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为何赖着不走阅读答案

第一篇：干旱为何赖着不走阅读答案

【原文】

干旱为何“赖”着不走

自去年以来，云南遭受了严重的旱情威胁。据3月6日云南省防汛抗旱办公室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农作物受旱面积达315.075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0.22%。其中，重旱面积112.3万亩，轻旱面积191.8万亩，干枯面积10.93万亩。90.66万人和19.4万头大牲畜临时饮水困难。

云南作为一个丰水地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旱情？

近期云南省气象干旱发展迅速，旱情严重，导致农业受灾严重，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干旱出现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干旱程度重是云南省气象干旱发生发展的主要特点。

云南干湿季分明，降水量在季节上分配极为不均。每年11月至次年4月的冬春季为云南旱季，降水量只占全年的10%至20%，冬春季干旱多发。特别是从2002年以来，云南处于夏秋季降水偏少、气温偏高的气候背景下，这也为2009年秋季以来干旱的发生提供了干暖的气候背景。

监测显示，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2月23日，云南省平均降水量为521.6毫米，比多年平均值偏少30%，打破了1959年以来同期平均降水量的最少纪录；平均最高气温为23.7℃，比多年同期平均偏高2.0℃，打破了1959年以来同期平均最高气温纪录；2009年7月至12月，云南省平均水汽蒸发量为822.5毫米，比多年同期平均偏多12%；2009年9月1日至今年2月23日，云南省平均降雨日数为31天，比多年同期平均偏少44%，打破了1959年以来同期降雨日数的最少纪录。

2010年伊始，猛烈的寒潮、几十年未见的暴雪袭击了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云南大部地区却依然艳阳高照。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频出现，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剧。其中气候变暖造成的天气异变对云南的旱情影响十分突出。尤其是2009年7月1日-2010年1月20日，云南全省平均降水量比多年平均偏少29%，打破了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同期降水量的最少纪录；全省平均最高气温为24.0℃，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省平均降雨日数65.9天，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少纪录。根据云南省气象台的“气象综合干旱监测预警及影响评估”系统的监测，截至2010年1月21日，云南省除2个站无旱情外，其余123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干旱，其中全省91%的站点出现重旱；73%的站点达到了特别干旱等级。

根据云南省气候中心对2010年年度气候的初步预测，虽然去年冬气温较常年偏高，但影响云南冬季的阶段性冷空气依然活跃，在偏暖状态下一遇冷空气影响，极易出现严重低温及重霜冻，对农业造成较大伤害和损失。因此气象部门提醒近期云南各地及各有关部门在做好抗旱的同时，还应做好小春作物的防寒防冻工作。

云南是多种季风（东亚季风、南亚季风、高原季风）环流影响的过渡交叉地带，是我国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干湿季分明。季风气候形成了云南干旱灾害发生的必然性，不稳定的季风活动又造成了云南干旱灾害发生的随机性。

近年来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云南干旱出现频率更加频繁，严重程度有所加剧。云南省气象局科研人员利用云南气温和降水资料，分析了云南气候变化特征及强降水极端天气和高温干旱事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响应，结论表明：云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现增暖现象，以90年代后期增温最明显。1986年以来出现13年暖冬，大部分地区冬春季降霜日数减少，全省降雨日数逐渐减少，高温干旱事件频率增加，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高温干旱事件由2-3年一遇变为1-2年一遇。而这次干旱，又有客观的异常。

原本，每年的5月至10月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雨季。然而，自去年秋季以来，中国西南地区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明显偏少。其中，云南省尤为明显。

此外，西南地区冬季降雨主要受孟加拉湾风暴的影响。而去年冬季孟加拉湾风暴活动较少也是造成云南、西藏等地干旱的主要原因。

当突如其来的地震袭击已承受干旱之灾多时的楚雄时，干旱是否引起地震的讨论，在汶川地震之后，再一次引起关注。

中国地震专家耿庆国对“旱震关系”研究多年，他认为，在大地震的孕育过程中会有气象效应存在，如震前一至三年半往往是旱期，如果一年内震，那是小震，如果两三年内震，就极有可能是大震。

