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作文时代》读后感1000字

第一篇：《后作文时代》读后感1000字

《后作文时代》读后感1000字

周秋芳

作文就是学习写文章，而文章在我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地位特殊。历史上从隋以来的各个王朝均以写“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手段，用以选拔官吏，遂赋予文章写作的教学以特殊价值而受到非同一般的关注。特别是崇尚表达形式为主的诸多条条框框，其历史阴影，一直影响着中国作文教学。

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的正式颁布，更将传统作文教学作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变革，提出了第一学段为“写话”，第二、三学段称“习作”，从根本上放低了作文教学的目标，并且强调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说真话、实话、心里话，不说假话、空话、套话”“改进作文命题方式，提倡学生自主选题”等。

对如此重大的改革，从另一视角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作文时代”。不受僵化章法的束缚和唯美形式的追求，注重实话实说、真情真表，应当是“后作文时代”的一个转型节点。真真切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使写作皈依于生命表现的原点，作文就得以内容为王。也就是应当表达真实的思想内容，不搞胡编乱造（想象作文不是胡编乱造）或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强调小学生习作以真实表达思想内容入手，“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因为儿童习作与成人公开发表的作品不是一回事。成人公开发表的作品，必须严格遵循公共理性，体现主流价值观，为社会提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否则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儿童习作只是一项练习作业，并不公开发表，即使认知有些偏颇，表达有些不妥，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写出来”会比“捂起来”好。

作文本来就是“文无定法”的。孔子提倡“辞达而已”，韩愈则主张作文应“气咸言宜”，东坡更强调“随物赋形”，清朝的梁章钜说得更透彻：“少年作文，以英发畅满为贵，不宜即求高简古淡”。

所以我们应当指向的便是让学生表达真实的生活与思想。有了真实的生活与思想，就可以放胆写来“我手写我口”。人人都有思想，人人都会说话，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应该不会太困难。但如果话说得有章法，有技巧就很难了。小学生怕作文，其实怕的就是这。当然如何表达得更好（形式），也要学习、研究，但这只能是在有了坚实的内容之后。若过分拘泥于章法和技巧，而失却了真实的生活与思想，写作便只能是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从根本上背离了写作的原点与本质。

培养儿童敢于自由表达，真情表达是是我们的基础。“写真”作文还须“求善”与“尚美”，这是“后作文时代”的历史使命。

小学习作教学的真谛“求善”就是求好，这就首先必须是正确的。儿童的思想情感的表达，当然不一定正确，这不要紧。但必须向正确的方向引导，因为这是他们健康成长的需要。“尚美”则是在生命表达和交流中，在“写真”“求善”的同时，不断提高审美的能力。当然这种对真、善、美的追求不是靠抽象说教、道德灌输来实现的，而是从儿童写作实际出发的循循善诱，在逐步“培养学生观察、思考、表达和创造的能力”

就像周一贯先生所说：“后作文时代”的一条完整的“作文教学链”，应当有作文后的教学关注和关怀，真正实现作文教学的人格化，把作文与生命成长联系起来。在这方面，《语文课程标准》所强调的“写作教学应抓住取材、构思、起草、加工等环节”，“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这应该也是“后作文时代”须特别重视“作文后”的教学之缘由所在。

在关注落实作文教学写真话、诉真情的基础上，作为一线语文教师我们要特别重视如何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求更全面地落实作文育人的时代责任。

第二篇：后开发区时代

“后开发区时代”的县域经济发展

近一段时间以来，两项工作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着力点。

一是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二是县域经济的加快发展。以清理各类开发园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更主要的是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及时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促进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而自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以来，县域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也成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赶超的一个主要突破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更多地出于各地方政府现阶段强烈的发展需求和发展冲动。

局部和整体之间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在大力清理整顿开发区、严格土地使用制度的宏观调控大背景下，县级政府如何找准、抓好下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如何处理好内在发展冲动与国家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诸多现实问题日益引起各级决策者的关注。本刊记者近日赶赴安徽桐城、肥东等地，对开发区的治理整顿情况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进行了解和分析，试图破解“后开发区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

“后开发区时代”悄然开启

开发区群雄并起、良莠混杂的战国时代即将结束，以规范、有序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后开发区时代”悄然开启。这是此次开发区治理整顿的直接效果。

自198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体制创新的试验田，开发区依托政策和体制方面的优势，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在为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和带动作用的同时，开发区的过多过滥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也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

据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的一份统计数据表明，在此次治理之前，我国已有各类开发区超过6000家，但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批准的也不过1019家。也就是说，将近7成的开发区不在国家规划范围之内。

