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基督新教传教方式转变考察

第一篇：近代基督新教传教方式转变考察

近代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方式的转变考察--以福建为例

邵阳学院中文系历史学专业2010级 周遵祥

【摘要】 基督教在中国的百年传教历史中，大概经历了三种传教方式：最初略带文化殖民色彩的直接传播方式，这种与西方殖民行动交织的充斥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抗的方式最终因为效果不好，影响宗教形象且屡兴教案而最终发生转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以社会服务为间接途径的慈善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在宗教的基础上以传播福音为前提建立对中国社会服务相关的福利性的事业；如创办现代化学校，医院，报刊杂志等等。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基督教的影响力以及转变了最初文化侵略者的形象，然而这些事业最终慢慢地远离宗教的出发点，成为单纯的世俗事业单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的以本土教会“自养”“自治”“自传”三自运动为主，西方传教士为辅的本色化方式，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转变。要想一种文化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传播且深入人心，除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习俗相结合外还必须由最熟悉中国人的中国人去宣扬，去传播，去解读基督教在中国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近代基督新教；传教方式；殖民化；慈善化；本土化

Change the way of modern protestant Christian missionary in China

————In fujian, for example Grade2010,History major,zhouzunxiang Shaoyang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issionary in one hundred in China,May have had three way:The original with cultural colonisation by way of direct transmission,The intertwined with western colonial action filled with ways to figh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ventually because of the bad effect affects the religious image and repeatedly xing lesson plans and eventually change.Until the 1920 s to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indirect way of charity,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religion to spread the Gospel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China's social service related welfare undertakings;Such as creating a modern school, hospit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tc.This way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Christian influence and change the image of the original cultural invaders, but these business slowly away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religion, eventually become a purely secular institution.After the 1920 s to the local church “autotrophic” “autonomy” autobiography “three-autonomy” movement is given priority to, western missionaries of the auxiliary localization way, this is a historically inevitable.To a kind of cultural spread on the vast land of China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in addition to be combined with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 also must be the most familiar with the Chinese to the Chinese, to spread,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value.Key words:Modern protestant Christian;A missionary approach;Colonization;Charity;localization

关于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史的著作有加拿大的传教士季理斐所整理编辑的《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一1907)》、《福州美以美会年会史》、《浸信会在华布道百年史》、陈金铺的《中国布道史》以及《西广东长老会史》、谢洪妾的《中国耶稣教会史》、《两广浸信会史略》等等。这些著作多属于教会修史的性质，而未对传教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与区分。而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有具体的论述的当属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这是关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开山之作。以传教士东来的梗概作序曲，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讫1949年，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过程。全书以传教士自身的活动为章目，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预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行为进行了有机的论述。在铺叙众多传教士和史实的同时，对几个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广学会那样的出版机构，着重作了介绍和分析。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策略和传教方针方面，首次提出一个说法，即“孔子加耶稣”。以及顾卫民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这部著作是从社会史的观点出发，着重描述新教的“本色化”和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著作里有关传教方式以及具体传教方法、策略的论述，但是没有新的提法。并且本文只是有关于基督教传教后期的本色化运动，对于之前的方式没有提及。关于福建基督教方面主要有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等等。

对于基督教近代传教方式的文章著名的有吴义雄的《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吕厚轩、张伟的《清末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改变论述》等等。王超云的《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教方式的转变》对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了具体论述，“以近代基督教入华的传教方式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分析、比较的方法，论述了近代基督教在华由“整体置换”到“宏观改造”两种传教方式的内容及其转变过程，重点分析了两种传教方式形成的原因、特点、产生的不同结果和影响，并对此做出评价。”

[1](P1)

颜白瑜的《近代福建基督教传教策略的转变探析》这篇文章“选择了鸦片战争至民国初期作为该篇论文考查的时间断限，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的传教策略，试图对近代入闽传教士的传教策略的具体表现、转变原因及影响予以勾勒澄清，并作出相应评价。”[2](P3)

这两篇文章都对基督教整体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的活动进行简述，然而有较大篇幅描述古代的基督教，并且把表现，影响与评价分开而论，不够具有阐述的整体性。

基督新教由于比天主教传播效果更佳，对后世影响更大，而新教在福建的传播亦较广，1922年《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统计，福建省布道区数目居全国第二位。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以福建区域的基督教的新教派别的传教方式的转变窥探整个中国的传教方式转变，并提出殖民化、慈善化的新提法，认为本色化的方式是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延续传播且影响力不减的根本原因。

一、近代传教士入闽初期殖民化的传教方式

基督教入闽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聂思脱里一派，当时在中国有两个主教区，一个北京，一个就是福建的泉州。有三名意大利的传教士死后即葬在泉州，且留下十字墓碑。1624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成为天主教来福建的第一人，并且在当时来自福州的内阁首相叶向高的帮助下在福州建立教堂并将天主教很快传播到福建各地。然而，作为一个后期新兴的基督新教入闽则要到1842年，借着《南京条约》开放了福州、厦门的便利来到厦门鼓浪屿的美国归正教传教士雅俾理，这标志着基督新教正式进入福建。

并没有传教历史的基督新教一开始在福建的传教事业自然是很不顺利，又由于处于鸦片战争后的福建，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和反抗，传教事业收效甚微。到1856年为止,全省竟然没有一个人受洗入教。经过新教传教士们的不懈努力，直到1857年，长乐人陈安在福州的天安堂受洗，成为福建第一个新教教徒。

[3](P108)后来新教陆续地在福建地区传播开来，在福建建立了以福州为中心的福州、闽东、闽西、闽南、闽北五大教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教的传教事业一帆风顺，毫无拦阻；恰恰相反的是，在西方侵略者纷纷侵犯中国利益甚至直接烧杀抢掠的背景下，基督教的传播更多的是被看作一种西方侵略者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侵略。以至于在传播开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教案，自1850年乌石山教案开始，至1907年将乐教案为止，前后58年间共发生了大大小小一百余起的案件。

[4](P425)

然而，教案的发生也是由于当时传教士的那种带着略带强制性与殖民色彩的直接传教方式有关。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一下四个方面：

1.凭借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推行基督新教；在近代之前的清朝是严禁基督教在中国沿海的传播的，拥有长久历史基础的天主教尚被迫转入秘密传教，何况从未沾染指中国的基督新教。但传教士却早已在为日后的传教做准备，收集沿海地区的民情，学习汉语等。德国路德教牧师郭实腊便是一名汉学家，亦是间谍。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船上进行情报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1835年继马礼逊(第一个来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任英国贸易监督的首席翻译。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一度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1843～1851年任香港英国当局汉文秘书，同时从事传教。“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以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与他们所派的传教士作为先遣队有密切的关系，郭实腊在中国沿海的对此侦查活动，以及作战期间充当翻译、向导和参谋，给了英国侵略军有力的支持。很明显，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与外国传教士的侵略罪行是分不开的。”

[5](P58)

这段话痛斥了那些在中国假扮中国人为殖民者提供情报，协助殖民者侵略中国的传教士，虽然言辞有点过激却也多少反应了当时中国平民对搭乘殖民者军舰来的传教士的痛恨与不满。诚然，还是有不少传教士是为了单纯传播福音，拯救灵魂的宗教使命来到中国这片灵命空白的土地，但因为清朝政策的限制与禁锢让他们又不得不依靠军人，或者说是强盗来打开中国福音的大门，就像十字军东征那般的，为传教大开方便之门。他们自觉的不自觉的充当了殖民者的助手与探子，甚至鼓吹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也正是这样，他们才可以借着军舰来到中国，开启传教的历史。“在鼓吹对华使用武力方面，以《中国丛报》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发动战争的叫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此类言论在当时的传教士与欧美商人之中比比皆是。”

[6](P34、35)

