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诗正义 目录 毛诗序 诗谱序 《毛诗正义》序大全
毛诗正义 目录 毛诗序 诗谱序 《毛诗正义》序
毛诗正义
目录 毛诗序 诗谱序 《毛诗正义》序 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毛诗诂训传》西汉•毛公
传
□《毛诗传笺》
东汉•郑玄
笺
□《毛诗正义》
唐•孔颖达 疏
毛诗指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而全书第一篇《关雎》下，除有小序外，另有一篇总序，称为《诗大序》，是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为《毛传》作“笺”，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
汉人传诗本有四家，称为四家诗。《汉书·艺文志》、东汉郑玄《诗谱》、《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等书记载：至战国初期，研究讲习《诗》者，有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毛亨著有《毛诗正义》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毛亨将《毛诗正义》传授给毛苌(据现在有关学者考证推断，毛亨与毛苌为叔侄关系)。
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又被称为三家诗，皆采用今文，被称为今文经学，在东汉被立于学馆。毛诗晚出，属古文经学。毛诗训诂简明，东汉时受到重视，允许在朝廷公开传授。东汉末年兼通今古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主要为毛氏《诗故训传》作注。《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提要》说：“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郑玄《六艺论》说：“诗宗毛义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郑玄的《六艺论》现在已经佚失，这些话是根据孔颖达《毛诗正义》所引出的。三家诗自此渐渐衰败。《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
毛苌所讲的《诗》，世称“毛诗”。现在读到的《诗经》，即是由毛亨、毛苌流传下来的。《礼记》中的《经解》称《诗》《书》（尚书）《仪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南宋称《诗》为《诗经》。
唐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等职。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传”“笺”被称为“注”，“正义”被称为“疏”，合称《毛诗注疏》。《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 三国时期吴人陆机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孔子删书授卜商，卜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卿授鲁人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而唐代陆德明著的《经典释文序》中有不同记
馆藏毛诗载：“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
《毛诗正义》目录 《毛诗正义》序
《毛诗正义》诗谱序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一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二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三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四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五 《毛诗正义》卷二 二之一
《毛诗正义》卷二 二之二
《毛诗正义》卷二 二之三
《毛诗正义》卷三 三之一
《毛诗正义》卷三 三之二
《毛诗正义》卷三 三之三
《毛诗正义》卷四 四之一
《毛诗正义》卷四 四之二
《毛诗正义》卷四 四之三
《毛诗正义》卷四 四之四
《毛诗正义》卷五 五之一
《毛诗正义》卷五 五之二
《毛诗正义》卷五 五之三
《毛诗正义》卷六 六之一
《毛诗正义》卷六 六之二
《毛诗正义》卷六 六之三
《毛诗正义》卷六 六之四
《毛诗正义》卷七 七之一
《毛诗正义》卷七 七之二
《毛诗正义》卷七 七之三
《毛诗正义》卷八 八之一
《毛诗正义》卷八 八之二 《毛诗正义》卷八 八之三
《毛诗正义》卷九 九之一
《毛诗正义》卷九 九之二
《毛诗正义》卷九 九之三
《毛诗正义》卷九 九之四
《毛诗正义》卷十 十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 十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 十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一 十一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一 十一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二 十二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二 十二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二 十二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三 十三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三 十三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四 十四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四 十四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四 十四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五 十五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五 十五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五 十五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四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五
《毛诗正义》卷十七 十七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七 十七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七 十七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七 十七之四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四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五
《毛诗正义》卷十九 十九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九 十九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九 十九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九 十九之四
《毛诗正义》卷二十 二十之一
《毛诗正义》卷二十 二十之二
《毛诗正义》卷二十 二十之三
《毛诗正义》卷二十 二十之四
毛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于皇上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赞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施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勿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繇，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
《毛诗正义》序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於生灵。六情静於中，百物荡於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於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剌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於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乐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於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釐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閒，六诗备矣。卜商阐其业，雅颂与金石同和；秦正燎其书，简牍与烟尘共尽。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於鄢郢，毛氏光价於河閒，贯长卿传之於前，郑康成笺之於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閒，兹风不坠。
