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春秋左传》有感800字
读《春秋左传》有感800字
大兔儿
《春秋左传》,刚开始看的时候,这本书实在晦涩难懂,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文言文,我想当然地理解着,可是看着看着就看不通了。好在有注释与翻译,理解倒是没问题的,就是阅书进度缓慢,还特别消耗精力。
书中的前几任君王,在描绘上可以说是平凡无所奇。毕竟是编年体的史书,一件动摇国之根本大事,只用几行字就讲完了。而那些文字背后的腥风血雨、谋权弄术、前恩后怨,我总是放下书本再缓缓回味时,才品尝得到。
书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枪,我一剑,勾勒出一桩桩连绵的王朝恨事,那些恨事让我一点一点地着迷,一点一点地沦陷,恨不能一窥所有。
书中郑庄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它是一位乱世枭雄,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也是一个满怀野心的君王。从权利欲望的角度看,郑庄公是一个成功者,是一位能人。可是在道德上,书中却给了他一个“有失教诲”的批评,批评他在对待叛乱的弟弟身上有失教诲。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就已极重视道德的修养。史书没有因为郑庄公在处理他弟弟的叛乱之事上是胜出者,而大肆谄媚褒扬。史书从道德的角度客观、公正地批评了郑庄公有失教诲。的确,书中在记载郑庄公与其弟的事情上,完全没有郑庄公对弟弟的教诲的记载,哪怕是只言片语都没有。有臣子曾提醒郑庄公,‘其弟弟自幼受宠,又有母亲扶持,且还心怀大志,日子久了毕生异心,让郑庄公提早提防与教导’。而庄公对臣下的提醒只回应了一个意思“多行不义必自毙”。
庄公成竹在胸,其弟弟的一切他早已了如指掌,他甚至完全不正视其弟弟的威胁,反而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故意放纵弟弟谋反,最后一鼓而破之,让他的弟弟最后远走他乡”。
这就是庄公的人格,从权利角度看,他没什么问题,可从道德的角度看,他有伪君子之嫌。因为,假如他对弟弟加以控制并引导教诲,或许他与弟弟之间能避免一战。
现今,庄公是很多的。组织之中不乏有一种人,当他明知你所做的是错的时候,他不提醒你,而当你错到尽头的时候,他才来批评你、指导你、美其名曰:“拯救你”。诚然受恩于人,不该枉自揣测,可这样的现象还是有的。很多做事的方式于理可通,于德却未必通透,庄公真是发人深省。
德于内,而彰于外,无论做人做事是多么世故圆滑,多么无可挑剔,最终仍逃不过道德的品评。君子、伪君子心自知之。
第二篇:《春秋左传》经典名句选编61句
《春秋左传》经典名句选编61句
《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记录了各国的事,实际上是一部通史。
《春秋》的作者是鲁国历代的史官,后来经过孔子编辑、修订。它的记事年代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旧闻。后来,儒家学者把《春秋》尊为 “经”,列入“五经”当中,称为《春秋经》。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公羊》和《谷规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 《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 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 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儿其是写战争和外交辞令,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有关《左传》的作者,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唐代以前,人们大多相信作者是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但是这一税法存在很多矛盾,唐以后不断有人提出怀疑,有人认为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史学家,也有人认为作者不止一人。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左传》的编定成书是在战国初年。
选编名言如下:
1、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
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弈(yì):下棋。耦:(ǒu偶):对手。这两句大意是:下棋的人拿着棋子而决定不了下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人必定胜不了对手。现在多引用“举棋不定”形容优柔寡断的人遇到问题犹豫不决,拿不定注意。
2、从善如流。春秋〃左丘明《左传〃成公八年》。从:跟随。善:正确的。如流:如顺流而下,比喻快。本句大意是:听从正确的意见象流水一样快。这句已成习见的成语,在生活中使用率高,比喻能很快地接受别人好的意见,虚心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建议。
3、好学而不贰。
喜欢学习而专心一志。注:论语里有“不贰过”
4、风马牛不相及。
见《左传〃僖公四年》。风:指牲畜发情时雌雄追逐相诱。本句大意是:马与牛不同类,即使它们发情时也不会引诱追逐,碰在一起。据《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诸侯之兵攻打楚国,楚国派外交使节见齐桓公说:你们齐国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地相距很远,~,没想到你们竞入侵我们的国土,这是为什么呢?楚国使者以~为喻,说明齐、楚两国了无瓜葛,毫不相干,何以兵戎相见,发动侵略?这句话现在已成日常成语,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没有任何共同点和相联系之处。
5、吃一堑,长一智。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堑(qiàn欠)壕淘,引申为挫折。这两句大意是:遭受一敬挫折,便得到一次教训,增长一分才智。《左传》的原文是:“卫侯来献其乘马,日启服,堑而死”。“堑而死”是堕入淘中而死的意思。~告诉我们:受到一次跌落沟中的教训,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变失败为胜利,增长了才智。明代王阳明《与薛尚谦》:“经一蹶者长一智”,与此意相近。~现巳成为精辟的格言,教育人们树立对待失败的正确态度,使失败也变成知识、智慧和财富。
6、多行不义,必自毙。
“多作不合情理的事,必然自己垮台
7、不以一眚掩大德。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眚(shěng省):眼病,引申为过失。本句大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过失而掩盖了平紊的高尚品德和过去的功绩。公元前六二七年,孟明、西乞、白乙奉秦穆公之命,劳师袭远,攻打郑国,归途中被晋军在崤山打得大败,三人被俘。后被放回,秦穆公到郊外迎接他们,深责自己的罪过,并说:“且吾~”,也没有解除孟明三人的职务。这句话现在常用以说明要全面地、历史地看人,不能因为某人一时一事的过错,就抹杀、否定他的全部功绩。
8、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文:文采。行:流传。这两句大意是:言辞没有文采,流行得不会很远。写诗作文,虽然内容是很重要的,务必力求充实,但语言也是不可忽视的,语言过于浅俗,或者板滞、艰涩、缺乏文采,人们就不乐于诵读,也不会流传久远。这两句可供论述文学创作应力求语言生动传神时引用。
9、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已经不存在,毛又依附在哪里?