而很多战争的导火索就是以教案为借口，如马神甫事件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

2.仰仗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政治特权推行基督新教；传教士依附于殖民者的手下，也必会在殖民者手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便利。实际上很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有传教士的参与甚至多数都是传教士起草的，他们希望借助这些条约让清政府对宗教传播作出让步，并给予优惠。裨治文传记中“美国专使顾盛写给美国参议院牧师德斯汀的信中说：‘确实在最近与中国的谈判中，最重要的，如果不是最不能缺少的工作，是由美国的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第一个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的。他们具有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1](P25)在起草和制订条约时，传教士们都尽力将有利于传教事业开展的条款附加进条约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美中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卫三畏竭力促使双方在条约中添上了允许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这一重要条款，这是卫三畏这段时期最大的成就。多年后卫三畏自己也说到当时的情况：‘……我弄到一份中俄条约的中文本,找到允许传教士行动自由的条款,依样为中美条约也订了这样一条。中俄条约规定允许‘一定数量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我把这一限制性的内容去掉了。’‘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在条约中为我们神圣的信仰争取到了它应得的权利’”。

[1](P26)

除了让清政府允许传教之外还享有治外法权，允许在中国内地传教，购买土地等。《中英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款中，英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首次将福州辟为通商口岸，并得以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自由进入内地传教。而这样就使有些传教士为所欲为，干预地方官府的执法，强占土地，巧取豪夺。一些不法之徒也会寻求教会的庇护而进入教堂成为假基督徒，而不明情况的传教士认为悔改信主的都是改过自新的人而袒护他们，这也成为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也破坏了基督教救人灵魂，善意助人的形象。

3.以经济特权强占土地及利益引诱教徒；不平等条约也给了传教士经济上的便利，购买土地，建立教堂等。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解除教禁。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使西方传教士得以合法进入中国长期居住,并进而取得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和建教堂的权利。传教士认为一处适合建教堂便利用不法强取豪夺，“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赖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据为己有，逐其业主，地方不敢科以盗买盗卖”。[7](P357)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事件多发生在天主教会，而基督新教则较少。一些教会为了吸引教徒，甚至用金钱引诱，这也违背了基督教救人灵魂的教义。

4.学习中国文化以便推行基督新教；宗教传播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传播，那就肯定少不了文字，语言等。正如前文所说，在进入中国前，西方传教士们都认真地学习汉语以及中国沿海省份的方言，并翻译汉语经典以及将《圣经》翻译成汉语。来华传教士普遍都熟悉汉语，方言，中国的国情，是传教士的同时也是汉学家。卫三畏不仅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其名著《中国总论》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是标志美国汉学开端的里程碑，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并且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英国长老会的宾为霖就十分精通汉语，并掌握了地方方言，粤语、厦音、榕腔、官话他都能够讲得非常流利，还曾将《天路历程》译为汉文。[4](P387)当然，一开始向中国人宣讲福音救恩等都是通过传教士口头传讲，分发福音小册子这种直接的手段，这导致了1842年入闽的雅俾理到1857年才有第一位信徒，整整15年时间他都在努力寻求接受牧人的小羊。可见这种方法在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中国效果可想而知。

这种传教士借助军事政治手段，盲目强制地传教而鲜有收获的过程不仅使中国的人民反感，也让这些企图通过非宗教殖民化手段或直接向人单纯传教的方式快速获得传教效果的传教士们开始思考和探寻另一种间接的、使中国人更易接受的传教方式。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入闽传教士间接的慈善化的传教方式

这种方式便是以社会服务的事业作为传教的媒介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力，扭转基督教不良的形象，让他们与侵略者划清了界限。同时这也体现基督教“爱人如爱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教义。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伴着枪炮声而来的传教士们在人们心中总是与殖民者相联系，而某些传教士的目无王法的行为以及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相对立也引发人们的民族主义精神与对抗的行为。让传教士们改变其传教策略的除了屡屡发生的教案与宗教传播的困境外，还有传教士在进入福建多年后对福建民情、人们思想世界观的了解加深，西方宗教界对中国文化的妥协以及持续的东方传教热情；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以及发生于19、20世纪之间的普世教会运动。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引领的思想解放，中国民众观念的变化。总结起来就是三个方面：

1.传教困境；首先是传教士的社会形象，传教士以西方先讲文化的高姿态进入福建难免也鄙夷福建这毫无生命的“蛮荒”之地，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是“没有时间观念、没有准确的概念、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天性、理智混乱、轻视外国、因循守旧、没有同情心、互相怀疑、没有诚实。”

[5](P359)

而中国民众同样不屑那些自诩拯救自己灵魂的传教士。“当这些传教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后，才发现事实与他们想象的相距甚远。起初的传教工作不仅没能顺利展开，还处处受到人们的排斥。1859年，美以美会传教士薛承恩‘初到南平时为群众反对和驱逐；曾被人在桥头里捆绑，殴打，灌粪，薛承恩只好带伤离开。类似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中期的福建随处可见”

[2](P33)

可见传教士在当时是这样不受待见，而时不时

[1](P34)发生的教案也影响了传教士的传教工作的进展。“19世纪60年代，冀东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报告说，有一年他的工作被二百多起较轻的迫害事件打乱”。

[4](P452)天主教如此，基督新教亦是如此。据记载，“从1850年神光寺交涉事件始到1907年将乐教案止，福建共发生教案一百余起。”

其次，基督教义上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大相径庭也使传教困难。基督教是个一神教的宗教，除了那位至高的天父上帝是唯一独有的真神外，其他都是假神。《圣经》出埃及记里给以色列民的“十诫”第一诫便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而福建是个沿海开放历史较久的地方，有各种的信仰对象，妈祖、广泽尊王、保生大帝、清水祖师等。卢公明所言：“许多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真实的与虚构的偶像都成了中国人崇拜的对象。”

[8](P68)

“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抱有好感，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中国的其他哲人，则远远不如。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到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的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

[5](P189)

基督教也禁止信徒拜祖宗，这与儒家“祭祖祀礼”，“以孝为先”的伦理纲常处于绝对的对立面。而用一些奖励的手段甚至金钱的鼓励也难以达到使教义深刻融入人心的作用，只会使人们更看不起基督教。

2.基督新教内部的变化；首先传教士们通过翻译和研读中国儒家经典，与士族阶层接触，逐渐由儒家的对立面走向融合。传教士们看到了在中国，是一群儒家思想为生活准则的缙绅阶层，他们控制着民众的思想，左右着民众的行为。上层知识分子才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控制这这个国家的方向。因此，要想让民众接受福音就必须让他们接受福音,“光靠在老百姓中吸收或收买教徒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对儒家思想做一些必要的妥协并加以利用”。

[6](P187)

而要想这些儒学家们接受福音就必须将福音与儒家相结合，使他们乐于也易于接受基督教义。1870年林乐知成为第一个将“孔子加耶稣”理论系统论述的传教士，“吾教中人教曰：耶稣心合孔孟者也，请略言之，俾使众知以消后变。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

[5](P268)

他认为，儒学讲“仁”，《圣经》虽无“仁”字，但“爱即是仁也”；儒学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讲“礼”，《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学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学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

其次是传教士的学识素养与道德都得到保证。美国公理会入闽传教士卢公明1846年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1849年毕业于奥本神学院，还写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武吉林、柯林、麦利和夫妇都是教育家，英国伦敦工会的传教士陈和礼以及英国长老会的马士敦都在医学方面都颇有建树，获得有医学博士学位。这得益于19世纪后期美国基督教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不但加强了传教队伍的力量，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保护发展了教会；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教队伍的成份，传教成员不仅是受过神学训练的传教士，更多的是受过高等专业技术训练的大学生，使教会将神学的基础放在社会关心层面上来成为现实；通过学生志愿人员，扩大了传教的范围，使教会将目标对准整个社会成为现实；通过学生志愿人员的个人福音行为达到“社会福音化”“世界基督化程序”的效果。”

