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价(我眼中的曾国藩)

第一篇：曾国藩评价(我眼中的曾国藩)

我眼中的曾国藩

历史似一幕绚烂的烟火，稍纵即逝，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中，像是音乐，或婉转，或悲戚；像是影像，或宏伟，或俾小。它慢慢汇聚成一条大河，看不见，却流淌在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骨髓里，于是，我们有了同一种语言，用一种经历，同一种信仰。

历史的过程看似宏伟，却也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而故事的中心永远是人。今天本文的中心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

说起对曾国藩评价，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所说，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 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 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环境，从多个角度对曾国藩进行评价。

曾国藩与金田起义

时势造英雄，汉末出了个奸雄曹操，清末出了个忠臣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朝由胜及衰的必然结果，只是不早不晚，发生在了曾国藩所在的年代，于是一介书生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治国、平天下，无数英雄人物的未完之梦，曾国藩做到了，是时代选择了他，而也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偶然中的必然，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历史。

金田起义的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 首先，从功绩方面看，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这就有利于新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的产生。如中央集权的削弱，即部分权力下移，地方督抚则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来推动近代化。

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歼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虽然它只是部分人心中的蓝图，但至少也反映一种趋向，而且太平军在吴淞、苏州等地建立了工厂。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的涟漪。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向对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有影响的。

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

太平天国除了有上述功绩之外，也有它的过失。

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

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的统治。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洪秀全天王就踞特权的顶巅。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所谓“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农民得到了多少政治自由。

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天朝田亩制度》中这种平均主义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

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1872年，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一“, 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

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

曾国藩家训中道德思想以孝为基本核心，包含居家美德、个人道德修养、交接之道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这有助于形成一个公平正义、诚信互爱、简朴清廉、忠义有孝的社会环境。对现代化进程中公共道德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所以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超越前人的，对前人的思想有积极地融合、发扬与舍弃，并对现代文化的产生发展有积极作用。

曾国藩，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第二篇：我眼中的曾国藩

我眼中的曾国藩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他的头顶着是如此之多的光环，以至于被许多人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也不多。一个人集军事、政治、思想文化与一体，位极人臣，有副对联说得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就是对曾国藩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甚至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如此有分量的人物对曾国藩都作出的高度赞扬，不得不让人不被曾国藩的魅力所折服。曾国藩作为一个人生的成功者，在他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一、立坚卓之志。但凡成功者无不有大志者。曾国藩是个一生都在立志的人，不仅立大志，而且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志向。曾

国藩开始走向科举之路的时候，就立下了无数个志向，包括他后来点为翰林、平定了太平天国，直至做到两江总督，甚至直隶总督，不同阶段他都有自己的志向。他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对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个对子，强调的是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他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也就是说，无论帝王将相，无论圣贤豪杰，各自都有各自的一种志向，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莫问收获，只问耕耘。

二、勤奋好学、深思求新。曾国藩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理政方面，他提出“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在治军方面，他提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积极购买洋枪洋炮洋船，兴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组建长江水师，用先进的装备武装军队；在文化方面，他推崇程朱理学，学术造诣颇深；在发展经济方面，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要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三、克服懒惰。很多人实现不了自己的志向，其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曾国藩是努力的，是上进的，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难免会有惰性。他在日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一个月中有十三天他未能早起，于是他谴责自己，谴责自己是禽兽，是懒鬼，并把自己睡

懒觉、不愿意起床那一刻的想法写在日记上。他说我以为别人不知道，我睡懒觉就睡懒觉，可清醒之后便想:难道仆人不是人吗？难道仆人就见不到我睡懒觉吗？既然天知、地知、别人也知，那我为何还这么虚伪呢？他就是这样不断地鞭策自已。睡懒觉，也是我的立志之敌。习惯一旦养成便难以除去，尤其是懒惰这一坏习惯。

