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湖南农民运动》有感

第一篇：读《湖南农民运动》有感

我很少听从网友建议去写文章，这是因为我固守一个原则，对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问题尽可能不发表看法，然而本篇却是地地道道的“命题作文”。最近（“韩三篇”发表以后）关于革命的话题突然热络了起来，很多网友给我来信，希望听一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让我很为难，如果我说：“我还想看一看。”读者一定会觉得我虚伪，看来只能遵命了。我想说一说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会怎样？一定有人不以为然：“现在连革命的毛儿都还没有看见一根，你却要说革命以后会怎样？你是不是傻掉了？”我没有傻掉，我是这样看的：革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过程，有开始就会有接续，有接续就会有结局，它的内在品性不仅见诸于发端的部分，也会渗透进接续的部分，更会最终决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所以，对结局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逆向考察，是可以破解隐含在革命之中的遗传密码的。

为了对革命有一个具象的概念，我先说一件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这件事我以前曾经提及，不可避免会在行文上有重叠，敬请读者原谅。

21927年年初，还没到春节，天气异常寒冷，一个早就对社会不满的家伙，根据“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怀揣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到我国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窜访，在乡下和县城召集农民代表开会，向他们了解最近几年政府违法占地、强制拆迁、农村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勾结鱼肉乡里的情况。

85年前的国家权力机构还不像如今这样致密，再加上五县三十八乡的政府的公仆们大局意识不强，在“维稳”问题上严重失职懈怠，导致这位刚过33岁生日的家伙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整整猖獗地活动了32天，居然没有被举报，没有被拘押，没有被送进派出所“躲猫猫”，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这个家伙根据这次流窜考察写出了一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居然发表了出来，深得国内外敌对势力赞扬和欣赏，此文作者被誉为最深刻看清中国问题的完全彻底的革命者。

这个赫赫有名的造反者和革命者，就是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被我们所敬爱，当然不仅仅因为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这一件事，作为最坚定的革命者，这位同志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真可谓在刀尖上行走，抛头颅、洒热血，将生死置之度外，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最后终成正果，夺取了全国政权，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大救星”、“中华人民共

和国缔造者”、“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天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早就有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即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得不做坏事，我记得最初读到记述毛泽东1949年以后所做坏事的书籍时，真是如雷灌顶，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那些白纸黑字是真的，后来知道了一点儿政治哲学常识，也就释然了。

现在，不管你对毛泽东是爱还是恨，有一点你无法否认，他的领袖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的获得又直接渊源于他深邃的社会洞见、卓越的政治运筹和军事指挥才能，这都不是常人可以具备的。除此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也必须强调指出来，那就是他对人民尤其是对农民的深切热爱，这种热爱也是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

“陈行之，我读过你很多文章，我曾经认为你是坚定的反专制主义者，今天我才算看清，你其实是一个五毛。”

对此我不做辩解，我们接着考察85年前发生的事情。

流窜到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活动的毛泽东这样判断当时的中国社会：“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经历中，显然是选择了“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这是由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站在社会潮流顶端的那个人，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欣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革命的几段著名文字——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篇幅所限，我不能做更多引述了，读者可以通过原文领略毛泽东作为最彻底的革命者是如何讴歌农民革命行动的。你会从文章中看到，给乡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没收他们的家业和地产、非法关押和枪决民愤极大的地主等等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可以被列为反社会暴行的行为，在毛泽东那里都成为了最值得赞美的革命事物；被严重破坏稳定的社会已经进入到

反革命**的状态，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主张有多么激烈。

能不能据此认为毛泽东有偏爱暴力的病态人格呢？我不这样认为。当一种社会力量用暴力的方式欺压人民时，人民当然有用暴力的方式反抗的权利，这在任何政治哲学教科书中都是常识，这也是人类历史普遍书写的篇章，美国的建国者甚至公然把这一条写进了《独立宣言》。毛泽东对农民暴力行为的赞美，我想没有什么其他原因，皆因他对农民情之所切，爱之弥深，他比所有人都更深切更直接了解到了农民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遭受着怎样野蛮的欺压，因为这位出生于农村的年轻知识分子切实看到了农民生活的惨景，看到了整个中国从乡村到城市广泛弥漫着可耻的非正义。

