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际沟通与大众传播的区别与联系

第一篇：论人际沟通与大众传播的区别与联系

编号：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论人际沟通与大众传播的区别与

联系

学 生

指导教师 专 业 层 次 批 次 学 号 学习中心 工作单位

年 月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制

摘 要

随着人类的诞生就产生了传播的活动，从此，社会越进步，传播的行为就越频繁、越多样，传播成了人类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社会发展到现代，传播无处不在，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传播。人际沟通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交往方式。人际沟通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不仅表现为人们之间各种活动、经验、能力的交流，还表现为人们的情感、意向、意见、思想、价值和理想的相互沟通与理解。人必须具备内向沟通的特性，才能进行人际沟通。但是，这绝不是说，只有语言作载体，才能进行人际体沟通，也不是说，只有面对面的交流才是人际沟通。人际沟通具有沟通双方的双重角色、反馈容易而及时、传者与受者双方易于相互理解等特点。

关键词：人际沟通 大众传播 二者区别及联系

目 录

摘 要................................................2

1、什么是人际沟通.....................................4 1.1人际沟通是一种有意义的互动历程....................4 1.2人际沟通的重要性..................................4 1.3人际沟通的灵活性.................................5

2、什么是大众传播.....................................5

3、大众传播与人际沟通的区别主要有.....................6

4、人际沟通与大众传播之间的联系.......................7 参考文献.............................................9

人际沟通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交往方式。人际沟通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不仅表现为人们之间各种活动、经验、能力的交流，还表现为人们的情感、意向、意见、思想、价值和理想的相互沟通与理解。随着人类的诞生就产生了传播的活动，从此，社会越进步，传播的行为就越频繁、越多样，传播成了人类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社会发展到现代，传播无处不在，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传播。本文对人际沟通与大众传播的区别与联系进行简单阐述与分析。

1、什么是人际沟通

1.1人际沟通是一种有意义的互动历程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人际沟通:第一,人际沟通是其实是一种历程,在一段时间行程内,我们为达到到一种目的,要进行一系列的行为,但是我们这种行为是有意义的,此种行为就是实行人际沟通.第二,这种沟通是一种有意义的沟通历程.在沟通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结果是什么,其意图所传达的理由是“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其重要性的价值对应出此沟通的”有多重要性“?第三,双方在沟通过程中表现的是一种互动,在沟通的过程中及沟通之后所产生的意义都要负责任存在.在尚末沟通之前,不能先预测沟通互动后的结果.综上所述,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各类关系,如:亲子关系,互相关心,义务互助,是为了加深彼此间的亲情;夫妻关系,互相疼爱,是为了加深彼此的感情;朋友关系,互相帮助,是为了更加巩固已有这份关系;同事以及师生间,也是为了相处融洽;这就是人际沟通中所讲的”行为目的“.1.2人际沟通的重要性

以上我们阐述了什么是人际沟通,但是人际沟通在我们学习和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性呢,估计这一点,我就不言面喻了,只要你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在人类社会的群体中,那么你每天都要和人际沟通打上一定的交道.正所谓”相识是缘,相处是份.这就是说,你在物欲横流的人类社会中,认识一个人容易,但是能否相处的融洽,这可是一个大的话题,也可以说是一门学问.人际关系交往的好与坏:可以看出你在社交活动中是:如鱼得水呢还是处处碰壁.怎样才能健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呢,就需要学会沟通.我现在从大小两方面说明一下人际沟通的重要性:从小处讲,就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身边讲起:人际沟通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与其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你才能了解周围人的性格品德,他的产物就是你与其他人的融洽程度.说白了,只有良好的沟通,才能使你与其他人和平相处.你与家人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都只有通过互相沟通,才能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知道对好忌什么,才使自己在日常生活不至于碰壁.按照通俗的讲法---好的沟通能力代表着良好的人缘.良好的沟通,你也能发现到对方的优点与缺点,用发现到的检验一下自己,取长补短,从说话到接人待物,都要向着别人可以接受的方面去说去做,当然务必要求尽善尽美,只要让别人能接纳你,这就代表着你成功了.如果给你一选择题:你是选人人喜欢的开屏的孔雀呢,还是人人唯恐躲之不及的刺猬呢,我想大部份人的选择是前者.从大处讲,有关国家,政治,外交方面,良好的沟通才能使国邦之间友好的相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相原则”,使一直僵

持的会议有了伟大的转机,其宗旨就是互相了解,互进友谊,求同存异,显现出了彼此尊重对方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要在下一论节中阐述的).前任国家总理朱镕基曾发表过这样的演讲: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人际沟通和语言艺术.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应,有道理.现在的市场经济告诉我们说,没有笑脸莫开店,这个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综上所述,要想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要学着尝试着与人沟通.1.3人际沟通的灵活性

这里所说的灵活性是在是指在人际交往中,要学会各种方式去博得别人的好感,遇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如中国一句俗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人际交往中,切忌死板,不要用同样的交往方式去交往所有人,所谓林子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三教九流,人生百态,学会变通,随机而动.但需强调一点,我所讲的,并不是要你非去强求什么.我们前面讲过:”行为目的“.我们做任何事所付出的行动都是为一个目的,一个结果,但我们所讲的都是善意的,只是行为上的公式而已,而不是为达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切记让人感到你与人家交谈存在某些自私的目的,这样对方也会对你敬而远之,结果往往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可能都记得: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有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洲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会议进入僵持阶段,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些大国也想着做收渔翁之利,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提案,亚洲的整个邦处动态就不会稳定,最后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其中十项国际关系原则中有五项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其实这几项就体现出了人际交往中最宝贵的包容,谦让和互相尊重.那次会议的结果换来的是几十年的安定团结.这里重点讲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学会换位思考.成功学非常强调换位思考，用于沟通，则是”不在于别人怎么说,在于我怎么听"，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有时在听别人阐述一种观点时，好像是另一个“我”在述说，所以我有时就会在不经意间会心一笑，也许她辞不达意，也许她用词不当，也许她语气不好，也许她态度恶劣，但都不影响我理解真正的意思。她是她，我是我，她没有必要，我也不会强求她用我的语法，用我熟悉的词汇，用我习惯的方式来阐述观点.这就是尊重别人就等于尊重自己.2、什么是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一对多，并不是单指一个人对多个人，而是一个机构、组织、公司或者是个人对社会其他阶层和机构进行传播，而人际沟通却是一对一的，至少是在单位时间内，大众传播是一种手段，而人际沟通则是一种技巧。

大众传播是向一般大众传播信息，人际沟通是个体之间交流，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得到信息的传播。两者的实质是相同的。其次，要使大众传播发挥最大的效果，则需要与人际沟通相配合，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大众传播是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然而，其信息传播对象具有广泛性，信息传播的效率不一定高。在这

种情况下，要是大众传播的传播效率高，就必须有人际沟通的配合。一部分人获得大众传播信息之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能把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开来，提高大众传播的效率，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然而，大众传播又给人际沟通提供了一些传播信息。简单地说吧，比如说，国际上的一条重大新闻肯定会成为人们交谈的热点，大众传播信息在这时又渗透到了人际沟通当中。总的来说，大众传播与人际沟通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

我们通常理解的大众传播是以模糊的受众为前提的，因为大众传播的宗旨是把信息传播给予尽可能多的受众，信息面前人人平等，受众之间无差别，所以，出现的情况是，受众对传播者的认识比较清晰，而传播者对受众的了解则比较模糊。而传播的人际传播比较明确自己的传播对象，对象之间通常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人际传播的圈子类似于社区，比较排斥陌生的对象。而大众传播就像是闹市的咖啡馆，总是欢迎新的受众的加入，结果就是它的传播圈子比人际传播扩张的速度要快。

