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起源（共5篇）

第一篇：科学的起源

科学的起源

何以只有在基督教西方，科学才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 正如Whitehead所指出的，科学并非起源于爱奥尼亚人的形而上学，也非起源于以婆罗门教—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东方，更不是起源于流行占星术的埃及与玛雅文明，而是起源于基督教西方的中心地带。这决非偶然。虽然伽利略与教会闹翻，但如果道成肉身的信仰未曾首先将一种关于现实、价值和万物秩序的观念赋予给他，他可能就不会劳神费力地去研究木星，并将物体从塔上掷下了。(Walker Percy, 迷失在宇宙里)在大众的心目中，科学与宗教完全敌视：科学拥抱事实和证据，而宗教宣示盲目的信仰。然而正如许多简单化的大众观念一样，这一见解是错误的。现代科学不仅与基督教相兼容，事实上只有在基督教里它才能找到自己的源头。这当然不是说，圣经就象一些福音派基督徒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本蕴含基本科学真理的教科书。基督教信仰中包含着更为深刻的真理——关乎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居何地位、上帝为谁，以及他是如何自由地创造宇宙的。这些真理连同其哲学推理一道，使得心智对自然的探索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人的头脑极少思及这些观念，就象鱼无视它赖以呼吸的水一样。对于那些生长在科学世界的人们来说，要理解古代精神所处的困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那种精神被禁锢于一个永恒而武断的世界里。而对于生长在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来说，要理解基督教观念带给古代精神的惊异与解放同样十分困难。以下的内容是对著名的科学史学家及邓普顿奖获得者Stanley Jaki最为著名的著作所做的简要介绍。基督教信仰何以为科学的成长提供了一种文化母体？在《基督与科学》（Christ and Science, P.23）中，Jaki对于现代科学只诞生于基督教西欧给出了四种原因：1.「基督教关于造物主的信念使得人们对自然的思考再一次获得重大突破。只有一位真正超越的造物主才可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创造一种包含自主规律的自然，同时他掌控自然的权能并不会因此而被削弱。一旦这些规律中的基本内容得到清晰的阐述，科学就会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起来。」 2.「基督教的创世观念还对科学的未来做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重大贡献。它将所有的物体置于相同的层次上，都不过是造物而已。与异教希腊的宇宙观不同，在基督教的宇宙里没有什么神圣的实体。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现在都被置于同等的地位，都处在相同的层次上。由此就可以假定月球的运动和物体的落地都受同样的引力规律控制。而在希腊泛神论传统或任何类似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此一假设纯属亵渎神灵。」3.「最后，在基督教的创世教义中，人将自己当成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特别创造出来的生灵。这一形象既体现在人的理性乃是对上帝自身理性的分有，也体现在人作为一种伦理存在物，它对其行为负有永恒的责任。因此人对自身理性的反思必然赋予他一种自信：他的被造心智能够洞察被造世界的理性。」4.「同时，这一被造性也能够警醒人类，要抵御一种总想把应然强加于自然的永恒诱惑。而实验方法的最终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基督教母体。」 其他的一神论宗教又是怎样的呢？Jaki注意到，在基督之前，犹太人从未形成过一个非常庞大的社区。在以后的时代里，犹太人缺乏基督徒所特有的一种观念，即耶稣是monogenes 或 unigenitus，即上帝的独生子。象希腊人那样的泛神论者往往把monogenes 或 unigenitus 当成是宇宙本身，或者是天堂本身。Jaki写道：恰恰是在这里，基督教一神论与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其他一神论分道扬镳了。这也解释了一个事实，即犹太人或穆斯林知识分子几乎都会很自然地变成泛神论者。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就是犹太人中著名的例子。而就穆斯林而言，只要想想激进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维罗伊主义分子就够了。知道了这一点，人们就有望理解，为什么穆斯林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钻研亚历士多德的著作，并且写出了大量的注释，却最终未能取得突破。只有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处境下，这种突破才得以实现，而且这还是在亚历士多德的拉丁文著作流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取得的。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科学的突破起自于对亚历士多德的一本天文学著作《论天》的注释。那么，这种突破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或者说，其他文明未能取得突破的原因何在？Paul Haffner神父写道：Jaki已经说明了，现代实验科学之所以可能，乃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氛围蕴育下的产物。虽然古代社会确实出现过一两位科学天才（比如埃及金字塔的设计与建造），但是整个哲学和心理环境都与一种独立的科学过程格格不入。