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剑桥民国史》有感

第一篇：读《剑桥民国史》有感

读《剑桥民国史》有感

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我的了解其实不算详细。除了中学阶段能熟背“三民主义”、西安事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之外，对于这一段血雨腥风、民族求存的浩荡历史，我总觉得了解得不够深入。其实一国之国民如果不对本国之历史有过深刻的认识和反思，我想，是不足以称得上一国之国民的。所以，借此机会，能对中华民国（1912-1949）有一次具体的了解，也是必要且有益的。当然，我也想结合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平台edX中的一门哈佛《中国》公开课的学习经历简略讲讲那段中华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

首先，为了真实地理解中国近代，我们应该理清楚关于20世纪初的中国究竟处在怎样的现实之中。从政治上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称呼始于20世纪。虽然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上下五千年”之久，但是古时的历朝历代均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朝代”和皇帝的年号。今天是“明”的天下，明天可能就改朝换代，成了“清”的子民。同时，新上任的皇帝会牢记上一个朝代最后一任是如何昏庸无能，丢掉了整个天下和自己的命。因此，新的朝代总会实施休养生息、减赋轻徭之政策，直到将来的某一人皇帝再次受到骄奢淫逸的召唤，历史不断地重演。君王在变，年号在变，可是有什么维系着所有天下人的不变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吗？这个问题很难讲清，毕竟过去我们的身份认同不是“国家”,而是类似“龙的传人”这种基于遥远历史的观念。

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了，英法百年战争强化了民族国家的意识，而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差异，我们很少受到大规模的侵略和压迫，于是这种意识并不强烈，直至1840年。随着英军的到来，不仅轰开了“大清国”的国门，也让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国家”会被拖入半殖民半封建的深渊。于是，许多有识之士诸如戊戌六君子、孙中山之先辈想尽种种办法求存。进入中国的不仅仅有科技和先进武器装备，也引进了许多新思想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供当时的人们参考。到了1912年，“中国”才真正出现在世界上，成为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

当然，这个“中国”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用到了一个新的、不同于封建的政治制度——共和制。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共和”?

共和（republic），其拉丁文为res publica,牛津字典的解释是“非君主制的政治制度均为共和制”.事实上，中华民国尝试了一系列的共和制度。列举如下：

1912年至1915年：共和立宪制

1915年至1916年：君主立宪制

1916年至1924年：议会共和制

……

造成如此多种制度不断更替的原因有如下。第一，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基于不同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通常，引入这些制度的人也有他们的见解，许多专家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应用在中国的情况也各有差异。第二，一些外国的专家顾问也有自己的利益驱使，有意造成对中国政体的影响。第三，鉴于中西方之间巨大的不同因素，相同的制度在两处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阅读中的几点看法。作为上海人，我很关心民国时期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情况。在我的感觉中，租界首先公共设施非常先进，能用到自来火、自来水等等。毕竟有许多外国人在此地居住，并且由外国人负责管理，许多城市建设的先进经验和技术都用于此。()还记得外白渡桥的事情。

在2007年年底，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收到了一封寄自英国一家设计公司的来信，信中说，外白渡桥的“桥梁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现在已到期，请对该桥注意维修”,并“建议检修水下的木桩基础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可见，一个管理严格的组织不仅对在自己管辖职责内的事务负责，而且对只要是自己曾监管过的事务，一并要负责到底。我想这不单单是组织的责任意识，也是现代公司的法规理念深入人心的表现。这件事对于我们当下的各项管理都有重要的启示。

除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且介亭杂文》名字取“租界”两字各一半为名的轶事之外，在民国年代的租界里，有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规定，即“治外法权”.“原告为中国人（不论是个人或是中国政府的部门）和被告为条约港口的外国国民的一切争端，都由有关国家根据该国的法律判决。”这样的条款无疑蔑视中国的法治权和司法权，更是让外国人可以肆无忌惮地逃离中国的法律约束。“外国罪犯在领事法庭上所受的待遇，不像在他国内所受的那样严厉，这无疑伤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更严重地损害中国主权并具有深远意义的行为是，中国当局不能直接对条约港口的外国个人或商号进行限制、管制。”除了对外国人个人行为无法约束，就连组织或公司，中国政府也无权监督。“在治外法权的掩护下，武断的外国新闻界常常毫无限制地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吹毛求疵和不怀好意的批评。”

从一正一反两方面，不难看出租界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揭示当时中国与外国势力利益冲突的前线。对于这样一段历史，我们如今应当辩证地看待，为的是以史为鉴，珍惜现在国家有尊严地发展、人民有尊严地生活，牢记使命、不忘先辈。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忘记我们的历史是绝不应该的。历史是我们的根，历史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历史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国家的命运。一个不了解本国历史的人会缺失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体系和观念，而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我想，这学期能有机会重新回顾这段道不尽的历史，并不会随着学期的结束而终结。恰恰相反，我对于我们始源的探究和理解才刚刚开始。拥有大量网络资源的我们更应该利用好这些前所未有的机遇，了解过去、审视过去，才能反思当下，继往开来。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