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时，骋绝辔於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於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爱憎。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脩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故序其所见，载之於卷首云尔。
第二篇：读《毛诗序》有感
读《毛诗序》有感
《毛诗序》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诗学论文，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艺术与文艺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毛诗序》对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有较为全面的阐述，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毛诗序》继承了先秦“诗言志”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古文《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成为我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此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有“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继承发挥了“诗言志”之说。虽然在先秦“志”中包含“情”，如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所说“在已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情”在“诗言志”说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而《毛诗序》则突出强调了“情”与“志”的统一性，更为清楚地说明了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从“诗者志之所之也”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两段论述来看，《毛诗序》认为“情”与“志”是二而一的东西。
《毛诗序》一方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在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它与《楚辞》中抒
情言志说的不同，就在于它认为无论情或志，都必须受“礼义”的约束，服从于“礼仪”的规范。它指出诗歌“吟咏情性”即“发乎情”的基本特征，并且强调诗歌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是人的本性的必然要求，“发乎情，民之性也”。但它同时也对诗所表现的情感予以一定的限制，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止乎礼义”即要求诗所表现的情感不超过、不违背社会政治、伦理规范，要保持在“礼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绝对不能超越“礼义”的大防。这就要求诗歌虽然表现的是诗人个人一已之情感，但这种情感又必须带有社会性和理性的特征。在这种诗歌创作原则之下，《毛诗序》主张诗歌应“主文而谲谏”，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方面，以十分委婉的方式对统治者提出批评。
《毛诗序》还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态，并认为所有艺术形态都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尚书?尧典》曾指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显示出诗与乐的一致性，《礼记?乐记》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强调了乐与舞的一致性，而《荀子?儒效》篇则指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对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有所论述。《毛诗序》总结了以上这些论述，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抒情言志的特征论述了诗、乐、舞在艺术上的统一性。
除了情志统一说外，《毛诗序》又提出了“诗教”说、讽谏说、“六义”说等，在诗学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不仅仅是对古代儒家诗论的总结，对后来文学观念的发展，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汉代儒家新文艺观的代表性著作。
第三篇：诗大序
论述《诗大序》的文学思想
【摘要】 《诗大序》为《诗经》的研究著作。
《诗大序》阐述了《诗经》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提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并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本文试就这些思想，对《诗大序》的文学思想作一粗浅的探索。
【关键词】 诗经 毛诗 大序 小序 子夏 毛公 卫宏 六义
一、经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秦统一中国之后，我国的文化进入了统一的进程。但秦王朝采取文化专制政策，而且这个王朝存在的时间极短，严格说文学上并无建树。汉兴，文化的统一进程得到继续。汉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盛期之一，在文化上也有重大的建树。这首先就表现在文化的融合上。齐文化与楚文化融合中原文化，成为汉文化的基础。其次表现在儒学的空前发展上。汉初是尚黄、老的，思想上崇尚无为。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以儒学缘饰吏治，思想领域也进入大一统时期。此时之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已建立起一套与大一统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天人关系，君权神授，天君臣民有严格的纲纪遵守。这一思想体系给了我国后来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以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当时当国家从长期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时候，这套思想体系，是与它相适应的，具有其积极的意义。政治和思想的大一统，影响于学术领域，就是经学的高度发达。经学的发达，又给文学带来功利目的。汉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上发展起来的。《诗》被尊为“经”，用于吏治；对于楚辞的评论依“经”立义；赋的创作目的明确的说是为了讽谏。经学给文学以约束，给它规定了发展的方向。
二、《诗经》的流传
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诗、文是主要样式。诗的最早的形态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歌谣。早期的诗来自民间，多数为集体创作。经采集删订，成《诗》三百，用之于宴飨、讽颂、言语。《诗》的时代，诗、乐、舞是一体的。从文学的角度说，初期出自民间的诗，或有非功利之目的；但是删定而用于教育、用于政治外交场合之后，它的非功利的目的也就消失，而赋予了功利的目的。这就是说，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诗主要
是以其实用的功能存在的。诗的创作是一回事，诗的解读是另一回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本称为《诗》或《诗三
百》，汉代以后才尊为“经”。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中）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共305篇。包括《国风》（分为十五国风）160篇，《小雅》74篇，《大雅》31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40篇。《小雅》中另有6篇“笙诗”，仅存诗题，不在305之数。
