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同顺：南开政治学九十年

第一篇：程同顺：南开政治学九十年

程同顺：南开政治学九十年

学人介绍

程同顺，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编者按：南开大学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镇。政治学人微信平台是公益的学术分享平台，旨在传播优秀学术作品，优秀学人观点以及优秀学术团队文化。本期政治学人选取南开大学程同顺老师的这篇文章作为对南开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引介，共享读者。

历尽艰辛得大道——南开政治学学科的历程

南开大学政治学的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南开大学建校开始到1949年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被撤销，这一时期南开大学政治学名家辈出、实力雄厚；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1984年，南开大学同全国其他很多高校一样，处在政治学发展的一个中断期；第三阶段从1984年重建政治学系到1998年法政学院实体化，可以看作是南开政治学的重建时期，这一阶段主要成就是建设教师班底，形成研究特色，为下一阶段政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阶段从1998年学院实体化开始到2009年，是南开大学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南开政治学完成了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烽火乱世创佳业(1919-1949：昔日辉煌期)南开大学1919年成立，很早就开设了政治学的课程，1923年设立政治学系，是国内较早发展政治学科的高等院校之一。南开大学创建初期是院系变更、调整频繁的时期，最初设文、理、商三科，在这三科中又按照当时美国大学分科、选科的方法，将开设的全部课程分为四组，每组之下又分为不同的学门，政治学就是文科中哲学及社会科学组之下的一个学门。以后又把这些专修的学门称为系，从文字资料来看，南开大学在1923年便设立了政治学系。1930年南开大学根据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的规定，把文、理、商三科改为学院。非常有趣的是，文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政治学类的系居然达四个之多：政治史系、国际事务系、政治哲学系、应用政治系，恐怕是南开大学历史上政治学科建系最多的一个时期。不过这个时期非常短，政治学科的院系设置很快便又恢复为政治学系。1937年南开大学遭侵华日军轰炸，被迫南迁，转辗长沙，最终在昆明与清华、北大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三校的政治学系也合并在一起，隶属西南联大法商学院。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后，政治学系与经济学系、商业管理学系、银行会计学系并组改称政治经济学院。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被撤销。

由于现代政治学是在1880年才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诞生的，当时中国高校政治学的主要师资大多来源于欧美，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大体与欧美同步。南开大学也不例外，当时的政治系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学术实力雄厚，气氛活跃，聘请的教师大多是来自欧美的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其中不少还是名噪一时的知名学者。如早期有余文灿、孙启濂、徐谟、沈仲端、肖公权等人任教于此，后来又有张忠绂、罗隆基、梅汝璈、张纯明、林同济、王赣愚、张金鉴、陈序经、杨敬年等人先后在政治学系任教，可谓名家云集。限于资料和篇幅，我们在此仅简要介绍徐谟和王赣愚两人。

徐谟（1893-1956)，字叔谟，江苏吴县人，中国现代法学家、政治学家，中国现代史上很有影响的外交活动家。191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22-1926年间，在南开大学政治系任法学、政治学教授，其在1925-1926年担任南开大学文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心理、政治、经济和人类学等系）主任。

徐谟于1922年7月来到南开大学，1923年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先后开设政治学概要、比较政体、政党概论、比较宪法、国际公法、中国外交史等课程，影响很大。徐谟开设的这些课程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美最新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内容、体系和方法都较先进，处于学科前沿，是高质量和高水准的课程，在当时的南开大学很有影响。除讲课外，徐谟还经常就宪法、法律、国际形势和爱国主义等问题发表演讲，也很有影响。由于徐谟教学有方，讲课生动，所以深得学生拥戴，也受到了校长张伯苓的信赖。张伯苓与他交情很深，两人结为“知交”。直到后来徐谟在外交部任职多年以后，张伯苓还有意争取他重返南开，希望他“春风相识复归来”。徐谟1926 年离开南开大学，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从1946年起，他在荷兰海牙长期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职务，成为担任国际法院大法官的首位中国人。1949年他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1956年6月28日在荷兰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任上去世。

王赣愚(1906—1997)，福建福州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29年被选派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35年任教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在政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中国政治改进》、《中国地方政府》、《新政治观》、《民治新论》、《民主独裁和战争》等专著，与张奚若、钱端升一起被人们并称为“西南联大政治系三杰”。抗战胜利后，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王赣愚被聘为政治学系主任，不过由于他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系、远东系执教而不能到职，系主任一职由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和经济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兼为代理。王赣愚1949年归国后再度回到南开执教，不过由于当时政治学系已被撤销，他被任命为财经学院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从此长期在南开大学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9年之前的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不仅有很多知名学者和教授，而且培养的学生中也有很多成为名家名人，比较著名的有曹禺、查良鉴等。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是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1910年出生于天津，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1928年考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升入大学后，曹禺为了继续从事他在中学起就热爱的戏剧事业，于1930年追随张彭春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曹禺1933年创作了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他又分别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艳阳天》、《胆剑篇》、《王昭君》等重要剧作，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查良鉴（1904—1994），字方季，是著名教育家查良钊的四弟，武侠泰斗金庸（本名查良镛）的堂兄。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1922年考入南开大学学习政治学，1926年从南开毕业后到东吴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后来又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法学，获法学博士及法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司法界官员，累升至重庆实验地方法院院长、上海地方法院院长，先后兼任安徽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上海法政学院、东吴大学教授及系主任。

说来有趣的是，大文豪金庸正是在查良鉴的帮助下才能够进入东吴大学读书的。金庸在抗日战争后期考入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但在外交系念了一年就被校方“勒令退学”。好在他的堂兄查良鉴当时担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并兼职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查良鉴的帮助下，金庸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就读。

1949年大陆解放后查良鉴去了台湾，最初担任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后来又担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从1976年起，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兼“总统府国策顾问”，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从1971年起，担任私立东海大学董事长达20年。除在台湾各大学执教外，曾创设中国文化大学、东海大学的法律系，培养法律人才无数，成为台湾法学界的权威。

总之，1949年之前南开大学政治学的发展，也正是现代政治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国家正处在时局动荡和战乱的时期，但是中国政治学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当时欧美最新的政治学说大都被介绍到了中国，政治学的课程体系和内容结构基本上同欧美一致，学科的发展可以说基本同欧美保持同步。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南开大学在中国较早地发展了政治学科，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培养了不少人才，基本达到了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设定的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的目标，为中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当时在南开政治学系任教的知名学者，像徐谟、肖公权和王赣愚等人，至今仍然在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改天换地竟留憾(1949-1984：中断期)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大陆长期战乱和动荡的局面，中国的各项事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上，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政治学，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乃至作为图书馆的一个编目都在中国消失了。甚至后来政治学还一度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政治学的系统研究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中断了三十年之久。在这个时期，政治学只有部分内容在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史等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开展研究工作，也只有部分高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能够幸运地保存了一部分师资力量和图书资料。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南开大学的政治学并不是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才取消的，而是早在1949年随着天津的解放就被撤销了。南开大学的政治学系被撤销后，师资力量大量流失，尽管政治学名家王赣愚和杨敬年仍然坚持留在南开，但是此后他们不得不把学术生涯全面转向经济学，这为以后南开政治学的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从此以后，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尽管在马列教研室、经济研究所、历史系、哲学系等单位还有教师，比如鲍觉民、刘泽华、王永祥等，在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比较政治制度、政治地理、中国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翻译和资料编纂工作，但南开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则处于一个中断期。