这些“黑户”开发区的名称五花八门，违规操作十分普遍。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丁一轩介绍说，许多地方的领导为了追求政绩，盲目圈地搞开发园区，有的市、县甚至“镇镇建区，乡乡办园”。开发园区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叫“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或“商贸开发区”的，也有叫“工业园”、“创业园”、“软件园”或“环保产业园”的，还有称“大学城”、“影视城”的。在一些地方盲目建设开发园区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规用地行为，主要有非法占用、未批先用、少批多用、绕过审批权限规定“零批整用”、随意更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规改变土地用途以及越权出台土地优惠政策、违规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等。比如，1998年我国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对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市、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只负责在获得国家或省土地管理部门批准的土地上进行项目用地的分配，为避开这一规定的制约，一些开发园区就化整为零、缩小土地面积分次上报，绕过国务院和省级土地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批，最终达到其圈地建园区的目的；《土地管理法》要求先有项目，再批用地，一些开发区就采用虚报工业项目的形式获得用地额度，然后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上马容易吸收投资的非生产性项目。

除了违规操作以外，某些地方政府的动机也与国家设立开发区的初衷渐行渐远。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学者唐健对开发区现象进行大量调研后认为：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办各类园区方面具有较高的积极性，更多地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首先，现有的任期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过分看重GDP、引资额等“数字”指标，全民招商、层层下达招商任务仍在一些地方普遍实行。应该说，对于政绩的过分追求，构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兴办开发园区的动机。其次，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分税制框架下的中央和地方分成。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建设园区来吸引投资，增加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在理论上，政府在开发区建设中可以实现两个方面的收益，一是土地出让金；二是通过企业入园增加税收而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过度招商竞争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土地往往不能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出售给投资者，地方政府开办各类园区实现的多是后一种形成的收益。此外，在有些地方，当地政府还尽可能地扩大开发区面积，大面积囤积土地，希望通过商业房土产开发，获得较高的收益，来弥补工业用地亏空。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各类开发园区遍地开花、无限扩大的状况，而全国区域分工和整体布局、区域产业特色、土地产出、单位土地投资强度等园区开发必须考虑的诸多因素，在建设开发区的过程中却往往被忽略了。

有鉴于此，为抑制这一轮节节攀升的开发区热，自去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接连下发文件，随后又组成五部委联合调查组，严查全国用地，对现有的各类开发园区进行了疾风骤雨般的清理整顿。

目前，此次以清理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秩序整顿工作已渐入佳境。兵分十组、分三批进行的国务院五部委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工作，刚刚完成阶段性验收，历数一年来的艰辛工作，治理部门可谓“成绩斐然”。

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消息，截至2004年6月，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3.15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全国已撤消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2%；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3%；目前已退出开发区土地2617平方公里，复耕1324平方公里。

通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行动，一些地区盲目设立开发区、乱占滥用土地的状况得到了缓解。而且，除了数量上的大幅撤减，还一改过去“处理事，较少处理人”的做法，加大了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现土地违法案件42297件，已立案32575件，涉及土地面积21689.5公顷，其中耕地13341.7公顷。阳光总在风雨后。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开发区的发展正逐渐走上规范、有序的轨道。相对于前一段时间开发区的过多过滥、违规操作的普遍存在，经过此次治理整顿之后，开发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设立开发区的初衷，由于外部环境、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变化，“后开发区时代”已经来临。

县域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有多大

此次开发区的治理整顿得到各地的高度重视，各地方政府也都能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对一些违规开发区该撤的撤，该整合的整合。记者从安徽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去年下半年国务院通知下发后，安徽坚决贯彻执行，除了转发文件，还针对设立开发区过多和不规范的问题，采取了果断措施，撤消了不规范的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222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同时还按照土地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取消开发区管委会享有的土地管理职权，修改后的《安徽省省级开发区条例》也已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但在采访中，记者也明显感觉到，各地在坚决执行国家政策的同时，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有人认为治理整顿限制了中西部的发展，清理整顿开发区是“东部生病，中西部吃药”；也有一些地方领导则在分析违法占地低补偿标准原因时，将之归结为地方没有财力，甚至将大量违规问题的出现归结为上级规划调整不及时。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的开发区建设普遍起步较晚。如安徽，今年是我国创办国家级开发区重大决策实施20周年，但对安徽来说，创办国家级开发区的历程只有13年，安徽省的第一家国家级开发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比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迟了近7年时间。同样，其他各类开发区的建设也都比沿海地区慢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借用市场营销学上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比喻，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区好似技术已经成熟、竞争力很强的产品，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区却只似初级的仿制品，技术含量低且竞争力偏弱。经过此次“一刀切”式的清理整顿，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区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打击，从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特别是对于正需大力发展的县域经济来说，有人更以“遭受当头一棒”来形容。

开发区的治理整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真的如此严重？

在安徽前不久排出的经济“十强县”中，肥东县位列第九位。这一结果令很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熟悉安徽县域经济发展的人的印象中，肥东县的经济发展并不十分突出，在全省所有的县市区中最多属于中等水平。是什么原因使肥东县的经济发展在近几年发生飞跃？

