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三史宣传演讲稿（合集5篇）

第一篇：新疆三史宣传演讲稿

新疆“三史”宣传教育提纲

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在国家政权统一强盛时期，还是国家处于分裂割据时期，历代中央政权都对全国各地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赋税权、驻军权。

（一）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行政管理

秦汉之际，新疆天山南北的居民在各个绿洲、草原和山间盆地形成大小不等的聚落，分别建立起各自为政的政治势力，史称“三十六国”。这里所说的“国”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的意思。从战国时代至秦汉之交，蒙古高原的游牧族群匈奴强大起来，向四周扩张，并经常侵扰汉朝的北部城乡。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拟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轮台、渠犁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领护。使者校尉是汉朝政府最早派驻西域的最高官员。公元前68年，汉朝政府派侍郎郑吉率兵在今吐鲁番盆地屯田。并命郑吉护鄯善（今罗布泊一带）以西南道，即统管天山以南各地。公元前60年，汉宣帝任命郑吉护车师以西北道，统管南北道（即天山南北）各地，称“都护”。郑吉设都护府于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汉朝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从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设官置守是国家政权在所辖领土内行使主权的主要标志。它说明，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已在西域通行，汉朝正式开始在西域行使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其级别相当于郡太守，都护的职责是统辖西域诸国，管理屯田，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

当时的西汉政府对西域地区采取了四种管辖措施：一是派遣官吏，西域都护是汉朝委派管理西域军政事务的最高官员。二是册封地方首领，颁发印绶：汉朝给西域各地方政权的首领和官吏颁发印绶，这是政权统一的象征。三是实行屯田：西域都护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此而开展屯田。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建设措施，也是一种国防军事建设。四是修建城堡烽燧，保护交通。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烽燧组织和城垒关卡已遍及西域各地。此后，除个别时期 的个别地区存在着割据政权外，基本上都在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下。即便是割据时期，居民也仍然以“中国人”自称。

1953年，在新和县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铜印，就是汉朝颁授西域首领的官印。这说明，汉朝对西域的管辖，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参与政权的管理，它不仅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而且造就了西域各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央政权的忠诚。东汉时期于公元74年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驻屯今奇台、鄯善鲁克沁一带。公元91年，东汉政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公元123年，班超的儿子班勇受命担任西域长史，继续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统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处于分裂状态，但对西域的管辖却一直没有中断。曹魏、西晋政权继续向西域派出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前凉和北凉先后在吐鲁番设置高昌郡。北魏统一北方后，驻军鄯善、焉耆等地。

隋朝时期曾先后在今若羌、且末、哈密三地设郡。公元640年，唐朝消灭了麴氏高昌，分别设西州和庭州。州下设县、乡等政府机构，同年又设安西都护府于西州（658年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647年，唐军夺取龟兹，设龟兹都督府，648年，唐朝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同时，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史称“安西四镇”。702年，唐朝又设立北庭都护府（709年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唐代在西域最高军政建制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管辖著名的“安西四镇”和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的共计20个都督府。北庭大都护府统辖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所管辖的天山以北、楚河以西至里海以北的广大地区，共计23个都督府。唐朝在西域东部汉族民众较集中的地区，实行州、县两级行政管理，有伊州、庭州、西州，州下辖县，县下有乡、里基层组织。在西突厥和其他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羁縻府州，即保留原来当地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按部落或地区大小，设置府、州、县，任命各民族大小首领担任都护或都督、刺史、县令等官职，肩负朝廷使命。唐朝大量吸收西域少数民族参与政权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

1251年，蒙古在别失八里（意为“五城”，今吉木萨尔）设立了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这是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这一管理制度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实施管理的新举措，是中央政权对西域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大变革。1406年，明朝设立了哈密卫，任用哈密当地的世族首领为各级官吏统辖当地军政事宜，维持中西商贸通道之安全，并对西域其他地区实施控制。

清朝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惠远城（今霍城县境内）。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的军政长官，统领全疆各地的驻防官兵，并兼理地方行政事务。清朝还根据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特点，本着“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制定了管理新疆的行政制度，即分别实行州县制、伯克制和札萨克制三种行政体制。州县制主要实施于新疆东部的巴里坤、乌鲁木齐及其以东地区；伯克制主要实施于天山南麓的维吾尔族聚居地；札萨克制是在哈密和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人中及在全疆的哈萨克族人、蒙古族人等中实行的。

1864年新疆农民大起义及其后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摧毁了清朝在新疆原有的军府制管理体系。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清政府于1877年令左宗棠筹划新疆善后事宜，左宗棠提出了必须在新疆设立行省的建议。其后，清军每复一城，即在该城设立善后局，善后局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各地民政事务的管辖权转移到了善后局的手中，剔除了过去伯克制下的种种弊端。从1876年收复新疆之役打响，至1884年新疆建省，左宗棠、刘锦棠先后在新疆地区设立善后总局2个，善后局10个，善后分局3个，从而为新疆建省奠定了基础。

新疆建省之议最早是龚自珍于1820年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的，以后经左宗棠、刘锦棠等人的大力提倡，最终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4年11月17日，清廷正式颁令新疆建省，刘锦棠为首任巡抚，魏光焘为首任布政使，首府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经过逐步设置，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全疆共设有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伊塔道4个道，下辖6个府、10个厅、3个州、23个县与分县，新疆省的行政区划日益完善。

清政府于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对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一次重大改革。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至1909年，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完全一致。

事实证明，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西域地区由此开始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历程。和西汉相比，东汉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受到国力和统治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出现了“三绝三通”的状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陷入分裂状态，对西域的治理主要还是

限于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各王朝或政权，而且统治的程度也不及西汉时期那么深入具体。隋唐时期，不仅重新将西域纳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及四镇等机构的设置使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在两汉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五代辽宋金时期，中原地区复又陷入分裂状态，西域虽然此时也先后出现了喀喇汗王朝、于阗李氏王朝、高昌回鹘王朝、西辽王朝等割据政权，但这些政权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没有中断，而是继续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为蒙元对西域的又一次统一和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王朝受国力的影响，对西域的治理相对较弱，但其后的清王朝却集历朝各代长期治理西域之大成，不仅在西域确立了以伊犁将军为首，众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为辅的管理体制，而且积极推行具有中原地区特点的郡县管理方式，并最终在1884年将新疆纳入到了行省管理体制之下，新疆由此完成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进程。

自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到清朝设省而治，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经过了都统治理（西汉到隋）、羁縻治理（唐到明）、军府治理（清统一新疆至1884年）、建省治理（1884年以后）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既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新疆治理逐步强化的发展轨迹。

（二）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的军事机构与驻军

在国家拥有的领土上设立军事机构并驻军，是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一直设立有军事机构，并派驻大量军队，行使管辖权和自卫权。

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多次出兵西域，打击匈奴势力。公元前110年—105年西汉开始在乌孙国驻军屯田，这是西汉首次在西域有了驻军。公元前102年李广利打败大宛后，西汉在渠犁（今轮台县境内）安置了几百名将士屯田，并把酒泉的烽燧延伸到罗布淖尔以西。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轮台的渠犁设立“使者校尉”，负责管理屯田事宜和接待来往使者，这是汉朝在西域设立最早的军事官职。西域都护府（公元前60年设立）兼有行政和军事职能，它的设立，说明汉朝政府正式在西域行使有效的军事管辖权。

唐朝时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等军事机构。所属军队每年换防，“烽戍逻卒，万里相继”。这些戍卒有战事则打仗，无战事则守戍边防。各羁縻都督府、州，都有自己的武装，其兵额不限，是唐朝军队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镇守封疆，维持本地区社会秩序。唐朝政府还把在内地实行的府兵制度推行到了西域地区，吐鲁番出土文书有“竞愿展效贼庭，用表诚心报国”等内容，说明唐朝除了从内地调兵遣将镇守外，西域本地的民众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元朝时期在西域的驻军有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这些军队驻守在和阗、别失八里、高昌、阿力麻里、曲先等地，政府还为各地驻军供应粮食及其他物资，以安定军心。同时在西域设立大量驿站，以便于军队和物资的调拨。驻守西域的军队还从事屯田事务，以此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

清朝的伊犁将军兼理军事，有满、蒙古等八旗军队长期驻守新疆。一般情况下，新疆常设驻防、换防之八旗、绿营兵3万余人，乌鲁木齐则是新疆绿营屯驻的重地。天山南麓的驻军大多是换防军，根据情况定期换防。清朝还在新疆许多地方设立了台站和卡伦（蒙古语，意为“边台”、“台站”）。台站设于全疆各地，而卡伦则设于地势险要之处。各卡伦又有常设、移设、添设三种，驻卡官兵经常巡查，验查不法之人。

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建立军事机构，派驻军队，并把当地少数民族纳入军队之中，有力地巩固了在西域地区的统治。

（三）新疆与内地统一的、有机的经济联系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曾出现许多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但这些帝国都先后解体了，其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帝国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有机的并且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历史上中国各地，包括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不仅一直保持了密切的政治联系，而且保持了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无论是边疆与中原之间，还是边疆与边疆之间；无论是农耕文化还是游牧文化，都不断地发生着交流与互融，从而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它像一条纽带，把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中国虽然多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但统一却始终是主流。新疆的地形地貌特征是：北、西、南三面为高山阻隔，只有东面通过河西走廊等地与内地拥有较为畅通的道路相联，加之内地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有着广阔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疆的经济与内地经济的不可分割性。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管理的加强，新疆在经济与文化上与内地都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使新疆的经济文化纳入到古代中国的整个经济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商代，新疆与内地就有一定的经济交流。河南安阳商代后期之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中，出土大量玉器，经鉴定，绝大部分都属于新疆玉料，它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玉石贸易。根据先秦史籍《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在位期间率众“西巡昆仑”，与当地部落首领西王母相见，双方互赠礼品，吟咏唱和。考古工作者在天山阿拉沟第28号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战国时期凤鸟纹刺绣，经鉴定这是一件来自中原的产品。在阿勒泰发掘的石人、石棺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铜镜，它是古代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其形制和大小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铜镜基本一致。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新疆与内地就有经济文化交流，并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汉朝统一西域后，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更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贸易的往来。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中国内地与西域商品流通范围扩大。汉朝政府发行的五铢钱在西域与内地一样起到了流通手段的作用。在新疆出土的汉五铢钱遍及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如20世纪70年代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一次出土45公斤汉五铢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铢钱在天山以南诸国仍在使用。除此而外，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龟兹地区（今库车）还出现了本地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它一面铸有龟兹文，另一面则铸有汉文“五铢”字样。这种钱币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与内地铸币有渊源关系，它的出现反映了龟兹本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密不可分的联系。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空前繁盛，唐朝货币大量流入西域。唐代钱币在新疆出土的数量和分布区域都远远超过了汉代。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在西域许多地方都有大量的出土发现，如1979年在罗布泊一次发掘就有970枚开元通宝钱出土。喀喇汗王朝时代著名的学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描述说“要是中国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在今和田、叶城、莎车、吐鲁番、木垒、奇台、昌吉、阿图什等地都出土过宋代钱币，反映了喀喇汗王朝与宋朝经贸往来的频繁程度。

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繁荣，为中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清朝中央政府发行的制钱先是在新疆北部及哈

密、吐鲁番等地成为市场上的通用货币。不久清政府在新疆各地陆续设局铸造铜钱，流通全疆，实现了新疆与全国货币的一体化。在新疆，汉族人民与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也日益增多。

新疆与内地密切的经济交流，不仅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新疆与内地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有极强的互利、互惠、互补性，因此相互依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保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新疆与内地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

