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与法律

第一篇：论道德与法律

韩国文化研究 期末论文

班级：会计学系10级财务管理二班

姓名：程士利

学号：100313202

한국은 아름답고 매력적인 동양 국가 깊이 나를 끌어 독특한 지리적 위치와 문화 감정이며, 그것 관광 드라마 세상의 주목을 받고, 한국 환대, 내가 한국 사람들과 감동 나는 아름다움을 즐길하는 의미의 수명을 방문하는 기회를 가질 수 있도록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一道弧形从眼前滑过，幸福的新娘花束落到了小报恩的怀里，自此，一段欢喜姻缘就此开始。

虽然宝恩还只是一名高中生，而尚民也大她许多，但为了未完成爷爷的遗愿，宝恩也只能顺从。婚后的两人分居而睡，在宝恩心里，结婚就是为了完成爷爷的愿望，自己对尚民根本就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学校里，宝恩与刚转校来的新生情投意合，谈起了恋爱。

这时，尚民才明白，从数年前起，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自己其实就已经爱上了她。为了夺回小妻子的心，尚民辗转来到宝恩就读的学校做起实习美术教师。

自认为视尚民为哥哥的宝恩，在看到尚民献给自己的满满一墙的美丽风景时，突然警觉自己爱的人原来是尚民，最后，两人在全校师生的祝福声中深情相拥。

自此宝恩终于真正成为了上明的小小新娘。原本轻松的爱情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教会我——什么叫承担，什么叫责任，什么叫理解。

该片上映后在韩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金莱元和文根英凭借此片一举拿下了今年大钟奖的新人奖，可谓实至名归。通过《屋塔房小猫》在韩国赚足了人气的金莱元在该片中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而小小年纪的文根英，继在《蓝色生死恋》中出演了幼年恩熙之后，其演艺星途便一发不可收拾，在电视剧《明成皇后》和影片《蔷花，红莲》中都可以看到文根英不俗的演技。

每一个小女孩的心里，大概都渴望能和一个大哥哥共度童年。也许，最开始这都无关爱情。又有多少对青梅竹马，真正的走到最后？ 这个甜美的小女孩，也许因为这个哥哥的存在太过于平实，自然到连她都无法察觉。但这位已然成熟的大帅哥，却一心一意的，从很早就开

始

等

待

她的长

大。

有一个男人，他在默默地等你长大。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状态，这是一份多么值得沉浸的幸福，这是一个多么值得依赖的男人。

《我的小小新娘》这样的题材很吸引人，小小新娘本身就是大多数男人类似童话般的梦想，甚至有些一相情愿，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强的保护她人的欲望的，说是男子主义也算可以，谁能够拒绝一个娇小可爱的女生呢？我看了电影，感觉没有回过味儿来就临近尾声了，毕竟这样一种隐藏在内心的念想被他人表现出来，多少也相当于自己感受了一回，所以时间竟也过得很快了。但是我更觉得，这部电影的情节有些匆忙，很多需要展开的地方都是一笔带过，比如他们俩未结婚之前相处的关系，结婚后在学校面对的困难，以及最后两人回忆起过去并在晚会上表白，多少有些唐突，没有水到渠成的感觉。作为一部电影，似乎也不能要求太多了。这样的题材展开来会更吸引人，类似的电视剧如《新娘十八岁》，有充分的时间慢慢给两人的感情升温。但韩智慧不能给人十八岁的感觉，相对于文根英来说略逊一筹。文根英是看上去就让人喜欢的类型，打扮起来就是个高中生，主演这样的角色恰到好处。漂亮的女生就是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这初次认识并记住文根英这个名字是在这部电影里。后来看到她的介绍才知道她曾经出演风靡东南亚的“蓝色生死恋”。但是很难将这个娇俏可爱的小新娘根那个苦大仇深的小恩熙联系在一起。只能感慨：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

看

呀。

看了电影之后，我有点怀疑生活中的文根英是否就是和宝恩一样的纯真活泼地生活在15岁的花季。正像电影中尚民在学校艺术节晚会上被学生质问和宝恩的婚姻关系时说的那样：她除了已经结婚外，没有什么不同，仍然是一名十五岁的高中女生；仍然会为了精致的食物发狂；喜欢帅气的明星；放弃睡懒觉为自己心爱的棒球运动员做寿司，助威加油；每天为了考试而紧张，梦想着进入大学...。但是也有些怀疑，因为一再的面部特写让我看到了一双天使的眼睛：没有勾魂的魅惑，没有难测得深沉，更没有世故和精明，只有清澈的纯真和激扬的热情，----以及超出年龄的丰富细腻。看着它们，似乎自己的身心都被净化到史前。这个小精灵。怎能不叫人喜欢？个谁也不要来反驳，一个商业片，给观众一些新奇的享受，这样就够了。