但此理论在学术界争议依然很大，此前，云南省地震局震害防御处处长谷一山面对疑问也解释：“多年来气象专家一直在研究干旱、水涝等气象和地震活动之间的关系，但到目前为止也未获得明确的关系。”

【问题】

15.造成云南气象干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请分点概括。（3分）

16.结合上下文，指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指代的具体内容。（4分）

①与此同时，云南大部地区却依然艳阳高照。

②但此理论在学术界争议依然很大。

17.文章第（1）段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3分）

18.下列说法都是错误的，请根据文义指出其错误所在。（4分）

①今后一段时间，云南干旱出现频率将更加频繁，严重程度将有所加剧，其原因是汶川地震。

②高原气候形成了云南干旱灾害发生的必然性，不稳定的动南风活动又造成了云南干旱灾害发生的随机性。

【参考答案】

15.（3分）降水持续偏少、气温持续偏高、水汽蒸发量大、雨季提早结束（答三点得满分）

16.（4分）

①指2010年伊始，寒潮、暴雪袭击了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②指中国地震专家耿庆国研究多年的“旱震关系”理论。（各2分）

17.（3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具体而准确地说明了云南干旱相当严重，损失之大。（说明方法1分，好处2分。有欠缺酌扣）

18.（4分）（判断1分，理由1分。）

①说法不正确。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

②说法不正确。季风气候形成了云南干旱灾害发生的必然性，不稳定的季风活动又造成了云南干旱灾害发生的随机性。

第二篇：国民政府为何不禁娼

国民政府为何不禁娼

历史爱好者一般都知道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是不禁娼的。在1949年大陆建政之前，全国粗略估计，有将近一万家的妓院，其中北平的八大胡同、上海的虹口、广州的长堤，都是远近闻名的红灯区。

令人吃惊的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似乎并不太以卖淫嫖娼为耻。例如当时的上海租界，就经常举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公然登台，争芳斗艳，冠军美其名曰“大总统”，登报宣扬，令人咂舌。

广州的长堤也是，妓院的礼宾迎客，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大声宣读：“某某公子大驾光临”，还要拉长音，生怕别人不知道“某某公子”来嫖娼。

而在北洋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那更是“两院一堂”的夜生活集中地。所谓“两院一堂”指的是：参议院、众议院、京师大学堂。政治家、教授、文人墨客，一起来嫖娼——这是什么情况？

更离奇的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不但是男子“不知羞耻”，连那卖淫的女子，也是“鲜廉寡耻”——当街拉客，公然做广告，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而且还给自己起些什么艺名，例如叫“赛金花”啊、“小凤仙”啊、“林黛玉”啊、“胡宝玉”啊……不一而足，某些名妓还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芳名。真是逆天了，屌炸了，造反了，岂有此理。

在民国时期呀，风尘界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先为妓，后当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啊：你一女孩子，乖乖呆在家里面，是很难嫁出去的，你要想快一点嫁出去，就先到咱妓院里来卖身，为啥呢？因为嫖你的客人多了，总会有人喜欢你的，一旦有客人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就会出钱把你赎出去、将你娶进家门当妻、当妾——这相当于是说：你要主动把自己的身体豁出去、交给全国人民“试用”，大家都试用过了，总有人喜欢你的，很快就会有人要你。

在整个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男人娶妓女为妻、为妾的，那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这一切，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那么的匪夷所思——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啊，你们还有王法吗？

那么，既然当年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国民政府不禁娼呢？为什么这么“丑恶”的社会现象，竟然得以在中华大地长期存在、丝毫没人来管呢？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它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呢？

要把这件事说明白，就要从中国色情产业的历史说起。

有的人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始于春秋时期的管仲设置“官妓”——错了，中国的色情产业其实是始于猿猴时期——淫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行业，早在猿猴时期，公猴拿出一桃子，母猴就心领神会，摆出姿势配合，完事之后，桃子就是嫖资。