10、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见《左传〃宣公十五年》。无:不要。尔:你。虞:欺骗。这两句大意是:我不诈骗你,你不欺骗我。楚国围困宋国国都达数月之久,攻打不下。宋国派华元夜间潜入楚军主将子反的卧室与他谈判,如果楚军后退三十里,宋国愿意同楚订立盟约。楚国同意朱国提出的条件,实现了和平。后来两国共盟,楚国在盟约上写道:“~”,意思是真诚相待,互不欺诈。现在人们常常反其意而用之,把这两句演化成成语“尔虞我诈”或“尔诈我虞”,意思是:你欺骗我,我暗算你,彼此间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玩弄阴谋手段,欺诈坑骗。
11、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五年》。辅:指面颊骨。车:指牙床。这两句大意是:面颊骨和牙床互相依靠,紧密相连;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公元前六五八年,晋国收买了虞国,军队顺利地通过虞国去攻打虢国。三年后,晋国又提出要求,要晋军越过虞国国境再次攻打虢国。大臣宫子奇劝谏虞国国君说:虞、虢两国是近邻,美系密切,就像谚语所说的~一样,一旦虢国灭亡了,虞国就会直接受到威胁。后人多引用此名句说明两个邻近国家(或政党、团体)利害相关、互相依存的关系。
12、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春秋〃左丘明《左传〃宜公十五年》。这两句大意是:虽然鞭子很长,但不应该用来抽打马的肚子(意谓力量用得不是地方)。楚国围攻宋国,宋向晋国求救,景公就发兵相助。伯宗劝阻景公,认为上天庇佑楚国,晋国虽然强大,但不能违背天意去攻打楚国,犹如~一样。“鞭长莫及”的成语即从此化来,但用法已与原意不同,意思变为:马鞭子虽然很长,但够不着马腹,因此用鞭抽打总打不到马肚子上。借以比喻条件不足,力所不及。
13、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十年》。其:岂,难道。辞:指理由。这两句大意是:想要给别人加上罪名,难道还找不到借口吗?晋献公死后,晋冒发生内乱。大夫里克等立公子重耳为国君,后东周大夫周公无忌又扶持太子申生为君,就是晋惠公。惠公即位后,就赐死里克,里克临死说了~的话。孔颖迭解释这句话为“言君今欲加臣之罪,其畏无辞以罪臣乎!”~今多写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用以谴责那些随意罗织罪名,造借口,诬陷别人的人。
14、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春秋〃左丘明《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引古语.共(hóng宏):通“洪”。这两句太意是:节俭是一种大的德行.奢侈是一种大的罪恶。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是我们民族自古提倡的黄美德。这两句上古流传下来的宝贵格言,对当今民风具有现实的教育和针砭意义。
15、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春秋〃左丘明《左传〃庄公十年》。这几句大意是:第一次擂鼓时,战士们鼓足了勇气;第二次擂鼓时,勇气就衰落了;第三次擂鼓时,勇气就丧失尽净了。这几句是春秋时军事家曹刿与鲁庄公论战时说的名言,意为作战时开头勇气十足,几次战斗失利,士气就衰退了,军无斗志,焉能不败?曹刿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士气盛衰的诸种因素,及士气与胜负的关系,精炼地提出:保护士卒的积极性和旺盛的士气,是夺取胜利的关键。现在“一鼓作气”已成为成语,形容作事时要鼓起劲头,勇往直前。
16、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举:举荐。仇:仇敌。亲:亲人。这两句大意是:举荐一家之外的人不弃去自己的仇人,举荐一家之内的人不失掉自己的亲人。向国家推荐人才,要出以公心,唯才是举,即使自己的仇人,只要有才干,也不因仇隙而不举荐他;即使自己的亲人,只要有才干,也不目避嫌而不举荐他。《左传〃襄公三年》载:中军尉祁奚请告老,晋侯问谁可接任他的职位,他推举仇人解狐。解狐未任职而死,祁奚又推举自己的儿子祁午继任。时人称祁奚“能举善”。这两句可用于说明任人或表先要大公无私,不弃仇,不难亲。
17、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见《左传〃宣公二年》载士会语。这几句大意是:哪一个人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再大的好事了。确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过错。唐代的刘禹锡说过:“贤能不能无过”;宋代的苏辙进一步说:“自古圣人不能无过”。古往今来的名人、伟人犯错误者,比比皆是,关键在于对待错误的态度。如果讳疾忌医,坚持错误,则将一错再错,不可救药;只要知过而改,吸取教训,就能使坏事变成好事,所以古人称为“善莫太焉”。可引用以勉勋犯了错误的朋友。
18、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见《左传〃昭公十一年》。末:树梢。折(shé蛇):断。掉:摆动。这两句大意是:树冠大了必然折断,尾巴大了必然不能摆动。末与本,尾与身是矛盾的统一,末大与尾大都超过了树与动物承受力的限度,所以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树被折断,尾不摆动。可用于对世事的体察和对矛盾转化哲理的说明。旧时常以“尾大不掉”比喻部下势力强大,不听从上级的指挥调遣。
19、私仇不及公。
春秋〃左丘明《左传〃哀公五年》。本句大意是:私人之间的仇恨不涉及公家的事。~,这是处理公私矛盾的一条准则。不能因为个人之间的恩怨仇隙而臵公家的利益于不顾仗官依势,挟私报复。本句多用于处理公与私的关系。
20、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十一年》。这几句大意是:处于安全环境时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危险,考虑到危险就会有所准备,事先有了准备就可以避免祸患。这几句常省作“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具有深广的警戒意义,无论对治国、理家或其他事业都适用,因而广为人们称引。
21、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见《左传〃庄公十年》。肉食者:指占据高位、享受厚禄的统治者。鄙:庸俗,鄙陋。远谋:作长远打算。这两句大意是:当权的人目光短浅,庸俗鄙陋,不能作出深远的谋划。这两句在原文中是曹刿指责当时鲁国上层统治者缺乏政治、军事才能,不能作细致周密的谋划,去指挥鲁国军队打败齐国,后世多引用以讽刺那些虽身居高位,却昏庸无能的统治者。