在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既需要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也需要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造就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新疆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内地汉民族吸收了许多的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而新疆各民族也从中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新疆与内地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汉朝统一西域后，内地的典章制度传入西域。如龟兹王绛宾曾娶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为妻。公元前65年，绛宾携弟史赴长安入朝，他非常喜欢汉朝的衣着服饰和典章制度，从长安返回龟兹后，便仿效汉朝，修建宫室，在宫殿周围建巡行警戒道路，“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书·西域传》）。新疆曾出土许多汉代的汉文木简，如在尼雅遗址一处汉代遗址出土有一枚汉文木简，其中就有汉代官府对精绝王下达的汉文文书，这说明汉文在西域是当时通行的官方文字。汉代西域与内地的音乐歌舞也相互交流。龟兹王绛宾夫妇同赴长安时，其夫人弟史专门到长安学习鼓琴，汉宣帝并赐给两人“旗鼓”、“歌吹数十人”，开创了中原歌舞传入西域的历史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高昌城宫室内，画有“鲁公问政于孔子像”。高昌还仿效中原兴办学校，其教材有《毛诗》、《论语》、《孝经》，学生们虽习用汉字，但却讲说胡语（当地民族语言）。1959年以来从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剌和卓古墓区发现《论语郑氏注》、《孝经》、《典言》、《急就章》、《千字文》等残卷，都证明了中原文化同新疆各民族文化联系紧密，以及新疆少数民族积极学习和借鉴汉族文化的情况。这一时期，西域地区流行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等对中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来文化的相互交汇、吸收、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汉文是当时西域通用的语言文字，无论是政府发布的公文，还是民间契约，都用汉文写成，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唐代文书就是明证。唐代的伊、西、庭三州地区，儒家思想传播较广，在吐鲁番考古发掘中，多有儒家经典抄本出土，如《论语》、《孝经》等。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抄写于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抄写者为年仅12岁的西州少年学生卜天寿。由于佛教在西域地区盛行，因此许多内地僧人来到西域建造寺院，成为寺里的住持。龟兹是当时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治所，唐代在这里驻扎大量的军队，同时这里也有许多随军家属和商人，为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在附近出现了不少由汉人开凿、汉僧住持的洞窟，洞窟中的壁画许多都带有汉族绘画风格，被称为“汉风窟”。唐初来自于于阗的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将犍陀罗艺术风格与中原绘画风格融为一体，创造出独树一帜的西域画风。他们把西域画风带到中原，并吸收中原某些绘画技巧，创作出不少优秀的绘画作品。在隋、唐前期画坛上享有盛誉，为中原绘画艺术的发展，为把佛教绘画艺术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音乐和舞蹈方面，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拔头舞等流行于西域和中原，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 《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都是西域乐。西域舞在长安颇为流行，胡旋舞风靡宫廷。

五代辽宋金时期，西域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有增无减。喀拉汗王朝时期的大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深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接受、利用汉文化的材料。在《福乐智慧》的序言中，作者明确指出：“此书极为尊贵。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摩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这里“秦地”指契丹，“摩秦”则指汉人。在这同一历史时期诞生的马赫默德·喀什噶里，是喀喇汗王朝又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所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共8卷，收辞目7500个，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杰出的地理学和民族学著作。他在“桃花石”条目的注释中说：“桃花石，此乃麻秦国之名。上秦，地处东方，被称之为‘桃花石’；中秦，被称之为契丹；下秦，被称之为巴尔罕，也就是喀什噶尔。”它充分表明，当时的喀喇汗朝人是中国人，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说明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是相通的。这一时期西辽文化的特点是保持了中原之风，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是汉语。西辽的统治者对宗教采取

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各种宗教都允许在其境内存在和发展。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西辽时期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为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西域文化的向前发展。元朝时期，大量畏兀儿人迁居内地，他们学习汉文化，不少人成为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清政府在天山北部满、汉等族军民较集中的地区，开办了各类学校，如在满、蒙古、锡伯等族中，开办了“八旗官学”；在汉族中主要有官府开办的“义学”和民间开办的“私塾”。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广置义塾”，招收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语言文字，以培养翻译人才。

（五）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

在封建帝制时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往往是把一家一姓的专制君主、君主世袭的王朝视为国家认同的对象，即使在一个王朝灭亡后，人们仍将新兴起的王朝视为中国的“正统”而加以认同，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朴素的认同观念。

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朝政动荡，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渐趋不稳，西域政局出现混乱，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由于西汉在西域有深厚的统治基础，而匈奴则加重西域诸国的赋税，所以，西域诸国如莎车王康（公元18－33年在位）率众抵抗匈奴，保护西汉西域都护吏士、家属上千人，上书思慕汉朝。公元29年，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册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余国均归其统辖。公元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一同派遣使者到洛阳，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这些事实表明西域各民族地方首领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一旦中原王朝的官员遇到危难，即出手相助，并要求汉朝中央政府速派官员来到西域，反映了西域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仍保留着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前秦派吕光进攻龟兹，西域各地纷纷把以前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交给吕光，证明他们对中央王朝一贯忠诚。

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常常在其头衔上冠以“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的称号，这一点已为新疆和中亚地区出土的喀喇汗王朝钱币上的文字所证明。

高昌回鹘自称与宋朝的关系为“甥舅关系”，以“西州外甥”的名义向宋朝派遣使臣并进贡。之所以自称“西州外甥”，是因为唐朝时

曾先后有三位公主嫁与漠北回鹘汗国的可汗，故当时漠北回鹘可汗世代称唐朝皇帝为舅，自称外甥。这时唐朝与漠北回鹘汗国均已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北宋王朝和高昌回鹘政权，但高昌回鹘仍沿袭旧有的习惯，自称外甥，称宋朝皇帝为舅，反映了当时回鹘人即使在唐朝灭亡后，仍将宋朝视为唐朝的“正统”继承者，表示认同这一“正统”的王朝。

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势力和大小和卓叛乱时，各族人民踊跃支持。清政府于1758年出兵讨伐大小和卓，首先攻破库车，小和卓逃跑。阿克苏、乌什的维吾尔伯克闭城不纳小和卓，却迎清军顺利进入两城。此后南疆各城许多维吾尔伯克也在清朝政府的感召之下，投归清军，大小和卓最终成为孤家寡人而很快灭亡。清朝在统一新疆、消灭叛乱势力的过程中，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绝不是偶然的，这与新疆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早已确立的对祖国朴素的认同观念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末清初由于准噶尔势力的压迫而被迫西迁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在清朝统一新疆后，毅然于1771年摆脱俄国枷锁，在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归祖国，受到新疆和内地各族人民的欢迎与支持。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朴素的认同更加走向自觉。如在沙俄侵占中国大片土地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疆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侵略斗争，无论是在清军驱逐阿古柏侵略军，还是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各族人民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1912年在和田爆发的反对沙俄诱骗南疆居民加入俄籍的“策勒村事件”，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可动摇的。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还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来说明。

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漠北回鹘怀仁可汗得令后，派遣其子叶护率精兵4000余人前往平叛，当大军抵达扶风时，接应的唐朝将军郭子仪劝其休息片刻再赴前线，叶护则言:“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随即赶赴前线。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还有大量西域各地的各族士卒参加，史书里所谓“安西及西域之众”指的就是他们。清朝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叛乱斗争中，立场坚定，屡建战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今天矗立在吐鲁番东南郊的苏公塔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修建 的。新疆各族民众这种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浓烈的热爱，以及所显示出来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内聚力，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沙皇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祖国西部大片领土被鲸吞蚕食，各族人民倍受列强的欺压凌辱。共同的命运把新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侵略，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1855年，新疆塔城各族人民为抗议沙俄对我国境内的雅尔噶图金矿的掠夺，捍卫祖国的主权，火烧沙俄设在该地的贸易圈，从而拉开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序幕。

1865年，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之机，率兵人侵新疆，并建立了反动的侵略政权。此间，凡是侵略者所到之处，各族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都同阿古柏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喀什噶尔，当地数千名柯尔克孜族群众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在英吉沙，为了抵抗入侵者，当地各族军民英勇奋战，守城40天，许多人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1867年，为了报复和田各族人民的抵抗斗争，阿古柏竟残酷杀害了当地居民5万多人。据拜城人毛拉木沙·塞拉米《伊米德史》记载，阿古柏侵略政权的血腥统治，引发了新疆各族民众更加激烈的反抗，喀什、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的维吾尔、回、柯尔克孜、汉等各族人民纷纷拿起简陋的武器，奋起投身于反侵略斗争中去。

1871年5月15日，沙俄发动了对伊犁的侵犯。面对沙俄的入侵，从5月14日至7月2日，历时50余天。各族军民面对装备精良的俄国入侵者，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奋勇杀敌，使入侵者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顽强的阻击。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近代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篇章

1875年，清朝派遣大军收复新疆，这一军事行动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有力配合和积极支援。远在伊犁的锡伯族组织300多人将自己生产储备的粮食送到军营，清军围困达坂城中阿古柏军队时，城中的维吾尔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将急需的情报送到清军军营，有力地支援了清军收复该城的战斗。在收复南疆诸城的战役中，很多维吾尔族群众或充任向导，或随军参战，“随同官军搜剿窜贼”，有力地配合了清

军的南下。库车、阿克苏等地人民奋起驱逐侵略者，关闭城门迎候清军到来。阿图什一带的柯尔克孜族自动负担起阻击侵略者从该地区逃跑的任务。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则设计擒获阿古柏的帮凶送交清军，并在清军鼓舞下，团结起来将侵略者逐出境外。对于各族民众可歌可泣的英勇表现，事后连刘锦棠都感慨地称道：“实属奋励可嘉”。正是由于新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援，清政府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彻底摧毁了阿古柏的侵略政权，被入侵者占领了长达13年的大半个新疆终于由回到祖国的怀抱。

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部落、民族聚居在新疆，这里一直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汉朝时期，活动在新疆的民族主要有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匈奴人和汉人。塞人、月氏人、乌孙人早就活动于新疆和河西地区。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系的语言。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远族。战国时期，羌人的足迹已经西及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76年前后，匈奴灭月氏，首先统有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统一西域并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自此，汉人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不断进入新疆，并逐渐成为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又增加了鲜卑、柔然、高车、吐谷浑等民族成分。继匈奴之后，鲜卑、柔然先后在蒙古草原建立政权。487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因反对柔然可汗，率所属十万余落(户)西迁，在今乌鲁木齐一带建立政权。吐谷浑源于鲜卑，4世纪初自辽东西迁，逐渐控制了今甘南、四川北部和青海的氐、羌等民族，建立政权。

隋唐时期加入到新疆民族之列的主要有突厥人、吐蕃人、回鹃人。五代、宋辽金时期，是新疆各民族内部大融合的时期。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居民回鹘化的同时，又有一些新的民族成分迁入新疆。ll24年，辽朝灭亡，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部众西迁．在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建立了西辽政权。这些契丹人在西方和穆斯林史籍中被称为喀喇契丹。

元明时期，是新的民族迁入新疆的又一个高潮时期。由于蒙古人统一了新疆及中亚地区，大量的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汉人、西夏人等进入新疆。后来，这些人大部分融入到了维吾尔族人之中，为 12

维吾尔族补充了新鲜血液。l7世纪初，作为蒙古族一支的瓦剌进入新疆，并逐渐形成了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不仅有满人作为官员和驻军进入新疆，而且有不少达斡尔、锡伯族官兵调往伊犁驻防。回族则和大批汉人一起，移民出关，进行屯垦。而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出于各种原因也纷纷迁入新疆。至清末，新疆已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塔吉克、满、锡伯、乌孜别克、达斡尔、俄罗斯、塔塔尔等l3个民族，确立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多民族分布的格局。

维吾尔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其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中国北方和西方的“丁零”，后又被称为“铁勒”和“高车”。7世纪时，铁勒诸部中的“韦纥”联合“仆骨”、“同罗”、“拨野古”等部脱离突厥统治，建立“鄂尔浑回纥汗国”，而且接受唐朝的册封，成为唐朝的地方政权。后改名为“回鹘”。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发生内江，诸部纷纷离散，其中大部分迁至西域。这些迁居西域的回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融合了早就分布在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游牧的操突厥语诸部的居民和居住在南疆广大地区的操龟兹、于阗语的古代居民和西汉以来迁居西域的汉族以及后来迁来的吐蕃、契丹、蒙古人等，到16世纪开始形成了维吾尔族。

