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乡土中国》有感：对今日客家文化传承之浅思
读《乡土中国》有感：对今日客家文化传承之浅思
原创： 邓丹
——以闽西温厝村为例
本科时因毕业论文的选题，我第一次读到《乡土中国》这本书；而今读研，老师们推荐了这本书作为基础必读书目，我再次翻阅后温故而知新，有了一些新的体会。似乎在书里所说的乡土社会中看到了家乡的影子。
我出生在闽西三明市大田县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的人们是客家的一支，因此我也时常以客家人自居；我们所操方言为闽南语系之分支，但也应属客家方言。在连绵不绝的高山所包围的这一方土地上，村民们世代居住于此，很多时候提到家乡我总会在脑海里呈现出这样的景象：我家的下埕地前是水泥路（十多年前还只是乡下的土路），路边是一条终将汇入闽江的小河流，河边则是一大片地势较为平缓的梯田，田间随处可见以种地为生的村民在除田埂草、犁地、插秧、割稻；沿着公路眺望，沿河建村的房屋错落有致地建于河流两边。第一次印象深刻地感受到乡土气息中的“土”,大致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某天凌晨内急，起床的时候看见爷爷从不远处的公路扛着锄头回来，脚上沾满泥土，显然刚刚下地除草翻土归来。这一场景多年来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中，而我觉得乡下人的“土”却是几年后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开始。
语言的渐逝
壹
我不知道用“渐逝”这个词来表达是否得当，但据笔者二十多年从乡村来到城市再回到家乡的感受而言，家乡的方言似乎在不经意间“慢慢消失”了。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很努力学好普通话，那时候我觉得说家乡方言是很“土”的，是没文化的表现，有文化的人就要说普通话，因此一度我也十分抗拒用方言跟家里人交流，并以说客家方言为“耻”.生活水平和国民知识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今天的新一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村的孩子也不例外。越来越多村里的小孩被送去城里读书，越来越多的父母从小教育孩子说好普通话，他们不是没时间教方言，而是拒绝教方言，孩子们回到家乡后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甚至还能脱口而出几句简单的英文。
我并不为此感到高兴，反而要质疑的是：为什么家长要从小费尽心力教会孩子说普通话，而不是言传身教家乡方言呢？换句话说，普通话难道还需要家长教吗？难道千千万的小初高语文老师教不会一个孩子说自己国家的母语吗？我曾见过村里有位在外工作，过年带孩子回乡的妈妈，见到孩子跟长辈用方言交流时呵斥道：“要用普通话，不要说老家话。”十年前回家，我与族中亲戚见面时很自然地用方言交流；五年前，随着越来越多下一辈孩子的降生，不知道是何原因，长晚辈间用普通话和方言交流已交织参半；现在过年回家，几乎长辈和晚辈交流都改说普通话；那五年后十年后呢？是不是家乡方言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想象？今天，我只为自己会说客家方言为“荣”.礼俗的断层
贰
相较于家乡话，“礼俗的断层”也是我多年来对家乡变化感触颇深的印象。十多年前，家里的下埕地前还只是乡间的土路，更没有今天河流两边能用水泥浇筑起桥梁。每年元宵节这一天村里会举办一场盛大的仪式活动，其传统是举全村之力共同迎接“龙神”,祈福本村今年风调雨顺。每家每户都会有世代相传的“龙身”,即板凳龙（由约长2m、宽20cm、厚2-3cm的杉木板加上8支硬竹签钉立而成，周边铺以白棉布或红棉布，并在布上写画上自己的美好愿望，村里有剪纸技艺的老人还会剪出许多不同的图案贴在“龙身”上）。幼年时期过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看“迎板凳龙”了，每节杉木板都会钉上两个足以插上蜡烛的小孔，晚饭后，点起“龙身”上的蜡烛，各节“龙身”再在指定地点进行串联，最后接上“龙头龙尾”,迎板凳龙便正式开始。
大致是七八年前，我依旧等候元宵节晚上的“龙神”出现，这年却始终未见。后来得知，“迎龙”这一习俗今年取消了，也许以后不会再迎，当晚我失落了很久；此后多年也确实未再复启这一习俗。难道过去对自然的虔诚，在解除智识枷锁的今天便一去不复返？我并不把“迎龙”看作一种封建的仪式，我认为这是前人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礼俗的终止，人们或许对大自然就缺少应有的敬意和信仰：今年收成不好，可以去集市上买一袋米回来；明年收成不好，土地放着荒芜，农民选择进城务工。村民们不需要再相信并向“龙神”祈福，知识代替了想象，文化取代了神话；撇开行政区划的硬性条件，基于“龙神”所能建构出安德森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已逐渐式微。
半熟人社会的转向
叁
而“半熟人社会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从前的乡村景象。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促使乡下人放弃田间劳作转而进城务工，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农村人从前的“集体意识”.多年前尚能听到村里人谈论谁家养的鸡鸭跑到我的农田踩踏刚刚插好的秧苗；明天你家办喜宴，今天我就带着锅碗瓢盆来你家帮厨；明天某人家的女儿出嫁，听说你家孩子也到了适婚年龄。诸如上述家长里短的话题在今天却变成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在哪里工作？工资几何等等等等。人们的观念也许从以前的“同村人”变成今天的“他家只是离我家不远”.今天一条微信能解决的事情，也许在以前要辗转来回才能办成；今年春节就碰上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份子钱随礼已是见怪不怪的礼俗，从前随礼，亲朋好友将钱封在红包里，实在条件有限则在墙边的春联撕下一小块，用我们那儿的话说，叫“包红一下”,也象征着祝愿新人的生活红红火火之意，在以前，这份红包是必须郑重其事地交到新人手上。然则今日随份子，“微信红包”就能解决一切，人不必在场，场景和仪式化更不再复现。