因此，在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科学始终处于难产状态。它也未能在美洲的玛雅、印加和阿兹台克文明中结出果实。即使古希腊要比任何其他古代文化都更接近于使科学成为一项持续不断的事业，科学同样未能在那儿诞生。亚历士多德的中世纪穆斯林后裔们也没能发育出科学。…古代文明都相信宇宙是无限的，而时间就是在历史中无限轮回。这样一种心理氛围往往不是使人绝望就是使人自满，而少有能激发和维系科学进步的东西。无论处于哪种心理状况，都不能相信造物主上帝的存在，不能相信作为理性的和可以被认识的造物本身的存在。因此这些古代文明都不能产生一种独立的科学事业。如果科学在古代文明当中只能难产，那么它的横空出世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科学作为一项羽翼丰满的事业之所以发生，乃是与两个重要的教会教义有关。第一项教义是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届拉特兰会议上确定的，即宇宙是在时间开始时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的。第二项权威性声明是在地方层次上做出的，1277年3月7日，巴黎主教Stephen Tempier谴责了219条亚历士多德主义的命题，从而清除了关于创造问题的决定论和宿命论观点。这些教会教导权威的声明展示出一种氛围，在这氛围当中，对上帝的信仰在其中已经渗透进中世纪文化，并且带来某些哲学影响。宇宙的存在被看成是不确定的，因此它的存在有赖于一次神圣的抉择与呼召。宇宙的本性也同样被认为是不确定的，而上帝能够自由地在无限可能性中创造出这一特定形式的世界。因此宇宙不是必然如此的，对它的认识只有通过事后的研究才能实现。宇宙也是理性的，因此人能对它做出前后一致的阐明。实际上，宇宙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恰象两个柱石，支撑着基督教的宇宙观。科学的兴起需要全体民众——即整个文化——对一个具体的教义体系形成广泛而持久的接纳。这个教义相信宇宙具有普遍的和绝对的可认知性。宇宙的这一特性就体现在对一位创造了万物的人格神的阐述中。因此，并非偶然的是，正好在上述两项教会教导声明发表之后，第一位物理学家应运而生，他就是在1330年代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教授的约翰·布里丹。布里丹的宇宙观深植于基督教的创造论之中；他特别拒斥亚历士多德在《论天》中所表达的宇宙永世存在的观点。他发展了推动力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上帝为天体的运动设定了初始框架，使其能够维持运动状态而不再需要上帝的直接干预。这与亚历士多德关于天体运动无始无终的论点完全不同。大约在1370年左右，布里丹的门徒 Nicholas Oresme接替了他的工作。推动力理论预示了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后来的梵一会议重申了上帝从无中创造宇宙以及宇宙有一个起点的教义，以反对当时盛行一时的唯物论与泛神论的错误。不仅如此，梵一会议还强调了上帝创世的绝对自由。并且阐明了通过对造物的理性反思来认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以抵制武断的信仰至上主义。正如Jaki所主张的：「与两千年来的传统相一致，此次会议只是坚定地维护『人有能力认识启示的合理性』这一观念的真正基础。反过来说，如果人不能从围绕他的世界中推断出造物主的存在，这种表述就是无法想象的。」许多科学家无力从上帝的作品中追索他的伟大，而Jaki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他们展开了极其巧妙地批判。他对生物学家道金斯（R.Dawkins）和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所持有的无神论立场提出了挑战。他告诉大家，要揭露没有信仰的科学家的观点实质，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示他们的立论基础是如何不能得到科学的证明。他们通过一种不正当的方式，离开他们所属的科学领域，转而用一种先验的哲学推演对抗基督教信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偶然」说或「混沌」理论，它被用来「解释」物质世界、生命和人的起源。在其1990年出版的杰作《万物的目的》（The Purpose of It All）中，Stanley Jaki也对这样一种关于宇宙与创造的论点予以拒斥。Jaki思想的独创性同样体现在他所描绘的创造论与道成肉身这两个教义之间的联系中。他展示了从无中创造有的创世论信条是如何在发展中「与道成肉身教义的概念细化联系起来的。围绕道成肉身，早期教会曾展开过激烈的内部争论。」Jaki还探讨了犹太教的创世论立场是如何在基督教头几个世纪中发生变化的。与耶稣同时代的斐洛曾试图解释创世记第一章，但他的观点「表明他更接近于希腊人的永恒论，而不是圣经里的创世论。」最早的米德拉什解经法「表明犹太神学家们不再愿意支持物质绝对从属于造物主的教义。」而在伊斯兰教的穆尔太齐传统中，由于支持亚历士多德的泛神主义宿命论，也存在着一种滑向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和泛神论的倾向。Jaki清楚地确证，泛神论倾向之所以在基督教内受到抑制，乃是因为创世论教义受到了道成肉身信仰的支持。只要把宇宙看成是永恒存在和无限轮回的，泛神论的存在就无可避免。而道成肉身和救赎的独特性粉碎了任何关于永恒与轮回的观点。因为如果世界是轮回的，则基督一劳永逸的降世就被破坏了。基督的独一性确保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并且使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世界历史。创世论与道成肉身的教条意味着「与沉浸在泛神论之中的过去做彻底的和最为革命的决裂。」而阐明这些信条及其历史影响是「永远不会终结的攻坚战。」 宇宙本身和所有统治宇宙的具体法则并没有形成一个自我解释的系统；它们定点于科学之外，并且要求一个位于基督教创世论教义里的形而上学基础。Jaki表明，恰恰是基督教的创世论教义成为了科学得以脱颖而出的催化剂。而基督教的创世论教义是在教会内得到阐明的。

