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税醒了的法治》有感1000字

第一篇：读《税醒了的法治》有感1000字

读《税醒了的法治》有感1000字

张秀勇

近日，研读了刘剑文教授的《税醒了的法治》一书，受益良多。《税醒了的法治》精选了刘剑文教授的60余篇媒体访谈材料。分为“财税法治——法治中国的突破口”、“立法主导——财税改革的总路径”、“预算修法——公共财政的奠基石”、“理财治国——公共财产的新思维”、“税制改革——牵动万家的平衡器”和“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的新理念”六大部分，系统阐述了财税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钱袋子”的背后实质上是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18个税种，只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车船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其余15个税种，包括涉及纳税人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依据的都是国务院颁布的征税条例和暂行条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财税法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大舞台上一直缺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关注，这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大遗憾。财税领域的法治化水平长期滞后于现实需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导致了国家治理和改革深化陷入了“瓶颈期”,难以寻得有力的“抓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在新的历史形势下，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其中就税收法定原则，新立法法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制度突破——将税收基本制度独立出来、作为第六项单列。新修改的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作出的这一明确规定，将深刻和长远地影响我国的依法治国进程，注定会载入中国法治史册。

掩卷沉思，作为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在建设法治财税的进程中，应结合工作实际，切实履行好职责，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做到善用法律武器，不断提升工作能力。法治是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根本依据，也是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

法治思维是按照法治的理念、原则、精神和逻辑对所遇到的情况进行分析的思想认识活动。要立足工作岗位，牢固树立法治思维，提高法制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自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要主动学习法律基本知识，让自觉运用法律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要依法办事，坚持权利义务相统一，增强证据意识，讲求工作程序；要更多地用法治思维理清工作思路，更自觉地用法治手段破解工作难题，落实工作实绩。

第二篇：读《法治热点面对面》有感

《法治热点面对面》

为深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宣传理论局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撰写了2015年通俗理论读物《法治热点面对面》。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直接相关，生动具体地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美好前景，对我们深入领会、宣传解读全会精神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当许多和我一样的法学教师和青年学子，阅读这本选题精心、内容精彩的小册子时，不禁为该书描绘的法治中国宏伟蓝图信心满怀，也为能够参与这一伟大进程而激动不已。我读之良久，心有所感。

该书是“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的最新读本，秉承其一贯特点和风格，回答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法治热点问题。据了解，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宣部理论局就组织力量开展深入调研，了解干部群众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过程中提出的热点难点，梳理出怎样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怎样理解法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怎样理解党和法治的关系、怎样理解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怎样推进科学民主立法、怎样推进严格执法、怎样提高司法公信力、怎样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怎样理解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怎样理解党规党纪严于国法等10个问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和专家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讨，集中起草修改，书稿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该书紧密联系当前中国法治建设实际，对这10个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阐释，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领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奋力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该书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观点权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洁，实是我们青年大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导读物。

纵观2014年，全社会对法治建设高度关注。这一年，必将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镌刻下闪光的历史标注。2015年，《法治热点面对面》一书出版发行，让我们普通群众对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例如恢宏的法治大厦需要奠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大基石”，还有“五大支柱”：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以及“施工方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解释，理解起来是不是更方便呢？

记得有句话这样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上世纪末期，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终结，“历史终结论”却终结了；中国并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却崩溃了。作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大国，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复杂程度，是很多国家不曾遇到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法治热点面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主题，选取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领导干部带头增强法治观念等问题，从不同方面、用不同角度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以法治为经、以改革为纬，对法治中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借鉴别人经验固然是必须的，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最有效。《法治热点面对面》通过梳理中国法治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来的法治历史，提示我们应该继续保持清醒的认识、增强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法律的生命力在实施，法律的公信力也在实施。近年来，个别地方或部门出现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失误事件，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行使决策权没有依法合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到，法治领域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治热点面对面》切中肯綮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就在于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严格执法。

本书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引导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绝对不是所谓的西方法治，这是要始终坚守的价值立场。书中通过对中国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党和法治的关系、党纪党规和国法关系等的回顾、总结和思考，通过对古今中西不同法治道路的全景式对比，使我们更加明确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中国前景才能越走越光明。直面现实，积极回应百姓关切，激发我们投身法治中国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光荣梦想。《法治热点面对面》不避问题，不绕圈子，和人民群众说实在话、贴心话，举例子、列图表、用数据，详细解读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开门立法、政府权力清单、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行政执法责任制、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严厉查处司法腐败等，都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该书有一说

一、直面难点，更加激励我们，以点滴努力、身体力行来推动法治中国梦的实现

作为海口经济学院的一名辅导员，有责任将《法治热点面对面》一书推广给更多的人。书里对于党和法治关系、依宪治国、科学民主立法、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以及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关系问题等方面深入浅出地进行了知识普及和解惑。我希望人们都可以读一下这本书，观点权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洁，是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导读物。

第三篇：读法治及其本土化有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读后感”