“不知来，视诸往。”面对历史，我们该虚心求教的还有很多。

第二篇：读“党史国史”有感

读“党史国史”有感

八十年前，在苦难的中国，一个伟大的政党诞生了，她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的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50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领导核心。她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把党比做母亲，她用乳汁哺育我们长，她把幸福留给我们，把苦难留给自己。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那么多党的优秀儿女，它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方志敏在狱中写出了《可爱的中国》后从容的走上刑场；年仅15岁的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面不改色心不跳； 董存瑞手拖炸药包在敌人的碉堡下拉响了导火线；丘少云为了不暴露目标在烈火之中纹丝不动；黄继光面对敌人喷火的机枪口，英勇的扑了上去„„还有许多许多的英雄，它们并不乞求名垂青史，却只希望祖国能够和平安康。这种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浓缩么？共和国的旗帜，正因为有了它们的热血和忠诚而更加鲜艳，它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他们以无上的心得谱写出一首感人至深的党的赞歌。

在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社会主义实现了改革开放成功了，香港、澳门回归了。正因为有党的领导，我们中华民族已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是党，带领我们走向新世纪的道路；是党，用生命换来了现在和平安康的社会；是，„„

党啊，您是一盏明灯，永远照亮我们前进的路；党啊，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哺育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们；党啊，您伟大的功绩将雕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今天，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以优异的成绩，为党争光，为党添彩。

第三篇：读美国史有感

读美国史有感

美国的历史由那艘载着一百多名清教徒的“五月花号”被风暴吹到马萨诸塞海湾开始。这些清教徒具有无比坚定和高涨的宗教热忱，他们一登陆，就全都在海滩上跪了下来，感谢上帝将他们带领到这里。他们相信就像当年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他们背井离乡，到这毫无人烟的荒原是为了在全人类面前做榜样，建立体现人类理想社会和上帝荣光的“山巅之城”。他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能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受打扰地来建立一个体现了“真理”的理想社会。

这些清教徒登陆之后很快就以自愿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了法律、章程以建构社会。没有哪个民族、社会、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其开端同时有这么多关于人类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乌托邦或者改革方案在同一块土地上鼓吹、实行、实验：犹他州是摩门教徒的天堂，摩门教以严格的团体生活著称；北卡罗来纳是世界上一切逃亡者的避难所；南卡罗来纳是海盗的乐园；欧文、圣西门的共产主义信徒们也在北美大地上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的公社进行实验。

那些在马萨诸塞海湾登陆的英国清教徒，一开始就以自由自愿联合订立“契约”的方式构建了他们的社会，他们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规定他们的权限、任期、薪酬，议定纳税的额度，社区管理的规章，武装自卫抵御印地安人的方式等等。一句话，一切涉及到公众重大利益的事项都必须由全体成员大会来讨论，以多数的意见来决定。

当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庄严地说出：“美国的理想在于建立一个人民所拥有的，人民所治理的、人民所享用的国家（For people, by people ,to people）”时，他说的并不是一种飘渺的理想，而是说的是在美国土地上实实在在发生、发展的一种实情。

为什么美国两百多年会发展得那么好呢？总结一下，应该有三大原因：

1.自然环境因素，是指美国没有强大的邻国，不必保持强大的常备军，人民也不像欧洲的人民那样地去崇拜能打胜仗的军事领袖，没有一个支配了一切权力的强大的首都，充裕的土地造成了人民普遍的富裕这些原因。

2.民情，即人民“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当年建立了新英格兰的那些英国清教徒他们所拥有的信念、信仰、思想、生活习惯和态度，是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道路重要的原因，就像即使是一片深厚的沃土，只有落下的是红杉的种子，才能长出一片高耸入云的巨林，如果落下的是灌木的种子，也只能长出一片低矮的随风摇摆的灌木丛而已。

3.法律制度因素，一是指采取的联邦制，能使一个大国的强大性、安全性和小国的自主性、灵活性、多样性结合起来。二是指公民的乡镇自治制度使人民养成了自己治理自己的政治艺术和爱好自由的习惯。三是指司法制度的设置使统治权的很大一部分直接在人民手中。人民通过陪审团自己掌握司法的判决权，广泛有效的法律设施使人民普遍拥有法律观念，能有效地制止、平衡多数的暴政，将民主政治的弊害减到最少等等。

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国家法律制度正是保障这一切的基础。有人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强盛，不是强盛在经济上，不是强盛在国土面积上，而是领先在法律制度上。所以，中国希望真正强大的话，完善法律制度，是必须的。

