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第一篇：再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再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老卢庸观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

这篇文章是90年前他34岁时写的一篇调研报告。多年前读这篇文章时，我的初步感受是——这篇文章不仅仅是文章，更是毛泽东确立“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路线的奠基之作。

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观察中，毛泽东发现了中国社会的终极力量——农民。

在农会组织下，“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不仅如此。

毛泽东在这次为期一个月的跟踪调研中还发现了农民革命对几千年封建王朝制度根基士绅阶层的强烈冲击和颠覆。实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打翻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如罗振宇所言，士绅无比重要。曹操“挟天子以令不臣”的长期存在、其后司马家把子弟分封到地方制衡士绅大族等等做法，都是为了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作出的制度安排。

伴随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士绅大族作为地方势力依托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封建社会是否稳定的基石与关键所在。

士绅阶层稳定，则国家稳定。士绅阶层一旦被颠覆，封建制度则会走上土崩瓦解的道路，步入历史重构期。

可以这么讲，农民在农会组织下短短几个月就彻底颠覆士绅阶层的鲜活案例，把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带上了马克思中国化的大道。

处于列强瓜分半殖民地境地的中国，士绅阶层的问题不解决，国家是无法整合多方力量通过革命来驱除外敌、振兴中华的。辛亥革命后，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出现，军阀混战不休，等问题背后，莫不与士绅阶层的存在相关。

没有了士绅阶层这个实质上统治地方的集团，冀望复辟者将失去幻想的土壤，不会螳臂当车与民主共和的历史大势对着干；没有了士绅阶层，军阀混战的财税根基将无以为继。

士绅基层一旦被打倒，相当于阉割了封建制度的生殖能力，让其无法繁衍生息，也就彻底解放了绑在中国人身上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枷锁。以往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也会随之土崩瓦解，被松绑后活灵活现的男男女女踩在脚下。

原本被囚禁的人一旦被解放，享受到自由的快乐，势必会与把自己绑起来的一切制度、人和事彻底决裂，并把它踢翻在地、踩在脚下，让其永世不得超生的。

毋庸置疑，这群人——农民，是最具有革命能动性的。

这与马列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显然是有很大差异的。马列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社会生产由简单协作、手工业跨入机器工业大生产阶段时工人运动的兴起。

工人阶级是马列主义的革命先锋力量。但这与当时中国国情显然是不完全合拍的。

中国长期以来商品经济未能萌芽发展，被各国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中国当时实质上是一个农业大国，而非工业国家。

这决定了城镇，越是大的、发达的城镇，士绅阶层在集权科层制度滋养下就越是力量强大，工人阶级在这些地方与其是无法对抗、革命的。唯有那些权贵看不上的乡下山沟里，士绅阶层的力量才是比较薄弱的。而那里，显然是农民的天下，也是这个国家一切生产活动的原材料基地所在。

这是那些莫斯科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洋共产党人所不清楚的，也是他们坚持在城市发动工人暴动和工人暴动屡屡受挫失败的原因所在。

我想，这是毛泽东选择走群众路线和依靠工农联盟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策略的原因所在吧。

有了这些深入思考，共产党闹革命的正确思想、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开始萌芽发展壮大，并在今后的革命岁月里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中华民族不断接近伟大复兴目标。

毛泽东思想、国运前途在这篇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都若隐若现。而从有始有终的角度看，在农民运动中汲取到丰富革命养分的毛泽东，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之际常思李自成失败原因的思想原点可能也与此次农运考察脱不了关系。

此时，若有外国人问我，东方巨龙是何时醒来的？

我会告诉他或她，东方巨龙是从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后用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革命鲜血慢慢唤醒的。

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论持久战》、《矛盾论》和大家都知道的《别了司徒雷登》等相比，这篇文章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其对毛泽东之后成长为世界闻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领袖，意义非凡。

（完结）

第二篇：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1926年到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展开。农民协会作为一个新的组织、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在各地的农村、县城积极地开展革命斗争，支持全国的民主大革命。

但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主的右倾主义者们却一再质疑、阻碍农民革命斗争的进行。为了纠正这个错误，1927年，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总结了这一篇报告，并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方案——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让广大人民和革命者看到一个真正的农民革命斗争。

