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一篇：解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解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能够带来新发现的革命胆识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它尤其需要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判断能力，前者使人足以摆脱流俗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则使人透过表面的现象，抓住潜藏的事实。”〔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以非凡革命胆识写就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在报告中所体现出的独立精神和判断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本文试图就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指正。

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动因

关于毛泽东赴湖南考察的动因，不同时期的说法不一。1926年12月28日的长沙《大公报》这样报道：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将赴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委托毛泽东：“(一)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2〕。从这则报道看，毛泽东此行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主要使命是“巡视党务”，而对与农民运动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则是由于受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委托。这与1937年11月问世的《毛泽东自传》的说法明显不同：“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农民部，并被派往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3〕至于为何人何组织所派，毛泽东没有说。但从语气来看，应该是指受中共中央派遣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题解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4〕题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为了反驳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才去考察的。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其实并不矛盾：毛泽东想反驳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中共中央也很想进一步了解农民运动，因而毛泽东被派往湖南考察。恰好此时国民党中央委派毛泽东“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又委托毛泽东对诸多问题进行考察。毛泽东此行是受到多方委派，负有多重使命。为什么不同时期的说法上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大公报》的报道的背景是国共合作，而且当时的共产党人一般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因此强调毛泽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毛泽东自传》出版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当然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作用，因此从共产党的角度进行介绍。至于《毛泽东选集》题解的说法，也是由选集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个人选集，自然要突出作者自己的特殊作用。可见，这几种说法并不矛盾，只是不同时期选择的角度有所区别。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先后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了考察。所到之处，毛泽东都邀请农民和“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所得材料颇不少”〔5〕。在考察过程中以及结束后，毛泽东曾将调查所得与湖南区委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并且就农民运动问题做了几次报告。这样，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主张。2月16日，毛泽东曾经写信向中央汇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标志着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已经成熟。因为这封信实际上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的结尾，毛泽东特地这样说：“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内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7〕从这样的表述来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正式写作应该开始于2月17日，成文时间应该在2月20日左右。

众所周知，“毛泽东„„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8〕。实际上，毛泽东在以自己考察所得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依据的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间接资料。如，在论述农会组织情况时，毛泽东这样说：“尚有一小部分没有起来，如益阳华容等县„„大部分尚未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9〕在论述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乃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10〕在论述农民武装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因农民起来形势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属倾向于投降，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对敌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11〕，“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12〕。诸如此类的论述，涉及的大部分县份不在毛泽东考察范围之内。在指出个别地区因为打菩萨引起不良后果的时候，毛泽东还使用了湖北的材料：“湖南湘乡湖北阳新二县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13〕。关于这些县份的情况，毛泽东只能从间接渠道进行了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份各县农协会员数量比较表》，该表在考察报告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是毛泽东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这份表格并非自己调查所得，而是湖南省农民协会1926年11月的统计〔14〕。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毛泽东在使用自己调查所得材料的同时，也使用大量的间接材料，才使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容极为详实，从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辨正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15〕还批评毛泽东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16〕。张国焘则怀着别样的心情“回忆”：“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讥讽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7〕

笔者认为李维汉误解了毛泽东，而张国焘则有意曲解了毛泽东的意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清楚地写道：“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18〕这清楚地表明“有土必(皆)豪，无绅不劣”是从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中概括出来的，这是对事实的陈述，并非毛泽东自己提出。“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的表述，一来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农民运动中确实存在“过分的举动”，二来说明实际情况并非像张国焘所“回忆”的那样严重。由于毛泽东认为“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19〕，因而提出“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的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20〕，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由来。认为在革命中“恐怖现象”无法避免，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妥，何况还特地强调“一个短时期”?再说，毛泽东也不是不加区别地对一切过激行为都全盘肯定。如，毛泽东明确指出：菩萨是农民自己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自己的双手丢掉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21〕作为一个迫切希望中共中央改变对农民运动政策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家，置身于湖南农民运动热潮中的毛泽东，不可能像若干年后在书斋里研究资料或者写回忆录那样“理性”，即使使用了一些后来看确实“过头”的措辞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们不应该抓住个别字词苛求毛泽东。