[9](P9、10)

另外，教会也开始看重信徒的基本素质，没有盲目接受信徒，会经过考察再接受。

再次，随着来华传教士人数以及各派差会的增加，不可避免会发生教派之间的争夺教区、信徒的事情发生，于是出现了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号召各宗派合一。“避免宗派主义的竞争给传教事业带来危害，各差会传教士展开了跨宗派的联合与协调工作。往昔的争论神学和与之相关的区分学说逐渐为普世神学和求同理论所取代。”[1](P41)而这种运动除了在欧美的教会具有影响，在中国则表现为各教派暂时摈弃宗教理论的分歧，统一分工，明确各自传教范围；后面发展为教派间通力合作创办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

3.民众观念的变化；传教士带给民众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激发的富强富国的欲望还有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以及知识成果，而中国人也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才有可能国家强大。“师夷长技以制夷”引发的洋务运动是器物上的学习，梁启超、康有为等知识分子的“百日维新”是制度上的学习。而文化思想上则应该是来自传教士所创立的学校，翻译的书籍，传授的知识。正是这些西方殖民者带给中国人仇恨的种子，而伴随殖民者而来的传教士们为这些种子浇灌露水。在苦难中，最底层的民众同样需要精神上的慰藉，特别是作为沿海开放自由的福建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色，可以接受新的科学知识也可以接受新的信仰。

关于转变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建立学校教育方面。“其目的很明确：一是办学校，发展教育，有效地消除人们的敌意，以得到民众和社会的支持；二是利用学校的课堂进行传教，寓传教于办学和上课之中，通过课堂争取众多的异教男女童阪依上帝，并进而影响学生的家长，达到传教的目的”。

[2](P19)

另外传教士看到晚清教育体制的落后与种种弊病也是原因之一“这儿最重要的是学习的动机---所有能够达到考试规定成绩标准的人都可以获得荣誉和报酬。可惜这个标准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只涉及文学，而把科学排斥在外，而且文学也只是指中国文学，任何外国文学都不包括在内。更有甚者，他引导学生完全模仿古代的范本，从而为进步设置了障碍。这个教育体系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缓慢发展起来的。” 不难看出，传教士己经注意到晚清福建科举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和枯燥的“八股”内容之缺失，这是他们引入西式教育内容的前提之一。

[14](P20)

教会学校最开始是从类似私塾这样的小规模小学程度的学校，且学生多是教徒子女、穷苦孩子、孤儿；传授的也主要以识字与宗教教育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那时教会就开设有女子私塾，1859年美以美会布道会就开设了一个叫“太茂女塾”的女学堂，这便是后来福州毓英女子中学的前身。他们“认为创办教会女子学校教育，授予女子知识，可以扩大女性教徒，通过宗教教义的宣传以及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使中国女子养成西方生活的习惯，进而影响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实现中国家庭基督化。同时，女学的创办还可以为传道人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从而更好地为基督教事业服务”。

[10](P6)

1875年到1899年，教会学校迅速发展，也由小学程度发展到中学程度。1879年，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在莆田创办了培元书院，后来发展为哲理中学；1894年，英国的圣公会女布道会创立寻珍女子小学，后发展成寻珍女子初级中学等等。1901年《辛丑条约》使中国再次沦丧，但辛丑赔款里，美国退还了一部分，用于建立留美学堂“清华学堂”，即我们的清华大学。后来英法等国纷纷效仿，退款办学，即著名的“庚款办学”。福州主要有华南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传教士认为中小学只能培养下层的民众，培养高等的知识分子能达到跟好的效果。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有机会走到社会的管理阶层，进而影响这个国家的政策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化对全面综合人才的培养，华南女子大学所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英文、国文、教育、历史、生物、化学、家政、美术、算学、音乐、体育、物理、宗教教育、社会。

[4](P429)

可以看出这与现代大学的课程已经相差无几，而宗教方面的教育已经不是主要的课程，甚至已经沦为附庸。这样，教会大学渐渐的由原来培育教会人才的出发点远离，变成世俗化了的高校；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扩大了，这恐怕了传教士们始料未及的。而在书籍报刊传播方面，教会也花费了大力气。“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1843年至1860年期间，传教士在福州的中文书刊就有42种，厦门则有13种。且内容多样，包括了宗教类、伦理类、天文类、历书类、经济类、地理类、社会类、词典类等。传教士们通过出版《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书刊及一些知识性的著作，大大开拓了福建人民的眼界，由此也吸引了不少人奉教，不失为传教的一个手段”。

[2](P19)

其次，医药事业方面。“新教传教士在华举办医疗事业受到基督教医学传教传统的影响，宗教不仅注重‘灵魂拯救’，还注重‘社会拯救’，施医赠药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施医赠药不仅可以体现宗教的爱人之心，而且还可以引起人们对这一宗教的好感。基督教自产生之时起就注重利用医疗手段辅助传教”，[11](P8)圣经里耶稣传教也有很多治愈病人甚至使人从死里复生的神迹。“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中国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6](P275)

1842年，第一个入闽的新教传教士雅俾理与一个叫孔聪的医生在厦门鼓浪屿开了一家小诊所，开创了入闽传教士医学传教的先河。19世纪60年代初，漳州馆溪的柴头埔人杨令身染“痞症”，到厦门的知识窟寻求医治。在此期间，杨令得聆圣训，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并将圣经和白话诗歌带回柴头埔。之后，杨令不仅自身奉教，还在乡间宣讲教义，传播主的福音。

[2](P24)从沿海小诊所、医院出发，到1880年后福建内地教会医院的兴起。20世纪初，福建的教会医院已经遍布全省。“1937年福建省政府统计的有关材料显示，基督教教会医院在全省分布情况如下：长乐1所，连江1所，罗源2所，福清2所，南日岛l所，平潭1所，霞浦2所，宁德1所，南平1所，永泰1所，闽清2所，古田2所，屏南3所，沙县1所，建瓯2所，同安2所，莆田3所，仙游5所，惠安1所，永春1所，漳浦l所，大田2所，厦门1所。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基督教在福建所办的教会医院共39所，分布全省23个县市，覆盖率近60%”。[11](P13)包括大学里对医科学生的培育和贡献在内，医疗事业的兴起可谓是成功的传教媒介。

最后，社会福利性事业。除了教育、医疗这些影响比较大的事业外，基督新教还创办了如盲人院、育婴堂、孤儿、麻风院之类的慈善机构。1908年《教务杂志》刊登一篇由美以美会传教士华雅各所撰写的《福建的改革》一文，讲述了地处闽中的古田县的改革气象：“古田知县对改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提出美好的服务措施和理想目标。......我自然认为卢知县在其公共场所将谴责鸦片及赌博，但我必须承认我绝没有更多地怀疑他如此明白地宣称反对各种教会所谴责的恶习和迷信。在其毫不留情地公开谴责吸鸦片、赌博、缠足、溺婴、偶像崇拜及风水或占卜等陋行后，我说道‘您诚恳的讲话很像一位布道者,如果你给您的信条加入一些积极的原则，我将十分高兴推荐您参加下一届的大会。’卢回答他知道许多关于信条的情况，因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参加过福州召开的基督教青年会会议。......不到一个月后,在我们参访的第十七个镇包括二十多个村庄，所有的鸦片烟馆和赌博场馆都关闭了，等戒会命令他们关闭......”英国圣公会妇女布道会在建宁府传教时，也发现闽北缠足现象颇为严重。“这种折磨行为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两年后脚被压迫得粉碎变形，停止生长(实际已坏死)，这些难以用语言形容，只能通过想像去体会。”著名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在其巨著《中国总论》关于溺婴记载：“兴化府在泉州和福州之间......这里人们有个不好的名声，流行溺毙女婴，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