22、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殖:繁殖,生长。这两句大意是:在松柏大树的下面,草是不能茂盛生长的。公元前五四四年。楚康王崩,郏敖即位,王子围为令尹。时郑国在楚国的使臣子羽以松柏比权大势强的令尹王子围,以树下草比力小势弱的新君郟敖,说了~两句话。后世遂以~比喻弱者受制于强者,在强大势力面前,弱小者受压抑,遭箝制,难以生存和发展。《国语〃晋语》:“松柏之地,其草不肥”与~意思相近。
23、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
见《左传〃裹公二十四年》引古语。太上:最高。这几句大意是:人生最高的目标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说。这几句把树立德行看得高于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足见古人对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不可忽视。作者在~之后接着说:“虽久不废,此之渭不朽”,意谓树立德行.建功立业并留下言论著作,作到这三点,人虽死了,也永远不会磨灭,这就叫不朽。
24、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
见《左传〃阳公五年》。这两句大意是:当权执政者不能无故奖赏对自己有恩惠的人,不能借故惩罚与自己有私仇的人。一二句提醒为官者不能假公济私,既不能借当官的方便报私恩,提拔,赏赐与自已有私交的人,更不能仗势报复,打击、迫害与自己有私仇的人。这一浅显易懂的古训,历时数千年,仍不失现实教育意义。
25、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春秋〃左丘明《左传〃桓公二年》。邪:枉邪不正。宠赂:恩宠贿赂。章:同“彰”,公开进行。这几句大意是:国家的败坏,常常是由官吏的贪赃枉法、邪恶不正引起的;官吏的失德,常常是因上司的纵容包庇,公开地施恩宠、行贿赂而造成的。国家的兴盛,重要的一条要有严明的吏治,使各级官吏廉洁奉公,忠于职守,防止腐败而要使官吏廉正,就须以法治国,赏罚严明,对待贪官污吏施以严刑峻法,不容宽贷。纵观封建社会中,兴盛清明的时代,大都能做到吏治严明,防止腐败。虽是封建社会治国为政的经验总结。今天对我们仍有可借鉴之处。
26、无德而禄,殃也。
见《左传〃闵公二年》。禄:享受俸禄。殃(yāng央):祸害。本句大意是:没有道德而享受俸禄,就是祸害。享受国家的俸禄,就要有功于国家,就要德高望重,受到人们的敬重。如果道德低下,无功受禄,就会给国家带来祸害,自己也会被人瞧不起,甚而为人所厌恨,最终导致灾祸。这两句可用于说明享受国家俸禄的人必须在品格上作人的表率。
27、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见《左传〃闵公元年》载管仲语。宴:安乐。鸩(zhèn震)毒:毒酒。鸩为传说中一种有毒的鸟,用它的羽毛泡的酒能毒死人。这两句大意是:贪图安逸享乐等于饮毒酒自杀,不可怀恋。这两句以“鸩毒”为喻,劝戒人们切不可沉湎于逸乐。“鸩毒”能致人死命,“宴安”能毁灭人生,比喻恰当,警戒意义很强。“宴安鸩毒”现已成为人们习用的成语。
28、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
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这两句大意是:一天放走了敌人,将会给后世几代人带来祸患。此二句是说,对敌人作斗争要抓住战机,一举歼灭之。战机往往稍纵即逝,所以人们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敌斗争尤为如此。因为你不选择最佳的时机打击敌人,敌人就会在他最合适的时机打击你。“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可以此二句说明要抓住战机,彻底消灭敌人。
29、众怒难犯,专欲难成。
见《左传〃襄公十年》。众怒:众人的愤怒。专欲:个人专断的欲望。这几句大意是: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个人专权的欲望难以成功。春秋时,郑国发生一次祸乱,邵简公被劫持,几个公子被杀。祸乱平息后,子孔摄取王位,井订立盟约载入书中。郑国各臣属不服,子孔想以武力镇压,政治家子产劝阻说,~。此二句反映出《左传》鲜明的民本思想。在子产看来,若触犯了众人的愤怒,财政权一定不稳,若想专权独裁,实在是难以实现。~说明,任何时候都应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因为群众力量最大,想搞专权独裁,决没有好下场。
30、众叛亲离,难以济矣。
见《左传〃隐公四年》。叛:背叛。离:离开。济:补益。这两句大意是:众人反对,亲信背离,难以于事有所补益了。部众背叛,连亲信也离去,失掉民心,成了孤家寡人了还能做成什么事?后来多用“众叛亲离”形容极端孤立。
31、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
左丘明《左传〃宣公十八年》。川泽:河流大泽。山薮(sǒu叟):山野。瑾瑜:美玉。这几句大意是:河流大泽中也容纳污水,深山草野中也会藏瘴疠之气,美玉中也会微有瑕疵。这几句话比喻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即有好的一面,也有缺点的一面,不可能尽善尽美。可用于说明事物不可避免缺陷,人不会没有缺点的道理。
32、过而不悛,亡之本也。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七年》。悛(quān):悔改,这两句大意是:有过错而不改正,这是败亡的根源。这是历史教训的总结。有了错误而不承认,不改正,势必一错再错,终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葬送了自已的名声和事业。~犹如警钟长呜,可引以告诫犯了错误的人;现在常说的“怙恶不悛”,也是指坚持作恶,不思悔改的意思。
33、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
春秋〃左丘明《左传〃文公五年》。华:同“花”,比喻言论和虚名。实:果实,比喻行为和实际。这两句大意是:空有虚名而无其实,言过其行的人。必然会招来人们的怨恨。晋国大夫阳处父出使卫国,归途中路经宁邑。小吏宁赢慕阳处父之名,以为他德才兼备,决计随他当差役,后来发现阳处父徒有虚名,言过其行,就离开了他,并说了“~;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的语。成语“华而不实”即从此来,用以形容外表好看,内容空虚,名实不副。
34、无信患作,失援必毙。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十四年》载庆郑语。患:灾祸。这两句大意是:不守信义必然惹起灾祸,失去援助必然招致败亡。无信者不能取信于人,因此必然“失道寡助”,引出灾祸。治国处世,都可引以为戒。
35、骄奢淫逸,所自邪也。
春秋〃左丘明《左传〃隐公三年》载石却(quě却)语。石却:春秋时卫国大夫。逸(yì逸):放纵,着里指放荡。自:由。这两句大意是:骄横、奢侈、荒淫、放荡,是邪恶发源的处所。这两句告诉人们:骈奢淫逸是产生邪恶的根源,人们应以此为戒,这在现代也是有教育意义的.“逸”也作“逸”,36、善不可失,恶不可长。
