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两种美德

第一篇：论亚里士多德的两种美德

论亚里士多德的两种美德

摘要：美德，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长期沉淀下来的精神文明成果，人们对它有过许多的讨论，究竟美德是什么，从古到今的学者都有自己的解释，含义各不相同。本文就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的含义、分类及其如何获得美德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分析。关键词：美德；亚里士多德；知德；行德 美德作为人们追求自身发展的价值指向，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规范与个人修养的最高价值目标，其在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让人们了解美德的相关知识显得十分必要。要认识它，就得先从它的含义与评判标准着手。

一、美德的含义 古往今来，人们对美德具有非常多的研究，对它的含义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在古希腊时期，美德的最初原义是特长、功能之意义。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既知识”。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寻找情感和行动既不过分又非不及的中道之品质。中世纪的托马斯继承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体系，把美德定义为好习惯，即美德具有理智好习惯——理智美德，也有意志好习惯——实践或道德美德。当代的麦金太尔在其《追寻美德》中也对美德有精湛的论述：麦金太尔对美德的说明指出：我对美德的论述有这样三个阶段：“首先, 将诸美德视为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所必要的诸品质；其次，将它们视为有助于整个人生的善的诸品质；再次，显示他们与一种只能在延续中的社会传统内部被阐明与拥有只对人来说的善的追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德就要被理解为这样一些性好，它们不仅能维系实践，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还会通过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遇的那些伤害、危险、诱惑和迷乱而支持我们对善作某种相关的探寻，并且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自我认识和越来越多的善的知识。”他还认为“美德就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对它的拥有与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而缺少了这种品质就会严重地妨碍我们获得任何诸如此类的利益。”麦金太尔对美德的定义与论述，对我们科学地把握美德的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这里，我主要对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美德的两种分类进行分析。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的两种分类

亚里士多德反对苏格拉底把美德等同于知识的观点，他认为美德跟道德不一样，美德是静止的，主张有两种美德，一种是“理智的美德”，既知德；第二种是更重要的，是“道德的美德”，即德性。

所谓理智的美德，主要是指一种沉思的生活，就是理性将其发现真理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他以理性沉思活动本身作为目标，对思想加以思想，并从这种活动中获得悠闲自适而且持久不变的愉悦，这是一种最高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智慧的活动恰是被公认为所有美德的活动中最愉快的”，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它包括实践的和理论的知识，以及科学研究的能力也就是人的才能。苏格拉底把知识和美德等同起来，认为“美德即知识”，无知识不能为善，罪恶出于愚昧，有善的知识就有德，无善的知识就无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理智对于人的美德是必要条件，但还必须要有实际的训练。智慧是灵魂的一种活动，实际上是能指导幸福的。智慧本身不是行为的德，但行为的德和它是相配合的，两者对于达到善都是必要的。心智方面的美德具有连续性，因为，比起干任何别的事情来，我们是更能持续不断地沉思真理了。所谓道德的美德，是指通过理性控制感情和欲望而表现出来的德性，乃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中庸之道，即是说，一种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庸，它为一种合理原则所规定，这就是那具有时间智慧的人用来规定美德的原则。它乃是两种恶行——即由于过多和由于不足而引起的两种恶行——之间的中道。它是一种中道，又是由于在激情和行动两方面，恶行是少于应该做的，或者越出了正当的范围。而美德则既发现有选取了那中间的。因此，就其实质和表述其本质的定义而言，美德是一种中庸，而究其为最好和应当的而言，它是一个极端。

道德的美德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是由正当的理性指导的；②是由自己选择的；③表现于德性的行为中；④是适度的遵守中庸之道；⑤是习惯或品行。亚里士多德把知识与实践、理智和欲望、目的和习惯结合起来考察是有积极意义的，理智的美德和道德的美德必须结合起来，不能只要一个，而放弃另一个，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必须“德才兼备”。亚里士多德强调美德是后天形成的，“理智的美德是由于训练产生和增长的；道德的德性是习惯的结果”，是通过社会的教育和训练得到的。德性不是天赋的。人本来就没有先天的美德，凡美德都是后天形成的。美德与感觉不同，感觉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能发动道德行为，如动物就是如此。而美德是在社会生活中反复训练得到的。由于实行公正而变为公正的人，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而变为节制的和勇敢的人。

三、如何获得美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有两种，即心智方面的和道德方面的。他认为心智方面的美德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归功于教育，可以靠教育得到；但是，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候已经注意到，道德的美德即“德性”，不是教育能够解决得了的。我们说这个人有教养，不随地吐痰，待人接物很温和，不是说他学历高就这样，他没上过学也这样，学历高可能不一定这样，所以这不是教育能解决的，而是基于习惯。