1949年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被撤销，以及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政治学，对于南开大学和中国政治学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当时南开和其他著名高校的政治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欧美政治学的发展差距并不很大，而此后中断的这几十年却正是欧美政治学日新月异大发展的时期。学术需要积累，学脉应该永续，南开政治学三十余年的中断所造成的损失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重新走向繁荣，政治学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恢复。1979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在这个背景下，1980年底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邓初民、钱端升任名誉会长，张友渔为会长，来自南开大学的老一辈知名政治学家王赣愚等人任顾问，南开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白手起家再创业(1984-1998：重建期)

在重建政治学的过程中，南开大学非常重视，及早筹备，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恢复政治学的高等院校之一。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滕维藻先生当时担任南开大学的校长，他郑重表示：“一定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把南开政治学重建起来，发展起来。”南开大学党委也同意和支持重建南开政治学的意见，指示校党委副书记牛星熙主抓这个工作。牛星熙找到老一辈政治学家杨敬年先生商量筹建政治学系的工作，杨敬年非常高兴地表示，自己愿意尽力帮忙，但没有精力负责政治学系的筹建工作。经过反复考虑人选，学校于1984年2月任命马列教学部的教师郑健民为政治学系主任，张凌志为政治学系党支部书记，具体负责政治学系的重建工作。在筹建政治学系的过程中，郑健民老师由于过度劳累，于当年5月竟然突发脑溢血去世，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此后的一段时间，牛星熙兼任政治学系主任，主要筹建工作仍然由支部书记张凌志负责，马列教学部的教师刘景泉和政治学系副主任李晨棻也协助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当时的筹建工作可谓异常辛苦，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就连最基础的课程设置问题都是如此。为了政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问题，张凌志多次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寻求帮助，尤其是到北京大学多次向赵宝煦先生当面请教。

1984年恢复政治学系的时候，根据当时的师资力量首先设立的是本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但是当时这个专业的本科生并不是从高中招生，而是从各个高等院校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骨干中选拔，也就是说，是从大学中招收大学生。因此，1984年入学的学生不是1984级，而是1983级，他们来到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学习三年后即可毕业。这种办学模式试行了两届，成为南开政治学系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另外，从1985年起政治学系也招收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生员主要是高校干部和教师，在职学习。经过几年的准备，直到1987年，政治学系才首次从高中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

1986年，车铭洲从哲学系调入政治学系，并被任命为政治学系主任。从此以后，车铭洲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十余年之久，成为南开大学政治学重建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他后来于1993年还兼任南开大学教务长，1994年又兼任实体化之前的法政学院院长。车铭洲的学术专长虽然不是政治学，但是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于国际学术界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清晰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对于重建之后南开政治学的发展战略有成熟的思考。在车铭洲的领导下，南开政治学在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了两大基础问题，一是选拔培养教师队伍，二是规划学术研究方向，这为南开大学政治学在下一阶段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车铭洲1986年接手系主任的时候，刚刚组建的政治学系教师很少，年长的有刘廷亚、李晨棻、朱英瑞、王世铮、杨文蓉等人，年轻的只有葛荃、谭融、刘向东等几个人。面对师资力量严重短缺的困难，车铭洲并不急于从其他高校招兵买马，而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着眼于依靠南开大学相关学科的力量，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建设教师队伍。车铭洲主张，尽管南开政治学的发展急需师资力量，但是选拔教师的标准不能降低，应该看重其素质和潜力，要保证政治学系教师的水平符合南开大学的声誉。车先生在回忆起当年政治学系重建阶段的时候，认为至今最让他感到自豪的一点就是，“没有随便地从外校招兵买马，不乱凑班子”。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从1986年起，杨龙、沈亚平、朱光磊、张光、李连江、王正毅等人从哲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后陆续来到政治学系任教；蔡拓、王骚等人也先后从马列教学部等校内单位调入政治学系。1992年，吴志成从政治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1994年，南开大学政治学专业首届本科生程同顺和苏福兵在取得硕士学位后也留系任教。

针对政治学系的青年教师只有硕士学历的现状，车铭洲认识到中国高等院校的未来发展一定会对教师提出博士学位的资格要求，提出攻读博士学位不仅是教师个人发展的需要，更是政治学系发展的需要，因此要求和鼓励青年教师克服困难，尽快攻读博士，取得学位。当时的政治学系由于教师较少，每个教师的教学任务都很繁重，而且每个人都面临着评职称的巨大压力，攻读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在时间和精力上都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在车铭洲“博士化”战略的指导下，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的这些青年教师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考取了不同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完成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

车铭洲在政治学系教师队伍建设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对青年教师的要求很高、很严，职称评定非常严格。在那个时期，由于车铭洲的要求，政治学系职称评定的标准始终比学校的标准高，如申请副教授资格的教师，除满足学校的条件外，必须要有已经出版的独立完成的专著。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下海”潮，为了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很多学校和院系纷纷办起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车铭洲不为所动，告诫政治学系的教师们不要浮躁，他说：“办高自考班，不是南开这样的大学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政治学系青年教师的工资待遇低、住房条件差，生活非常艰辛，但是他们都非常热爱高校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对车老师的要求没有怨言，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纷纷脱颖而出。像朱光磊、蔡拓、杨龙、葛荃、王正毅、沈亚平、谭融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后来的集中爆发，正是得益于车铭洲在这一时期的严格要求。

车铭洲在建立南开政治学师资班底的同时，也根据青年教师的学术兴趣为他们规划学术方向，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他所规划或鼓励的研究领域不仅新颖有意义，而且具有领先作用，可持续性较强。如朱光磊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对中国政府过程研究、杨龙对当代经济学家的政治理论的研究、蔡拓的全球问题研究、沈亚平的行政学研究、王正毅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吴志成的欧盟问题研究等，都受到了车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他先是要求张光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张光赴美国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又安排王正毅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他最早安排李连江研究中国农村政治，后来李连江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又鼓励程同顺继续进行，并且要求尽早开出中国农村政治的课程来；早在1994年，他还安排苏福兵准备开设计量政治学的课程，这在今天仍然具有超前性。

数年之后，朱光磊的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和当代中国阶层分化、葛荃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杨龙的新政治经济学、蔡拓的全球问题、王正毅的政治地理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沈亚平的行政学、谭融的美国政治制度、吴志成的欧盟政治、程同顺的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等，或者在全国具有开创和领先的地位，或者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特色，这些都证明了车铭洲先生当年为南开政治学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和发展战略是正确和成功的。

总之，在1984-1998年南开政治学的重建阶段中，在车铭洲先生的主导下，培养了南开政治学教师队伍的主要班底，形成了南开政治学的研究特色，为逐步确立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年一剑成大器(1998-2009：快速发展期)