这是对么可贵啊！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打一个不适当的比喻：当乌坎告急的时候，你有胆量背着笔记本电脑突破包围潜入这个村子去组织村民开调查会和座谈会么？你有胆量在那里呆一个月之久，切切实实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么？你有胆量写出一份《乌坎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上传到网络或者发往国外么？你有胆量在报告中断言乌坎村村民冲击政府和烧警车的行为“好得很”么？你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可见，坐在书房里舒适地谈论革命是一回事，真的以“砍头不过碗大的疤”的气概投入革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绝不是偶然的，换一句话说，革命和革命者都不是闹着玩儿的，毛泽东当年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没有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了解，没有坚定的对真理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信念，没有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境界，你连毛泽东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用网络语言表述：你连给毛泽东提鞋的资格都没

有，你不值毛泽东的一根汗毛。

有一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在历史情境中，所谓英雄，用浅白的话说，就是做正确事情的人，反之，我们把做不正确乃至于反动的事情的人叫枭雄。那么，什么才是正确呢？我以为这里大致有两个标准：

一、你是不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做了时代迫切想做的事；

二、你是不是在为人民谋利益，做了人民渴望你做的事。在这两点上，毛泽东全部做了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通常都认为1949年10月1日发生的事情是合乎逻辑的，用官方的话说，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所谓历史的选择，在时间意义上不过是对某个历史时段的归纳性描述，这就好比我们在一条直线上标注出任意一个点，这个点看上去似乎是静止的（所

谓“历史的选择”），然而在直线的延续中，它显示的则是另一种意义：它既是过去的结束，也是未来的开始。

当毛泽东同志站在紫禁城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胡风先生热泪盈眶，用一个知识分子近乎于孩子一般的纯真热情，忘乎所以地高叫一声：“时间开始了！”说的就是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

开始以后怎样呢？依照想象，“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应当心无旁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了，人民应当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红利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相反，人们惊讶地看到，庞大的历史列车竟然开始倒行！

我们仍然以前面说到的农民问题为例。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在形式和内容上与陈胜、吴广、李自成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不同，就个体来说，毛泽东也与这些人心灵相通、血脉相承——公元前209年，刚刚起事的陈胜同志壮怀激烈，曰：“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接着，这位眼盯着皇帝宝座的乡邮员悲愤地质问苍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日你妈的！难道你们丫这些王侯将相就是天生的吗？！”过了两千一百四十五年，在贫瘠的陕北高原上，同样眼巴巴盯着皇帝宝座的毛泽东同志也壮怀激烈，赋诗曰：“惜 秦皇 汉 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 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思是：你们前面那些皇上都不济事，要说干事情，还得看我毛泽东的！结果，毛泽东像陈胜、吴广、李自成那样，也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旧王朝，也住进紫禁城做起了皇帝。

做了皇帝的毛泽东得意地把自己定位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种结合：“马克思”奠定了中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道路，“秦始皇”则把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发挥到极致，整个中国变成了密不透气的铁桶。

这个铁桶首先窒息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农民。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以私有制为标志的）中国农民数千年以来都未曾失去的土地，被国家强行掠夺了过去，尽管被冠以“集体所有制”的名称，然而就连村头的大槐树都悲哀地意识到，农民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这种状况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发展到极致，那时候吃公共食堂，家里连碗筷炊具都被没收了。也就是说，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带领农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地主，革命以后，他所统领的国家却成为了超级地主，中国农民成为了不得不依附在这个超级地主身上的佃农，佃农还可以依据选择东家，农民却被钉死在了超级地主家里，既无财产权又无迁徙权，具有很多奴隶的特点。无论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还是所谓市

场经济时代的“国家征用”，超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既残酷又无情，甚至可以说是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更大范围内对自由和民主的压制，这种压制导致了怎样凄凉、晦暗的社会图景；这种压制在世界范围内怎样把中国弄成了让所有人警觉的“不正常国家”，我们就不说了吧！我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场伟大革命发生以后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严重的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想到如下问题——革命是靠得住的么？

革命者是靠得住的么？

我的回答是：革命是靠不住的，革命者也是靠不住的——就连毛泽东这样对人民抱有最深切感情的革命者最终都成了人民利益的戮害者，你对其他人还能抱怎样的指望呢？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是制造专制者的最好温床，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导致专制的状况，实在与这种文化有关。这里说的文化，当然不单纯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张，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专制者制造专制，而是我们制造专制者，专制者才得以制造专制。