第二篇：自然哲学和科学起源读后感

读《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仔细地阅读了法国作家莱昂·罗斑的作品《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这一本哲学范畴的书籍。在此之前，我也阅读过哲学类的书籍，不过都是些别人的评注，感悟，里面的内容比较浅显，但现在读这本书，真的挺费劲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读不懂的，一不留神，就忘了前面讲什么了。我都选在大脑比较清醒的时候认真地读这本书，颇有收获。

罗斑认为希腊哲学诞生于道德和宗教，一方面是缘于公共思想上的道德要求，以及在宗教之中关于宇宙的过去或现在的历史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是希腊的思想家企图把关于自然秩序或行为秩序的反省思考组成一个系统。

我是完全是赞成罗斑的这一说法的。它首先是从要对公共思想上的道德要求有明确的意识，或从宗教信仰中抽象出它所包含的关于宇宙过去或现在的历史的各种观点的努力开始。但是这种努力呢，要看它所从事的对象是行为的规律还是外界事物的规律而大有不同，对于行为规律。后者更大程度上发展为一种科学，一种哲学。回想一下荷马史诗里的叙事几乎是和道德分不开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虽然更多的接近了今天所谓的科学，但是还是更多的想用科学的知识来解释道德世界的事情，那个时代为什么科学发展的那么缓慢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忽视了科学本身的价值，而是希望科学的知识能为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道德服务，希望找到一个解释的突破口，甚至任何一个小的科学知识想囊括所有的道德范畴，这就会是的科学的知识失去了真实的意义，而戴上了神秘的面纱。想苏格拉底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裁判判以死刑。

直到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大家公认的希腊时代的第一个科学家，把世间万物归因于水。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水构成的。他是以一种经验中的实在的东西来作为它的基础和始基的。他已经把他的方法确定为一种归纳法，是将从感觉中所得的事实上升为普遍性的命题。他看到或相信看到的一切都来自水的一种变化，并且最后又回复到水，然后他就以一种极大胆的类比把这一观察的结果推广到全部的事物上去。这一种推理虽然在今天看来不合理，但在科学上已经算迈出了很大一步了。也可以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推理三段论的始祖吧。这说明这时候他已经有科学 1 思想的萌芽了，已经试图找一种方法推理了。