大众传播发展到今天，我们恐怕是首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传播者对受众的了解进入了精确的阶段。我们的收视率调查，我们通过报刊的自办发行获得的详细读者资料，都使传播者掌握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受众数据。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做？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还是公共服务的需要？如果我们使用比较形象的语言来说，那么，能不能说大众传播体现了人类传播的欲望，是浪温主义的表达，反映了理想主义的构想。当然，前提是它更多反映的是传播者的意图和想像。而人际传播则体现了人类传播的隐蔽性，是现实主义的写照。它更多表达的是传播对象的想法。

转场快是大众传播的一大特点。不论是报刊的转达版和分栏，还是电视新闻节目的串联单，都是在加快我们的阅读速度。现代科技更是使大众传播在传播速度上如虎添翼，结果是速度成为新闻媒介成功的首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几乎无法通读今天的厚报，观众只能拿着遥控器浮躁地搜寻着大量的电视节目。比较起来，人际传播的速度显得缓慢。但是，目前大众传播的方式正在影响人际传播，比如，手机短信的群发功能已经加快了人际传播的速度。

3、大众传播与人际沟通的区别主要有

从传播范围来看，人际传播总会受到空间的影响，受众人数和范围总是有一定限制的；而大众传播可以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受众人数和范围是很难计量。中央电视台每年除夕晚上的春节联欢会之所以难度很大，这是因为受众人数非常庞大、众口难调的缘故。

从传播速度来看，在较小范围内，一般说来，人际传播要比大众传播快，因为大众传播至少要经过信息的收集、整理、制作和播出几个阶段。但在较大范围内，肯定是大众传播的速度要快于人际传播。而且，现在电视和广播可以使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这样，使信息的发出与受众接受信息同步，也正因为如此，大众传播成了公共关系运用的主要手段。

从传播效果来看，主要表现为：

受众的感觉不同。人际传播较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人际沟通中的语言抑扬顿挫，还有辅助性语言如身体动作、表情都可以强化传播信息。而大众传播中的报刊、杂志就缺少这些优势，但电视中的视觉形象又会产生另外的效果。

信息反馈速度不同。人际传播的反馈是同步的，一位领导的报告可以通过观察听众的表情而马上了解效果；而大众传播的反馈则要经过许多环节和较长时间，而且可能会变形。因此，运用科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大众的反馈信息，也是公共关系的任务之一。

传播者调控传播活动的方法不同。人际传播中可以随时调控，调控的方法比较简单。大众传播则不同，一旦传播信息制作完成，如书刊已发行、录像已制成并播出，要进行调控就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调控的方法比较复杂，难度也比较大。

从信息储存的方式看，一般说来，人际传播的信息是稍纵即逝的，而大众传播是可复制、可重复的，也容易比较保存。

从反馈的角度看，人际传播更有优势。人际传播的现场感，还有人际传播的直接性，给它提供了面对面的交流场。而大众传播是一种工具传播，比较间接，不够人性化，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的地位不够平等，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大众传播的反馈是为了增加传播的有效性，而人际传播的反馈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或者说这种反馈已经成为了传播的一部分。央视的《面对面》节目可以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有机组合，记者主持人王志和访谈对象的交流包括了质疑和反馈式提问，这些都带有突出的人际传播特征，不同的是，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电视播放给大批的受众。

4、人际沟通与大众传播之间的联系

二者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大众传播与人际沟通都是要传递某种信息，都是要交流，需要人与人的合作才能完成；都在于面向“人”，于是它们都要遵循大致相同的规律，大众传播的过程免不了接触到具体某个或某些人的问题，就需要人际交往的手段来解决。

更多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融合与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按照常规的理解，大众传播是比较透明的和公开的，而人际传播是比较隐蔽的和私下的，但是，当我们看现在特别流行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时，就会自然意识到大众传播正在放肆地盗用人际传播的手段来放大个人的隐私，这直接助长了社会的集体偷窥欲。实际上，不仅电视如此，报刊也不甘示弱，从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的著作《绝对隐私》开始，出版界也刮起了一股暴露隐私风。

要搞好同事关系，就要学会从其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善于作出适当的自我牺牲，处处替他人着想，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做好一项工作，经常要与别人合作，在取得成绩之后，要求共同分享，切忌处处表现自己，将大家的成果占为己有。提

供给他人机会、帮助其实现生活目标，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替他人着想还表现在当他人遭到困难、挫折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双向互利的。您给别人的种种关心和帮助，当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得到回报。其次，要胸襟豁达、善于接受别人及自己。要不失时机的给别人以表扬。但须注意的是 要掌握分寸，不要一味夸张，从而使人产生一种虚伪的感觉，失去别人对您的信任。再次，要掌握与同事交谈的技巧。在与同事交谈时，要注意倾听他的讲话，并给予适当 的反馈。聚神聆听代表着理解和接受，是连接心灵的桥梁。在表达自己思想时，要讲究含 蓄、幽默、简洁、生动。含蓄既表现了您的高雅和修养，同时也起到了避免分歧、说明观 点、不伤关系的作用，提意见、指出别人的错误，要注意场合，措词要平和，以免伤人自尊 心，产生反抗心理。幽默是语言的调味品，它可使交谈变得生动有趣。简洁要求在与人谈话 时掌握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与人谈话时要有自我感情的投入，这样才会以情动人。此 谓之生动。当然要掌握好表达自己的技巧，需要不断的实践，并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文化修养，拓宽自己的视野。最后，要抽时间和同事打成一片。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以爱好结交朋友，也是一种好办法。另外，互相交流信息、切磋自己的体会都可融洽人际关系。搞好人际关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人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臻于娴熟。希望你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作一个自我分析，从而冲破自我封闭的篱笆，虚怀若谷，去建立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大众媒介渠道可以迅速抵达受众，传播信息既有速度又有广度，切入某一领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人际渠道则可以实现信息的双向交流，而且在解决接受者对信息抵制或冷漠的问题上比大众媒介更为奏效。

大众传播是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传播渠道，人际传播则是大众传播的补充渠道，两者在信息传播当中各有短长：在向人们传达某种信息或切入某一领域方面，大众传播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而在形成或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方面，人际传播往往具有更强的作用，因此需要将两种传播方式互相协调，互为补充。

参考文献

１ 杨清顺《非言语沟通与人际关系》，新华出版社，2009 ２ 刘君政《传播与沟通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３ 王德海《传播与沟通学的七大特点》，2008年第12期《看世界》杂志。4 侯伟宁《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 5 飞翔的黑客吧，网页，http://hi.baidu.com/blog/item/a713c623ee955b47ac34de75.html 6 脚本之家，网页，http://www.jb51.net/article/8690.htm

第二篇：论道德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论道德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摘要：“没有道德的法制就是吃人的法制。”这句话的意思是“道德是构建公平正义法制的基础；高尚的道德由正确的立法制度所体现。”道德与法制作为维系社会的两大支柱，其功能和作用相辅相成，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道德，法制，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感性，法制理性

一、道德与法制的内涵以及由此引申的个人认识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道德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未一定的社会基础服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来说，道德即对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的一种准则。

“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由此，道德以感性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法制则是当之无愧的理性化。但是，如果将道德感性或法制理性孤立而论，就会使研究者进入“文化复古”或“专制暴政”。

这里所说的“文化复古”，并非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的倒退。何以这样认为呢？古语有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我们的封建社会倡导的是“天变道不变”，所以我们民族长久积累的周孔道德文化是极其腐朽的。周孔他们在谈道德时，都是先给道德披上一件美丽的外衣，而后忽悠。其实我们构建的道德并不都是白天鹅，还有太多的丑小鸭。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道德有太多虚伪。