四、“革命先锋”——“赤贫阶级”辨析

李维汉还批评毛泽东“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2〕。李维汉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级”。对于这些“阶级”，毛泽东这样分析：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23〕而中农“虽比富农略好，但始终不能积极，仍然保存他们那种游移的态度。”〔24〕从这样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富农乃至中农的否定态度。在论及贫农时，毛泽东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只有一种人，就是贫农。从秘密时期起，一直到公开时期，都是他们在那里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只有他们与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打击，一切破坏工作只有他们做得出。”〔25〕在这里，毛泽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贫农运动”。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强调：“贫农(特别是赤贫部分)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农会的领导权„„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26〕那么，“赤贫阶级”(文中毛泽东将“赤贫阶级”与“赤贫”交替使用)究竟是指什么人?请看毛泽东对“赤贫阶级”的描述：“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27〕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游民无产阶级”的分析基本一致：“游民无产阶级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28〕毛泽东还这样解释“次贫阶级”：“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生活的，如手工业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29〕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贫农的定义基本一致：“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30〕。可见，实际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贫农”划为“次贫阶级”，而把“游民无产阶级”划为“赤贫阶级”。因此，毛泽东确实把游民(即“流氓无产者”)当作贫农的一部分。

关于游民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毛泽东有没有夸大?我们不妨根据有关史料进行探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会党一概加入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里头公开的逞英雄，吐怨气”〔31〕。李维汉的论述更加直截了当：“农民的领袖是贫农，而贫农中的大多数是会党中的分子”〔32〕。《湖南第一次农运宣传周宣传纲要》严肃指出：“失业的农村群众，地主阶级指为地痞、流氓，在我们看来则可名为贫农，贫农因生活毫无保障，所以对于革命容易接受，不比自耕农、佃农［雇农］有所顾忌。”〔33〕强调“失业”，并且将佃农、雇农排除在“贫农”之外，这里的“贫农”显然是指游民。再看湖南省农民协会训令：“查湖南的失业农民起来，在湖南的农运中，实在是最勇敢的先锋队„„‘流氓地痞’自然是指最革命的一般失业农民。”〔34〕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认为游民发挥了“革命先锋”作用并非夸大之辞。那么，毛泽东有没有将游民不加区分地看成“革命先锋”?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坛(神)庙，素聚流民，说也不服，农会起后，都悄悄去了。”〔35〕关于这些“流民”的去向，毛泽东在其它场合清楚地指出：“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劳动”〔36〕。“屈服于农会之下”以及“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劳动”的表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所有的游民都是“革命先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有“同湖堤团农会，捉了三个流民烧窑”〔37〕的记载。

对于游民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的事实，毛泽东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同，这是对游民革命性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强调：“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38〕应该说，这是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游民的认识是一致的。事实上，毛泽东对于游民一直十分关注，在人格上对游民始终予以足够的尊重。他在建国前著作中称游民为“游民无产阶级”，建国后修订的文本中一般称为“游民无产者”，而不使用“流氓无产者”这样的带有明显贬义的称呼。不对游民抱有偏见，把游民看成贫农的一部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游民自身的不足，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毛泽东的观点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革命意义。

五、从考察报告看毛泽东认识的变化

李锐在《青年毛泽东》中这样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于当时高涨中的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湖南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指导。”〔39〕这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客观评价。那么，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有没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毛泽东不仅受到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而且受到的影响很大。