关于美德如何获得，首先亚里士多德说到，“道德的美德没有一种是由于自然而产生的；因为没有任何由于自然而存在的动心能够形成一种违反其自然地习惯，例如那处于自然而又向下运动的石头，就不能用习惯使之有向上的运动，即使你把它向上抛几万次来训练它也办不到。火也不能用习惯使之有向下的运动，任何其他由于自然而有某种方式的行为的东西也不能被训练去作另一方式的行为。所以，我们的美德既不是由于自然、也不是由于违反自然而产生的；毋宁说，我们是由于自然而适于接纳美德，又由于习惯而达于完善。”也就是“性相近，习相远”，你必须在实践中才能有这种“道德的美德”。那么逻辑上就要讨论，我们以什么判据来判断实践行为的好和坏呢？亚里士多德只给出一个判据——中庸。任何事情不能过度，只要一过度，好事也变成坏事了。这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变成了一个基本原则。其次，亚里士多德说到：“关于所有自然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我们总是先获得其潜能然后显露其活动的；但是在美德方面，我们由于首先运用才获得他们，正如在技艺方面的情形一样。因为，那些我们必须先学习才能干的事情，我们总是以实际干去学会他们的，例如，人们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家，由于弹琴而成为弹琴者；所以同样地，我们也是由于行为公正而成为公正的，由于行为有节制而成为有节制的，由于行为勇敢而成为勇敢的。” 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一种美德乃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和相同的方法而产生和破环的，每种技艺亦复如此；因为，正是由于弹琴，才产生出好的和坏的弹琴者来。类似的话也可以应用在建筑者和所有其他的人身上；正是由于建筑工作做的很好或很坏，人们成为了好的或坏的建筑者。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需要一个教师了，所有人都会天生就是他们自己那门技艺的能手或劣手了。所以，美德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由于我们在与他人交往中所干的事，我们才变成公正的或不正义的，由于干那些在危险面前所干的事，并且习惯于感觉恐惧或自信，我们才变成勇敢的或卑怯的。”

综上所述，也就是说美德是要我们在实践中去体会、去获得，是在习惯中养成的。没有经过实践而谈美德只能是纸上谈兵或者说是一纸空文。参考文献：

[1]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5.[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11

第二篇：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论

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论以及与现代情节的比较研究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和他的悲剧情节。他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的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任务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悲剧包括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情节是悲剧的灵魂。然而，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和现代情节有一些不同和相似之处。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

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悲剧情节研究

（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公元前五世纪末，也就是经常被称作的希腊的黄金时代，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从研究自然转到了研究人文。然而，他们侵犯了诗人的领域，产生的竞争强度达到顶峰状态。

阿里斯多芬尼斯在他的著作《云》中辛辣的讽刺了苏格拉底；接着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把苏格拉底作为发言人猛烈地回击了那些诗人。他认为诗人曾三次从真理中被移除。在西方文学中表现纯粹世界的精神或者心灵属于理想的世界；肉体和它的激情则在物质世界的泥泞中被打击。基于这些或者其他的原因，柏拉图将会把这些诗人从他的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然而亚里士多德对待那些诗人的态度没有柏拉图那么坚定。在那时，哲学家们在他们的竞争者中赢得声望，亚里士多德力图结束古代的纷争，在胜利中他也是宽宏大量的。相比于其他的著作，他的著作《诗学》更大肆赞扬或者强烈地谴责文学批评。《诗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诗，这种方法比那些引起很多无果争议的个别推论要重要的多。

（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

在《诗学》的开始亚里士多德就给出了他对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的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任务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这个符合逻辑的定义是由苏格拉底提出经亚里士多德完善的。

一方面和其他所有的诗一样，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然而悲剧中的行动与其他艺术或者其他种类的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是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另一方面与喜剧中行动细微的高低起伏相比，悲剧中的行动是琐碎的有趣的。悲剧中命运的改变会引起重大的结果的。

如果悲剧中的行动太长或者太容易被人记住，或者太简单而不能引起命运的的重大改变或者太简单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悲剧就是去了它的有效性。

根据悲剧的定义中“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是由亚里士多德制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悲剧激发的情感只能是怜悯和恐惧。在我看来他对于希腊悲剧的解释过于狭窄，尽管他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了调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情感是动荡的，例如爱、高兴、愤怒、恐惧等。悲剧中的情感应该和生活中的一样是动荡的并且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让他们认为感觉是真实的。在古典主义之后有大量的实例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尽管它引起了怜悯和恐惧但爱情仍是这部经典悲剧的主题。

（二）、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悲剧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包括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按它们的重要性进行排列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

情节是悲剧的根本和灵魂，没有情节就不存在悲剧。他认为情节是故事的结构通过戏剧化的行动展开，事件的有机组织为悲剧提供了模式并且是悲剧更加连贯。情节是一个整体，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一部分已经挪动或者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

他认为悲剧是一个完整而又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故事要有头、中间、结尾，整个事件按因果关系有机地集中在一起，不能有旁枝斜杈，也不能有删削或者挪动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他甚至还说，悲剧中可能没有人物，也就是没有个性明显的人物。但是他强调情节要统一，情节本身必须是完整的，从开始到结束要有顺序的发展。那么为了保持整体的效果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以被省略或者代替。