中华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种原始的交易，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素有“脏唐臭汉”之说——“脏唐臭汉”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呀，这唐朝和汉朝，是中国人性观念最开放的时期，那时候的中国，色情业十分发达，因为那个时候“程朱理学”还尚未问世，“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还不存在，唐汉时期的中国人哪，只管吃喝玩乐、写诗玩女人，你比如说那著名诗人杜甫，他写过《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诗文是这样的：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

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

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

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我们的伟大诗人杜甫，竟然写过这样的艳诗。你说这逆天了不？

后来呢，出了程颐、朱熹，这两个人弄出了个“程朱理学”，又称“宋明理学”。此后，中国文化开始重视女性的“贞操”，但是，这些庙堂之学，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功夫，“理学”也只能约束读书人，在不读书的草民圈子里，色情业仍然是横行乡里，而且其经营手法，有时是令人瞠目结舌。

例如，明代有一本《梅圃余谈》，描写了皇城郊区色情场所的“裸选”场景，其惊艳程度，远胜今日之东莞。原文照录如下：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外城小民度日艰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视，情不自禁，则叩门而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梅圃余谈》这篇玩意儿，说的是什么呢？它说的是：在明朝的皇城郊区，色情场所林立，它们是怎么经营的呢？它们啊，将一群全裸（全身赤裸）的妓女放置在妓院里，然后往墙上挖几个洞，故意给路边的屌丝青年免费偷窥。窥啊，窥啊，屌丝青年们把持不住，就推门进去了，啊呀妈呀，一大群全身赤裸的女孩子，刷刷站了起来，一大排啊，千军万马啊，仍君挑选，选完就办事、付账——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说今天东莞那玩意儿，咱们明朝的中国老祖宗们，早就玩过了——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问题来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身为“先进思想”代言人的革命党，为何没有禁娼呢？

事实上，革命党闹革命，打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后来革命党造北洋政府的反，打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旗号。这几次的革命纲领，都没有“解放”妇女的内容——换句话说：人家国民党人，压根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禁娼。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重男轻女，民间溺死女婴的现象大量存在。更严重的是：民国时期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事实上就是一夫多妻制——有钱人可以有九房姨太太，而穷困屌丝们则一辈子打光棍——光棍们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去妓院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在清末民国的时期，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妓院在旧中国，实际上在社会上扮演了一个“减压阀”的角色——民国当时如果没有妓院，大量的男子无法解决生理问题，治安将会变得更加混乱、社会将会更加危险。

所以，国民政府很难下得了禁娼的决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税收——对妓院进行征税，例如上海公共租界，“花捐”就是工部局的一大税源，而国民政府呢？其实也通过“公娼”的方式、向广大的妓院征税。

所以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公娼”是合法的，而“私娼”才是非法的。什么叫做“公娼”呢？所谓“公娼”，就是国民政府发放营业执照、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而“私娼”则是指那些没有征得国民政府许可、暗地里、偷偷地、无照经营的妓院。因此，“私娼”也称为“暗娼”。

我们来看一个法令——北洋政府1915年颁布的《违警罚法》第7章第43条，有如下的规定——只罚私娼：

“暗娼卖奸，或代为媒合及容留住宿者……..处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15元以下之罚金”。

北伐之后的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了《违警罚法》，与北洋政府一样，国民政府也是：只禁私娼，不禁公娼。

民国时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并于后来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先生，于1925年9月通过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著作《妇女问题的各方面》，在这本书中，金仲华认为：民国有色情产业存在的土壤，因而，这个产业是无法禁绝的，既然是一个无法禁绝的产业，那么与其打压它、使它转入地下，还不如索性将其合法化、并加以规范管理，这样反而能对妇女起到更好的保护。