第四篇：读美国史通论有感

美国自建国以来虽只有短短的200余年，但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无与伦比。鉴于美国的重要性，即使是一般民众，对美国历史有一个大概地了解也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历史研习者更是如此。北京大学教授何顺果的著作《美国史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为期望对美国史有一个大概了解的广大读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本书共分四篇（分别是奠基立国时期，区域对峙时期，美国的现代化和向后工业迈进），十六章，非常简洁，总共23.8万字。笔者从第一次看本书至今已一年有余，之所以今天回过头来写一篇《通论》的读后感，原因是当初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些困惑的问题和想法。

《通论》作为一本简洁的美国通史类著作，其特色还是颇为鲜明的。作者在自序中归纳了本书四个特点。

首先，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美利坚文明的起源，而不仅仅把英国的殖民史看成美国的早期史。作者解释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创建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成的过程，„„”（自序第1页）。（对于这一点笔者倒不认为是本书一个明显的特点。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历史问题已并非稀罕之事，从社会学解释历史问题的论著并不鲜见。历史学属人文科学，与社会学本来就难解难分，与社会学的结合，可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对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创建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成的过程，„„”笔者是十分赞同的，在阅读《通论》之前，笔者也是这么认为的。美国文明是不同于欧洲的有自己特色的文明，这一文明随着殖民地的建立而逐渐成型，并随着美国的独立而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

其次，作者将自己近些年来研究美国区域问题和区域历史时获得的不少新知识，也纳入了《通论》已改造美国史的内容和结构，所以第二篇标了个《区域对峙时期》的新题目，这是以往的通史中不曾用过的。作者认为，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对立与统一，不仅应是美国历史区别于其他国家历史的重要特点，也是推动美国历史发展特别是19世纪美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自序第1-2）这确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认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建国方针之争实际上是这种区域差异的一种体现，而杰汉之争不仅没有使这个国家分裂，反而使这个国家增添了活力。（第91页）不过，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南北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加剧，最终引发了几乎分裂整个国家的内战。这可能与作者所说的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对立与统一，是推动美国历史发展特别是19世纪美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一论点不相符。也许会有这种观点，美国内战扫除了工业资本之一发展的障碍，为此后美国经济的腾飞铺平了道路。我完全赞同这一论点，不过笔者认为，没有这种南北制度上的差距，或许更有利于美国以后的发展。

第三，以往的美国史编撰中，注意了内战后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垄断组织的产生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极少注意其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历史意义，故在第三篇中作者写了《文化民族主义之形成》一章。在作者看来，由于特纳和门肯在历史和语言上的创意，乃是继1776年的政治独立和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经济独立运动之后的一场精神独立运动，并且只有在这场精神独立运动之后，美国才真正完全摆脱了它对欧洲的依赖（自序第2页）。（门肯的《美国语言》被认为是美国语言的“独立宣言”；特纳一改美国传统史学家将美国制度和文化之源归于欧洲的传统理论和作法，指出“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从而强调美国制度与文化与欧洲不同的特点，并对它们形成和发展缘源的思考从欧洲转移到新大陆。

第四，作者高度重视高科技革命的意义，并在本书中谈到了“向后工业迈进”的问题，并有专门的章节对高科技革命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论述。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和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因此今天的时代又被称为“信息时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对高科技及其影响重视不够，在读到本书以前，这一问题也没有引起笔者的注意。后来笔者又读到作者的两篇文章《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论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参见《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2-12页）和《应当重视高科技革命问题的研究》（详情参见《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9-10页），加深了笔者对高科技革命及其意义的重视。在作者看来，高科技革命改变了政治、经济结构制度，军事、外交，涉及到人类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影响是怎么估价也不为过的。

值得补充的是，本书标题为《美国史通论》，作为一本“通论”性质的著作，将重点放在“通”上，还是放在“论”上，亦或者二者兼顾，都值得推敲一番的。笔者通读《通论》，发现作者在“通”上做得还不是特别好。按理说用20余万字粗略的介绍一个年轻国际的历史并不十分困难，作者似乎不满足于简单的介绍，在粗略的介绍美国历史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却也讨论的较为深入，比如对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立国方针之争，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从争论的根源、背景、影响等等多方面进行了颇为详细地分析；还有三大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和文化民族主义之形成，作者都用了整章的篇幅进行了论述。这在一部20余万字的通史类著作中是难得一见的。这既反映了作者的研究兴趣与成果，也是作者“论”重于“通”的体现。作者也并不是置“通”于不顾，而一味的“论”，很明显作者也兼顾到“通”，即使对美国史一无所知的读者，读毕本书也会对美国历史有粗略而系统地了解。鉴于本书“通”、“论”兼备的特点，本书不但适合于一般想了解美国历史的读者，即使对一些美国历史专家相信也会有所启发吧。