在新疆各民族与汉民族之间。可以说早就形成了文化上的认同，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考证，唐朝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的世系，并不出自原来的汉人，而是胡人。“五胡”即指匈奴(一部分)、鲜卑、羯、氐、羌。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十分深刻，像胡琴、胡椒、胡笳十八拍等名词都留传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在血缘上也更为亲近、互为相融，著名史学家金冲及谈到，云南大学绘制的一张有关中国人基因状况的图表表明： “中国北方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中国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相近的程度；同样，中国南方汉族同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它同北方汉族相近的程度。这说明：“不仅汉族是由许多原来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而且汉族同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密切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可以说，各族人民荣辱与共、唇齿相依，共有的历史、相同的信念，将新疆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在讲道近代历史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由于清朝腐朽没落、丧权辱国，使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一步步逐渐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清朝为发展和巩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我们国家今天的版图就是在清朝时期最终形成的。

随着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也就最终形成了。之后，他们便为反对外来侵略、保卫我们的神圣国土维护国家的统一，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在近代，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首当其冲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重灾区，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反抗也最为激烈。如近代东北各族人民反击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广西和东南沿海地区各族人民反对英国请略这的斗争，广西，云南各族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更是同仇敌忾。新疆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取得了消灭阿古柏侵略政权的伟大胜利，有效的抗击了沙皇俄国和英国的侵略。在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向心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终于在抗日战争中，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全面胜利，挽救了民族的危亡，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现在依然如此。我国各少数民族大都聚居在边疆地区，按其分布区域来讲，占了我国国土总面积的60%以上，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而且资源丰富。这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铁、石油、有色金属和其他稀有元素的矿产。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多种多样的气候条件，有草原、绿洲、河谷、盆地、戈壁、沙漠，生产着优质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物质资源，是促进自身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

三、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重要的交通动脉和商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要通道。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宗教，很早就沿着丝绸之路开始了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的相互传播。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新疆，自然成为东西方许多宗教的传播和汇聚之地。

在外来宗教传入以前，新疆地区流行的主要是原始宗教，一些地方已出现了原始宗教的高级形态―萨满教。大约公元前4世纪左右，外来宗教开始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新疆。这些外来宗教与新疆本地的原始宗教一起，逐渐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变化，各个宗教的社会地位也在发生变化，新疆的宗教也随之不断演变。有的宗教因统治阶级的推行兴起了，有的宗教因统治阶级的压制衰落了；原有的有些宗教消亡了，一些新的宗教又传入了。但是，不管各种宗教如何兴衰更替，各种宗教的地位如何变化，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历史上，新疆宗教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宗教阶段。这一阶段从新疆出现原始宗教直到外来宗教传入，历时至少数千至数万年。

第二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还有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一千多年。

第三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通过对和田的宗教战争，逐渐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南疆地区，形成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这一阶段的早期各种宗教都比较活跃，后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不断壮大，祆教、景教、摩尼教则日趋衰落。这一格局大致持续了6个多世纪。

第四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由于维吾尔等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便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主要在汉族中流行。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后，佛教又在北疆地区兴盛起来。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同时，萨满教在一些民族中仍然有较大影响。新疆的宗教格局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股势力”，特别是东突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分裂祖国统一，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的图谋，对新疆的历史蓄意进行歪曲，散步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自古就信仰伊斯兰教的歪理邪说，他们否认新疆长期以来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事实，有些人甚至对维吾尔人历史上信仰过佛教、萨满教不予承认，这是民族分裂主义对历史事实的抹杀。

在新疆宗教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我们新疆多种宗教并存。多种宗教并存是自古至

今新疆宗教演变的最基本的最突出的特点，将新疆宗教，如果否认新疆多种宗教并存和发展的特点，就不正确。新疆从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洲的中心，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5600多公里，东面是古代的中原文化，南边是印度文化，在阿富汗、伊朗方向有波斯文化，阿富汗、波斯方向有古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新疆有事世界上三中最答的语系：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勒泰语系，三个语系并存的地方，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新疆从很远古的时代开始，就有多种宗教并存，世界上几个大的文化、大的语系、几个大的宗教都在新疆汇集，然后再从新疆向其他地方扩散，传播，其中很典型的就是佛教，佛教通过克什米尔传入新疆然后再向其他地方传播，新疆多种宗教并存发展是现将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从地理上讲，新疆历史上几个民族信仰过萨满教、拜火教，包括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尼斯土里。我们内地叫做经教，类外包括新疆已经消失的摩尼教、拜火教，摩尼教在伊朗，即古代的波斯创立，但在发源地传播不下去，流传到新疆。这些在新疆历史上传播过的，而今消失的宗教在不同的时期对新疆的影响和传播也有不同的特点，其中佛教和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的时间最常、范围最、影响最为深刻，甚至我们当前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民族当中，还保留有佛教的一些习俗。

第二个特点。新疆宗教演变的宗教本土化、民族化。新疆信仰的6种宗教中，其中5种是外来宗教，只有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外来宗教传播到新疆后，都有和新疆本地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相融合，相适应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外宗教本土化和民族化的一个过程，这些外来宗教里，印度文化类型有佛教，波斯阿拉伯文化类型有拜火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罗马文化类型有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经教。这些都是和我们新疆本土文化没有任何关联的外来宗教。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在新疆的发展过程中，都与新疆的文化、历史特点相融合，慢慢有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使这些外来宗教现在有了很浓厚的地方色彩，与各个民族文化相融合又有了很特殊的民族特色。比如说，佛教在藏族、蒙古族、彝族生活的地区传播后和早期原始的文化、信仰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佛教到了云南就形成了南传佛教。伊斯兰教在回族、维族、哈萨克族中的传播信仰也有所不同，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在新疆都有，其中有9个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虚拟派，只有塔吉克人信仰实业派。塔吉克人接受伊斯兰教后，与其原有的文化习俗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教信仰。比如，维族人的穆斯林一天做5次礼拜。而塔吉克的穆斯林一天只做3次，其他的穆斯林有封斋的习俗，而塔吉克的穆斯林没有这个习俗。另外，维族、回族、哈萨克族的穆斯林一生当中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到阿拉伯去朝觐一次，而塔吉克的穆斯林没有这个习俗，他们没有阿吉这个概念。他们会认为：你们朝拜到巴基斯坦就行了么，干嘛要到阿拉伯去？再比如，伊斯兰教传到回族当中时形成了一个严格的派别制度，回族人分大房和小房。维族不分。再比如，柯尔克孜民族和哈萨克族没有固定的清真寺，他们骑马、放羊到什么地方就在哪里做礼拜，这也是宗教与民族融合形成的特色。

第三个特点：新疆宗教的演变是在新疆社会发展适应中流传的，新疆哪个宗教发展，哪个消失取决与新疆统治集团的态度。新疆历史上有些宗教消失了，一些流传下来，而其过程就是宗教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任何宗教适应了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就会发展，否则就会消亡。比如：佛教产生在古印度，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中国，为什么佛教产生在印度却没有在印度很好的流传下来，就是它没有适应印度的社会。另外，一个宗教是否能被流传下来，和统治阶层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察合台王朝、喀拉汉王朝时代。如果伊斯兰教在后汉时期的赛德拉图汗时期不是被赛德拉图汗所接受，那么，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流传可能就会延迟。此人接受伊斯兰教是出于自身统治的利益。到察合台的铁木尔汗时期，他强迫16万户蒙古人信仰伊斯兰教。也是因为如果这16万人信仰了伊斯兰教，就为统治南疆的维族和克族人找到了依据。

第四个特点，新疆一些宗教的变化与民族迁移有关。比如东真教在中国除了俄罗斯族外，没人再信仰。东真教是俄罗斯人从俄罗斯带来的。北疆的锡伯族和满族信仰的萨满教是从黑龙江哪里带来的。这些外来宗教与当地民俗想融合，反过来又影响推动了这些民俗的发展，可以说，新疆的宗教的发展和新疆民族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新疆维族占多数，新疆的宗教演变不能不谈到维族的宗教演变，古代是自燃崇拜，以氏族为单位，对动物、植物何自然现象的崇拜，最早对天的崇拜（这是古代讲突厥语的民族在接受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前，把主、上帝叫做“天”）现在在30个讲突厥语的民族中，固有的语言词汇中对神的称呼还有“天”一词。从崇拜天到月亮到太阳到星星到火到山到河再到形成各部落的图腾崇拜，比如哈萨克族崇拜天鹅，维吾尔祖先崇拜狼，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早期，有了“神”的概

念。别如萨满教中有善神和恶神之分，到公元2世纪，新疆就引入了其他一些“神”的概念，佛教、摩尼教等宗教传入。到公元10世纪——16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新疆、把横贯中亚新疆的山叫做“天山”，也是和古代的信仰有关，甘肃的祁连山在古维语中叫“konglangk”山，意思是小马驹，天山的主峰也是和宗教信仰有关的，公元3世纪到5世纪，在新疆出现外来宗教，从天山到黄土高原到西伯利亚，往中国的东北地区传播时，维族祖先接受了拜火教。拜火教是伊朗的宗教，在波斯语中称“马斯达克”为神，也是善恶两神。两种神一辈子相互争斗，最终是善神打败了恶神。这个观点认为人的灵魂当中也存在善神和恶神两种神，并认为火能够帮助善神打败恶神。所以喜欢亲近火。《西游记》记载，公元7世纪，唐僧西天取经路过阿富汗、西域、中亚时，看到虽然吐鲁番、和田、龟兹是信仰佛教。但是还存在拜火教。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派了庞大的使团到乌兹别克斯坦时，看到很多拜火教的信徒和寺庙。到公元7世纪——10世纪，中亚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2个汗国的硬币上的图案还有拜火教的神的头像。公元10世纪，乌兹别克斯坦一年总有几堆火是一年四季不停燃烧的。维族在公元5、6世纪前后接受佛教。拜火教被遗弃。佛教从克什米尔传到和田到喀什到库车到吐鲁番到河西走廊到蒙古到西伯利亚和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又结合了摩尼教和萨满教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库车、拜城、吐鲁番的壁画中，佛教的壁画中存在摩尼教和萨满教的特点。因为，在维族接受佛教的同时，在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地区、昌吉地区的吉木萨尔县、奇台县，玛纳斯这些地方，部分从蒙古迁移来的维族的祖先，接受了摩尼教和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景教。一部分维族人祖先信仰佛教。一部分信仰摩尼教和经教。公元10-16世纪，同一民族不同信仰群体的人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矛盾。和田打了40年仗，库车150年。吐鲁番130年，到了16世纪最终完成了伊斯兰教化。

以上所说都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内地有信仰基督教的维吾尔人，前苏联有信仰犹太教的维吾尔人4万多人。甘肃存在信仰佛教的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广州、北京大概有3000到5000人有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维吾尔人。在文革时期，1975、1976年左右，沙雅县还有信仰佛教的维吾尔人，现在没有了。现在喀什有一个维吾尔人的部落信仰、语言与别人不同。沙雅县的努尔布拉克乡有7个家族从不嫁娶外人。

说维吾尔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这仅仅是针对新疆的维吾尔人，世界各地的其他维吾尔人还有其他的信仰，包括生活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信仰西克儿教的维吾尔人。公元11世纪，《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中有记载，公元10世纪，公元913—943年之间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萨姆儿汗地区有500名摩尼教徒在那里呆不下去了，整体迁移到了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当时的吐鲁番信仰佛教的一个王接纳了这500名摩尼教徒。并且把他们安排到吐鲁番的鄯善县，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寺庙，并允许他们发展教徒。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些文字和壁画。也发现了反映维吾尔族的祖先之一回鹘的几个部落首领信仰摩尼教神的画。

第二篇：新疆三史学习材料

新疆“三史”学习材料

新疆三史：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今新疆的主权是从汉代开始确立的，不过新疆是近代才开始使用的一个名称，汉朝时称今新疆大部分地区为“西域”。其时西域的地域不仅包括今天的新疆，还包括中亚部分地区，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当时的西域各国也处于漠北强国匈奴的威胁之下。为抗击匈奴，汉武帝决定联合西域各国，对匈奴形成夹击之势，于是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张骞历尽千难万险，历时二十余载，最终不辱使命，成功说服西域各国与汉朝联合，並将西域冶炼铁器的技术带回，改良了汉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大大增强了汉朝军队的战斗力。其开辟的进出西域的路线也成为最早的丝绸之路。