“开发区的发展和建设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肥东县副县长凌明向记者介绍说。

这其中，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的作用最为明显。据凌县长介绍，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于1992年1月经合肥市政府批准成立，2001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晋升为省级开发区。建区以来，龙岗开发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进一步显现。2003年龙岗开发区共引进项目23个，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6亿元，完成税收7824万元，分别占全县的36.7%和26.5%，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县域经济发展，2002年9月，经合肥市政府批准，肥东县规划建设了

肥东新城经济开发园区。2003年，该开发区共引进项目35个，其中工业生产性项目32个，上市公司2家，实际到位资金3.05亿元。通过短短一年多时间的发展，肥东新城经济开发区也已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在这次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中，肥东县只保留了这两个开发区，撤消了撮镇和龙塘两个乡镇工业园区，圈而未用的2300多亩土地得到了恢复耕种。

“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说，有利于县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但从当前来说，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凌明副县长对此次清理整顿的影响进行了相当理性的评价。

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不利的影响最明显、最直接的有两个：一是对招商引资的影响。由于土地冻结，招商来的项目不能安置，因此原定的一些招商活动只能推迟甚至取消。今年上半年，肥东县新引进项目123个，同比下降30%；总投资13亿元，同比下降55%。二是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影响。由于土地冻结，例如像总投资10亿元的安徽国际护理学院等对县域经济具有很强带动性的大项目，由于建设用地不能及时报批，造成项目不能开工，从而使一些既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难以完成，也影响了肥东的经济发展速度。

相比于肥东，桐城市此次对开发区的清理动作更大。据该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汪建中介绍，桐城原有各类开发园区13个，在治理整顿中，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撤消、整合处理。对5个乡镇自行命名的规模小、发展方向不明确、无机构、实际为城镇功能分区的开发区，予以摘牌，不得再冠以开发区的名称。1个经桐城市政府批准，但规划不切实际，缺少产业支撑的开发区，予以调整。重点支持和发展省级民营经济开发区和部分中心镇的工业园区。汪建中局长分析说，撤消部分乡镇自行设立的开发区并不会对桐城的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影响，因为这些开发区大都是无机构、无人员、无土地的“三无”园区，是各乡镇为了招商引资的便利而空挂的一个牌子，撤消与否都不会有什么作用。这次整顿突出的影响关键是在于土地的冻结上。比如在省级的桐城民营经济开发区二期土地审批上就遭遇“卡壳”。该开发区第一期规划土地面积已基本开发完毕，正准备规划第二期，相关材料也都报到有关部门。随着此次整顿中的土地冻结，二期用地没被批准，这样对于该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还有一个突出的影响与该市的市情有关。桐城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较快，数量也很多，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更是占了75%，但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具有支撑牵动作用的大企业、大项目几乎没有。由于中小企业受到规模和投资额的限制，不能进入省级的民营经济开发区，而乡镇的一些工业园区又被撤消，使得民营中小企业没有了投资的平台和载体，许多投资项目也被迫停止。对于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桐城市来说，这一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破解县域经济发展之惑

清理开发区、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是出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是现阶段为了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有差异，国家的宏观调控对各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将不可避免。但这并非是限制各地的发展或是停止发展。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来说，目前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现期”。在这种机遇与矛盾并存的外部环境之下，关键是各县级政府要把握住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趋利避

害，尽量降低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县域经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从现实来看，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至关重要。

一是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与提升水平之间的关系。经过整顿，大部分违规的开发园区都被清理，但基本上每个县市仍保留一到两个建设较好的开发区。对这些保留下来的开发区应倍加珍惜，进一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提高产业集聚度和土地的产出率，使之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肥东县在这方面先行了一步。据该县副县长凌明介绍，肥东县以此次清理整顿为契机，进一步规范了保留下来的开发区的发展。其一，科学规划。治理整顿期间，该县从有关单位协调部分业务骨干，认真做好龙岗、新城两个开发区总体规划和县城总体规划、县城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做到三规合一。同时，为了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新城经济开发区的规划面积由原来的14平方公里压缩到7平方公里。其二，准确定位。治理整顿期间，肥东对两个开发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龙岗开发区按照综合经济区的定位，重点引进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核心竞争力、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知名企业入园投资，进一步巩固“对外开放的窗口、市场经济运作的示范、县域经济的增长极”的地位。新城开发区则按照“制造加工业的配套区、县域工业的聚集区、新兴的物流商贸区、建设发展中的新城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发展。其三，创新体制。对开发区管委会的职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按有关政策规定，该下放的行政审批权下放，该上收的上收，进一步健全开发区内财政、土地、建设、税务、工商等工作机构，建立县直部门定期到开发区现场办公制度，为进区企业提供一条龙、全方位服务，着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优良环境，构建开发区发展的体制优势。