笔者在初读本书时，有一个困惑颇久的问题：为什么进步主义思想和改革来自美国社会的中上层，而不是来自美国社会的下层（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根本推动力还是来自美国下层）？作者提出了这一现象，但却没有给出原因，坦率而言，直到今天笔者仍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令自己信服的答案，理查德·霍 1

夫斯塔特曾指出：“1900年后十分壮观的农场主抗议运动，因中产阶级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热情而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发展。”姑且看作是一种解释吧。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在以后进一步的学习中探寻答案。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也激起了笔者的兴趣：20世纪20年代，在政治上由自由主义走向保守主义的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走向反叛的时期。„„作者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知识分子走向反叛的原因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大机器的采用引起的劳动的异化，以及物欲的发展对于人文的压抑。此外，战后美国在争取和平和组织国联问题上的失败，引发了与一战前大肆宣传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矛盾，是导致知识分子反叛的又一原因。而在20年代，由于共和党人执政，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吏治的腐败随处可见，也增加了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一切使本来对社会和文化问题很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西方文明正在走向崩溃。（第257页）但是这一反叛对美国的经济并没有造成负面影响，20年代美国的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笔者看书有一个习惯，对脚注、尾注和参考书目特别关注。本书脚注不多，参考书目却不少。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参考书目全部为英文著作。笔者毫不怀疑通过对英文著作的阅读，能够写出高质量的《美国史通论》。笔者怀疑的是，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受中国同行的影响，没有参考他们的论著？并不仅仅是本书，现今很多有关美国史的论著都只引用英文论著，这证明资料来源的渠道日趋畅通，也是美国史研究进步的表现，可以了解当事国研究的最前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但是似乎也有自抬之嫌，很多人认为全英文的参考书，其质量自然非同一般。笔者对此倒有不同看法，就美国史而言，任何一本美国史著作的问世，其前提应该是对国内研究情况的掌握，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继承，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创新。因此受国内专业论著的影响在所难免而且必须。那种只引用外文而对国内研究成果视而不见的行为（至于用而不说的行为则更为学界不齿），并不利于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试想一下，研究成果得不到承认，研究的动力有如何能够持久。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只有充分利用两种资源，才能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具有中国特色，否则，中国的美国史学不过是美国的美国史学的附庸而已在一个思想混乱的社会中,人们会忘记历史,忘记自己的痛苦.不论什么主义、思潮都有存在的可能。今天读了左派的文章、右派的文章、新左或右派的文章。我想有一个宗旨大家必须把握，作为人类处理某一类事情，都会有共同的目标，都会寻找公正，公平、博爱、自由作为终极目的。那么争论一定是在所难免的，只有在争论中，产生妥协、产生利益的平衡。只有在多元的思想下、才能产生更加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理论。从短期来看，专制与独裁见效是飞快的，可以迅速的整合社会力量，集中社会资源，甚至会达到辉煌的效果，给大家以蒙蔽激发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个人崇拜等使人振奋的精神情绪。然而它所带来的后果是幻灭的，是一个美丽梦想的吹破，伤害是无比残酷和暴虐的。在历史长河中，他会象美丽的的海市蜃楼一样令人向往却不可及，永远使人陷入一种激动和渴望中，失去理性。在德国、中国、在朝鲜，在历史中一切集权国家，或多或少给人带来某些幸福感但是却使人的痛苦更加倍至。在这里我不愿意评价东西文化、也不愿简短说明谁劣谁优，因为对每一个现象导致的结果是复杂而深远的。但我们终究要撕掉表象，同时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福祉是可行的。从长期来看，多元的思维模式是比较难以达成一致，甚而在短期内会造成混乱。今日读了北大历史系教授何顺果的《美国史通论》，展开美国的历史充满争论、斗争、妥协、再斗争、再争论、再妥协。反反复复在互相的利益妥协中，找到了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在民主、自由、宪政、共和的道路上，没有风平浪静，他们会在宗教信仰、教育、科技等各方面随着历史的推进而不断完善，不断修正。我想这是人类的一个常态，符合历史的辨证规律。我们追求的是长远的利益，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生活状态的美满和幸福。没有国家、没有地域、没有文化的差别，强调这些带有局限性，带有歧视性甚至排他性的概念，会使我们陷入无尽的争吵中。为此我们应该抛弃羁绊，抛弃党化思维、抛弃原有的旧思维模式切实寻找真理。寻找多元的思维模式，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开放言论，开放思想。由此中国才会走上一个充满理性，负责的大国之路。百年历史是悲惨的、是受外族欺压的、是落后的。但是我们不应总是充满仇恨，充满复仇感。历史不应忘记，但历史更应该总结，更应该深思，更应该理性的深思和独立的思索。不要简单的扣上帽子，归于某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学会全面的思维，全面的分析，只有这样才不会重蹈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

3罗荣渠先生的《美国历史通论》，是我最爱读的关于美国史的名家名著之一。虽说是学术著作，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读起来绝无冗长枯燥之感，不愧是大家手笔。