[15](P94)

同时，教会还会定期派人关怀信徒或可能成为信徒的家庭，劝诫人向善，戒鸦片戒赌博，也传讲教义与见证；有困难的还慷慨解囊并为之祈祷。罗源文史资料记载“有个叫薛顺道的人，他‘不务正业，冶游好赌，生活靡颓。其父怒不可遏，故逐出家门，不意顺道经传教士说服开导，竟然弃邪归正，改过自新’。此后，薛顺道的父亲也信奉了基督教，并且出资帮助教会修建教堂，发展了不少教堂，这对父子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基督教徒”。

[2](P22)

教会进入农村扫盲、普及卫生知识、防疫防灾、改良陋俗，在发生灾害时教会会出来组织捐款救援。“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99一1902年)，福清县风、洪、饥、疫成灾,教会发动捐款救灾”。[3](P121)以上这些都扩大了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教会确立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基督新教本土化的传教方式

本土化方式的转变并不是突然的质变，而是缓慢的量变。实际上中国教会本土化从1877年美以美会福州传教士保灵在上海的传教士大会上发表《论土著教会自养》，提出了中国教会的经济自给问题。经济上的自养也是中国本土教会本土化最重要的一步，靠外国教会资金补养只会使中国的教会越来越没有自主性与独立性，也不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长久扎根。保灵“明确指出‘本土教会应尽早实现自养，而我们的责任是在权限范围内蝎尽所能达致这一结果’。他认为只有实现本土教会的自养，所谓‘本土教会’才算实至名归，‘一个依靠外国资金供养的教会只会受到猜疑’。保灵词锋锐利地抨击差会供养本土教会的旧模式，指出：‘在这种体制下受到训练的人们的基督教无疑是发育迟滞且扭曲变型的，它没有脊梁’；会使‘中国教徒受到引导，觉得西方基督徒有充沛的资金，他们异乎寻常地乐于捐输，帮助中国基督教徒’”。

[1](P48)

19世纪后半期开始，由于列强加在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教案的不断发生，促使中国基督教徒决心摆脱外国宣传机构的控制，自立教会。1873年，中国人的第一个自办教会成立，此后这种活动不断开展，1918年“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这是中国基督教徒自治、自养、自传的最早团体。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以后，中国教会中的领袖人物和广大信徒都认识到：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必须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从而使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真正促使中国教会从神学理论上认真思考本色化的是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中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基督教“本色化”也由此开始了，该会议提出了中国本色教会的原则就是“自养、自治、自传”。这就是所谓“三自运动”，“‘自治’指让中国基督徒承担起管理布道站、管理教会的责任，外国传教士只是定期访问布道站和教会，对他们仅负有监督工作，给予他们灵性的指导、栽培和扶持。‘自养’指西来传教士要教导基督徒学会并尽早让他们负担起自己的长老和牧师的生活费用，做到不依靠外国经费支付本地传道人的薪水，使闽人的教会实行自立自养。‘自传’指传教士在工作中使用中国本地的基督徒传道人，让他们自己承担起向自己的同胞传播福音的责任”。

[2](P40)

中国基督教“三自”原则的确立和本色教会的发展，使中国教会在社会中体现出新的活力。在组织体系上，中国基督教开始了朝向本色化的结合和创新，出现了教派合一的趋势和突出“中华”的观念。在政治态度上，本色化运动也明确表明反对不平等条约，并积极参与到废除这种条约的运动中来。受到广大教徒的热烈欢迎。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山本澄子在其所著的《二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一文中，对教会本色化运动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以中国人为教会的构成；（2）教会的行政与运作等方面的自立；（3）教会在经济方面的自立；（4）教会在教堂建筑、圣乐、圣画、礼拜仪式等方面的中国化；（5）容纳中国人的祭祀与习俗，并且基督教化；（6）教会要置身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问题之内；（7）教会要除去欧美教会的传统与色彩；（8）教会要能自治、自养、自传。

福建教会自立从1862年归正教会和长老会在厦门召开建立的闽南基督教漳泉大会开了教会自立组织的先河。而教会自养的第一步便是信徒人均捐献的金钱从1867年的1.36圆逐年增长到1913年9.13圆，经济上的独立促进了在组织上的独立。“英国伦敦会直到20世纪初才与闽南基督教漳泉长老总会合并，但在合并前，由于对闽南基督教漳泉长老大会总会的自立努力及其成果耳闻目睹，所以伦敦会所属堂会的信徒也在一开始就已同样力争自主自立，并力争尽快按立华人牧师。在堂会信徒不懈努力下，伦敦会终于在1872年按立所属厦门泰山礼拜堂的黄承宣和关隘礼拜堂的林贞会为该二教堂牧师，不久后又认定了一批华人传道。”[12](P110)1892年，福建惠安人周之德牧师带领布道团进入闽西山区长汀传道，并在长汀县建立起了第一个基督教会，奠定了长汀基督教发展的基础，这是闽南基督教自立运动的代表性事例。“从1900年到1920年，参加基督教聚会的人数增加了近4倍，从95900余人增至366000多人，在1920年己经受封的中国牧师人数，首次超过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传教士的人数。在当时尽管全国教会事业的领导权有2/3仍握于西方传教士之手，但中国教会人士对教会的影响已经完全可以和西方传教士抗衡了。”

[13](P92)

除了原西方差会自立外还出现了中国人自创自立的教派，真耶稣教会1923年由张巴拿巴传入福州，同年10月建立了福州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则是福州本地发展的基督教自立地方教会。1920年，原美以美会家庭背景的倪柝声在英国圣公会于福州南台开设的学校读书学习期间，受到当时中国著名女兴奋布道家余慈度的影响，开始思考和摸索直接从圣经启示中领悟信仰的奥秘，而非承袭西方在华差会的布道和牧会模式，或者说以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和教理传统为范式。1922年，倪柝声与王载夫妇共三人在福州王家第一次行掰饼聚会，建立第一处地方性的教会——福州地方教会，被认为是基督徒聚会的起源。

这些自主独立教会运动说明了随着基督教在福建传播的深入与开展，以及福建本土教徒面临非基督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所作出的回应。这在另一方面说明本土基督徒有决心也有能力将本土教会办好并且本土基督教派的创立也说明了本土的传道者对基督教教义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与自己的见解，也说明教会本土化有一定的程度。西方传教士在教会本土化过程中逐渐退居幕后，更多的是辅导、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在教会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做导师工作。在了解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的情况下，大部分西方传教士也乐于让本土的牧师、传道得到培养，以此更快实现“中华归主”的宿愿。从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将福音传入中国到中国人自己管理、传扬福音这百年的时间里，这种转变是必然的趋势也是最好的结果。中国人与同胞之间没有隔阂，更好做工作，也让基督教事业得以代代相传，彻底地在中国人心里扎根、发芽、结果。

四、结语

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且跟随着西方殖民的脚步而来的异域文化在毫无根基的儒家文化传统浓厚的中国艰难起步，历经磨难最终成功扎根，不可不说这些传教士们作出的牺牲与努力是巨大的。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基督教除了带来福音外，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教育、医疗，在不自觉情况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纯外来的异族信仰是否真的是适合中国这个原本就有悠久浓厚文化底蕴的国度？作为近代中国所排斥的传教士也确实是用了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或者说是非纯粹宗教手段来推行传教事业。这是一种以一种陌生的信仰代替传统信仰的过程，中国人的抵抗也是随时伴随的。关于是否改变对中国传统祭祖之类的抵制等宽容中国文化中与基督文化相悖的东西以便适应中国的环境加快传教进程的中西礼仪之争，这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而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而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来宗教抵制的非基督化运动也对传教士的传教事业产生巨大冲击。这两个大的问题最终中止于基督本土化的进程中，因此基督本土化的方式是极为明智的。传教士将福音带给中国人，这就是这些传教士的使命。而最后由中国人自己理解这份福音，并自行传播，这是基督教得以植根中国的根本。将完全陌生的信仰逐渐变成自己生命的信仰还需自身内心的改变，也看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发生碰撞，终究将走向融合，只是多与少的区别，这种区别取决于文化的高度，落后民族的文明最后都会被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征服。当然，对于基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并无高低之分，只是作为外来的文化，融入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是必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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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第二篇：考察方式