二是开发区与工业园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务院有关文件反复强调，分散的乡镇企业应向工业小区集中，这也促使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促进新增投资或新办的乡镇企业集中到乡镇办的工业园区。这需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企业极度分散的格局。但在这次整顿中，大部分的乡镇工业园区均被清理，乡镇企业的集聚存在一定的困难。桐城市对此的感受颇深。桐城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较快，塑料制品、羽绒制品、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块状经济也在一些乡镇初步形成。在目前的环境下，乡镇块状经济的进一步壮大同样受到一定的限制。

针对这种矛盾，该市发计委主任潘来兵提出“不要面子要里子”之说。即对于这种乡镇块状经济必须要进一步培育，因为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如果有好的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当地政府应进行妥善安置，但不一定要挂开发区的牌子，可以纳入乡镇发展的整体规划来考虑，作为乡镇的一个功能区来发展，来聚集民营中小企业。这样既可以进一步培育和壮大当地的块状经济，也能带动城镇化的发展。

三是工业发展与项目选择之间的关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桐城、肥东两地的领导都不谋而合地表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突破口仍是进一步加速工业化的发展和深化。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要振兴县域经济，把工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以工业化为核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确实是一条捷径，毕竟“无工不富”已成共识。但需要注意的是，发展工业，必须要有工业项目，必须要有投资，必须要有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在土地使用和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识别和

选择质量好、技术含量高、产品成长性好、带动力和竞争力强的工业项目，则是当地决策者需要精心研修的一个课题。

诚如肥东县副县长凌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以清理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秩序整顿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是对发展的限制，而是对发展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市来说，当前面临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仍是发展不够、发展不快的问题。经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和协调，可以引导县域经济进一步提高发展的质量，步入规范发展的轨道，有利于其可持续和长远发展。这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来说，或许是一个最大的机遇。

第三篇：后考研时代

后考研时代

每年临近下半学期期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大批拼命学习的人，其劲头丝毫不亚于那些顶着夏日备战高考的高三学生们。没错，他们就是考研大军。同样，他们所面临的录取压力也是空前的。据统计，2010年，全国有将近140万人加入考研大军，平均录取率大概为60%。而一些名牌学校的强势专业更是可以达到10%甚至更低。尤其很多人高考时并未考入理想学校，因而希望通过研究生考试考入名牌大学，这无形之中为自己增加了难度。

经历完研究生考试，他们是否又知道，在他们等待成绩的时候又将发生什么？而“落榜生”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后考研时代，一个新的名词在等着他们。

和高考一样，考研也有志愿调剂。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由于招生计划的限制，有些考生虽然达到分数线，但并不能被安排复试或复试后并不能被录取，对这些考生，招生单位将负责把其全部材料及时转至第二志愿单位，这个过程即称为考研调剂。

调剂复试有几条准则，也有一些基本要求和标准，由于过于冗长，这里不再赘述。但总体来说，都是对具体专业的规定与要求。

对于考生来讲，如何尽最大努力争取到被调剂的机会呢？首先，知道自己的成绩达线后，要经常和所报考招生单位的研招办联系，尽早知道能否被录取的信息；若不能被录取就及早与开设类似专业的高校联系，看哪个单位能接收你；若有中意的接收单位，应及时向该单位表明愿意调剂的意向，请该单位研招办及时发函与你的报考材料所在单位取得联系，索取你的报考材料。在材料转寄期间，考生应经常和两招生单位联系，了解材料的寄发、接收情况。在接收调剂生的过程中，研招办主要负责接收考生的调剂申请并转到相关学院，由学院进行考核，发出复试通知，复试合格的考生再由学院报给研招办。如果考生知道学院或专业的空缺信息和联系方式，也可以直接与学院联系。

此外，近年来，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复试分数线，对报考边远八省、区以及部分特殊学科专业的考生要求有所降低。如果达到了边远八省、区的复试分数线，考生本人可以及时通过电话或邮政快件与本专业招生的当地招生单位联系，看他们是否接收，若同意接收，就立即与原报考单位联系，按规定手续将报考材料转到接收你的招生单位的研招办，然后，按接收单位研招办要求的时间去参加复试。

还有就是，如果院校在某些专业方面出现较大的空缺，院校会通过一些媒体公布相关信息，并查阅考生的调剂需求。有些院校如果常年某几个专业生源不足，也可能会和其他院校形成固定的调剂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专业设置相近、考试难度相近等原因，但也不拒绝个人考生的调剂申请。

考研大军，这个特殊的群体，在紧凑的考研进程中一定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感悟，摘录一些，与大家共勉。

1.考研中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前一天的重复，并无太多不同，只是心情不断起伏。