至于专制暴政，其危害就更明显了，若非如此，商鞅何必遭车裂，秦又何至二世而亡？值得庆幸的是，留下了有如“苛政猛于虎”的文言佳句，足以让后人深思。

当然，中国古代的法制特征中，包括“德主刑辅、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礼法结合，司法行政合一”在内，无论主观或客观上，都坚持了感性与理性的相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存续了千百年，甚至至今也未完全瓦解，由此可见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巨大。这和前面所提的道德虚伪或专制暴政是不相违背的。

二、关于西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和法律

“在法律以前，只有狮子的力气，饥饿的、寒冷的生物的需要，总之，只有需要才是自然的„„不，受人敬重的那些人，他们只是在一些犯罪时有幸没有被当场抓获的坏蛋。”亨利·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于连在因杀害情人德·雷纳尔夫人入狱后，痛苦的思辨着，发出“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这个词儿仅仅只是胡说八道”的感慨。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些感慨，绝不是为了要逃脱对德·雷纳尔夫人的犯罪惩罚。而仅仅是对当时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强烈指责。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作品内容紧扣小说的标题：“罪与罚”。

关于“罪”，作家以相当大的篇幅写“罪”的动机和“罪”的准备。小说一开始就让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心中悬起“那件事情”的念头。这个念头时隐时现，对罪的胆怯，使他时而打消念头，但是，自己的贫困生活和触目皆是的社会不公，被逼的犯罪和冠冕堂皇的犯罪又不断推动这个动机，鼓励着拉斯科尼科夫。从拉斯尼科夫的动机发展来看，杀掉放高利贷者，不是罪，反而是向不公的社会讨还公道的行为，是社会优秀的人、“超人”大胆跨越社会“虱子”的英雄行为。关于“罚”，拉斯尼科夫本可以逍遥法外，但是，无论心灵，还是肉体，他从未间断过“罪”的折磨。杀人的事实，永远抹不掉。杀人是不是罪？这是一个问题。他从未间断思考这个问题，侦讯结束，也没有停止。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证明杀人是一种对抗不公平社会的合理行动，要么承认罪恶，接受惩罚。这种思考的折磨比侦查员的盘问要沉重得多。与侦查员周旋，甚至有一种“智斗”的愉快，而与心灵问题争论却让他精神崩溃。这时，对于拉斯尼科夫来说，罚已经开始。作家写他在法律上的成功和在心灵上的折磨，意在指明，罪与罚，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再有，托尔斯泰的《复活》也体现了他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基督教博爱思想、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

这些具有浓厚西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学著作，深刻揭露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矛盾和联系。也体现了道德总体而言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为道德来源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文自觉，但它在实践中又具有不能回避的尴尬境遇，因为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就人文而言，我们不能强制要求人们都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且在各种地区和宗教中的道德要求又是不一样的，就导致了交流的不便捷。所以说，道德是法律最基本法理的来源，但不能代替法律而存在。

三、“罪感”与“耻感”

自律以道德为基础，就是道德与良心，在没有外界强力约束，没有外力惩罚的情况下，自己对自己的自觉约束；他律以法律与制度，在有外界强力约束，有外力惩罚的情况下，自己对自己的强制约束。

1946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耻罪二分”说，将西方文化看作自律的“罪感”文化，将日本文化看作他律的“耻感”文化。这种看法将“耻感”与“罪感”、他律与自律相对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基于“耻罪二分”说，很多学者将整个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都看作特别注重他人反映的、他律的文化。其实，在中国文化中，“耻”是与道德自律相联系的，也是道德自律的一种表现。以此为视角分析“罪耻二分”说认识的误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异同关系。

文化是长期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每个民族只能选择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等级制度、耻感文化、追求完美、重情重义是日本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的文化现状。

日本的“耻”文化和社会荣辱观拥有共同的文化根源，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家以及学者都强调知“耻”是道德的重要组成因素。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耻”文化促使日本人齐心奋进，共同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危机，但是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日本发展成为造成自杀率较高等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发扬了优秀文化传统，在先进文化指引下，在爱国主义的提倡下，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而“罪感”,是人们强烈的一种内心负疚感，是自我与外界冲突的矛盾结合，他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以达到自我认识与外界认识的提高，是人类道德的底线，也是出发点。

也就是说，自律与他律，罪感与耻感是相辅相成的，是道德和法律相互碰撞的结果。

四、道德与法律之于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一种美德。正义和不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能否服从纪律；二是指一个人所取得的东西是否他应当得到的。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又分为“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两种。“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是互相利益等同。

而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品性中，都具有“较善”和“较恶”两部分。如果较善的那部分占优势，就控制住“较恶”的那部分，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薰染，他便成为“自己的奴隶”。当恶性膨胀时，就只好服从外在的权威，这个外在权威就是法律。

对于柏拉图来说，法律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但是，法律的正义与道德正义不完全相同。法律正义是“诉讼正义”，是指通过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获得的后果或判决。因此，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和法的定义表明法是或应当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

从正义的不同面向来看，现代法律对四个方面的正义有促进作用：

1、法促进和保障分配正义。由于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比他们孤立活动生活得更好，人类社会既存在利益的一致。另外，由于大部分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本能性，使人们之间存在各种利益的冲突。因此，每个社会都需要有一套原则指导社会适当地分配利益和负担，这套原则就是正义原则。

2、法促进和保障社会保障正义。这里的社会正义是一种特殊地正义：社会体制地正义，或社会基本结构地正义。所谓社会体制或基本结构，是指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社会基本结构和正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各种资源、利益以及负担之分配上的正义，二是社会冲突之解决上的正义。前者可谓“实体正义”，后者可谓“形式正义”或“诉讼正义”。

3、法促进和保障诉讼正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关系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也就在所难免。这些冲突和纠纷不仅应当和平地，即不使用武力得到解决，而且应当公正的得到解决。法一方面可以和平的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

4、法促进和保障国际正义。（1）促进国家之间平等相处，废除不人道的殖民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2）为不同国际社会主体间的交往提供了正当程序。（3）促进和平解决国际纠纷。（4）对国际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弱化因发展的不均衡所产生的不正义提供了规范保障。（5）制止国际犯罪行为。

由此可见，法律对正义有重要而促进作用，是实现社会正义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至于道德对正义的作用，则体现在法在保障正义的各个环节中。也就是说，法是有人制定并实施的，在制定法的过程中，立法者和司法者应站在道德和社会现实的角度上观察问题，使法律真正落到实处，除恶惩奸，实现符合时代特点的道德上的法律的正义。

五、结语

在法律科学技术性领域发展提供的各种可能性面前，人们不得不驻足思考科学上的可能与道德上的应当、法律上的正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道德如何通过价值这一纽带或中介，合法地、逻辑地进入法律领域？这又引发人们对体现社会的某种善恶观念，并以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应当和理性为取向，进行善与恶或正当与不正当的价值评判的法的价值性领域的审视。法的价值性领域告诉我们，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并需要体现道德上的公正。作为人类两种最主要的社会调整方式和手段，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确乎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学与法哲学的内涵，几乎涉及正义、伦理道德、人性和人类社会关系全部问题的本质。在法的技术性领域，必须由法保证底线的伦理。而法要彰显自身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又离不开人类伦理理性的支撑。伦理是基础，法律是保障；有伦理而无法律，则伦理有时会失其作用；有法律而无伦理，则法律有时亦会苍白无力。因此，在法的技术性领域，两者应该相辅为用，不可偏废。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深刻揭示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法律伦理学基础的同时，关注本民族时代的法律精神和伦理精神、法律文化和伦理文化的传统，努力做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学理阐释和实践创新。参考文献：

《中国法制史》（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张晋藩主编 《宪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周叶中主编

《法理学》（第三版）第333~34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显主编

《法律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李正浩编

（《外国文学作品选---专科阶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4页《红与黑》第180页《附录：下卷第四十四章》第181页（《外国文学作品选---专科阶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50页《罪与罚》第277~288页