文章中，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所起作用和地位。在中国，农民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具有反抗压迫和剥削、要求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湖南的农民运动中，农民们组织起来，共同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推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特权，农民当了自己的主人。从这时开始，农民阶级慢慢地凸显出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革命带来了新的生机。在运动中，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主力军，是带动着中农、富农进行革命的先锋。人数上的优势使大革命在广大农村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国家性质。从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农民们的革命热情，看到他们为革命做出的努力、贡献。在农协的带领下，农民们不但在政治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推翻了他们的统治，而且还打破封建迷信，进行了政治文化宣传，让广大农民们有了更大的革命斗争热情和争取民主自由思想。藉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深入到群众中，中共党人在运动中与农民阶级形成了最坚固的同盟。此外，广大农民们在组织的带领下，废苛捐，缴山匪，禁烟赌，学文化，修道路，修塘坝。最重要的是，农民们建立起的自己的武装，在运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共产党中有思想觉悟的领导人意识到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为中共之后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反之，正是由于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失去了广大农民群众支持，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农民运动失败了，但毛泽东已深刻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确立并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虽然，这次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们扼杀，大革命也以失败告终，但从毛泽东的笔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曙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三篇：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原创： 选个好的做个老的这份报告写于1927年3月，通过实地考察，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也提出农民力量是革命的根本力量。在重视的基础上要把这个庞大的群体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干什么呢？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一切阻碍农民运动的阶层。

详细分析和说明了农民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具体做的事情，重点肯定了农会做的十四件事：

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2、政治上打击地主

3、经济上打击地主

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8、普及政治宣传

9、农民禁诸

10、清匪

11、废苛捐

12、文化运动

13、合作社运动

14、修道路，修塘坝

从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毛泽东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和对一切异己势力的零容忍，同时这些事件，在30年后的1957年逐一上演，一直持续到1977年。什么叫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牺牲，你死我活的，不管是武力的，还是文化的。就像毛泽东报告中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清楚具体要怎样革命，他想要的就是一切都要打倒推翻，在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分析深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大的方向把握住了，其他的无非就是边走边补充。1927年的报告已经奠定了他此后50年的方向和施政方案，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句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都说“命有高低，运皆平等”,所谓大格局之人，必定大起大落；而普通格局的人，则会一生平稳。或许是吧，毛泽东的一生转战南北，从多次被排挤，到重掌权力，有他的性格和格局决定，也由他的能力所决定。在1927年那样一个时期，他能说出：“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之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革命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在当时可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同，而是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时期的对骂，不得不说毛泽东真正是中国最有成就的”愤青“,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需要愤青，需要这种对很多不好现象的”破口大骂“,在毛泽东的骨子里，除了对中国古代的一些诗词歌赋很赞赏以外，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很深，其实也是的，包括我自己，很多人也说我是愤青，对很多事情看不惯，而我们的老师或是长辈经常教导我们：见怪不怪！不是和我们一道去解决问题，反而劝说晚辈，忍一忍就好了，正是这种对忍让文化深入骨髓的沉淀，造就了我们保守的一面，造就了我们羊性文化的精神，造就了我们容易得过且过。

正是忍，让我们忍到国土沦丧，正是忍，让我们喜欢稳定。慢慢才发现，忍这个字的力量太强大了，正是这个忍字让中国皇权的封建制度经历千年，也让人民被压迫千年。每一位统治者，都会利用这个字来教化人民，你要学会忍，于是乎，我们忍，逆来顺受，一直忍着被统治者统治！

我们呼唤正义，呼唤公平，却一直忍着，哪里来的公平正义？

难怪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中国人的灵魂，”沉默哦，沉默哦，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结果，一时都忍了，还在乎另一时吗？继续忍着吧！在悬崖边上，退一步就永远没机会进一步了！

文章已于2018-06-20修改

第四篇：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原创： 邹阳初

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的纪念日，怀着无限思念和崇敬的心情，我又翻阅了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禁感慨万千。

1927年1月，毛主席回到湖南，历经三十二天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每到一处，他都广泛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3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