二、改进考察方法，提高考察工作质量

干部考察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关键环节，是做好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扩大民主，严格履行考察程序。干部考察的全部生命力在于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考察谈话是目前干部考察中最直接、最有效、互动性最强的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谈话的质量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考察工作的质量。然而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谈话人尽管主观上愿意积极配合考察工作，但对考察对象的情况一知半解或知之甚少，提供的信息往往停留在较浅层次上，难以据此形成评价性意见。还有一部分知情人因为种种原因，刻意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或语焉不详、含含糊糊；或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少数人甚至采取不合作态度，态度不积极。凡此种种，使考察实施者听不到真实情况。因此，建议在这次地方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要坚持实行并逐步完善考察预告、干部述职及考察结果通报等制度。考察预告的面要尽可能扩大，要综合运用电视、广播、会议以及张贴公告等方式，让群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干部述职要对自身工作、学习、廉政等方面情况作公开、系统、全面的陈述和自我评价，接受群众的评议；考察组作出考察结论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修改意见，包括向纪检、监察、信访、司法等部门沟通情况，努力缓解组织与干部、群众与干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矛盾。

第二，突出考察重点，增强考察针对性。确定有针对性的考察内容，是考察工作的根本所在。在考察内容的确定上，除了考察班子及干部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表现外，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要突出两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一是制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对各区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情况做出评价，这样可以为市委综合分析、科学判断领导班子的工作业绩和执政能力提供依据，又可以在领导班子中营造一种说实话、办实事的氛围，引导和激励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二是要加大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考察的力度。要明确把被考察对象履行现岗位职责情况作为考察重点内容，加以全盘

掌握和分析，同时，要根据拟任岗位的特点和要求，注意对干部就拟任职位的任职能力和发展潜力进行考察了解。

第三，完善考察方式，增强考察科学性。干部考察要求定期考察与日常考察相结合。建议市委在换届考察中，既要重视换届考察中获取的各方面信息，又要重视在日常考察、考核中了解到的重要信息，合理评价班子和干部。另外，要加大实地考察的力度，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和掌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所取得的现实成果，为准确评价干部提供客观详实的情况和资料。

一是按照干部职责管理的要求，强化干部履职效能考察。按照干部职责管理的要求，我们坚持以“德才”选人，凭“实绩”用人的选人用人观念，切实把干部能否履行岗位职责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为此，在乡镇换届考察内容的确定上，除了考察班子及干部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表现外，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我们着力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各乡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况的考察。从2004年开始，我们制定并实施了对各乡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况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为区委科学判断各乡镇领导班子的工作业绩和执政能力提供了可靠依据，又在领导班子中营造了一种说实话、办实事的氛围。在乡镇换届考察中，我们把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的综合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领导班子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加大对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情况考察的力度。按照市委关于加强干部职责管理的有关意见要求，近年来，我们先后实施了《职位说明书》制度、《领导干部岗位职责管理手册》填写制度、领导干部履职效能测评制度等，出台了通州区《关于加强处级领导干部职责管理的意见》。在乡镇换届考察中，我们积极运用这些改革成果，把履行岗位职责情况作为考察重点内容。第一，按照干部职责管理要求进行履职分析报告。要求各乡镇根据区党代会、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作任务，结合乡镇实际撰写领导班子述职报告；领导班子成员以《职位说明书》所规定的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为依据，对照工作职责，撰写个人履职报告，报告既包括履行职责成效，又要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努力的方向等内容。第二，对领导干部进行履职效能测评。我们以《职位说明书》为依据,制作每个领导职位的履职效能测评表，在班子成员中进行自评和互评，同时，还要求乡镇中层干部对各自主管领导进行效能测评。通过全面了解处级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为客观评价干部、合理使用干部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是探索实行政声评价制度，加强对乡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群众公认度的评价。在干部工作实践中，我们体会到：领导干部除了要具备较高的履职能力外，还应该具备较高的声望和较好的“口碑”。这次乡镇换届中，我们结合贯彻落实中央《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施行办法》（中组发[2006]14号），在全面考察干部“政德”、“政绩”、“政才”的基础上，探索构建“立体化”民意调查体系，努力在干部综合评价体系中突出群众意愿因素，全方位考察干部“政声”情况，在建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实践。主要重点围绕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改善情况、农村社会宜居指数情况、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情况等方面，构建了以干部之声、社会之声、督查之声、代表之声、领导之声为主体的“五声”立体化民意调查体系，重点考核评价乡镇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精神面貌、服务态度、履职效能、道德水准、作风状况、廉洁自律和工作成效等八个方面的“口碑”，引导乡镇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群众意识和群众观念。探索考察干部“政声”情况，主要解决的是干部的群众公认问题，也就是如何把群众公认科学化的问题。在干部工作实践中，我们觉得，声望和“口碑”是一名干部综合素质的体现，是干好工作的感情基础和群众基础，是选好人、用好人，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这次换届，还集中实施了考察预告、差额考察等多项制度，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换届考察工作。

但是，也有少数群众提出，目前的换届工作吸收民意的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是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到基层普通群众中面对面听取意见和建议的范围还不够广，建议进一步扩大民主。

2、进一步完善考察方式，增强考察工作的科学性。干部考察的全部生命力在于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考察谈话是目前干部考察中最直接、最有效、互动性最强的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谈话的质量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考察工作的质量。然而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谈话人尽管主观上愿意积极配合考察工作，但对考察对象的情况知之甚少，提供的信息往往停留在较浅层次上，难以据此形成评价性意见。因此，建议从熟知原则出发，扩大谈话范围，把干部上级主管部门、相关工作部门的人员列入谈话范围，进一步提高考察工作的科学性。

3、进一步突出考察重点，增强考察工作的针对性。在考察内容的确定上，除了考察班子及干部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表现外，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建议加大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考察的力度。要明确把被考察对象履行现任岗位职责情况作为考察重点内容，同时，要根据拟任岗位要求，注意对干部就拟任职位的任职能力和发

展潜力进行考察了解。

2.立体调研、多角度考察、科学考试，警惕了解片面，考核脱离实际，选出不胜任者。全面考察，注重品德。体制转型期，干部的品质至关重要。我们在干部的考察中曾一度过于关注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忽视了人的品质。现在，注重品德已经引起重视，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干部考评过程中采用多角度考察的方式：通过单位访谈、家访邻访、社区走访和团队角色能力测试，更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德才和廉政情况。考察中对选拔对象曾经的上下级、同级班子成员、共事的人，接触多的干部与群众的走访也很重要。换届已经开始，还要注意多角度考察换届时干部的心态和举动。

立体调研，了解能力。把握品德，也要了解干部的真实能力。能力和品德的了解可以同时进行多角度考察。此外，要到干部曾经工作的地方实地调研不同人员、察看所做事情的成效；设计各种类型的无记名问卷，了解干部的领导力、决策力等。