（《外国文学作品选---专科阶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7页《复活》第400~401页

百度《评论凤凰·道德与法制》民间思维着的人 新浪读书》综合》李琳》人策（章选）》道德与法制

《从道德自律中看中西方文化“罪耻二分”之误》姜红;俞宁学术界核心期刊 《日本的“耻”文化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共同文化根源》刘建戈《新西部（下半月）》2007年01期

《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王玉莲《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02期

第三篇：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的《论语》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更是贡献不少······

这些都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是一对孪生兄弟，也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常言道：“以德服人，以法治国。”

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之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总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对二者的关系说法很多，其次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行为规范，他们的产生原因，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表现形式、调整机制、评价标准等方面各有不同。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与消亡各不相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法律的产生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国家的性质决定法律的性质。而道德则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道德的存在。在一种社会形态之内，通常只能存在一种同一性质的法律。却可能存在几种不同性质的道德。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前，少数先进人物与革命导师就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和道德的品质。法律既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在法律消亡之后，道德依然存在。

第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在现代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仅限于人们的外在行为，单纯的思想或动机不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在古代社会曾经有过“腹诽”、“莫须有”等以思想定罪的荒谬案件这种情形与现代的法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而道德所调整的范围也比法律要广泛。例如婚姻关系是法律与道德共同调整的对象，但是爱情关系、友谊关系通常只受道德的调整不不受法律的调整。

第三、法律与道德表现的形式与调整机制各不相同。许多道德规范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原则与信念。违反道德规范后果是行为人要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及行为人自身的自责、内疚、忏悔。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在现代国家，法律规范则必须规定明确，具体的行为模式与行为后果。违反法律规范的后果，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追究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四、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不相同。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找通常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当违反道德不一定违反法律，所以道德的评价标准比法律的评价标准更加广泛。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他们都是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思想道德，体现着人们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各种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行为选择能力，是政治素养、道德品格和法律意识的综合体。

总之，法律与道德互动机制的另一方面还有法律的道德化。因为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适用的范围与道德相比狭窄得多，而且法的稳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滞后性；二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用僵硬的、机械的规则，难以取代充满个性色彩的现实生活的“个案”。这就需要道德的补充，无论立法、执法全过程中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 远的意义。

但愿人人都以道德和法律来约束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四有公民！

第四篇：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2008年，曾繁仁教授就发表了《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一文，提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在阐述二者关系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二者的四点区别。这是较早涉及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关系的论文，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学者对西方生态美学的了解逐渐加深，为重新讨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知识基础。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以相关文献发表的先后为顺序，以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可能存在的几种关系为理论支点，拟从如下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不同开端与二水分流；

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

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

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

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笔者坚持第五个学术立场。

本文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主要有两方面：_、从历史层面来说，以国际美学的当代发展为参照，在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相互交织的理论地图上，清理二者各自的发展线路与发展过程；

二、从理论层面而言，明确界定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各自的侧重点与特定问题，以便我们将二者的研究推向深入。必须郑重说明的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等狭隘心态，一直是文学笔者努力避免的不良学术倾向。

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不同开端与二水分流

国际学术界公认，环境美学正式发端于英国学者罗纳德赫伯恩的《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该文正式发表于1966年出版的《英国分析哲学》一书，赫伯恩也因此文而被称为“环境美学之父”。

在这篇文章里，赫伯恩试图突破分析哲学的藩篱，辨析对于艺术的审美欣赏（艺术欣赏）与对于自然的审美欣赏（自然欣赏）之间的差异。他主要讨论了两点。第一点可以概括为“内外”之别：对于艺术欣赏，欣赏者只能在艺术对象“之外”欣赏它；但是，对于自然欣赏，观赏者可以走进自然审美环境自身“之内”一“自然审美对象从所有方向包围他”，也就是说，欣赏自然时，“我们内在于自然之中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再站在自然的对面，就像面对挂在墙上的图画那样”。从欣赏模式的角度而言，“内外”之别就是“分离”（detachment)与“融入”（involvement)之别：前者主要是艺术欣赏的模式，而后者则主要是自然欣赏的模式一观赏者与对象的相互融入或融合。在赫伯恩看来，“融入”这种欣赏模式具有很大的优势，通过融入自然，观赏者“用一种异乎寻常而生机勃勃的方式体验他自己”。艺术欣赏与自然欣赏的第二点差异可以概括为“有无”之别--有无框架和边界。艺术品一般都有框架或基座，这些东西“将它们与其周围环境明确地隔离开来”，因此，它们都是有明确界限的对象，都具有完整的形式；艺术品的审美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内在结构，取决于各种艺术要素的相互作用。但是，自然物体是没有框架的，没有确定的边界，没有完整的形式。对于分析美学来说，自然物体的这些“无”是其负面因素；然而，倡导自然美研究的赫伯恩却反弹琵琶，认真发掘了那些“无”的优势：对艺术品而言，艺术框架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成为与之相关的审美体验的一部分；但是，正因为自然审美对象没有框架的限制，那些超出我们注意力的原来范围的东西，比如，一个声音的闯入，就会融进我们的整体体验之中，改变、丰富我们的体验。自然的无框架特性还可以给观赏者提供无法预料的知觉惊奇，带给我们一种开放的历险感。另外，与艺术对象如绘画的“确定性”（determinateness)不同，自然中的审美特性通常是短暂的、难以捕捉的，从积极方面看，这些特性会产生流动性（restlessness)、变化性（alertness)，促使我们寻找新的欣赏视点。如此等等。在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分析之后，赫伯恩提出：对自然物体的审美欣赏与艺术欣赏同样重要，两种欣赏之间的一些差别，为我们辨别和评价自然审美体验的各种类型提供了基础一“这些类型的体验是艺术无法提供的，只有自然才能提供。在某些情况下，艺术根本无法提供。”这表明，自然欣赏拓展了人类审美体验的范围，因而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理应成为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等于为环境美学的产生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后来的不少环境美学家如加拿大的艾伦卡尔森、芬兰的约瑟帕玛等，都是沿着赫伯恩的理论思路而发展环境美学的。

较早以“生态美学”作为标题的论著发表于1972年。这一年，加拿大学者约瑟夫?米克的论文《走向生态美学》发表于《加拿大小说杂志》，同年又收入作者的《存活的喜剧一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成为该书的第六章，标题是“生态美学”。如果说赫伯恩是“环境美学之父”的话，笔者认为米克就是“生态美学之父”。

米克的立论从反思西方理论美学史入手。他提出，从柏拉图开始，西方美学一直被“艺术对自然”的重大争论所主导，审美理论传统上强调艺术创造与自然创造的分离，假定艺术是人类灵魂“高级的”或“精神化”的产品，不应该混同于“低级的”或“动物性的”生物世界。在米克看来，无论将艺术视为“非自然的”产品或人类精神超越自然的结果，都歪曲了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生物进化过程，表明传统人类中心的思想夸大了人类的精神性而低估了生物的复杂性。从19世纪开始，哲学家们重新考察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试图根据生物学知识重新评价审美理论”。在这种研究思路引导下，米克依次研究了人类的美、丑观的本源，认为审美理论要想更成功地界定“美”，就应该“借鉴一些当代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已经形成的自然与自然过程的观念”。简言之，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注重人类的生物性，根据当代生物学知识、生态学知识来反思并重构审美理论，这就是米克所说的“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内涵。