2.提高效率比延长学习时间更重要，要逼迫自己能够专注于学习之中。

3.学习计划的制订要切实可行，一旦确定执行要严格，否则拖拉到最后而不能完成就失去了计划的意义，也会大大影响复习的效率和效果。

4.混一个圈子不仅在学校的时候很重要，走入社会之后更要混更多的圈子。

5.在封闭自己之余，偶尔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是一种最好的放松。

6.对于文科类考研而言，李铎老师介绍的自圆其说是很关键的秘诀，因为没有什么道理是绝对的，只要有自己顺理成章的逻辑即可。

7.健身会让自己精力更加充沛，对于男生而言，举哑铃是最好的健身方式。

8.在网上进入一个圈子交几个朋友，会让孤单的考研生活不寂寞，有种归属感。

9.考研生活没办法过得太精细，不拘小节的粗线条生活，可以让自己更开心。

10.考研人的寂寞永远大于热闹，所有的孤单都是为了明天，辛苦的并非你一个

第四篇：后“千亿”时代

后“千亿”时代

无论是恒大进入一二线城市，还是继续驰骋在三四线，恒大有自己的绝招，中央集权管理和标准化运营模式。

在这一模式运行下，从2006年销售不到20亿，到2012年接近千亿，飞跃50倍，恒大只用了7年，许家印曾说：“2005年到2012年恒大的发展速度，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

然而，在后千亿时代，面对不同的战场，恒大的产品复制能力和开发模式也将重新受到挑战。

集权化管理

以许家印的性格，若要进入一线城市，必然会要求迅速打开局面，做几个有影响力的楼盘，树立恒大在一线城市的江湖地位。而中央集权管理使得恒大如一个高效的蚂蚁军团，指哪打哪，这将在进军一二线城市的路上，继续发挥优势。

易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丁祖昱认为，这一集中力量的优势，使得恒大果断干脆，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恒大在土地市场的斩获来看就是如此。

许家印曾将恒大的高速发展归功于“中央集权的管理”：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和标准化运营。恒大集团总部上千人不做具体业务，就是对各分公司进行垂直化管理。这套模式既保证了总部权威，在大肆扩张时代，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和“复制”效率。确保每一个尚未成熟的地区不走弯路、降低风险，确保降低成本，确保精品战略能够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项目上坚定不移地实施。

业内广为流传的是，如果恒大突然决定在一个新城市上马一个全新项目，许家印保证可以在短短两小时内组建一支工种齐全的队伍立即操作，而不会出现大的失误和漏洞；更有甚者，许家印一声令下，半个小时之内就能传到南在海口，北在长春的最基层。

这源于许家印的自身风格。许家印追求威权，擅长管理，其为下属称道的是奖罚分明，重奖重罚，强调对成本、流程控制，在具体项目运作上追求高效率。

坊间传言，早在国有钢铁企业当车间主任的时代，他在一个300多人的大车间里是绝对权威，人赠外号“小皇帝”。曾与许打过交道的河南省郑州市一位退休官员说，许家印“在给别人打工时，他的风头、威信甚至超过老板”。

某种程度上，许家印的作风就是恒大的作风。“恒大周期操作能力极强，在一线城市拿地做项目，肯定也善于抓住窗口期进行操作。”广州一名熟悉恒大的业内人士说，在2008到2013年的5年中，市场经历了两次大波动，由于没踩好节奏，被套牢的开发商比比皆是，但恒大却将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正如有业内人士调侃的：“恒大像是穿越回来的老千一样，逢低拿地，逢高入市，踩点儿准地令人发指”。

标准化运营

恒大一直声称是“中国最薄利多销房企”，定位于“民生地产”。“1997年恒大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是金碧花园，因为低价入市，一开盘就是几千人，当天销售过亿元。”上述广州业内人士对此印象深刻，恒大“开盘必特价，特价必升值”的做法在赢来销售额的同时，也让广州业内一度对恒大的心情颇为复杂。

恒大后来归纳这一开山之作为“八个当年”：“当年征地、当年报建、当年动工、当年竣工、当年售罄、当年轰动、当年入住、当年受益”。从以往数据来看，恒大从拿地到预售仅需6至8个月，快于同业水平，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均位居行业前列。

这一快速举动和低成本控制，来自恒大标准化运营。许家印打造出房地产开发建设从上到下各个环节一整套标准化运营模式，包括高达6000多条的规章制度和产业流程。小到员工的伙食、接送、住宿等，恒大都会建立一个个硬性标准去衡量。

恒大早已形成了标准化运营模式，包括管理模式、项目选择、规划设计、材料使用、招标、工程管理以及营销7重标准化模式。

“简单举例说，恒大通过采购招标等标准化流程，极大压缩成本，同样单价七八千元的精装修产品，恒大项目品质优于周边项目，还能赚到钱，对其他房企来说不可想象。”上述广州业内人士说。

“恒大是业内标准化做得最好的公司，没有之一。”？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认为，这一模式不但在恒大的大爆发中显示出巨大威力，还成功解决了全国扩张中的风险控制和质量问题。