正如以上所述，情节或者行动不能太短而不能留下印象或者太长而容易被记住。一个好的悲剧的应该有一定的长度，长度由事件的数量来决定并且这些事件能够很好的描述命运从好到坏或者从坏到好的变化。穿插式情节是最次的，它那种场与场之间的继承不是按照可然或者必然的原则连接起来的情节。因此，一个有效的结构合理的情节通常完成一个单

一、完整的行动，且引起命运的变化所以为了保持整体的有机统一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以被替代或者移除。

亚里士多德主张做好的或者复杂的情节把命运的改变与突转或发现联系起来或者有二者伴随。命运的改变是指一系列事件按照必然的顺序排列，在这些事件中主人公经历了从好到坏或者从坏到好的悲剧经历。

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这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者必然的原则。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既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者逆败之境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者仇敌。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佳的发现与突转是同时发生的。那么，悲剧具有复杂的情节而这些与人们的期望相反情节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既然最完美的悲剧结构应是复杂型、而不是简单型的，既然情节所摹仿的应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那么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逆败之境，其次也不能表现坏人由逆败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再者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逆败之境。第一种既不能引发恐惧也不能引发怜悯，倒是会使人反感，第二种与悲剧的精神背道而驰，也不能引发怜悯或恐惧，第三种可能会引起同情，却不能引发怜悯或恐惧，因为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那么处于怎样情境中的人的经历才是完美的悲剧呢？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外一种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者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

简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情节在悲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且被认为是悲剧的灵魂。

二、与现代悲剧情节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是利用科学的方法、观点来研究文艺问题的第一人，他把希腊悲剧作为研究的目标并且深入分析了悲剧的组成要素。在他的悲剧理论中，他认为情节是悲剧的核心。他的悲剧理论指导了很多作家，莎士比亚就是其中一位。可是随着环境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不同的文化，社会环境，都会引起情节理论的发展变化。

今天的情节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理论，但也对其进行了创新和改变。接下来本文将会对《诗学》中的情节理论和现代情节进行比较。

（一）、《诗学》中的情节理论和现代情节的相同点

（1）、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主张情节是悲剧的第一准则，情节必须是完整的必须从开端到结尾顺序发展。在现代文学中情节仍然是一个基本要素，它是由一系列的联系在一起的事件组成的。每一个时间的功能是不同的，相对独立的，但是它们都对整个故事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所以现在我们仍旧强调情节的统一，仍旧追求完善的结构。

在我们的叙述文学中，行动也是在必然的顺序中完成的。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按照时间或者逻辑顺序呈现故事。

（2）、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佳的发现与突转是同时发生的，他把突转和发现看作是激发灵魂的悲剧情节中关键因素。现代作家同样利用“突转和发现”力图创造出戏剧化、复杂、真实的情节。最具有代表性的实例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传奇式情节由突转和发现构成，并且使人感到惊讶。这类情节目的在于利用产生艺术效果扼杀观众在阅读和观看中的最初印象。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每一种诗是由它特殊的情感效应所引起的特别乐趣来明确区分的”，不同艺术类型引起不同的情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悲剧中的宣泄理论。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引起怜悯或者恐惧的情感。

（二）、《诗学》中的情节理论和现代情节的不同点

（1）、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作为悲剧的灵魂，是悲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对严肃的行动的摹仿。他主要探讨了悲剧中的情节。然而现代情节的定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不完全相同。现代情节主要指叙事文学中的主要事件或对事件的概述。叙述文学中情节的运用范围比悲剧中的更广。

其次，亚里士多德主张情节是悲剧的基本原则。因为情节是事件的排列所以他把情节看成是悲剧最重要的因素，摹仿的对象是行动而不是人。行动不摹仿存在的性格，那里甚至有不存在性格的情节。他忽略了情节和性格之间的内在关系，只强调了情节的重要性。实际上情节作为文学表现的形式是性格和事件的有机统一体。性格的描述是情节展开的动力。现代叙述文学的很多作品情节和性格的地位是完全颠倒的。性格居于首位，情节和戏景为性格的描述服务。情节成为表现手法但不是文学作品的目的。

最后，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情节的统一性。一系列严肃的事件是按照起始、中段和结尾必然的顺序排列，而且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现在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另一种顺序─因果顺序。为了设置难题或者悬念，情节按照逻辑顺序展开打破了以往的时间顺序。

（2）、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一个完整的行动的摹仿，事件紧密排列不存在无关紧要的事件。因为希腊悲剧是在固定的舞台上表演，时间是有限的，演员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演完成一个组织严密，冲突激烈的情节。

当今，故事已经从舞台转移到书或者电视上，、时间和场景不再受限制。情节也不再像统一的希腊悲剧情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每个故事掺杂在一起，性格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并且和各种场景，冲突相联系。所有的故事、场景、性格、和冲突形成一个有机的叙事网络。

（3）、现今消弱情节的意识流小说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意识流小说作家摒弃了统一的、戏剧化的情节，试图再现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情节也不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因素。