1998年，由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法学系、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法学研究所等几个系所组成的法政学院正式实体化。2003年，南开大学酝酿由法学系、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组建法学院，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也为组建新的学院做准备。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分别一分为三，由政治学系产生的三个系分别是：政治学系，继续由朱光磊任系主任；行政管理系，由王骚任系主任；国际关系系，由张睿壮任系主任。2004年，由原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产生的六个系组建成立了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由朱光磊任院长、孙跃任党委书记。2006年，朱光磊转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副院长杨龙开始主持院务。2007年，学校聘请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出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任命杨龙为常务副院长主持院务。这一时期虽然经历了两次院系结构的大调整，但却是南开政治学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在大规模地引进人才、扩大教师队伍的同时，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这一阶段，学术带头人朱光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7年7月车铭洲教授退休，朱光磊接任政治学系主任，1999年又担任法政学院的院长。此时朱光磊已经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政治学家，理所当然地成了南开大学政治学科的领军者。朱光磊没有满足于南开政治学在全国的异军突起，他充分认识到南开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师资规模问题，二是学科建设问题，尤其是学科建设必须要有重大突破，否则一定会严重影响南开大学政治学今后的发展。

要解决师资规模问题，就必须想办法引进人才。朱光磊把“招兵买马”作为主任、院长的首要工作，通过种种渠道“散布”消息，诚恳邀请“海归”、外校和校内的高水平学者到南开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学科执教，南开政治学以及相关学科迎来了一个教师队伍大扩充的时期。199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张睿壮来到南开，教授现代政治学方法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同年，日本一桥大学的殷燕军也受聘来校；2000年，金东日从韩国高丽大学归国，来到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从事组织理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2004年，张光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归母校，研究公共财政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庞中英则从清华大学调入国际关系系，进行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研究；2004年，又从兰州大学引进民族问题专家高永久，在南开开辟出了民族政治学领域；2005年，孙晓春从吉林大学调入南开，主攻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大体与此同时，柏桦、常健、徐行也先后从校内的法学院、哲学系和历史学院转而加盟政府学院，分别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人权问题和周恩来研究等领域重要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此外，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朱光磊还礼聘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为校内特聘教授，并指导博士研究生。

除了聘请这些学有所长的专家之外，南开大学政治学各系连续多年不断招聘青年教师，这些青年教师大多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或是从国(境)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这一阶段也有一些教师离开南开大学到其他高校发展，如蔡拓调到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正毅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葛荃调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政学院、庞中英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但是总体来说，南开政治学的教师队伍是“进大于出”，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从1998年的15人增加到2009年的41人。

截至2009年2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政治学学科三系共有教授16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4人)，副教授11人，讲师14人。南开大学政治学教师队伍学历结构较高，具有博士学位的有37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90.24%；平均年龄较低，大多年富力强，正值教学和科研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工作敬业认真，进取心强，积极向上，很多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很多荣誉。如学术带头人朱光磊于2003年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他主讲的课程“中国政府与政治”也于2004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由他领衔的“中国政府与政策”教学团队于2008年入选全国高校优秀教学团队。另外，朱光磊、高永久、吴志成、程同顺、朱旭峰等5人还先后入选教育部“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以上是这一阶段南开大学政治学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情况，那么，在这一时期南开大学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南开大学政治学重建以来，学科建设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1984年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7年南开大学设立政治学本科专业，1994年设立国际政治本科专业，1988年获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授权点，1992年获得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后来又获得了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但是到1998年法政学院实体化的时候，政治学各专业却连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都没有。这一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南开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进行学科建设、争取博士学位授权点就成了这一时期的当务之急。

2000年，在新一轮博士点申报工作启动前夕，在认真总结分析上次申报不成功的原因之后，朱光磊非常自信地看到，这次南开大学政治学申报博士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他没有盲目乐观，而是反复召集骨干教师开会，让教师们充分发言讨论，分析南开大学政治学的优势和不足，探讨如何在申报中突出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应该如何组织南开政治学现有的力量、选择哪个专业进行申报等等。在统一了思想之后，下一步就是组织力量做好申报材料的论证。朱光磊对于申报材料丝毫也不敢大意，他亲自动手推敲和修改文字，力求做到既要充分反映自己的实力，又不能言过其实。三个系的教师也都非常积极，密切配合，团结合作，很多青年教师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经过精心准备、充分论证，南开大学的政治学科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了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这个历史性的突破，是南开政治学实力的体现，也是南开政治人团结努力的结果。

从此以后，南开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就走上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2006年，南开大学一举成功，获得了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同年，南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权点，政治学获准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真可谓三喜临门。2005和2008年两轮政治学一级学科评估，南开都名列全国第五。

2007年，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工作开始了，对于南开政治学来说，更大的挑战来临了。朱光磊、杨龙与政治学的骨干教师充分讨论和交换意见后，决定以政治学理论专业申报国家重点学科。这次申报政治学理论专业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比较多，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朱光磊和杨龙多次召集骨干教师开会，讨论分析形势。尤其是关于政治学理论专业下设的研究方向，既要考虑应把现有的师资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又要考虑不能突破专业下设方向的数量限制，既要保证各个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都要有较强的实力，还要保证他们的学术专长确实属于同一个领域，可谓异常艰难。多次讨论，多次调整，迟迟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直到上报的最后时刻，朱光磊又主持会议对方向设置再次进行了调整和规范。工夫不负有心人，这年夏天，南开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申报国家重点学科一举成功!几经艰辛，南开大学政治学科终于迎来了一个收获期。在这个阶段十余年的时间内，南开大学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完成了升华和质变，先是2000年首次获得政治学理论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然后是2006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的同时，也获得了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最后，在2007年政治学理论专业入选全国重点学科。南开大学政治学重建二十多年来，不仅取得了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而且也完成了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标。从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到入选全国重点学科仅仅用了七年的时间，这在全校、全国都是用时最短的，真可谓跨越式发展！

2009年，南开大学迎来了九十华诞，重建后的南开大学政治学也走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展望未来，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学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南开政治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大有作为，会继续为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原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本期编辑：王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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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从此开眼看世界南开外语学科九十年

从此开眼看世界——南开外语学科九十年

纪念南开大学建校90周年

肖福堂

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和张伯苓很早就考虑如何解决学生求学深造的问题。早在1915年“徇中学毕业生之请求”，南开中学内曾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目的是为有志留学或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提供深造条件。1916年成立了专门部，集中管理英语专门科的各项工作。后成为知名人士的黄钰生、查良钊等都从该英语专门科肄业，后考入清华学校并赴美留学。同时又设立了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在专门部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学。1916年8月22日，专门部主任张彭春邀集专门部师生举行茶话会，谈了南开大学的构想蓝图。但是由于当时学校经费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以致英语专门科和高等师范班均因“经费竭蹶，维持维艰，遂次第停办”（《南开学校一览》，1927年）。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赴美考察回津，认真汲取了办英文专门科和高等师范班失败的教训，又借鉴了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着手筹备建立大学的各项工作。1919年，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爆发了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五四”运动。就在这一年的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0月17日，召开了南开大学成立大会。随着南开大学的诞生，外语学科作为南开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开始了其90年的风雨历程。

