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思想学术

第一篇：曾国藩思想学术

曾国藩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饮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历史学家钟书河 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

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

二、尽孝悌，除骄逸。

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

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

六、家事忌奢华，尚俭。

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

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九、不可厌倦

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进步。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

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

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第二篇：曾国藩的经世思想作者（范文）

曾国藩的经世思想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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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9-4-20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干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

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

二、尽孝悌，除骄逸。

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

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

六、家事忌奢华，尚俭。

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

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

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昧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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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

什么叫洋务思想?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哪些方面?长期以来学术界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包括兴办军工科技一个方面，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包括外交与军工科技两个方面的内容。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并由此引出对曾国藩与洋务运动历史评价的差异。笔者认为，为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避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之嫌，不妨追根溯源，看一看曾国藩本人是怎样讲的，然后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此展开讨论。

曾国藩谈论洋务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则莫过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宾友的一段谈话。《手书日记》载：“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具体对策。前者可谓怀德弃怨，化敌为友，后者可谓自我振作，师夷长技。实际上包含着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内政方面又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科技两个要点。就其内在联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换来的，实际上不仅指外交事务而言，也不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外国侵略问题的全部政策与策略。曾国藩所谈的上述各点，亦不仅是曾国藩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可见，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仅限于军工科技一个方面是不恰当的，由此得出的对曾国藩及洋务派、洋务运动的认识也难以全面、准确。

曾国藩的实践活动与他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他曾为兴办军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次年又试制轮船，并于同治二年制成木壳小火轮一艘。为了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轮船，复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拟于两湖一带择址设立新厂。同治四年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采办的机器亦并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国藩又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其所造新轮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国藩赴沪巡察时，江南制造局已造出各式轮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将近完工。为了培养轮船的驾驶与管理人员，他曾委派专人负责新轮的操练工作。为了解决养轮乏资的问题，他曾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为了培养军事，尤其海军需要的人才，曾国藩还于同治九年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

曾国藩在兴办军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并不太多，他的业绩既不能与李鸿章相比，也不能与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贯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有收复新疆之功，故其历史形象远比曾国藩为好。然而，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即就洋务运动而言，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还是他。其洋务运动首倡者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来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资本主义紧随洋务运动之后而兴起，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务运动功不可没，曾国藩功不可没。不过，曾国藩所行之事不只一件，洋务运动亦不只一面，要得出科学的结论，准确的评价，还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对外交涉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坚持一个“诚”字。无论外国侵略者多么奸诈狡猾、蛮横无礼，都采取诚恳的态度，以友相待；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步步进逼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除非万难相从者，一概答允。他虽然积极练兵、筹建海军，但却实行备而不战、决不抵抗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战争讹诈，决不敢以自卫战争给予回击。在外侵略者面前，完全丧失了当年打长毛时那种“敢战第一”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洪秀全，也不如左宗棠。

对于如何处理外国侵略的问题，曾国藩言论不少，而行动则只有办理天津教案一事，尚不足以完整地体现其洋务思想的全貌。而深得恩师心传的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则可以作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注脚，实际上亦为洋务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政治上的腐败和对外不抵抗主义，不仅断送了北洋舰队，且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它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从而看清了洋务派的所谓“求富求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随之而起的割地狂潮，更使中国人民深切体验到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滋味，以至百年之后人们对这段历史仍是刻骨铭心!

曾国藩与洋务派把他们的这套做法称为“隐图自强”，意即对洋人的侵略隐忍退让，示人以弱，使其难于发觉，而暗地里则奋发图强，待其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赶上洋人，再与之一决雌雄，争回主权。后来有人根据曾纪泽在国外发表的言论，把它概括为“先睡后醒论”。这可算是对洋务运动的最好解释。然这套做法，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这里且不说清朝统治者腐败如故，看不出一点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迹象，即如西方列强的眼睛紧紧盯着中国，也不容许这“东亚病夫”日益强壮、手握利器，使一块供其享用的肥肉变成打击自己的铁锤。所以，尽管李鸿章开放旅顺港供洋人参观，表示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仅满足于你有我也有，并不打算与外国打仗，而西方列强仍不放心，不买帐，一定要怂恿日本出面一试。结果，立使洋务派多年的经营化为乌有，现出清王朝纸老虎的原形。