米克还具体分析了各个艺术门类的特性：空间（或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塑和设计，最佳的类比是自然中有机体的物理结构;而时间艺术如文学和音乐，则能够从生物过程的视角得到最佳阐明--各种生物过程又通过演化的时间框架和生态演替而得到解释。这就意味着，可以借用一些生态学术语诸如“生态演替”（ecologicalsuccession)来解释艺术。米克使用的生态学术语还有生态系统(ecosystem)、生物稳定性(biologicalstability)、生物完整性(biologicalintegrity)或生态整体性(ecologicalintegrity)等，他甚至推测：“时间艺术中的快乐与生物生态系统的稳定过程中的快乐之间，可能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审美体验是美学的关键词之一，米克试图运用生态系统这个概念来解释审美体验。他认为，艺术品之所以令人愉悦，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整体性体验，将高度多样性的因素整合为一个平衡的整体。一件艺术品就像-个生态系统，因为它传达“统一的体验”（unitiveexperience);艺术品中每-个要素都应该与其他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系统整体。对于令人愉悦的景观或艺术品，“生态整体性原理是内部固有的”。米克还从环境的长期稳定性的角度，批判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传统与善恶标准，提醒人类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他认为，对于生态系统整体最大限度的耐久性而言，最大限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是否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应该成为人类的价值准则。

米克还批判了横亘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理智偏见，倡导打破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学科界限，跨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特别意味深长的是，米克最后提出，生态学是关于实在的富有说服力的新型模式，为调和人文探索与科学探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生态学展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渗透性(interpenetrability)。”这个结论表明了米克生态美学的理论取向：充分借鉴生态学知识，将美学研究奠定在生态学基础上。

赫伯恩与米克的两篇论文没有什么关联，二者的理论思路也迥然不同：一个从分析哲学出发研究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之别，另一个则借鉴生态学的观念及其基本概念重新阐发审美理论。这表明，大体上同时出现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二者出现的时间相差只有六年）是两种不同的美学新形态。

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

将赫伯恩视为环境美学的开创者，某种程度上是后来者对于环境美学之发展历程进行历史追溯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形。因为，根据当代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森等人的口述，他们都是在进行环境美学研究很久以后才看到赫伯恩的那篇论文的。

正式打出“环境美学”大旗的是艾伦卡尔森与巴里萨德勒主编的《环境美学阐释文集》。这本论文集正式出版于1982年，所收录的是举办于1978年的“环境的视觉质量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哲学、文学、景观设计和地理学等领域。编者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到，“环境美学现在是地理学家认真研究的对象”，应该采取跨学科的方式和多重视角来研究“人与环境的审美关系”；本论文集正是这一研究进程的“正式开端”。1988年由杰克?纳泽编辑的《环境美学--理论、研究与应用》出版。该书是1982年和1983年两届“环境设计研究学会会议”的会议论文集，共收录32篇论文，其中包括环境美学家伯林特的《环境设计中的审美知觉》等，作者们分别来自景观设计、环境心理学、地理学、哲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等领域。该书“前言”指出：环境美学代表着经验美学（empiricalaesthetics)与环境心理学两个研究领域的合并--“这两个领域都采用科学方法来解释物理刺激与人类反应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本书关注的是如下两个核心问题：人们如何回应其周围环境的视觉特征？设计师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善这些环境的审美质量围绕这两个问题，本书从理论上探索了人一环境一行为之间的关系，还强调将审美标准具体运用到设计、规划和公共政策之中。

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中，出现了高主锡的生态美学。韩裔美籍学者高主锡从1978年开始就借鉴阿诺德?伯林特的“审美场”概念种现象学美学的普遍理论），试图将之与他自己称为“生态设计”的环境设计理论连结起来，旨在创造一种可以运用于设计实践的美学理论。他于1988年发表了〈〈生态美学》一文，在环境美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态美学。

高主锡认为环境美学有两种含义。一是“环境美学”（aestheticsoftheenvironment)，也就是以《环境美学阐释文集》为代表的环境美学。高主锡批评这种环境美学，认为它植根于人与环境二元论观点基础上，其缺陷与实证主义的形式美学相关。二是“生态美学”一一一种“关于环境的整体的、演化的美学”，就像伯林特在其“审美场”概念中表述的那样，既适用于艺术品，也适用于人建环境。在高主锡的论著中，建筑、景观和城市都是不同的“环境”，都属于“环境设计”研究的对象，都可以与“生态设计”理念贯通起来。他认为，环境设计的目的是构建人性化的、家园式的、供人分享的环境，指导这种设计的理念应该是生态设计。他的“生态美学”就是这种设计理念的概括。因此，他的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生态的环境设计美学”，是在生态思想基础上对于一般环境美学的批判与超越。

高主锡从11个方面对比了形式美学、现象学美学与生态美学。他认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整体的、生态的、演化的、主客体统一的；在生态美学中，设计师/艺术家倾向于创造以体验/环境为中心的艺术（例如，创造处于演化中的环境）；生态美学强调整体的意识、无意识体验与创造力，等等。在构建生态美学时，高主锡确认并辨析了与设计原理、美学理论相连的核心概念，提出“包括性统一”、“动态平衡”和“补足”三个原则是美学的生态范式。前两个概念是对于传统形式美学原理中“统一”与“平衡”两个概念的扩展，最后一个概念则是在吸收东方建筑美学基础上的独立创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高主锡在讨论他的三个核心原理时，都首先将其作为“创造过程的原理”来论述，然后才将之作为环境设计中的审美原理来研究。这表明，这三个概念是贯通自然规律和人造环境的桥梁，是整个宇宙的普遍原理，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生态学中的“自然过程”（naturalprocess)这个概念。

与高主锡近似，中国学者李欣复也试图在环境美学的整体框架内发展出生态美学。关于李欣复的生态美学，国内学者一般只重视他发表于1994年的《论生态美学》一文，不少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生态美学的开山之祖，甚至据此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学者的“首创”。在我们了解到西方生态美学之后，“首创”之说已经完全不可靠了；但是，国内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没有准确揭示李欣复生态美学的理论来源，因为他们忽视了作者此前的一篇文章《论环境美学》，也就是说，忽视了中国环境美学对于生态美学的决定性影响。

中国学者的环境美学研究大体上始于1980年左右。比如，一篇题为《环境美学浅谈》的论文提出：环境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审美要求，研究环境美感对于人的生理和心理作用，进而探讨这种作用对人们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的影响。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李欣复于1993年发表了《论环境美学》一文。该文提出环境美学是一个新学科，“其个性特质就在是以研究时空环境在主客体审美交流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和美的发生构成与价值中的身分角色为主要内容、任务和标志的，这是它与普通美学及其它美学学科的区界和分工”。简言之，李欣复的环境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环境在美的发生构成中的地位作用”，而他所说的“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文化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等方面，后两方面“环境”的含义很大程度上近似于通常所说的“背景”，因此与西方环境美学大异其趣。

作者次年发表的《论生态美学》是对《论环境美学》的理论延续或延伸。该文认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生态环境美”，所以，生态美学“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M作者的理论逻辑如下：“美学”是研究“美”的学科，因此，“环境美学”顺理成章就是研究“环境美”的学科；生态环境学等学科表明“环境”具有“生态”特性，所以，“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环境美”，只不过在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环境美”加上了“生态”二字而已。笔者觉得，这是中国当代主导性美学观在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后来不少学者继续沿用这种美学观来进行研究，或坚持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环境美”，或提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态美”。这种美学观极其严重地制约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理论探讨与发展，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批判。

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

中国学者最早接触生态美学这个概念，大概始于《国外生态美学》文。该文原来发表于俄国《哲学科学》1992年第2期，当年年底就被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认真研读这篇文章会发现，尽管论文的标题是“生态美学”，但文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环境美学”。这表明了学术界的一种学术倾向：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