《乡土中国》
依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因为乡下人不识字。今天的农村人已经不再“土”了，人们会用智能手机、会网上购物、更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能说他们像从前的乡下人是“愚”的吗？文化的传播破除了知识局限，农村人跳出了礼俗神话却又坠入科技神话，在对数字、技术的迷恋中不自知地陷进“狂欢世界”,我想，这样的乡土村民才称之为“愚”.我喜欢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也爱那让其他地方的人们听了跟天书一样的客家方言，更希望有朝一日家乡的“龙神”能重新“飞舞”在田间小路上。如己能力之所及，愿为家乡的客家文化之传承、之传播献出点滴微薄之力。
限于笔者知识积累尚且不足，文中若表述有不准、材料有出入或有悖于各看官的高见，请见谅。
第二篇：读《乡土中国》之《男女有别》有感
读《乡土中国》之《男女有别》有感 姓名：周峰丽 学号：20135011248 学院：政法学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读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我深刻了解了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会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支配作用及其具体表现，其中对《男女有别》这篇文章独有感触和个人所想，费孝通先生在《男女有别》里主要阐述的是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这在《家族》篇也有少些涉及，首先指出感情定向让我们不仅了解了感情和文化的具体内涵，而且了解到感情与文化的规定影响关系。他还将两种文化模式，即开普罗式和浮士德式做了详细的内涵解释，也分别用了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作为例证来说明这两种文化模式，他指出“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的差别，永远划分着人们生活差别的是男女两性。”由此以来，他提出了这篇文章男女有别的话题及其对乡土社会的影响，也分别论述了浮士德式的感情和开普罗式的感情，他认可普罗式感情在乡土社会中的稳定作用，他认为“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向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的社会问题并举出案例得以证明其观点。这些是整篇文章的大致内容和主要思想表达。其中我对原文中“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段非常认可，并有个人的看法和理解。
首先结合文章本身我们知道，浮士德式的文化是指在现代，“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那么浮士德式的恋爱是指什么呢？在这里应该看原文中提出“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的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浮士德式的企图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永远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由此而言，那么浮士德式的现代社会中两性恋爱是一种结合于异，在相异中相互了解创造统一破除过程中各种障碍的过程，那么这确实与生育关系表面看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费孝通在文中明确指出“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但在个人看来，在乡土社会开普罗式恋爱中，恋爱与生育是密切相关的，特别在以前的乡土社会，男女两性恋爱更重视的结果，而并非这种浮士德式恋爱中两性的互相了解和破除障碍的过程。两者侧重不同，也可能导致结果不同，过程进行的方式也不同，文中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其次对于作者对于恋爱的含义及恋爱与友谊的区别的分析——“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探索。这和我可以赞同作者对恋爱的观点及其认为恋爱与友谊的区分，但我并不认可作者所言“友谊只可以停在某程度上的了解”。恋爱确实是一项对未知东西的探险或探索，当两人从一无所知到相知相伴，这整个过程短则几天几个月长则几年甚至一生相伴直到相濡至白发苍苍，恋爱中再大的默契与投合都逃避不了未知的存在，旧的未知消除，新的未知出现，纵然两个人同看日升相陪日落，依然会有某个时刻因为不了解不理解对方而争吵红脖，然而这不仅是浮士德恋爱中的阻碍，同时这也是一种感情的激动和推动，像原文中阐述“恋爱的持续倚于推陈出新，不断的克服阻碍。”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种现代化中男女感情激动的发达已使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指出了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这个社会上的事业，这更明确指出，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的企图不是以实用。“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但不是经济的生产，不是事业。”虽然文章指出这种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但这种浮士德式的这种精神在乡土社会是不存在的。在亚普罗式的乡土社会恋爱关系中，他主张和渴求一种稳定，在这稳定的恋爱关系中，生成的是稳定的社会关系，其实这种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有所决定，毕竟乡土社会它追求的是一种稳定而非浮士德恋爱中的不断变化。反而在乡土社会中，它排斥和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文中指出“男女间的关系必然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这确实指出乡土社会中男女之间的隔离和克制，有时往往表现为羞涩与矜持，这在以前甚至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说法这种说法或者说男女间在生活上的隔离，作者指出非但有形，而且它还具有无形性，即在男女双方的心理上，也是这样驻扎内心的人，即文章中作者表达为“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照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这就明显与浮士德式的恋爱区分开来，浮士德式恋爱倡导克服障碍寻求统一和享受过程，排斥经济和生育。