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而毛主席在报告中肯定了这些贫苦农民，称他们为革命先锋，并说若没有这些农民，便没有革命，他从十几个方面出发，用大量事实说明了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读完毛主席的这一篇光辉著作，便立刻想起了在家乡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的一群贫苦农民，这群人就是国民党右派眼中的“痞子”.新苗村石湾组的陈其祥、十亩冲组的邹洪章、石鼓组的周连乔，就是这群“痞子”的典型代表。这些人如果还活着应该是期颐之年了。

据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们说，他们年轻时威武强壮，力大如牛。他们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为什么如此痛恨他们？

原来是因为他们专门与当地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作斗争。

地主家扮禾（收割稻子），他们深夜把扮桶连成挡折、刷子背到大山上的石洞里藏起来，土豪家的稻草晒干了，码成了草堆，他们一把火给烧了；

劣绅家生日喜庆、唱戏打花鼓，他们便去捣蛋；

禾苗要水的时候，他们故意把地主家田里的水给放掉；

一支白崇禧的部队打了败仗，一些败兵逃到了薰山，他们便引着败兵去地主家派粮打劫，让其互相残杀……

有些人说着未免太“过分”,对此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尽管如此，他们的这些举动还是惹怒了当时的土豪劣绅，1943年，他们这几个贫苦农民被反动军阀，大恶霸地主李世棠为首的反动政府枪杀在了现新苗学校门前的河堤上。

血债要用血来还。

解放后，大恶霸地主、军阀李世棠、劣绅、地主王国中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是共产党为这群所谓的“痞子”报了仇、雪了恨。

现在想来，这群人正是毛主席所肯定的农村革命的可靠力量，他们劫富济贫，维护的是贫苦农民的利益，打击的正是那些压迫、剥削贫苦农民的劣绅、土豪。

故所，在毛主席的眼里，这样一群贫苦农民是农村革命的先锋。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新苗（过去叫南薰）这块神圣的地方在这样暴风骤雨的革命历程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史实。

原湘乡总工会主席、家住南薰山道仁堂（现属上扶村）李扬庭老人就是卓著的功臣。

这名1925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南薰山一带发展党的组织，秘密地领导着像陈其祥、邹洪章等这样一些贫苦农民，与地主、土豪劣绅进行顽强的斗争，成立武工队，开展游击活动，组织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抗丁、抗粮、抗税。

抗粮运动

他担任南薰区第一任区委书记，组织领导南薰一带的武装力量，配合解放军围剿白崇禧的反动军队，为和平解放湖南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位老人虽然于1985年逝世了，但他的历史功绩仍永垂不朽。

现在，我们领略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新面貌，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巍巍南薰山更加郁郁葱葱，景色迷人。

哪曾想到这里竟有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还有这么一段前辈们用鲜血写下的光辉历史？！

-End-

作者： 敦阳，撰稿人。

第五篇：解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解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能够带来新发现的革命胆识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它尤其需要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判断能力，前者使人足以摆脱流俗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则使人透过表面的现象，抓住潜藏的事实。”〔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以非凡革命胆识写就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在报告中所体现出的独立精神和判断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本文试图就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指正。

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动因

关于毛泽东赴湖南考察的动因，不同时期的说法不一。1926年12月28日的长沙《大公报》这样报道：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将赴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委托毛泽东：“(一)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2〕。从这则报道看，毛泽东此行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主要使命是“巡视党务”，而对与农民运动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则是由于受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委托。这与1937年11月问世的《毛泽东自传》的说法明显不同：“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农民部，并被派往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3〕至于为何人何组织所派，毛泽东没有说。但从语气来看，应该是指受中共中央派遣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题解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4〕题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为了反驳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才去考察的。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其实并不矛盾：毛泽东想反驳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中共中央也很想进一步了解农民运动，因而毛泽东被派往湖南考察。恰好此时国民党中央委派毛泽东“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又委托毛泽东对诸多问题进行考察。毛泽东此行是受到多方委派，负有多重使命。为什么不同时期的说法上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大公报》的报道的背景是国共合作，而且当时的共产党人一般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因此强调毛泽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毛泽东自传》出版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当然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作用，因此从共产党的角度进行介绍。至于《毛泽东选集》题解的说法，也是由选集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个人选集，自然要突出作者自己的特殊作用。可见，这几种说法并不矛盾，只是不同时期选择的角度有所区别。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先后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了考察。所到之处，毛泽东都邀请农民和“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所得材料颇不少”〔5〕。在考察过程中以及结束后，毛泽东曾将调查所得与湖南区委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并且就农民运动问题做了几次报告。这样，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主张。2月16日，毛泽东曾经写信向中央汇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标志着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已经成熟。因为这封信实际上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的结尾，毛泽东特地这样说：“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内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7〕从这样的表述来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正式写作应该开始于2月17日，成文时间应该在2月20日左右。