“对比下数据，就可以看出恒大的管理半径有多长。”宋延庆说，目前恒大地产进入147个城市，项目数达到291个，平均一个城市两个项目。融创进入不到10个城市，龙湖不过进入21个城市，万科目前大约进入60城市，近400个项目，保利则进入49城市，共228个项目，“恒大全国一盘棋靠的就是这个”。

在北京，自住型商品房价格比同区域售价低30%，对于普通房企来说利润极薄，然而恒大却敢在这样薄利的项目中，花大价钱拼抢，其对于自身强大标准化运作能力下的成本控制优势，堪称自信。

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兼执行董事夏海钧在2013年业绩发布会上称，恒大在北京拿地价格是合理的，预计利率30%，净利率在10%-15%左右，“恒大在总的成本控制上有优势，能够做到比其他房企便宜10%-20%。”

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认为，每个房企的思路不同，如融创和方兴等是向溢价要利润，恒大是向规模要利润，和保利及万科在一线追求高溢价高利润不同，恒大在一二线不追求高溢价，快进快出，只跑现金流，其周转率在32%左右，快跑也没有问题。

“虽然晚了点，但恒大还是可能创造奇迹的。”丁祖昱说，恒大一直是个奇迹，一搞足球就变成亚洲第一，一卖矿泉水短短几个月冰泉就达到几十个亿，在一二线的应变能力不能小觑。

产品适销之困

近几年来，恒大已建立起了绿洲、华府、金碧天下等几条产品线，并在二三线城市复制着它们。分析人士称，这种复制开发模式正是支撑恒大业绩快速增长的根本。

但恒大也存在产品同质化情况，此前长春、沈阳、石家庄等城市的恒大?绿洲，不管会所、售楼处，还是户型、外立面，基本使用同一套标准图。

几乎复制式的居住产品，很难满足购房者对于空间个性化需求。

“产品能否适销对路是恒大最大的挑战，其他都没有问题。我们给出的建议是，恒大在加大进入一二线城市时，应对标准化体系进行升级。”宋延庆说，恒大仍在运用几年前就形成的产品标准化体系。

“比如户型可能还是几年前的，但同样是90平米户型，在一二线城市情况就完全不同。”宋延庆建议说，应该加速升级换代，过去户型两年一个优化，现在一年就应该做一次优化。

土豪打法的隐忧

过去恒大集中在二线城市远郊或三四线城市拿地，由于周期操作能力强，地价和其它成本都控制得非常低，然后依靠超有吸引力的“高业态+低售价”，配合大规模的营销，实现快速的现金流周转。

所谓“高业态+低售价”的手法，上述熟悉恒大的人士解释说，比如同一个区域，本来高层卖1万，洋房卖1.5万，别墅卖2万。恒大来了，别墅卖1.5万，洋房卖1万，高层卖7000，“什么产品规划、生活配套、物业服务、建筑品质，在价格下，对很多客户就变得不重要了。”

但作为企业快速扩张期的特殊打法，恒大之前这种模式注定难以持续。在土地成本昂贵和市场规范的一线城市，将对恒大资金周转和开发模式等系统性转变提出苛刻要求。

在丁祖昱看来，一二线城市拿地消耗资金多，这对恒大是新的挑战。正如恒大在夏家胡同地块争夺战中落败一样，今后要在一线城市做有影响力的项目，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高价地竞拍，此时无论是舆论压力还是资金承受能力，都需要恒大重新调试。

素以大社区、大配套“造城”模式著称的恒大，不得不面对一线城市地块整体相对较小的现实，要求恒大提高高端产品的营造能力和品牌认知度，提高中小项目和多点布局的操盘能力。

恒大的爆炸式营销模式在一二线城市未必行得通。所谓“恒大模式”，有人形容就是底气十足的砸钱模式。从亚冠夺冠到占据中国全部媒体的版面，再到恒大冰泉的问世、连续在电视台的“狂轰滥炸”，恒大的品牌营销能力，挥金如土的做事风格，当之无愧于“土豪”的称号。

恒大在花钱上一向高举高打。上述熟悉恒大的广州业内人士坦言，恒大的广告非常有特色，一直是整版整版地做，给人的感觉是敢花钱。

“但这在北京就不行了，在北京没哪个开发商敢过分造势的，都要低调。而且实际上，北京等一二线城市的客户也十分挑剔，可选择空间大，不那么容易被唬住。”北京一名业内人士和记者私下聊天时说。

复制的帝国？

说起恒大，人们会用狼性或者大手笔来形容，其对市场的周期操作能力也让人叹为观止。

在宋延庆看来，恒大各方面发展完全没有问题，地产业务的结构调整和多元化拓展，也会成为突破成长瓶颈的一大法宝。

如今，在强大的品牌效应推动下，恒大多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联合哈佛成立医院、入股华夏银行等，恒大逐渐成为一家涉足房地产、体育、文化、快消品、金融的综合型房企。