该文首先讨论的问题是“作为审美客体的环境”，认为“审美客体问题是环境美学的精髓”。作者准确地指出，环境美学争论的首要问题是“环境区别于其他审美客体的特点”，这正是赫伯恩环境美学的核心论题。这个问题中涉及到的环境美学家主要是芬兰的瑟帕玛（原译为“谢潘玛”）。该文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环境美学与艺术哲学”，主要围绕着“自然”问题而展开，其核心观点是：环境美学中所说的“自然”不同于艺术哲学中的“自然”，该部分涉及的环境美学家为加拿大的卡尔森。以上概括表明，作者并非不知道“环境美学”，但还是以“生态美学”来作为标题，并不断在论述中将二者混为一谈。

《国外生态美学》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生态美学的影响具有正负两面性。从正面来说，它推动了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使此前零星出现的“生态美学”概念受到更多关注，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构建生态美学理论；从负面来说，由于它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视为同一个概念，导致国内一些学者不加分辨地认为欧美的环境美学实际上就是生态美学。这种情况也为西方学者所沿袭。比如，出版于2010年的《现象学美学手册》收录了由美国学者特德托德瓦因撰写的“生态美学”词条，它开门见山地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对于世界整体--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建环境--的审美欣赏”。尽管作者在行文中也使用了“环境美学”这个概念，但是，却把环境美学家伯林特的美学称为“生态美学”，所引用的文献正是伯林特“环境美学”的两部代表作：一部是出版于1992年的《环境美学》，另一部是出版于1997年的《生活在景观中一走向环境美学》。作者提出当代“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是“对于艺术品的审美欣赏与对于自然的审美欣赏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正是赫伯恩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后来被伯林特、卡尔森等环境美学家所继承和发展，而托德瓦因“生态美学”词条的主体部分也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像托德瓦因等人那样，不加分辨地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是否合理呢？笔者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应该是环境美学家们的意见。我们这里来看看卡尔森本人的意见。当一位中国学者问及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时，卡尔森明确提出：“'生态美学’这个术语可以接受，但我并不认为它应当具有与'环境美学’这一概念完全相同的意义我将'生态美学’理解为环境美学中的一种特殊视野--将生态科学知识作为自然审美欣赏的中心维度。”由于卡尔森本人特别重视生态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功能，所以，他认为他自己的理论“便是生态美学的一种形式”；但他同时又提到其他环境美学家如伯林特、艾米莉布雷迪，认为生态科学在他们那里就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不宜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混为一谈”。

那么，将环境美学称为生态美学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有，这个合理性在哪里？笔者认为，国内外之所以不断有学者认为环境美学就是生态美学，是因为“生态学”这个概念在发挥着无形的作用。众所周知，生态学本来是自然科学的一种，它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按照这个定义所包含的逻辑进行合理地推论就会发现：研究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审美关系的“环境美学”，完全符合生态学的内在逻辑。但笔者所理解的生态美学要更加严格一些：只有那些基于生态伦理、将自然环境视为一个动态而有机的生态系统、并对自然环境持有尊重态度的环境美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美学。本文最后一部分将对此进行比较详尽的讨论。

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

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状况与理论成果时，有学者提出“尤以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影响为巨”。笔者同意这个判断，并认为曾繁仁的生态美学代表了现阶段中国生态美学的最高理论成就。奠定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是他于2001年参加“全国首届生态美学研讨会”的会议论文----〈〈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该文次年正式发表。在随后近10年的学术生涯中，曾繁仁首先吸收后现代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的思想而提出“生态存在论”，然后以之作为理论切入点而吸收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稍后又以“生态文明”作为理论导向，在充分吸收西方环境美学理论成果的同时强调二者的区别，从而构建了包括“生态论的存在观”、“诗意地栖居”、“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等七到九个基本范畴在内的生态美学框架。我们下面按照这个理论线索进行概括。

针对法国哲学家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解构性的”（destructive)后现代哲学，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等人倡导“建构性的”（constructive)后现代主义（国内一般翻译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早在1988年，格里芬主编了《精神性与社会的后现代视野》一书，格里芬本人撰写了第十章“和平与后现代范式”，其第四节“关系的本质”这样写道：“现代范式的第四个特征是它的'非生态的存在观’(nonecologicalviewofexistence)，这一点已经给世界和平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生态的观念则是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个体都被视为互相'内在关联的’，每个个体都由它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以及它向那里的反应而被内在地构成。”这本书于1998年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书名被修改为《后现代精神》。曾繁仁较多地引用了格里芬主编的这本书，从“生态论的存在观”这个汉语表达式获得了生态

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1页。笔者这里想补充一点学术史事实。2009年10月，山东大学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伯林特、卡尔森（又译为卡尔松）、瑟帕玛等国际著名环境美学家均应邀赴会。会后，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又邀请这三位学者与中心的中国学者进行了学术座谈，曾繁仁教授和笔者都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三位环境美学家都表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曾繁仁：《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这篇文章提出的基本范畴为七个，作者2010年版的《生态美学导论》对此进行了一定修改并拓展为九个。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根据英语原文我们不难发现，“非生态的”（nonecological)所修饰的中心词是“观念”（view)而不是“存在”（existence)。坦诚地说，这个中译本问题较多，比如，译者将nonecologicalviewofexistence翻译为“非生态论的存在观”，其中的“论”字就不知所云。另外，existence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生存”，如果翻译为“存在”，就无法别于另外一个英文哲学术语being。笔者这里所引用的格里芬的这段话是由笔者重新翻译的。简言之，格里芬原文所讨论的不是“存在”是否是“生态的”，而是“关于存

美学的理论切入点。他非常细致地界定了“狭义的生态美学”与“广义的生态美学”，而他本人赞同后者，认为后者是“一种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但是，我觉得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如下一段话，更加简明地描述了生态美学的研究思路与理论内涵：“所谓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的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

曾繁仁就是依据上述生态美学观来吸收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成果，进而辨析二者之间的区别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是“环境美学译丛”的出版。该丛书由美国学者伯林特与中国学者陈望衡共同主编，2006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同时推出，共包括伯林特的《环境美学》与《生活中景观中一走向环境美学》、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卡尔松（森）的《自然与景观》和米歇尔柯南的《穿越岩石景观》等五部。这几本书成为中国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曾繁仁认真研究了这些环境美学著作，他于2009年发表的《西方20世纪环境美学述评》一文所依据的就是这几本书。他提出，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发展建设的重要参照与资源，虽然两者在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字意、哲学内涵与传统文化继承上还是有着某些差异，但两者的联合与互补能够促进当代美学的建设发展。曾繁仁从环境美学那里借鉴的主要是环境美学家伯林特的场所理论和参与理论，二者分别成为他的生态美学基本范畴中的第五个范畴“场所意识”和第六个范畴“参与美学”。简言之，曾繁仁注意到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区别，他的策略是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自己早已形成的生态美学，进而“将环境美学纳入其中”。

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

与上述第四种立场相同的是，笔者所坚持的第五种立场也认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较大差异，决不能将二者简单地混为一谈。但是，第五种立场与第四种立场也有着明显差异：第一，在构建生态美学的学术策略方面，不是一般地借鉴西方环境美学的某些理论观点作为理论资源，而是从理论逻辑、整体思路等方面参照环境美学，从而提炼出生态美学的理论逻辑和总体思路；第二，不仅仅将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相对比，而且将西方环境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相对比，充分借鉴西方生态美学的已有成果；第三，不同于第四种立场所秉持的生态美学观，第五种立场认为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审美学”，其研究对象是“生态审美”，这既是对“美学”之本义“审美学”的回归，也是对生态美学核心问题的简明界定。