而后的思想可能较为科学和严谨，米利都学派的成员都把世界本源归结为一种始基，可能较为机械但是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不过那时的人更多的关注的是上帝和宇宙等一些外在的东西，很少关注人本身。这也是这一时代的局限性。在其后的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哲学史上很多的哲学思想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一群人甚至是几个年代的人的共同的努力的结果，但是以某一个人为主导或者是某一个人创造了这么一个集团，所以很多的人都在这个集团下被埋没了，没有被后人记住。像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有很多发现、发明的，一些经典的思想和知识，一定不是毕达哥拉斯亲自发现的，但是都统一归入到这个团体名下。总体上来说，到毕达哥拉斯时代数学已经被抬到很高的地位，而且数学的发展也是想当的丰富的，他们甚至偏执地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数构成的。像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到现在还是被广泛地采用着呢。说明那个时候最起码数学学科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赫拉克利特开始，有一种变化的思想来解释世间的一切，他提出一切皆流的想法：“一切都要消失，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着，在同一条河流中，永远是另外的水冲洗着你，你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之中。”这在今天的辩证法中还是一种常用的思想来研究变化。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的辩证的思想，用一种变化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这种思想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后的埃利亚学派的观点，更为典型的，比如芝诺的思想对于这种变动的提出了更为犀利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数学问题：最快的赛跑者脚步轻捷的阿基里斯，去赶动物中最慢的乌龟，永远也追不上。他的解释是，阿基里斯要想追上乌龟，必然先要到达他们距离的中点，然后再以这个一半的距离为始基，还要到达这个一半中的一半，但是这个距离可以无限制的分割下去，也就是说阿基里斯永远跑不完这个距离，那也就是他永远赶不上乌龟。那个时代这种严密的推理已经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这在我们今天数学的初学者估计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貌似没有逻辑的错误。他的这种归谬法也就引起了著名的数学第一次危机，于是无限分割的思想应运而生了，所以，数学的进步是伴随着问题的出现，当然不仅仅是数学，其他科学也是一样的。是一个个问题刺激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些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的阶梯。他们同时也就构成的一部鲜活的科学史。

但是在这之前呢，大家的研究都是停留在对大自然以及宇宙的研究上，研究他 们的构成啊，运转啊，以及社会方面，很少关注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限和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到毕达哥拉斯时代，这个科学方面的进步还是很显著的，大家争先用科学的知识来解释宇宙，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夸大的某一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和适用性。

直到后来的苏格拉底，他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外在的对自然宇宙的研究转入到研究人作为人自身的研究，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把苏格拉底放到很高的哲学方地位上。可能苏格拉底更多的是关注伦理的教育和道德教育，但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显然把很多的科学知识作为提高善的一个途径，设置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数学已经系统化了。这一时代不管是科学还是哲学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大家对哲学的研究也从很狭隘的宗教伦理上发展到各个方面，比如怎样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苏格拉底特别强调节制，还是比较强调伦理这一块，对科学知识强调就很少了，到柏拉图时期，他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辩证法上的研究，导致很多人都学习和研究辩证法，也发展成为一门很有地位的科学，在七艺里面就有修辞、辩证法，以至于后来大家都强调一种辩证，可能这就是科学思想的另一个源头吧。

当我通读完本书后，感觉自己像是在古希腊的各个历史中神游了一番，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和内容组织，把很多史料也给读者解析了一下，很真实，很有可读性。唯一遗憾的就是它里面出现的时间太少了，我看过以后 没有相对的时间概念，比如这个思想大致是多少年代的很少出现。不过，我也有一点不是很认同作者莱昂·罗斑的对于哲学和科学的观点。我不是很赞成莱昂·罗斑关于科学的说法。他认为：“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哲学家对于它感到一种万古常新的兴趣····反之，科学史就不再是科学，那是科学的过去，是它的追求真理的努力的已死部分，或者是目的达到后已被遗忘的努力，所以科学史可以满足博学者的好奇心，但不像哲学史可以满足思想的最普通的、最深刻的需要。”

可能莱昂·罗斑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于科学的偏见，其实科学史和科学本身应该有相同的价值，更是一部必不可少的科学资料，不是像他说的那种已死的部分，这样说来也就是可以把之前的东西都摒弃掉，仅仅保留最后的答案，我没看到哪个科学家不知道科学史的。就比如说数学家，他首次就必须了解历史中数学家是怎么样做研究的，他的思考的过程，甚至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结论，他们也会如数家珍。虽然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东西，或者认为不科学，但是在能够流传下来就一定有它的价 值。如芝诺的谬论，但是它对于我们并不是死去的东西，而是鲜活的，过去是、今天是、我相信未来也一定是。所以科学史也就是科学本身，它和科学享有同样高的价值，即使是错误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也有它存在和研究的价值。