金仲华先生文字的原文如下，我们来看看他的原话是怎样说的：

“在这时如果有人提议用切实的办法禁绝所有公私的以至变相的娼妓，任何关心社会的人都将觉得是可喜的，但这样的提议不幸地没有发见过年来因都市娼妓的众多而引发起过的一个问题，是禁娼与开放娼禁——即实行公娼——的辩论。为保护女权合杜绝娼妓制度的罪恶，禁娼是应该维持下去的，这代表一方的意见，禁娼之后私娼反而增多，检查既多麻烦，良家妇女又易被诱惑，不如开放娼禁而严加检查„取缔‟的有效，这代表另一方面的意见。当然这辩论的两方面都不过代表一些消极的主张，而不是什么积极的提议，但这二方面的意见似乎都言之成理的，而且这辩论的结果或者会有关于我国地方当局今后处置娼妓的政策的，所以我以为这禁娼和公娼的问题，也值得我们仔细的考察………当然，消灭娼妓制度的根本办法，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是在于性道德的解放和经济制度改善的根本努力方面”

可见，金仲华先生认为：不禁娼，有不禁娼的道理，因为禁娼之后，娼妓会转入地下，这样政府管理起来反而更加困难，不如索性将其合法化，加以规范管理。而且娼业之所以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只有铲除了它滋生的土壤，才能做到真正根绝娼业。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王云五。

王云五这个人，最高官至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代理院长。这个人对娼妓的看法，在国民政府的官场里，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1937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云五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妇女问题》。这本书对于色情产业，持有这样的看法：色情产业在民国有其存在的必要，我们不是不应该禁绝它，而是应该去改良它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使它将来逐渐消失——也就是说：禁娼本身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行为，我们党国要治的是“本”，而不是“标”，在“本”尚未根除之前，我们暂时允许“标”的存在、并同时寻求逐步解决“本”的办法。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王云五主编的这本《中国妇女问题》的相关原文：

“婚姻是市民世界的性生活的一面，其他一面就是卖淫。婚姻是盾的表面，卖淫是盾的里面。男子不能在婚姻里得着满足时，照例是向卖淫制度去寻觅补偿。还有因为别种理由，不结婚的男子，也照例向卖淫去寻求满足……所以卖淫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和警察、常备军、教会、雇佣制度等同样。在目前的情势之下，虽然有慈善团体的活动，教育家的努力，然而营娼妓生活的人，竟毫无减少，反一天天的加多，局部的救济在一定限度以内，虽也可以收效，但决不能因而使娼妓现象消灭。要消灭这种文明社会通病的娼妓制度，要免除这个皮肉生涯以求糊口的悲惨的现象，非改良社会的状态不行”

可见，以王云五为代表的一群民国高层认为：娼妓在民国是必要的，而要根除娼妓，正确的手法不是禁娼本身，而是改良民国的社会，只要民国社会将来改良了，“娼”就会不禁而绝。

说到这里，我相信问题已经讲的比较明白了。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有娼妓传统，因为民国有大量的光棍，因此中国娼妓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一夜之间将娼妓全部禁绝，不久之后，她们就会转入地下经营，届时不但政府将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而且色情产业转入地下之后，妇女的遭遇就会变得更加危险，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将这个产业合法化、集中管理，这样反而能更好地保护这些“失足”妇女的人身健康——所以，国民政府不禁娼。

1949年秋冬，苏联“社会主义道德”一炮打来，为了学习苏联老大哥，中国在一夜之间，废止了娼业。

是好是坏。见仁见智。

第三篇：不走寻常路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洛斯特

路，正如地球的血脉，遍布并贯通了各个角落。我们每个人一生都不知走过了多少条大大小小的路，无论是高楼林立的城市间车水马龙的闹市长街，还是村外苇丛间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引导着我们走到另一个地方。

人生，其实也在行路。我们都是天涯的旅客，急匆匆行来，为了自己梦中的地方而奔波。我们似乎生来就会在一个个十字路口见做出选择，辨出自己认为通往梦的方向，然后，或坚定或迟疑地走下去。