西方环境美学的发端始于对审美对象的反思：审美对象仅仅是艺术品吗？自从黑格尔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以来，西方美学所关注的中心就是艺术，所以被称为“以艺术为中心的”（art-cen?tered)理论。[32]其实，就连黑格尔本人也明确意识到，审美对象绝对不仅仅是艺术品，他也曾经讨论过“自然美”，只不过他对于自然美的评价很低，认为自然美远远低于他高度推崇的“艺术美”。明乎此，就非常容易理解赫伯恩环境美学的理论策略与思路了：既然审美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品，也应该包括自然，那就应该将自然作为审美对象来研究；既然黑格尔缩小美学的范围而将之仅仅局限在艺术的狭小范围内，那就应该对他进行反思与批判并努力超越他；既然黑格尔贬低自然而抬高艺术，何不反其道而行之突出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的优势呢？既然美学探索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艺术，那就将自然与艺术品进行对比。赫伯恩的环境美学正是这样做的，其后继者特别是卡尔森、瑟帕玛也都是这样做的。简言之，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环境美学可以从宏观上描述为如下三方面：

一、从西方美学史的发展逻辑来说，反思和批判自黑格尔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艺术哲学；

二、从审美对象来说，将其范围从艺术扩大到自然和环境(还包括环境中的东西）；

三、从研究方法来说，对比艺术欣赏与环境欣赏的异同一而“艺术欣赏与环境欣赏的异同”正是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

与上述三方面相对应，笔者所构想的生态美学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西方美学史的发展逻辑来说，生态美学所要反思、批判和超越的，主要是作为西方“现代性”一部分的“现代西方美学”，也就是从鲍姆嘉滕正式提出“审美学”（1735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各种“后现代”思潮兴起二百多年间的美学。之所以这样限定是基于如下考虑：20世纪6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无疑是西方现代性及其扩张过程所造成的恶果；现代美学作为现代性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当然也难辞其咎。因此，以生态学、生态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反思和批判现代美学的局限和缺陷，构建一种能够回应生态危机、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美学新范式，自然成为生态危机时代美学研究无法回避的责任。笔者认为，构建生态美学的时候，首先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第二，生态美学仅仅是扩大“审美对象”的美学吗？答案是否定的。从人类审美史的角度看，人类的审美对象远远不只是艺术品，各种自然现象、各种日常用品等，都可以成为审美对象。仅就西方现代美学而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浪潮，复归自然、欣赏自然一直是西方的一个文艺传统，从英国的湖畔诗人到美国的梭罗，某种程度上都在以自然审美欣赏的方式批判西方现代性。所以，环境美学将审美对象扩大到自然和环境，并没有彻底的革命性意义。

但是，现代西方美学理论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组成部分，在现代性观念主导下的现代西方哲学无疑缺乏生态意识，其哲学观念甚至与生态观念相反。比如，笛卡尔将“实体”定义为“一个不依赖其他任何东西而自身存在的东西”，心灵和物质都是实体。这种观念与生态学就是格格不入的，因为生态学认为，所有生命样式都是相互关联的，上文提到的格里芬所说的“每个个体都被视为互相'内在关联的’”，正是对笛卡尔哲学的反思批判。简言之，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性思维方式是“实体性思维”的话，那么，生态学和生态哲学就是“关系性思维”。因此，我们所构建的生态美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扩大审美对象的范围上，而应该深入到生命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的思维方式层面，从生态的生存方式与生态的思维方式来立论。按照海德格尔的思想，人（Dasein，国内学者张祥龙将之翻译为“缘在”）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其存在应该被称为“生存”（existence)--“它是缘在（'人类生存者’）的存在方式，因为只有缘在从它在世界中的位置那里站出去并反观自身。”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承续格里芬对“非生态的生存观”(nonecologicalviewofexistence)所做的批判，直接用“生态的”（ecological)来修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existence)而提出“生态生存”（ecologicalexistence)。既然生态学和生态哲学都揭示出人的生存真相是“生态生存”，那么，人的思维方式就应该是“生态思维”（ecologicalthinking)，其审美顺理成章就是“生态审美”（ecologicalappreciation)。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审美”（其对立面是“非生态审美”），也就是根据生态学、生态哲学改造审美主体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使审美主体采用“主客交融”的生态审美方式取代“主客二元”的现代审美模式。这就意味着，生态美学是对于人的生态生存本性、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审美方式的整体研究，绝不仅仅是对于某一类审美对象（比如环境）的研究。

第三，既然生态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不再是环境美学所一贯坚持的“艺术欣赏与环境欣赏的异同”，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也就不能停留在“对比艺术欣赏与环境欣赏的异同”上，而应该采用那种包含在生态审美底层的方法，即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并将之与生态哲学相沟通、相融汇，适当引进生态学、生态哲学的核心概念来构想生态审美范畴。米克的生态美学正是较多地引进生态学概念的成果，而曾繁仁不仅从生态学或生态哲学的角度描述生态美学，而且他的生态美学也较多地引进了生态哲学概念。

生态美学依然处在构建过程之中，究竟怎样做才能使之走向成熟，每一个学者都可以也都应该有自己的思路和论断。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参照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美学来界定、发展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它是对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品为研究中心的“艺术哲学”的批判超越，其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区别与联系；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审美”，它的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审美”，亦即“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简言之，环境美学是就“审美对象”这个理论角度立论的--审美对象是艺术品还是环境？而生态美学是就“审美方式”这个角度立论的----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生态意识引领下进行审美活动？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中，如何使生态意识发挥引领作用而形成一种“生态审美方式”？笔者的核心观点是：生态审美是相对于传统的非生态审美而言的，它是为了回应全球性生态危机，以生态伦理学为思想基础，借助于生态知识引发想象并激发情感，旨在克服人类审美偏好的新型审美方式与审美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构建生态审美理论的过程，也就是论述生态审美与传统审美（非生态审美）之差异的过程。笔者将要发表的《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一文，从交融性审美方式、生态审美与生态伦理的关系、生态审美与生态学知识的关系、生态审美与人类审美偏好等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比较详尽地讨论，限于本文的主旨和篇幅，这里不再详述。

六、结语

从1966年赫伯恩发表《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一文到现在，时间已经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全面系统地清理过去半个世纪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论著，将是一件非常耗费心力的事情。同时，由于语言能力的欠缺，笔者对相关的法语和德语论著就无法涉及。比如，笔者最近了解到，法国学者娜塔莉-勃朗于2008年出版了《走向环境美学》一书，德国学者格尔诺特?伯姆更是早在1989年就出版了研究“生态自然美学观”的专著，等等。这些事实都提醒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研究结论。

无论是环境美学还是生态美学，目前都正处于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相比较而言，环境美学的相关论著数量更多一些，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也更加丰富、更加成熟一些。每一个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与重点。我们区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差别，目的不是让二者互为壁垒，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辨别各自的理论逻辑与具体问题；我们关注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不是为了将二者混为一谈，而是为了使二者相互参照、借鉴以走向双赢。作者：程相占

第五篇：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区别与联系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区别与联系

本文来自：http://www.xiexiebang.com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同之处

1.1 法律性质不同

反垄断法具有经济法性格,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多被视为民法中的特别侵权法。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信赖市场机能,但当市场经济的运作出现危机,国家必须进行干预,包括以强制和引导的方式,来改变市场上的行为,乃至产业结构时,就需要另一套法规,学者有时统称为经济法。故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往往被视为是对民法的批判。反垄断法专门设置行政机关,负责对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因此普遍将反垄断法归入公法范畴。公法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故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使权利,而不得滥用之。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属于特别侵权法,普遍将该法归属于私法范畴,从不正当竞争行为即源于侵权行为,而其救济手段多为违法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便可得以验证。私法领域“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故市场上的竞争者只要法律未规定不得为,即获行为之自由。