这里有两个想不通和不允许。一是洋人想不通与不允许。既然你根本就不打算同外国打仗，花那么多钱搞海军干什么?不允许他们摆架子、装样子。一是中国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许。中国屡受外侮，民族危机日深，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何必要供养你?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误国害民。于是，有志之士起而抗争，遂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披荆斩棘，另寻新径，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

总之，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谬成份。曾国藩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相应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坚决否定的。对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亦应当如此。对其合理成份应当肯定，因为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对其历史功绩应当肯定，因为它的作用无可替代，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然从总体上，对其主要方面，必须进行批判。因为它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历史的借鉴，惨痛的教训，不时敲起警钟，庶不致重蹈复辙。曾几何时，蒋介石亦步亦趋地学习曾国藩，颂扬之格过于晚清。结果却一败如水，不得不逃至台湾一隅之地，靠着美国人战略防线的庇护聊度残生。这个历史的事实人们是不应忘记的。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岂此之谓欤?

二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呢?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

提到传统文化，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保守、封闭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全面、准确。笼统言之，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故有人将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思想、制度乃至文艺节目等等，皆冠以“传统”二字。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笔者这里所讲的传统文化并非如此，而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专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数千年所创造的文化，实质上是指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这个思想文化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强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曾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过伟大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败以至终结，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弱点，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再也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的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创立于周代，西汉中取得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曾在历史上几经兴衰，出现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而不断强化与完善自己，而且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之长以救自身之短。理学就是在吸收佛教禅宗的一些思想与做法，经过不断发展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试想，假如儒学真的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不能及时吸收新的营养和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它岂能屡衰屡兴，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其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使到了近代，虽已老态龙钟，步入垂暮之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亦仍能提出自己的对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船坚炮利之类，以与之对抗。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思想并付诸实践，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段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并非今天的经济学。它在孔学属于政事之科，潜心治学的学者亦往往把它视为做官术。今天看来它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却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曾国藩曾把它归纳为十四大项，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一个以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综合学科。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列强入侵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阶级、集团及政治派别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首要内容。曾国藩既以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居，就不能不严肃考虑、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对策，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不过，曾国藩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魏源略有不同，国内矛盾尖锐、突出起来，故“师夷之长技”首先用以“制民”，而将“制夷”之事推之于遥远的将来。只要洋人不打算推翻清政府，就决不同洋人开仗，妥协再妥协，忍让再忍让，直到军事技术装备与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洋人，再报昔日一箭之仇。这说明，这时的清朝统治者比鸦片战争时更腐败、更虚弱、更加内外交困，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策，也不能全面实施，只能半行之。而后偷天换日，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国内，对准不甘忍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老百姓。曾国藩就是体现这种振兴与转变的一代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同时，也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所以，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旺发达。因而，曾国藩虽为知名理学家，而治学却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汇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故能领悟儒学真谛，成这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这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俗儒、陋儒显然不同。这些人抱定一技之长，坐井观天，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不能算作真儒。他们不能全面继承传统文化，也没有资格代表传统文化。同有理学家之名，曾国藩应时变通成为洋务派首领，而倭仁却成为顽固派的代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曾国藩靠湘军起家，更以水师取胜。他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终于建成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炮船船队，夺取水上控制权，使湘军在同太平军争夺沿江重镇的各个战役中，处于战略上的优越地位。然而，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驶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即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之时，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舰队的问题。其后兴办军工科技、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等，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