第一部分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从“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思想出发，设文、理、商三科，1921年增设矿科。在文、理、商三科中，按照美国大学分科、选科办法，将全部开设的课程分为四个专修组，即文言学组，包括国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五学门；数理组，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四学门；哲学及社会科学组，包括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六学门；商学组，包括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三学门。各科学生前两年不分系，每一科学生所学课程基本一样，第三年开始选择专修组，在以上四个专修组中任选一组。到毕业时，视在某个专修组中所选课程至少满五十绩点（文科每星期授课一小时，自习二小时，满一学期者，为一绩点），该门课程则为专修学门。以后又把专修的学门称为“学系”或简称为“系”。当时的所谓“学系”或“系”，并不是行政实体，只是课程的学门，每年也不很固定。根据南开大学注册组1949年5月编印的“国立南开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录”中前三届毕业生统计，1923年第一届毕业生共21人，其中英文学系2人，教育学系3人，政治学系6人，历史学系1人，化学系1人，商学8人；1924年第二届毕业生共20人，其中英文学系3人，教育学系3人，政治学系4人，商学9人，算学系1人；1925年第三届毕业生共62人，其中英文学系6人，教育学系2人，政治学系5人，历史学系1人，化学系4人，商学30人，算学系1人，物理学系1人，矿科12人。

根据校史记载，最早来南开大学的教师是凌冰。凌冰曾在南开中学肄业三年半，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9年获教育学博士，6月回国，在广州完婚后便偕夫人赶来天津，任大学部主任兼大学教务主任。凌冰新婚的妻子是司徒如坤女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南开大学英文学系第一位英文教师。开始时，司徒如坤还兼任南开中学英文主任，并兼任大学德文课。最早的英文教师还有美籍教师刘易斯（Lewis）女士。司徒如坤和刘易斯都于1919年9月25日参加了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当时南开大学只有不足10名教师）。同日，刘易斯女士在演说中有几句话说道：“今日南开大学，是男子的大学，是男子研究高等知识的地方，可以说是南开中学办有15年的好成绩。但是大学中没有女生，这是跛行教育，这还是半身不遂的教育，甚盼望南开要办女子中学，以备入大学，使女子在本国有研究高等知识的机会。”由于刘易斯和司徒如坤的倡导，以及后来马千里的“南开中学应当添招女生的建议”（《校风》第132期，1919年12月5日），学校领导都同意招收女生。1920年，南开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三人，而正式毕业的只有英文学系刘菊淡一人。刘菊淡是南开大学第一位女毕业生。

南开大学建校初期，文科主任由大学部主任凌冰博士兼任。1922年夏，司徒月兰由张彭春介绍来南开大学任英文教授。司徒月兰与姐姐司徒如坤同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司徒月兰担任过一年级英文、二年级英文、三年级高级英文及四年级欧美文学等各类课程，一般每周上课12学时。同时，她还被英文演说会南开之星（Nankai Star）聘为导师，被南大唱歌会聘为导师兼钢琴师等。《南开周刊》曾刊登文章说，南大在华北八校英语演说辩论会“履执牛耳”，“此因出于指导者之功”；南大唱歌会为全校举行音乐会，“实启本校课外团体公开演艺之先河”，“本会还为本校课外组织男女合作之始”。从1925年秋开始，司徒月兰连续三年被聘为下一学年英文教授兼代理英文系主任。以南开大学学生中英文爱好者为骨干组成的英文学会、英文演说会、文学研究会等，是南开大学最早的有目的、有组织的学生团体。英文学系学生邹良骥1924年5月在《南大周刊》（学生生活号）第5期发表的《南开大学学生的团体生活》中提到：“南大学生合起来，人数不到三百，会总有三十个，而且大体都很有精神，很有活气„„往往弄得人和房子都分配不开”。1922年5月，华北六大学（北大、高师、清华、协和、燕京及南大）在北大礼堂举行联合英语辩论会。结果南开与北大获得第一名，清华学校列第三名。南开开创伊始，加入各联合英语演说比赛，此为第一次，一经加入即获得优胜锦席。从1926年起，张彭春担任英文学系的现代戏剧课程。

英文学系除培养专业英语学生外，还担任全校学生的英、法、德、日等语种的课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西洋文学博士学位的段茂澜，曾兼任德文、法文教授，陈省身、吴大任等都曾听过他的德语课。冯文潜于20年代末来南开，兼开德语课。1919年至1930年开设法、德、日语的教师先后有十几人。

第二部分

1930年春，南开大学文、理、商三科分别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文学院开始时没有专门设立英文系，只设有文学哲学系，文学是指英国文学。这一年，陈逵先生应聘来校教英文。陈逵字弼猷，湖南攸县人，1920年8月赴美勤工俭学，在大学期间即开始用英文作诗或译诗。1926年在内不拉斯加大学毕业典礼上获“桂冠诗人”称号，令人瞠目。1927至1928年间，他的英诗创作更达到高潮，作品多次刊登在美国几家著名杂志上。美国贝宁顿大学文学系主任菲比·赵女士（Dr.Phebe Zhao）曾说他（陈逵）“在美国诗坛的名流中也不逊色”，“他以卓越的才华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我国著名学者冯至先先提到过：“先生曾创作英语诗文，发表于美国《日晷》、《民族》等著名刊物。英语诗辞句精炼，扬华夏之心声。文则笔墨生动，传祖国之文化，深受彼邦文坛重视。不意几度沧桑之后，如今中美学人互访，美方颇不乏人念及先生当年英语诗文，仍赞叹不已。”1931年发生了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件。陈先生说起国事，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南大周刊》1931年9月29日第113期在《教授中之关心国难者》一文中提到：“教授中关心国难者有蔡维藩、傅恩龄、陈弼猷三先生。先生等每于提书授课时，泪盈盈而欲泣，声气为之咽嚥，恰似一幕‘最后一课’，令人心为之感，可助同学，时时铭刻国难于心，较之不关痛痒者，真不啻霄壤也。”

陈逵教授讲课很受欢迎，有感人的文学力量。他很健谈，喜欢学生课后到他家聊天。文学院一年级学生曹鸿昭、高殿森、董绍康三人常去陈先生家中听他谈话，他们都非常喜欢英国文学。在与陈先生谈话中，三人常感叹南开没有英文系。一次谈话时，有人提议，何不求学校添设英文系呢？陈先生也大加鼓励。于是几个喜好英国文学的学生，尤其是曹鸿昭、高殿森、董绍康三人，觉得要设英文系，非要张伯苓校长同意不可。最接近张校长的是秘书长黄钰生先生，他同时教文学院心理学课程，跟曹鸿昭几个人都很熟识。他们三人去看黄先生，说明来意，黄先生答应尽力促成其事，让他们写一篇请愿书，并签名，请愿书要简短中肯，太长了怕校长没时间看，让他们写好后交给他，等校长哪会儿高兴容易接受时，就向校长提这事。他们三人照办，把写好的请愿书送给黄先生，黄先生看后说可以并留下，让他们静候佳音。过了一段时间，黄先生告诉他们，张校长已答应他们的请求，决定从下学期(1931年秋)起，添设英文系。英文系成立后，由陈逵教授任系主任。