1.2 伦理性与政策性之差别

二法之差别颇多。从二法之产生历史考察,可以对二者之间的差异有根本性的了解。二法皆是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产物,惟反不正当竞争法均早于反垄断法而产生。自大规模自由市场经济出现后,旧经济秩序的伦理控制力量(如同业工会)的削弱而逐渐不能维系,对法律的需要与日俱增,英美和欧陆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大抵在这种背景下产生。英美反不正当竞争法(unfair competition)是从商标法逐渐脱胎演变而来。欧陆国家是在营业自由政策确定以后,才渐感需要,第一部单行法出现在德国(1896年)。由此可见反不正当竞争法自其产生时起,便具有极强的伦理性,作为特别私法在白热化的营业竞争中维护社区伦理。英美法国家将“不劳而获”,“不授种而收获”作为其认定不公平竞争行为的基石,大陆法系一般将诚实信用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帝王条款”,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亦将公平、诚实信用和遵守商业道德规定为基本原则。其维护商业道德、确定竞争伦理规则之精神不言而喻。与之不同,反垄断法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反垄断法最早出现在美国,产生的标志为《谢尔曼法》(Sherman Act)的颁布。美国建国后,其自由竞争发挥作用,产生令世人瞩目经济效益之同时,也产生了阻碍、窒息竞争之托拉斯组织和垄断行为。这些托拉斯有效地垄断和控制了市场,维持和操纵价格,其形成及力量的加强,遭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美国反特权,反独占之传统根深蒂固,正如美国反托拉斯法的首创者约翰.谢尔曼所言:“我们受不了专制政治的国王,也不允许控制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的国王。”加之,二战德、日两国纳粹组织皆实行强制经济垄断以维持战争,所以战后各国对垄断的管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纷纷颁布反垄断法。可见反垄断具备阻止社会霸权形成的社会政策以及保护市场竞争制度,以促进生产和分配的合理的经济政策两种功能,从产生时起即具有极强的政策性。

1.3 价值取向之差别

在价值取向方面,反垄断法强调效益,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注重公平。台湾刘绍樑博士认为台湾“公平交易法”前半部分(反垄断法部分)主要是在追求经济的效益,而非分配之公平。因此,垄断法部分的目的是在籍由对经济效益的执著,促进法律人所谓的“动的安全”,亦即“交易之安全”,所谓“经济宪法”意义应是如此;后半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部分)则是在维护财产权,亦即“静的安全”。两者在概念上既有相当大的相异,在适用上即应有所间隔。详言之,法律人通常在讨论的安全之时认为要保障善意第三人,如此交易才会灵活;其实这即是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厂商如果违反“公平交易法”第20条的规定,利用他人营业标章(不论是否该等标章是否已依公司法、商标法、商业登记法予以登记)从事鱼目混珠蒙骗消费者的行为,或是违反本法第19条第5款禁止侵害业务机密的规定,而从事窃取业务机密的行为则与侵害物权或准物权利益之行为无异。从维护公平的角度,应予以规制。

1.4 程序上之差异

由于反垄断法之公法属性,在程序设计上一般均由行政机关负责其实施。如德国的卡特尔局,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美国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等。这些行政机关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有些还具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在企业结合之审查,卡特尔协议之制裁及处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这些行政机关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与之同时,司法审查为反垄断法实施之补充。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特别侵权法,即应属于私法范畴。因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主要靠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实施。由法官在断案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把握。司法途径为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主要处理程序。

1.5 立法目的之差别

二法的立法目的,承担的立法责任也互异。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为消除限制竞争现象,无论是经营者实施之限制竞争行为或是使竞争无法展开之市场结构,以此促进竞争。一言以蔽之,反垄断法的精神是维护竞争自由,而反不正当竞争解决的是竞争行为是否合乎商业伦理问题,竞争者之行为有无道德上的可非难性,是否侵害了其他竞争者权利。换言之,反垄断法保护竞争的程度或强度,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竞争的质量。反垄断法重在保障市场竞争之自由,防止独占事业滥用其经济优势、联合行为阻碍竞争充分、结合行为妨害竞争自由。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重在维护市场竞争之正当,防止市场竞争过于激烈而导致不公平,有违商业伦理、道德行为的产生。正因为此种差别的存在,在台湾最早有廖义男教授所研拟之采合并立法模式的“公平交易法”草案第1条原规定,明确指定其立法目的为维护有效之营业竞争秩序,确保营业竞争行为之自由及正当,促进经济之繁荣与安定等。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同之处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虽有较多差别,却也有颇多相近之处。二法一并构成广义的竞争法,皆因二者之间具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无怪乎,有学者将二者喻为维护竞争秩序的左右翼。首先,无论反垄断法或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均以市场竞争关系为调整对象,旨在维护或营造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秩序,确保竞争机制正常发挥其作用。如此方能实现竞争之功效,最高效率的配置资源,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二者之间关系密切,旨在维护或营造自由竞争之反垄断法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提。概言之,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只有具备了自由竞争的条件,拥有了竞争的自由空间,法律才可能去保护竞争的正当性,如果经济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自由竞争的条件,客观上无法展开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便也缺少了该法规制的对象,即其法律客体,当然也就无存在之必要性。以经济管制时期的俄罗斯和我国为例。完全由国家对整个经济的生产、销售、分配进行计划,实行国家垄断,经济毫无自由可言,于是也就不存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而当两国进行经济改制,大力鼓励竞争时,两国纷纷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即为明证。就此而言,反垄断法居第一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居第二位。然另一方面,若听任竞争之自由,不规制其正当性,势必形成市场之独占、寡占据面,滥用其经济优势,使得市场之竞争空间日益缩减,最终导致竞争自由的消灭。因此,就竞争而言,“竞争播下了毁灭其自身的种子”,在鼓励竞争的情况下,成功的厂商可能达到一种能够防止其他人竞争并因而损害整个市场机制的地位。例如,在某个市场上因竞争而只有一厂商得以立足,除非采取措施对该厂商的行为加以正当性管制,否则其行为就会对经济造成损害。此即为市场势力。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市场势力,即市场力量是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故谁人滥用自由,则谁人皆无自由。反垄断法保护的竞争自由,必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易言之,只有在经营者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条件下,其竞争自由才受到反垄断法的保护。一旦经营者从事了不正当竞争,那么其也就丧失了自由竞争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德国学者Fikentscher提出公式“只有正当的竞争才得自由”。基于伦理判断限制的自由相当于反垄断法的理性原则(rule of reason),是禁止限制竞争的例外。从该公式中也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密不可分,互为补充,缺一不可。最后,某些行为同时具备了二法所规范行为的性质,既可以是一种限制竞争行为,亦可以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此时发生二法的竞合(后详)。如低价倾销、联合抵制(boycott)、差别待遇等即是。这也说明二法之间在许多方面并不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

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上述诸多方面的差异甚至矛盾,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二法之共性大于个性。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制度下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项要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这些行为既可以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可被视为限制竞争的行为或者垄断行为。因为它们不仅具有不合理性,即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来说显得不公平;而一方面,这些行为如果真正达到损害市场竞争的程度,行为人一般都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就成为了垄断行为。可见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一起构成竞争法这个统一的整体秩序,共同承担着维护自由竞争和正当竞争正常运作的任务。结语

综上,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主要内容各不相同。前者主要规制市场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以维护竞争之自由;而后者主要规制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维护竞争之公平。二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应需而生,立法目的、背负立法责任互异。与之相应的,二法之法律性质,价值取向、特点等各不相同。但由于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均是对市场中的竞争行为进行规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正常运转,二法功能互补,且在某些行为上发生竞合,故又有其相同之处。

参考文献

[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徐火明.公平交易法论——不正竞争防止法[M].三民书局,1997.[3]廖义男,刘华美,吴秀明,等.主编.公平交易法施行九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元照出版社,2001.[4]赖源河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财经法专论[M].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5]曾陈明汝.专利商标法选论[M].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6]黄茂荣.公平交易法理论与实务[M].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1994.[7]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M].三民书局,1977.[8]赖源河审编.公平交易法新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9]周作姗.公平交易法对差别待遇行为之规范[M].行政学院管理委员会,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