乡土社会中的这种亚普罗式的文化及其产生出的恋爱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随之产生重大的影响，其本身有着鲜明的特点。文章分别指出了“在社会结构上，因之发生了同性间的结合。” 以及“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于同性方向去发展。” 文中作者指出了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原则的交替性，同性组合原则当然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家族”中，而家庭组合原则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家庭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在家族出现后，代替了家庭，因为作者很清楚地指出“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了这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 以我看来，正是由于乡土社会男女有别的原则导致男女之间的隔离和异性原则的越来越突出，最终社会结构反而转向同性间的结合。同时另一方面也就是文中所说“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 这种同性感情的越来越流行这样看来也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了。作者在文章表达了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普遍的程度并不浅，也举出极端势力，华南的姊妹组织和女性文学里的冯小青式的自恋声调。作者可能更看重其消极影响，所以浅含批评的意味，然而我对这亚普罗文化下的这种同性感情持理解尊重甚至有时有支持之意。虽然我并未对同性恋和自我恋有过多了解，或过深研究，但是作者使用变态二字，我觉得是不恰当的，作者本意的“变态”可能仅仅指的是“非常态“的中肯之意，但变态也有人会理解为不正常有病之意，这就包含了一种歧视或厌恶之感。其实同性恋它是一种新生形式的社会关系表现，这不仅仅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的原因所致，这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息息相关，正常的同性恋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支持。同时，自我恋也并非不是一件好事，自我恋反应的一个对其本身的自我清楚认知和自我优越感信任。自信对一个人的生活意义非凡，自我对自我本身的崇拜和信任，也属于一种同性情感的具体表现。因此，同性恋和自我恋虽是同性间的组合和同性情感定向，对于社会结构来说并不像异性情感下的安稳，但为社会增添了新特征。
此外作者阐述的恋爱和友谊的区别的观点，他认为“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在前文中已经谈到我对“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的理解认识。可是我觉得“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是不妥的，任何一件事情或一种感情的终止投入，便会降低其产出，当然作者用“可以”二字也是有其道理的，在我看来，友谊不需要像恋爱中的至深至重的投入，但是在对朋友的了解后感情的终止投入并不会造成朋友关系的解除，在恋爱中就可能结果大为不同。其实恋爱与友谊的区别体现在多方面的，文章并未以此为主题详加叙述，在此不以过多分析。
读了《乡土中国》中《男女有别》这篇文章收获丰富，也激发了我个人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此篇文章也做详细叙述。以前在社会学的学习中认识到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方面的贡献，但是读其《乡土中国》还是第一次，对于此篇《男女有别》整体理解还算不错，对于部分内容还是理解不到位不明白的，比如作者指出“缺乏两性间的求同的努力，也减少了一个不在实利上打算的刺激。” 这段文字和这句话读过三遍以后还是无法明白其深意，希望我能在以后的课余时间读更多书籍以提升个人理解力。
第三篇：读《乡土中国》有感
读《乡土中国》有感
《乡土中国》，简简单单的四字书名，薄薄的一百多页纸张，却承载了几千年厚重的中国乡土文化，浸润着费孝通先生，这位将一生献给中国大地，献给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对乡土社会的理性思考与浓浓深情。这本书册，由费老根据上世纪40
年代后期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整理出版而成，因而对于大学生的我们，也是再好不过的学习并探讨中国乡村社会，了解那些也许今日的我们所无法感受到的最质朴，最本真的乡土本色的读物。而对在记忆深处仍留有乡村印象的我来说，《乡土中国》这本书，更是成为了我追忆小时乡土记忆的回忆手册。