1925年底到192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是：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40〕；“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41〕。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对地主的态度还是相当温和的。虽然9月份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42〕,“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43〕，但直到1926年12月20日，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仍然这样说：“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44〕。而毛泽东参与制订的决议案规定：“省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举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45〕这显然意味着此时的毛泽东仍然不希望农村发生大的社会震荡。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毛泽东明确指出：经过考察，“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的几个颇大的错误”〔46〕。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站在激进的革命立场为农民运动鼓与呼，强调地主阶级必须打倒。毛泽东大声疾呼：“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是反革命。”〔47〕所有反对农运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各种对农运的错误处置，都必须迅速变更〔48〕，“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49〕。强调：“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王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是没有错的。”〔50〕毛泽东事实上已经认为中国革命是“农民进行的革命”，已经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一再强调：“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51〕；“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与军队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52〕。甚至极为乐观地估计：不久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53〕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他后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只要认真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此前的论述进行比对，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认识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使得毛泽东从此更加注重社会调查。毛泽东曾经极为自信地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54〕当自己的建议被中央拒绝之后，毛泽东非常愤怒：“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严肃指出：“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55〕。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这样评价：“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由个人经验而产生的自信，是《中国农民与国民革命》中没有的因素。”〔56〕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毛泽东后来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并且提出著名的论断：“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57〕。应该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2月16日致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建议，但始终没有提及掌握军事力量。而考察报告中“市民与军队的功绩只占三分”的表述，则明显地流露出对军队的轻视。结果，在仅有千余支枪的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下，惊天动地的湖南农民运动便迅速宣告终结。这对满腔热情地投入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动情地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8〕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对陈独秀的批评，倒不如说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反思。

综上所述，深入实际调查所得第一手资料，为毛泽东写作考察报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大量间接资料的使用又大大加强了考察报告的说服力。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旗帜鲜明地为农民运动辩护，并且实际上已经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他看重“流氓无产者”的革命作用，把他们看成“贫农”的组成部分，并且称之为“赤贫阶级”，但并非不加区别地赞颂他们为“革命先锋”、“革命元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存在忽视游民缺点、轻视军事斗争的欠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第二篇：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体会

小教121王盼盼

读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的感受颇深。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我们都知道农业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所以，农民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与此紧紧相随的是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的烘击下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轨道，在这个社会里，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另外农民还要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奴役。在这个时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发展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的剥削、政治的压迫使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精神越来越萎靡，处于水深火热的他们除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革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从北伐战争以后，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收到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权。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他们为了迁就国民党，使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另一种机会主义观点是以张国熹为代表的左倾主义观点。毛泽东为了解决这一关键的革命问题，驳斥党内外反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始终坚持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的正确路线，于是就写成了这篇光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有很多人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糕透了。但是，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狗急了还会跳墙，农民的这些举动完全是被劣绅、地主们逼出来的，是社会的残酷、无情逼迫了农民，他们有太多难以言语的无奈。那些地主、军阀、劣绅早些年历来凭借势力、权力压榨、践踏着农民，农民才会有这么大的反抗，所以我认为这算不得打压，只是一种权力的逆转，当权力、财富在地主手上时，农民们没有资本来进行正当防卫，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农民开始有了人身的自由，开始有了基本权利。虽然并非每个地主都是无恶不赦的，但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在这条革命道路上的主体始终是农民，所以注定了农民会推翻地主。毛泽东也这样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画绣花，温良恭俭让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革命就是暴动。所以这种暴动是情有可原的。在农民运动中，一项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也是那些被地主们压榨的最久的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但其实想想也在情理之中，长期的经济压迫使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即使农民运动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们穷的只剩下跟着共产党为自己争夺权力的勇气。

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都证明了伟大的毛主席在当时的英明和果敢，也证明了当时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路线是如此的正确。关注当今眼下的社会，由于城乡、区域贫富差距巨大，依然还有很多农民背井离乡，被迫奔走于各个大城市的角角落落，为的就是供得起自家的孩子读的起书，为的就是自家的父母生病时有钱就医，为的就是不用每天都啃馒头。农民永远是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现在农民的医保等问题已经步入正轨，但是他们很多方面依然得不到保障。国家综合国力在提高，国家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但就医难，就学难，买房难等困难仍赤裸裸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是农民的面前。但是，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党和政府会扛起责任让我们中国变得越来越好的。

第三篇：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原创： 选个好的做个老的这份报告写于1927年3月，通过实地考察，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也提出农民力量是革命的根本力量。在重视的基础上要把这个庞大的群体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干什么呢？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一切阻碍农民运动的阶层。

详细分析和说明了农民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具体做的事情，重点肯定了农会做的十四件事：