不过，曾国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这个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比体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缺乏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点的科学技术而已。所以，曾国藩引进西方文化，大致以此为限。凡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外来事物，曾国藩多持消极态度，甚至心怀反感，坚决反对。例如，整顿两淮盐政，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仅只因为这些东西来自外洋而已。再如，曾国藩对修造铁路亦持反对态度，不仅反对修建普通铁路，也反对修建一切带有铁路之名的技术设施。同治八、九年间，其尚在直隶总督任内，为清除永定河积沙以消水患，曾有人禀请购买和使用挖河机器。而要将挖出的淤泥及时运走，则需修造轻便铁路。曾国藩不同意这一请求。其理由除诸多财政、技术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外，尚有更为重要的一条涉及国家重大政策的问题：“近年中国力拒外洋来开铁路之议，岂可反自中国作俑！此层决不可行。”[1]曾国藩在这些方面，与顽固派极为相似，而同上海滩上培养出来的一批洋务派官僚，例如李鸿章、丁日昌、冯浚光(皆曾任曾国藩幕僚)等有明显不同，故有人会将曾国藩的某些言论当成顽固派的思想加以批判。而有些学者在称颂曾国藩的业绩时，竟将“他主张修建铁路”[2]摆在首位，则似乎出于一种想当然，实际上也并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开放性与保守性，有的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性所致，有的则出于曾国藩的个人原因。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曾国藩还是其他洋务派人物，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国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而对近代中国来说，这正是不该缺少而恰恰缺少的东西，也是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而洋务派恰恰是避开了这一要害问题，选择了一条舍本逐末、避重就轻的道路，这就不能不归于失败。犹如一个衰朽年迈之人，即使握有同样的武器，也无法战胜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何况其武器与招数皆学自对方，且处处依赖于人、处处受制于人!至于“隐图自强”云云，则无论主观上如何想，自不免属于自欺欺人了。

三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所以，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也就不能不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尤其其末期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完整保存，全盘继承；一是主张彻底否定，全盘西化，一是主张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年以前，全盘西化的呼声曾一度很急，而近几年则似乎不大听得到了。这几年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似乎集中在继承问题上，两种意见都主张继承传统文化，要不要进行批判?究竟是奉若神明，全盘继承，还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成为问题的焦点。与此相联系，在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问题上，主张彻底否定的观点亦见不到了，而主张完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观点则较为流行。有人认为，曾国藩的过错只是不该“忠于满人”，现在清朝已成过去，“乃倡五族共和”，对曾国藩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了。曾国藩是主张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力保封建道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面肯定曾国藩，也就是全盘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有些人只是出于其他考虑，并没有想这么多，而实际效果则亦没有多大不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应该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呢?从曾国藩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必要性。曾国藩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至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而其一生的成败得失、悲喜荣辱，亦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息息相关。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某些成功，在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令人感叹。同样也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拨，最后酿成个人的历史悲剧，在伤痛、悔恨和一片咒骂声中死去。他个人认为，剿捻失败即应辞职退隐，不应回任江督，更不应再赴直隶总督之任。也有人认为，攻下天京后他应挥戈北上，取清自为。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且不说他作为清朝大臣与湘军统帅，一身进退不可能完全自主，即使真的要在攻下天京后谋反称帝，也不过重演一遍三藩之乱，其最后结局和历史评价都不会比吴三桂更好些。其原因无他，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是完全根据封建制度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是完全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所要维护的不仅仅是“满洲政权”，而更是整个封建制度。他若起而反满，也只能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不可能改变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分毫，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旨的革命排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实际上，对于曾国藩个人来说，自从军从政以来，在政治策略上并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他所经历的道路，正是其最好的人生选择，虽然备尝艰辛，但却最为稳妥，步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说，曾国藩作为湖南一群士绅的领袖与代表，当他建立湘军、淮军一展宏图时，面对着西方列强、满清政府、太平天国三种异己力量，无论从政治利害还是政治策略考虑，他联合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都是正确的。否则，处处树敌，何以生存和发展?及至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不仅作为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呈现互争雄长的局面，除非清政府对他们采取斩尽杀绝的方针，湘、淮将帅是不可能联合反满的。其中，真能为曾氏夺取皇位而战者为数不会太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对比，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他的忠臣孝子。至于赴津办案最后竟落得一个“举国欲杀”的下场，并非政治策略上的偶一失误，而是他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此事最能体现曾国藩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本质。因他毕竟不是林则徐，也不是叶铭琛。他既怕洋人，又要效忠于清朝卖国政府，在洋人、清政府与天津绅民的三面夹击之下，除了逐官杀民、媚外求和之外，还会作出什么其他选择?