春秋〃左丘明《左传〃隐公六年》。长(zhǎng涨):发展。这两句大意是:好事不能放弃,坏事不可任其发展。~二句告诉人们:为人应耿直、正振,好的传统和品质应保持下去,坏的习惯,恶的东西则不能叫它滋长。简言之,为人之道,应为善击恶,不然的话,“长恶不棱,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
36、兄弟虽有小忿,不废雠亲。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小忿:小的怨恨。雠(yì亦)亲:至亲。这两句大意是:兄弟之间即使有小小的怨恨,也不妨碍他们的至亲关系。兄弟是骨肉同胞,有至亲的血缘关系。作者认为兄弟问即使发生矛盾.互有怨愤.也不至于影响到手足之情。但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骨肉至亲的同胞兄弟关系.并不简单地受人伦的制约,为了切身的利害,争权夺利,兄弟反目,手足失和.甚至迫害谋杀也是屡见不鲜的。
37、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姓:指同族。蕃(fán凡):繁衍。这两句大意是:男女同族结成夫妻,生育的后代就不能繁衍。近亲结婚容易生出畸形的孩子,或身体残缺,或弱智痴愚,以致后代不能繁盛。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知道了这一科学道理。为了达到优生的目的,今天税们的《婚姻法》已规定近亲不能结婚。这两句可用于阐明近亲婚配的危害。
38、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唯人自招)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无门:没有来路。召:引来。这两句大意是灾祸或福分没有别的来路,全由人们自己召来。无论灾锅或福分,都没有定数,其降临并非出于冥冥的天意,而是由人们自己的作为导致的,这两句体现了古人在祸福问题上的唯物观念,是可贵的。多用于说明灾祸之起由于人事,应注意避祸趋福,不可怨天尤人。
39、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崇:崇尚。这两句大意是:弃绝道德,崇尚奸诈,就要酿成大祸啊!为人要讲究道德,与人为善,如果内心奸诈,积怨太多,就会受到报复,酿成大祸,那就悔之晚矣。这两句可用于告诫人们讲求道德,弃绝奸诈。
40、临祸忘忧,忧必及之。
春秋〃左丘明《左传〃庄公二十年》。临:面临。及:到来。这两句大意是:面临祸灾而忘记忧患,忧患必然到来。人谁不希望避免忧患,而常存愉悦?但面临祸灾却视而不见,无忧无虑,不注意防范,那么祸灾发生之后,忧患就不可避免地会到来,到那时忘忧而得忧,就悔之为晚了。这两句告诫人们要及早警惕和防备祸患的发生,不可盲目乐观。
41、君子之言,信而有征。
春秋〃左丘明《左传〃晤公八年》载叔向语。信:信用。征:证验。这两句大意是:君子说的话,就要讲信用,确凿而有证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说出的话应该有根有据,说到做到,这样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才能把事情办好。这两句可用于表示要言而有信。
42、量力而动,其过鲜矣。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年》。过:过失。鲜(xiǎn显):少。这两句大意是: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去办事,过失就会少些了。做事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按能力的大小决定做还是不做,做到什么程度,不超过力所能及的范围,这样,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而不易出现失误。否则,勉强行事,力不从心,就容易出现差错,导致失败。这两句多用于告诫人做事要量力而行。
43、冬日可爱,夏日可畏。
春秋〃左丘明《左传〃文公七年》杜预注。这两句大意是:冬日温煦,令人喜爱;夏阳酷热,令人害怕。冬天严寒,人们需要温暖,故觉冬日的喜爱;夏日酷暑,人们畏惧炎热,故感夏阳的可怕。这本是自然现象和人们的自然心理,杜预在注《左传》:“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一段文字时,用了~两句话,十分形象地写出了春秋时晋国赵衰、赵盾父子的性格特点及晋国人对他们的反映,这种以自然现象比喻人物的方法值得学习。
44、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
春秋〃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几句大意是:见着能够获胜的机会就进攻,认识到难以取得胜利就后退,这是指挥军队的一条很好的原则。指挥作战时要审时度势,抓住战机。该战则战,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该战则退,毫不犹豫地作战略退却,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若该战不战,则会痛失良机,“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若不该战硬战,焉能不败?此名句既可用于指挥作战,又可用于指挥生产,作一切工作都要学会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知难而退”现已赋予新义,用为见困难退缩不前,没有勇气去克服的借口。
45、树德莫如滋,击疾莫如尽。
春秋〃左丘明《左传〃哀公元年》。这两句大意是:修养道德的最好方法就是促使它不断增长,消除疾病的最好方法治得彻底干净。春秋时代,吴越进行战争,吴国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派人与吴国议和,以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复仇雪耻。当时吴王夫差想答应吴国的请求,谋臣伍员坚决反对,说“~”,若违天意而长寇雠,一旦吴国强大起来将后悔。“去疾莫如尽”后世演化为“除恶务尽”的成语,说明对坏人坏事务必斩草除根,切不可姑息养奸,留下无穷的后患。
46、若不早图,后君噬齐。
春秋〃左丘明《左传〃庄公六年》。噬(shì室):咬。齐:通“脐”,肚脐。这两句大意是:如若不及早把他(楚文王)杀掉,往后再想杀他,你就像自己咬自己的肚脐一样不可得了。楚文王攻打申国时途径邓国,邓祁侯因楚文王是他的外甥而给予款待。有人看出楚文王怀有灭邓的野心,就劝邓祁侯乘机把楚文王杀掉,否则将后悔莫及,说了~的话。邓祁侯不听,后来邓画果然为楚国所灭。~两句以极其形象的比喻,说明除恶务必抓住时机,及早处理,失去了良机,就自害其身,后悔莫及。
47、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春秋〃左丘明《左传〃闵公元年》载仲孙语。庆父:春秋时鲁庄公的庶兄。庄公死,子般即位,他派人杀死子般;闵公继位二年,他又派人杀死闵公,一再制造鲁国内乱。未已:不止。这两句大意是:不除去庆父这个制造内乱的罪魁祸首,鲁国的灾难就不会停止。《晋书〃李密传》引用此语时作“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人们多用这两句比喻不除掉制造内乱的祸首,国家就不得安宁。