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我也是在上小学之后才搬家到城市。即使为了求学住在了城市，我也总是愿每周回乡下，陪陪看着我长大的老人，走走我摔倒过无数次的石子路，提着竹篮和奶奶去山下的田里挖土豆，照看蔬菜，感受最原始的中国大地。因而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本质上是农民的血，是乡土性的。农村，即使现在被破坏得千疮百孔，也依然是我内心深处最眷恋和怀念的地方，那里绘成了我大半个童年；那里，也是无数淳朴的老人，憨厚的农民，皮肤黝黑的小孩生存，生活，繁衍之地；那里，更是中国的根基所在，是中国人民的溯源，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的发源。
因此，在拜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过程中，我总能找到很多熟悉的影子。在字里行间中，读出一丝怀旧的气息，仿佛听到爷爷们的憨笑与叹息，看到土地的丰收与荒芜，感受到乡土中国的过去和将来。
我也愿记下，费老文字中那些深深刻在我脑海里的和我的乡土回忆产生的几点共鸣。
一、安土重迁的守候
邀请奶奶外婆们来城里玩，来我家做客一直是最艰难的行动。“我离开了，家里的母鸡就没人照看了”，“我不愿意出来，家里习惯了”，“都是不认识的人，我不好意思的”，每次提议，总是毫无例外地收到这类的托辞。更不用说想要全服他们来城里居住了。这一面让我苦恼，一面又让我深刻体会到农村人安土重迁这根深蒂固的观念。
正如书中所述，“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些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在土地上的”奶奶外婆们已然将他们的一生，从肉体到心灵完全得奉献给了脚下这片生之养之的土地，没有大灾没有战争没有欲望，他们从未想过迁移。
这甚至可以引申到乡村的政治，文化。“在变化很少的社会，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有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在这个稳定的，依靠经验的社会里，似乎都不需要政治的约束，不需要多伟大多激情，教化和惯性就足够。人们安得其所，早已达到孔子所言的境界：“不逾矩。”他们是宁静的湖，而非流动的川。曾经他们自给自足，男耕女织，即使生活困苦，还是要固守一份自己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作，世代传家，靠着自己的小农经营无需离开家乡半步，易于满足，生活安定。而今天，生活虽不再如此封闭和原始，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依然是内心的羁绊。离开和改变总是不踏实，陪伴和存在才是最长情的对大地的守候和感恩。
二、默默少言的深情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从未离开过自己那片土地的地道的农村人，他们说得一口地道的方言。至于文字，外公外婆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其文化水平受邻里尊重敬仰，而爷爷奶奶的识字程度就比较低了，健在的太太们（爷爷的妈妈和爸爸），更是只认得自己的名字的写法。他们在我们城市人的眼中，大概就直接被贴上“文盲”“愚昧”“落后”等等这之类的标签吧。
而费老在他的“文字下乡”这一章中，则荡气回肠地为农民们正了名。“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但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种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的确，在乡土的世界里，似乎并不那么需要语言和文字。爷爷想知道水稻的长势，只需前往田间一看，便立刻心知肚明；奶奶想要那个杯子，只要给爷爷使个颜色，爷爷立马心领神会；奶奶喂小鸡，只要努嘴发撮声，小鸡们也不一窝蜂地围来？
乡土的社会，每个人几乎天天见面，是书中所言的“Face
to
face
group”，“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步来辨别来者是谁。”有时候，甚至能够用“声气辨人”。在乡人们的心中，没有语言反而是最令人心安的状态吧。“有言胜似无言”的生活方式最为原始，也最为切近人心，最没有误解和勾心斗角。“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之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这段话来形容语言的对情意的绑架，也是再合适不过。同时，乡村又拥有自己特有的语言，是这一片土地特有的语言和文化。那就是方言。而我也于心有愧，在学校在平时说惯了普通话，现在使用方言早已无法标准和流利，以至于每次回到乡下，和老人的沟通总是一道障碍。大概能够听懂，却无法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因而悲伤地，无法再次完全融入农村自有的话语生活。确是像个“外人”了。这时候总会有种自卑感和低存在感，反倒是觉得我这个所谓的高材生没有文化了。
至于文字，在这个以面对面直接交流为主的小群体社会里，文字也少了一份它存在的完全必要性。“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因此，文字是人们迫不得已创造的方便人们交流的工具，若是没有这“迫不得已”，其存在的必要也就消失了吧。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文字的作用。可是想在这村头大喊一声村尾便能感应到的乡下，至少在村里人的日常交往和生活中大半是不需要过多的文字约束的。记得小时候住在奶奶家，早上奶奶出门去河边洗衣，我醒来一见奶奶消失了便哇哇大哭，奶奶听到声音没多久就赶回来。我这哭声的功效大概是比现在发短信打电话写留言要直接直意多了吧。
三、亲切熟悉的归属
每次回乡下，一下车，拐过一条细长的小道，似乎空气里都充满了熟悉和亲切的味道。那些迎面走来的老人们都微笑着：“哎哟，回来啦！”“回老家吃饭？”而我们也总走进那些没有关门的院子和屋子，熟络地和各家各户唠几句家常。在他们看来，我们并不是城市人，甚至也不是游子，只是暂时离开家，“根”在，所以一定会回来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里看着长大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我觉得也许本质上我正是因为深爱这份人情和生气，才对破旧，甚至有些脏乱的乡下一直情深意切吧。完全不必有身份的束缚，也没有人看你是否富有，只要踏进了这片世代流传的土地，不管是衣锦还乡还是铩羽而归，乡村都无条件地包容你，报你以老人们温暖亲切的笑脸和熟悉的小名的问候。