“《诗经》”是后起之名。从“诗”或“诗三百”，到尊之为“经”，称呼的变化与《诗经》的作用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有关。秦以前，除去祭祀、宴享时奏唱而外，《诗经》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常常作为外交场合言谈应对的辞令，一是作为教育的课本。在外交场合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情形，《左传》中多有记载。而作为教本，大约由孔子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人焉。”《论语》载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阳货》），可证司马迁之言不诬。这个时期，《诗》是一种比较平实有用的工具，还没有上升为不可违背的“经典”。秦火之后，《诗三百》随其他典籍一道遭焚。只因为它是乐歌，有幸在学者的记诵中得以保全。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即：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赵人毛苌。或取其国名，或取其姓氏，而称为鲁、齐、韩、毛四家诗。《诗经》在其编辑之初，人们便着眼于它的实际用途；到了汉代，经学兴起，学术与政治联姻，《诗经》作为五经之一而显赫、兴盛，一跃而为儒者言必称引、论必为据的经典。鲁、韩、齐三家诗先后于文帝、景帝时立博士学官，属今文经；毛诗出现稍晚，又是古文经，未得立。但是到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随着郑学大昌，毛诗遂独行于世，其余三家诗逐渐消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便是毛诗。
三、《诗大序》的内容
《诗大序》为《诗经》之研究著作。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据清代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但三家已失传，而《毛诗序》独存。前人认为现存《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一般认为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也有人认为《诗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小大之异。
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
汉代郑玄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对此魏晋以来无异议。至刘宋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提出《诗序》为东汉初的卫宏所作。
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以为《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又作增益润色。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借之子夏以自重”。
宋代王安石认为《诗序》为诗人自制；程颐认为“小序”是国史旧文，“大序”出于孔子；郑樵则认为《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自朱熹直到清代的姚际恒、崔述、魏源、皮锡瑞等，都持卫宏作《诗序》之说，因为《后汉书·儒林列传》明言“(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但也有人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小序”首句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卫宏可能是最后的集录、写定者。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序》提要及清代崔述《通论
诗序》可资参考。
诗小序：是《毛诗》中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往往先列教义，从美刺立言，以见诗人之情；随附史事以明之，材料则多取自《左传》。其论各篇之主旨，除《颂》之外，《国风》一百六十篇中，美诗仅十六篇，刺诗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中，美诗仅四篇，刺诗四十五篇；《大雅》三十一篇中，美诗七篇，刺诗六篇，故后人有“强分美刺”之评。朱熹云“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然《诗序》的讽刺之说于后人作诗多寄托、言于此而意在彼不无影响。
诗大序：《毛诗》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说)
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序》中提出了“六义”、“正变”、“美刺”等说。
“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的“风”、“雅”、“颂”一般认为是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六义”的提出，把《诗经》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了一步。
“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从这里生发出来。
“大序”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天下大乱就会产生怨刺的诗歌，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诗歌的“美”“刺”内容。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兴传统的确立，对后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诗序》作者把《诗经》当作“谏书”，千方百计赋以“美”、“刺”的意义，而其所言“美”、“刺”，又缺乏一定的标准，往往自相□牾。后来郑玄按《诗序》的说法，将《国风》、二《雅》265篇划分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并无确切依据，以致造成了很多附会。
《诗序》对《诗》305篇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解释，致使许多诗篇的本义被掩盖了，这是它的缺点；但《诗序》毕竟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解说和其他先秦古籍有关记载可以互相印证，确有依据，应当区别对待。后来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对《诗序》的解说多所诘难。
《诗》大、小“序”附载于《毛诗》，单行本甚少，仅见几种。《诗序》，不分卷，4册，旧题周代卜商撰，明刊古文本。《小序》1卷，题卜商述，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本。《诗序》1卷，附《诗集传音释札记》1卷，元庐陵罗复辑，刊本。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诗序广义》24卷，嘉庆遵行堂刊本(以上二种均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清武威张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
四、《诗大序》的文学思想
（1）《毛诗大序》对诗歌的抒情性质的认识
首先，明确提出了“情志统一”说。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诗言志”的说法，《毛诗大序》继承先秦典籍，特别是《乐记》的观点，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提出了“情志统一”说，强调诗歌是抒情的，明确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虽然它在情志关系上更重视“志”。
其次，《毛诗大序》又说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诗歌的抒情必须要符合礼义的要求，不能违反，对诗歌的抒情作用提出了限制和规范。总体上说来，这就没有脱离儒家“诗教”传统观念的保守性，限制了诗歌抒情理论的健康发展，仍然容易使诗歌成为礼义说教的工具。（2）关于文学和社会现实关系以及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作用的论述
《毛诗大序》认为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两个方面：
首先，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是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反映。文章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状况不同，所产生的音乐（诗歌也是一样）便有不同的情感内容和风格特点，那么，反过来，从这不同的音乐（诗歌也是一样）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好坏和治乱得失。又如，它还提出“变风”、“变雅”说，认为这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衰败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在文学艺术（当然同样包括诗歌）上的反映，对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
其次，《毛诗大序》很重视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教化功用和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这就为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提供了理论根据。