48、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其:指百姓。善:认为好的。恶(wù务);厌恶。这几句大意是百姓认为好的,我就实行,百姓厌恶的,我就改掉。这是春秋时郑国的执政者于产论乡校时说的话。当时,郑国的百姓常在乡校议论政治的得失,有人主张毁掉乡校。子产反对说:“何为?夫人朝夕逞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作为古代的政治家,能体察民心,尊重民意,这是难能可贵的。今天提倡发扬民主,建设民主政治,可以此作为借鉴。
49、宽以济猛、盛以济宽,政是以和。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于语。这几句大意是:治国以宽厚与严峻相互补充,政事就和美。所谓宽,就是宽松仁厚;所谓猛,就是严厉峻苛。治国之道,宽则人民心情舒畅,无所顾忌,敢说敢言,易于造成一种民主的气氛;但一味地宽,则易使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给社会造成混乱,影响社会的安定。猛,可以严肃法纪,使不法分子镇慑于法纪的威力而不敢轻举妄动;但一味地猛,又易于使一些人被逼得铤而走险,一般的人也不易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唯有宽猛相济,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而去其弊端,形成一种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这几句多用于指导国家政第法令的制定。
50、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面:脸面,容貌。这两句大意是:人心的不同,好像人的面貌千差万别一样。这个名句以形象的比喻,揭示出人和人之间无论品行、性格、思想、感情往往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可用于形容或感叹遇到同一件事情,人们的反应和表现千差万别,难以预料。
51、贪天之功以为己功。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己功: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成功或成绩。本句夫意是:贪占上天的功劳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这句话多用于指责或讽刺那些野心家以及“沽名钓誉之辈,他们欺上瞒下,贪占集体或别人的功劳,把它算在自己的名下。
52、侵欲无厌.规求无度。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这两句大意是:侵吞的欲望永不满足,贪求的野心没有限度。这是周景王之子朝派人报告诸侯的话。公元前五二0年周景王死,贵族单旗、刘狄拥立王子猛为悼王。王子朝依靠部分贵族起兵赶走了悼王。悼王死,悼王同母弟王子臼(gài丐)继为敬王。王子朝又靠贵族尹氏自立为王,赶出敬王。后晋国出兵帮助敬王复位一王子朝携带周的典籍奔楚。王子朝为自己将来复辟制造舆论,派人报告各诸侯说:现在王室**,单旗、刘狄搅乱天下.倒行逆施,在王室中制造混乱,他们“~,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后来人们用~形容贪婪无厌,野心很大,占有欲永不满足的人。
53、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春秋〃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引古箴言。匮(kui愧):贫乏。这两句大意是:人民的生计贵在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这两句体现了勤劳致富的思想,本是古代的格言。实际上,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时代,这句箴言所体现的思想才能成为现实。
54、不以寡犯众。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五年》。寡:少。犯:触犯。本句大意是:不拿少数的力量去触犯众多的力量。在一个国家中。统治者总是其占极少数,而人民则总是占绝大多数。统治者要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自身的长远统治,就不可触犯人民大众的利益。以少犯多,不会有好结果。本句可用于说明统治者不可触犯人民大众的利益,也可用于说明一般人之问不可以少数触犯众人的怨怒,还可用于说明在战争中力量悬殊时,不可冒然以少数力量与众多敌人相抗。
55、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春秋〃左丘明《左传〃哀公元年》,伤受伤的人。土芥:粪土草芥。这几句大意是:国家兴盛时,当政者看待平民百姓如对受伤的人一样关心爱护,这是它的洪福;国家衰亡时,当政者看待平民百姓如粪土草芥一样散不足道,这是它的祸根。国家的兴亡在于人的得失和人心的向背,而得人与否与人心的向背,又取决于当政者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强调国家的兴亡福祸取决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时,用此条。
56、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春秋〃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五年》谚语说:“所谓高下,应当放在心中,河流和沼泽容纳着污泥,丛山和草丛中藏着祸患,美玉隐匿着瑕疵,君王忍受一些耻辱,这是自然规律。
57、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覆盖他们好像上天一样,容纳他们好像大地一样
58、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春秋〃左丘明《左传〃成公四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必定不同我们一条心。经常用于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国式的种族歧视言论,就是说非汉族人一定会有不利于汉族的心思。
59、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冬天没有温暖,夏天没有阴寒,春天没有凄风。秋天没有苦雨
60、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
喜欢自己的儿子,应当以道义去教育他,不要使他走上邪路。61、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兄弟们在墙里争吵,一到墙外就共同对敌。
第三篇:读《左传》有感:做个理性的爱国者
做个理性的爱国者
——读《左传》有感
原创: 黄家骅
《左传》这部史书将我国的先秦历史娓娓道来,如晋国公子重耳漂泊、石碏大义灭亲、宋襄公统帅无能、荀息既忠又贞等一系列的故事,可谓是史中有文,文论相融,津津乐道,侃侃而谈!