爷爷奶奶的村庄叫做“杨相墩”，顾名思义是姓杨的家族聚集区，周围还有“张家”，“李家”等等以姓氏命名的村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村庄几乎都是同姓人，同宗人的聚集地，邻里都互相照应着。
记得小时候的夏天的夜晚，一个村庄的人们都搬着竹椅聚集到村庄一块空旷的地上，一晚上都在闲谈中度过。那时候我和其他的小孩们钻来钻去，累了就赖在奶奶身旁，奶奶会摇一把蒲扇给我扇风，驱蚊。然后我一边数着星星，一边听着，哪家的闺女嫁了远方，谁人的儿子考了状元，隔壁邻居的猪仔卖了好价钱……都是身边人的小事和家常，在夏日的蝉鸣里微风中别有一番温情。
那时，每一个村落的面积不过我现在所居住的小城里中一个普通小区。而住在钢筋水泥的小区里的我们，除了偶尔在电梯的四方空间里面对面，似乎再没有更多交流。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背着公文包，穿着正装，看着手机，连见面时的点头微笑都是奢侈。居住的人口十分密集，可是心的距离却遥远得感受不到热度。
“这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要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而乡土社会从熟悉得到信任。”如费老比较的“有机的团结”与“机械的团结”，前者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后者则是为了要完成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礼法社会。前者看上去落后腐朽土气，后者看上去现代先进发展。可是倒是孰优孰劣呢？
今天的社会，我们倡导理法，倡导理性，这固然有其道理和价值，可是我们在前进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回头望望，曾经生你养你的大地上，无声无字的“礼”和“俗”。在那里，“人”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纵使有时产生偏颇，确是充满着实实在在的情和意。你在这之中能够找到存在感和归属感。幸福大概是来之于此吧。
四、工业城市中的困窘
今天，外婆家门后的小山坡已经被开发挖平，种了那么多土豆，玉米，青菜的田地也早已消失，门前本是哥哥们夏日游泳不二之选的小河，也早已连衣服也不能洗。而奶奶也不再养猪，养小鸡，原来的猪圈地和养鸡场都重建成了出租房，奶奶的村庄的一大半人口都成了外地务工者。
农村似乎已被异化。气势汹汹的城市化席卷而来，把村前的田地修成宽大的柏油马路与城市连接，在不远处建起各种工厂，甚至让村民们举家搬迁。从古便存在的村落反而可怜无辜地成了尴尬的受排挤者，任由现代化的步伐处置。
费老在第一章的第一句中就讲的“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似乎改被打上问号。
而我们，身上流淌的还是农民的血，是黄土的液，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楼房的主人，是工业的奴隶。极力摆脱仿佛是代表封建残余的落后，愚昧的乡土气。我总觉得，我们在逐渐遗忘自己的根和本。
今天城市发展迅猛，问题却也层出不穷。房价，就业，安全问题，食品问题，每一个都牵动着我们的心。而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道德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若是人们有所意识，明白自己或自己的先辈们，都是生活在那个安土重迁，易于满足，守着一方土地，每个人的心都连在一起因而甚至都不需语言文字传递情意，充满人情的毫不世俗功利的乡土社会中时，会不会内心有所愧疚和醒悟，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做人待事。
法制理智的社会，同时也需要人情，接地气的乡土气，我们虽不应该使社会倒退，回到那个中国大地没有多少高楼，都是田野的过去，却也可以在今天的发展中，保护尚存的古老的村落和民俗，重新召唤出内心被封存的农村人淳朴温情的本质和品性。
而我在上了高中之后，由于学业紧张，回农村的机会也越来越少。爷爷和外公已去世，农村里，也仅剩奶奶陪着两个太太，另一边外婆一人孤零零地生活。他们的日子倒是没有太大变，依然习惯很早地起床，穿布衣布鞋，养只看门的狗，照看仅存的一点地里的土豆和青菜，和那些同样心境的老人说说同样心境的话，每天用竹扫帚扫扫地，每天撕下一张老黄历。在我给他们打电话时，激动得像个小孩。一个劲地重复问我，吃的好不好，穿的好不好。
每每想到这些场景，总是一阵心酸，想我的老人们，也正是像今天的农村，步入暮年，不知道前方会怎样倒也不去想，安安分分地守着自己的日复一日的传统。从不抱怨从不奢求，不必言语心中自明。
这乡土的中国大地，有多少这样的村人，“因为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
在这“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又还剩多少“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
步履蹒跚的乡土社会，看着从自己身上抽离重组再次生长的城市化的中国，大概也只会略带心酸却又欣慰地微微一笑吧。就好像奶奶听说我考上大学时满溢着泪水和不舍的“好”。
第四篇：读《乡土中国》有感
读《乡土中国》有感