1932年8月，柳无忌博士来到南开园。柳无忌是杰出爱国诗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柳亚子先生的后嗣，可谓出身名门，家学渊源。而他卓有成就，饮誉中外，则是靠自己的勤奋与敬业。那时他26岁，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南开当时已有好几位得到耶鲁博士学位的教授，如与他同时毕业的杨石先、张纯明，较前的何廉与方显庭，都在南开教学行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柳无忌博士愿意加入这个阵营，作为一支生力军，为南开开拓一片新的园地。1932年秋，陈逵教授离校，柳无忌继任英文系主任。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着力改进系务，增聘学有专长的教师，丰富课程和教学内容，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力求把英文系办出特色，呈现异彩。

另外爱尔兰文学专家罗文柏教授也来英文系任教，讲欧洲文艺复兴。张彭春作为哲教系兼英文系教授，开设西洋戏剧。张彭春是张伯苓校长的弟弟，人称“九先生”。他指导南开新剧团，奠定了中国北方话剧艺术发展的基础。他对戏剧不光是爱好，而且造诣很深。他对京剧也很有研究，在班上讲课，常把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对照比较。同学们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书本上的一出戏，讲得活现在眼前，因此他的课很叫座，常有人来旁听。他的导演，手法也很高。”给人印象深刻的有1934年春季学期学生排演英文剧《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最初由九先生导演，由于他要陪梅兰芳大师赴苏联演出，改由赵诏熊教授担任导演。还有一次对外公演《财狂》，由张彭春教授指导，曹禺校友主演，英文系部分学生参加，市内观众纷至沓来，礼堂挤得满满的。演出轰动了天津，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予以赞扬。郑振铎、巴金、靳以都从北平来看戏。

1933年，黄佐临先生到英文系任课，讲授长篇小说和萧伯纳两门课。黄佐临早年留学英国，学习经济，当时在天津新华书院任院长，同时在南开大学英文系任课。一次，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访华路过天津，黄佐临先生带领学生去天津车站欢迎。黄先生告诉萧伯纳说南开大学设有“萧伯纳”课程，萧笑着表示他听了很高兴。1935年黄佐临再次去英国留学，继入剑桥大学、伦敦戏剧学馆。1937年国国后，他长期从事戏剧、电影编导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编导。司徒月兰1929年离开南开赴美研修后于1934年又返回南开。柳无忌的清华同学，小说家罗皑岚讲授英美小说。系主任柳无忌认为，英文系学生应当有宽广的知识面，不但要训练英国语言文学，而且对于西洋文学应有普遍的知识。于是英文系于1936年聘请了曾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的法国文学专家梁宗岱教授。他对于德国文学也颇有修养，英文相当流畅，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20世纪20至40年代初期，梁宗岱声名显赫。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梁宗岱建构了象征主义诗论的“纯诗”说、“象征”说和“契合”说，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成熟的代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翻译，他向国内介绍了西方象征主义诗人及其诗论，同时还将中国诗人和东方诗学精神介绍传播到国外。梁宗岱在南开英文系开设《西洋文学名著选读》、《西洋诗歌》等。梁宗岱后来翻译的《浮士德》即是他在南开讲授的名著。梁宗岱还参与主编天津《大公报·诗特刊》。南开的“人生与文学社”也由于梁宗岱的到来而增色不少。他与著名诗人卞之琳、戴望舒和冯至共同创办《新诗》，促进了中国新诗运动中的现代派诗人群体产生。

英文系还聘请文学界一些名流，如朱自清、朱湘、孙大雨、罗念生、朱光潜、曹禺等来系里进行学术讲座，丰富学生的理论与知识。柳无忌教授利用他主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的机会，选登师生作品，鼓励师生创作。他还与罗皑岚教授等发起组织文学团体“人生与文学社”，出丛书，编刊物。丛书出了两种，即罗皑岚教授的长篇小说《苦果》和《朱湘书信集》。所办刊物《人生与文学》于1935年4月创刊，填补了当时华北一度无大型文艺期刊的空白，曾在津门乃至北方文坛引起颇大反响。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教授对柳无忌教授等办社、编刊活动，极为赞赏和支持。京沪等地一些诗人、作家也极为关注，有的还寄来文稿，如曹葆华、赵景深、辛笛、吴奔星的诗作和徐盈的小说等。英文系师生更是有二十多人在上面发表文作。

作为系主任和学术带头人，柳无忌先生本人在繁重的教学工作（每周12节课）之外，勤奋笔耕，除去编写教材，还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与文章，其中包括诗歌《希望》、《病中》、《下棋》、《生死两镜》；散文《苹果里》、《我所认识的了沅》；论文《语文与文学》、《为新诗辩护》、《诗人济慈》、《读帅黎（雪菜）诗》；短评《艺术与事实》、《文化的买卖》、《文人相轻》；文坛动态《巴比赛与战争小说》、《活跃的美国诗坛》；书评《朱自清的〈欧洲杂记〉》、《当代苏俄戏剧》、《番石榴集》；译作《法兰西》、《乔赛及其作品》等。

当年的英文系，师生关系良好，和衷合作。在柳无忌先生的倡导与推动下，英文系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在文学院内英文系独树一帜，为人才荟萃之处。柳无忌曾自豪地说：“南开文学院以英文系阵容最完整。”所谓“完整”，主要是指教师素质高，大都是留洋回来的饱学之士，并各有专长，相互搭配，可以满足语言、文学各方面课程教学的整体需要。

第三部分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日军侵华的卢沟桥事变。紧接着日军进攻天津，开炮炸毁了南开校园，学校被迫南迁。南开大学的英文系与北大、清华相关的系组成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的外国语言文学系。原南开英文系的教师只有少数到了长沙和昆明。到了昆明的有柳无忌教授和青年教师曹鸿昭、李田意，另外有日语教师傅恩龄等。其余教师都分散到了各地。

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师队伍阵容强大，学派渊源不同，治学传统相异，学术观点纷呈，风度、气质别具特点，讲授方法各有千秋。他们在竞争中不断进取，开出了一些新课，旧有的课程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国内最新学术成就。当时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后来不少人都成了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柳无忌、曹鸿昭合译的《英国文学史》在这一时期由中华书局出版，被列为“部订”大学用书。这种旺盛的治学风气与机制，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1946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天津举行复校典礼，学校由抗战前的私立改为国立，原来的英文系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外文系）。司徒月兰教授任外文系代理系主任。

复校后，外语学科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重要大事来抓。一方面，把抗战前一度离校的教师召回学校，如司徒月兰、刘恩荣等。另外在联大及京、津、川等地选聘。选聘的教师，有不少人当时或以后成了享誉中外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如卞之琳，在北大英文系读书时曾师从徐志摩，他写的诗受到徐的赞赏。卞之琳与何其芳、李广田曾合出一本名为《汉园集》的诗集，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人们把他们合称为汉园三诗人。1940年，卞之琳到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在这期间，创作了不少小说、诗歌，并翻译了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1947年，他来南开外文系执教。他一边教书，一边发表译著《紫罗兰姑娘》、《浪子回家集》、《家门》等，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别于2月、6月、9月出版，为“西窗小书”之