总之，《毛诗大序》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有教育的作用，同时肯定了诗歌的讽刺批评的作用，这就为现实主义的作家开辟了广阔的创作道路，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3）《毛诗大序》所具有的民本思想倾向
《毛诗大序》是典型的儒家诗论观，先秦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在接触到文学的作用时，常常表现出民本倾向。《论语》肯定了诗“可以观”、“可以怨”，就是说诗可以观察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的状况，可以怨悱讽刺上政，对统治者进行谏劝。这就表现了孔子对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心，是一种民本思想的体现。《毛诗大序》在论述诗歌的基本特征时，肯定了诗歌是以人的情志为出发点，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认为诗歌是人们抒情言志的体现。另外，《毛诗大序》注重诗歌反映、批判现实，关注民生的政治社会功用，认为统治者可以“以风化下”；下层人民可以“以风刺上”，并且要“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可以说，《毛诗大序》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带有民本倾向的文艺观。（4）《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文论选读课的主教材《中国历代文论精选》的“题解”没有对“风”、“赋”、“比”、“兴”、“雅”、“颂”作全面解释，但后面的注释说：“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教材“题解”只是笼统地说：“它（按，指《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
五、历史渊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时代越早，群体对个体的束缚、个体对群体的依赖都越强。所以，在《诗经》的时代，齐一就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公众的齐一才能构成强大的群体；有了强大的群体，个体才能获得有力的依靠。春秋时的几个最重要学派的学说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含有这样的内容，也就意味着这要求在春秋时代早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例如，墨子主张“尚同”（那是“言皆同可以治也”，见《汉书﹒艺文志》注），孔子要求对民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固然都是希望社会的齐一；就是老子的鼓吹“常使发无知无欲”，也是使民众处于“无知无欲”的齐一状态。齐一既然是社会的普遍要求，自必成为那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因而凡是有害于这种齐一的东西，必然受到此一“人的本性”的排斥。而为了维护齐一，防止人与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摩擦、冲突，就必须大家都心平气和，避免激动，磨去棱角，保持平衡而反对新变；于是，庄重、舒缓的感情，与这种感情相应的音节组合、乐调，受到了此种“人的本性”的肯定。反映在审美意识上，这些也就被当作了美。
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孔子称赞《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温柔敦厚”的“诗教”说（见《礼记
﹒经解》），即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有节制地宣泄情感，而不要把感情表达得过分强烈。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文学中很少有剑拔弩张地表达狂怒或狂喜的作品。多数古代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诗教”的精神，以“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诗人在抒写内心情感时总是委婉曲折，含蓄深沉。中国古代诗歌中决不缺少深挚的感情，但从未达到过西方诗歌那种“酒神”式的迷狂程度。情感宣泄的适度与表现方式的简约使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具有含蓄深沉、意味隽永的艺术特征，这正是中华民族平和、宽容、偏重理性的文化性格特征在古代文学中的积淀。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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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程裕祯著，中国文化要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6、孙建章，《毛诗大序》的“情志”说
二、《大序》的主要内容
1.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里不仅继承了前人“诗言志”和诗、乐、舞三者密切结合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三者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应该说，诗的“言志”与“抒情”，都是集于中而发于外，是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但“情”与“志”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志”大多经过规范的理性思考，而“情”则是感性的，大多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对诗歌来说，只谈理性是不够的，是不符合形象思维的特征的，必须“志”与“情”同时萌发，形之于言，才是全面的、符合创作实际的，因而也是说出了诗歌的本质特征的。《毛诗序》将“情”与“志”并重提出，这种对文学艺术情感待性的重视，说明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待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同时，也为以后人们进一步正确认识、揭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点奠定了基础。
《毛诗序》虽然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情”与“志”相比，“情”是第二位的，“志”才是至关紧要的。在“情”与“志”发生冲突时，没有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情”必须用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志”来约束，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把感情也纳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的性情不超出“礼义”的标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欲，非礼勿言”。《毛诗序》的作者，在封建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将“言志”和“抒情”统一起来，明显烙有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印记。
2.关于诗歌社会作用问题的论述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毛诗序》的作者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而又有所发展，它进一步在理论上明确了诗歌创作为政治服务的两种形式；“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在这两方面中，作者偏重的是“上以风化下”的教化作用：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邦国焉。……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统治者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文艺的作用来达到宣传、教化的目的。可见，作者将文艺的教化作用看作是文艺的根本目的。但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下层百姓在穷苦无告时，也可以利用诗歌来“刺上”。臣民对政治或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可以把诗歌作为讽刺的工具，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促使统治者改良政治或改正过失。不过，这种“刺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主文而谲谏”，即是用隐约的言辞劝谏而不直言其过失，必须委婉曲折，注意方式方法。
和诗歌的社会作用密切相联系，作者认为，从一个时代的诗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得失，也就是诗歌的认识作用的问题。换句话说，诗歌是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映。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观点，无疑是作者在分析、研究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的基础之上，所得出的比较正确的结论。