偶得闲暇，手捧一本《乡土中国》随意翻阅，本以为冗长的文字不会吸引住我，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作者独特犀利的观点和文字所散发出的原始自然的气息，感染了我，让我领略到了社会学的魅力，从作者身上和书中我获益匪浅。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是一位学术大家，在全世界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怀着对学术的无限热爱，历经十多年到农村实地考察并深入思考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结合中国当代城乡群众的特点，潜心治学，伏案而作，著以《乡土中国》传世。曾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学术的道路是清贫的，学术的道路同样也是艰辛的，但是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安于清贫，在艰辛的学术道路上披荆斩棘，传承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费孝通先生用他的一生见证了一代学人的风范，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社会学这门外来的学科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我不知道我们当代学生应该用怎样的心情去缅怀如此伟大无私的学者，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自己对社会学的使命，没有选择享乐，而是奉献自己所有的力量，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力所能及的事，《乡土中国》是他的杰作，更是社会学学科的宝贵财富。
从费孝通教授的身上，我看到了谦逊、朴实的学风，是的，一代大师尚能如此，我们作为学生就更应该要踏实学习，潜心研究学术。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界公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深入人心。书中深入而贴切地描述了中国城乡传统形象，费孝通教授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对许多问题作了深入剖析，通俗易懂，耐人寻味。
本书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带“土性”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国人带有原始的乡土气息，中国光荣的历史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乡下人代代种地为生，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依赖关系，对土地有着原始的亲切感、敬重感。他们靠种地谋生存，更加明白土地的珍贵，也倍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资源。在他们心中，土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地位相当高，甚至可以与他们的生命相提并论，而非低贱下等的。我认为，虽然乡下人在科技文化、文明等方面远不及城里人发达，但他们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依附体，没有乡下人，何来城里人呢，没有土地的孕育，人类社会又怎么会进步，没有种植业，人类的物质食粮何来。书中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正是勤劳朴实的乡下人，为中国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业是社会发展最坚实的基础行业，因为其本身不同于游牧业或工业的特点，不易迁移，乡下人亦喜欢稳定的生活，世世代代守着自己宝贵的土地财富，与之为伴，挥洒汗水。我想这不应该是一种安于守旧的状态，而更加体现出乡下人对于土地深沉的爱。他们离开不了泥土。
而正是由于这种乡土性，乡下人往往被视为是愚蠢或者笨拙的。虽说文字下乡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它能够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乡下人的学历素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文字下乡了，乡下人的文化水平真的会提高吗？他们终日与土为伴，在乡土气息极其浓厚的环境中，目光所到之外无不与土有关，他们接受着上一代人乡土思想的薰陶，接受着传统乡土文化，与他人的交流也是极具乡土特色的方式，乡村社群与城镇社群拥有同样的智力，同等的学习能力，只能说不同的专业研究的领域不同。即使文字下乡，亦不能改变乡土性的本质。他们依旧会沿袭传统，文字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文字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用之处较城里人来说相对较少，自然也就很难形成一种文字气氛。
书中说道：“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谈到人际关系问题时，费孝通教授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个体为中心的同心圆，以及庞大的宗亲体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复杂的关系网络。“私”是中国社会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的最大毛病，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构成，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是相对于城里人来说，乡下人更褒有对他人的真诚、对他人原始的亲切感，愿意主动熟悉身边的陌生人，化陌生为熟悉，他们之间维持着相对比较洁净的关系，人心没有隔膜，权利之争存在但相比城市来说较弱。
“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传统则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礼的维持和延续的基础是人对于传统的敬畏。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在“差序格局”的影响下，乡下人崇尚用“礼”来规范社会，敬畏礼仪教化，“无治而治”，以“无讼”作为追求的目标，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社会走向高度文明所需要达到的目标。