从我们的惨痛的近代史来看，民族危亡之时，仁人志士高呼“变法”，演变到后来，千万人为革命牺牲流血。但是善良的动机并不一定有好的社会效果。

正如法国大革命中，律师出身的革命先驱创立了完善的《人权宣言》，但是革命的形势却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无数革命同志都被清洗，社会动荡不安，罗兰夫人不禁高呼“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手而行”。

人们往往过于强调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陷入了某种玩弄“辩证法”的误区，“但仔细推敲起来却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由于其割断了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内在、固有的联系，而过分强调法律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塑造作用...”（P4）

我们的前辈希望变法--“强制性的法律变迁”以图强，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互相交往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法律从来都是社会中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P7）

其实不只是成文法可以给我们这种预期---在某种程度上，成文法的制订（比如干预经济的成文法）即使经历了精密的计算，对市场进行了合理的预估，但是还是会有许多意外因素（比如利益集团的阻挠游说令法令的执行大打折扣）---很多时候，反而是普通法更加行之有效，因为它“是长期经过实践检验、不断改进并为人们接受的行为规范”

“哈耶克曾经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强制力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转引自P10 注释22）

只依靠强制力实施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p10），我以为，按法经济学的进路，这是要提高“交易成本”的。

苏力先生建议，立法活动固然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但也需考察他们的制度背后相关的软要素---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宗教和管理等等。而且最好借鉴传统的资源--并非皓首穷经地埋首故纸堆，要重视研究我国传统的商业习惯、民间习惯等。

我们的法律研究往往先验地将法律一元化，认为从上之下只有国家的制订法，民间法等是封建残余，迟早会消灭。而苏力认为”每个社会在法律上都是多元的，而不论其有无殖民地的历史

“各个地区自发形成的民间法本身就属于“地方性知识”，在民间解决纠纷时往往更具实效性，“法律人类学家指出，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组成该社会所必要的次群体（subgroups），如家庭、宗族、社区、和政治联盟这样一些社会单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每一次群体中都形成了一定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或„类法律‟，并具有自身的特点。尽管这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但由于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制度的影响，它们却常常模仿或分享了国家的机构形式和符号形式；在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民间法的一些做法也会影响国家制订法之间的结构形式和运作方式。”（p51）

法律与社会并非传统认为的相互分离的实体，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模式，“一些人在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的批判中，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法律文化。他们以西方现代化国家法为模式和标准，否认昔日中国有法。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只要加强立法和严格执行制订法，同时进行普法启蒙教育，就可以建立现代的法制。因此他们看不到中国社会中实际运作的规范的巨大力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统一的法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第四篇：读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有感

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一度高达80%以上，法律在中国能否得以健全实施，关键在于法律能否在农村地区健全实施，农民阶层是否积极拥护法律下乡。中国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普法活动不断深入，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近些年的全民普法活动使农民获知法律的途径日趋宽广，普法与农村工作、农民生活联系在一起，农民更

易接受法律。然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治解决乡村问题带来的困惑不得不让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外在看来，普法活动已经进入了乡村，但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点和身份的差异、农民利益的流失，造成农民认识法律、学习法律的同时，又不信任法律，甚至遗弃法律。“农民工”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名词，农民离开土地走进城市挣钱谋生，游荡在农民身份与城市新市民的身份之间，导致这个群体缺失身份认同感和地点的归宿感。社会学的研究清晰论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地点承载了身份的认同，承载了文化的意义。引入法律的视野，我们的法律考虑到了地点和身份的差异了吗？正是因为当下法律主要以城市为规制对象，忽略农村地点的特殊性，农民或者认为法律与他们无甚关系而放弃维权，或者即使利用法律维权，或者由于具体的生活场景导致维权成本过高而予以放弃。除此之外，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利的不对称，如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导致农民利益在流失，农民利益的流失，必然导致对国家的不信任，更不会信任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最终出现的窘境则是法治无法渗入农村，无法建立现代法治国家。

追溯历史，中国推行宗族制，在传统乡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核心，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社会，为了适应维护家族制度稳定的需要，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礼治的社会。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介入，各种革命或者改革以新的理想冲撞着旧的传统观念，传统思想受到批判、讨伐，宗族制度与现代法制的冲突，以及地缘、业缘等经济发展在动摇着宗族的基础。从形式上看，中国吸收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在立法上加以完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法律制度却缺乏西方的法律土壤。现代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的工具，其适用于陌生人的社会，而中国传统的“民间法”是在村民长期合作中自发形成的，其适用对象是熟人间的社会。“民间法”与现代法律蕴含着东西方的传统背景，其碰撞导致现代法律无法在中国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同时传统的“民间法”亦遭到外在的破坏。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治进程看，法律正试图排斥传统的村规民约。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又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建立法治国家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是现代国家发展前进的方向，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能为文明社会的进步提供动力和支持，但是科学的法律制度不能脱离本土资源和本土文化，中国的法律体系需要尊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尊重中国的国情，更要尊重中国百姓的法律道德情感。法治与礼治的冲突是当前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法治是制度之治,也是理念之治。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必须以提高群众法律素质为基础。离开了扎实的基层基础工作,法治难以真正实现。面对着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错综复杂，面对着国家意志与本土资源的差异，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在尊重法律、尊重公序良俗、尊重基层民众利益的基础上，应该不断探索乡村社会法治建设的新道路，在国家法理和乡土知识间寻找平衡点，为法治与礼治和谐适用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推动现代民主法治跨越式发展。

