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政治发展(1978—)”专题读书笔记
“中国政治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专题读书笔记
——村民自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严开强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实行了多年的严重束缚农民的公社体制终于解体。稍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但其推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等。为了承担起公共事物和公共事业的管理,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广西宜州市合寨村于1980年创立了我国首个由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广西兴起的村民委员会不仅受到全国各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响应,还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重视。1981年,中央在全国部分农村推行建立村民委员会试点工作。1983年,中央发通知要求在原生产大队的基础上设立村民委员会。到1985年前后,全国范围内普遍都建立起了村民委员会。随着村委会的普遍建立,中国的村民自治开始启动。
关海庭认为,“村民自治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部分农村首先出现,并很快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推广,主要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引发了农村经济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①持此相同观点的学者,还包括:游样斌、彭磊②,韩永廷③等。因此,村民自治的出现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治形态随即转型并生成的结果。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从根本上动摇了与原集体经营相对应的高度行政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成功地释放了中国农村受压抑的经济潜力,使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同时,经济的发展还使农村社会呈现出相对高的分化。”④其次,“在社会政治领域,随着农村阶级成分制度被取消,农民以统一的‘村民’、‘公民’身份参与经济政治生活,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⑤这些都表明,农村村民的社会自主性在日益的增强。最后,如前所述,新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推行,使得村务无人管理,导致村庄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页。
参见游样斌、彭磊:《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起源、发展与问题探析》,载《探索》2000年第5期,第32-35页。
③ 参见韩永廷:《村民自治的实践探索及其重大意义》,载《探索》2000年第2期,第43-47页。④ 游样斌、彭磊:《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起源、发展与问题探析》,载《探索》2000年第5期,第32-35 ⑤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②①公共权力缺位,地方基层管理机构处于瘫疾状态。总而言之,“经济利益的驱动,政治环境的变化,使普遍农民更加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关注村内事务的管理,关注基层干部的行为方式,迫切要求参政议政,用政治上的自治权来保障刚刚获得的经济上的自主权。”①
二、村民自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
自上世纪80年代期至今,历经30多年发展的村民自治“在整个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的战略性基础地位,是中国民主政治21世纪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②从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历程来看,村民自治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村民自治是由国家推动和主导的。虽然村委会最先是由广西部分村民自发组建的,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制度化、法制化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作用。因此,村民自治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安排,由国家倡导并通过各级政府机构向下推行,其目的是要利用自治性的组织机构(村委会)来实现政府对农村的管理。③第二,发展不平衡,但又具有合理性。村民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存在层次不齐的态势,这主要由于各地方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已。正是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我们才认为,村民自治的这种不平衡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将村民自治做整齐划一的规定,开列出步调一致的自治日程表,既不现实也不必要。”其次,“不均衡发展意味着一些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大胆改革,总结既体现民意又能减少自治成本的新经验。”④第三,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如前所述,村民自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并进入了制度化、法制化的阶段。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贿选,贪污腐败,村务管理个人化、随意化等等。最后,农村村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大规模出现。农民为了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在利益诱导下改变现行规则或秩序参与政治。主要包括群体性事件、抗拒行为等。
村民自治的运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可将它们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村民自治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马克思主义认为,①②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5页。③ 参见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④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因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
①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村民自治的运作。“如果集体经济很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本村的集体经济,那么村民就会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参与本村的公共事务。村级组织因此也会产生较强的凝聚力。”②二是政治方面,村民自治运行状态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紧密相关。“村民自治搞得好坏与当地党政‘一把手’的认识态度、重视程度有关。如果党政一把手重视村民自治,就会下大力气在组织宣传上下功夫,在立法、物质保障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对农村自治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制止。而如果党政‘一把手’换了人,换上对村民自治工作不关心甚至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就有可能使村民自治停顿下来。因此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推动还多少带有某种‘人治’色彩。”③三是在社会方面,“社会分层、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流动都会影响到村民自治的效果。”④改革开放后,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社会阶层越趋多元化、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形成、社会流动性增强,等等。这些都会对村民自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四是文化方面,村民的政治文化深层次地影响着村民自治的进展。阿尔蒙德指出:“人们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态度类型影响政治生活中正在进行中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的基础。”⑤村民政治文化是一种主观形态的东西,主要包括村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村民政治文化正从传统的顺从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过渡。这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要求村民平等、公平地参与到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来。