一、历朝对新疆的统治

在汉王朝的强大军事打击下，匈奴不断向北向西退却，並分裂为南北两支，佔据西域的南支匈奴归顺汉朝。公元前60年，汉朝在龟兹（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臵“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地方，西域各部落首领和官员都接受汉朝的册封。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地方的主权开始归于中国。接下来的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也继续在西域地方设臵行政机构进行管理。

汉代为巩固边防和加强对西域的治理，还在天山南部一些地方实行“屯田”，即所驻军队同时在当地开荒种田，一边屯垦一边戍边。这一制度后来也延续下来，为历代王朝治理新疆以及其他边境地区的重要政策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也承继这一政策，组建新疆建设兵团，成为维护新疆边防和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力量。

两晋之间，中国北方游牧部落崛起，中原政权不断更迭，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这时的西域部分地区仍在中原政权统治之下，但有些地方则在地方政权控制之下。到公元五世纪末的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基本失去了对西域一带的控制，高昌（高车）、柔然、吐谷浑、突厥等政权先后分别佔有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七世纪初，隋朝大军灭吐谷浑，控制了新疆東南部。唐代隋後，先是击败佔据吐鲁番一带的高昌政权，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随后又消灭东西突厥，在庭州（今新疆昌吉州境内）设臵“北庭都护府”，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收复和统一。北庭都护府后升为“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北麓及今新疆东部地区的军政事务；安西都护府升为“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安西大都护府的所在地就是库车，也就是奥运之前不久发生恐怖袭击的地方。

唐玄宗年间，又在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碛西节度使”，位列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碛西也就成为当时对西域一带的统称。

八世纪中期，唐朝爆发“安史之乱”，西面的吐蕃王国（今西藏大部地区）乘机占领天山南北部分地区。此前不久在漠北消灭北突厥汗国而建立起的回纥政权与唐朝政权关係密切，曾两次出兵帮助唐朝平乱，并向唐朝要求改名为回鹘。到九世纪中期，回鹘灭国，其部众大部分向西迁徙，其中一支迁往吐鲁番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權；

另一支继续西迁，在今新疆喀什及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带建立起喀喇汗王朝（黑汗），称葱岭西回鹘。这两支西迁的回鹘人被认为是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祖先，他们与当地部族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後来的维吾尔族。还有一部分回鹘人则向南迁移，並与其他民族相融合，例如契丹族就有半回鹘之称。另外今天甘肃一带的裕固族也被认为是回鹘的後代。

唐之后，中原进入五代十国以及宋辽金西夏多个政权鼎立的时代，回鹘人的高昌、喀喇汗政权以及塞人的于阗政权也割据统治着天山南北以及中亚的部分地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蒙古族部落兴起，天山南北也随着蒙古铁蹄的征战而复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时，伊斯兰教传入喀喇汗王国，为统治者所接受並成为国教。十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了对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历时四十余年的宗教战争，於十一世纪初灭亡于阗。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征服了天山南北各个部落，把今新疆地方分封給他的第二子察合台和第三子窝阔台，分属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其中察合台汗国控制了新疆中部及西部大部分地方，而不久後建立起的元朝中央政权则控制着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由于这两个汗国之间及其与元朝政权之间的不断争斗，察合台汗国後分裂成几个小国，主要有天山北部的固勒扎、天山南麓的叶尔羌、以及东部的吐鲁番。正是由于蒙古人在新疆以及中亚一带的统治，在西方的文献中开始将这片曾称作“突厥斯坦”的地区改称“蒙兀儿斯坦”，而元朝则开始称回鹘为“畏兀儿”，与今天的“维吾尔”发音近似。

明朝推翻元朝后，继承了其在新疆东部地区的统治，设立“哈密卫”管理当地军政事宜。但此时新疆中部及西部仍由一些小国控制，特别是东部的吐鲁番王国势力较强，不时侵入哈密地区。到十五世纪末，明王朝失去对新疆东部的控制，退守嘉峪关。到了十七世纪后期，蒙古部落的一支准噶尔兴起，佔据了天山以北地区。由于此时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则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叶尔羌汗国占据，因此这一局面被称为“南回北准”。

清朝建立後，开始着手解决西北问题，经过康雍两世多次用兵，康熙帝更曾御驾亲征，终於1757年全面平定准噶尔。两年后，清朝又平定了南疆的大、小和卓叛乱，从此确立了对天山南北的主权。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驻惠远（今霍城县境），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此时清朝政府统治的地域不仅包括今天的新疆全境，还包括中亚的部分地区，这些地方当年为准噶尔所佔领，随着准噶尔被歼灭也归入清朝版图。

收复新疆後，清朝政府为加强边防，从东北陆续抽调满、锡伯、索伦等族官兵驻防新疆。经过世代繁衍，这些民族也成为新疆当地少数民族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国力开始衰弱，西方列强开始侵略、瓜分中国，早就垂涎中国西北领土的沙俄也趁火打劫。清同治三年（1864年），俄国趁新疆部分地方发生叛乱，逼清廷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即《塔城条约》，将新疆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南5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国，这些地方现在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

与此同时，位于天山西麓的浩罕王国（乌兹别克人建立的王国）也趁新疆发生叛乱，派大將阿古柏率大军侵入新疆，先是佔领南疆大部分地区，建立起阿古柏汗国，後又於1870年攻陷北疆重镇迪化（今乌鲁木齐），佔领了北疆大部分地区。沙俄趁机浑水摸鱼，於1871年佔领固勒扎城（後称伊宁，今伊犁），声称暂替清政府管理，以免落入叛军之手。

在清朝肃清了陕甘一带的叛乱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力主收复西北失地。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1876年，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收复天山北部大片地区。次年（1877年）又越過天山南下，一举收复南疆。此时只有伊犁还在俄国手中。左宗棠集结大军，作出不惜武力收复的姿态。在这种情势下，沙俄与清朝於1881年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在获得五百万两白银的赔款和新疆西北部两万平方公里土地後，将伊犁交还中国。天山南北再次回到中国版图。

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並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寓意“故土新歸”，这就是今天“新疆”这一名称的由来。

二、新疆与内地的联系

1、“西域”与“新疆”的概念

“西域”一词从字面来说其含义就是“西部地区”。这一概念始见于汉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天山南北地区；而广义的西域主要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中 亚、西亚地区，及至地中海、东欧、北非的广大地区。西域的概念的变化反映了古代中国对西部地区的认知程度。汉代西域只是指今南疆和东疆地区。

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西域”范围更加扩大，它不仅包括今新疆地区，而且还包括今中亚、西亚、南亚、北非部分地区、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地中海周围。清代关于“西域”的这一概念，正是当时中国西北的边界，即指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清朝统一全国后，把那些被清朝重新统一的一些地区都称为“新疆”。称这些地区为“新疆”，并不是“新辟疆土”之意，是由于清朝取代了明朝，原来属于明朝管辖的地方或明朝以前历朝管辖的地方，自然应当归于清朝，因此，这些地方只不过是由清朝重新统一了而已。清朝驱逐阿古柏侵略军和从 沙俄侵略者手中收复伊犁之后，于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

2、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表明，历史上中国各地，包括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不仅一直保持了密切的政治联系，而且保持了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从先秦时期，新疆与内地就有着经济交流和联系，内地的丝绸传入新疆，新疆的玉石输入内地。汉朝统一西域之后，丝绸之路日益繁荣，内地的大量钱币在新疆流通，并且在新疆出现了汉文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双语钱币，而新疆与内地贸易不断，并将大量当地产品如玉石、牲畜等输入内地。无论在统一还是分裂割据时期，新疆与内地都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使新疆的经济纳入古代中国的整个经济系统

中，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朝统一西域后，更加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贸易的往来。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中国内地与西域商品流通范围扩大。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空前繁盛，唐朝货币大量流入西域。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繁荣，为中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新疆与内地密切的经济交流，不仅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新疆与内地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有极强的互利、互惠、互补性，因此相互依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保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3、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从新疆历史的发展看，新疆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内地汉族吸收了许多的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而新中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新疆与内地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汉朝统一西域后，内地的典章制度传人西域。汉代西域与内地的音乐歌舞也相互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西域地区流行的龟慈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等对中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来文化的相互交汇、吸收、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五代辽宋金时期，西域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有增无减。这一时期，西辽文化的特点是保持了中原之风，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是汉语。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为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西域文化的向前发展。元朝时期，大量畏兀儿人迁居内地，他们学习汉文化，不少人成为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行政管理

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体现就是对其领土拥有最高统治或最高管辖权。确定一个区域主权归属的原则，主要根据国家是否对这一地区直接进行行政管理以及是否有效对其进行控制。新疆，自汉代统一西域后，历代中央政权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对西域的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并实施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已在西域通行，汉朝正式开始在西域行使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汉时期于公元74年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对西域的管辖却一直没有中断。隋唐时期曾先后在鄯善、且末、伊吾三地设郡。648年，唐朝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迁西安都护府于龟慈。702年，唐朝又设立北庭都护府，唐代在西域最高军政建制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其机构完善，官有定员，职有专任，所有军事民政事务都有专门机构负责。元朝时期，于1251年在别失八里设立了别失八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明朝设立哈密卫。清朝于1762年设臵了“总统伊犁将等处将军”，治地在惠远城（今霍城县境内）。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统领全疆各地的驻防官兵，并兼理地方行政事务。1884年新疆建省。

2、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的军事机构与驻军

在国家拥有的领土上设立军事机构并驻军，是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一直设立有军事机构，并派驻大量军队，行使管辖权和自卫权。汉朝多次出兵西域并实施屯田，设立军事官职，行使军事管辖权；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各割据政权也纷纷驻军西域；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和北庭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等军事机构；元朝在西域的驻军有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驻守各地；清朝的伊犁将军兼理军事和民政，有满、蒙古等八旗军队以及绿营兵长期驻守新疆。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建立军事机构，派驻军队，并把当地少数民族纳入军队后，有力地巩固了在西域地区的统治。

3、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实施的赋税制度与法律制度

在所辖领土内，征收赋税，推行中央政府统一的法律制度，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之一。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有效地行使了赋税征收权和最高司法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均向中央进贡；北魏在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唐朝在西政府在内地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也推行到西域；元朝在西域地区按人丁计算征收赋调；清朝在新疆征收田赋。建省后新疆有了完整的税收体系，并与内地税制趋向一致。对作为国家主权标志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历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过程中，除保留了当地民族的习惯法外，还把中央各种法令推广于新疆地区。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官职，往往是军政合一，同时也兼理司法。唐代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设有兵、法、功、仓、户诸曹参军，其中的法曹参军的职掌即司法事务。元朝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文西域设立提刑按察司，纠察各级官员的不法行为。清朝在新疆地方司法由行政长官兼理，保证清朝的《大清律》在新疆贯彻执行，同时又根据新疆特点制订了《回疆则例》。

4、新疆各民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

新疆各族人民往往是把一家一姓的专制君主、君主世袭的王朝视为国家认同的对象，汉代西域各地对汉文化的坦然接受和热爱，要求汉朝政府派都护进驻西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仍保留着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常常在其头衔上冠以“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的称号，高昌回鹘称与宋朝的关系为“甥舅关系”，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势力和大小和卓叛乱时，各族人民踊跃支持。在打击阿古柏和沙俄侵略势力的过程中，新疆各族人民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可动摇的。

四、英雄人物和考古发现

细君公主去世后，公元前102年，汉朝又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翁归靡。解忧公主从十八九岁和亲出嫁，在乌孙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七十余岁才回到京都长安，两年后归天。解忧公主的时代，汉文化以及先进生产技术在乌孙及西域的传播是全方位的。

在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翁归靡执政时期，她积极协助翁归靡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使乌孙走上了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

解忧公主在乌孙国的地位如日中天，被乌孙国人誉为“乌孙**”。她以卓越的政治才能活跃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加强、巩固汉室与乌孙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她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了乌孙和汉族人民的友好事业。