然而，种种事实表明，曾国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与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一样，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虽然尚未形成，更无以取代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其思想萌芽却已破土而出，并向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发起猛烈冲击，展开武器的批判。而洪秀全就是这一新的萌芽的代表。他虽然失败了，但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和发展方向。他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主张和人人平等、个个饱暖的口号已经变为现实，他所描述的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总有一天要实现。与此相反，曾国藩所拼命维护的清王朝和封建制度，却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古人所谓“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似正指此而言。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那样推服曾国藩，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却给予洪秀全以很高的历史评价，是很有道理的。须知，当洪秀全第一个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时，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第一个挑战者的出现又是何等的不易!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曾国藩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做事做人都尽到了最大的主观努力，其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亦无逊于古人，但却得不到古人那样的历史评价。究其原因，则由于曾国藩生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而他所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只服务于旧制度、旧时代，不可能自动地整体转向，再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所以，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无法脱身而出，只能充当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卫道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是它的旨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其他种种都是围绕在其周围，为其所用的。而一个人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过程，又首先从这一点开始，修、齐、治、平，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在近代史上，最不适应于时代，最称糟粕者则又无过于此。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祥林嫂》等，将其攻击旧文化的火力集中于这一点上，是很切中要害的。正是在这种封建道德的制约下，曾国藩捕人不要证据，杀人不依法律，屠戮战俘不以为有违人道，敛财抽厘不以为病国害民。尤其到了晚年，虽已深信清朝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却仍要忍受着精神上极大痛苦，为一个腐朽的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而在其办理天津教案之时，则不仅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拼却了个人一生的“清名”!当然，这里包含着曾国藩个人对清政府的感激之情，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这个政权是封建制度的代表，土地剥削制度与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所以，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诚，并不仅仅出于对满洲人的忠诚，而主要还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忠诚。所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云云，恐怕不仅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更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喷薄而出。有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要维护的首先就不是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其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会产生反作用的，而这种反作用又要通过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人来实现的。曾国藩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正是体现这种反作用的典型例子。他们由思想而组织，由组织而军队，由军队而政权。一群笃敬践履的卫遭之士，居然为清王朝争得东南半壁江山，将这摇摇欲坠的大厦重新支撑起来，颇有点“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味道。这样典型的事例，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一种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不会自动解体的，更不会自动地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而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就必须对它来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改造，将其糟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将其精华吸收到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只有这样方能使它在新的时代发挥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永葆青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它进行批判，打破其思想体系，否则，就不可能将那层层围裹、盘根错节的糟粕剔除出去，也不可能将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华提取出来。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样一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不可能造就出一批完全新型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中国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进步。古人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打破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就建立不起来。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犹如传统文化的化身，既是其精华所聚，也是其糟粕所聚。故无论对曾国藩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只能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只能接受其中的精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继承下来。由于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人们对精华与糟粕的识辨，亦并非一蹴而就，一举可成，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所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今天，在讲到继承的时候，还不应放下批判的武器，不加分析地颂扬曾国藩，笼统地弘扬传统文化，都是不尽妥当的。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批牍》），第4卷，第65页。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

[2] 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1989年第7期。（资料来源：《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

第四篇：试论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及实践

试论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及实践

专业班级：历史师范0501

学生姓名：史俊卫 指导教师： 马

红

霞

职

称：教

授

摘 要: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人物，被后人称为“中兴勋臣冠”者，也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虽然他并没有象李鸿章、左宗棠等直接创办过近代学校,也没有像张之洞的《劝学篇》那样系统的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但他在镇压太平军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由此萌生了富国富民、自强御侮的近代洋务思想。在创办近代洋务企业的过程中，曾国藩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将近代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其近代的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西方新式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呼吁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积极支持新式学校的创办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对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近代教育 思想 实践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人物，被后人称为“中兴勋臣冠”者，也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虽然他并没有象李鸿章、左宗棠等直接创办过近代学校,也没有像张之洞的《劝学篇》那样系统的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但他在镇压太平军的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由此萌生了富国富民、自强御侮的近代洋务思想。在创办近代洋务企业的同时,曾国藩认识到洋务人才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将近代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其近代的教育思想,并为此身体力行,进行了一些实践。