第五篇：读《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有感

读《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有感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了鸦片战争变法图强的失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渐走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逐步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的情况下，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中国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国家机构组织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各地发展不平衡，为使法律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集体利益，同时又兼顾各方面的具体利益，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中国法律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程序，以及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程序，并力求把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好、平衡好的过程。经过充分协商再提请表决程序民主，坚持发扬民主，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增强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为保证国家法制统一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中国法律规定了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反政府规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享有立法权；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均不得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宪法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实行依法治国基本公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国的法律体系，既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原则相一致，又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协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七个法律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

以宪法为根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

（1）法律保障生命权。中国重视对公民生命权的保障。坚持“少杀，慎杀”的政策，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确保死刑仅适用于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2）法律保障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对于扣留、逮捕、搜查取证等涉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强制方法和手段，规定严格的法律制度。《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

（3）法律保障平等权。中国宪法确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任何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又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4）法律保障政治权利。《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立法法》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宪法还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5）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6）法律保障劳动者权益。《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促进了就业，合理界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伤保险条例》等法规、规章，保证了劳动者在养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能够享有必要的物质帮助。

（7）法律保障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权利。

七个制度完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中国不断加强经济立法和相关立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

（1）完善民事法律制度。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把财产权的确认、变更、行使、流转、消灭和保护规则作为民事法律制度的核心，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合法共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2）完善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中国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经历了以所有制为导向向以组织和责任形式为导向的立法的转变，适应了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中国还建立了法律、财务、信息咨询等大批市场服务组织，完善了市场中介组织法律制度。

（3）完善市场管理的法律制度。规范了市场竞争行为，促进了垄断行业的改革，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并相应地确定了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并存的法律救济制度，有效规范了市场行为。

（4）完善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运用法律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5）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通过一系列行政法规。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保护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国采取了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两条途径，协调运作”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机制。

（6）完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中国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不断加强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了多方面的法律制度并十分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7）完善对外经贸合作的法律制度。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和对外贸易促进体制，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完善贸易救济制度，完善海关监管和进出口商品检验验疫制度，确立统一透明的对外贸易制度。

四个制度建设——依法行政与建设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多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目前，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规范政府权力取得和运行的法律制度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取得了重要进展。

（1）推进行政主体法律制度建设。《宪法》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于国务院。

（2）推进行政行为法律建设。一是行政许可制度。《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必须合法、公开、公正、便民，遵循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的信赖保护原则。二是行政征收、征用制度。按照《宪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三是行政处罚制度。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3）推进行政监督、救济法律制度建设。一是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二是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是行政赔偿制度。四是行政监察和审计制度。《行政监察法》规定，由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进行监察。

（4）国家公务员法律制度。《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了公务员的任职条件等一系列相关权利条件以及法律责任等，确立了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和职位聘用制度，并确定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制度。

十个制度健全——司法制度与公正司法

人民法院是中国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国建立健全了审判制度，完善了 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审判体系，形成了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现代司法制度，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主义。

(1)公开审判制度。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依法公开、及时公开的原则。离婚案件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对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预先公告，允许公民和新闻媒体记者旁听审理过程。

(2)合议制度。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3)人民陪审员制度。为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与合议庭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并共同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4)辩护制度。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一人至两人作为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6)诉讼代理制度。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定代理人之间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诉讼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名义参加诉讼活动，实现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7)回避制度。案件当事人如果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有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

(8)司法调解制度。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促进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解决民事权益的争议。

(9)司法救助制度。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实行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救护制度。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

(10)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或者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当事人不上诉的，法定期满即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是终审判决和裁定。

(11)死刑复核制度。死刑复核制度是独立于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以外的、对判决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查核准的重要制度。死刑除了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2006年下半年起，所有死刑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

中国积极推动在全体公民中树立法治观念。多年来，国家坚持不懈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 神，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努力使全社会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从1985年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通过了五个在全民中普及法律知识的决定，并已连续实施了四个五年的普法规划。广泛开展“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等活动，使法治建设融入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日常工作和公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实现学法和用法的结合。当代中国，普及法律知识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行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举行了一系列法治学习，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集体学习法律知识已形成制度。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法学教育。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学法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基本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开展法治实践，同时也注意借鉴和吸收国外法制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人类共同创造 的法治文明成果，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我国注意参考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并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平等互惠的司法合作体系，接受和采纳国际上通行的司法合作体系规则。中国还通过国际会议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领域的国际交流。近年来，中国与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开展经常性法治对话，启动了与欧盟、东盟、阿盟、上海合作组织，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多边与双边法治交流机制，促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等方面扎实推进，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中国人民的各项权益必将得到更好的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中国必将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