假如胡风先生当初别喊那句“时间开始了”，他还会遭受磨难，最终被革命碾碎么？假如中国知识分子在1957年堂堂正正站立，决绝地宣称：“不自由，毋宁死！”中国大地还会发生那场血雨腥风式的政治清洗么？假如中国科学家1958年不像钱学森那样违背科学精神，揣摩圣意，发表文章论证粮食亩产达到数万斤“是可能的”，大跃进所造成的民族灾难还会那么骇人听闻么？假如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仆从，而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独立作为的政治家，毛泽东的罪恶还能够延续那么久么？假如林彪和林立果打出反对党的旗号，就像台湾民进党叫板国民党那样，在顺应民意中拓展政治作为，他们还会以宫廷政变者的身份被记入历史么？假如中国人具有明确的自由、民主意识，成熟到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掠夺面前像大山一样屹立，同声说：“不！”改革开放还会演变为权力和资本对国民财富肆无忌惮的饕餮么？中国还会面临“有可能中断现代化”（吴敬琏语）的危险么？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不相信“假如”，它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和路径发展，所以，在中国革命这条道路上，该发生的全部发生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我们目前所置身的这个时间节点，是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

在这“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除了想到上面这些之外，我还想到，如果真的发生革命，绝对不能再任由革命者去操纵革命了，必须有一种独立的超然的力量来看护革命，这意味着革命者（那时候革命者已经成为了统治者）必须被监督，绝对不能给任何人复辟专制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学者李劼先生在回顾埃及巨变的文章中，提出了“义工”的概念，他以两个平静地参与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去赴死的普通人为例，来说明真正的革命需要那些不计代价的参与者，对人很有启发。

李劼先生说：“假设1989年，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为这个民族做一次义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惟有义工的心态，才不会计较利害得失，才不会把好不容易聚焦起来的力量，交付给某个政治利益集团，不管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团再开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不会成为一个义工族群。这是义工的价值所在，也是义工超越功利而独具的审美境界。义工所独具的境界，不计毁誉荣辱，惟有义无反顾。中国的知识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义无反顾。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政治枭雄几乎一致。枭雄的理论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价不能白付。这倒并非中国特色，西方社会、美国学府亦然。”（李劼：《义工：埃及巨变给中国人的最大启示》）

李劼先生进一步指出：“从埃及巨变中，人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要素，中国全都具备，诸如突发事件，千百万群众上街，媒体的空前关注等等；几乎所有的画面，当年都在中国出现过：民众与军队的对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但比较过后，人们又可以发现，比起埃及巨变的历史时刻，在中国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独缺义工。那年在北京街头做义工的全都是无名无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尽挺身挡坦克义务的也是普通男女学生。”（引文同上）

这非常值得深思。

所谓“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实际上是说，时间节点与时间节点不同，它有一个递进和上升的过程，这意味着当我们现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较以前明亮了，我们看得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了；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较以前透彻了，我们警觉到必须警觉的东西了。

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一再上演过的历史戏剧不会再重演了呢？

第二篇：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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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简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湖南省农民运动进行分析的重要著作，首次发表于1927年3月的《战士》。

时代背景：1926-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化与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进展，以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为代表的一派中共党员开始主张深化农村土地革命，发展农民运动。这一主张，以及农民运动本身主要着眼于反对封建宗法制度以及野蛮的土地佃租制度的特点，引发了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至1926年底，湖南省农会会员发展到100多万人，1927年3月达到200多万人，而且以更快更猛烈地势头向前发展，把革命进程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但土地革命与农民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触动了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右派的利益，故而引起了他们猛烈地抨击。以此同时，以陈独秀为首的部分中共党员严格奉行共产国际所指令的“国共合作”方针而坚持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为回避农民运动所带来的矛盾而迁就国民党的合作，故而也对土地革命及农民运动产生了极大的质疑与责难。当时，在武汉和长沙城里引起了一阵骚动，随时可以听到咒骂农民运动的言论。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写下了当时他在长沙的见闻：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错误！未指定书签。

会听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特别是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左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否定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等原则。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为了解释与回击来自党内外的质疑，不满与责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最为蓬勃的湖南省，实地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本文即是此次实地考察的总结性报告。

主要内容：毛泽东的这份报告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1.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这章主要阐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毛从中分析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联合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受到他们的检验，是选择站在他们这一边还是另一边？

2.组织起来：这章主要阐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农会，必须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农会会员激增到200多万，能直

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会大多数每家只报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多万，群众便有约一千多万）。如此大的群众力量，当组织起来时，将会是革命最有力的同盟军。而且在湖南农民总数当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广大的组织，便于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3.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这章主要阐述了农会要展开夺权斗争，推翻封建地主统治，不仅仅是平均地权、减租减息，而是希望搞土地革命，一切权利归农会，归广大农民群众。