罗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他就发表了名作《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呼吁“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1982年，他访美归国后即在北大率先开设“美国史通论”这一新课，“以独特的课程体系、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别开生面”（“编后记”）。同时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开始撰写《美国的历史与文明》一书。后因致力于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研究，这一写作计划被延搁下来，但留下了一份完备的手稿。收入本书第一编的《美国历史通论》，就是根据手稿整理而成的。《罗荣渠文集》编委会认为，这部书稿“以宏观的视阈、磅礴的气势、优美的文笔，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勾勒了美国这一新兴大国的立国、富国和强国的历史。在这部书稿中，罗先生首次以现代化和文明史为主线，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参照，通过与俄、法、英、拉丁美洲的比较观察，立体地再现了美国的崛起历程及其世界历史意义。无论是在宏观史观、中观史论还是微观历史事件的解释，《美国历史通论》都充分体现了罗荣渠先生作为思想家的理论修养、作为专门家的学术修养。这无疑是一份应予珍视的学术遗产。”（美国的历史由英国人为主的欧洲移民在新大陆的拓殖开始的。罗先生说，“商业公司的企业精神，冒险家的野心，宗教自由追求者的梦想，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早期北美殖民地的拓殖精神。”就是靠着这种拓殖精神，北美人从筚路蓝缕到宣布建立独立的新国家，用了不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自1763年开始，随着英国对殖民地控制的加紧，北美人“最初围绕征税权力的经济斗争，一步一步地转变为政治斗争。英国的报复行动的后果在于，它迫使殖民地人民把抗税斗争降到次要地位，而把捍卫自己的自治和自由、反对专制和暴政的政治斗争上升到主要地位”，终于揭竿而起，为自由而战。这是“美洲大陆上第一场革命”。罗先生总结道：“美国革命充分运用了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利用议会反对封建王权的传统与思想武器，这一点带有鲜明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它举起独立的大旗，把矛头指向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权力中心——英国议会与英王，这一点又带有鲜明的民族解放性质。一身而二任焉。这就是美国革命的特点。”与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是，“独立前，北美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按新的原则建立一个独立的新国家是这场革命的中心任务。”罗先生发现，美国立国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州先于国”。经过独立战争，13个各自为政的殖民地成为十三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进而组合成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美利坚合众国：根据《邦联条例》的规定，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州（邦），均保持其“主权、自由与独立”。尽管邦联体制比大陆会议制度前进了一大步，但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从邦联到联邦的巨大转变，是通过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完成的。会议期间，大小州、蓄奴州与自由州、南北方之间曾因利益冲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宪法制订之后，在各州批准过程中又发生了激烈的公开的争论，但最终“美国通过和平而不是内战的途径，由民选的代表制订了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奠定了国家未来的政治制度的基石，使美国从松散的邦联过渡到一个统一的共和国——联邦共和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宪法的制订和批准开创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一项重大变革。”该宪法非常简明，确立了联邦制、人民主权和共和制国体、按分权与制衡原则创立的政府机构、首创了总统制，同时又成为“把多样性的美国结合成一体的黏合剂”。美国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第一份政治现代化的蓝图，开创了近代世界制宪运动的纪元。

新的共和国诞生了，到处生机勃勃。北部制造业蒸蒸日上，西部自由农场经济快速发展，南部以黑人奴隶制为基础的“棉花王国”兴起，从而造成不同经济体制的并存、发展与新的矛盾。从独立到内战爆发，美国这个国家保持着“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林肯语）。而现在，奴隶制将美国一分为二。罗先生强调说：“在美国，按种族划分的奴隶制已形成一种与种族主义完全结合的社会制度。这种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在南部具有根源蒂固的传统，在西部和北部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尽管北部在独立之初就废除了奴隶制，但对黑人的歧视与隔离政策一直继续着……不能把奴隶制在美国仅仅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还应看成是一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作为南部文明的基础而存在，它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并与种族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在考察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时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特点，只有掌握这个特点才能理解美国内战以及黑人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这是一般教科书往往重视不够的。罗先生的分析，不仅画龙点睛，而且意味深长。