众所周知，“毛泽东„„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8〕。实际上，毛泽东在以自己考察所得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依据的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间接资料。如，在论述农会组织情况时，毛泽东这样说：“尚有一小部分没有起来，如益阳华容等县„„大部分尚未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9〕在论述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乃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10〕在论述农民武装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因农民起来形势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属倾向于投降，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对敌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11〕，“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12〕。诸如此类的论述，涉及的大部分县份不在毛泽东考察范围之内。在指出个别地区因为打菩萨引起不良后果的时候，毛泽东还使用了湖北的材料：“湖南湘乡湖北阳新二县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13〕。关于这些县份的情况，毛泽东只能从间接渠道进行了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份各县农协会员数量比较表》，该表在考察报告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是毛泽东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这份表格并非自己调查所得，而是湖南省农民协会1926年11月的统计〔14〕。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毛泽东在使用自己调查所得材料的同时，也使用大量的间接材料，才使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容极为详实，从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辨正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15〕还批评毛泽东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16〕。张国焘则怀着别样的心情“回忆”：“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讥讽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7〕

笔者认为李维汉误解了毛泽东，而张国焘则有意曲解了毛泽东的意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清楚地写道：“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18〕这清楚地表明“有土必(皆)豪，无绅不劣”是从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中概括出来的，这是对事实的陈述，并非毛泽东自己提出。“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的表述，一来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农民运动中确实存在“过分的举动”，二来说明实际情况并非像张国焘所“回忆”的那样严重。由于毛泽东认为“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19〕，因而提出“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的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20〕，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由来。认为在革命中“恐怖现象”无法避免，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妥，何况还特地强调“一个短时期”?再说，毛泽东也不是不加区别地对一切过激行为都全盘肯定。如，毛泽东明确指出：菩萨是农民自己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自己的双手丢掉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21〕作为一个迫切希望中共中央改变对农民运动政策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家，置身于湖南农民运动热潮中的毛泽东，不可能像若干年后在书斋里研究资料或者写回忆录那样“理性”，即使使用了一些后来看确实“过头”的措辞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们不应该抓住个别字词苛求毛泽东。

四、“革命先锋”——“赤贫阶级”辨析

李维汉还批评毛泽东“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2〕。李维汉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级”。对于这些“阶级”，毛泽东这样分析：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23〕而中农“虽比富农略好，但始终不能积极，仍然保存他们那种游移的态度。”〔24〕从这样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富农乃至中农的否定态度。在论及贫农时，毛泽东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只有一种人，就是贫农。从秘密时期起，一直到公开时期，都是他们在那里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只有他们与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打击，一切破坏工作只有他们做得出。”〔25〕在这里，毛泽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贫农运动”。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强调：“贫农(特别是赤贫部分)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农会的领导权„„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26〕那么，“赤贫阶级”(文中毛泽东将“赤贫阶级”与“赤贫”交替使用)究竟是指什么人?请看毛泽东对“赤贫阶级”的描述：“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27〕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游民无产阶级”的分析基本一致：“游民无产阶级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28〕毛泽东还这样解释“次贫阶级”：“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生活的，如手工业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29〕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贫农的定义基本一致：“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30〕。可见，实际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贫农”划为“次贫阶级”，而把“游民无产阶级”划为“赤贫阶级”。因此，毛泽东确实把游民(即“流氓无产者”)当作贫农的一部分。