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2、政治上打击地主

3、经济上打击地主

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8、普及政治宣传

9、农民禁诸

10、清匪

11、废苛捐

12、文化运动

13、合作社运动

14、修道路，修塘坝

从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毛泽东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和对一切异己势力的零容忍，同时这些事件，在30年后的1957年逐一上演，一直持续到1977年。什么叫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牺牲，你死我活的，不管是武力的，还是文化的。就像毛泽东报告中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清楚具体要怎样革命，他想要的就是一切都要打倒推翻，在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分析深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大的方向把握住了，其他的无非就是边走边补充。1927年的报告已经奠定了他此后50年的方向和施政方案，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句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都说“命有高低，运皆平等”,所谓大格局之人，必定大起大落；而普通格局的人，则会一生平稳。或许是吧，毛泽东的一生转战南北，从多次被排挤，到重掌权力，有他的性格和格局决定，也由他的能力所决定。在1927年那样一个时期，他能说出：“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之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革命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在当时可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同，而是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时期的对骂，不得不说毛泽东真正是中国最有成就的”愤青“,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需要愤青，需要这种对很多不好现象的”破口大骂“,在毛泽东的骨子里，除了对中国古代的一些诗词歌赋很赞赏以外，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很深，其实也是的，包括我自己，很多人也说我是愤青，对很多事情看不惯，而我们的老师或是长辈经常教导我们：见怪不怪！不是和我们一道去解决问题，反而劝说晚辈，忍一忍就好了，正是这种对忍让文化深入骨髓的沉淀，造就了我们保守的一面，造就了我们羊性文化的精神，造就了我们容易得过且过。

正是忍，让我们忍到国土沦丧，正是忍，让我们喜欢稳定。慢慢才发现，忍这个字的力量太强大了，正是这个忍字让中国皇权的封建制度经历千年，也让人民被压迫千年。每一位统治者，都会利用这个字来教化人民，你要学会忍，于是乎，我们忍，逆来顺受，一直忍着被统治者统治！

我们呼唤正义，呼唤公平，却一直忍着，哪里来的公平正义？

难怪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中国人的灵魂，”沉默哦，沉默哦，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结果，一时都忍了，还在乎另一时吗？继续忍着吧！在悬崖边上，退一步就永远没机会进一步了！

文章已于2018-06-20修改

第四篇：再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再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老卢庸观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

这篇文章是90年前他34岁时写的一篇调研报告。多年前读这篇文章时，我的初步感受是——这篇文章不仅仅是文章，更是毛泽东确立“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路线的奠基之作。

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观察中，毛泽东发现了中国社会的终极力量——农民。

在农会组织下，“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不仅如此。

毛泽东在这次为期一个月的跟踪调研中还发现了农民革命对几千年封建王朝制度根基士绅阶层的强烈冲击和颠覆。实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打翻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如罗振宇所言，士绅无比重要。曹操“挟天子以令不臣”的长期存在、其后司马家把子弟分封到地方制衡士绅大族等等做法，都是为了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作出的制度安排。

伴随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士绅大族作为地方势力依托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封建社会是否稳定的基石与关键所在。

士绅阶层稳定，则国家稳定。士绅阶层一旦被颠覆，封建制度则会走上土崩瓦解的道路，步入历史重构期。

可以这么讲，农民在农会组织下短短几个月就彻底颠覆士绅阶层的鲜活案例，把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带上了马克思中国化的大道。

处于列强瓜分半殖民地境地的中国，士绅阶层的问题不解决，国家是无法整合多方力量通过革命来驱除外敌、振兴中华的。辛亥革命后，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出现，军阀混战不休，等问题背后，莫不与士绅阶层的存在相关。

没有了士绅阶层这个实质上统治地方的集团，冀望复辟者将失去幻想的土壤，不会螳臂当车与民主共和的历史大势对着干；没有了士绅阶层，军阀混战的财税根基将无以为继。

士绅基层一旦被打倒，相当于阉割了封建制度的生殖能力，让其无法繁衍生息，也就彻底解放了绑在中国人身上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枷锁。以往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也会随之土崩瓦解，被松绑后活灵活现的男男女女踩在脚下。

原本被囚禁的人一旦被解放，享受到自由的快乐，势必会与把自己绑起来的一切制度、人和事彻底决裂，并把它踢翻在地、踩在脚下，让其永世不得超生的。

毋庸置疑，这群人——农民，是最具有革命能动性的。

这与马列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显然是有很大差异的。马列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社会生产由简单协作、手工业跨入机器工业大生产阶段时工人运动的兴起。