四、自我警醒。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只有我们时时刻刻警惕着才不会被魔鬼所控制。但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是有受到了影响，结果大多数的人就是很平凡的过完自己的一辈子。曾国藩认为，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自我警醒一直伴随着曾国藩的一生作为一个时代非常优秀的人，他也有自己人性的一面，当被太平军打败之后，曾先后两次跳江自杀。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受到当朝人的嘲笑，他的自尊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后来的成功都是在其前面失败的基础上不断的反省累积起来的。最主要的就是，他每天都有记录一天的日程的习惯，这个习惯帮助他不断的改正自己，不断的完善自己。

五、意志坚强、临危不惧。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两度名落孙山，但他并未气馁，而是愈加努力，第三次终于一试及第。他从29岁 起开始记日记，持之以恒，直到在直隶总督位上去世的前一天。作为一介书生，他本不具备武将的优势，但却凭着顽强的意志，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统领湘军，以少胜多，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兵败岳州、九江受挫、祁门被困等多次战役中，兵将士气不振，几乎是身陷绝地，但他从容不迫、视死

如归，终于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斗志，转危为安。

六、心胸开阔。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因两人政见不和，多年不通问讯，外人传闻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当李鸿章问曾国藩“谁是当今第一人？”时，曾国藩却说左宗棠雄才大略、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第一人非他莫属。李鸿章大惑不解，曾国藩称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人之间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后左宗棠得知此事后，甚感惭愧。曾国藩在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期间，曾与归其节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虽然主要责任不在自己，事后曾国藩还是主动反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失误。正因为他襟怀坦荡，易于合作共事，才成就了一番事业。

七、严格要求自己。曾国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要求都非常严格。30岁时，他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次，30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他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纺纱织布，下厨做饭；他的诸位弟弟同在军中，在承担职责方面，他总是督促他们身先士卒，论功行赏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当他得知叔叔打着自己的旗号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劝阻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让地方官难堪或鄙视；他的儿子在其谆谆教诲下，也都非常出色，其中长子曾纪泽靠自学精通英语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

时势造英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曾国藩自身具备这些常

人没有的优点，才使他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成为一代英雄。

第三篇：评价曾国藩

《如何正确评价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睹之大人也”。这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评价曾国藩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形容曾国藩确实是最贴切的。作为一代名臣，一代重臣，他做到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扫清反叛分子，开办洋务事业，中兴大清王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全部做到了，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被后人世代传闻，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究经世致用，和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家大师”。文学方面创立晚清古文的“湘相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同时曾国藩善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他为老师。但是说到评价曾国藩最重要的最高潮的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了。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攻占江宁定都改成“天京”，正式与大清王朝分庭抗礼，而此时大清王朝曾经引以为傲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帝国的命运已经风雨飘摇。太平天国废孔孟之道，兵到之处生灵涂炭，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毁于一旦。然曾国藩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响应朝廷号召，组建地方武装“湘军”其目的就是保卫家园，一时间成为了清朝消灭太平天国的主要武装力量。不久，太平天国内部分裂史称“天京之变”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城拔寨，先解南昌只围，后攻克九江，再围困安庆。同治三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覆灭。因为战功显赫，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公爵。成为汉人中最有权势的人。而此时的曾国藩坐拥东南半壁江山，如果这时候他佣兵自立，大清江山恐怕是信手拈来。但是，曾国藩考虑再三，决定将大部分湘军裁撤，仅保留左宗棠、李鸿章的小部和湘军水师以备朝廷只用。从这足以看出曾国藩对朝廷的忠心。但是，这里又不得不提一下，凡事皆有两面性，曾国藩的湘军在攻打太平天国之时，由于长期缺乏稳定的粮饷，为了维系军心，只得纵容官兵掠夺财物。破城之后烧杀抢掠，例如南京城破后，李城典“戮绝妖男，虏尽良女”，日夜宣淫，一夜“连御十女”而暴亡。可以说晚期的湘军在腐败已经超过了绿营。并且曾国藩所创立的湘军对后世影响极其严重，湘军在实际上取代了绿营和八旗的地位，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取代了国家经制的世兵制度，皆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一改中国自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地方武装势力，成为了后来北洋军阀的起源。这纵然是世事使然，但是曾国藩也未尝没有责任。