意识流小说打乱了原顺序，时间或者逻辑顺序，形成了一种新的顺序即多变的精神活动，例如意识、潜意识、情感、感想。小说中一定的心理状态或则情感感动观众，那么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突转和发现就失去了有效性。然而，意识流小说中情节的消弱或者丧失只是试图推翻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理论，但最终没有成功。因为情节是按照必然的顺序排列而且符合于具有雄厚现实基础的事实和充裕的空间生活。

简言之，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对文学和艺术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为止，情节作为表现方法和手段仍旧在文学和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看做是艺术的目标，因为一个特别奇异的故事将会达到一个极端并且脱离现实。

参考文献

[1] 李志雄，《桔枳之辩─论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论对当代的借鉴意义》[J],东疆学刊，2007.[2] 韩清玉，《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及当下观照》[J]，钦州学院学报,2007.[3] 徐蕾，《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4]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第三篇：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

一． 亚里士多德的生平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生于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城，这是雅典的一个商业港口。他父亲是马其顿君主的宫廷御医，虽他童年丧父，但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7岁时，亚里士多德赴雅典柏拉图学园求学，他博览群书，刻苦用功，据说他每夜手握一只球，球下放一铜制容器，打盹时球便坠入容器，发出叮当声，以此鞭策自己，颇象中国的头悬梁、锥刺股。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20年，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批判老师柏拉图的学说，被柏拉图称为“吃足母奶后用蹄子踢母亲的小驹”，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始终对老师都非常尊重。柏拉图死后，他离开学园前去小亚细亚的爱索斯办学，公元前342年，接受马其顿王腓力之聘，担任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历山大当时13岁，天资聪慧，雄心勃勃，十分敬重这位素有盛名的老师，他曾对别人说：“生我身者是我的父母，给我智能者是我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女儿的婚宴上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位，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广招门徒，他习惯于在宽大的回廊下面边散步边讲学，被人们称为“逍遥学派”，他在这里讲学、著述，大部分著作都产生于此时。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染疟疾病死在巴比伦，雅典掀起了反马其顿的风潮，亚里士多德作为统治者的老师，被人刻骨仇恨，雅典人以不敬神的罪名通缉他，他逃到优卑亚岛，准备风潮平息后重返雅典，但第二年就暴病身亡，享年62岁。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当时雅典的民主制逐步瓦解，祸乱频起，希腊的艺术也日渐衰微，思辨哲学却达到高潮，哲学家们在认真地探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问题，受这种思想背景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养成了一种务实的学风，他没有柏拉图那种恢宏的“理想”，也没有柏拉图那种神秘而玄虚的“理式”哲学，他从资料入手，进行冷静、严肃的分析，通过归纳、概括、分类、推理，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学术的集大成者，在他著作中专门研究文艺理论的有《诗学》和《修辞学》，其他像《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等，也有涉及文艺问题的。其中，《诗学》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西方“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今至前世纪末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P124〉

二．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

1.文艺本质论 ①摹仿论

在文艺的本质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的关于文艺是摹仿的说法，但对其涵义做了新的开拓。首先，他在人的摹仿能力方面更强调人的天性和理性。柏拉图把摹仿看成是人在迷狂状态中对先验的理式的一种回忆，但人的摹仿能力呢，在柏拉图看来，则是由后天习惯成自然而形成的人的第二天

性。柏拉图说：“摹仿这玩艺如果从小就开始，一直继续下去，就会变成习惯，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柏拉图：《理想国》卷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亚里士多德则不同意老师的看法，他认为，人天生就有摹仿的本能：“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得到快感。”(《诗学·诗艺》，罗念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者知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万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页)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艺术家摹仿中的理性，与老师柏拉图陷于迷狂中的摹仿完全不同。

其次，亚里士多德扩大了“摹仿艺术”的范围。柏拉图的“摹仿”不包括颂歌，他把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称作“非摹仿的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是“摹仿”，颂歌也包括在摹仿艺术之内，他不承认有来自神的灵感的颂歌和摹仿艺术的区别。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是在提高艺术的地位。

再次，摹仿对象不同。关于文艺摹仿对象，在古希腊时期有很大变化。希腊早期哲学家运用自然科学的观点研究文艺，把大自然作为摹仿对象，如赫拉克利特将“火”看作万物本源，到了德谟克利特这里，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从自然科学的观点转向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文艺，强调摹仿人的生活。到了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这里，完成了摹仿说从自然观点向社会观点的转变，但柏拉图把文艺摹仿人的生活神秘化了，认为文艺摹仿的是虚幻对象的外形，是“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了三层”，由此得出否定摹仿艺术的结论。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文艺，抛弃了柏拉图虚幻的“理式”说，认为根本不存在离开具体事物的所谓“理式”，文艺摹仿的对象就是真实的存在，确切地说，就是“行动中的人”，是人的性格、感受和行动。①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