解忧公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成功、贡献最大的一个和亲公主。汉朝的西北边疆安然无事，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丝绸之路繁荣鼎盛，汉朝的威仪和影响进一步远播天山南北，西域诸国都争相与乌孙攀亲，积极与汉朝交好。

库车新发现的古墓

2007年9月2日，库车古墓群发掘消息以国内简讯形式在央视《新闻联播》上首次播出。部分文物首次与广大观众见面，一揭它们的神秘面纱。

央视解说词如下：新疆库车县近日发现中原风格的砖式墓群。考古专家推断，这些古墓的建造时间大约在距今160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新疆出土尚属首次，对了解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意义重大。

买力克阿瓦提位于和田城东南25公里的玉龙喀什河西岸，1962年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南北长十公里，东西宽两公里。该城建于1500至1600年以前。遗址西侧沙山环立，冈峦起伏，南面昆仑山脉影影绰绰，高入云端，东面玉龙喀什河蜿蜒曲折，夏季洪水奔腾怒吼，北面不远，村舍点点，绿树环合。

遗址内有古墓葬地、古建筑群、西侧沙山背后有气氛神秘的洞窟三个。出土文物有铜佛像、玉器、泥塑佛像残件、回纹图案墙饰、壁画残片、陶器、及大量古钱币。钱中有汉代五侏钱、魏晋南北时代的剪轮钱和唐代“开元通宝”。最早的有西汉在西域流通的五铢钱，年代近的有中华民国在新疆发行的最后一枚钱币。

1999年，李常宝尝试着用古钱币给战士们上了一节历史课。课堂上，他没有带书，而是带着一本自己精心装订的钱币册。“大家请看，这是一枚从西域都护府遗址中出土的五铢钱……这两枚是唐朝在安西都护府制造的大历、建中钱……”课堂沸腾了，战士们的心随着一枚枚小小的古钱币开始在古代西域文化中驰骋。李常宝开始用这种方式给战士们讲解历史，他对这种特殊的讲解方式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

2000年，李常宝在天池游玩时遇到了一个研究新疆历史的外国人，双方因为对一个问题持不同观点争执不休。李常宝觉得对方对新疆历史有误解，就邀请对方来到他家，从家里拿出一本本古钱币册，当他拿着这些历史的物证再次向对方讲述新疆的历史时，对方终于折服了。

霍去病的故事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的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独自率领精兵一万出征匈奴。19岁的统帅霍去病不负众望，在千里大漠中闪电奔袭，六天中他转战匈奴五部落，一路猛进，并在皋兰山与匈奴卢侯、折兰王打了一场硬碰硬的生死战。在此战中，霍去病惨胜，一万精兵仅余三千人。而匈奴更是损失惨重——卢侯王和折兰王都战死，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被俘虏，斩敌八千九百六十，匈奴休屠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同年夏天，汉武帝决定乘胜追击，展开收复河西之战。此战，霍去病成为汉军的统帅，而多年的老将李广等人只作为他的策应部队。霍去病再次孤军深入，并再次大胜。就在祁连山，霍去病所部斩敌三万余人，俘虏匈奴王爷五人以及匈奴大小瘀氏、匈奴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计六十三人。经此一役，匈奴不得不退到焉支山北，汉王朝收复了河西平原。汉军军威大振，而十九岁的霍去病更成了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战神。成为汉军中的一代军人楷模、尚武精神的化身。

真正使霍去病有如天神的事情是“河西受降”。两场河西大战后，匈奴单于想狠狠地处理一再败阵的浑邪王，消息走漏后浑邪王和休屠王便想要投降汉朝。汉武帝派霍去病前往黄河边受降。当霍去病率部度过黄河的时候，果然匈奴降部中发生了哗变。面对这样的情形，霍去病竟然只带着数名亲兵就亲自冲进了匈奴营中，直面浑邪王，下令他诛杀哗变士卒。霍去病的气势不但镇住了浑邪王，同时也镇住了四万多名匈奴人，他们最终没有将哗变继续扩大。河西受降顺利结束。那个迷离危机四伏的局势，那位十九岁的少年是怎样站在敌人的营帐里，仅仅用一个表情一个手势就将帐外四万兵卒、八千乱兵制服的。汉王朝的版图上，从此多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河西走廊正式并入汉王朝。

新疆民族史和新疆宗教史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从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4年)开始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协作，努力开拓，共同书写了开发、建设、保卫边疆的辉煌篇章，新疆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新疆自古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古代历史上，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新疆聚居。新疆居民的族属，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开始才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音：肉支)、乌孙、羌、匈奴和汉人。

塞人，原游牧于东起伊犁河、楚河流域，西抵锡尔河地区。因被月氏排挤而西迁，一部分退至锡尔河北岸，另一些南下帕米尔，散居各地。月氏人，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活动于河西走廊到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汉之际最为强盛。公元前176年前后，受匈奴的攻击，被迫向伊犁河流域迁徙，驱走那里的塞人而居其地。乌孙，最初活动于河西走廊。秦末汉初，受月氏人的攻击而依附于匈奴，后在匈奴的支持下，袭击月氏人，并将其逐出伊犁河流域。羌人，最初活动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战国时期，一部分羌人经河西走廊，沿祁连山、昆仑山向西迁徙，从而在新疆留下了足迹。匈奴人，主要是在公元前176年前后进入新疆的。汉人，是较早进入新疆地区的民族之一。公元前101年，汉朝军队开始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后来扩大到全疆各地，各屯田点成为汉人进入新疆后最初的分布区域；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以后，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进入新疆的汉人连续不断。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又有许多古代民族进入新疆，如柔然、高车、(厌左加口旁)哒、吐谷(音：

玉)浑等。柔然，是北方草原古老民族东胡人(中国古族名)后裔，五世纪初兴起于蒙古草原，公元402年建立了强大政权，同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争夺西域。高车，亦称敕勒、铁勒，最初游牧于贝加尔湖及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公元487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与其弟穷奇率所属十余万部落(户)西迁，在车师前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西北建立高车国。(厌左加口旁)哒，起于塞北(古指长城以北地区)，五世纪末东进塔里木盆地，南攻月氏，建立政权，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曾一度控制南疆部分地区。吐谷浑源于鲜卑(中国古族名)，四世纪初自辽东(泛指辽河以东地区)西迁，逐渐控制了今甘南(甘肃南部地区)、四川和青海地区的氐(中国古族名)、羌等民族，建立政权。

隋(公元581年-公元618年)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时期，突厥、吐蕃等古代民族对新疆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厥是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活跃于中国西北和北方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打败柔然，以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为中心建立政权，尔后分裂为东西两部，为争夺汗权争斗不休。八世纪中叶，东、西突厥汗国相继灭亡，其后裔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六世纪末兴起于青藏高原，占领青海后，开始与唐朝争夺西域。公元755年，中原地区爆发“安史之乱”(唐代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大批驻守西域的唐军调往内地，吐蕃乘机占领南疆及北疆部分地区。

公元840年，大批回鹘人进入新疆。回鹘，原称回纥，是铁勒(中国古族名)诸部之一。最初活动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后迁居土拉河北。公元744年，发展壮大了的回鹘于漠北建立政权，并两次出兵帮助唐朝中央政权平息“安史之乱”。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因自然灾害侵袭、统治集团内讧及黠戛斯(中国古族名)的进攻等原因而崩溃，其部众大部分向西迁徙。其中一支迁往今吉木萨尔和吐鲁番地区，后建立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迁往中亚草原，分布在中亚至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民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自此，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受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统治，当地的居民和西迁后的回鹘互相融合，这就为后来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124年，辽朝(公元916年-1125年)皇族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征服新疆地区，建立西辽政权，一批契丹人(中国古族名)由此进入新疆。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后，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其子孙。回鹘人进一步同化、融合了部分契丹人、蒙古人。

瓦剌，是明代(1368年-1644年)对漠西蒙古的总称，初分布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不断向额尔齐斯河中游、伊犁河流域扩展。十七世纪初，逐渐形成了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准噶尔占据伊犁河流域，成为四部之主，并统治南疆。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清朝(1644年-1911年)政府为进一步加强新疆边防，从东北陆续抽调满、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族官兵驻防新疆，他们成为新疆少数民族中的新成员。以后，又有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移居新疆。至十九世纪末，新疆已有维

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共13个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形成了新的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

二、多种宗教在新疆并存与传播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伊斯兰教传入后，新疆不仅继续维持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又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传入。

在外来宗教传入以前，新疆的古代居民信仰本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及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至今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观念及遗俗。

公元前四世纪前后，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中国所称之祆教(俗称拜火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吐鲁番地区尤为盛行。当时的高昌政权专门设臵了机构和官员来加强对祆教的管理。新疆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祆教。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克什米尔传入新疆。不久，佛教就在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音：秋词)、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公元五世纪左右，中国内地盛行的道教随着汉人的不断到来传入新疆。但是传播范围不广，主要盛行于汉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直到清代，道教才传播到全疆各地。

公元六世纪前后，摩尼教由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九世纪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西迁新疆后，促进了摩尼教在新疆的发展。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建造寺院，开凿洞窟，翻译经典，绘制壁画，弘扬摩尼教教义和文化。在摩尼教传入前后，景教(基督教的早期派别聂斯脱利派)也传入了新疆，但早期传播不够广泛。到元朝(1206年-1368年)时，才因为大量回鹘人接受景教而兴盛起来。

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十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了对于阗佛教王国历时四十余年的宗教战争，于十一世纪初灭亡于阗，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和阗地区。十四世纪中叶起，在察合台汗国(蒙古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在西域建立的藩属国)的强制推行下，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吉克人等信仰的主要宗教。十六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伊斯兰教成为维吾尔等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后，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信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随之逐渐消失，但佛教、道教仍然存在。从明朝起，藏传佛教还有了重大发展，成为与伊斯兰教并列的新疆两大主要宗教。十七世纪后期，伊斯

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借助藏传佛教的力量，消灭了自己的政敌黑山派和卓势力，并灭亡了叶尔羌汗国(蒙古察合台汗后代于1514年-1680年间以今莎车为中心建立的地方政权)，足见当时藏传佛教势力之大。大约从十八世纪起，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新疆，佛教、道教和萨满教也有了较大发展。这些宗教的寺院、教堂遍布天山南北，有些穆斯林甚至改信了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历史上，新疆的宗教虽然一直在不断演变，但自从外来宗教传入以来所形成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一直保持下来。现在新疆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萨满教在一些民族中仍然有较大影响。

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一）、民族分裂主义及其危害

1、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产物 民族分裂主义也称民族分离主义，指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个民族的一种极端势力，以“民族自决”和维护“民族利益”为幌子，主张国家分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反动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行为。民族分裂主义来源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片面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

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有两种趋势，一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二是民族分裂主义。民族主义自产生以来，先后出现过三次世界高潮。第一次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第二次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生的。第三次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民族主义的本质和特征，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一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二是民族主义具有双重性作用；三是提出了正确区分不同类型民族主义的标准；四是揭示了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坚持民族不平等理论，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离政策，鼓吹民族至上谬论；五是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民族主义的基本态度，应当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六是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主义存在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性。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大民族主义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主义。二是民族分裂主义。大民族主义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2、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的主要表现民族分裂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及各国国内民族、宗教、历史和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国际上一些国家民族分裂主义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有：历史上殖民主义余毒的影响；国外敌对势力的插手；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发展；有的国家在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失误。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西藏**集团进行的“藏独”分裂活动以及新疆的“东突独”分裂活动。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建立民族共和国，企图把西藏、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藏独”和“东突独”尽管它们产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表现形式和组成成分各不相同，但他们主要特点和反动目的却是相同的。即一是编造谎言，歪曲杜撰历史是分

裂主义势力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的手段；二是与国外势力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是所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共同行经；三是乔装打扮，以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自居，极力鼓吹民族独立，是分裂主义的共同幌子；四是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对立，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惯用手法。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所谓的民族独立国家，分裂祖国统一，破坏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3、民族分裂主义是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主要危险

西藏和新疆在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 一直不断地在西藏、新疆等地培植民族分裂势力，利用他们来遏止中国的发展，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藏独”和“东突独”的分裂活动对国家安全和统一构成了极大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国家统一 和安全；二是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由于“藏独”、“东突独”的分裂活动，使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三是在国家社会和社会发展方面，由于民族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不仅给各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旗臶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