说完了太平天国，紧接着曾国藩的又一大功绩无疑就是洋务运动了。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严重打击，清朝内部的一些大臣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面临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踊跃出一批洋务派，他们是以曾国藩、恭亲王奕以及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继承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强国家军事能力，维护清朝统治。1861年1月11日，咸丰帝批准恭亲王等人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从此开始。

同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大观亭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枪炮、轮船。同时，安庆内军械所没有借助外国的帮助，完全靠国内的力量，并且集合了一批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曾国藩创立军械所并非一时兴起，因为曾国藩当初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碰到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他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左宗棠也说：“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但是求购永远比不上自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国不能永远依靠外国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庆内机械所应运而生。1862年，也就是洋务运动第二年，这个伟大的军械所就制造出了中国第一个蒸汽机，同时又联合徐寿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火轮船。1865年，曾国藩又亲自规划了江南制造总局，后交李鸿章督办。江南造船厂经过历代演变，现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他同时也认识到，光有器械还不足以救中国，新式人才才是关键，于是在他的努力和多方斡旋下，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当中就有后来享誉盛名的詹天佑、冯如等人。

虽然我们作为后人已经清楚的知道了洋务运动的结局，但是作为一百多年前的一场中华民族自强运动它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式军队、新兴共和思想、铁路、重工业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机构和系统今天还能见到，如：邮政系统、电信系统、铁路系统、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均由晚清延续至今。由于曾国藩本身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也导致了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为已露末世相的清政府借洋务运动寻找政治出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不可能成为救国良方，更不可能使国富民强。最后，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大结局。不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无法挽回大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但自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曾国藩的一生非常难评价。他在处理大清朝的对外关系中如履薄冰，但是因为“天津教案”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他中兴大清王朝，剿灭太平军救帝国命运于水火，但是却也难逃“曾屠夫”的骂名。但是回顾整个大清王朝甚至于整个中国历史，又有多少人能像曾国藩这般“完人”。在整个历史中，曾国藩已经把一个人能做的都做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无法挽救大清挽救中华，不是他的不足，而是整个时代的局限性。只能说他尽力了，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不是他一个人能改变的，他问心无愧。

第四篇：评价历史人物曾国藩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式教学论文：

评价历史人物曾国藩

班级：勘查技术与工程11-3班

小组成员：学号：

01 311010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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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韦湘燕 时间：2012年秋季学期

罗嘉庆熊彬彬庞春龙黄捷云黄兴盛叶涛 姓名：

评价历史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可谓是众所周知的清末历史人物，他再清末年的历史舞台上饰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人说他是叛国卖国的奸贼，也有人说他是一代忠良，评判历史人物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应该一棒子打死，于是我们只能说曾国藩是功过皆有，而在我的眼中曾国藩的功是大于他的过的。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在《曾国藩家书》中，处处可以反映出他的思想。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他在致其弟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便把自家学坏了！⋯⋯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至于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曾国藩崇尚坚忍实干，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是在失意时绝不灰心，他在安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费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在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则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没饭吃，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

曾国藩的另一作品《冰鉴》，世人更是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在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中就有说到，“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实流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公”，就曾国藩个人来说他有高深的学问素养，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一定横无时无刻不再勤奋读书，他推崇儒学，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他的文学也透露着熠熠的光彩.曾国藩自知钝拙，但是他志向远大，意志顽强 又勤奋好学。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一生结交网络培育了一大批的人才，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在官场，他声卓著，治民有言，曾国藩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从他上走激怒咸丰帝就能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再对一些外事的处理上他坚持民族正义的立场，忍辱负重，避免了新的战祸。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第五篇：评价曾国藩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