所以今天我们都在重回历史，在做中学习数学，数学家的方式学习数学。真是体现了数学史的重要性。

第三篇：《西方科学的起源》读书报告

《西方科学的起源》读书报告

《西方科学的起源》是美国学者戴维·林德伯格的著作，林德伯格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著名科学史教授，曾任人文研究所所长，作者本人于1999年获世界科学史界最高奖项——萨顿奖章。本书有一个很显眼的副标题——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我们首先从这里得知了本书探讨的范围问题，包括历史的和空间的范围，其实作者在此也是有深层次考虑的。本书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所以作者在本书中始终贯彻的一个原则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但这并不能影响作者在书本中叙述的思想的深刻性，也并不妨碍此书的学术价值。关于近现代的西方科学技术，我们大多都是熟知的，即使谈不上了如指掌，但置身于其中，我们还是或多或少能够切身感触到的，但把历史向前推进到中世纪，甚至古希腊，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恐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吧，林德伯格著此书，首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想我们介绍具体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历史，除此之外，作者还把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介绍给读者。

在本书中，作者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引领我们走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画卷，顺着作者指引的方向，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科学的雏形，然后在各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哲学的因素和背景影响下科学是如何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是如何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又辗转到了伊斯兰世界的，然后静静地等待文艺复兴的曙光，所有这一切，作者在书中都有详实而审慎的叙述，同时作者还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新颖严谨的方法论，突出强调了作者本人相当重视各种社会文化背景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在书中，林德伯格本人叙述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科学领域，包括数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说明了那一段时期西方科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有关科学本身或科学人物的主题和历史事件，并适时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和观点。阅读此书，我们不仅获得巨大的信息量，而且可以和林德伯格进行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争论，林德伯格给我们留下了太多需要讨论的空间，他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包括科学历史，不是让我们去给过去打分，而是去理解过去。本书的内容看似浅显，实则蕴寓着深刻的见解和作者睿智的思考以及常人难以企及的深邃的历史眼光，现在让我们就《西方科学的起源》本书及林德伯格本人之思考进行一些探讨。

围绕着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林德伯格展开了本书的写作，同时此问题也是时下人们讨论的一个焦点和热点问题，林德伯格也并不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在本书的第一章就开始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作者首先罗列了几种常见的对科学的定义，比如，科学是人类藉此获取对外界环境控制的行为模式；科学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科学是个人获取知识和评判知识的某种独特方法等等，林德伯格对这些定义显然是不满意的，科学的定义在具体的语境中是不同的，有时能够相互兼容，有时则不能，而想要消除这种语义上的困境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如果想使自己意向中的对象表达出来应该使用描述性的语汇而不是规定性的。

林德伯格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应是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排斥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我们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概念就越宽泛。”始终有一种浑厚的历史感萦绕在林德伯格心中，身处现代社会的科学史家如果只把过去那些与现代科学相同或相近的实践与信念作为他们研究的对象，那将是对历史的歪曲与不尊重，这种对历史的歪曲之所以会存在，而且常常存在，那是因为历史是流动的，相隔遥远的年代，科学在形式、内容、研究方法和人们对它的评价体制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怎可以今日之标准来决断历史之是非？科学史家要通过层层迷雾来通达历史之本质，还原历史之本来面目，我们现今所谈论的科学要以历史事实本身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不能以现在所盛行的种种有关科学的标准模块来套历史上的真实的科学存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真实的科学实在不尽相同，它们各自之间可能也差距颇大，也正是这种差距和多样性的存在，我们才有了历史，我们也才有了探讨的对象，科学史需要和欢迎这种存在着差距和多样性的历史存在。面对历史，我们要研究什么是科学，我们就要有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敢于直面各种与己相左的东西，摈弃种种狭隘的派他性的心态，这正如林德伯格告诫我们的那样，“如果把注意力局限于对现代科学的预期，我们就只能注意到范围非常狭隘的历史活动，并且肯定会在此过程中歪曲历史本身，忽视许多应属于研究范围内的古代和中世纪信念和实践，而它们恰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后来出现的现代科学的发展”。

不可否认，林德伯格面对科学的概念问题，采取了描述说明性的方法，并不拘泥束缚于一个固定的条条框框，以开放性的包容性的态度对待之，在对科学概念问题的说明上既实事求是又体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睿智的思考，这对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处理其它各种学术问题大有裨益。