一、之

二、之三。4月译诗《小说家》刊于《东方与西方》，6月译诗《西面之歌》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版。卞之琳与梁宗岱曾经翻译了同一首长篇散文诗——里尔克的《军旗手的爱与死》。卞之琳一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创作了许多优秀诗歌、散文、小说。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赠送给卞之琳大诗人的纪念版镌刻着这样的评语：“诗歌篇篇独具创意，落笔生花，有平实语言精炼出新的感性，提供近代新诗助长的养分。承前启后，功不可没„„”罗大冈，卞之琳的朋友，曾由卞之琳引荐去请教时任北大法语系主任的梁宗岱。1939年罗大冈通过了《白居易诗歌灵感的两个方面》的博士论文，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罗大冈携眷回到阔别14年的祖国，被聘为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妻子齐香被聘为副教授。在教学之余，他满怀激情，根据自己对法国文学现象所见所闻，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的文学副刊，以及由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1951年以后，他转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西语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并任全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罗大冈先生重点从事法国20世纪文学研究，著有《论罗曼·罗兰》和论文数十篇，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法国文学部分的主编，撰写了其中半数条目。他曾用法语写作屈原、李白、杜甫、陶潜、李贺、白居易、李清照七位中国古代诗人的评传，合为论文集《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发表；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艾吕雅诗抄》、《阿拉贡诗文抄》和《拉法格文论集》译为中文出版，又将《唐人绝句百首》和《古镜记》译为法文出版。为了表彰其对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巴黎大学1983年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还有杨善荃、高殿森、张秉礼等等，外文系师资阵容强，教师著述丰硕。师生参加的“课外谈话”“写作学习”是其特色，活跃了学术风气。

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和解放斗争中，外文系师生不少是积极分子。凌力学、高庆琪、林爽军、孟繁琪、田增佩、刘祖才、张佐、辛毓庄等都是共产党员，外文系学生周福成介绍傅作义将军女儿傅冬菊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傅冬菊的丈夫。他们二人了解傅作义的活动及思想，并向地下党及时报告，为和平解放北京做出了贡献。

第四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外语学科走过艰辛的探索和发展路程。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从上半年起，由罗大冈教授担任外文系主任。1951年底，由著名作家、鲁迅研究专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李霁野教授担任系主任，除“文革”中断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作为翻译家，李霁野在70多年翻译生涯中，翻译活动主要涉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苏联革命文学、英国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散文、英诗）等。他的译文忠于原著，译笔流畅，风格独特。他翻译的《简·爱》是我国最早的完整译本。李译《简·爱》对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自传体叙事模式以及心理描写笔法的引介，从健全文体类型这一文学形式的角度促进了中国文学向现代变革，在30年代的中国转型期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永存的。1993年，他获天津市最高文艺奖“鲁迅文艺奖”。1995年，他与巴金、冰心等老一辈著名文学翻译家同获“彩虹翻译奖”荣誉奖。

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外语学科的英语教师队伍很快形成了较强的阵容。其中有系主任李霁野，有以前就在本系工作的司徒月兰、杨善荃、高殿森、颜毓恒教授，张秉礼、张镜谭副教授；1931年曾任英文系主任的陈逵教授；对英国文学有很深造诣的李宜燮教授；西南联大毕业，赴美留学归国的巫宁坤副教授、张万里副教授；以及1953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归国的查良铮副教授。查良铮笔名穆旦，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现代派诗人。35岁的穆旦，几经周折来到南开外文系任教。之后的5年里，不论是普希金、拜伦、雪莱，还是叶芝、艾略特的诗作，经过穆旦的精妙译笔，润泽了几代读者的心田。在来南开外文系一年中，就连续出版了《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选》等译著诗集，在中国形成一次普希金热。另外还有《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拜伦情诗选》、雪莱的《云雀》等。至1958年，出版了他来外文系后的17种译著、译诗集。但他的主业是在南开外文系执教英美文学，让南开学子融入诗歌创作生命。他经常拿着他过去的诗，请学生看，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教学相长。可惜的是，穆旦后来经历了1957年至1976年这20年间的政治运动。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拜伦的《唐璜》译稿及《唐璜注释》第三稿。著名学者王佐良说穆旦作为翻译家，“他和戴望舒同为20世纪中国最成功的翻译家”。著名诗人卞之琳称穆旦译的《唐璜》为中国诗译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作为诗人，穆旦将忧郁的沉吟化作苍劲雄浑的时代悲歌，形成他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突出的标志。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教授，院系调整后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但他从20世纪40年代直至1966年夏，一直在外文系兼任英语课。曾任文学院院长的冯文潜教授，从20年代末来南开，直到50年代，在南开外文系一直担任二外德语课，并一度为外语系教授。南开外文系英语专业包括上述教师组成的师资队伍，当时在全国高校英语学科中可跻身前列。

解放以后，根据当时“以俄为师”，需要培养大量俄语人才的情况，外文系于1950年增设了俄语专业，开始培养俄语学生。1955年夏天，高教部来函，南开大学外语系停办。两个专业未毕业的学生转往他校。特别是俄语专业教师，大都离开南开。英语教师也有不少人离开外文系。1956年，英语专业恢复招生。俄语专业直到1960年复办，才又开始招生。1960年和1961年，先后调来约15名俄语教师，不少人都是毕业于50年代初，具有10年左右教学经验的骨干，其中1人副教授，5人是苏联高校语文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及进修教师。教育部派来30年代初入党的老同志陈有信。他当年受组织委派去苏联留学，在苏联蒙受不白之冤被流放西伯利亚，50年代才回国。由他任外文系副系主任兼俄专教研究主任。很快，俄语专业所需要的俄语基础课和语言理论及文学的课程都能开齐。

第五部分

“文革”期间，南开外文系停止招生五年。因为学外语当时被诬为“崇洋媚外”，而懂外语的人又易被人视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外文系的教师成为受批判和挨整的重点对象。全系有36%的教师受到各种迫害和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副系主任陈有信也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1971年至1976年连续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1972年外文系设立日语专业并招生，开始时，日语教师只有4人，其中有2人刚毕业不久，由孙履恒老师任日语教研室主任。工农兵学员的培养目标，当时定为初等翻译人员和教师。

第六部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外语受到普遍重视。南开大学外语学科努力探索改革和发展的路子。通过调整培养目标，修改教学计划；拓宽专业口径，增加新的专业；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加强教材建设；完善教学管理；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等措施，南开外语学科办学的规模和教学水平得到较快的发展与提高。

1981年我国实行学位制度，南开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和俄语语言文学学科获得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英语教师李宜燮、高殿森，俄语教师宗育才、孔延庚、曹中德、叶乃方是所在学科最早的硕士生指导教师。1988年日语语言文学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孙莲贵教授为该学科首位硕士生指导教师。1990年，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批准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常耀信教授为该学科首位博士生指导教师。1992年11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申报天津市重点学科获得批准。1996年，刘士聪教授被批准成为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第二位博士生指导教师。