亚里士多德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也同时肯定了摹仿现实的艺术的真实性，但他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肯定了艺术比现实中存在的个别更真实。在他看来，艺术摹仿的绝不只是现实的外形，还会体现出必然性和普遍性。在《诗学》第九章中，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亚里士多德拿诗与历史作比较，说明历史所写的是个别已发生的事，而诗(其实也就是摹仿的艺术)所写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即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带有普遍性的事，那显然，就不再是柏拉图所言 的——迷狂状态下的杰作，而是包含着理性的。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人的事业，毋宁说是有天才的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所谓有天才的人，就是天生具有摹仿能力的人，这就将艺术天才与非理性的迷狂严格区分开来。既然诗包含着理性、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更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文艺本质的重要发现。② 文艺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

在《诗学》第25章中，亚里士多德说：“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他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这种描述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对当时希腊文艺现象的总结：第一种是如实地对对象作出描写，缺点是缺乏足够的创造性，偏重于再现；第二种是按神话、传说进行描述，所描写的人和事在社会生活中未必存在，或根本不存在，但人们信以为真。偏重于表现；第三种是在社会生活中不一定真实存在，但是按情理判断，“可能发生的事”，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一定的理想，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三种摹仿对象中，亚里士多德推崇第三种。

关于第二种，摹仿“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实质就是“按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摹写”，对于这一种，亚里士多德也是认可的，在《诗学》第25章中，亚里士多德说：“从诗的要求来看，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总比不合情合理的可能较好。”这里说的“不可能”是指神话和传说所描写的，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写“不可能的事”是“诗的要求”，因为他强调艺术的“创造”，反对消极的摹写，这就为包括荷马史诗在内的神话传说辩护，实质上也提出了文艺创作理想化问题。

2.悲剧理论

①悲剧的定义

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这是西方第一个完整的悲剧定义，从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目的四个方面，揭示了悲剧的性质、特征和功能，被视为经典型的定义。

②悲剧的根源

在悲剧的根源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人物的“过失说”。按他的观点，“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但是好人并不等于完美的人，这种人可能不完全善良，也可能不十分公正，那么他陷于厄运，往往不是因为他为非作恶，而是因为他犯了错误。也就是说，悲剧的根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好人犯了错误，但错误不同于罪恶，罪恶是故意为非作歹，而错误则是因为见事不明，无知误犯。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完人和坏人都不是悲剧人物，只有那些比一般人好，同时又有缺点的人，才最适合做悲剧主角。从这个规定来看，大家可以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哪些悲剧人物？《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有同情心，并且聪慧无比，琴棋诗画样样俱佳。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她有大小姐脾气，看不起乡下来的刘姥姥，嘲笑她是母蝗虫；她心胸不宽广，说话也很尖酸刻薄，经常得罪别人，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在贾府中的人缘不好，并没有得到贾母和王夫人等人的认可。所以林黛玉有很多缺点，而她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除了封建制度摧残之外，不能不说，和她本身的缺点也有很大关系。③悲剧的构成

在悲剧的构成上，亚指出了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这三者属模仿对象)、言词、歌曲(这两者属摹仿媒介)、形象(指演员造型和舞台布景，属摹仿方式)。在六个成分里，亚认为，最重要的是情节，因为它是悲剧的基础和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关于情节的安排，亚提出了“有机整体说”：①情节必须完整。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完整。②情节必须有机统一。既然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要做到这一点，各个事件之间必须有必然的联系。③情节必须长短适度。要“以易于记忆为限”，否则，人们就看不出它的“整一性”。

当然，对于悲剧的整个布局来说，必须要有“突转”和“发现”，所谓“突转”是指安排一些行动，使主人公突然由顺境急转为逆境；所谓“发现”是指，让行动揭示主人公由顺境转为逆境的潜在原因，使观众惊奇，形成怜悯与恐惧的心理，由此达到悲剧的效果。

为什么情节比性格更重要呢?亚在《诗学》第六章中说：“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就是说，如果缺失了故事情节，缺失了演员的行动和由行动带来的不幸，就不成其为悲剧。④悲剧的功能

关于悲剧的的功能，亚的观点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要理解这句话，关键词是理解“陶冶”这个词。陶冶的原文是Katharsis(卡塔西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论界对它一直有不同解释。在中国，朱光潜先生把卡塔西斯译为“净化”，认为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通过宣泄而达到平衡，由此保住心理的健康；罗念生先生将卡塔西斯译为“陶冶”，陶冶就是让人的情感得到锻炼，使太弱的得到增强，使太强的得到减弱，达到感情的适度，经过这样多次锻炼，以后遭受同类事件就有了忍耐性，就能保持适度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不论怎样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亚里士多德则偏重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对悲剧效果持肯定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悲剧的功能方面，亚与老师柏拉图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柏拉图为了维护理智的绝对统治地位，把人的情感、欲望看成是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他否定摹仿的艺术，贬低史诗和悲剧，认为这些艺术挑逗人的情欲，不利于城帮保卫者的培养，对理想国的建设起破坏作用。而亚里士多德呢，则认为人是要有理智，也要有情感，情感不仅不能压抑，还应给予一定的满足，通过看悲剧，就能够使人的怜悯或恐惧之情得到舒缓，得到陶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对人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三． 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运用科学分析方法，对古希腊文创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建立了西方第一个严整的唯物主义文论体系。西方的经验主义文论由他开创，西方现实主义文论和再现说也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源头。尤其是《诗学》，对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文论、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论、19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四篇：亚里士多德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生于当时属于马其顿的斯塔吉拉，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18岁时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先入伊索格拉提斯的学校，接着转入柏拉图学园，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之久。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不久受邀去作13岁的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位。亚里士多德便返回雅典，在一个叫吕克昂的地方另办了一个学园，被人们称为“逍遥学派”。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死去。次年亚里士多德病逝。