本书的题目是《西方科学的起源》，那么这个“起源”问题始终也是林德伯格关注的焦点之一。现代西方科学的源头在哪里？是古希腊还是文艺复兴，抑或还有其它源头？对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近现代史上的大多数人物包括林德伯格在内都认为现代西方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在由古希腊向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与众不同而又影响深远的时代——中世纪，这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人们又称这个时期为漫漫长夜，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科学是神学的婢女，即使如此，科学仍然在这漫漫长夜里缓慢发展着。对此，在近现代科学史上就产生了一个中世纪科学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是连续性的还是短裂性的的争论，持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学者之间发生了关于“连续性问题”的论战。林德伯格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遗产”中，并不急于给读者一个决定性的论断，也不贬斥这场争论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向我们详尽阐述了应如何把握中世纪科学和古代科学之间的继承作用，他是这样说的：“其实，持非连续观的一派人有一个观点，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它认为，一套全新实验方法的发现与运用，恰恰是区分17世纪科学和中世纪科学的分水岭。而在克隆比捍卫科学发展连续观史，其立论的核心就在于肯定实验方法初创于中世纪时期。现在看来，这两个观点都严重地夸大了事实本身。近期对中世纪和17世纪科学方法的研究揭示出，方法的理论形态和实际运用在上述两个时期极为复杂，而且，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的简单概括是不充分的。”林德伯格对问题的阐发是说明性的、讨论性的，他有自己分析问题的原则，他决不轻易给读者一个决断性的结论，他说道，“如果这场争论很容易得到解决，它早就结束了，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确定无疑地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这类问题的确切答案可能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即。”林德伯格虽然极力淡化价值问题在他的著作中的影响，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但是，要想始终避免价值问题的讨论看来不大可能。”很显然作者本人在本书中是赞同连续性观点的，这首先从本书的副标题就可看出，“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在这里，我们就能判断出“欧洲科学传统”必定包括这两千多年中的欧洲中世纪时期，中世纪时期的科学对早期近代科学以至整个的近现代西方科学是有影响并起着承接作用的。其次，在本书中，作者虽不打算“为这个争论不息的问题提供一个结语，我准备就中世纪科学成就的本质和意义提供几点（必要而带有个人倾向的）意见，并以此作为本书的总结”。

林德伯格虽不打算提供最后的结语，但他的几点意见无疑已经蕴涵了他本人的观点，作者一再向读者介绍中世纪的重要成就和贡献，比如，中世纪后期的学者创立了一套思路开阔的思想传统，以此促进了自然哲学的进步；中世纪的哲学家们急切地追寻对古希腊哲学的透彻理解，努力把握亚里士多德学术的精深内涵，并使其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这样就为以后几个世纪关于自然的创造性思想提供了理论框架等等。总之，在林德伯格看来，中世纪的科学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容抹杀的，既如此，中世纪的科学成就对西方科学的进程和形态产生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就应该得到肯定，换言之，中世纪的科学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是连续的这一论断就是成立的。除此之外，林德伯格还从第三个方面说明了自己的论断，他从一个个具体真实存在的科学人物和科学事件来证明他的连续性观点，例如，“伽利略对落体的运动学分析就是发挥和运用了从14世纪牛津和巴黎发展出来的运动学基本原理”，“光学，尤其在偏向于几何光学的方面，是另一门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之间的科学发展中呈现出很高连续性的科学”，等等，林德伯格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或许更能点明他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希望理解生活在近代科学的世界里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不能无视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