工人阶级是马列主义的革命先锋力量。但这与当时中国国情显然是不完全合拍的。

中国长期以来商品经济未能萌芽发展，被各国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中国当时实质上是一个农业大国，而非工业国家。

这决定了城镇，越是大的、发达的城镇，士绅阶层在集权科层制度滋养下就越是力量强大，工人阶级在这些地方与其是无法对抗、革命的。唯有那些权贵看不上的乡下山沟里，士绅阶层的力量才是比较薄弱的。而那里，显然是农民的天下，也是这个国家一切生产活动的原材料基地所在。

这是那些莫斯科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洋共产党人所不清楚的，也是他们坚持在城市发动工人暴动和工人暴动屡屡受挫失败的原因所在。

我想，这是毛泽东选择走群众路线和依靠工农联盟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策略的原因所在吧。

有了这些深入思考，共产党闹革命的正确思想、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开始萌芽发展壮大，并在今后的革命岁月里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中华民族不断接近伟大复兴目标。

毛泽东思想、国运前途在这篇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都若隐若现。而从有始有终的角度看，在农民运动中汲取到丰富革命养分的毛泽东，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之际常思李自成失败原因的思想原点可能也与此次农运考察脱不了关系。

此时，若有外国人问我，东方巨龙是何时醒来的？

我会告诉他或她，东方巨龙是从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后用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革命鲜血慢慢唤醒的。

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论持久战》、《矛盾论》和大家都知道的《别了司徒雷登》等相比，这篇文章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其对毛泽东之后成长为世界闻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领袖，意义非凡。

（完结）

第五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北伐所经之地的工农运动迅速高涨，形成积极互动之势。其中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农民运动迅猛异常的进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因而引起他们的仇视。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某些军官纷纷咒骂农民运动。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害怕统一战线破裂，也指责农民运动，一些地方党组织甚至采取了限制农民运动的措施。1927年一月至2月，毛泽东进行了历时32天的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材料，热情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回击了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也批评了党内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特别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第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的高度，论述了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地位。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和地主阶级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革命的真正目标。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一个农村大变动，辛亥革命因为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还从当时农民运动的现状和趋势，论证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他说，驶入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速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 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的论述，无论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还是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现实力量，都证明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向中国革命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第二，论证了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的地主权利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屏障,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首先必须推动他们的政治机器,而低值易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权。毛泽东提出，组织农会是农民运动的第一件大事； 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毛泽东说，这个都睁不申报管理，其他一切箭镞见习、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阶级，都没有胜利的可能。

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裂行动。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关于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提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将从反动地主手里夺过来的武装置于农民政权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建立农会的梭镖队，这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将大于旧武装力量。

第三，分析农民中的各个阶级，肯定贫农是农民中的革命先锋。

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对中国农民的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及革命态度作了分析。他指出，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革命形势高涨时，他们也可参加革命宁，对他们应该争取和团结；贫农是“乡村中一项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毛泽东特别分析道：贫农由于经济上“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因而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到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的大元勋。由上述这一系列分析，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依靠贫农来完成民主革命。他说：“没有贫农，便没有哥们能够。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第四，提出在推翻地主政权的前提下进行技能攻击斗争的任务。

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产出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度。打倒地主阶级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结，二是未完成上述任务准备了前提条件。一旦地主阶级政权被推翻，农民运动便进入新阶段。毛泽东在文章中强调经济上打到地主的任务，指出：“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妈呢激励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

第五，体现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毛泽东认为，高潮迭起的工农群众运动不仅是革命发展的标志，也是检验社会上各种势力特别是革命分子的试金石。他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农民运动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毛泽东用大量事实和道理，驳斥了反对派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攻击，肯定农民群众运动“好得很”。他特别批评了那种嘴上天天喊“唤起民众”，民众起来又有害怕的叶公好龙式的人物，指出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拥护农民运动，否则就占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尽管当时被党内一些右倾代表所责难，但党内许多同志和广大工农群众却热情欢迎它。这篇文献解决了一些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表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比之党的创立时期有了发展，他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