学界研究曾国藩的思想体系,往往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学术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领域倍加重视,所出成果也主要集中于此。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领域,对其教育思想进行宏观把握者较少,众多的研究是着力于家庭教育方面,对其近代教育思想的探讨尤少,纵有论述,论者也多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原则与方法等角度提及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但未有更深入的论证。从曾国藩的生平来看,其后半生的理学经世实践对时人的影响最深,这种经世实践的思想与其开创近代洋务事业的活动密不可分。因此,探讨曾国藩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涉及到他的近代教育思想。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产生,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康乾盛世过后,开始走下坡路的封建末世,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在外强交逼,祸在眉睫之际,统治者身处危机而不自知,依然混混噩噩,虚骄自大。清政府充斥着“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的蒙昧昏庸者。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王朝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被打破,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一去而不复返,尽管有少数开明的知识分子,对清政府鸦片战争的败局知耻后勇,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但鸦片战争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先知先觉者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主张,几乎对统治者未产生丝毫的影响。

到19世纪六十年代,再次经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蹂躏后,清政府才真正开始了求强御侮的行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廷朝野上下几乎“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音”。位居中枢的奕、文祥等人率先行动,要求改弦更张,寻求自强之道,“探原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又谓“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 “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身处这样的时代与社会氛围,不能不为“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深受触动。特别是在他镇压太平军的后期,亲眼见到了西洋武器的先进与军事的强大后,自然而然地萌发了“师夷”、“制夷”的思想,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此后,曾国藩还多次指出:发展洋务,“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其自强御侮的目的,十分的明确而又强烈。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也与他治学的理念暗合。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开始在思想界崛起，而修习程朱理学的唐鉴、倭仁等人,均不同程度地注意到经世致用,在鸦片战争以后形成一股声势不大,但却影响深远的理学经世思潮。曾国藩则是理学经世思潮的集大成者和躬身实践者。曾国藩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对其他学派却并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博采众长,调和汉宋。正如他所说的:“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4],且“国藩常谓性命之学,五子为宗;经济之学,诸史咸备,而渊源全在六经” [5]。在出任直隶总督后,明确宣告士子“为学之术有四”,将儒学划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门,并明确地划分了四门学问的界限:“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6]并把“经济之学”看作“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实际上,在他向理学家唐鉴问学之时,唐鉴明确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据、辞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注重“经世”的态度,使得他终于突破了前人的条框,超越了他的师友,在学术理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成为其后近代教育思想萌发的先声。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的深化,更与他的经世实践息息相关。曾国藩在30岁之前,曾国藩走的是一条传统士人飞黄腾达的必经之路:读书、中进士、进翰林院。30岁以后,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太平军兴,曾国藩愤然而起,投笔从戎,在家乡办理团练。随后编练湘军,以儒生统帅三军,担负起抗击太平军的任务,并最终打败了太平军。在组建湘军与太平军抗衡之初,他就注意到行军打仗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军饷的筹集、军队的编练、战术选择等等。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期,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新式军事装备的威力,从而刺激了他对“外洋船炮”的追求。1862年,他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但并不满足手工制造船炮,又于1863年派遣容闳赴美购买制造机器所需的机器,准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他与李鸿章、毛鸿宾、杨岳斌等人商议,在经费上给予容闳尽可能的支持,终于1867年创办了位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成为近代工矿企业的摇篮,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正是在曾国藩的洋务实践活动中,其培养近代科技人才、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近代教育思想形成,也正是在他洋务实践的探索中,其近代教育思想也不断走向深入。

二、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颇具体系,约略算来,当有如下三点:(一)人才观。制夷之本,在培养练兵、制器等洋务人才。

曾国藩认为,国门洞开之后,中国“窃维洋务之棘手,由于人才之匮乏” [7]。他一直把振衰起危、扭转时局的根本途径放在人才的搜求与培养上。尤其是在他兴办近代军工企业、从事洋务实践之后,时常为清王朝封建末世人才匮乏的现状忧虑不已,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8]他把西方列强军力强盛的原因归结为军事技术的精良,“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9]曾国藩看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背后,是西方国家教育的发达与人才的兴盛,是西方新式的教育制度。“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 [10],因此“借法自强”的关键在于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加强对能够制造西式枪炮船舰的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