这代价有时会是巨大的，也注定了我们的同伴换了又换。

我不禁想起比尔盖茨的故事：当初，他从令人羡慕的大学中毅然抽身，在已有技术尚未学成的情况下，退学去研究新的技术，便离开了挤满他的同学们的那条道路，选择了另一条更为艰难的高峰之路。值得人深思的是，他当时邀请了他的一位校友一同离校，结果被那人认为没有出路而婉拒。后来，校友也成了一名著名的电子信息学博士，遗憾的是，不同领域的博士在当时的美国一年就会有几十个，但，全美国只有一个比尔盖茨。

不沿着他人的脚印去走，这或许就是比尔盖茨成功的最大秘密。

其实，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李太白当时若在宫廷里忍辱负重，恐怕我们就看不到仗剑天涯、纵览山河的豪迈胸怀；爱迪生若在学校里扮演优等生的角色，恐怕我们也看不到灵感倍出、智慧凝成的发明；李易安若是如一般战乱女子，明诚死后草草嫁人或守寡终生立块贞节牌匾，从此甘为农妇，恐怕我们更看不到凄凄惨惨、精妙哀绝的奇词。

所以，安适而坚定地朝自己的道路前进吧，即使前面是荒草，是丛林。沿着别人的道路而行固然容易，但结果却极易变得平庸；不走寻常路，虽然危险与苦头可能会翻倍，但当你走过它时，你会发现，你已不是寻常人。

第四篇：职场上学会“横”着走

行驶在职场的十字路口，我们经常会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干些什么。对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充满惶恐。其实个人的职业发展应该是多方向的，并不是只有员工——主管——部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的“单行线”。央视的60分钟大型人才秀节目《绝对挑战》让我们在体验企业和候选人面对面的绝对挑战的同时，也挑战了每名观众心中的职场人生和前进路线。在节目开播一段时间后，参与合作过的企业和一些马上要进入节目的企业会聚一堂，针对人才挑选、职业发展方面的经验进行交流。选才标准：启动快效率高与会的企业代表首先阐述了对人才的看法。方正的企业代表说“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可能还是希望找一个适合我们企业文化的人，即使都是同一类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有些选手来了之后，可能不一定适合我们公司有点校园化的企业文化，他有可能能力很强，但是可能待一段时间马上就走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才。”创维公司的用人要求是在任何环境下行动的意愿和速度一定要上来，换句话说，比如跑三环速度很好了，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跑着，但一上马路就堵住了，这样就不行。我们要求人才具有快速反应力和方案的快速实施能力。总的来说，我们对人才的工作效率要求比较高。来自某企业的卢秀娟说：“我们公司在用人的时候，很注重这个人是不是主动出击，他一定要是一个主动的索取者，而不是被动的被给予者，包括公司的资源、外部客户的资源等等，你要有主动性，而且你的速度要快，反应要快，跟上节拍，可能你一进来公司会对你做一些培训，每个阶段会给你做一些培训，但是除此之外的事情都要靠你自己主动获取一些信息、资源，把它变成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东西，而且要有速度。”观念转变：学会横着走第一期上台参加招聘的首信企业代表李志勇的一番话很能给人以启发：“现在有一个感觉，特别是谈职业生涯发展的时候，许多人对职业发展、生涯设计表现得急功近利，给人一种大家只想往上赶这么一个感觉。