3.总结了诗歌的体裁和表现手法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六义”，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只不过不叫“六义”而称“六诗”。后来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解：“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用彼三事，成其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也就是说，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而赋、比、兴则是《诗》的表现手法。
在《毛诗序》中，作者着重谈的是风、雅、颂。它认为“风”是通过个人抒情言志反映一个地区的政教和风俗，“雅”说的是王政兴废所由，反映国家的治乱兴衰：“大雅”说的是朝政大事，“小雅”说的是个人生活中的事；而“颂”，是歌颂先王功德和祈祷神明的祭歌。
《大序》从题材和政治角度两个方面来解释风雅颂的含义，前者大体是符合《诗》的实际的，而后者显然有牵强附会之嫌，正反映了《大序》的局限。而赋、比、兴作为三种表现手法，虽然提到，但没有具体展开论述。不过提出赋、比、兴，说明了作者对形象思维已经有初步认识。
《毛诗大序》的“情志”说
明诗之起源——（《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此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与《虞书》“诗言志”之意相同；言“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亦即《虞书》“歌永言”之意；不过说得更明畅，而于古代诗、歌、舞三者混合之迹，亦能明其关系而已。又《乐记》云：“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亦于《大序》此语相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自然是《虞书》说诗之演绎。不过此种演绎，不始于《毛诗序》，而始于《礼记》种的《乐记》。„„《毛诗序》本之《乐记》。至后世的研究诗至产生的论文，则本之《毛诗序》者很多，„„。（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声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里说明诗歌是人们思想感情的表现，而它又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组《中国文学批评史》）
《毛诗序》对于诗的本质的看法，本于儒家的“诗言志”说，但又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揉合了《乐记》对于“乐”的本质的看法，把诗所言的“志”同生于人心的“情”联系起来了。„„《乐记》反复论述了“乐”起于人心中情感的表现,把情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对艺术的本质的认识的一大进展。《毛诗序》继承了这种思想，把它应用到诗的理论上来，提出了“志”与“情”相统一的诗论，丰富发展了儒家诗论，同时也是对艺术本质的认识的深化。
《毛诗序》中的首段不仅指出了古代诗（“言”）、歌、舞三者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它指出了，并且充分强调了诗、歌、舞三者都起于人心中情感的表现，再度体现了从情感表现去观察艺术本质这一中国古代美学特征。所以“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说法和以前笼统地说“诗言志”是不同的。它指出了诗同“志之所之”分不开，也就是同人心由内向外的追求、期望、向往等等分不开，意识到“诗言志”不是不动感情的、单纯理性的认识活动，而是指向对外界某一目的的追求，从而伴随着主体对外界事物的情感态度的表现。在讲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后，《毛诗序》紧接着就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把“发言为诗”的“言”看作是发动于人心中的情感在外部的可感知的表现（“形于言”）。也就是说，诗不是别的东西，它是同人所追求的目的（“志之所之”）联系在一起的情感，通过语言而表现出来的产物。这样，“诗言志”这个古老的命题就同感情的表现完全统一起来了，“言志”同时也就是表情，两者不分离。„„《毛诗序》深化了“诗言志”这一古老的命题，不但看到了“言志”与表情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且还看到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指向某一目的的追求的。„„它较之于《乐记》仅仅一般讲到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又有所深化和发展。（刘纲纪等《中国美学史》）
《诗大序》的解释就不同了（按，指与先秦典籍的“诗言志”的说法），“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明确地把言志和作诗联系在一起，“志”是作诗者的志，“诗”是言志者的诗，这样才给“诗言志”确定了后来通行的含义。
接着《诗大序》又把《乐记》中论乐的话略加改动，移用于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可见《诗大序》的作者认为情本说也同样适用于诗，从感情的发展来看，诗、歌、舞原是一脉相通的。《诗大序》又提出了“吟咏情性”的说法，明显地把情作为诗歌的重要因素。
这两句话加在一起，虽然给人一种合而未融的感觉，但确实使我们领会到诗应该包括“志”和“情”两个方面，即不但要表现诗人的思想，而且要表达诗人的感情，感情对于诗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观点是比较全面的。（蔡钟翔
等《中国文学理论史》）
《毛诗序》„„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但实际上它已经由“言志”而注意到了抒情，开始接触到诗歌创作中的情感作用问题。
明确提到诗歌抒情特点的，《毛诗序》是第一个。在《毛诗序》之前，对于艺术创作中情感作用的认识，只存在于音乐理论之中。„„《毛诗序》就第一个把音乐的抒情理论运用到了诗歌创作的理论之中。它明确的提出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发乎情，民之性也”等等的主张，强调创作中的情感因素是诗歌内容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认识到诗歌艺术的情感特点，开始把“言志”和“抒情”结合起来，这是《毛诗序》在美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毕沅《中国古典美学初编》）
情志统一说，《毛诗大序》强调诗歌是“吟咏性情”的，虽然它在情志关系上更重视“志”，但它正确的阐明了抒情言志的特点，“情”在“言志”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诗言志”说更进一步深化了。
第四篇：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原因考略
马军峰
（铜仁学院 中文系，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汉代解《诗》者，最早有齐、鲁、韩三家，时称今文三家诗，其后毛诗转出，为古文毛诗。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大行天下。本文试从今古文之争、学术政治化和四家诗的融合、毛诗研究体系的系统化等诸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而探索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对于研究历代尤其是《诗经》汉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三家诗；毛诗；今古文之争；学术政治化；毛诗体系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7-0100-03 秦燔诗书后，官方禁止民间私藏典籍。数年后，项羽引兵咸阳，“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灭”[1]。典籍文化遭此大厄，可谓损失惨重。汉兴，官府除挟书之令并派人整理搜求先秦典籍，准许私人传授古学，一些先秦典籍如《诗经》等因此得以逐步整理。《诗经》由于搜集者和传授者的时间和地域不同，传本和解释也不同，汉代解《诗》者，最早有齐、鲁、韩三家，其传本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所书，称今文三家诗，文景时就已立为学官，设博士。其后毛诗转出，文字为籀文，即篆文，为古文毛诗，未立于学官，在民间广泛传布。据《隋书·经籍志》云：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保存较久远，但也亡于宋，现仅存《韩诗外传》，而毛诗却大行天下，今本《诗经》即为毛诗。对于三家诗的先后亡佚、毛诗独传，前人也曾作过解答，如宋人郑樵云：“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行，先与之合。诗人未知毛诗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宗毛。”[2]宋程大昌《诗论》云：“三家不见古序，故无以总测全篇。毛惟有古序以该括章旨，故训诂所及，会全诗以归一贯。”[3]对于这些说法，清人魏源在《诗古微》[4]里已经驳过了，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理应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气候内，据相关的资料来探索它的历史真相，以加深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度。一