美学思想：

朱光潜先生评价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时说：“最显著的是他从生物学里带来了有机整体的概念，从心理学里带来了艺术的心理根源和艺术对观众的心理影响两个重要的观点，从历史学里带来了艺术种类的起源、发展与转变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

其美学思想主要在《诗学》、《修辞学》、《形而上学》以及《政治学》等著作中。具体说来，其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模仿的意义：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

《诗学》是亚里士多德专门讨论悲剧、喜剧和史诗的著作，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讨论艺术的著作。它通过对大量悲剧、喜剧作品以及荷马史诗的分析，展开了对于艺术的本体论问题、艺术的基本性质和艺术的美感特征的论述。《诗学》开宗明义，指出诗的本质是“模仿”，他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我们知道，“艺术是模仿”是古希腊的传统说法，问题在于，模仿艺术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是否像柏拉图所说的是与“真理隔三层”，是“影子的影子”？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能否成立？

在这一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坚持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他认为“理念”论充满内在矛盾。对此，亚里士多德做出了如下阐释：

1，“相”实际上只是个别事物同名的类，这种类不能解释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也不能解释否定的事物（恶）。

2，一些污秽之物的“相”也是难以想象的。

3，从根本上说，如果“相”是与个体事物分离的，独立存在于个体事物之外，便会出现一种逻辑上的困难。“第三个人”理论。

因此，柏拉图的“理念”论不能成立，“理念”的世界也不能存在。他认为：“自然就应当是在自身中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之形状和形式，这种形状和形式除了在原理和思想上外，不与事物相分离。”感性现实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不是“相”的模仿。事物的属性和本质是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概念所包含的一般意义就在个别事物之中。

他说：“如有B就有A，如有C就有B；假令C不是偶然存在而为必然存在，则凡以C为因者，B亦将成为必然，节节之因引起节节之果，直至最后之果而后已（……）。于是，一切将尽成必然。”

“可然律”则指未发生的而有可能发生的事所遵循的规律，它内含“必然律”。亚里士多德：“„可能的‟一义就是那个并非必假的。另一义就是那个真的，又一义是那个可能是真的。”这三方面都具有真实的因素。因此，在诗人所描述的事中，纯粹属于偶然性的东西就消失了，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可然律和必然律”是衡量艺术的一个根本标准。在悲剧中，他要求情节的安排，首先要合乎“可然律和必然律”。同样，悲剧性格的塑造也“应如安排情节那样，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某种„性格‟的人物说某一句话，作某一桩事，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一桩事件随另一桩而发生，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艺术在模仿现实的时候，还不能拘泥于现实。“有时候，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因此，悲剧可以虚构人物。例如《安透斯》甚至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其中事件也是虚构的，可仍然是成功的。就像绘画艺术一样，优秀的肖像画家们并非只求刻肖模特儿。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深刻揭示了艺术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这个观点，不仅肯定人们的历史生活是艺术的本源，还要求艺术的理性内容必须与生活的内在逻辑具有统一性。在西方美学史上，关于艺术如何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问题，以及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二．整一性：美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事物和人工制品，都是由于四种原因而存在：即，①质料因——事物构成的物质性元素；②形式因——事物的实现形状； ③创造因——事物形成的动力；④目的因——事物形成后所要达到的效用。

创造因、目的因归又属于形式因，因此，一切事物主要是由形式因和质料因构成的。

潜能——质料（潜能的存在）

事物存在状况：

实现——形式（潜能的实现）

事物的形成过程：质料（潜能）——形式（实现）

自然事物从潜能走向实现，形式因（含有动力因）是决定的因素。（这种动力也来自事物本身的一种“缺乏”）。事物的“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一粒种子自身就有长成一棵幼苗的内在原因和动力。先有雕刻家的构思，大理石才会变成具体的雕像。

自然事物具有趋同美的本性：从无生命的无机界，到奇花异木的植物界；从珍禽异兽的动物界，到聪明理智的人类；从光明璀璨的日月星辰，到辽阔无际的宇宙，整个自然界显得异常和谐、完整，像是一个万能设计者精心设计的艺术品。它的存在，就是美的法则的证明。

他说：“一个美的事物——一个活东西或一个由某些部分组成之物——不但它的各部分应有一定的安排，而且它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一个非常小的东西不能美；因为我们的观察处于不可感知的时间内，以至模糊不清；一个非常大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千里长的活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它的整一性。”