考试要更加侧重能力。考试已成为干部上岗的重要一关，但要避免高分低能的上岗，有很强能力的人却上不了岗；闭门背书者能够考取，实干者反而落榜的情况。为此，要处理好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考试内容比重与考法要向能力倾斜；考能与考绩相结合；笔试、面试与考核相结合；资格认定要认真、严肃，不要出现认定了资格，考试上线后又说组织考核不合格，原则上两者不应有太大出入。

第三篇：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作者：余冬林 《光明日报》（2015年09月05日 04版）

近代术语是中国各学科赖以构建的基石。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又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四部之学向近代七科之学演进奠定了基础。1807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由此揭开以新教传教士为主角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西方诸国新教传教士相继来华，在近代术语的生成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近代术语的变迁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状貌。

马礼逊初抵广州时，由于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使其不敢公开露面，更不用说进行宗教布道和文化传播。“广州高度警惕的清朝官员在禁止中国人信仰这一外来宗教方面做得要比禁止鸦片流入成功得多。显然，他们认为宣扬外国教义远比单纯售卖药物危险。”（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禁教令虽然被解除，但新教传教士很快发现传教依然步履维艰，不仅因为儒释道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相容，而且人们往往把传教士与殖民侵略联系起来。要改变这种状况和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形象，新教传教士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传播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当时的中国人不理解这些新教传教士，甚至一些西方人对他们也颇有微词，如扬州教案发生后，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认为传教士是“一群不切实际、惹事生非的神经质”。

当时，曾有西方人云：“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依然要面对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此外，近代西方自然科学门类和名目繁多，而在中国其学其名几乎都没有，因此，此类术语的翻译更为困难。对于术语的翻译，傅兰雅等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三原则：“沿用中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编辑中西名词字汇”。其中创设新名采用三种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释以新义为新名，如铂、钾、锌等；二是数个字解释某物作为新名，并以字数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等；三是音译，以官音为主，凡以前译书已惯用者则袭之（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受到中国上层敌视的新教传教士转而致力于在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那些在1842年前被禁止布道并因此而总要躲避一段时间的新教先驱们不得不借助于书面文字。这与相信铅印经典只要能到达普通民众的手里就具有巨大效力这一最早的传道信念相契合。中国的现实条件则强化了这种写作偏好。”（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通过编纂英汉字典、编写教科书、创办报刊、译述汉文西书等渠道来传播西学和近代术语亦在情理之中。

编纂英汉字典。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19世纪20年代以来，入华新教传教士相继编纂、出版了多种英汉字典，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等。这些字典大都问世于西学大规模涌入之前，一批政治类新术语如自由、国会、内阁等，自然知识类如阳极、蛋白质、分子等应运而生。马礼逊及后继者在英华字典中厘定的术语，“不仅在中国传播开来，构成中国近代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麦都思、罗存德等的辞典东传幕末、明治间的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所借鉴。”（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编写教科书。新教传教士为拓展传教事业，纷纷以兴办学校作为主要手段。因中西知识体系的差异，新式学校往往会面临教科书匮乏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1895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充当了教科书编写者的角色。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有过单独编写教科书的经历，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为英华书院编写了《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等教科书。为克服编辑教科书中的困难而加强合作，他们于1877年组建了“益智书会”，专门负责编辑、出版教科书。益智书会总计出版数学、天文、地理、化学、心理、历史、哲学等各科教科书共98种，20余万册，销往全国各地。此外，还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等传教士出版机构与团体参与了清末教科书的编辑。教科书因其权威性和受众的广泛性，在近代术语的厘定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术语因出现在教科书中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

创办报刊。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传教士入华之初只能在广州、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进行传教活动。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刊行的。该刊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主，兼及介绍西方地理、历史、天文等知识。其中宗教术语的厘定，多沿用早期汉文西书中的译词，如圣经、灵魂、耶稣等，但一些天文学术语的翻译如行星等已有不同。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份中文刊物，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5年在广州，1837—1838年迁往新加坡）。该刊沿用和创译了一批近代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术语，如赤道、经纬线、国会、文艺复兴等。此外，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报刊还有《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为吸引中国读者也兼载部分非宗教性的内容，有的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为传播西学的综合性报刊如《六合丛谈》等，或成为知识性专刊如《格致汇编》等，其中厘定的学科术语甚多，涉及地理、政法、经济、教育诸领域。

译述汉文西书。新教传教士还与中国士人合作，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西学译介工作。明清之际由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合作著译介绍西学的汉文书籍称为“早期汉文西书”；清末入华新教传教士著译或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著译的介绍西学的汉文书籍称“晚期汉文西书”。概而言之，晚期汉文西书涉及“神理之学”（哲学）、“人生当然之理”（社会科学）、“物理之学”（自然科学）诸部类。（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据1886年艾约瑟的《西学略述》，可大致得知当时西学所涵盖的具体学科和门类，主要包括婴幼儿教育、方言（包括印度、欧洲各国方言等）、教会、文学、理学等。据初步统计，自1811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出版第一本汉文西书，至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清政府统治，译出的西学书籍至少在2000种以上（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在这些汉文西书中，新教传教士和中国士人共同努力借用或创制了涵盖各学科领域的大批术语。这些汉文西书术语对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清政府学部编订名词馆出现以前，推动清末术语统一的主要机构是益智书会与博医会等民间机构。1890年益智书会在术语统一上已有较大进展，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由傅兰雅负责的《译者手册》全部完成。1904年，狄考文、赫士等负责编纂的《术语辞汇》正式出版，这是对益智书会自成立以来在统一术语方面所做工作的一个全面总结。《术语辞汇》共收录1.2万个英文术语和大约1.8万个相对应的中文术语，涉及微积分、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心理学、国际法、神学等50余种门类。博医会则编纂出版了《英汉医学词典》和《医学字典》等多种医学术语词典。这些机构编辑的术语译名表、术语辞典以及术语命名的原则等，对后来中国术语统一工作的开展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其中的一些术语译名也一直沿用至今。不过，虽然傅兰雅等制定了术语翻译的三原则，但遗憾的是当时新教传教士在从事译介活动时大都并未遵循这些原则，如合信、玛高温、伟烈亚力等都按照各自原则译制新术语，使术语混乱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同时文化传播自有其规律，不以传播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新教传教士所译介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术语及相关知识观念，不但没有成为近代中国人膜拜上帝的心理依据和根基，反而成了他们抨击西方侵略的武器，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接受西学新知的基础上开始以更为宏阔的眼光勾勒中国的未来蓝图。

（作者单位：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第四篇：转变方式工作总结

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第一阶段工作总结

根据《中共济源市委关于在全市开展“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为主题的“一创双优”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的要求，我局在全系统认真开展了“一创双优”集中教育活动。现将第一阶段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班子高度重视，认真进行宣传发动

市委“一创双优”集中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召开之后，我局党组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党组会议，学习市委有关文件，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1、成立了领导小组。按照市委的要求，我局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杨学忠同志为组长，各科室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集中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局集中教育活动的领导。

2、制订了详尽的活动方案。集中教育活动办公室根据市委《关于在全市开展“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为主题的“一创双优”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文件要求，结合国土资源部门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学习内容，时间安排，对集中教育活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3、召开了动员大会。2月11日，我局召开了“一创双优”集中教育活动动员会议，局班子成员、机关党员干部、下属单位和各分局班子成员120余人参加了会议，集中教育活动第一督导组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了市委动员会议精神，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学忠做动员讲话。会议要求，国土资源系统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科学安排，注重效果，要通过集中教育活动强化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服务经济建设的能力。局长杨学忠结合我局实际，强调了几点意见。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各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要认真组织活动，不能走过场，在全局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局面。二是“一创双优”集中教育活动要与各项工作相结合。要与国土资源领域“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相结合，与日常工作相结合，与“三基”教育相结合，与信访工作相结合，切实为保障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三是加强领导，认真督导，确保活动取得实效。督导组组长梁法剑主任对我局活动的开展提出了要求，他强调，我局作为重点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社会和群众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有着新期待，局领导一定要带头走访企业、服务基层，让群众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看得到我们的转变。