林德伯格在本书中还对研究历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究，当然这也与他始终秉持的宽容心态相一致，林德伯格的方法论是新颖独到的，不但在本书中很好地解证了他本人提出的独到的有价值的见解，同时也为我们读者进行类似或相关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范本。林德伯格首先令我们赞叹的就是对科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从不盲从，同时对这些人物和事件也不进行无端的责难和贬斥，而是采取不争论的原则让事实说话，当然也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更乐于把问题交给读者自己去思考，这种探索性的阐述事情的方法是一种值得任何想在科学史探究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们所必不可少的，这种方法在本书中是很容易见到的。关于亚里斯多德对毕达哥拉斯的某些评价，林德伯格曾这样写道：“这是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我们的不确定也来自于亚里斯多德可能并没有充分理解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说或没有完全公正地对待它。毕达哥拉斯派是否完全相信物质性的东西就是由数构造出来的？或者，他们仅仅是要声称，物质性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数的属性，通过这种属性就可以洞见事物的本质？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确定的答案。对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一种明智的理解是：在某种意义上，数首先出现，其他所有事物都是它们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数就是基本实在，物质性的东西从数中获得它们的存在，至少获得它们的属性。如果更谨慎一些，至少我们还可以断言：毕达哥拉斯派把数看作实在的一个根本方面，而把数学看作探究这种实在的一个基本工具。”在这本探讨西方科学起源的书中，林德伯格还对研究和理解科学史的方法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和富于启发性的探讨，对我们理解研究古代和近代的科学发展历程起着导航标似的作用，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以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去看待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历史的极大不尊重，我们要还原历史以其本身的面貌，要客观地审慎地开放地来看待古代和中世纪人们所进行的实践和抱有的信念。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他们进行这种或那种信念是他们的权利，同时也是他们的无上光荣，我们不必也不能拿今天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苛求和比照他们所进行的科学，更不能对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愚昧无知的想法横加指斥，要明白那可是我们人类祖先所进行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活动，他们是在外部条件的严重制约下和自身知识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林德伯格自始至终从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背景出发考察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史，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希望公正地从事历史研究这一事业，就必须把历史事实本身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抵抗诱惑，不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搜寻榜样或先兆。”为了把问题解释得更加清楚，林德伯格在中文版序中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倘若我们根据现代物理的准则来评判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或许就会觉得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傻瓜，没有能力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是理智的结论。但倘若此时我们根据的是这一理论所意欲回答的问题、期望它所符合的标准、以及期望它所纳入的更广大的理论框架，我们的判断就会大不相同。这一考虑到事物来龙去脉的能力，是正确的历史实践之核心，也是在人类活动其他领域做出合理判断的必不可少的技能。”对于历史的研究极其方法论，林德伯格用一句话概括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给过去打分，而是理解历史。”

林德伯格以其特有的方法论为基础向我们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西方科学史实，在他的眼中，历史是无法比照的，历史从来都是没有榜样和先兆的，对于历史，我们只能理解和阐释，这就是林德伯格用其几近独特的方法照亮了读者搜寻历史的航道。我们探讨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并不仅仅是把单纯的历史信息加以堆彻而已，西方科学的历史，包括任何历史都是活的，我们要把它理解成活的生命有机体，否则历史将是空乏的僵死的沉闷的，也就不能成为历史了。林德伯格以为，“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解决现代科学中的难题，我们就不会从了解早期科学史中获得任何裨益。但倘若我们希望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科学与周围更广大文化背景的关系、人类对科学所涉内容的认知程度，那么研究历史，包括对早期科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历史既然是鲜活的生命有机体，它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规律，它与周围世界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就有自己存活的理由，它就必然得益于它以前的东西同时也必然或多或少对它往后的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科学史并不但但是科学的历史，其实这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舞台，包括了深刻的社会背景，林德伯格说：“它揭示了科学思想与其他知识或信仰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体的科学人物和科学事件倒显得不那么重要，而真正需要我们用心体会和分析的却是这些科学人物和科学事件背后的社会因素，完整准确地理解一部科学史实，就是理解一部波澜壮阔的社学发展历史，这话说得一点也不为过。

林德伯格这本《西方科学的起源》，不仅仅向我们描述了具体的西方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在这部著作中，他还向我们强调了理解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极端重要性。林德伯格以其特有的方法论，引领我们走过两千多年的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长廊，还以其包容的开放的历史情怀，告诉我们应如何正确认知和理解历史，最后，作者总结了近现代学者关于历史的“连续性问题”的争论，向我们陈述了他本人所持的连续性观点。总之，通过本书的学习，我们将对西方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作者本人在书中发展的方法论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式，也必定会对广大读者产生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

第四篇：【情人节起源】

华伦泰对此深表同情，冒死为爱侣秘密主持婚礼。后来事情泄露，华伦泰被捕处死。世人为了纪念华伦泰的英勇行为，奉他为情侣的守护神，并将他的殉难日——2月14日定为“圣华伦泰日”(SaintValentien)，经过多年流传，变为今天的情人节。情人节起源--传说二