比如一般讲职业生涯发展的时候，往往列出从低到高这么个职位序列，但事实上，现在企业在这方面能提供的机会是不多的，或者说路径是越来越窄了，但是现在就业的人在这方面的期望值却越来越高，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企业内部很难，特别是中国的企业，股份制的、国有的、民营的企业，很难满足求职人员的职位升迁要求，包括我们自己的发展欲望。能不能把这个价值观慢慢做一些转变，比如由纵向的发展更多地向横向发展，考虑内在的东西，比如个人品格的修养、人格的境界、职业道德，还有有关的技能、能力拓宽等方面。可能我今年做这个，也可能我学财务，同时争取自己在企业内部其他职位的流动，媒体善加引导，求职者跟企业的矛盾就会化解。否则求职者在企业的持久性、稳定性是比较差的。在通讯行业，现在很多企业还在为了生存而奋斗，纵向职业生涯发展机会是有限的，如果《绝对挑战》通过一定的方式，引导大家的就业观念，由外在的东西转而更注重一些内在的东西，可能人才跟企业的合作性、趋同性会长久一点。总之，首信不是一味地强调高职位，一方面鼓励大家纵向发展，另一方面也注重员工本身能力的横向发展。”找到感觉：自己舒服老板舒服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大学毕业生，学的是网络技术专业，去的是IT企业，专业很对口，企业的知名度和岗位都不错，但他就是不想干。家长和同事都说他有这么一个好的岗位，薪酬待遇各方面都不错，为什么会不愿意干，或者每天干得没劲？通过测试发现他的承重感特别强，其实做管理成就感很强，如果把他放到产品开发去，他会很快有一个产品出来，有了成就感，他就会有积极性。这就说明人在工作中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自己也不清楚干什么好，在不清楚的情况下，个人的职业生涯历程就是一种浪费。带有职业生涯、职业指导性的《绝对挑战》，可以引导大家思考一下，目前我要想去的岗位或者这个企业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否让我舒服，也让企业舒服，我能干得好，企业也能得到好处。其实从职业生涯讲，这个人一直走下去是一个烟筒效应，从底往上爬，这个观念是要改变的，但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帝王文化，人都愿意从官位上一点一点往上走，而且大家很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企业应该告诉员工，不是人人都适合当老板。中国人都喜欢当老板，其实有的人当老板会当得非常舒服，可是有的人也盲目当老板，当得非常累，也挣不到钱，因为他的性格特质不适合做这个，他可能更适合做一个副手，也会挣到很多钱。智联招聘代表陈宁认为，一般而言，可以将公司所有的岗位分为三大类：管理类、专业类和专业管理类。比如行政岗位、人事岗位等属于管理类岗位；技术岗位、营销岗位等属于专业类岗位。而专业类岗位的管理岗位则属专业管理类岗位，如开发经理、产品经理等。对在管理岗位上的员工，职业规划应该按照管理类职业方向发展。对在专业岗位上的员工，如果他只热衷于本专业，则按照专业类职业方向发展；如果他同时具有较强管理能力，则应该按照专业管理类职业方向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公司每一位员工都有自己的发展前途。特别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职业发展方向可能还不太清晰，要尝试不同职业发展道路，要积累各方面的经验，通过尝试不同挑战性的工作，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找准自己的职业道路，成为工作中的多面手，增加自身的工作技能。只有横着走的多了，前面的路才更宽。来源：职场资讯