二、学习载体丰富，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形式多样 为确保集中教育学习活动扎实有效开展，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活动方式：

1、进行集中辅导。由机关党委牵头，纪检监察室、人事科、办公室参与，组成集中教育办公室，制定详尽的活动计划，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加机关组织的集中学习。集中教育办公室为每位同志发放了学习资料和学习笔记。在第一阶段，我局集中学习时间超过了5天。

2、坚持进行自学。为保证学习效果，局党组确定每天下午为集中自学时间，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利用上午时间处理工作，下午时间进行集中学习。要求党员干部每天必须坚持2个小时的学习，每天坚持做学习笔记，每人撰写一篇高质量的心得体会。

3、进行学习交流。学习过程中，我们采取集中辅导、分组讨论、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并建立了学习园地，将好的学习心得进行公开交流。学习阶段结束，每个党员干部都撰写了高质量的心得体会。

三、开展集中讨论，集中查摆

1、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局一是召开了不同形式的座谈会，先后召开了非煤矿山企业座谈会、采砂企业座谈会、煤炭企业座谈会等。二是在机关内部设置征求意见箱。三是通过走访群众的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四是印制征求意见表800份。通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共收集意见和建议50多条。

2、深刻进行讨论

在第一阶段，按照市委活动办要求，我们采取集中辅导、边学边议、分组讨论、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各单位分别组织召开讨论会，干部职工每人准备一篇立意深刻的讨论稿，单位形成讨论报告。

3、认真查摆，深入剖析，明确整改方向

2月17日下午，我局召开由分局局长、科室负责人和二级机构负责人参加的查摆问题工作会。会议由党组副书记、正处级调研员杨国鸣主持。市政府副市长田志华、市教育活动督导组组长、市人大法工委主任梁法剑一行以及国土局班子参加了会议。会上，党组副书记、正处级调研员杨国鸣首先就国土局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查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作被动。二是主动性不够。三是用心不够。并向参会人员通报了向社会征求到的14条意见。直接面向企业、面向机层的5个国土资源局局分局长、局批审重点科室、涉企二级机构15个部门负责人在会上进行了认真查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意识不够，墨守成规，怕出问题，怕承担责任。二是工作作风庸懒，安于现状，作风浮漂。三是服务意识不强，工作拖沓，有的报件在承诺时限内不能按时办结，督导不力。四是工作不扎实，有的工作人员不谦虚，还有的工作人员素质低下，服务态度不好。五是新政策研究不够，运用不灵活，对济源经济发展动态掌握不够准确。六是国土资源执法检查巡逻不够，与公检法配合不力。七是廉洁自律不够，个别部门存在吃拿卡要、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市政府副市长田志华就各部门查摆的问题做了点评，他要求，不要背包袱，要从自身工作效率、服务态度、办事程序上去找，要从自身主观上去找。对触及灵魂深处的要深入进行剖析，要把这40多天的活动引向深入，再思考，再挖掘，再提高。

为将排查工作落到实处，确保活动效果，我局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研究确定了七个排查重点，围绕七个重点，即土地征收、拆迁、安置补偿、承包，土地权属争议、宅基地权属纠纷、矿山和非煤矿山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及隐患等方面，集中开展排查调处行动，切实做好排查工作。二是实行责任追究制。对排查工作不主动、上报不及时、处理不尽职的，酿成责任事件或造成不良影响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三是立足职能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做好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规范执法和服务行为，严肃查处影响社会稳定的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四是做好老上访户排查工作。切实排查因国土资源问题发生的信访案件，在全系统实行逐一梳理，逐件进行排查和分析，对一些老访户、越级上访户分别落实责任，进行上门约访、宣传和沟通，积极做好老上访户的思想稳控工作，稳定情绪，化解怨气，设身处地解决其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

四、总结经验不足，确保集中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虽然我局集中教育活动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问题，如少数党员干部学习的积极不高，学习记录有支差应付现象，党员干部之间在理论学习上不平衡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以下措施确保活动的深入开展：

1、认真总结学习查摆阶段的工作。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做好学习查摆阶段的工作小结，并以支部为单位对第一阶段的学习情况进行讨论，查找学习查摆阶段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到边学边改。

2、端正学风，建立浓厚的学习氛围。健全和完善机关学习制度，让党员干部自觉参加学习活动。通过学习让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国土资源工作再上新的台阶，为我市经济发展搞好服务。

3、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要求党员干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国土资源管理水平，杜绝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真心实意地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4、在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中响亮叫响“向我看齐”的口号。要求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模范带头，学先进，比先进，求发展，树立先进典型，弘扬机关正气。

5、严格机关各项纪律。确定专门领导牵头，组成专门检查督导办公室，对发现违反学习纪律的人进行批评教育，以正学风。

总之，在市委的领导下，在市委集中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委督导组的精心指导下，我局第一阶段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这次活动中，市委督导组指导非常到位，召开了专题会议，听取汇报，进行安排，先后到我局督导数次，确保了我局集中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下一步，我们将在市委的领导下，一如既往的开展学习，扎实有效的开展活动，圆满完成市委部署的集中教育活动任务。

第五篇：转变教学方式

转变教学方式，心中装有学生

---------记暑期教师培训

青杠塘镇野茶小学：孙琦

2013年8月23日青杠塘镇全体小学教师聚集在新生小学远教室，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训，这次培训，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充电机会，由衷感谢领导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提高的平台。每天的讲座都以鲜活的实例、丰富的知识内涵及精湛的理论阐述打动了我的心，使我的思想重新焕发了激情，燃起了斗志，确实感到受益非浅。专家们的高效课堂更是感动着我们，提高教育质量关键在教师。

通过学习，使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及教育意义，信息化的社会来临对教育提出又一次挑战，课程改革为教师专业化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平台，特别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同时也让我明确了本次培训的目标、内容，力求使自己由专业型、经验型教师向研究型教师转变。

新课程强调，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师的教学要从重结论转变为更重过程，因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以人为本的教学要求教师要去关注每一位学生、尊重每一位学生，多去赞赏他们、而少去批评责罚他们，要用真爱去关心他们，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时刻留意关心学生的反应和变化，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好的榜样，使他们改正不良的学习习惯。在教育过程中多给学生一片属于他们能力表现的天地，让每一个孩子都充满阳光。

理解教师职业，提升自我素养。教师代表着“学生的老师”，也代表着“学生的学生”。作为教师，师德是必备的。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引下，首先，教师是文化的传递者，“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从知识传递的角度来反映教师的重要性。其次，教师是榜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也正是这个意思，这里主要涉及做人的问题，学生都有向师性，实际上是做人的一种认同感；同时学生受教育的过程是人格完善的过程，教师的人格力量是无形的、不可估量的，教师要真正成为学生的引路人。第三，教师是管理者，教师要有较强的组织领导、管理协调能力，才能使教学更有效率，更能促进学生的发展。第四，教师是父母，作为一名教师，要富有爱心，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无私的、平等的，就像父母对待孩子，所以我们说教师是父母。并且，教师还要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和发展需要。第五，教师是朋友，所谓良师益友，就是强调教师和学生要交心，师生之间的融洽度、亲和力要达到知心朋友一样。最后，教师是学生的心理辅导者。教师必须要懂教育学、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应了解不同学生的心理特点、心理困惑、心理压力等，以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排解，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品质。作为教师，不仅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更要具有优秀的心理品质与道德意识。