1、新疆“三股势力”的由来

“三股势力”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简称。

民族分裂势力是指奉行民族分裂主义地一种社会政治势力，是多民族国家某些民族中某些民族中的少数人为进行民族分裂，企图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而形成的行动组织或团伙。宗教极端势力是指奉行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是指奉行暴力恐怖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三股势力”均打着“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反动旗号，妄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家”。因而“三股势力”也被称为“东突”势力。他们 恶毒攻击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疯狂地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严重危害祖国统一，是国外敌对势力的内应力量，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

2、“三股势力”的反动本质和危害性

“三股势力”的反动本质就是反对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 权，分裂国家的统一，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安宁和幸福的生活，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妄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家。为了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家，“三股势力”编造了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东突独”思想体系。其主要观点有：一是“突厥民族至上论”；二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三是“汉族侵越论”；四是“泛突厥共同体论”；五是“否定阶级论”；六是“伊斯兰教至上论”；七是攻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新疆境内外的“三股势力”，他们以西方敌对势力为靠山，一方面加紧国外势力的整合，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另一方面，以“人权”、“民族”、“宗教”为幌子，疯狂地向我宣战，向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充分认识“三股势力”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因为：一是对新疆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二是对新疆的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三是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四是给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造成了严重的

危害。

3、旗臶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

旗臶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一是要正确认识反对“三股势力”斗争的性质；二是必须旗臶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三是充分认识反对“三股势力”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三、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

1、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之后，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国家反复经历了来自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挑战，特别是近代以来又受到国外敌对势力的侵略，但是，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国家统一已深深渗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和道德观念中，并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

在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的斗争中，世世代代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各族人民，历来都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主力军。我国各民族坚持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一是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历史上各民族在开拓祖国的疆域，发展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促进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因而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二是大统一的思想已经深深印入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脑海之中；三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2、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神圣职责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民族繁荣发展的关键条件。一是国家统一可以避免战争和民族分裂，同时也为各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有利于生产发展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国家统一可以打破地方割据和民族隔阂的界线，有利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三是国家统一是保证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四是国家统一保证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使社会走向一个又一个鼎盛时期；五是国家统一可以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极为重要；六是国家统一可以形成反对外来侵略的强大力量。维护国家统一与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维护国家统一是各民族公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也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和政治原则。

3、维护祖国统一必须正确认识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民族自决权是欧洲资产阶级于18－19 世纪在反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提出来的一个原则，其目的是为了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市场和民族国家。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又具有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性质，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给予了肯定，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原则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一是针对

民族压迫而言的，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奴役而言的；二是以保证整个无产阶级斗争利益为前提的；三是主张实行民族自决权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民族隔阂，达到各民族的团结与联合。四是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各民族已经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和平等的权利，再提民族自决，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搞分裂，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因此，必须坚决反对。

第二，关于人权问题。人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核心和关键因素是对人的行为和价值的确认。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人权观。人权的享受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人权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和平等，其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自由、平等，人就不可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也就谈不上人权。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人权观是虚伪的，不平等的。提出无产阶级和各劳动人民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就必须消灭压迫剥削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保障各民族人民的人权。

在人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还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人权不仅指个人的权利，还应包括集体的权利。而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首要的人权，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就谈不上自由和平等，其它的各种权利也就无法实现。而西方国家则认为人权仅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和政治权利。并提出了所谓的“新干涉主义”，利用人权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以达到自己称霸世界的目的。对待人权问题，必须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尤其要弄清楚西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利用人权问题的真实意图和反动本质。

第三，关于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利益。正确认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利益是指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它是全体人民政治利益和物质文化利益的总和，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民族利益是指每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利、平等地位、经济发展等方面。在中国，国家利益即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应该看到在一定条件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具体利益，并有时可能与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这时，各民族应该顾全大局，以民族具体利益和需要，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和需要。国家利益与民族的具体利益相比，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特征，关系到我国各民族的盛衰荣辱，关系到各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是各民族的共 同利益和最高利益。相反各民族的具体利益则具有局部性、非根本和低层次性的特征。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实质上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国家利益必然高于各民族的特殊利

益、具体利益。

第三篇：新疆三史学习心得

2月13日，自治区党委中心组利用一整天时间集中学习“新疆三史”，即新疆历史、新疆民族发展史和新疆宗教演变史，拉开了自治区“现代文化促进周”的帷幕。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史、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诗经》中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世”的诗句；唐太宗的“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使唐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问世，便引起历代帝王官吏的极大关注„„

而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正像张春贤书记在讲话中所说的，通过学习“新疆三史”，使我们进一步厘清了历史发展脉络，从史实的角度印证了新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群众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新疆的历史就是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共同艰苦奋斗、共同开发建设的历史，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到多种宗教并存是新疆宗教历史的基本特点，多种宗教和谐共存是新疆宗教历史的主流，同时宗教也必须和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到新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三股势力”的各种分裂破坏活动，坚持发展和稳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反暴力、讲法制、讲秩序”，坚定不移地维护新疆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由此可见，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不懂得自己的历史，就必然会影响继承和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学习“新疆三史”的目的在于运用，在于以史为镜，鉴往知来，做好今天的事，开创美好的未来。

记得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不知道他出生前发生过的事情的人永远是个孩子。” 同样，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不清楚自己的来路，也必然没有出路。“新疆三史”不仅同过去相联系，也同现在和未来相联系。只有对新疆昨天的奋斗有深切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工作，更好地承担起明天的使命。

尤其是实现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方法。所以，在“现代文化促进周”启动之际，自治区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新疆三史”，其寓意启示我们：从新的起点出发，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必须从“新疆三史”中汲取智慧，从“新疆三史”中获得动力，进一步增强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把爱党爱国爱新疆热情化为实际行动，奏响新疆旋律，树立新疆理念，创造“新疆效率”，弘扬“新疆精神”，以今天的奋斗铸就未来的光荣，让新疆走向新的辉煌。（

第四篇：新疆三史复习资料

新疆“三史”复习材料

.新疆三史包括：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今新疆的主权是从汉代开始确立的，不过新疆是近代才开始使用的一个名称，汉朝时称今新疆大部分地区为“西域”。其时西域的地域不仅包括今天的新疆，还包括中亚部分地区，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当时的西域各国也处于漠北强国匈奴的威胁之下。为抗击匈奴，汉武帝决定联合西域各国，对匈奴形成夹击之势，于是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张骞历尽千难万险，历时二十余载，最终不辱使命，成功说服西域各国与汉朝联合，並将西域冶炼铁器的技术带回，改良了汉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大大增强了汉朝军队的战斗力。其开辟的进出西域的路线也成为最早的丝绸之路。

一、历朝对新疆的统治

在汉王朝的强大军事打击下，匈奴不断向北向西退却，並分裂为南北两支，佔据西域的南支匈奴归顺汉朝。公元前60年，汉朝在龟兹（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臵“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地方，西域各部落首领和官员都接受汉朝的册封。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地方的主权开始归于中国。接下来的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也继续在西域地方设臵行政机构进行管理。

汉代为巩固边防和加强对西域的治理，还在天山南部一些 1 地方实行“屯田”，即所驻军队同时在当地开荒种田，一边屯垦一边戍边。这一制度后来也延续下来，为历代王朝治理新疆以及其他边境地区的重要政策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也承继这一政策，组建新疆建设兵团，成为维护新疆边防和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力量。

两晋之间，中国北方游牧部落崛起，中原政权不断更迭，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这时的西域部分地区仍在中原政权统治之下，但有些地方则在地方政权控制之下。到公元五世纪末的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基本失去了对西域一带的控制，高昌（高车）、柔然、吐谷浑、突厥等政权先后分别佔有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七世纪初，隋朝大军灭吐谷浑，控制了新疆東南部。唐代隋後，先是击败佔据吐鲁番一带的高昌政权，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随后又消灭东西突厥，在庭州（今新疆昌吉州境内）设臵“北庭都护府”，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收复和统一。北庭都护府后升为“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北麓及今新疆东部地区的军政事务；安西都护府升为“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安西大都护府的所在地就是库车，也就是奥运之前不久发生恐怖袭击的地方。

唐玄宗年间，又在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碛西节度使”，位列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碛西也就成为当时对西域一带的统称。

八世纪中期，唐朝爆发“安史之乱”，西面的吐蕃王国（今 西藏大部地区）乘机占领天山南北部分地区。此前不久在漠北消灭北突厥汗国而建立起的回纥政权与唐朝政权关係密切，曾两次出兵帮助唐朝平乱，并向唐朝要求改名为回鹘。到九世纪中期，回鹘灭国，其部众大部分向西迁徙，其中一支迁往吐鲁番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權；另一支继续西迁，在今新疆喀什及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带建立起喀喇汗王朝（黑汗），称葱岭西回鹘。这两支西迁的回鹘人被认为是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祖先，他们与当地部族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後来的维吾尔族。还有一部分回鹘人则向南迁移，並与其他民族相融合，例如契丹族就有半回鹘之称。另外今天甘肃一带的裕固族也被认为是回鹘的後代。

唐之后，中原进入五代十国以及宋辽金西夏多个政权鼎立的时代，回鹘人的高昌、喀喇汗政权以及塞人的于阗政权也割据统治着天山南北以及中亚的部分地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蒙古族部落兴起，天山南北也随着蒙古铁蹄的征战而复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时，伊斯兰教传入喀喇汗王国，为统治者所接受並成为国教。十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了对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历时四十余年的宗教战争，於十一世纪初灭亡于阗。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征服了天山南北各个部落，把今新疆地方分封給他的第二子察合台和第三子窝阔台，分属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其中察合台汗国控制了新疆中部及西部大部分地方，而不久後建立起的元朝中央政权则控制着新疆东部的哈密地 区。由于这两个汗国之间及其与元朝政权之间的不断争斗，察合台汗国後分裂成几个小国，主要有天山北部的固勒扎、天山南麓的叶尔羌、以及东部的吐鲁番。正是由于蒙古人在新疆以及中亚一带的统治，在西方的文献中开始将这片曾称作“突厥斯坦”的地区改称“蒙兀儿斯坦”，而元朝则开始称回鹘为“畏兀儿”，与今天的“维吾尔”发音近似。

明朝推翻元朝后，继承了其在新疆东部地区的统治，设立“哈密卫”管理当地军政事宜。但此时新疆中部及西部仍由一些小国控制，特别是东部的吐鲁番王国势力较强，不时侵入哈密地区。到十五世纪末，明王朝失去对新疆东部的控制，退守嘉峪关。到了十七世纪后期，蒙古部落的一支准噶尔兴起，佔据了天山以北地区。由于此时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则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叶尔羌汗国占据，因此这一局面被称为“南回北准”。

清朝建立後，开始着手解决西北问题，经过康雍两世多次用兵，康熙帝更曾御驾亲征，终於1757年全面平定准噶尔。两年后，清朝又平定了南疆的大、小和卓叛乱，从此确立了对天山南北的主权。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驻惠远（今霍城县境），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此时清朝政府统治的地域不仅包括今天的新疆全境，还包括中亚的部分地区，这些地方当年为准噶尔所佔领，随着准噶尔被歼灭也归入清朝版图。

收复新疆後，清朝政府为加强边防，从东北陆续抽调满、锡伯、索伦等族官兵驻防新疆。经过世代繁衍，这些民族也成为新 疆当地少数民族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国力开始衰弱，西方列强开始侵略、瓜分中国，早就垂涎中国西北领土的沙俄也趁火打劫。清同治三年（1864年），俄国趁新疆部分地方发生叛乱，逼清廷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即《塔城条约》，将新疆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南5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国，这些地方现在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

与此同时，位于天山西麓的浩罕王国（乌兹别克人建立的王国）也趁新疆发生叛乱，派大將阿古柏率大军侵入新疆，先是佔领南疆大部分地区，建立起阿古柏汗国，後又於1870年攻陷北疆重镇迪化（今乌鲁木齐），佔领了北疆大部分地区。沙俄趁机浑水摸鱼，於1871年佔领固勒扎城（後称伊宁，今伊犁），声称暂替清政府管理，以免落入叛军之手。