由奴隶制引发的上述问题和矛盾，最终导致南北无法避免的冲突。正如林肯在“家庭纷争”的竞选演说中所分析的那样：“一家自相分争必长久不了”。于是，北部在奴隶制问题上愈是想谋求妥协，南部则愈难妥协，寸权必争，寸利必夺。1861年,内战终于爆发：“美国政治是一种善于搞妥协的政治。这标志着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的最后失败并诉诸战争，这是脱出美国历史常轨的异常特殊的大事变。”美国人以四年血战、62万生命的代价，“拯救了联邦，而且也拯救了美国民主制的荣誉。”内战结束了，经过重建，美国再次合众为一，进入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的镀金时代。内战后的大发展和新西部的开发息息相关。当时的西部开发在铁路修筑、采矿、伐木、畜牧、农业、土地投机等多方面齐头并进。后来流行的西部小说、西部电影都是当年拓荒生活的艺术写照。曾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他在达科他的潇洒生活：“我们过着自由而粗犷的生活，骑着马，带着枪……感到我们的脉搏与这粗犷的生活在一起跳动，在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工作的荣耀与生活的欢乐。”可惜，拓荒者的真实生活并非那么浪漫。罗先生引了当时另一位作者的记载：“每棵矮树有尖刺；每头动物有犄角；每条爬虫有利爪；每只昆虫有螫刺。”在19世纪70年代闹蝗灾时，农民家里的窗帘都被蝗虫啃个精光。所以，罗先生说：“西部的开发，既不是牧歌，也不是交响诗。除了用汗水战天斗地之外，还充满了流血。”其中包括印第安人被驱赶和剿灭的悲惨故事。但无论如何，西部开发给美国带来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变化：“美国的东西部边疆相距1500英里，在中间约为12亿英亩的广阔无垠的地区，埋藏着极为丰富的地下矿藏。如果从美国地图上抹掉这半壁江山，或者让它继续沉睡下去，美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格局也未必可知。但是，在内战后，仅仅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西部世界就为人力所征服。可以说，美国西部的开发是世界拓荒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业奇迹”。这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也是一个大国的兴盛之路。我是小字辈，没有机会见过带有人生传奇色彩的罗先生，但我家里一直挂着这位老一辈历史学家生前的书法手迹：“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怀去年人”。读完《美国历史散论》，我终于明白大家为何总是对罗先生那么尊重和钦佩的缘由了：人有人品，书有书品。

第五篇：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封建专制浅谈

葛喜生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系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鏐之后，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堪称自学成才而荣登中国最高学府历史教授宝位的奇才。著作等身，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古史地理论丛》等，其夫人及门生整理结集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凡1700万言。早年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出名，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赏识推荐至燕京大学教国文，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大陆解放后赴香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后创办新亚书院。为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1967年受蒋介石之邀定居台湾台北，去世后骨灰撒在太湖之滨魂归故里。钱穆一生致力于历史学教育、研究和弘扬国学精神，年逾八旬双目失明仍治学著述不辍，此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窃慕钱先生大名，购《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2月北京第二版）拜读。一口气读了《中国社会演变》等篇，觉得钱穆把握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比较到位，故在中西方社会对比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见地。虽然他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得比较多、比较深，对各时期历史的特点归纳分析比较精当，但是，由于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看问题常常只是浮于表面而没有深入本质。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仅存于夏商周，是自上而下的分封，西方的封建社会则是由下而上的契约式的，实不知他已将形式代替了本质内容，特别是他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唯物史观的封建社会概念，夏商周实际上是奴隶制社会。他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正确认识，认为全国人民都在同一个法律下生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平民可以经举贤良、察孝廉或参加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殊不知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和土地所有权，而平民只是受统治和剥削的对象，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使平民中的才智之士参与政治这只是巩固统治的手段，本质上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就以汉朝按每二十万人每年选一个孝廉来说（汉朝的选举方式有举孝廉、贤良、方正，而以举孝廉为主），西汉平帝时人口最高了达近六千万（元始二年，也即公元2年，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和帝时人口最高达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就按六千万人算，那么，每年也就选补官吏三百人，泱泱大国之政府每年仅补充这区区三百人够吗？分配到一百多个郡，每个郡还不 1

到三人，谁能相信一个郡的官吏就那么几个人呢？请看有关历史资料：

《后汉书·百官》里对政府和军队的官吏设置有较详细的说明。从政权系统看，中央比二千石以上（含比二千石）的高官有三公九卿、光禄大夫、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侍中、城门校尉、司隶校尉等，其下各有丞、令、黄门等名目繁多的各级官员，以九卿之一的少府为例，其下有四令（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令下又有诸丞，太官令下有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太医令下也有药丞、方丞之分，可见中央系统人多牛毛。中央以下，十二州各设刺史一人，均有从事史、假佐。郡设太守一人、丞一人、尉一人，国亦设相一人、丞一人、尉一人，郡国“皆置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这么一算，书佐不计就有大小官员七、八人，县呢？“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算起来县一级政权大小官吏至少也有五六人（仅令、丞、尉各一人、曹掾三人计）。再到基层“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最后，还有里魁、什、伍。乡、里不算，单算县及县以上各级，则全国在一千多个县一级政权服务的官员就需六千多人，加上一百多个郡和国的官员一千多人，加起来地方政权就七千多人，再加上直接为中央政府和皇帝服务的数量庞大的官吏，总计当有万人以上吧。《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考一》说：“汉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后汉七千五百六十七员。”这是最保守的估算，实际上东汉时的官吏应远不只七千五百多人。拿离东汉不远的三国时期的魏国来对比，一个郡约有官吏二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十五》载：“又有高阳刘类，历位宰守，苛慝尤其，以善修人事，不废於世。嘉平中，为弘农太守。吏二百余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这里所述的“嘉平”是魏帝齐王曹芳的年号，是在公元249-254年，离东汉灭亡才三十多年，此时因战乱北方人口大减（魏国人口最高峰时才四百四十三万多），而一个郡却有二百多官吏，那么东汉时一个郡的官吏人数应不少于此吧。再看《三国志·魏书八》裴注“㈤魏书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然犹令官属上书自直于