1997年10月23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院由原外文系、外贸外语系、旅游学系的旅游英语专业、公共外语教学部组成。学院成立后，院为实体，公共英语教学部保持相对独立并保留原有办事机构。博士生导师刘士聪教授为外国语学院的首任院长。外国语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南开大学外语学科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学院抓住机遇，实行专业重组和资源共享，集中精力搞好学科建设。2002年，学院增设了法语专业；2003年，又增设了德语专业。学院成立至今，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又先后增列了张迈曾、崔永禄、严启刚、王宏印、马秋武、苗菊、李兵、张文忠教授为博士生指导教师。2003年，外国语学院又被批准获得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9月，国家人事部批准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外国语学院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再次被确定为天津市重点学科。2007年6月，学院申请并获得全国首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含笔译和口译两个方向）授予权，同时成立南开大学翻译硕士学位教育管理中心。

外国语学院现设有英语系、日语系、西语系、公共英语教学部，另有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俄苏文学研究中心，翻译研究中心。学院还作为天津市“131”人才工程外语培训基地和学校的外语考试中心。该考试中心近年承办了全国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FECT）、博思职业英语考试（英国BULATS）、日本语能力考试、托福计算机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等国内外考试工作。学院现有教职工160人，其中教师130人（含教授27人，副教授60人），管理干部和教辅人员30人；聘有外籍教师18人，其中英语7人，日语4人，德语2人，法语2人，俄语2人，意大利语1人。学院共有各外语专业学生918人，其中本科生664人，硕士生127人，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学生105人，博士生22人。公共英语教学部承担全校（外语学院之外）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学校远程教育的英语教学工作。

外国语学院一直把培养人才作为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是主旋律，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广大教师教书育人，面向21世纪，拓宽专业，加强基础，注重能力，提高素质，努力探索外语学科发展和改革的路子。有14位教师获准校、天津市或全国“精品教材”、精品课程及“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19名教师获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创新”征文奖。王宏印、王健宜、李树芬三位教授分别被聘为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英语、日语、法语分委员会委员。王宏印教授还被聘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有两名年轻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学院与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有关高校实行合作办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各项素质不断提高，外语专业4级、8级的考试成绩一直保持优良，每年都有一批学生受到学校和天津市的表彰。近几年来，在天津市和全国性的一些高校翻译大赛、外语演讲比赛、外语辩论大赛、外交外事礼仪知识竞赛、戏曲表演赛等赛事活动中，外国语学院获得近20项一等奖、第一名、冠军等奖项，取得骄人的成绩。每年外语节，色彩纷呈。外文剧社、学院京剧团受到国内外一些高校师生的广泛好评，被学校评为“十佳社团”并被授予“特殊贡献奖”。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在就业和读高一级学位的竞争中颇具实力，受到用人单位和招收单位的普遍欢迎。

南开大学是全国首批参加大学英语（公共英语课）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高校之一，于2004年制定教改方案，并设立试点班开展工作。2008年4月，教育部专家组来校评估南开的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工作。通过认真的检查，专家组高度评价南开公共英语教学水平，对南开公共英语教学创新研究成果表示肯定，对把公共英语教学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念表示赞许。学校有关部门领导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改革进程，作好相应配套工作，努力提高公共英语教学质量和水平。

外国语学院在重视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努力抓紧科研工作。建院十年来，学院教师在承担科研项目、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都较前有了突破性的显著发展。近几年，外国语学院教师承担的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规划科研项目有30多项。俄语教授阎国栋先后承担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秋武、李艺、刘雨珍、苗菊、苏立昌等教授都承担了教育部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石云艳教授的专著《梁启超与日本》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俄语教授谷恒东，由于在俄苏文学、俄苏诗歌与普希金创作方面研究的突出工作，1999年被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授予普希金奖章及荣誉证书。法语教师张智庭教授，在介绍法国文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2006年11月，由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长为其授“骑士级大学教学棕榈勋章”。英语教授刘士聪翻译的《皇帝的孩子》，2008年获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近年来，南开外语学科先后有6人担任天津市及全国性学会或研究会的11项副会长的工作。

南开外语学科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着传统优势。正如《中国翻译》杂志对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科简介中所说，该学科“有很久的翻译传统，曾出过一大批很好的翻译家，如柳无忌、查良铮、卞之琳、李霁野、李宜燮、高殿森，以及金隄、庞秉钧等，还有俄语的臧传真、谷羽，日语的李树果等，他们为南开大学翻译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加以总结、继承和发展”。近年，南开英语博士点在翻译方向先后有4位博士生导师，20多名博士研究生，是一个关心学术发展、热心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学术群体。刘士聪、崔永禄、王宏印、苗菊等几位博士生导师，在中外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散文及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和译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同行赞叹的丰硕成果。另外，《中国译学辞典》编审委员会鉴于南开大学俄语教授王秉钦先生半个世纪来，在文化翻译学、篇章翻译学、对比语义学和翻译思想史等领域成就卓著，特推荐他以个人词条形式入选《中国译学辞典》“译学百论”卷。

常耀信教授在英美文学及英美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有《漫话英美文学》、《美国文学选读》（上、下册）、《美国文学简史》、《美国文学评论选》、《美国文学史》（上、下册）等，受到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常教授治学踏实严谨，宁静致远，厚积薄发。每撰一书，必苦心孤诣，力求为上乘之作。他的文章与著作，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2006年，常耀信教授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第3版），与本院索金梅教授的《英国文学简史》、王宏印教授的《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和王健宜教授的《高级日语精读》（上、下册，第2版）分别入选国家“十一五”教材规划。近30年来，常耀信教授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高水平成果，同时培养了大量人才。如今，虽已年近古稀，但常耀信教授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仍处处显示其学术“常青树”的风采与魅力。

近年来，外国语学院的张迈曾、马秋武、李兵、张文忠等博士生导师和有关的教授、副教授，在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语用学以及外语教学理论和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在语言学界、外语界颇有影响的成果。学院有多位教师在各级学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担任编委。

2007年9月，著名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林丽韫女士接受南开大学的聘书，就任外国语学院院长。学校任命博士生导师李兵教授为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学院工作。2007年12月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主持下，外国语学院制定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规划要点”。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坚持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和翻译研究“三足鼎立”的传统格局，坚持基础领域研究并形成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鼓励边缘领域和交叉领域的研究，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抢占学术制高点；不同时期的建设重点不同；开拓新的应用型领域。学院的发展目标为，第一阶段用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以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为主要目标。为实现此目的，现有的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3个硕士点中，至少要有2个首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法语和德语专业要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建设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工作。第二阶段是在实现第一步目标的基础上，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在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根据学校学科发展规划和部署，努力建设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争取达到国家重点学科的水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也都是较大的学术领域。学院的策略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充实基础领域教学的前提下，凝炼具有特色研究领域，培育具有特色的学术增长点，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我有特色。

外国语学院的学科建设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2008年以来，全院师生员工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院发展，下大气力营造良好环境，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用实际行动迎接和庆祝南开大学建校和南开外语学科创办90周年，并为实现外语学科未来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三篇：2013南开政治学考研复习策略分析