在列国争斗中,并非都是大国强小国弱乃至大国胜小国败,而是因循了国家生命周期的定律,可以由弱变强,也可以以強转弱;可以一战而强,也可以一战而衰。关键取决于这些因素:一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是否靠谱?显然,当时的周礼御制已经走向式微,需要各个国家自身励精图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有些国家仍然只是寄希望于礼治教化,没有强有力地武备强国之策,终究要被呑并。所以,自强是许多君王的不二选择;其次,在列国寡民时代,君主的贤明強悍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秦国的崛起、鲁国的沉浮,都说明人主的巨大功效作用;其三,国力强盛是战争胜负的基础性决定因素,大国不发展工商经济是无法强军的,小国苦心经营也会纵横捭阖走向强盛;其四,有了经济基础若不筑城池,或城池不够强厚、军队不够精良,就要被强国窥伺而相机取之,因此,吓阻策略是必要的;其五,国家强大需要有好的制度以督促倦怠的君王,抑制贪婪的官员,同时要有好的制度选拔人才,才能使整个国家的软实力增强;其六,春秋时代政治家都比较重视百姓的道德水准和诚信水平,这也是保证国家有难时能够最大幅度地进行战争动员。
上述六条,在今天也没有过时。确实,有时,让我们感慨,究竟是古人的智慧伟大还是历史的轨迹不变?往往,历史拐了个弯,又回到它原来的轨道,世事沧桑,人间云烟,但万古不变的准则还是在冥冥之中发挥着作用。今天,中国的GDP为全球第二,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有些人就头脑发热,认为可以和世界上最強的国家打上一仗,而且是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听了让人觉得如梦呓不切实际,这种过度自我膨胀很可能要断送中华民族一次千年不遇的崛起机会。且不说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仅仅考虑国家的组织架构、制度秩序、人民聚力、文化观念诸方面我们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劣势。所以,兵者,凶也;战者,危也。战争只能是理性的诉求,不可以是感性的发泄,这是从国家领导到平民百姓都要记牢的道理!
继续每周读书,谈谈我对《左传》的认识。
春秋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由于国小、国多、君弱,人才容易冒尖;同时又由于列国纷争,生死搏斗,也会重用人才。所以,春秋时刻的“士”特别有见解,也能舒展才华,不象今天的知识分子基本没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左传》书中展示了许多以“士”的身份出现的谋臣,为君王出谋划策,智慧水平令人惊叹!这又回到前面的那句话;战争是理性的选择,而不是感性的滥觞。但在今天,这一代人多数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好像一打仗肯定是自己赢,一打仗肯定是大获全胜,即使输了,也没关系,真是把战争当作儿戏!
而且,对外的仗还没打响,对内的“战争”已经拉开序幕,手机和网上尽是各种歇斯底里的“制裁”、“禁用”、“驱赶”运动。昨天,有人又提出抵制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咖啡,甚至不准买韩货日货、不准买苹果7,号称人们只能用国货。爱国热情虽然可以肯定,但是,这种想法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例如,我在用苹果手机,许多教师和校长也在用苹果手机,还有很多政府官员也在用它。我不觉这是崇洋亲美的表现,当时买这架手机确实心疼,太贵了!但是,一则苹果手机的功能确实强大,外饰简洁圆润大气;二则我确实崇拜乔布斯,但并没有贬低国货。
今天,不像二千多年前的春秋,列国之间很容易封锁切割,在经济全球化、产业跨国化、生活跨境化时代,要真正确立哪件产品真正是土产国货还真不容易!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百姓也离不开洋货了!昨天,朋友圈中有个油漆店老板说要抵制洋货,只买国货,爱国热情可以肯定,但事实办不到。我问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你还能说出有几件产品是真正的国货?他说只买本国生产的三棵树油漆。我就问了:三棵树的油漆配方哪来的?知识产权呢?生产油漆过程有否使用外国产的机器设备?有否请过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有否出国去考察学习过?原料中的石油是哪来的?添加剂的源头是哪一国?等等。他最后承认他也搞不清楚。我说这就是了,不买苹果手机,买什么手机?华为就是纯而纯之国产的吗?这些追问会弄得我们每个人都活的身心疲惫!我很佩服毛泽东,一直反帝反美,但把洋枪洋炮用于反帝反美乐而不疲。改革开放都快四十年了,那怕是“最文革”的人,都住洋房、开洋车、吃洋食、着洋装、穿洋鞋、看洋书、听洋乐……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又都忘了!
前几天,我发过一个段子,检讨国人的逻辑思维,包括受教育者和正在教书育人者的逻辑思维,要么全盘接受,要么赶尽杀绝。现在仍然有人上街游行打标语宣场这种极端的思维:“宁可华夏不长草,也要踏进钓鱼岛”.这和伊斯兰国的思维方式何其相似乃尔?!我心生悲凉,历史进步怎么这么慢?义和团的亡魂一招就来了?外敌还没侵犯,内讧就乐此不疲了!抵制肯徳鸡、麦当劳的结果,要么是让大量的中方员工受连累,要么是这两家最终都撤出。但国内民粹主义决不会善罢干休,一定还会有汽车、家具、食品、服装、机械、化工等长长的一大串黑名单相续启动要被抵制。此“内讧”一开,就不仅百姓生活受影响,中国倒退几十年,而且外国民粹主义也会如法炮制,会变本加厉地抵制“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大批美英曰韩等国的中餐馆势必也被砸,中资企业也会被赶走,人民币国际化永无出头之日,中华民族又被孤立打压……你说合算吗?这一系列的恶果你想到吗?!如果说,街头上的小青年不懂事、不究就里在瞎喊瞎闹也就罢了,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我们校长就有管教约束的责任,更何况你是校长,应该有成熟的心智,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去反帝,主要针对美日反动派而非针对美国人民或日本人民,更不应该鼓励人们去禁用洋货甚至打砸洋货,主要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以支持党中央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要再为个别公众号或电商为了点击量转载率驱使而不明智地转引群发一一今天抵制这个明天禁用那个,让我们都做一个理性的爱国者!