用新教育教学理念以及心理学基础指引自己的工作。培训为我即将面临的实际工作提供了许多方法和策略。在培训中，几位专家的课堂案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到教师的发展问题上，他们都强调了适时调整和更新自身知识结构、终身学习的做法；在谈到面对困难如何克服的问题上，还提出了如何加强教师之间合作的方法；在教学教法经验方面，通过说课的指导，让我更加明确上好一堂课的标准，适时改进教学方法和策略，以艺术的眼光去对待教学，争取精益求精；通过班主任工作的指导，让我从方法上得到了一些深化，尤其是对待学生与管理班级。一些具体的事例，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做好育人工作，首先要提升自己的感悟能力。

2013年暑期教师培训心得体会

青杠塘镇野茶小学：罗璐

培训使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动力和热情。在本次培训中，尤其是教师心理调适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平衡，并获得了更多的方法，这对自己是一种鼓励。鼓励我们教师适应教学环境、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环境；鼓励我们要更加理性地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角色；鼓励我们要做一名终身学习型老师，做一名能够不断适应新知识新问题新环境的老师；鼓励我们要坚持创新，在教学中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争取在教学中获得更大的发展。这些鼓励，使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动力。

过本次学习，使我体会到教师要热爱这个职业，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在工作中不求回报，刻苦地钻研下去，一切为的就是一份热爱和执着，在教学中，不能墨守陈规，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去思索适合自己学生的教学方式，这样，最终自身的价值才能够得以体现。

学会终身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终身学习，我们不仅要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还要学习更多方面，如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改革理念等等。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做事与人际交往。教师从事的是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如果能善于观察、研究、思考；处理好与学生、家长、同事之间的关系，那么相对来说，工作起来就会更得心应手。我还体会到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喜欢你，喜欢听你的课，进而喜欢听你的指导。这就要求个人魅力不断提升，在积累经验中获得一种平和优雅的心境，在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获得学生的信赖。书是最好的老师，多读书，提升自己，在实践中反思自我，做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

要热爱学生，真诚可以是一面镜子，也可以是一种无敌的武器，对待学生，对待花样年龄的青少年，除了真诚还能用什么方式来打动他们，获得他们的信任呢？要不断反思，要想从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就少不了这个环节；不断的反思、改进。教师职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不断的反思与积累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经验与方法，并且能将这种方法深化为一种理论，这便是做一名教师的最高境界了。

新的起点需要新的奋斗，新的奋斗需要旗帜作为引导，这次培训就是一面很好的旗帜，在思想、行动和实践工作上给了我切实的指导和鼓励。让我有了明确的定位、坚定的信念、奉献的精神、良好的心态、高度的责任心、热爱学生的行动、进取的意识并且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做一名真正合格的教师。2013年暑期教师培训心得体会

青杠塘镇农玉小学：骆弟勇

为期一周的培训，是一次难忘的充电机会，由衷感谢领导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提高的平台。每天的讲座都以鲜活的实例、丰富的知识内涵及精湛的理论阐述打动了我的心，使我的思想重新焕发了激情，燃起了斗志，确实感到受益非浅。

作为教师，师德是必备的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引下，首先，教师是文化的传递者，“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从知识传递的角度来反映教师的重要性。其次，教师是榜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也正是这个意思，这里主要涉及做人的问题，学生都有向师性，实际上是做人的一种认同感；同时学生受教育的过程是人格完善的过程，教师的人格力量是无形的、不可估量的，教师要真正成为学生的引路人。

通过本次培训，使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动力和热情。尤其是教师心理调适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平衡，并获得了更多的方法，这对自己是一种鼓励。鼓励我们教师适应教学环境、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环境；鼓励我们要更加理性地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角色；鼓励我们要做一名终身学习型老师，做一名能够不断适应新知识新问题新环境的老师；鼓励我们要坚持创新，在教学中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争取在教学中获得更大的发展。这些鼓励，使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动力。通过本次学习，使我体会到教师要热爱这个职业，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在工作中不求回报，刻苦地钻研下去，一切为的就是一份热爱和执着，在教学中，不能墨守陈规，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去思索适合自己学生的教学方式。2013年暑期教师培训心得体会

野茶小学：祝鑫

在培训学习中，每位老师都用鲜活的案例来指导我们如何来解决在教学中会遇到的问题，这对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来说犹如沐浴到最新的一股春风，每个案例中都包含着他们对教学理念的观察、思考和理解，最终将教学理念合理地运用到实践中，每次在讲座中，我都深受启发，感受到思想火花的闪耀，而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作为一名教师，要付出自己的真心、通过这次培训，许多疑惑都得到了解答，对教育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并且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但知识仍然相对贫乏，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以下是我的学习心得：

一、学会反思

课堂教学是一个在实践中操作的过程，在课后，教师要多思考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可在备课本上记录下成功的地方和困惑及需要改进的地方，许多问题都是出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就要在课后及时地反思，总结经验，有效地提高下次课堂教学的质量

二、多学习

要改变“教师是一桶水”的想法，不断地向前辈学习，多听优秀教师的课，听不同老师的课，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和好的教学品质，学习他们的教学经验，使自己成为源源不断的“活水”，我知道这并非易事，所以需要脚踏实地、勤学苦练，俗话说，“勤能补拙”，我希望能够通过不断地努力来促进自身的成长。

三、必须要爱学生，并多与家长沟通

注意观察并发现学生身上的优点，去发现他们学习上的每一点进步，生活和品德上的闪光点，并用激励机制，充分的肯定和激励，使学生感到温暖，增强学生的自信，缩小师生间的距离。教师应多与学生进行经常性的沟通，与学生敞开心灵，向学生谈自己生活和学习中的宝贵经验，也可向学生坦诚的公开自己的生活教训，让学生真正感受你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培训时，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学生犯错是难免的”，这句话给了我一定的启发，当他们做错一些事时，教会他们坦然的面对错误，并帮助改正，教师工作的责任就是“教书育人”。

四、注意“言传身教”

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他们的模仿性和可塑性都很强，对真假是非、善恶美丑的辨别能力还不是很强，就需要教师的正面引导和教育。作为一名教师，其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学生，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身体力行，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一定要先做到，教师得体的言行会给学生起表率作用，恪守“身教胜于言传”的古训。

2013年暑期教师培训心得体会

青杠塘镇野茶小学：王晓敏

一个周的培训，使我对教师的职责、师德的内涵又加深了一层认识，对教育教学又有了更深的了解。作为一位教师，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教好书，给学生讲讲道理那么简单，而是要从社会，学校，班级，甚至每个学生的实际出发，让他们掌握科学知识、养成健全人格，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负责任，有用的人才。教师的职责决定了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的师德，什么是师德？师德，是教师工作的精髓“师爱为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其内涵。

第一，高尚的师德必须对学生充满爱。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然而热爱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爱就更加困难。

林崇德教授曾说过，“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教师对学生的爱，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只讲付出不求回报、无私的、没有血缘关系的爱，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这种爱是极其神圣纯真的。这种圣洁的爱是教师教书育人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真实感情，就会“亲其师、敬其师”，从而“信其道”，从而达到真正教育的目的。在工作过程中我也曾经感叹，为什么有些学生不能体会出我对他的爱呢，有时反而对我的爱充满警惕和不屑。通过培训我真正的认识到，原来我的感情还是没有到位，甚至有点急于求成，其实爱贯穿在我平时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相信学生一定会领会到的，就想扎根海岛的那位老师，正是她那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对学生的爱，最终得到学生由衷的尊敬，这些是教育的真谛，是我努力的方向。

第二，作为教师必须对某一学科具有的丰富的知识、精通的业务、严谨的治学、创新的教学，这也是师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备坚实的基础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能使学生产生一种信赖感，进而转化为一种很强的人格力量，去激励、鞭策学生。我们学校有很多的优秀的教师，他们的课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喜爱。这些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典范，在今后的工作中，作为一位青年教师，一定要想这些教师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