4.“糟得很”和“好得很”：这章主要阐述了两个不同阶级对农民运动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农村，一切权利归农会，广大农民热烈支持农会，而地主等在农会的压力之下也不敢说句不好；在城里，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

5.所谓“过分”的问题：这章主要阐述了在两千的封建统治之下，人们深受其毒害，必需采取“过分”之手段才能有力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及进一步解放广大农民的思想。

6.所谓“痞子运动”：这章主要是对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污蔑的反驳；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国民党右派惊慌不已，他们害怕，纷纷对农民运动进行诽谤。

7.革命先锋：这章主要是对农民运动出自内心的赞美，农

民阶级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有力的盟友。

8.十四件大事：这章主要对农民运动进行的主要活动进行澄清，向党内外人士表明农民运动并不是“糟得很”，而是成果显著，主要有：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清匪、文化运合作社运动等等。具体影响：毛泽东的这份报告体现了当时中共党内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它使党内一部分人更加注重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

以后发生的以系列重大事件和历史发展的进程证明，这个思想为毛泽东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工农武装割据”，进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读后感：

1.毛泽东在党内投降主义气氛浓厚的情况下直抒己见，热情讴歌农民运动的胆略和气魄就让我们钦佩。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实事求是，到实践中寻找答案，难能可贵。现在学术上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们更应提倡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2.这篇报告清晰地思辨，缜密的论证和无懈可击的论据，让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

特别是在“组织起来”这节，毛将当时的社会阶级分成几大阶级并再细分来看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严密而全面。这是结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全面客观地分析中

国的国情，指出：农民阶级大部分是支持的；其中又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雇农、贫农是热烈支持农民运动的，而中农有点中立的立场，富农颇有微词。地主资产阶级右派是完全反对的等。

3.同这一时期其他关于农民运动方面的文献比较，毛泽东的这份报告不仅与轻视乃至放弃农民运动的右倾投降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进一步肯定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战略思想。这个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运用。

参考资料

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著；

2.《毛泽东的非常之路》，蒋伯英著，人民出版社；

3.维基百科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解释。

第三篇：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1926年到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展开。农民协会作为一个新的组织、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在各地的农村、县城积极地开展革命斗争，支持全国的民主大革命。

但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主的右倾主义者们却一再质疑、阻碍农民革命斗争的进行。为了纠正这个错误，1927年，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总结了这一篇报告，并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方案——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让广大人民和革命者看到一个真正的农民革命斗争。

文章中，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所起作用和地位。在中国，农民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具有反抗压迫和剥削、要求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湖南的农民运动中，农民们组织起来，共同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推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特权，农民当了自己的主人。从这时开始，农民阶级慢慢地凸显出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革命带来了新的生机。在运动中，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主力军，是带动着中农、富农进行革命的先锋。人数上的优势使大革命在广大农村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国家性质。从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农民们的革命热情，看到他们为革命做出的努力、贡献。在农协的带领下，农民们不但在政治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推翻了他们的统治，而且还打破封建迷信，进行了政治文化宣传，让广大农民们有了更大的革命斗争热情和争取民主自由思想。藉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深入到群众中，中共党人在运动中与农民阶级形成了最坚固的同盟。此外，广大农民们在组织的带领下，废苛捐，缴山匪，禁烟赌，学文化，修道路，修塘坝。最重要的是，农民们建立起的自己的武装，在运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共产党中有思想觉悟的领导人意识到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为中共之后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反之，正是由于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失去了广大农民群众支持，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农民运动失败了，但毛泽东已深刻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确立并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虽然，这次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们扼杀，大革命也以失败告终，但从毛泽东的笔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曙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四篇：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体会

小教121王盼盼

读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的感受颇深。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我们都知道农业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所以，农民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与此紧紧相随的是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的烘击下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轨道，在这个社会里，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另外农民还要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奴役。在这个时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发展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的剥削、政治的压迫使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精神越来越萎靡，处于水深火热的他们除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革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从北伐战争以后，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收到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权。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他们为了迁就国民党，使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另一种机会主义观点是以张国熹为代表的左倾主义观点。毛泽东为了解决这一关键的革命问题，驳斥党内外反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始终坚持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的正确路线，于是就写成了这篇光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有很多人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糕透了。但是，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狗急了还会跳墙，农民的这些举动完全是被劣绅、地主们逼出来的，是社会的残酷、无情逼迫了农民，他们有太多难以言语的无奈。那些地主、军阀、劣绅早些年历来凭借势力、权力压榨、践踏着农民，农民才会有这么大的反抗，所以我认为这算不得打压，只是一种权力的逆转，当权力、财富在地主手上时，农民们没有资本来进行正当防卫，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农民开始有了人身的自由，开始有了基本权利。虽然并非每个地主都是无恶不赦的，但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在这条革命道路上的主体始终是农民，所以注定了农民会推翻地主。毛泽东也这样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画绣花，温良恭俭让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革命就是暴动。所以这种暴动是情有可原的。在农民运动中，一项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也是那些被地主们压榨的最久的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但其实想想也在情理之中，长期的经济压迫使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即使农民运动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们穷的只剩下跟着共产党为自己争夺权力的勇气。

