍布斯则完全抛弃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把“性恶说”发展到登峰造极。在他看来，只有法律才是最可信赖的朋友，把人类从“人对人是狼”的可怕的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英美的哲学家大体上走在“性恶说”这条路上，如洛克，休谟，直至现代的波普尔，哈耶克，只是不把人性说得如此不堪。卢梭，这个从道德理想国走出的平民思想家，以其激进的革命激情重新把道德置于理性之上，建立起以道德、情感为核心和归宿的自然法论。他把理性出现之前的自然情感归纳为“自爱”和“怜悯”两个基本原理，由此演绎出一个道德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和“正式表达”，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最高的道德。

鉴于法律和道德在哲学史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连冯导这么聪明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还是屈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法律礼貌地给道德让路，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完满平息了法律和道德的纠纷。然而，法律是无处不在的，正如道德的影子同样是没法摆脱的。整个故事，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冲突中一步步达到高潮的。耐人寻味的是，这时候，法律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职业道德。

于是，我们可以循着法律和道德的恩怨情仇，去寻找更为重要的事实和价值。

第五篇：道德. 读后感

“道德、文明”的感触

记得以前学习的“八荣八耻”，它包容广、内涵深，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是每个炎黄子孙的道德行为规范。我们要深刻认识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及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更要以它为人生价值取向，知荣明耻，人人践行。

但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树立，需要全社会自觉地共同努力，首先我觉得讲道德、讲文明要从我做起。

因为社会群体是由许多个人聚集而成的，要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公德，共建社会主义风尚，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必须人人行动起来，从我做起，积小我为大我，聚个体为群体，集小气候为大气候。对别人，对社会，要大造舆论，形成共识，并付出行动；对自己，要又说又做、说到做到、从我做起。从我做起，一定要自觉，不仅是“要我做”，更是“我要做”。要用自律的态度，查一查自己哪些做到了，哪些还没做到，应该怎样去做，如何达到完善。那些只讲不做，或者只要求别人做而自己不去实行，或者被动应付的想法和做法，都与“八荣八耻”相悖逆，是不合时宜的。

道德问题关系到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德建设无小事。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取什么、舍什么，能否明荣耻、分美丑、辨善恶、反映在大事上，更多时候是体现在小事上。见微知著，从滴水能观沧海。常常可从生活小事上看到一个人的大德。不能认为是小错而原谅放过。因为小错会酿成大害；不能因为是好事太小而不愿做。小德可积之成大德。正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只要是涉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属于思想道德性质的事，哪怕再小，也必须重视。该为必为之，不该为切勿为之。

从我做起，就要从身边的事做起。身边的事，眼前的事，时时耳闻目睹，最方便最有机会去做。岗位学雷锋，共产党员先进性，最易于在工作单位表现出来，而且最具体，最实际。有时是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对同事，上下尊重爱护，左右团结互助；对邻里关心友好，彼此支持。这不是天天可见，事事可做么！对身边的领导或下级，他们的缺点、“小恶”明摆在眼前，随时可以给予批评帮助，哪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古云：“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身边能做的事都不去做好，就很难设想，他会舍近求远而去大放道德之光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族。在我们的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能混淆。否则，社会和谐不起来，经济发展不起来，民族精神振作不起来，国家也强盛不起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应当成为每个公民应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倡议我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在思想上积极追求上进，明辨是非；在学习上刻苦努力，精益求精；在生活上勤俭节约，节约水电，不攀比；在平时热心为社会服务，大胆创新；在行动上坚决

反对有损民族形象的丑恶行为，讲文明，讲礼貌，守纪律，遵守社会公德和校规校纪。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把“八荣八耻”作为心灵的准则和行动的指南，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荣辱观古已有之，荣辱心人皆有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持有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们，其荣辱观是不同的。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回答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精神；既要立足本国，又要面向世界；既要随着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作为中国人，是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的。但在这一份喜悦与期盼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准备工作，而交通环境问题则是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统计，近年来，因交通事故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等方面呈上升趋势。从这一方面则更加说明了交通的重要性。从而，就要求国家和城市建设者要加大力度地进行交通环境建设。而作为交通建设的我们，则更应进一份力。以主人翁的身份，对全市的文明，和谐，安全建设做出贡献。

首先，我们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参与交通环境建设，尽量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在日常的生活中，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安全出行钟不要因为图一两秒中的便利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与过错。

其次，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作为一名筑路人，已具有清醒的头脑和较强的社交能力。所以，我们要在自身基础上，认真学习提高交通安全知识并努力贯彻实施。同时，也要向社会这个大家庭成员起到“维护交通环境人人有责”宣传作用。

最后，还要注重对交通环境的保护。我们要增强社会主义文明观，维护交通环境措施，作一名思想道德高尚的公民。

文明交通我参与。交通带动着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也关系我们普通人的出行。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让我们大手拉小手，平安出行，建设文明、和谐、安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