在清朝肃清了陕甘一带的叛乱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力主收复西北失地。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1876年，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收复天山北部大片地区。次年（1877年）又越過天山南下，一举收复南疆。此时只有伊犁还在俄国手中。左宗棠集结大军，作出不惜武力收复的姿态。在这种情势下，沙俄与清朝於1881年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在获得五百万两白银的赔款和新疆西北部两万平方公里土地後，将伊犁交还中国。天山南北再次回到中国版图。

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並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 疆”，寓意“故土新歸”，这就是今天“新疆”这一名称的由来。

二、新疆与内地的联系

1、“西域”与“新疆”的概念

“西域”一词从字面来说其含义就是“西部地区”。这一概念始见于汉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天山南北地区；而广义的西域主要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中 亚、西亚地区，及至地中海、东欧、北非的广大地区。西域的概念的变化反映了古代中国对西部地区的认知程度。汉代西域只是指今南疆和东疆地区。

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西域”范围更加扩大，它不仅包括今新疆地区，而且还包括今中亚、西亚、南亚、北非部分地区、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地中海周围。清代关于“西域”的这一概念，正是当时中国西北的边界，即指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清朝统一全国后，把那些被清朝重新统一的一些地区都称为“新疆”。称这些地区为“新疆”，并不是“新辟疆土”之意，是由于清朝取代了明朝，原来属于明朝管辖的地方或明朝以前历朝管辖的地方，自然应当归于清朝，因此，这些地方只不过是由清朝重新统一了而已。清朝驱逐阿古柏侵略军和从 沙俄侵略者手中收复伊犁之后，于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

2、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表明，历史上中国各地，包括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不仅一直保持了密切的政治联系，而且保持了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从先秦时期，新疆与内地就有着经济交流和联系，内地的丝绸传入新疆，新疆的玉石输入内地。汉朝统一西域之后，丝绸之路日益繁荣，内地的大量钱币在新疆流通，并且在新疆出现了汉文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双语钱币，而新疆与内地贸易不断，并将大量当地产品如玉石、牲畜等输入内地。无论在统一还是分裂割据时期，新疆与内地都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使新疆的经济纳入古代中国的整个经济系统中，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朝统一西域后，更加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贸易的往来。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中国内地与西域商品流通范围扩大。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空前繁盛，唐朝货币大量流入西域。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繁荣，为中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新疆与内地密切的经济交流，不仅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新疆与内地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有极强的互利、互惠、互补性，因此相互依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保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3、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从新疆历史的发展看，新疆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内地汉族吸收了许多的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而新中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新疆与内地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 华文化。汉朝统一西域后，内地的典章制度传人西域。汉代西域与内地的音乐歌舞也相互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西域地区流行的龟慈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等对中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来文化的相互交汇、吸收、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五代辽宋金时期，西域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有增无减。这一时期，西辽文化的特点是保持了中原之风，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是汉语。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为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西域文化的向前发展。元朝时期，大量畏兀儿人迁居内地，他们学习汉文化，不少人成为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行政管理

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体现就是对其领土拥有最高统治或最高管辖权。确定一个区域主权归属的原则，主要根据国家是否对这一地区直接进行行政管理以及是否有效对其进行控制。新疆，自汉代统一西域后，历代中央政权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对西域的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并实施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已在西域通行，汉朝正式开始在西域行使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汉时期于公元74年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对西域的管辖却一直没有中断。隋唐时期曾先后在鄯善、且末、伊吾三地设郡。648年，唐朝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迁西安都护府于龟慈。702年，唐朝又设立北庭都护府，唐代在西域最高军政建制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其机构完善，官有定员，职有专任，所有军事民政事务都有专门机构负责。元朝时期，于1251年在别失八里设立了别失八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明朝设立哈密卫。清朝于1762年设臵了“总统伊犁将等处将军”，治地在惠远城（今霍城县境内）。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统领全疆各地的驻防官兵，并兼理地方行政事务。1884年新疆建省。

2、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的军事机构与驻军

在国家拥有的领土上设立军事机构并驻军，是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一直设立有军事机构，并派驻大量军队，行使管辖权和自卫权。汉朝多次出兵西域并实施屯田，设立军事官职，行使军事管辖权；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各割据政权也纷纷驻军西域；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和北庭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等军事机构；元朝在西域的驻军有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驻守各地；清朝的伊犁将军兼理军事和民政，有满、蒙古等八旗军队以及绿营兵长期驻守新疆。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建立军事机构，派驻军队，并把当地少数民族纳入军队后，有力地巩固了在西域地区的统治。

3、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实施的赋税制度与法律制度

在所辖领土内，征收赋税，推行中央政府统一的法律制度，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之一。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有效地行使了赋税征收权和最高司法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均向中央进贡；北魏在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唐朝在西政府在内地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也推行到西域；元朝在西域地区按人丁计算征收赋调；清朝在新疆征收田赋。建省后新疆有了完整的税收体系，并与内地税制趋向一致。对作为国家主权标志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历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过程中，除保留了当地民族的习惯法外，还把中央各种法令推广于新疆地区。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官职，往往是军政合一，同时也兼理司法。唐代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设有兵、法、功、仓、户诸曹参军，其中的法曹参军的职掌即司法事务。元朝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文西域设立提刑按察司，纠察各级官员的不法行为。清朝在新疆地方司法由行政长官兼理，保证清朝的《大清律》在新疆贯彻执行，同时又根据新疆特点制订了《回疆则例》。

4、新疆各民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

新疆各族人民往往是把一家一姓的专制君主、君主世袭的王朝视为国家认同的对象，汉代西域各地对汉文化的坦然接受和热爱，要求汉朝政府派都护进驻西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仍保留着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常常在其头衔上冠以“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的称号，高昌回鹘称与宋朝的关系为“甥舅关系”，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势力和大小和卓叛乱时，各族人民踊 跃支持。在打击阿古柏和沙俄侵略势力的过程中，新疆各族人民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可动摇的。

四、英雄人物和考古发现

细君公主去世后，公元前102年，汉朝又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翁归靡。解忧公主从十八九岁和亲出嫁，在乌孙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七十余岁才回到京都长安，两年后归天。解忧公主的时代，汉文化以及先进生产技术在乌孙及西域的传播是全方位的。在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翁归靡执政时期，她积极协助翁归靡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使乌孙走上了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

解忧公主在乌孙国的地位如日中天，被乌孙国人誉为“乌孙**”。她以卓越的政治才能活跃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加强、巩固汉室与乌孙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她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了乌孙和汉族人民的友好事业。

解忧公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成功、贡献最大的一个和亲公主。汉朝的西北边疆安然无事，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丝绸之路繁荣鼎盛，汉朝的威仪和影响进一步远播天山南北，西域诸国都争相与乌孙攀亲，积极与汉朝交好。

库车新发现的古墓

2007年9月2日，库车古墓群发掘消息以国内简讯形式在央视《新闻联播》上首次播出。部分文物首次与广大观众见面，一揭它们的神秘面纱。

央视解说词如下：新疆库车县近日发现中原风格的砖式墓群。考古专家推断，这些古墓的建造时间大约在距今160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新疆出土尚属首次，对了解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意义重大。

买力克阿瓦提位于和田城东南25公里的玉龙喀什河西岸，1962年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南北长十公里，东西宽两公里。该城建于1500至1600年以前。遗址西侧沙山环立，冈峦起伏，南面昆仑山脉影影绰绰，高入云端，东面玉龙喀什河蜿蜒曲折，夏季洪水奔腾怒吼，北面不远，村舍点点，绿树环合。

遗址内有古墓葬地、古建筑群、西侧沙山背后有气氛神秘的洞窟三个。出土文物有铜佛像、玉器、泥塑佛像残件、回纹图案墙饰、壁画残片、陶器、及大量古钱币。钱中有汉代五侏钱、魏晋南北时代的剪轮钱和唐代“开元通宝”。最早的有西汉在西域流通的五铢钱，年代近的有中华民国在新疆发行的最后一枚钱币。

1999年，李常宝尝试着用古钱币给战士们上了一节历史课。课堂上，他没有带书，而是带着一本自己精心装订的钱币册。“大家请看，这是一枚从西域都护府遗址中出土的五铢钱……这两枚是唐朝在安西都护府制造的大历、建中钱……”课堂沸腾了，战士们的心随着一枚枚小小的古钱币开始在古代西域文化中驰骋。李常宝开始用这种方式给战士们讲解历史，他对这种特殊的讲解方式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

2000年，李常宝在天池游玩时遇到了一个研究新疆历史的 外国人，双方因为对一个问题持不同观点争执不休。李常宝觉得对方对新疆历史有误解，就邀请对方来到他家，从家里拿出一本本古钱币册，当他拿着这些历史的物证再次向对方讲述新疆的历史时，对方终于折服了

霍去病的故事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的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独自率领精兵一万出征匈奴。19岁的统帅霍去病不负众望，在千里大漠中闪电奔袭，六天中他转战匈奴五部落，一路猛进，并在皋兰山与匈奴卢侯、折兰王打了一场硬碰硬的生死战。在此战中，霍去病惨胜，一万精兵仅余三千人。而匈奴更是损失惨重——卢侯王和折兰王都战死，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被俘虏，斩敌八千九百六十，匈奴休屠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同年夏天，汉武帝决定乘胜追击，展开收复河西之战。此战，霍去病成为汉军的统帅，而多年的老将李广等人只作为他的策应部队。霍去病再次孤军深入，并再次大胜。就在祁连山，霍去病所部斩敌三万余人，俘虏匈奴王爷五人以及匈奴大小瘀氏、匈奴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计六十三人。经此一役，匈奴不得不退到焉支山北，汉王朝收复了河西平原。汉军军威大振，而十九岁的霍去病更成了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战神。成为汉军中的一代军人楷模、尚武精神的化身。

真正使霍去病有如天神的事情是“河西受降”。两场河西大战后，匈奴单于想狠狠地处理一再败阵的浑邪王，消息走漏后浑邪王和休屠王便想要投降汉朝。汉武帝派霍去病前往黄河边受降。当霍去病率部度过黄河的时候，果然匈奴降部中发生了哗变。面对这样的情形，霍去病竟然只带着数名亲兵就亲自冲进了匈奴营中，直面浑邪王，下令他诛杀哗变士卒。霍去病的气势不但镇住了浑邪王，同时也镇住了四万多名匈奴人，他们最终没有将哗变继续扩大。河西受降顺利结束。那个迷离危机四伏的局势，那位十九岁的少年是怎样站在敌人的营帐里，仅仅用一个表情一个手势就将帐外四万兵卒、八千乱兵制服的。汉王朝的版图上，从此多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河西走廊正式并入汉王朝。

新疆民族史和新疆宗教史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从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4年)开始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协作，努力开拓，共同书写了开发、建设、保卫边疆的辉煌篇章，新疆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新疆自古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古代历史上，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新疆聚居。新疆居民的族属，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开始才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音：肉支)、乌孙、羌、匈奴和汉人。

塞人，原游牧于东起伊犁河、楚河流域，西抵锡尔河地区。因被月氏排挤而西迁，一部分退至锡尔河北岸，另一些南下帕米尔，散居各地。月氏人，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活动于河西走廊到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

206年)汉之际最为强盛。公元前176年前后，受匈奴的攻击，被迫向伊犁河流域迁徙，驱走那里的塞人而居其地。乌孙，最初活动于河西走廊。秦末汉初，受月氏人的攻击而依附于匈奴，后在匈奴的支持下，袭击月氏人，并将其逐出伊犁河流域。羌人，最初活动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战国时期，一部分羌人经河西走廊，沿祁连山、昆仑山向西迁徙，从而在新疆留下了足迹。匈奴人，主要是在公元前176年前后进入新疆的。汉人，是较早进入新疆地区的民族之一。公元前101年，汉朝军队开始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后来扩大到全疆各地，各屯田点成为汉人进入新疆后最初的分布区域；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以后，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进入新疆的汉人连续不断。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又有许多古代民族进入新疆，如柔然、高车、(厌左加口旁)哒、吐谷(音：玉)浑等。柔然，是北方草原古老民族东胡人(中国古族名)后裔，五世纪初兴起于蒙古草原，公元402年建立了强大政权，同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争夺西域。高车，亦称敕勒、铁勒，最初游牧于贝加尔湖及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公元487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与其弟穷奇率所属十余万部落(户)西迁，在车师前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西北建立高车国。(厌左加口旁)哒，起于塞北(古指长城以北地区)，五世纪末东进塔里木盆地，南攻月氏，建立政权，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曾一度控制南疆部分地区。吐谷浑源于鲜卑(中国古族名)，四 世纪初自辽东(泛指辽河以东地区)西迁，逐渐控制了今甘南(甘肃南部地区)、四川和青海地区的氐(中国古族名)、羌等民族，建立政权。