美就是“整一性”。“秩序、匀称与明确”就是“整一性”。“整一性”既不是单一，也不是杂多，而是像音乐一样，五律调和，八音克谐，在丰富复杂的多样性中又保持统一性。“整一性”是艺术作品的标志：“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而“悲剧也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史诗的情节也应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

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它事，但自然引起它事发生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

同时，他还指出，悲剧、史诗等叙事性艺术作品“整一性”的内在根据还是“可然律、必然律”。“整一性”是个体中一种统一的运动，它以内在的有机性而使个体具有丰富而又一致的性质和特征。从事物的最高因来说，这种“整一性”的根源来自于最高的善。

因此，“整一性”既有感性的形式特征，又具有精神的、理性的根源。这种美，与外在形式相关，也与精神和理念相通。

三．艺术的功能和悲剧心理学说

亚里士多德说，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一个好的城邦的标志就是“个个公民都是善人”。《政治学》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教育，尤其是音乐教育。《诗学》中也论述了悲剧的“净化”功能。

他认为，一个善人，即一个有美德的人，在情感方面必须是有自制力的人，行为必须符合“中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动机下，在适当的方式下所发生的情感，才是适度的最好的情感，这种情感即是美德。”情感太强太弱都不好。并非每个人天生都是善人，人性中常常有卑劣的成分，心灵中也有不健康的情绪，奴隶们的“工匠习性”也会影响自由人的情操和心灵。人性中的这些卑劣的、不健康的东西，只有让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宣泄出来，才能保持心灵的安静，维护理性和善德。而音乐和悲剧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为了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亚里士多德特别提出，悲剧的情节应该是“亲属间的仇杀”。所以他说：“如果是仇敌杀害仇敌，这个行动和企图，都不能引起我们的怜悯之情，只是被杀害的痛苦有些使人难受罢了；如果双方是非亲属，非仇敌的人，也不行；只有当亲属之间发生苦难事件时才行，例如弟兄对弟兄、儿子对父亲、母亲对儿子或儿子对母亲实行杀害或企图杀害，或作这类的事——这些事件才是诗人们所追求的。”

悲剧一般都取材于历史上的仇杀故事。像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安提戈涅》中克瑞翁处死外甥女，然后又导致儿子自杀；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的美狄亚为了惩罚负心的丈夫伊阿宋，竟亲手杀掉自己的一双儿女，等。任何人观看到这样的情节，都会感动不已，惊心动魄，不仅引起“怜悯”，而且一定会“恐惧”。

“亲属间的仇杀”是几千年来悲剧作家们默默遵从的金科玉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无不如此。

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的教化功能的思想，在当时应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他在这里对于悲剧中的悲剧性提出的内在要求，则具有更加久远的影响和意义。悲剧“怜悯”和“恐惧”的效果，与后来美学家们所说的悲剧的崇高效果具有非常亲缘的关系。

四．艺术起源说

古希腊“艺术模仿自然”的观念里面，暗含着一种艺术起源的思想，即艺术也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

亚里士多德在第四章指出：“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模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起源有两个原因：“模仿”和“音调感、节奏感”。艺术起源于模仿的思想，在美学史上影响极大，后来被概括为“模仿说”，成为西方美学史上几千年不变的信条。而“音调感、节奏感”的思想，至今没有引起关注。

“音调感、节奏感”不是存在于艺术作品中的音调和节奏，而是存在于人的主体之中的一种机能。诗歌作品中的音调和节奏，可以是对外在自然的叮咚泉水、小鸟鸣啭、马蹄嘀嗒等的直接模仿，也可以是表达人的内在情感的一种音调和节奏，都是经过诗人的处理，是内在节奏和音调的一种表现和物质外化。“音调感、节奏感”对于艺术起源具有什么意义呢？

原始诗歌的产生，是与原始人类对于的音调和节奏的感觉有着直接关系的。在这种“音调感、节奏感”的背后，当然含有深厚的内容，人们可以对其形成作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音调感、节奏感”与诗歌起源的直接关系则是不可怀疑的。此外：“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直接指出了“音调感、节奏感”是诗歌类艺术起源的“原因”。

“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假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模仿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快感就不是由于模仿的作品，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这里说的“模仿艺术”指的是造型艺术，即绘画、雕刻等。

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艺术起源理论还是一种多元论。

事实上正是如此，各门艺术自身的特殊性，和各个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文化特征、宗教信仰等，决定了人类艺术的起源不可能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

亚里士多德的艺术起源多元论的思想，具有天才的性质。

3，小 结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特别强调美的“整一性”，这种整一性，把秩序、匀称等比例关系与有机整体的内在统一结合起来，把形式的美感与形而上的善结合起来，连接了感性的美与理性的、精神的美，内在地沟通了美本体与艺术的关系，表述了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比较系统的美学思想，比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前进了一步。

而且，他明确肯定了艺术对于历史生活“可然律和必然律”的揭示，可以达到对于历史真理性的把握。他与柏拉图由此开辟了这个话题两条相对的路向，展示出艺术与真理的关系的深刻内涵。关于悲剧情节、性格的整体要求，以及关于悲剧观众心理特征的论述，涉及悲剧性的本质，揭示了悲剧范畴的重要内涵。关于艺术起源的思想，是西方最早的艺术起源理论。与当代的某些艺术起源理论非常接近，得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证实。仍然具有当代的意义。