(读书时间:2016年7月17日)
第四篇:读《春秋故事》有感
读《春秋故事》有感
在寒假里,我读了《春秋故事》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要讲的是,历史上的周朝分西周和东周也就是战国时期的故事。周朝刚建立的时候“周天子”把全国分成很多块,封给自己的亲信和大臣,这些人受封后称之为诸侯。他们所在的地方被称为诸侯国。开始的时候诸侯们个个替“周天子”把国家的好好儿的,还定时上交贡品。全国是一幅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一些诸侯就有了称霸中原的野心。“周天子”逐渐管不住诸侯们,周王室便慢慢衰弱了。
在这争夺天下的战役中有着许多的名人故事,如:“借道亡国”、“晋景公之死”、“卧薪尝胆”„„等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特别是“卧薪尝胆”这个故事让我记忆犹新。
公元前496年,勾践的父亲越国国王允常逝世,吴国趁机攻打越国,新任皇帝勾践用计谋,不但把吴军打得落荒而逃,还把吴王阖闾打成重伤,还没回过就死了。夫差继位后,发誓为爷爷报仇。便日日夜夜加强练兵。勾践知道了,便想先发制人,一举拿下吴国,结果吃了败仗,被吴国围剿,只剩下五千个士兵了。为了重振家园,勾践只好到吴国为奴,几年后夫差把勾践放回吴国,勾践回国后,每天睡在干柴上,还在头上挂一个苦胆,每天尝一尝,时刻告诫自己不忘国耻,慢慢的越国也强盛起来,这时勾践大举进攻吴国,一举灭吴。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一个人做一件事只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就可以做成功。书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故事,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哟!
(禹华润)
学炒菜
今天中午,我闲着没事,便拉着爷爷教我炒菜。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让爷爷教我洋葱炒牛肉,我先开火,再把锅放在上面,倒油,油在锅里噼里啪啦地“打起了仗”来,再把切好的姜、葱、蒜放到锅去,大约过了一分钟,有姜、葱、蒜的香味溢出时,就可以放牛肉和洋葱了。当我把食材倒入锅中时,肉和油接触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有无数的小型炸弹在我耳边爆炸。顿时,我一下子就懵了,好一会我才回过神来,这时我连忙用锅铲翻炒食材,生怕它胡了,翻炒一会儿待熟的时候放入盐,菜就做好了。
当我端上桌给大家品尝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也觉得自己做得菜最好吃,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禹华润)
第五篇:《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张京华
摘要:《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今学者论及孔子,多由哲学一面立论,较少有人论及孔子的史学观念。又学者所据以讨论的文献,主要限于《论语》一书。钱玄同先生曾说:“我们要考孔子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P70)此语虽然是在古史辨派兴起之际说出的,但是影响一直存在。周予同先生曾说:“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进而提出“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的问题[2](P338-339)。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有人说,真正可以称为孔子的遗产的,只有《论语》一书。„„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孔夫子变成‘空夫子’。”[3]《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所以最能代表孔子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当属《六经》(实际为《五经》)。其实在《六经》之外,如孙星衍所辑《孔子集语》,引用《六经》以外现存书目在220种以上,直接或间接涉及孔子的学说与形象,未必不含有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然会因其一生所处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孔子一生经历有宦游与讲学二大主题,二者有时交叉错落,有时也有明显的划分,如司马迁所说,曾有一个时期,“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随着宦游与讲学阶段的不同,孔子的思想旨趣也有不同。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是以“多闻”、“多能”和“博学”而著称于世的。《庄子·秋水》:“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所谓“少仲尼之闻”,意谓当时学者以孔子为闻见最广。故儒家《六经》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由孔子独创,而是孔子对于以往知识综合选择的一个结果。《六经》是经过选择以后的“百科全书”。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4](《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寄托于前代典章的做法,使得孔子的思想伴随着以往的历史而长存,但是客观上也更加分化了孔子的形象。“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已能明此。
《春秋》旧以为孔子所删定。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世官史职,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5](《汉书·司马迁传赞》),都使用了“作”字。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做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理解转生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所以学者不得不再加分辨。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7](《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8](《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9](《前言》P13-15)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但是杨伯峻先生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3]金景芳先生也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3]本文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后二年,孔子卒。同时,《孔子世家》中还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韩非子》也有“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1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子夏为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则知孔子确实是在晚年“退而不仕”的情况下,整理了《春秋》。刘知幾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11](《史通·六家》)这种文体,特别是二百余年中史官所作的持续的记载,不是孔子所能够“独创”的,这与以思想见长的诸子不同,刘勰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12](《文心雕龙·诸子》)诸子可以议论见志、空言游说,而史家不能。所以旧史所说的孔子“著作”《春秋》,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拥有著作权”的“著作”。杨伯峻先生曾举出例证,在今文家认为寓含一字之褒贬的地方,其实《春秋》与《汲冢竹书纪年》完全是一样的[9](《前言》P12-