还有一传说指情人节是由古罗马人的卢柏加利节演变过来。

这个节日是用来供奉牧羊人及村人的保护神——朱诺（JUNO）。

在这节日的庆祝仪式上，就有项找伴侣的仪式，即由男士在一个箱子中抽出一张写有女性名字的字条，作为情人，而这女子，就称为华伦泰。这种风俗还在欧洲一直流传开来，直到二十世纪时，仍还保留着这个节日的仪式。

情人节起源--传说三

情人节由来的另一说则和大自然有关。

传说以前在英国，所有雀鸟都会在2月14日日交配求偶，如黑鸟、山鹑等，皆在2月间求偶。所以，人类也认为2月14日是春天万物初生的佳日，代表着青春生命的开始，也仿效雀鸟于2月14日选伴侣。

第五篇：植树节起源

植树节起源

中国古代在清明节时节就有插柳植树的传统，中国历史上最早在路旁植树是由一位叫韦孝宽的人于1400多年前从陕西首创的。韦孝宽（公元508—580年）是西魏、北周时期的一位名将，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据《资治通鉴》所载，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2年），韦孝宽因军功被授予雍州刺史。自古以来，官道上每隔一华里便在路边设置一个土台，作为标记，用以计算道路的里程，也就是现在的里程碑。韦孝宽上任后，发现土台的缺点很多。经风吹日晒，特别是雨水冲涮，很容易崩塌，需要经常进行维修，不但增加了国家的开支，也使百姓遭受劳役之苦，既费时费力又不方便。韦孝宽经过调查了解之后，毅然下令雍州境内所有的官道上设置土台的地方一律改种一棵槐树，用以取代土台。这样一来不仅不失其标记和计程作用，还能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并且不需要修补。韦孝宽的这一作法，无疑是造福桑梓，减轻家乡百姓负担、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陕西作为历史上最早在官道上植树的地方，曾经是全国道路绿化的表率，而韦孝宽最早栽种的槐树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陕西人对这种槐树更是情有独钟，十分喜爱并且广为种植，现在这种槐树已经作为西安市的象征，被确定为市树。

而近代植树节则最早由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发起。

内布拉斯加州现况

内布拉斯加州现况

19世纪以前，内布拉斯加州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原，树木稀少，大风一起，黄沙漫天，人民深受其苦。1872年，美国著名农学家朱利叶斯·斯特林·莫尔顿提议在内布拉斯加州规定植树节，动员人民有计划地植树造林。当时州农业局通过决议采纳了这一提议，并由州长亲自规定今后每年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三为植树节。这一决定做出后，当年就植树上百万棵。此后的16年间，又先后植树6亿棵，终于使内布拉斯加州10万公顷的荒野变成了茂密的森林。为了表彰莫尔顿的功绩，1885年州议会正式规定以莫尔顿先生的生日4月22日为每年的植树节，并放假一天。

近代最早设立植树节的是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1872年4月10日，莫尔顿在内布拉斯加州园林协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设立植树节的建议。该州采纳了莫尔顿的建议，把4月10日定为该州的植树节，并于1932年发行世界上首枚植树节邮票，画面为两个儿童在植树。

在美国，植树节是一个州定节日，没有全国统一规定的日期。但是每年4、5月间，美国各州都要组织植树

植树节

植树节(6张)节活动。例如，罗德艾兰州规定每年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为植树节，并放假一天。其他各州有的是固定日期，也有的是每年由州长或州的其他政府部门临时决定植树节日期。每当植树节到来，以学生为主的社会各界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植树大军，投入植树活动。

据统计，美国有1/3的地区为森林树木所覆盖，这个成果同植树节是分不开的。

生态价值 植树节是为了保护倡导人民种植树木，鼓励人民爱护树木，提醒人民重视树木。树木对于人类的生存，对于地球的生态环境，都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学德斯教授对一棵树的生态价值进行了计算：

一棵50年树龄的树，累计计算，产生氧气的价值约31,200美元

吸收有害气体、防止大气污染价值约62,500美元

增加土壤肥力价值约31,200美元

涵养水源价值37,500美元

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繁衍场所价值31,250美元

产生蛋白质价值2,500美元。

总计创值约196,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