曾国藩强调,“借法自强”的目的是能尽快掌握西方国家机器制造技术,尽快摆脱对洋务企业中外国工程师的依赖,培养懂得机器制造与工作原理与操作的近代科技人才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为此他命容闳赴美采购机器,1865年容闳将机器运送回国后,于1867年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房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以培养科技人才。曾国藩对此“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由此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新式职业学校,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机械技术人才。容闳后来也欣慰地回忆到:“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11] 此外,曾国藩认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首先要能读懂描述夷“技”的书籍,故而对译书倾力倡导,所谓“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 [12]在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翻译馆极为关注,并对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的译书成效十分满意:“今上海局中所翻诸书,颇能窥洋学之奥密。若勤求不已,将来创立新法,别出绝技,亦属意中之事。”[13](二)留学教育,首次提出派留学生出洋留学

留学教育,是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体系中又一重要内容。洋务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洋务事业亟需大量科技人才和工程技术人员有直接关系。曾国藩早在1861年便已认识到举办洋务事业与近代科技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他延揽了一大批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有识之士,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人,为洋务企业服务。同时,为弥补制造近代枪炮、轮船、机器等近代军事工业人才的不足,曾国藩还对召募外国工匠寄予希望。1862年(同治二年),他派容闳为委员,负责采购开办铁厂所需之机器,并“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为他所用。为使洋务事业能够真正成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强盛之道,必须在引进外国科技人才的同时,加强对本国洋务人才的培养。

曾国藩认为,欲使中国免除外患,必须讲求实际之学,而讲求实际的方法,“其大要不外三端,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14]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成果作为近代教育三大内容之一,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就学习“外国之技”的方法与途径而言,曾国藩认为首先应该翻译西书,“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15]其次,曾国藩认为,派遣留学生直接到欧美各国学校进行专门学习,才能尽快掌握西方列强强盛之“技”,从而能“尽彼之长”,而达到“制夷”的目的,故“臣又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16]只有做到“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请进来”与“走出去”同时进行,才能够“尽彼之长”,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1868年容闳提出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的教育计划,他十分重视。尽管这一计划并未被清廷立即批准,但在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赶赴天津处理交涉之际,容闳亲自向曾国藩面商。终于促使曾国藩、李鸿章等四位大臣联袂上奏,请准选派聪颖子弟出洋留学。促使清政府下定决心在1872年派出了首批官费派遣的留美学生,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由此而兴,并于甲午战后掀起出洋留学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初达到了高峰。尽管曾国藩已于幼童赴美前病逝,但无论是容闳还是曾国藩,均会以此事而名垂千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在教育目的上,主张“为我所用”;在教育内容上,倾向于实用主义,“讲求实际”;至于教育功能,则强调“经世致用”,以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三)海防教育,“师夷智以造船制炮”。

海防教育思想,是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点。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后期,看到了西方列强武器装备的先进,1861年,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的奏折中,认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他主张“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倡导“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17]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创设安庆军械所,揭开了洋务自强运动的序幕。洋务新政是在“自强”的口号下展开的,“自强”意味着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基础上逐步仿造并最终能够摆脱对外国的依赖,逐步实现自主,从而始终“权操自我”。