但如果这一切只是量的堆积，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至今提起恒大的产品，很少有人交口称赞或说出深刻感受。

尽管2013年恒大是千亿俱乐部成员之一，尽管恒大确立了恒大名都、恒大绿洲、恒大雅苑、恒大城、恒大华府、恒大金碧天下等系列产品，覆盖中端、中高端、高端及旅游地产，但更多人认为恒大只是在复制，而产品、管理和文化却升级缓慢。

就如许家印本人，赢和尊重，许家印似乎只赢得了前者。

从1996年，许家印在广州注册恒大地产，在行业低谷迎风而上之时，直到千亿恒大诞生，在大本营广州，恒大并不是龙头，许家印也不是粤系地产领袖，与黄文仔这些大佬在辈分上还有所差距。

在更加注重产品品质的一线城市，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星河湾掌门人黄文仔事必躬亲、追求极致完美，因此星河湾一城一池；宋卫平理想主义色彩浓重，虽屡次误判大势，但也有了绿城品质名闻天下；龙湖吴亚军内敛低调，才有了龙湖园林和物业的看家本领。

即使在今日，被冠以“凶猛”的两大房企――融创和泰禾，也都追求做高端精品。

在独立地产评论人黄太阳看来，无论是当年恒大在行业高速发展风口，还是市场波动中的周期性操作，以及如今的多元化发展，都显示出了许家印顺应时势的能力。

在进军一二线城市的路上，恒大或许只有挣脱这种“复制式”的桎梏，才能真正实现转型大步向前，获得业界的深度认可。

第五篇：后机场时代,何去何从？

珍惜和尽量利用好城市既有的老机场资源，保留老机场的民用航空运输功能应该是未来的理智选择。

后机场时代，何去何从？

朱文川（发表于《决策》杂志2014第2期）

【案例】

如今的合肥骆岗机场一片沉寂，废弃不用又尚待开发的空旷地面成了天然的停车场。

由于紧邻市区，加上站坪和候机楼狭小以及滨湖大建设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服务36年的骆岗机场于2013年5月永久关闭，等级为4E的合肥新桥机场正式启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建设面积不断扩张，过去原本位于郊区的机场现已逐渐为城市所包围。

为了彻底解决机场与城市发展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很多城市逐渐放弃了扩建机场计划，选择搬迁离城市太近的老机场，择址新建。

比如，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广州白云机场，是国内三大航空枢纽机场之一，其旅客吞吐量和起降架次曾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但由于旧白云机场位于市中心，狭小、拥挤，经过数次扩建但仍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于2004年搬迁到新白云机场。

另外，作为中国西南地区门户枢纽机场的昆明巫家坝机场，由于离市区仅仅6.6公里，周围已被城市包围，不具备原地扩建的条件，不得不投入380亿巨资建设了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后机场时代来临，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这些老旧机场究竟需要怎样的涅槃，才能得以重新规划利用？

【分析】

老机场的命运

目前，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老机场的改造利用有以下几种模式。

有的是继续作为民航机场使用。1999年9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成通航后，距市中心仅13公里的上海虹桥机场继续使用，形成了国内唯一的“一市两场”，以浦东机场为主建设国际复合型门户枢纽，加快构建枢纽航线网络和航班波；而虹桥机场则以境内点对点运营为主，在国内航线枢纽结构中发挥作用，同时承担城市和地区通用航空（如公务机等）运营机场的功能。

第二类是作为军用机场使用。例如，1997年，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建成启用后，南京大校场机场继续作为军用机场保留下来，并于1998年进行了扩建。同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建成通航，距离市区中心6公里的老机场由军民合用转换为军用机场继续使用。

还有的城市选择彻底废弃，老机场作为他用。这种模式占了国内老机场使用模式的绝大多数，搬迁后的老机场腾退出大片优质城市建设用地，又正好是一些城市规划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地区。通过周密的规划设计，可以进行大型城市公共中心的建设。

这其中又可以分为提前规划，搬迁后规划和废弃多年后再利用等模式。提前规划的以昆明巫家坝机场为代表，在机场搬迁一年前就启动了老机场规划设计工作，经过方案比选和咨询论证后，发布了《昆明巫家坝新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未来将把巫家坝片区打造成为独具特色、魅力和活力的昆明城市新中心。

也有不少城市在机场搬迁后再进行规划设计，比如广州在白云机场搬迁三年后，才出台《白云新城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老机场以白云新城的全新姿态回归，以绝对优质的地理位臵，成为了广州北部片区的商业服务中心，并积极发展各类商业、服务业。白云新城商圈的崛起填补了白云区商业的空白，也为广州的商业发展开创了新局面。由老机场航站楼改建的5号停机坪项目是国内最具民航特色的购物中心。