魏曰：“大司马长史臣郭昕、参军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这段说的历史背景是，魏景初元年公孙渊在辽东称燕王，据有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魏明帝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派司马懿剿灭公孙渊，公孙渊惧怕被剿灭，所以让其燕国官吏七百八十九人上书魏国陈情，以此度之，每郡约二百官吏，与嘉平时的弘农郡官吏人数相当。参照魏国的标准算，东汉时郡及以下的官吏应有二万多人。这样算来，东汉每年察孝廉的官吏只占整个官吏队伍的1.5%弱，退一步算，连举贤良方正也算进去，数字加翻二倍，也只是4.5%左右，更何况被察举的孝廉和贤良方正有一大部分就是大官员和世袭贵族的子弟。如曹操是举孝廉出身（《三国志·魏书一》载：“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其父曹嵩即是位列三公的太尉，其祖父曹腾为费亭侯、中常侍大长秋。军阀袁术也是从举孝廉为郎（《三国志·魏书六》云：“袁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而从其高祖袁安算起，到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再到生父袁逢、叔父袁隗已是四世三公。东汉末的另一大军阀袁绍与袁术系堂兄弟，则是因祖荫而直接为官的（《三国志·魏书六》云：“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裴注云：“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因此，文官系统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贵族官僚家庭出身，农家子弟能有幸被察举为郎吏的则应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员，能象西汉公孙弘、东汉“巨孝”江革那样上升到高层的属凤毛麟角。到魏文帝曹丕废汉立魏，将察孝廉的比例提高到十万人口举一人，也仅是在比例上比东汉时多一倍而已，在绝对人数上则大大少于东汉，因此并没有更大的改观。

再看军队，常规军队系统“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即将军以下每一部均有校尉、司马、假司马、军候、假候、屯长、兵曹掾史、禀假掾史、外刺、刺奸，共五部也有近百来人。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各是一个系统，不能全部都有这些将军，平常应该也有四五个将军吧。护卫皇宫的光禄勋所管的警卫（准军队）系统又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各中郎将下有郎官、中郎、侍郎、郎中等，羽林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这说明军队系统官员也多如牛毛，精英则也是世袭的多。

可见举贤良方正、察孝廉，并不能改变绝大多数平民的命运，参与政治统治的“皇恩”并不会在全民中一体均沾。大官员数代人均为大官的不在少数，典型的如东汉杨震家族（其上几代祖先杨喜是跟随刘邦打天下杀项羽立功的，东晋末期的武将龙骧将军杨佺期及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他的后代）、袁安家族皆是四世三公，更有甚者，荀氏家族从东汉末的朗陵令荀淑起经曹魏、两晋直至南朝宋御史中丞荀伯子为止前后连续共十代人在朝为大官，两三代人延续在朝为官的家族则多如牛毛。汉代的官吏察举制度到曹魏时发展为“九品中正制”，此一新制度实行的结果形成了士族门第观念和贵族大门第的兴起，晋南迁以后江南贵族大门第（如王、谢、庾、桓等家族）长期把持政权机关重要位置，北方诸国所任用的重要官员大多数来源于当地的汉族历代士大夫大门第（如崔、卢、裴、薛等家族）和前朝皇亲贵族（如元、宇文、长孙、独狐等家族），真正从平民而登高官之位的屈指可数。所以，钱穆的观点是错误的。再说科举制，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考证，唐朝时每年录取的进士一般也就二十多人，最多的一年是垂拱三年六十五人（整个有唐一代登进士科者三千多人），比起汉朝的举贤良方正和察孝廉来则更少，而取得进士的人还有试吏部一关，此关未过纵等十年犹是布衣。宋朝每年开科举士的人数则达四五百人，科举选拨的人才占到整个官员队伍的20%左右蔚为可观，但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能说明整个中国历史事实吗？