今文三家诗，早立于学官，受到朝廷的扶持而盛极一时，“大师众至千人”、“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今文诗学最为突出的特点，据《汉书·儒林传·赞》：“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诗》曼延支离，浮夸庞大。而《汉书·艺文志》进一步指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同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经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散，此学者之大患也。”学术发展进入了死胡同。
《汉书·艺文志》评价三家诗解《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5]这是说三家诗采用《春秋》和杂说来附会诗义，但三家比较起来，鲁诗的解说，还算较为接近诗义。而三家诗用民间口头文学的资料来解诗，这是我们大可注意的。因为无论是用口头文学来解诗，还是用诗来说明民间文学的来源，虽然鲜活，却不免有侮圣的嫌疑，更何况是被尊为“经”的《诗》？由于三家诗早食汉禄，立于学官，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下变得如此紧密而复杂，它们在古说的招牌下，同时为了迎合汉朝统治者的意愿，总是从《春秋》及杂说中找一些材料和《诗》相牵合，亦极力附会政教，或者别出心裁，把一些诗说得具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极力地讲求“通经致用”。因而也就使得对于《诗》的阐发，越来越背离《诗》的本义。因此这种解说方式必然为越来越多的有识者所诟病以至不取，三家之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汉代，《诗经》并未被看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作为经学来研究。而汉代的经学研究不独今古文之间有竞争，就是今文家内部也有竞争。在利禄功名的诱引下，于是鲁诗有韦氏之学，有张唐褚之学，又有许氏之学；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韩有王氏、长孙之学等等，流派众多，可谓极一时之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三家竞争，分散并削弱了今文同古文毛诗相抗衡的力量。三家由于没有共同遵守传授的书籍，到东汉时还在写章句，这显然不能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的需要。但毛诗由于未立于学官，为了自身发展和生存的需要，毛诗传授者对毛诗的体系不断地进行改造和提高。这其中也不乏吸取三家治《诗》的有益经验，因而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毛诗的这种愈传愈精，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种改造和吸收在治毛诗者看重的《毛传》和毛《序》中就透漏了出来，反映了毛诗殚精竭虑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如胡念贻在《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就曾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从毛诗的序和传中看到这种不断加工的痕迹。例如各诗的序，首句和首句后的文字可以截然分开；首句后的文字有的文繁，有的文简，可见经过不同的人不断增续。因此，对于诗序的作者有卜商毛公合作和毛公卫宏合作等一类说法。其实合作者不是卜商毛公，而是汉代的毛诗家，„„可能有毛公有卫宏，还有其他一些什么人罢了。另外，我们还不难发现，序文和传大部分相应，有的不相应；不相应之处，当是陆续增编时所留下的漏洞。”[6](P196)关于胡念贻先生提出写毛诗序的作者为治毛诗家的论点，我们暂且不置可否，但他关于毛诗学术体系不断完善提高的推断，当大致不误。学术上的精益求精，最终使得后来转出的毛诗战胜三家，独传于世。二
在汉时受抑制的古文经在东汉时得到了重视，地位大大改善，毛诗得以立于学官。而此时，由于古文经的发展壮大，今古文之争已起。尤其是王莽篡汉，由于古文经与以《春秋》大义为复古理想的政治目的相迎合，更进一步得到发展。至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暴露，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不仅今文经学失去了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就连古文经学的注疏，也不足以维系人心。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形势之下，四家诗有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马卢郑许诸儒，为了扩大派别的斗争力量，也终于撤废了家法的藩篱，走上了统合古今的折中的道路。两汉经学结束的显明表现，就是经今古文的合流。”[7]汉章帝命贾逵撰齐鲁韩与毛诗的异同，就是最为确凿的证据。而且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的郑玄，他初习今文，后改习古文，并为毛传作笺，即《郑笺》。郑氏注书不专主古学。如他在《六艺论》中所言：“注诗宗毛为主。毛诗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8]这里所说“即下己意”，当含有用三家今文之说加以解释的成分。这也可以从后来辑录三家诗的一些著录中得到印证。而且《郑笺》本身就是汉末今古文合流在《诗》的研究上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今古文四家的融合，可以说是诗学发展的必然。当然我们不妨认为，毛诗中采纳有三家诗的合理因子，三家诗名为亡佚，实则存之。由于郑氏著书及郑玄本人博学多识，融通今古，故毛诗遂大行于天下，当决非偶然。三
毛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唐孔颍达纂《毛诗正义》使得毛诗成为一个较三家诗更为完整系统的经学研究体系。
毛诗序作者存在争论，但《诗序》在毛诗发展传播中的作用确实是不可低估的。三家诗虽也有古序，却早已失传。而毛诗序却得以保留，而且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先秦诗学的主张。尤为要注意的一点是，它严格地按照“风雅正变”的原则，把《国风》中的“二南”，《小雅》的自《鹿鸣》到《菁菁者我》，《大雅》的《文王》到《卷阿》都解释为周文武王时或西周盛时诗；把《国风》的《邶风》以下，《小雅》的《六月》以下，《大雅》的《民劳》以下都解释为周夷王以后的诗。各诗都尽量按照周王或王侯的世次排列，比起较为凌乱的三家诗显得整齐可信，真的好像经过孔子的编次删定一样，因而显得真实可信，令人信服。《毛传》作为毛诗的重要著作和载体，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毛传》详于训诂，文辞简古，对名器物色，典章制度，时有诠释，可以说足以代表《诗经》汉学的最早成就。且《毛传》释诗，不信神奇，就诗立说，释义平实，训诂渊源有自，较之三家诗采用谶纬附会为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其高下优劣也就不言自明。并且《毛传》独标“兴义”有完整的体系。三家诗很少言“兴”，即便言诗，也不及《毛传》说的那样普遍突出。《毛传》的“兴”，把它的解释说成是譬喻，用来表现具有某中伦理观念或政治思想的东西。汉代的三家诗为了使《诗》的研究为统治者服务，也可谓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如强调阴阳灾异，采古史杂说，但他们的办法都不如《毛传》讲“兴义”的手法高明和影响深远。
毛诗序严格按照时代次序，论诗注重讲“兴义”，是毛诗的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对于《诗经》具有经书神圣性质是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的。试想，在儒者心目中作为经典的《诗经》，若次序混乱，无规则可寻，这岂不乱了套，又怎能使人信服。而且我们还应当看到《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如果不通过“兴义”来表达所谓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深意，那岂不是无深意。三家诗对于前者似乎有所考虑，但对于后者虽有所考虑，但却是一味地用历史故事来进行牵强说教，毛传虽也有牵强附会的解诗处，可是它讲“兴义”，这样它的道理似乎显得更深。博学多识的郑玄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为它作注的。
自郑氏笺《诗》，毛诗日益流行，三家诗逐渐衰退。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东汉之际，古文大兴，康成兼通古今，为毛作《笺》，遂以翼毛而抑三家„„魏晋以降，郑学盛行，读《郑笺》者必通《毛传》。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继则一宗郑者而匿毛；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9]王氏尊信三家，不信毛说，但是他认为今文盛而衰，古文衰而盛，其重要原因在于郑氏为《毛传》作笺，却是所言不妄，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自《郑笺》后，毛诗大行。东汉以后，毛郑几乎不可分割。虽然《郑笺》采用了一些三家诗的说法，与《毛传》不完全相同，魏晋时曾引起过争论，但自此后，与《毛传》并行。至唐时，由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科举考试的需要，唐王朝编纂《五经正义》。孔颖达奉敕编纂《毛诗正义》，又称《孔疏》。《孔疏》是在《毛传》、《郑笺》的基础上加疏，由于《孔疏》集汉魏《诗》学之大成，从而最终使得《诗》学定于一尊。