第五篇：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目前中国公职人员工资的确很低，如中国最高的公务员年薪不足4万美元，不到世界最高公务员年薪（新加坡总理年薪205万美元）的1/50.而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普遍低于私企员工。不少人自然联想到应该在中国实施高薪养廉政策，认为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高了，腐败问题自然可以大部分解决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在中国，把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十倍，平均水平提到全球第一，对反腐亦没有任何作用，该腐败还得腐败。

原因在于：

一是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高薪养廉一词起源于人们对新加坡政府公务员的说法与新加坡公务员高收入的联想。其实，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社会，加上公务员系统监督机制健全，本身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把公务员的权力全部关在笼子里，公务员的行为都是阳光行为，暗箱操作没有空间，因此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廉洁本身不是问题，其所实行的公务员高新政策，其意图是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高级机关工作，而不是防治腐败。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说：一个政府必须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新加坡公务员高薪，是与精英政治相匹配的，与反腐没有关系。

二是腐败的克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从网络上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很多国有银行的头头、国有企业的高管、公营部门的老板们被反腐抓出来的，合法收入年薪都在100万元以上，在中国可以说是够高了，是一般公务员阳光收入的10倍以上，然而同样贪。人都是有欲望的，没有了欲望就不是人了。只要权力没有有效的克星，没有公开透明有效的监督防范制度，权力就一定会与欲望结合，产生防不胜防，无法防治的腐败。握有实权的欲望强烈的人，岂是高薪能满足的。很多小苍蝇的贪腐数额，比大老虎还要大（当然大老虎们具体的贪腐数，涉及的贪腐数，不可能彻底追查得出来，也不可能公开报道）。在权力没有有效监督的历史条件下，把公职人员工资提出十倍，都无利于防治腐败。无论从逻辑和历史上看，法治是从根本上有效防治腐败的唯一手段。没有法治文明的社会，腐败的大量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公德的意志甚至政权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的权治阶段，这个阶段注定是一个与腐败同存同行的两难历史阶段。硬斗硬的反腐和不反腐，都不行，因此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反腐。中国到底有多少腐败，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没人会说，这事“你懂的”。

三是体制对灰色收入事实上是默认的。公职人员阳光下的工资，只是实际收入中的少部分，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灰色收入。中国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是一个世界上最典型的圈子社会，只要手握权力，就不愁没钱用。目前反对送礼收礼，而能被发现的送礼收礼，只是圈子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记的一部分。真正的礼会通过圈子内源源不断地获得。而且在具体的利益交往、权钱交易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礼，不是提着大包小包进机关那种可以通过反对送礼收礼的文件和规定就可以防治的“礼”——看得见的礼，而是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手，在烹制着灰色收入。而对于灰色收入的防范，只有制度。什么制度呢？法治基础上的吏制。法治仍然是基础。中国公务员工资低，然而公务员成为最热门职业，每年的国考公考热火朝天，诱惑在于对公职人员灰色收入的默认。很多腐败案知而不理，在而不立，都因为这个“默认”。

四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公职人员高薪。中国的公职人员系统之庞大，人员之多，比例之在，是世界第一的。即使如此，公职人员仍然不够用，目前大家都知道在交通、城管、执法领域，还存在大量的编外人员参与执法。之所以必须这样设立，的确与民族素质不高相关联。如果说灰色收入是可以默认的话，人头费的问题政府财政必须实打实的开支。这笔开支在发达地区，不是问题，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此大伤脑筋。这类地方为什么对土地财政有严重依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头费机构运转费的维持都很困难。在总的财政盘子里，的确没有给普遍的公务员显著加薪的财力。

五是贪腐也是一种仍然有土壤的社会能力。因为实权的资本化、利益化，不能公开进行，需要与奸人恶人小人暗中勾结的必然操作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智力、毅力和耐心的。需要有无视良知心理素质，需要表里不一的伪装技能，需要密不透风的小环境维护，需要知人察人的火眼金星。贪腐，也是一种技能和品质，也是一种能力，也需要一定的功夫的。贪腐，不是简单的事情，没有两下子，是成不了事的。因此凭心而论，贪官们都是人精。

六是低薪制的确苦了部分公职人员。即体制内那些有良知、心地善的公职人员。在公共部门内部的非实权岗位，仍然有一部分良知者。他们因有良知而与实权无关。因为真正有良知的人如果给予实权，心不狠不出场良心也搂不住。所谓“站得住的立不住，立得住的站不住”，就是这个道理。公职人员低薪制，苦了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这是历史的遗憾。任何历史都是带着遗憾的。在此，要向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致敬。

总而言之，贪污腐败，与公职人员的薪酬制度无关，而是与社会治理制度相关。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中国高层亦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依法治国。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打击防范贪污腐败的制度设计上，强调个人良知和觉悟是没有作用的。好的制度可以使鬼变成人，不好的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

只有法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贪腐的唯一选择。然而，法治不是口号，更不是理论，亦不是旗帜，法治上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肌体的自觉能量，只要社会在运转这种力量就会自然发挥作用，是一种自然自觉的社会肌体力。我们的社会离法治还非常遥远，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深知，建立法治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能做到一点，就是在走法治的道路选择上坚定不移。

中国的事情，基于权治与现代的根本矛盾，几乎任何社会治理和发展方面的问题，都是两难问题。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面临一个总的状态——“两难”。很多问题，都依靠时间去化解，以时间化空间。这也许是炎黄民族注定了的历史步伐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