第二篇：论道德评价与法律约束（范文）

论道德评价与法律约束

在历史发展的数千年之中，道德与法律都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儒家有言“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不难发现，道德与法律存在临界点，因此，道德与法律都应找到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职，互补互融。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携手合作。道德是对个体或集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行为最基本的约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法律与道德在社会治理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关系形成之后的必然产物，它以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而形成道德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从最初的风俗习惯，到独立的道德体系，是劳动关系的与生产力的发展一手促成的。

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主要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以及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道德往往借助于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道德理想等形式，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认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认识自己对家庭、他人、社会的义务与责任，使人们的道德实践建立在明辨善恶的认识基础上，从而正确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积极塑造自身的道德人格。道德评价是道德社会功能中重要的一环，他通过道德评价来纠正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错误导向，协调人们之间关系的功效和能力。

在中国古代，礼法和刑法分别对应如今的道德与法律。有“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之说，道德与法律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功能上两者互补互融，在古代。有“出礼入刑”之说，说明在封建时代，道德与法律就存在临界点。

由于道德与法律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临界点的存在造成了两重后果，一方面，由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临界点，法律赋予道德一定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兼顾道德的功能。造成了法律道德化，即法律约束在临界点的表现是守法成了一种道德义务。

法律在历史发展中，是道德的规范化，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和执行的一种行为规范，不同于道德的是它不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它具有明确的内容，一般只有触犯法律的行为才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而道德只赋予人们一定的义务，比如一个落水者，就道德而言，你有救人的义务，但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是由国家保证实行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比如古代的封建礼法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是社会物质和生活条件决定的，是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工具。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与时俱进。先是道德的法律化，在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道德被国家的所有者加以利用，以道德为根基，侧重于立法过程，即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使道德规范化，制度化。法律是对人的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精神，它一方面细腻的对人的行为作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其他方面作出理论上的抽象。道德是法律的补充，历史进程中不断的把道德规范化，使法律趋于完善。

道德是有原先的氏族习惯发展到风俗习惯，进而发展到全面的、独立的社会道德体系，它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思想而做出行为。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人。另外，法律的广度远远高于道德，道德存在的领域基本都有法律的约束，但有些方面只有法律约束，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等，道德的实施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力量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法律却是国家保障实施的。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都是为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同为调整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两种工具，是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一方面，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即法律规定的是能维系社会秩序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欺诈谋取他人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这类道德可通过法律广泛有效的在社会上传播，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坚强的后盾，“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在道德解决不了的事情面前，法律可为其保驾护航。

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所以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道德是法律处理的标准和推动力量之一。一方面，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另一方面。道德对法律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无法根据法律处理的。即“无法可依”的，道德对法律就起了补充作用。2011年10月13日下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想必直到现在还令人深思。两岁的小悦悦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不理睬，接着悦悦被一辆小型货柜车再次碾压。之后5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均不闻不问，直到一位拾荒阿姨看到，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这件事情就道德来说，司机碾压一次还不自知，又重复第二次，十余路人见死不救，都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批评，就法律来说除司机要受到法律制裁之外，法律却对见死不救的路人无可奈何，事后，社会各界向小悦悦捐款二十余万元，这是社会道德的体现，但小悦悦不治而亡之后，这二十余万元却惹来热议，就道德而言，各界捐款是给悦悦治疗用的，事后小悦悦父母拿出一部分捐款给需要的人，但就法律而言，二十余万元捐款在法律上说应属于悦悦父母，可以自由支配。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仅仅是法律是不完善的，此时道德的调整功能就尤为重要，此二者相互协调，共同处理事情的结果才会让大多数人满意。

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上，我们应秉持它们各自的属性，道德与法律相结合，处理问题相互协作，才能调整社会关系的契合度，维护社会的有序性，为建立健全的法治、德治社会服务！

第三篇：论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

论对权力约束的必要性

——预防1504班严慧珍U201512901近来迷上了中国近代史，翻阅书籍时，往往哀叹一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晚清的鸦片战争将一个腐朽的偌大帝国打得头破血流，他的国门被推开，他的国土被践踏，他的国民，依旧麻木不仁上交着千百年不变的“黄粮国税”。