乡土社会本身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内容极其丰富的对象，费孝通教授通过十多年的深入乡村社会调查，实地体验，并加以概括分析，得出了对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关系和民俗风情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这对于中国有重大意义。
《乡土中国》的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它所论述的许多问题都是富有创造力的，比如差序格局、无讼、礼治秩序、名实分离、无为政治等。费孝通教授在观察中反思，在反思中批判，批判中重新认识，重新解释，这种实地调研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第五篇：读乡土中国有感
《乡土中国》
——还原真正的中国乡土
吴启萌 政务院行政管理 10367024
费孝通先生所著的这本《乡土中国》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其在对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演进和发展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提供了一种观察中国最本真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新的视角和逻辑。当然它并不是一个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理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乡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归纳概括，是基于他对农村社会长期的实地观察和调研，绝非纸上谈兵。他从自身的认知角度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中国乡土文化，在拜读之后，大有一种“身在庐山”之感，大多数的中国人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先生所描绘的那个乡土社会中，却从未超脱其中，真正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发现其中潜在的规制，仅仅是为生活而生活。当然，这是由小农经济的狭隘本质所决定的，而这也正是乡村社会研究的价值所在。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谈本人从这本书中领略到的一些感悟与心得。
首先我想谈的就是关于“土”的思考。在书中“乡土本色”一节中，作者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但是，什么才叫“乡土性”？费老举例说城里人觉得乡下人土气，但他认为这种看法若是将其中的藐视意味放在一边，用得却是极为精准的。总而言之，乡下人的生活离不开土，房子建在土上，庄稼种在土里，人们干的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而中国人骨子里也总是呈现出一种对于农田的依赖，即使是到了大草原、西伯利亚、山地里，也要尽一切可能去尝试锄地播种，仿佛种地是他们过活的唯一选择或是第一选择。而这一切的形成，我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的文明源于大河文明，生活在河流旁边的大平原，你的第一选择恐怕不太可能是放牧。当然人们也不可能有海洋文明所拥有的便利交通区位优势，发展工商业。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对于民族性格的养成以及风土习俗的培养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庄稼种进了地里，侍候庄稼的老农半个身子也就插进了土里，而这也就形成了费老所言的“不流动性”。而这种不流动性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终日与土地为伴，并学会善用这种有限的资源。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土”也逐渐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并由传统融入我们的血脉。“安土重迁”一词则精准的表现了中国人的恋土情结。费老有言：“我们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病态。”传统的中国人除非到了万不得已或政策强制，是不会轻易的离开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的，即使迁移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土。所以，一个“土”字用得极为恰当，它准确的描述了乡下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十分契合农业社会的本质，其本身并没有藐视的意思。但现在人都认为“土”作为乡下人的代名词，显示了乡下人的落后与无知，从词性上看毅然变味，何故？缘由在于原来的乡土习惯已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城市所推崇的是变，是推陈出新，而乡土社会极力维护的是不变，稳定比一切都重要，因而冲突在此形成。但我想说的是，这种冲突不应成为歧视滋生的源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们要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并客观的看待各种现象，学会分析，而不是带着有色眼镜般的视角去轻看我们的传统和这种社会冲突，否则真正无知愚昧的人是谁尚未可知。