乐群南开考研网

2013南开政治学考研复习策略分析

南开政治学要求的书目肯定要买下了，至少先要把南开研招网7本书读一边，不管是不是南开老师的编的书，既然挂在了研招网上，自然有它的重要性。

先谈谈政治学原理的三本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基础编写的。《政治学原理》是很正统的一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科书，《政治学基础》是各个大学政治系比较通用的教科书，书写的很细致。但是重点推荐读《政治学概要》，首先整本书的结构很合理，分类十分明确。如果用心的读的话，可也体会出作者希望这本书先后连贯，首尾照应。内容同时也很翔实，每个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都十分明确。比较起前两本书，《概要》篇幅算是比较少了，但是却重点突出，每个概念都精确。多读几遍感觉作者力求用较短较精简的语言给读者建立一个巩固，结实的政治学理论框架。而进一步的填充框架的材料，则离不开学生自己的丰富的阅读。

远不要以为想过关就光看这三本书就够了。就像盖房子一样，有了一个基本的，坚实的结构，显然是不能住人的。想把房子盖好，盖漂亮，还要沉下来好好读基本专业著作。本人读书不多，不敢说那本好，那本不好，我把我读的一些书目列下来，我感觉下面的书对更为深刻的理解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程是有所裨益的。

书目推荐：

1．《政治科学》，［美］罗斯金等著，2．《现代政治分析》[美]罗伯特.达尔 1987年版

3．《当代中国政府过程》朱光磊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4．《政治学十五讲》作者：燕继荣 北京大学出版社

5.《南开大学中外政治思想史考研复习精编》

6.《南开大学政治学原理考研复习精编》

谈谈政治思想史的学习。刚开始自学思想史的时候，真的感觉是怎么看都很难懂，看几遍，但是能记住的却很可怜。但是要想学好思想史，却要不停的看，不间断的看。只有这样，每次读完一个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才能有收获，就算不多也不要紧，政治哲学史的学习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每次读后，能有一点点收获就行，不求多，一定要投入的读。心情不好，不平静时，不要去学习这门课程，否则效果很不好。虽然很多的政治思想史教科书上把某个人的思想分个四五点出来，但是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从逻辑上说都是清晰，连续的。切不可以为他们是孤立的，建议读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要先去搞清楚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四篇：工 程 合 同

工 程 合 同

发包人（简称甲方）：承包人（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二、工程承包范围

乙方对本工程施工总承包：

1、土石方；

2、基础；

3、主体；

4、装饰装修；

5、消防及钢构件安装；

6、附属厂区道路及配套设施；

7、电梯；

8、绿化；

9、管网。

三、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年月日（具体开工时间以发包方出据的开工通知为准）

竣工日期：年月日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天。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强执行验收标准。

五、合同价款

金额（大写）：约万元。

六、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本合同协议书

2、本合同专用条款

3、本合同通用条款

4、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5、图纸

6、工程量清单

7、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

8、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在约定时间内具备施工条件（水准点和座标点）移交。

2、甲方必须给乙方提供施工蓝图4套，具备三通一平施工条件（水、电、路和场地平整）。

3、甲方应在开工前给乙方提供施工范围内的地质管线资料并共同协调处理。并负责协调处理好施工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含文物保护和地方间民事协调）。

4、开工前甲方应组织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

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具备完整的技术、管理和有施工能力的班组。

2、乙方应严格服从甲方的指挥和安排。

3、严格按图纸，按规范施工。

4、按质、按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5、按甲方要求文明、安全施工。

6、确保合格材料、机械进入施工现场。

7、协助甲方处理各项相关事务。

8、严格控制各班无理闹事。

九、履约保证金交纳与退还

1、乙方向甲方按每平方元m2缴纳履约保证金，合计￥：元，大写。

2、履约保证金退还方式：在甲方向乙方拨付第一次工程款时退还乙方所交履约保证金的50%，第二次拨款时甲方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30%，第三次拨款时甲方退还乙方余下的所有履约保证金。（注：保证金退款时间从交纳之日算起不超过180天）

3、特别约定，从乙方向甲方交纳保证金之日起九十天内，因甲方原因不能开工，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退还所交纳全部保证金，和所带来一切资金损失。（违约责任，资金暂用费等其它费）。

十、合同价款与支付

1、工程计算方式：按本地区当时最新定额即相关配套文件计价调差（实行人工费、主材、辅材，按当地当时市场信息实际价格，经双方确认实行调差）

2、按甲方所提供的施工蓝图图纸会审，技术变更为结算依据，如在施工图纸之外的增加工程以签证为依据进入最终结算。

十一、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l、以开工第一幢为基准，乙方垫资到第二层浇砼完毕，两个工作日内甲方开始给乙方支付已完成工程的80%款项，以后

每月按完成工程量的80%支付款（含增加工程量的签证费用一并支付）。备注：具体付款时间以乙方每月25日前向甲方报量时间算起，甲方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拨付工程款给乙方。

2、该幢楼主体验收合格后，甲方应支付乙方该幢楼总工程 造价的90%，余下的款项竣工验收合格后两个月内除保修项目造价20%，下余款项一次性付清给乙方。

十二、违约责任

1、乙方进场后，如因甲方原因（手续、施工条件、外围因素）造成乙方不能正常施工，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

2、如甲方未按该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所造成的（停工、滞料、租赁、误工）等其它费用由甲方承担。

3、因乙方在施工过程组织不力所造成的质量、进度、影响工期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除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工期顺延。

4、如甲方按合同支付了乙方所属款项，因乙方自身原因所造成的工期延误及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5、因乙方在施工过程中造成的质量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负责。

6、工地内乙方作业人员由乙方自行负责保险。

十三、违约、索赔和争议

1、双方协调解决。

2、按总工程造价的3%计算。

3、其它违约按通用条款执行。

4、如有争议经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十四、质量保修

l、房面防水、卫生间、房间外墙面年。

2、装修工程年。

3、水、电、气安装年。

4、其它年。

5、保修费按各项的保修工程造价的比例分期退还给乙方。

十五、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签字生效，如在施工过程有不足之处，可签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和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拨付款方式指定账户：

公司开户银行：

姓名：

账号：

附：通用条款十一条，共20页，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发包方（甲方）：承包方（乙方）：

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甲方）：委托人（乙方）：

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

年月日

第五篇：工 程 合 同

工 程 合 同

甲方：

乙方：

一、承接内容：金坤世纪D地块地下室负一层部分腻子粉工程

二、单价：4元/㎡

三、面积：按双方共同测量为准

四、付款方式：全部完工后，按测量量为标准付80%工程款，余下尾款于2014年开年以后交工后付清。

五、甲方义务

1、按合同向乙方付工程款。

2、帮助协调施工现场的临时用水、用电事宜。

六、乙方义务

1、承包人负责对工程质量、进度、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处理相关事宜，确保工程施工的安全稳定。

2、承包人必须自行完成本合同工程，不得转包他人。

七、施工安全

承包人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宜隐患。凡在施工过程中造成事故的责任和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八、验收

工程竣工验收应从《施工方案》和《质量验收标准》为依据，如验收不合格，乙方应负责无偿返工。

甲方：乙方：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