苦难贯穿晚清七十年：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有《南京条约》的屈辱，有黄海大战的悲壮，有平壤溃退的懦弱，有收复新疆的铁血，有胜而求和的无奈......太多太多的史实，读起来如此沉重，太多太多的人事，让人恨，让人怜，让人恨不得食其肉，啖其骨。掩卷沉思，多数人分析中国近代史，都会从什么晚清政治腐败，陈腐，封建来解释他的失败，但我却觉得，他注定会失败，腐败贪污，政治腐朽都是外部原因，真正的内部原因是他权利的高度集中化和自由化，家天下甚至是人天下。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显而易见，如果政府集权与行政权结合起来，就会获得无限的权力。”而清朝就达到了权利的高度集中，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皇帝对于每个人都是生杀予夺，这就必然造成了一个结果：皇权要求一个人不是有用而是忠诚，皇帝的最终目的不是保卫一个国家，而是维持他的统止和说一不二，所以国难当头，慈禧想的不是什么维护国家主权，改革要推动国家发展，而是满汉之争，怎样利用汉族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见不得汉族称大时刻提防汉人，为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权力得不到约束就必然导致人民的没有自由，没有公平，没有希望。

甲午战争，基于洋务运动，大清与日本，孰胜孰败？这在当时却不是一个定数，但在现在看，这其实还是一个定数。之所以说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定数，因为当时的清朝经过两次的鸦片战争，已经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和自己的落后，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起了洋务运动，一个是时兴的“现代型”国家日本，一个是知错就改的东亚旧老大清朝，不到最后，连老谋深算的英国都不知胜负。可结果呢？中国惨败，三十载洋务运动成就的代表——北洋水师毁于战火，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这一败终于让政治制度高度自信的中国睁眼看了世界，接着就是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而之所以说在现在看来甲午战阵的战败其实是一个定数，不说兵力方面，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案例俯拾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实一个制度对另一个制度的全面胜利，我们不能说清朝没有重视这场战争，不能说缺乏人才，不能污蔑在战争中英勇战斗的军人，在此我想就对甲午战争的各种污蔑澄清一下，炮管上晒袜子？简直可笑，炮管离传面多高你知道吗？你会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爬上炮管晒衣服？北洋军队驻扎地有几千家妓院？你为什不亲自翻一下史料，日本官方记载根本就只有几家，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为什么在国家战争期间，有如此多的不切实际的污蔑白纸黑字地写在奏折上呈报给皇帝？满汉斗争,党系之争，个人恩怨，自明代以来文臣弹劾他人永远不讲什么证据，手握所有权力的皇帝却恰恰被集权蒙蔽，他不相信任何人，他永远处于生命危险中，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他妄想控制所有人，因此不得不依靠宦官和外戚，恶性循环，明代便是宦官横行，而清朝，处于封建制度的顶峰，吸取历史的经验，他逃脱了吗？牝鸡司晨！

事实便是如此，你越想集权，越想稳定，它就越缺少生机、活力和创造力，内部越稳定，他抵抗外部的能力就越弱，到最后，只有一潭死水才达到了最稳定的结构。而这个道理，历史早已为我们证明了一次又一次。

朝鲜一直标榜自己民主独立，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但实际的情况是，朝鲜是一个极度专制、经济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封闭的国家。2015年12月，继朝鲜公开宣布张成泽因“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被革去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之后，13日又正式传出其已于昨日遭审判并立即处决的消息。尽管依朝鲜给张的所谓定罪来看，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考虑到张成泽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以及近些年来的朝鲜政治清洗实践，其遭此决然肃清仍令人震惊。

再思张成泽的倒台以及历来的朝鲜政治，不难发现这个独裁政权的如下集权逻辑：

第一点是任何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最高大权只能操于一人之手。无论你功有多高，只要可能威胁到金氏政权的“唯一领导”，便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肉体都消失于无形。别说张成泽，即使与金正恩共享所谓“白头山血统”的金正日长子金正男，也因为有可能威胁到其执政地位，目前也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归。

第二是朝鲜与一些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政治清洗极端残酷。一旦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对手和敌人，消失的不仅是政治生命，很可能还包括肉体生命。而且，被肃清对象还不只限于自己，还往往包括家人、部下，株连九族。在一场政治运动的背后，往往是无数的血雨腥风。

不知道朝鲜政权还能在这条集权的道路上走多远。其三世集权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像，这在很大意义上应该“归功于”其高度封闭的愚民政治以及残酷决绝的政治清洗。在如今这个时代，这个高度集权的政体还能走多远呢？

斯大林在担任前苏联最高领导任时，一人独大，国家对其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在其任职期间，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开展大清洗运动，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实行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当时的社会可以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这十六个字来形容。

利比亚前最高领导人——卡扎菲，在其任职期间，利比亚实行单一元首制，称“全国政府主席”，由革命领导人提名或兼任，而卡扎菲就自称为“九·一革命领导人”，拥有利比亚的最高行政权和军事权。利比亚的这种政治制度导致卡扎菲执政长达42年之久。而他的这种至高无上权力也使得他过着毫无顾忌的生活。据报道称，卡扎菲直接控制着利比亚中央银行的140多吨黄金储备，折合成现金将近80亿美元。