钱穆先将奴隶制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认定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然后又根据士在社会上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游士社会”（战国、秦）、“郎吏社会”（两汉）、“门第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黑暗社会”（唐晚期、五代）、“白衣社会”（北宋至清）（参见《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这只是看到了各阶段朝代的某些特点个性，而没有看到其共性。以此外在的个性表现来论述各朝代的突出特点是可以的，但作为划分社会性质的标准，则大谬。如这种方法可行，那么我们一样可以按战争的标准将春秋战国称之为“无义战纷争社会”，两汉为“扩土守土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兼并混战屠杀社会”，隋唐五代为“东征西讨军阀混战社会”，宋朝为“战败求和社会”，明清为“疆土守不住社会”；按学术思想的标准则春秋战国为“诸子竞说社会”，两汉为“尊儒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玄学清谈社会”，隋唐为“佛道社会”、两宋为“理学社会”，明清为“八股文社会”；此外两汉“崇孝尚节”，唐朝“诗歌大盛”，两宋官员“无常职”，明清“闭关锁国”等等都是各朝代的特点，举不胜举。这样，各个阶段就没有可比性了，与其他国家也没有可比性了，历史学就不能成为科学。只有树立了唯物史观，才能将历史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在《国史新论》关于政治制度的几篇文章中，他极力美化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1950年他著《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举明朝以前丞（宰）相可以反对和否决皇帝的意见、谏官可以劝谏规正、反驳皇帝、皇帝的诏书须宰相副署才有效等等事例，否认封建专制的一般存在，只承认明太祖朱元璋撤丞相后以至清朝设军机处加强皇帝集权才是较黑暗（参见《国史新论·中国传统政治》），1974年他到韩国延世大学演讲时还说：“在中国历史上，固亦为断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参见《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这真是钱穆看走眼了。除了是傀儡皇帝外，皇帝的意志是完全可以通过罢免丞相而得到贯彻的，如果说皇帝连这一权力都没有了，那么当权的权臣则无人能制，岂不也是权臣专制？皇帝专制与权臣专制又有何区别呢？东汉顺帝以后的几个皇帝都是未成年时就被大将军梁冀立为皇帝（冲帝二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皇帝无力专制还不是梁冀专政？梁冀被桓帝清除后，还是桓帝专制，桓帝以后灵帝更昏庸，宦官弄权，也是一种专制，其后弘农王、献帝又是被军阀董卓玩于掌股，接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接下去有东晋的权臣桓温、桓玄，唐朝穆宗、敬宗、文宗时期的宦官王守澄、梁守谦、仇士良，等等，不都是专制吗？只是专制的方式不同，专制的主体不同而已，怎么能否认封建专制的存在？历朝的历史，不是昏庸暴虐的皇帝专权，就是外戚、宦官当权，或是军阀擅权、割据。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当皇帝与权臣互相争权时，定免不了一场血腥杀戮，君不见魏帝高贵乡公曹髦奋起与司马昭争斗而被刺死的下场吗？既使西汉霍光辅佐汉昭帝可谓开明，但他后来也可以废除昌邑王，立宣帝，虽然汉宣帝还算是个不错的皇帝，但霍光立帝不也是少数个别人的专制意志吗？象唐太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治理国家稍有民主风气之时有几多？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中某些时候存在君臣互相牵制制衡的机制可以为现代作借鉴，那么是可以接受的，但由此而否定封建专制的存在、更进而对古代政治制度大加赞赏，则是今人所断不能接受的。如果古代政治民主开明不存在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呢？钱穆不是在为旧制度唱赞歌又是何居心？在钱穆的心里和眼里，根本就没有“人民”这一概念和这一社会历史的主体，有的只是官僚、贵族、士大夫！

钱穆的才学可谓极高，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当无人能企及，然其识却远比不上建国后仍在大陆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家，甚至连梁启超都比不上。钱穆与梁启超显然是两种类型的人。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上世纪初，梁启超就分析了中国旧史学的“四蔽”、“二病” 并振臂高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三·新史学》（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梁启超思想激进、文笔动人，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持否定态度，认为以现在的眼光看，古史书只能作史料看待（本人认为古代的史书就是古时候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观下的史学表达方式，而不能说古代就没有史学）。钱穆则是个细致而又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微观上很精细，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常有杰出表现，可以算是很有“学问”，宏观上极力赞美、维护传统文化，缺乏时代气息。钱穆讥梁启超有史才而史学不足，却不知他与梁启超相比在史识方面直有天壤云泥之别。梁启超与钱穆，按我看来，一个是有新理念的优秀设计师，一个是保守而认真的施工员；一个是善于策划的档案馆馆长，一个是细心的资料整理员；一个是大胆的指路人，一个是满载着心爱的旧货努力赶路的倔强马车夫。

钱穆比梁启超晚出生22年、晚去世61年，按理说他应比梁启超站的历史高度更高，可是，当历史前进的时候，他却没有随着前进，当先进思想兴起的时候，他却没有接受新思想，一方面他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教导国民要“对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不可“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自居于历史和思想的顶峰，莫不是又应了司马迁的话：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善治思想史的他始终抱残守旧、僵化反动，妄图开历史倒车，终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今又有人以弘扬国学、继承传统为名，将钱穆高高抬起、顶礼膜拜，岂不是历史的悲哀？

初草于二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修订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