另有一点还要提及，我国古代一些诗文作品，大都是由于被编入某一总集才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从这一点来讲，“编纂”在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播或保存中是起着重大作用的。魏晋时期，由于盛行佛学，敷座说法为释家所倡。这种风气也渐渐影响儒家，六朝“义疏”盛行。就《诗经》而论，其所疏内容，大都为衍毛郑之义。作为毛诗学派重要学术思想载体的《毛传》《郑笺》由此更进一步广泛流传。对于这一点，在毛诗的流传过程中似亦不可忽视。
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后传独出，既是自身学术发展的规律，也是时代和政治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通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翻检和探索，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毛诗治学的特点，推进对于《诗经》的进一步研究，而且对于我们研究汉代诗学研究的特点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再者，从毛诗本身来看，自先秦已降经过文献载体的变迁，文字异形，语言异声的变化，历史仍留给了我们一部完整的《诗经》文本，直到今天仍可写可读可解，较之三家诗的亡佚，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篇：序言和目录
蒙台梭利教育实践中国
蒙台梭利
幼儿感官教育
中国蒙台梭利研究课题成果
教育部“科学教育”子课题——中国蒙台梭利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子课题——蒙台梭利教育融入幼儿园教育研究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子课题——蒙台梭利教育与幼儿素质教育研究 十年蒙台绝对梭利教育实践总结
蒙台梭利教育实践中国编委会
丛书主编：梁志燊
丛书编委：梁志燊李道佳钱继芳刘文韩惠茹 本书作者：刘文李毅胡艳红
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人，世界著名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改革工作。1907年开始创建“儿童之家”，1919年发表了代表她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方法的第一部著作《Montesson Method》，在许多国家引起关注。经过几度兴衰，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蒙台梭利教育又爆发出新的活力，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她的观点也得到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的肯定。
蒙台梭利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儿童。她曾说：“不要尊我为教育家，我所做的工作只是研究儿童”，“儿童是人生的第一部分，又是人类的未来，成年人的得失成败和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密切相关”。蒙台梭利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深入了解儿童，发现儿童的“秘密”，然后用科学的教育帮助儿童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她发现儿童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只有通过儿童自身的实际活动（工作）才能使他们的精神力量得以释放，并表现出更好、更和谐(即“正常化”的)的个性。为此，教育者必须与儿童建立民主平等的合作关系，尊重、爱护他们，承认儿童的个别差异，并为他们创设一个适宜的环境。按每个儿童发展的进度和步调，用积极鼓励的方法，帮助他们发挥自主性，使他们有信心、有能力、独立、自由、自愿地去探索和学习，而不是被动地屈服于教育者的要求。儿童在实际活动中不仅获得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个性、品德等全面素质的提高，在这种教育下的儿童将成为健康、快乐、明智、自律、有责任感和创造才能的社会成员。
蒙台梭利说：“假如儿童的发展‘正常化’，将来人们的物质生活不但可以得到改进，目前社会中的罪恶（如仇恨、不平、破坏、战争„„）也将可以避免，理想的社会，和平的世界将会实现。”她在精心钻研前人的教育理论、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亲自观察和研究儿童的自然表现、内心世界。经过多年的时间，提出一整套教育理念、教育内容、独特的教学材料和具体操作方法，并认为她的教育是“前进的”，也就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是不断发展的。
随着国际上对蒙台梭利教育的实践和宣传，我国幼教界的同行们也于10年前开始学习、研究。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吸取蒙台梭利教育的“精髓”，并沿着“蒙台梭利教育中国化”的道路在一些幼儿园开展实验，在实验的过程中对蒙台梭利教育进行大胆改革和创新。由于工作获得成效，儿童有显著进步，深受许多幼教工作者和家长的肯定，认为蒙台梭利教育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仍有许多可取之外。目前蒙台梭利已走进了我国除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区。
蒙台梭利在《Montesson Method》一书中曾说：“本书只是由一人独自积累的经验，今后应由更多的人继续将他们的实验写成科学的教育著作，这将是我们所期望的。”
北京师范大学梁志燊教授和其他多年从事研究蒙台梭利教育的专家们总结了他们对蒙台梭利教育的认识以及10年来我国对“蒙台梭利教育融入幼儿园教育” 的实验成果，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将这一优秀的课程和成果编写成《蒙台梭利教育实践中国》。
丛书涵盖了蒙氏教育的理论、活动操作、应用经验和效应，论及0-3岁、3-6岁的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以及多年来在我国幼儿园的成功运用。所有图片拍摄均来自进行蒙台梭利教育实践的幼儿园和幼教机构。
丛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把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及实践的方法作为重点阐述。适合幼儿园、家庭及蒙台梭利教育培训机构作为教材使用，是一套指导性很强的丛书，中国学前教育研究泰斗：卢乐山
蒙台梭利是上个世纪初世界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原本是意大利罗马大学附属精神病院的医生。她在护理残疾和低能儿童的实践中认识到，造成儿童智力缺陷的主要原因是教育问题，适用于残疾和低能儿童的教育方法也适用于正常的儿童。于是她在罗马举办儿童之家进行教育实验，力图以医学、生理学、心理学为基础，用直接观察的方法，建立“科学的教育学”。她认为每个儿童都具有天赋的潜能，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使每个儿童的潜能在适宜的环境中得到发展。教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给儿童学习以自由，帮助他们实现自我教育，成为具有自动性、能适应社会生活的人。她强调儿童感官训练和肌肉练习，并设计了一整套训练感官活动的教具和发展动作的器械及设备，规定了使用规则。
长期以来，教育界对蒙台梭利的教育方法有争议。有的人认为她的方法主要是适用于残疾和弱智儿童，不适宜于正常儿童；有的人认为用众多的教具来训练儿童并非是最好的方法，且许多教师并不了解教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蒙台梭利教育法被冷落了约半个世纪。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教育家在研究推广她的方法。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是受日本著名教育家平冢益德邀请的，他在日本成立了蒙台梭利研究所，我曾经访问了他的研究所。1987年，我参观了美国一所蒙台梭利幼儿园时第一次见到蒙台梭利教具，并看到儿童在玩这些教具。园领导告诉我们，蒙台梭利幼儿园在美国也不多，而且儿童入这种幼儿园，需家长了解它的特点，表示自愿同意才能入园。幼儿园的教师都必须经过培训，持有证书，才能上岗。由此可以看出，蒙台梭利教育法首先是需要认真研究，然后实施。