······

与人沉浸在集权的美梦中不愿醒来，就一定会有人看到集权的坏处。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分权思想。

波利比阿，（公元前208-公元前12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古希腊麦加罗城邦人，出身名门，年轻时就献身城邦的政治事务。希腊在与罗马的毕德纳战役战败后，被迫派1000名著名的公民到罗马做人质，波利比阿是其中的一位。（公元前168-151）客居罗马，他以希腊学者特有的理智思考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罗马人怎样和借助于什么特殊的政治制度，在短短不到53年的时间里，几乎征服和统治了全世界？由此，写下了不朽的历史著作《历史》。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分权制衡思想。他认为罗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一种混合政体，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因素得到“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平衡的状态”。这种“混合政体集三者的优点于一身，又不使其中的任何一个过分的膨胀，任何一个都不能压倒和超过其它力量”。他阐述了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每个部分钳制其他部分，又与之合作，在所有紧急的状况下，他们的联合又是非常适当的”。混合政体的思想在古希腊的思想家已有体现，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的整体形式，亚里士多德也把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相混合的政体作为理想政体，但是其混合政体主要是各种社会集团和力量之间的混合与平衡，而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概念不仅包括这种平衡，还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权力的混合与平衡，因此，他的学说已经不仅是一种混合政体而是一种分权学说。这种制约与平衡才是罗马共和体制的本质特征。同时，他的分权学说还不是近代的三权分立学说。

近代系统的提出分权学说的是英国的思想家洛克。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三个部分，即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洛克说：“立法权是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他指出，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国家一旦把权力交付某些人，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为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 洛克指出，执行权是贝责执行已被立法机关制定的继续生效的那些法律的权力。执行权从属于立法仅，执行机关是“受立法机关的统属并对立法机关负责的，而且立法机关可以随意加以调动和更换。”执行权是一种经常存在的权力。

洛克认为．制定法律的人不能同时拥有执行法律的权力。因为如果拥有立法权的人同时拥有执行权，那么他们便“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在英国，立法权应交由议会行使，而执行权则由国王行使，而且，国王应该享有一定得特权，即（自由裁量权、赦免权及处理重大军政事务的权力、临时召集议会的权力）。比如说邻居失火，不得不拆掉一家无辜的人家的房屋防止火势的继续蔓延。但是国王的特权必须以公共的福利为原则。洛克认为，执行权和对外权虽然有区别但是不可能交给不同的人行使。他说：“如果执行仅和对外权掌握在可以各自行动的人手里，这就会使公共的力量处在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总会导致纷乱和灾祸。”洛克在论述权力划分时，有一个十分进步的地方，他始终强调人民的地位，强调要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归于人民，他有句名言“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

于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三权分立，法国大革命直至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权力这个魔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锁进牢笼，而这一切是时代的趋势，为了人民的福利！

第四篇：大论文：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和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法律与道德又相互交叉与渗透，其两个重要表现为：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第五篇：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的《论语》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更是贡献不少······

这些都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是一对孪生兄弟，也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常言道：“以德服人，以法治国。”

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之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总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对二者的关系说法很多，其次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行为规范，他们的产生原因，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表现形式、调整机制、评价标准等方面各有不同。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与消亡各不相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法律的产生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国家的性质决定法律的性质。而道德则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道德的存在。在一种社会形态之内，通常只能存在一种同一性质的法律。却可能存在几种不同性质的道德。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前，少数先进人物与革命导师就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和道德的品质。法律既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在法律消亡之后，道德依然存在。

第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在现代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仅限于人们的外在行为，单纯的思想或动机不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在古代社会曾经有过“腹诽”、“莫须有”等以思想定罪的荒谬案件这种情形与现代的法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而道德所调整的范围也比法律要广泛。例如婚姻关系是法律与道德共同调整的对象，但是爱情关系、友谊关系通常只受道德的调整不不受法律的调整。

第三、法律与道德表现的形式与调整机制各不相同。许多道德规范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原则与信念。违反道德规范后果是行为人要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及行为人自身的自责、内疚、忏悔。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在现代国家，法律规范则必须规定明确，具体的行为模式与行为后果。违反法律规范的后果，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追究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四、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不相同。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找通常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当违反道德不一定违反法律，所以道德的评价标准比法律的评价标准更加广泛。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他们都是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思想道德，体现着人们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各种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行为选择能力，是政治素养、道德品格和法律意识的综合体。

总之，法律与道德互动机制的另一方面还有法律的道德化。因为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适用的范围与道德相比狭窄得多，而且法的稳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滞后性；二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用僵硬的、机械的规则，难以取代充满个性色彩的现实生活的“个案”。这就需要道德的补充，无论立法、执法全过程中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 远的意义。

但愿人人都以道德和法律来约束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四有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