而费老这本书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概念莫过于“差序格局”了。在费老看来，所谓的差序格局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到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或者通俗的理解，就是日常生活中所提到的亲疏远近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想来都有清楚地划分，于是有了亲、戚，远亲、近亲之说。但是这种关系树看似清晰分明，其实又来得极为含糊。在此格局之下，一个人与亲戚朋友关系的亲密程度自己分的很清楚，他心里清楚地明白哪些人他可以敞开心扉地交往，向其倾诉心声，哪些人他不会，貌似也不应该轻易地借钱给他，这种关系就像水中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但是人们往往又对这个格局所包含的范围模棱两可，似乎波纹所及的区域都包含在内，这也就使得一个人所拥有的亲戚圈子十分庞大，虽然很多所谓的亲戚与自己已多年未见，或形同陌路，但总是磨不开“亲戚”那层薄薄的关系。费老认为，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西方人讲团体，先有一个团体的概念，当然团体不能抹杀个体，只能是契约平等，而我们却是自我主义，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当然，这一观点不是说中国人有一种类西方的个人主义，这里的自我主义，是指一切价值是从“己“出发的，但绝不是认为“己”就是价值的所在，而更多的是说有自我的参与才是实现价值的前提，就像“推己及人”，其中的价值不在于自己的贡献，而是贡献本身，但有自我的参与却是实
现的基础。而这种自我主义可以说就是差序格局的主体，它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身边的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而织成一张网。但是，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这种差序格局能够维持多久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至少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基于乡土的差序格局已渐渐被势不可挡的城市化浪潮所冲淡，而这种自我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博弈不会消停，结果尚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点我想强调的是费老对于乡土规制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容抹杀的。首先乡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不同于法理社会，亦不等同于人治或法治，乡土社会从熟悉中得到信任，无所谓最可靠之言，仅仅因为是规矩，因而没有法律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取个人平等主义的”，因而“无讼”也成为乡土社会的一大特点。同时传统上他更崇尚无为政治，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乡土经济的限制。以上这些乡土社会的特征，似乎描述的是一个缺乏制度约束的蛮荒世界，但事实切好相反，乡土社会一直以来都有一套独特的规制体系来维持它的稳定。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是什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法律没有产生的必要，更多的代之以非规范化的社会力量，如礼治秩序。而在这种礼治秩序下产生了支配乡土社会运行的力量，如同意权利和和长老统治。而维持皇权的横暴权力由于乡土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于是在山高皇帝远的距离下，把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的公事让给了同意权利去做。但在我看来，同意权利看似有着向民主发展的潜力，但并没有广泛的人民参与，也没有行
之有效的活动规范，并且话语权往往只掌握在少数德高望重的长老手中，而不是广大村民手中，更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教化权力，在变化很少，文化稳定的社会里，遵循传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良方，而这也赋予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礼俗教化统御社会大小事务的权力。另一方面，血缘和地缘关系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想要成为一个村子里的人，有两个条件，一是要在村子里有土地，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关系。这就使得村子与外界之间的联系变得很困难，外界难以融入村子，而村子也不会轻易容忍外来者的打扰。而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起来的，因此乡土社会也就没有了商业发展的土壤。总之，乡土社会中的“不变”的特性在运行中成为一个循环体，一方面“不变”要求采取诸如长老统治、血缘巩固等社会礼秩，而这些社会礼秩又导致乡土社会深陷“不变”的境地而不能自拔。我们难以判别这对于一心求稳的乡土社会到底是好是坏。
《乡土中国》并不是什么鸿篇巨制，仅仅是数万言的一本小册子，但却将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系统而完整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几千年来，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否真的如费老所言在不变中求生存，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我相信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新时期如何处理农村问题，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中国大议题还是有着很大的参考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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