另外，还有不少机场在废弃多年后，再进行开发利用，例如

1999年3月海口美兰机场启用后，大英山机场就遭废弃达7年之

久，机场搬迁后留下的3000亩闲臵土地，一度成为养牛场地。2006年，海口市通过了《海口大英山新城市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大英山机场将被打造为商务行政办公、商业零售、文化娱乐、旅游服务加配套居住的“四加一”现代化综合型城市中心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大英山新城市中心区荣获2012“中国最佳城市规划新区”大奖。

从数量上看，采取第一种模式的只有上海虹桥机场一个，作为军用机场继续使用的也非常稀少，绝大多数城市采取了“废除一个，新建一个”的迁建模式，利用老机场的土地，由政府出面将机场规划之后，分段分块拍卖给开发商进行建设。

【纵深】

替代性误区

由于一些大中型城市的机场建设和发展，与其所在城市的规划缺乏有效衔接，导致机场扩建严重缺少建设用地，特别是在净空保护、噪声影响和电磁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难以解决的矛盾，不仅影响了航空运输业务的发展，也限制了机场周边地区的建设和经济发展。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民航业平均增速为17.6%，创造了民航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超过中国GDP的年均增速10%，未来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预计在10年内，我国千万人次级别的机场数量将超过美国。

然而，在大中城市掀起机场改扩建潮的同时，机场规划建设研究没有跟上，对国际通行的“一市两场”“一市多场”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和建设资金浪费。

回顾国内老机场开发与利用的类型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的老机场在发展空间达到饱和时，民航局方的指导意见是“适度超前，量力而行”，即在规划布局、建设规模方面要适度超前，在建设标准方面量力而行。

民航局方认为当前中国机场的建设并非超前，而是大大滞后，在这样的判断下，按照局方“超前发展也是一种量力而行”的意见，实际操作中，相关城市往往选择新建一个大型或超大型机场去取代老机场，而不是增建一个规模适度的新机场来共同满足城市航空运输需求。

据媒体报道，举世瞩目的北京新机场或超千亿，新机场定位为“复合型、超大型国际机场”，与澳大利亚悉尼第二机场历时30多年的研究讨论相比，我们不禁要问投资逻辑不清晰的巨额投资，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和风险控制呢？

【路径】

并存共用

与国内习惯废弃老机场相比，国外往往都对老机场保留使用，形成了“一市两场”或“一市多场”现象。

以英国伦敦为例，航空运输业快速发展，多年来建设并投入使用了6个机场。新机场不断投入使用，可是老机场也没被抛弃。其中，拥有1 条跑道和1 个航站楼的伦敦卢顿机场，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建成，目前仍在接待着世界各地的旅客，其中78%来自定期航班，22%来自包机服务，2013年旅客吞吐量排名英国第7，历经了80年时光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一市多场”机场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已较为普遍。在欧洲，米兰、柏林拥有三个机场，巴黎拥有戴高乐机场、奥利机场，罗马、斯德哥尔摩、奥斯陆也拥有二个机场。在美国，纽约有6个机场，洛杉矶有5个机场，波士顿、迈阿密都有4个机场，华盛顿和旧金山各拥有3个飞机场，芝加哥为“一市两场”的城市。在亚洲，有8个“一市两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首尔、台北、吉隆坡、雅加达、东京、大阪、札幌。

是否保留老机场航空运输的最典型案例，要属泰国曼谷机场的存废之争。2006年9月，耗资约38亿美元的素万那普机场启用

后，原廊曼国际机场的所有航班均移至新机场起降，老机场停止使用。可是由于素万那普机场运行中出现的行李丢失、旅客等候时间过长等问题，泰国不得不于四个月后恢复了老机场的使用。时任泰国总理素拉育说，泰国政府是在仔细讨论了新机场“素万那普机场”目前面临的问题后作出上述决定的。他指出，曼谷同时使用两个机场可以更好地为旅客服务，也可以适应日益增长的航空业需求。

可以看出多机场体系已经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通用模式，老机场保留使用能够充分利用老机场设施设备资源，有效避免单一超大型机场规模不经济现象，减少空域流量控制、缩短飞机实际地面滑行时间，多机场体系在投资效益、旅客出行便利性和城市安全性等方面具有优越性。

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民航事业仍将持续快速增长，机场建设将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民航局“十二五”机场建设规划中，明确了将建设82个新机场和扩建101个现有机场。

在机场建设过程中，以满足合理需求为原则，在保证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的情况下，切忌过度超前、贪大求洋。我们要珍惜和尽量利用好城市既有的老机场资源，保留老机场的民用航空运输功能应该是未来的理智选择。

据报道，即将建设新机场的成都、厦门二城市，已经明确表示将借鉴“一市两场”的“上海模式”，在新机场投入使用后，老机场将保持适量的航空运输业务，这对进一步探索我国大城市多机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