第五篇：读亚里士多德

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有感

前几天有幸拜读了亚里士多德的传世名著《政治学》，对我启发很大。亚里士多德是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而《政治学》是他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他有意识的把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系统的讨论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等一系列问题。而现存的《政治学》分八卷，卷一讲述了城邦的起源、目的、本质；卷二论述了理想城邦的原则，其中对柏拉图的的“理想国”进行了批判；卷三研究了城邦的性质及公民的本质，由公民的性质而论及不同政体；卷四、五、六研究现实城邦，尤其侧重对平民整体和寡头政体的分析卷七、八讨论理想城邦的规划。而该书则主要是在以下几方面让我产生了思考：

一． 中国的贫富差距与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在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政体应以“中庸”为原则，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比其他阶级更为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又不致因财产太多而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具有中庸之美德，最顺从理性，不走极端，并且能成为贫富两个阶级的仲裁者，以避免党争，减少内讧。而这一理论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并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达０．４左右。但就目前形势来看，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５－１０年内不会逆转。现在，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虽说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在近期带来的影响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

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出现了问题。

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呈“金字塔”型，这是十分危险的，容易落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即富裕的人很富裕，能与欧美的富人相比，而贫穷的人非常贫穷，与非洲的穷人无异。贫富差距过大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富人毕竟是少数，穷人占多数，穷人的消费只是维持在温饱水平上，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大对中产阶级的重视，使经济结构向 “橄榄”型转变，即进一步扩大国家的中等收入者占国家成员比例。

“中产阶级”，在我国又称“中产阶层”、“中间阶层”，或“中产者 ”、“中等收入者”等等，但它已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说的阶级了，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既有中国特点又与“国际接轨”的概念。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是一群相对富有，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的生活，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并且为全社会收入中等水平的群体。从长期来看，决定中国发展路线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任何一支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更重要。为什么“中产阶级”能在社会变革中发挥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有：一是“中产阶级”对于只能依靠特权才能获得富贵的传统社会强烈不满，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二是“中产阶级”具有知识和专业特长，他们对依靠个人努力和专业特长可以取得成功的公平竞争的现代社会充满向往，因而他们会积极参与新社会和新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三是“中产阶级”往往倾向于改革和改良，而不太倾向于采取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激烈暴力行动，他们是天生的“改革派”。因此，我们可以把中产阶级看作是无法忽视和替代的社会“稳定器”和“推动力”。

因此，基于中国的国情，政府应正确认识“中产阶级”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中产阶级”合法致富和发展，进一步过大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使“中产阶级”成为推进改革的中坚力量。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 法律的重要性与法制建设

在《政治学》中，关于城邦的治理问题，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在这方面，他否定了柏拉图《理想国》而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法律篇》。他的法治有两重意义：第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第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并且他还认为法治具有人治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法律是多数人指定的，体现多数人的智慧；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是合乎争议而毫无偏私的“中道的权衡”，是抵抗常人的偏私，情欲或兽欲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我觉得，上述几大观点对当代中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在我国，作为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它的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实行这个决策却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历史性过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走的是一段很曲折的道路，如幼儿学步一般一路跌跌撞撞，虽遇到过巨大挫折，却也不断前行。直到现在，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今社会“人治”压“法治”的现象仍然存在。

诚然，依法治国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法制建设还很不健全，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就目前所学知识，我认为我过可从以下几方

面努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立法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要注重法律的制定。我们的法律应当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深切中国国情：首先，法应该是“部门齐全”，即凡是社会生活需要法律作出规范和调整的领域，都应制定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各种规章，从而形成一张疏而不漏的法网，使各方面都能“有法可依”；其次，我们的法律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法律规定的权责一定要明确，要处理好权利与义务、行使权力与保障权利的关系；最后，法律的制定、审核和颁布也一定要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体现人民意志。

2．行政方面，做到“有法必依”： 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重要环节。因此，作为与人民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政府更要坚决须依法行政，确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更为严格的责任制和考核制。依法行政其实质是实现法治行政。法治行政原理的核心就是法对行政的有效支配。必须彻底解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规避法律监控的不良现象，增加法律对行政的监控力度。加强对公务员干部的培训，提高公务员素质。

3．司法方面，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五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开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工作人员应该自成体系依法进行独立管理，法官制度、检察官制度应当与公务员制度分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办案经费独立预决算，直接受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和监督。

4．其他方面：我认为国家还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真正地使法律植根于公民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从而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并且进一步加强“德治”，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从而进一步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虽写于两千多年前，但我仍不得不惊异于作者的智慧，当中的许多观点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

以上就是我读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后的一点感想。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可能有失偏颇，缺乏必要的深度与广度。对于不当之处，希望老师批评指导。谢谢!

学生张舒婷 A09行政2班09090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