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都证明了伟大的毛主席在当时的英明和果敢，也证明了当时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路线是如此的正确。关注当今眼下的社会，由于城乡、区域贫富差距巨大，依然还有很多农民背井离乡，被迫奔走于各个大城市的角角落落，为的就是供得起自家的孩子读的起书，为的就是自家的父母生病时有钱就医，为的就是不用每天都啃馒头。农民永远是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现在农民的医保等问题已经步入正轨，但是他们很多方面依然得不到保障。国家综合国力在提高，国家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但就医难，就学难，买房难等困难仍赤裸裸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是农民的面前。但是，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党和政府会扛起责任让我们中国变得越来越好的。

第五篇：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原创： 邹阳初

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的纪念日，怀着无限思念和崇敬的心情，我又翻阅了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禁感慨万千。

1927年1月，毛主席回到湖南，历经三十二天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每到一处，他都广泛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3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

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而毛主席在报告中肯定了这些贫苦农民，称他们为革命先锋，并说若没有这些农民，便没有革命，他从十几个方面出发，用大量事实说明了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读完毛主席的这一篇光辉著作，便立刻想起了在家乡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的一群贫苦农民，这群人就是国民党右派眼中的“痞子”.新苗村石湾组的陈其祥、十亩冲组的邹洪章、石鼓组的周连乔，就是这群“痞子”的典型代表。这些人如果还活着应该是期颐之年了。

据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们说，他们年轻时威武强壮，力大如牛。他们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为什么如此痛恨他们？

原来是因为他们专门与当地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作斗争。

地主家扮禾（收割稻子），他们深夜把扮桶连成挡折、刷子背到大山上的石洞里藏起来，土豪家的稻草晒干了，码成了草堆，他们一把火给烧了；

劣绅家生日喜庆、唱戏打花鼓，他们便去捣蛋；

禾苗要水的时候，他们故意把地主家田里的水给放掉；

一支白崇禧的部队打了败仗，一些败兵逃到了薰山，他们便引着败兵去地主家派粮打劫，让其互相残杀……

有些人说着未免太“过分”,对此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尽管如此，他们的这些举动还是惹怒了当时的土豪劣绅，1943年，他们这几个贫苦农民被反动军阀，大恶霸地主李世棠为首的反动政府枪杀在了现新苗学校门前的河堤上。

血债要用血来还。

解放后，大恶霸地主、军阀李世棠、劣绅、地主王国中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是共产党为这群所谓的“痞子”报了仇、雪了恨。

现在想来，这群人正是毛主席所肯定的农村革命的可靠力量，他们劫富济贫，维护的是贫苦农民的利益，打击的正是那些压迫、剥削贫苦农民的劣绅、土豪。

故所，在毛主席的眼里，这样一群贫苦农民是农村革命的先锋。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新苗（过去叫南薰）这块神圣的地方在这样暴风骤雨的革命历程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史实。

原湘乡总工会主席、家住南薰山道仁堂（现属上扶村）李扬庭老人就是卓著的功臣。

这名1925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南薰山一带发展党的组织，秘密地领导着像陈其祥、邹洪章等这样一些贫苦农民，与地主、土豪劣绅进行顽强的斗争，成立武工队，开展游击活动，组织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抗丁、抗粮、抗税。

抗粮运动

他担任南薰区第一任区委书记，组织领导南薰一带的武装力量，配合解放军围剿白崇禧的反动军队，为和平解放湖南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位老人虽然于1985年逝世了，但他的历史功绩仍永垂不朽。

现在，我们领略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新面貌，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巍巍南薰山更加郁郁葱葱，景色迷人。

哪曾想到这里竟有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还有这么一段前辈们用鲜血写下的光辉历史？！

-End-

作者： 敦阳，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