隋(公元581年-公元618年)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时期，突厥、吐蕃等古代民族对新疆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厥是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活跃于中国西北和北方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打败柔然，以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为中心建立政权，尔后分裂为东西两部，为争夺汗权争斗不休。八世纪中叶，东、西突厥汗国相继灭亡，其后裔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六世纪末兴起于青藏高原，占领青海后，开始与唐朝争夺西域。公元755年，中原地区爆发“安史之乱”(唐代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大批驻守西域的唐军调往内地，吐蕃乘机占领南疆及北疆部分地区。

公元840年，大批回鹘人进入新疆。回鹘，原称回纥，是铁勒(中国古族名)诸部之一。最初活动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后迁居土拉河北。公元744年，发展壮大了的回鹘于漠北建立政权，并两次出兵帮助唐朝中央政权平息“安史之乱”。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因自然灾害侵袭、统治集团内讧及黠戛斯(中国古族名)的进攻等原因而崩溃，其部众大部分向西迁徙。其中一支迁往今吉木萨尔和吐鲁番地区，后建立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迁往中亚草原，分布在中亚至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民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自此，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受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 汗王朝统治，当地的居民和西迁后的回鹘互相融合，这就为后来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124年，辽朝(公元916年-1125年)皇族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征服新疆地区，建立西辽政权，一批契丹人(中国古族名)由此进入新疆。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后，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其子孙。回鹘人进一步同化、融合了部分契丹人、蒙古人。瓦剌，是明代(1368年-1644年)对漠西蒙古的总称，初分布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不断向额尔齐斯河中游、伊犁河流域扩展。十七世纪初，逐渐形成了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准噶尔占据伊犁河流域，成为四部之主，并统治南疆。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清朝(1644年-1911年)政府为进一步加强新疆边防，从东北陆续抽调满、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族官兵驻防新疆，他们成为新疆少数民族中的新成员。以后，又有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移居新疆。至十九世纪末，新疆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共13个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形成了新的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

二、多种宗教在新疆并存与传播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 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伊斯兰教传入后，新疆不仅继续维持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又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传入。

在外来宗教传入以前，新疆的古代居民信仰本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及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至今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观念及遗俗。

公元前四世纪前后，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中国所称之祆教(俗称拜火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吐鲁番地区尤为盛行。当时的高昌政权专门设臵了机构和官员来加强对祆教的管理。新疆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祆教。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克什米尔传入新疆。不久，佛教就在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音：秋词)、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公元五世纪左右，中国内地盛行的道教随着汉人的不断到来传入新疆。但是传播范围不广，主要盛行于汉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直到清代，道教才传播到全疆各地。

公元六世纪前后，摩尼教由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九世纪 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西迁新疆后，促进了摩尼教在新疆的发展。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建造寺院，开凿洞窟，翻译经典，绘制壁画，弘扬摩尼教教义和文化。在摩尼教传入前后，景教(基督教的早期派别聂斯脱利派)也传入了新疆，但早期传播不够广泛。到元朝(1206年-1368年)时，才因为大量回鹘人接受景教而兴盛起来。

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十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了对于阗佛教王国历时四十余年的宗教战争，于十一世纪初灭亡于阗，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和阗地区。十四世纪中叶起，在察合台汗国(蒙古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在西域建立的藩属国)的强制推行下，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吉克人等信仰的主要宗教。十六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伊斯兰教成为维吾尔等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后，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信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随之逐渐消失，但佛教、道教仍然存在。从明朝起，藏传佛教还有了重大发展，成为与伊斯兰教并列的新疆两大主要宗教。十七世纪后期，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借助藏传佛教的力量，消灭了自己的政敌黑山派和卓势力，并灭亡了叶尔羌汗国(蒙古察合台汗后代于1514年-1680年间以今莎车为中心建立的地方政权)，足见当时藏传佛教势力之大。大约从十八世纪起，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新疆，佛教、道 教和萨满教也有了较大发展。这些宗教的寺院、教堂遍布天山南北，有些穆斯林甚至改信了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历史上，新疆的宗教虽然一直在不断演变，但自从外来宗教传入以来所形成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一直保持下来。现在新疆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萨满教在一些民族中仍然有较大影响。

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

一、民族分裂主义及其危害

1、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产物

民族分裂主义也称民族分离主义，指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个民族的一种极端势力，以“民族自决”和维护“民族利益”为幌子，主张国家分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反动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行为。民族分裂主义来源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片面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

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有两种趋势，一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二是民族分裂主义。民族主义自产生以来，先后出现过三次世界高潮。第一次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第二次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生的。第三次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民族主义的本质和特征，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一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二是民 族主义具有双重性作用；三是提出了正确区分不同类型民族主义的标准；四是揭示了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坚持民族不平等理论，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离政策，鼓吹民族至上谬论；五是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民族主义的基本态度，应当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六是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主义存在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性。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大民族主义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主义。二是民族分裂主义。大民族主义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2、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的主要表现民族分裂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及各国国内民族、宗教、历史和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国际上一些国家民族分裂主义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有：历史上殖民主义余毒的影响；国外敌对势力的插手；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发展；有的国家在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失误。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西藏**集团进行的“藏独”分裂活动以及新疆的“东突独”分裂活动。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建立民族共和国，企图把西藏、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藏独”和“东突独”尽管它们产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表现形式和组成成分各不相同，但他们主要特点和反动目的却是相同的。即一是编造谎言，歪曲杜撰历史是分裂主义势力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的手段；二是与国外势力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是所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 的共同行经；三是乔装打扮，以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自居，极力鼓吹民族独立，是分裂主义的共同幌子；四是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对立，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惯用手法。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所谓的民族独立国家，分裂祖国统一，破坏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3、民族分裂主义是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主要危险

西藏和新疆在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 一直不断地在西藏、新疆等地培植民族分裂势力，利用他们来遏止中国的发展，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藏独”和“东突独”的分裂活动对国家安全和统一构成了极大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国家统一 和安全；二是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由于“藏独”、“东突独”的分裂活动，使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三是在国家社会和社会发展方面，由于民族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不仅给各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旗臶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

1、新疆“三股势力”的由来

“三股势力”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简称。

民族分裂势力是指奉行民族分裂主义地一种社会政治势力，是多民族国家某些民族中某些民族中的少数人为进行民族分裂，企图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而形成的行动组织或团伙。宗教极端势 力是指奉行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是指奉行暴力恐怖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三股势力”均打着“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反动旗号，妄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家”。因而“三股势力”也被称为“东突”势力。他们 恶毒攻击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疯狂地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严重危害祖国统一，是国外敌对势力的内应力量，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

2、“三股势力”的反动本质和危害性

“三股势力”的反动本质就是反对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 权，分裂国家的统一，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安宁和幸福的生活，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妄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家。为了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家，“三股势力”编造了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东突独”思想体系。其主要观点有：一是“突厥民族至上论”；二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三是“汉族侵越论”；四是“泛突厥共同体论”；五是“否定阶级论”；六是“伊斯兰教至上论”；七是攻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新疆境内外的“三股势力”，他们以西方敌对势力为靠山，一方面加紧国外势力的整合，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另一方面，以“人权”、“民族”、“宗教”为幌子，疯狂地向我宣战，向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充分认识“三股势力”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因为：一是对新疆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二是对新疆的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危 害；三是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四是给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3、旗臶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

旗臶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一是要正确认识反对“三股势力”斗争的性质；二是必须旗臶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三是充分认识反对“三股势力”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三、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

1、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之后，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国家反复经历了来自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挑战，特别是近代以来又受到国外敌对势力的侵略，但是，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国家统一已深深渗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和道德观念中，并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

在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的斗争中，世世代代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各族人民，历来都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主力军。我国各民族坚持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一是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历史上各民族在开拓祖国的疆域，发展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促进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因而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二是大统一的思想已经深深印入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脑海之中；三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2、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神圣职责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民族繁荣发展的关键条件。一是国家统一可以避免战争和民族分裂，同时也为各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有利于生产发展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国家统一可以打破地方割据和民族隔阂的界线，有利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三是国家统一是保证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四是国家统一保证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使社会走向一个又一个鼎盛时期；五是国家统一可以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极为重要；六是国家统一可以形成反对外来侵略的强大力量。维护国家统一与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维护国家统一是各民族公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也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和政治原则。

3、维护祖国统一必须正确认识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民族自决权是欧洲资产阶级于18－19 世纪在反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提出来的一个原则，其目的是为了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市场和民族国家。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又具有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性质，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给予 了肯定，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原则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一是针对民族压迫而言的，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奴役而言的；二是以保证整个无产阶级斗争利益为前提的；三是主张实行民族自决权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民族隔阂，达到各民族的团结与联合。四是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各民族已经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和平等的权利，再提民族自决，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搞分裂，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因此，必须坚决反对。

第二，关于人权问题。人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核心和关键因素是对人的行为和价值的确认。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人权观。人权的享受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人权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和平等，其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自由、平等，人就不可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也就谈不上人权。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人权观是虚伪的，不平等的。提出无产阶级和各劳动人民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就必须消灭压迫剥削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保障各民族人民的人权。

在人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分歧。发 展中国家认为，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还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人权不仅指个人的权利，还应包括集体的权利。而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首要的人权，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就谈不上自由和平等，其它的各种权利也就无法实现。而西方国家则认为人权仅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和政治权利。并提出了所谓的“新干涉主义”，利用人权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以达到自己称霸世界的目的。对待人权问题，必须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尤其要弄清楚西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利用人权问题的真实意图和反动本质。

第三，关于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利益。正确认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利益是指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它是全体人民政治利益和物质文化利益的总和，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民族利益是指每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利、平等地位、经济发展等方面。在中国，国家利益即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应该看到在一定条件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具体利益，并有时可能与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这时，各民族应该顾全大局，以民族具体利益和需要，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和需要。国家利益与民族的具体利益相比，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特征，关系到我国各民族的盛衰荣辱，关系到各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是各民族 的共 同利益和最高利益。相反各民族的具体利益则具有局部性、非根本和低层次性的特征。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实质上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国家利益必然高于各民族的特殊利益、具体利益。

第五篇：“新疆三史”心得体会

艾古斯中心小学教师艾科拜尔.阿卜杜热依木的“新疆三史”心得体会

近日，公司组织了新疆“三史”主题教育学习活动，学习中，授课人结合地区开展“一反两讲三促”主题活动，围绕《新疆“三史”教育简明读本》、《当代伊斯兰问题》等书籍对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历史，进行了准确、简明、生动的阐述。

之前，由于学习了解不够，对新疆的历史和现实也存在种种模糊的认识，通过这次学习，使我对新疆从史前、两汉、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历史有了更为清晰和准确的认识，深刻理解掌握新疆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历史的基本知识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新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我们只有正确认识新疆历史，才能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

“三股势力”出于分裂祖国的目的，千方百计想要歪曲新疆历史，因此我们要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立场，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各项工作。同时，要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增进团结，珍惜和谐发展的社会大好局面。

作为一名党员和企业的员工，我们在认清工作形势，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任务的同时，也要知道维护新疆稳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有了稳定，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新疆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只有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发展

变化的特点和规律，才能不断创新民族工作的思路和方法，才能不断提高驾驭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

艾古斯中心小学教师艾科拜尔.阿卜杜热依木的学习“新疆三史”心得体会

艾古斯中心小学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