关于游民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毛泽东有没有夸大?我们不妨根据有关史料进行探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会党一概加入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里头公开的逞英雄，吐怨气”〔31〕。李维汉的论述更加直截了当：“农民的领袖是贫农，而贫农中的大多数是会党中的分子”〔32〕。《湖南第一次农运宣传周宣传纲要》严肃指出：“失业的农村群众，地主阶级指为地痞、流氓，在我们看来则可名为贫农，贫农因生活毫无保障，所以对于革命容易接受，不比自耕农、佃农［雇农］有所顾忌。”〔33〕强调“失业”，并且将佃农、雇农排除在“贫农”之外，这里的“贫农”显然是指游民。再看湖南省农民协会训令：“查湖南的失业农民起来，在湖南的农运中，实在是最勇敢的先锋队„„‘流氓地痞’自然是指最革命的一般失业农民。”〔34〕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认为游民发挥了“革命先锋”作用并非夸大之辞。那么，毛泽东有没有将游民不加区分地看成“革命先锋”?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坛(神)庙，素聚流民，说也不服，农会起后，都悄悄去了。”〔35〕关于这些“流民”的去向，毛泽东在其它场合清楚地指出：“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劳动”〔36〕。“屈服于农会之下”以及“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劳动”的表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所有的游民都是“革命先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有“同湖堤团农会，捉了三个流民烧窑”〔37〕的记载。

对于游民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的事实，毛泽东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同，这是对游民革命性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强调：“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38〕应该说，这是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游民的认识是一致的。事实上，毛泽东对于游民一直十分关注，在人格上对游民始终予以足够的尊重。他在建国前著作中称游民为“游民无产阶级”，建国后修订的文本中一般称为“游民无产者”，而不使用“流氓无产者”这样的带有明显贬义的称呼。不对游民抱有偏见，把游民看成贫农的一部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游民自身的不足，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毛泽东的观点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革命意义。

五、从考察报告看毛泽东认识的变化

李锐在《青年毛泽东》中这样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于当时高涨中的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湖南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指导。”〔39〕这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客观评价。那么，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有没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毛泽东不仅受到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而且受到的影响很大。

1925年底到192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是：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40〕；“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41〕。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对地主的态度还是相当温和的。虽然9月份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42〕,“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43〕，但直到1926年12月20日，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仍然这样说：“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44〕。而毛泽东参与制订的决议案规定：“省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举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45〕这显然意味着此时的毛泽东仍然不希望农村发生大的社会震荡。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毛泽东明确指出：经过考察，“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的几个颇大的错误”〔46〕。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站在激进的革命立场为农民运动鼓与呼，强调地主阶级必须打倒。毛泽东大声疾呼：“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是反革命。”〔47〕所有反对农运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各种对农运的错误处置，都必须迅速变更〔48〕，“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49〕。强调：“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王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是没有错的。”〔50〕毛泽东事实上已经认为中国革命是“农民进行的革命”，已经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一再强调：“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51〕；“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与军队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52〕。甚至极为乐观地估计：不久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53〕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他后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只要认真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此前的论述进行比对，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认识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使得毛泽东从此更加注重社会调查。毛泽东曾经极为自信地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54〕当自己的建议被中央拒绝之后，毛泽东非常愤怒：“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严肃指出：“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55〕。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这样评价：“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由个人经验而产生的自信，是《中国农民与国民革命》中没有的因素。”〔56〕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毛泽东后来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并且提出著名的论断：“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57〕。应该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2月16日致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建议，但始终没有提及掌握军事力量。而考察报告中“市民与军队的功绩只占三分”的表述，则明显地流露出对军队的轻视。结果，在仅有千余支枪的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下，惊天动地的湖南农民运动便迅速宣告终结。这对满腔热情地投入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动情地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8〕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对陈独秀的批评，倒不如说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反思。

综上所述，深入实际调查所得第一手资料，为毛泽东写作考察报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大量间接资料的使用又大大加强了考察报告的说服力。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旗帜鲜明地为农民运动辩护，并且实际上已经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他看重“流氓无产者”的革命作用，把他们看成“贫农”的组成部分，并且称之为“赤贫阶级”，但并非不加区别地赞颂他们为“革命先锋”、“革命元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存在忽视游民缺点、轻视军事斗争的欠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