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以苏联的幼儿教育为样板，以幼儿教育指南为指导实施幼儿教育。当然苏联幼儿教育有其特点和长处，应当吸收。但是忽视了对其它流派的学习，使我国的幼儿教育比较僵化、单一。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许多西方幼儿教育的理论，开展了各种实验，我国的幼儿教育呈现了生气勃勃的气象，形势十分喜人。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和方法就是其中的一个流派，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有不少理论著作，包括博士论文，而且开展了蒙台梭利教师的培训，不少幼儿园也在进行试验。但是，从总体上讲，我国大多数幼儿教育工作者对蒙台梭利还是很陌生的。为了普及这方面的知识，给正在实验的幼儿园以正确的引导。有必要编辑出版一些介绍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书籍。梁志燊主持编写的《蒙台梭利教育实践中国》系列丛书正达到了这个目的。该丛书既有理论介绍，又有具体案例和实施方法。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会给广大幼儿教育工作者以很大的帮助。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
丛书总序
著名的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创建的新幼儿教育法风靡世界，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她因之被誉为“幼儿教育之母”。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蒙台梭利教育依旧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东西方各国被传播着。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中期，有幸引进了蒙台梭利教育，尝试性在幼儿园中进行中国化的实验研究。在学习和采用蒙台梭利教育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幼儿教师和家长，都为之赞美、为之动情。
回顾十年的历程，从两所幼儿园的两个实验班起步，时至今日，蒙台梭利班数以千计，覆盖29个省区、直辖市，蒙台梭利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自2000年起，蒙台梭利教育在幼儿园实验开始进入科学研究的轨道，相继成为教育部重点课题：“科学教育——青少年潜能开发研究”、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课题：幼儿园幼儿学习能力发展的实验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新世纪中国素质教育研究。集中研究“蒙台梭利教育融入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实践研究”及“蒙台梭利教育与幼儿素质教育的实践研究”，这些研究均遵循西为中用、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尊重实践，以促进幼儿发展为目标
以上的研究尚在进行中，尚未结题，但已显现中期的成效。我们的研究证明，所走的中西教育文化合璧，历史与现代教育交融的道路是成功的、可行的。在十年中，通过引进蒙台梭利教育，将其在幼儿园中加以应用，多打开了一扇与国际交流接轨的窗口，又开辟了一条与各国交流幼儿教育的渠道，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长了我们的见识，使我们吸收了更适合儿童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促进了我国幼儿教育走向开放、走向革新、走向世界。蒙台梭利教育在我国幼儿园的实践不平常，道路不平坦，成就不平凡。
在这十年中我对蒙台梭利教育的认识从朦胧到了解，渐渐地为蒙台梭利教育的精髓所折服，更钦佩蒙台梭利的人格、学识和革新意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蒙台梭利教育的实践行列，他们中间有幼教研究者、有幼儿教师，有幼儿家长„„他们在实践中结合我国的社会情况和幼教情况创造着崭新的幼儿教育，令孩子开心、家长称心、教师倾心，使幼儿教育耳目一新、质量提升、前景美好。为了更好地在实践中将蒙台梭利教育的精髓恰当地、有创意地运用于我国幼儿教育的各领域、各阶段，避免走偏方向，我们认为有必要及时地将蒙台梭利的优秀教育理念及方法和在十年来运用的成果展示于公众。我们组建一只精湛的编写队伍，编写人员都参与了这十年的教育实践，并在岗位上做出了公认的贡献。
本套《蒙台梭利教育实践中国》系列丛书有着完整的构思，介绍了蒙台梭利教育的基本原理，更介绍了蒙台梭利教育在我国幼儿园中的应用，及在各年龄段全程的使用有着哪些创意和成效。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蒙台梭利教育原理、蒙台梭利3-6岁教育及在我国幼儿园中的运用；第二部分，蒙台梭利0-3岁教育、蒙台梭利艺术教育及科学教育；第三部分：蒙台梭利小学教育。各部分统一组合，蒙台梭利教育的基本原理统领全书。蒙台梭利0-3岁教育，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实践和创意均有不足；蒙台梭利3-6岁教育在幼儿园中被广泛地应用，有着一定的经验、体会和创意，但还有待继续充实和发展；蒙台梭利小学的教育则为初次介绍，有待研究和实践。丛书的各部分相对独立，可供不同年龄段使用，但均应以蒙台梭利理念为指导，离开蒙台梭利理念的教具操作和教学法，都将失去其应用的价值
梁志燊
2004年8月
作者自序
赤子之心纯真虚广，稚约简朴，是人生的本原和归宿。婴幼儿尽管身躯弱小，但具有朝气蓬勃、昂扬向上、无与伦比的自然生长力。婴幼儿的教育必须从本原入手，循序渐进，扬长避短，顺其自然，使他们身心相和，增长智慧，保持和强化其固有的自然生长力，从而全面、健康、茁壮地成长。感官教育是蒙台梭利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特色和争议的部分。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于婴幼儿感官教育具有长远和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
在国内，人们一般认为，婴儿呱呱坠地，只要五官齐全，无先天缺损，就能自然做到眼能看、耳能听、鼻能嗅，对各种感官进行专门训练缺乏全面的认识，婴幼儿的感官教育因此常常被人们忽视，其代价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同时也是民族和人类的。
婴幼儿作为人的特殊发展阶段具有特殊性，他们从小就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形形色色的事物的吸引和刺激，并具有充分的感官反应。例如，婴幼儿见到任何东西，常见的反应是拿来放进嘴里，尝一尝味道，然后把它吃掉或丢弃。这其实是婴幼儿集中注意力，充分调动各种相应的感觉器官作出反应的一个普遍的主控感知过程。成年人往往很少能从婴幼儿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老师和家长很难顺着孩子们的自然发展要求，引导他们认识世界，甚至干脆不耐烦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孩子们，孩子们的主控感知过程往往被他控了、干扰了。长此以往也就渐渐偏离了孩子们的本原真我。无论是主控还是他控感知过程，我们必须尽可能让孩子们通过健全的感觉器官充分理解客观事物，排除种种干扰和妨碍，学到真正的东西。从人类进化过程来看，一切知识都是个体基因成熟和觉醒了的某一特定系列的先验知识和生物学潜能的某一点相遇或构建，可能会导致这一系列的先验知识或生物学潜能的现实表达。人的精神成长既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表达的过程，又是一个由外向内沁染的过程，而且这两个过程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感官教育首先是培养和健全五官的正常感觉，包括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和嗅觉等，然后培养的是正确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后是学会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只要持之以恒，周而复始地螺旋渐进，孩子们必定会通无化有，运有和无，成龙成凤，这也符合现代建构主义的观点。
在学习和运用蒙台梭利感官教育时，我们不能只学习表面上的教具操作技术，而应对教具的系统性，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蒙台梭利感官教育思想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必须强调的是，幼儿的感官教育，并不仅仅是幼儿教育工作者的事，而是全社会都应该关心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孩子的父母，更应给予重视，只有园内外与家庭内外双管齐下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本书各章执笔人有刘文（第一章及第二章的部分内容），李毅、胡艳红（第二章），全书由刘文策划并统缟。
本书的图片拍摄得到了辽宁师范大学幼儿园和北京蒙台梭利研究中心吕安华女士的大力支持，在此对所有关心、支持本书出版的人士表示衷心谢意！
刘文
2004年8月
目录
第一章 蒙台梭利幼儿感官教育理论概述
第一节 蒙台梭利幼儿感官教育的意义
第二节 蒙台梭利幼儿感官教育原则
第三节 蒙台梭利幼儿感官教学内容
第四节 蒙台梭利幼儿感官教学操作方法
第五节 幼儿感官发展水平评价
第二章 蒙台梭利幼儿感官教育活动案例
第一节 视觉教育
插座圆柱体组
粉红塔
棕色梯
长棒
彩色圆柱
色板
几何图形嵌板
几何立体组
构成三角形
二项式
三项式
第二节 听觉教育
音筒
音感钟
第三节 味觉教育
味觉瓶
第四节 嗅觉教育
嗅觉瓶
第五节 书写能力
书写能力的感官准备
附录一：中国早教网蒙台梭利教育中心简介 附录二：蒙台梭利教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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