曾国藩在提出“师夷制以造炮制船”口号的同时,主张“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 [18],以求达到不受制于外人的目的。曾国藩始终坚持“兵权仍操自中国,不致授人以柄”, 标榜其独立、自主的精神。曾国藩的海防教育思想,为洋务派官员所继承,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对加强清政府的海防建设有过多次明确的论说。1862年3月,李鸿章在率淮军出战后不久,就“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感到“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李鸿章开始认识到,中国欲自立必须向西方学习，指出:“惟各国洋人,不但麇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持,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1868年,左宗棠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对购买轮船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对于海防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海防乃目前当务之急,又为日后久远之图,赞赏总理衙门陈请六条“洵为救时要策” [19]。沈葆桢则将船政和海防作为自强、御侮之道。1867年,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后,为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呕心沥血,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还将海防教育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指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因而福州船政局所开设的船政学堂创办极为成功,清末规模较大的五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黄埔广东水师学堂、烟台海军学校、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中,“共有毕业生二千多名,其中闽籍约占七、八成之多。”[20]故中国海军军官中闽籍居多。福建船政学堂还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留学生中出现了不少高级将领、高级技术人员和著名学者,如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在近代海军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可见沈葆桢海防教育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三、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评价与地位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他的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既继承了百年来湖湘思想中的经世传统,又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新的时代特点。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师夷制夷”思想还只是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的话,那么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则不但有所创新,而且在洋务活动中加以实践,得到了检验。曾国藩将创办企业、培养人才的近代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机器工业,制造出一批近代化的新式枪炮轮船,设立译书局并附设洋务学堂,选派了首批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科技人才„„这些近代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成为洋务运动的先声,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启发激励着后世循其开创的道路不断深入,形成了长达三十年的“同光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也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大门。清末曾有名士评价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曾国藩)之政术、学术也。”

曾国藩的思想虽然并未在顽固的封建保守壁垒中引起共鸣,也未对出国留学章程的制订产生实际影响,但是曾国藩提出的关于近代教育的思想,已经触及到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核心问题;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学校废除读经、学生废除学习经史大义,但他的“到洋以后但重专习洋文,不复兼攻汉业”的思想,至少在留学生这一领域中已隐含了这层含意,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教育废除读经的一个起点。

总之,曾国藩由制器以谋自强出发,认识到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之重要,进而谋教育之改革。虽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传统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教育方针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和措施,但是他通过翻译西书,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积极支持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并对如何处理学习传统教学内容与近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所有这些,对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起了重大作用。参考文献: [1][2][3] 宝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4][5][6][7][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9][10][12][13][14][15][1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11]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7][18]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9]李鸿章.李鸿章年谱[M].台湾:商务出版社,1997.[20]张侠.清末海军史料[M].青岛:海洋出版社,1982.

第五篇：曾国藩座右铭

关于曾国藩座右铭（通用30句）

1、艰苦则筋骨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

2、凡权要人声势赫然时，我不可犯其锋，亦不可与之狎，敬而远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3、我一颗心坦坦荡荡，毫不恐惧。

4、傍晚，与子序登楼聊天，说到老年人的读书用功，不能有骄气和暮气。

5、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曾国藩书信》。

6、其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曾国藩书信》。

7、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曾国藩家书》

8、意尽则止，辞足则止。——《曾国藩家书》

9、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磨折，必有浮议摇撼。坚忍力争而后有济。——《曾国藩家书》。

10、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曾国藩自箴联》。

11、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曾国藩

12、闻人之善而疑，闻人之恶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恶而无善。故不知世间复有作善之人也，若夫造作全傅会以诬善良，鬼神必殛之。

13、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曾国藩

14、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 ——曾国藩

15、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

16、尖酸语最易传布，正经话却无人称说，即此可知世道恶薄。

17、千顷太湖，鸥与陶朱同泛宅；二分明月，鹤随何逊共移家。

18、苍天不忍没斯楼，全仗那国手神工，再造千秋名胜；黄鹤依然来此地，愿借得仙人玉笛，长吹一片承平。

19、世间事有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曾国藩

20、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傍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人能不为利害所汩，则事物至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曾国藩

21、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则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己者，皆自弃也。孝其所以当孝，弟其所当弟，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

22、事莫待来时忍，欲莫待动时防。即来思隐，即动思防，如火炽水溢，障之甚难。 ——曾国藩

23、遇诡诈人变幻百端，不可测度，吾一以至诚待之，彼术自穷。 —— 曾国藩

24、择友乃人生每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

25、曾国藩的“善用人”还体现在有效的奖惩机制上，他针对不同的人不同需求，采取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的措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使得皆大欢喜，军心一统。幕府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备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机，兴办军工，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幕僚们的支持与帮助，于此同时曾国藩也成就了许多人的一生。

26、凡家道所以可久者，恃长远之家规，恃大众之维持。

27、才下手便想到究竟处。——曾国藩

28、学习和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29、凡行公务，须深谋远虑。

30、只要人肯发愤，都可做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