13)。但是孔子仍然有可能“删削”过鲁史,因为为《春秋》作传的《左传》所增加的大量史料,同样应该源自鲁史,而孔子将其省略掉了。匡亚明先生说:“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分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挈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13](第九章,P363)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左传》旧以为《春秋》三传之一。班固说:“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刘知幾说:“《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11](《史通·六家》)关于左丘明的身份,《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及《汉书·艺文志》《春秋》家班固自注,都说:“左丘明,鲁太史。”《史记·裴骃集解序》司马贞《索隐》说:“仲尼作《春秋经》,鲁史左丘明作传,合三十篇,故曰《左氏传》。”刘知幾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檮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11(《史通·申左》)以上数家都认为左丘明的身份是太史。由《论语》孔子尊重其德行来看,他的年寿应该大过孔子。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司马迁要称之为鲁君子。然而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又是删削鲁史,所以即使不为弟子,左丘明还是有可能为孔子所删削的《春秋》作传。近代以来学者多怀疑左丘明其人,如杨伯峻先生说:“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9](《前言》P32)。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的怀疑并不足以否定旧说,左丘明以鲁太史、鲁君子的身份,“以同圣之才,同在一国”[11](《史通·申左》),从而为《春秋》补充大量史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关于《左传》的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幾‘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了《春秋》、《左传》二书有经后人所续的可能性,但是维持《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说法,而且论证了《左传》的性质与史料来源。既然《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犹如后世史家的“纲目”与“长编”,则二书体例与内容原为历代史官所守所撰,其中言辞间有不甚一致之处的疑问,便也不难理解了。
《春秋》三传比较,刘知幾曾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然自丘明之后,迄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之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11](《史通·申左》)所说概述出《左传》与《公》《谷》二传的沉浮互动,同时也揭示出二者在经、史两途上的不同归属。蒋伯潜先生曾概述说:“《左传》不当附《春秋经》,前人已多言之。卢植、王接曰:‘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高祜、贺循亦皆谓《左传》为史。《大中遗事》及《北梦琐言》并载唐陈商亦称:‘左丘明为鲁史,记述时政,以日繁月,本非扶助圣经,是太史之流。„„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朱子亦言:‘《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叶梦得曰:‘《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事,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吴澄也说:‘载事则《左传》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刘逢禄曰:‘《左传》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15](第十章《〈春秋〉经、传述要P115)杨伯峻先生也说:“《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充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便压倒《公羊》、《谷梁》二传。”[9](《前言》P24、26、28)所说极有启发。因为三传虽然并称,其实却是二个系统。《公羊》、《谷梁》以弟子的身份传承师学,所以重在“微言大义”的一面,《左传》以史官、君子的身份补充史料,所以重在“良史”、“实录”的一面,二者原则完全不同。
西汉以后儒家有今古文家派之争,古文家长于名物训诂,主于“实事求是”,《左传》为古文,所以杜预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今文家主于“微言大义”,《公羊》、《谷梁》为今文,所以何休等人重在阐释“三科九旨”。清代今文家皮锡瑞说:“《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19-20)“按《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
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45)甚至还认为:“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30)也就是说,由孔子所揭示的“大义”,早在孔子以前《六经》尚没有称为“经”之时,就已经包含在内了。
皮锡瑞此语虽不免具有其今文经学的立场,但并非毫无道理。实际上自秦汉以后,凡史学一系均认同《左传》,而不认同《公羊》、《谷梁》。班固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即认为孔子与左丘明皆具史官资格,而《公羊》《谷梁》不与。刘知幾称诸史之作有“六家”“二体”,二曰《春秋》,三曰《左传》,而《公羊》《谷梁》不与。另一方面,战国两汉之际,凡经学一系均认同《公羊》《谷梁》,而不认同《左传》。由孔子自语、子夏说《春秋》、孟子所言及司马迁、班固所论,“微言大义”的阐释,应该更符合孔子的原意。金景芳先生说:“孔子的这一著作,政治性很强。„„用今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真正做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3](P25)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总之,《春秋》一书而兼具二种性质。朱熹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蒋伯潜先生说:“孔子据《鲁春秋》以作《春秋》,其事则无非齐桓晋文之事,其文则多同鲁史之文,故与晋《乘》、楚《檮杌》大致相同。唯其义,则孔子之义,不但为《乘》与《檮杌》所无,亦为《鲁春秋》所无。《春秋》之所以为‘经’者,即在于此。”又评刘知幾说:“刘氏是史学家,不是经学家。他以史学批评《左氏》,是对的;以史学批评《春秋经》,却是错了。”[15](P116、106-107)
但是,孔子所谓“微言大义”其实也是渊源有自的,它本不是经学所独有,而同样是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中国史学自上古以来本就是以“实录”与“史鉴”二种传统并行的;或者说,“良史”、“实录”是体,“微言大义”是用。刘知幾在其批评经学的著名的《疑古》篇中,曾经说:“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准的。其于事也则不然。„„《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又说:“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疾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后世。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11](《史通·疑古》)随之列举《尚书》之中隐讳不明的史事十条。在另一批评孔子的著名的《惑经》篇中,又说:“按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11](《史通·惑经》)随之列举《春秋》之中“未谕”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其说虽意在批评经学的隐讳、虚美,但亦可以证明在孔子之前,虞夏、周公之时,久已存在“微言”的传统。
“微言”的传统依照皮锡瑞所说,是将其纳入经学之内,区分《春秋》有“事”、“文”、“义”
三层含义;依照刘知幾所说,则是将其纳入史学之内,区分史学有“记言”与“记事”二种体裁。依照杜预所说,孔子是“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6](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即孔子是继承周公一系而来。而依照司马谈、迁父子所说,“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4](《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班固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5](《汉书·艺文志》),则孔子整理《春秋》,是自居于史官地位的。细绎杜预之说,其所谓周公,亦是指周公所建立的史官制度,而其整套典礼、王道,亦得由此史官制度而体现。因此,就史官制度与职守而言,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崇尚微言大义、重在阐释史鉴的传统,是以孔子为代表并发扬光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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