三、村民自治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
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海庭认为,“一般来说,政治发展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涉及到民主与法治、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③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页。④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页。⑤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②①
①参与和国家管理等各个层面。”同时,他将政治发展的内容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从而导致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2)政治系统的结构分化、功能增强;(3)与此相对应,国家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②这样,我们认为,村民自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村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不断形成,标志着中国政治发展得以逐步实现。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村民政治文化正从传统的顺从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过渡。“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开展,广大村民的公民意识越来越成熟,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项活动不仅训练了村民参与村政的技巧和积极性,而且村民
③在这些参与活动中也逐渐培育了守法意识以及尊重和容忍不同意见的精神。”参与型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村民理性化的政治参与,难以不承认它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次,村委会自治职能的明确,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内在要求的结构与功能分化提供了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改过去政治一体化的全能主义体制,在乡村大力推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村委会,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主要承担社会自治的功能,不再具有明显的政府职能。这相较改革开放以前来讲,无疑不是中国政治的内在发展。
最后,“政治发展最主要地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出来。”“简单来说,政治发展就是国家控制力量与社会自治性力量的互动过程、状态、格局及其趋势。村民自治正好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结点上,是代表着国家政治权力
④对乡村社会的介入与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的增长所达到的一种动态平衡。”当然在现阶段,在当前“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中,国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村民自治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国家的管控之下。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在一段时期必然存在的问题。
①②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③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④ 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第二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读书笔记
一、作者(生平、本书写作背景)
胡绳,汉族,江苏苏州人,1918年生。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出版有《胡绳文集》。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 这是在1947年写的一本书。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要结束时,对帝国主义这个影响近代中国政治的外来势力的客观总结。那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使中国近代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刻——“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来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反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二、本书的内容梗概(章节及其内容)
作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间的关系演变为线索来研究,将全书分为六章,研究不同阶级的不同的中西关系。
第一章: 新关系的建立(1840-1846年).共五节内容。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的新关系也就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打击下,中国封建势力由“排外”变成“媚外”,与帝国主义建立“携手合作”,共同以武力对付中国人民。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武力来推展经济的支配势力以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和中国人民由短暂的一致对外后很快就显示不同的立场。通过分析1840-1864年的“官”、“民”、“夷”三者关系演变,最后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得出结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以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第二章:“中兴”和媚外(1864-1894年)。共六节内容,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借海关加强对清政府政治上的控制。同时利用交换使节和“觐见”,表明“中国皇帝已不能不屈服于他们的压力”。列强还凭借武力,吞食中国周边与中国有亲密关系的邻国,以此向中国内地渗透,还以武力威吓和战争扩大侵略权益,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第三章:“洋人的朝廷”(1894-1911年)。共六节内容,分别是:“瓜分”和“门户开放”;“君子”们的幻想;义和团的受骗;“结与国之欢心”;“保全主义”——保全什么?;爱国和革命。在这一章节中讲了一个重要的规律:维新运动的失败表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强盛的支配势力后,任何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如果不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的力量,就不免要从帝国主义方面去找支持的力量,因此也就找不到什么出路。“同盟会的领袖们对帝国主义也
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帝国主义可能同情,至少会容许中国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这种幻想是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致命弱点之一”。1911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最后推翻了清王朝,“证明了帝国主义者到底不能够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觉醒的人民战胜了清朝统治者,也就是人民战胜了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者。
第四章:“强”的人(上)(1911-1916年)共四节,分别是:不设防的幻想;袁世凯的“胜利”;
真是“强”的人吗?;“请在高升一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存在“没有严格区别君主立宪派和民主革命派,对帝国主义毫不设防,甚至还心存幻想”的弱点,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联合欺骗和威逼下,又脱离民众,致使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先后失败;但觉悟的人民最后使袁世凯垮台。最后袁世凯也崩溃了,说明“贯穿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基本规律是不会动摇的——反动的统治者只能因外力的援助而显得一时的‘强’,但在既暴露了卖国的原形之后,就必然遇到更高地觉悟了的人民的反抗,那么虽有帝国主义的援助也还是挽救不了他的生命”。
第五章:“强”的人(下)(1916-1919年)共四节。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认为“在中国最‘强’的人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阀头子。只要找一样强的人加以支持和支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他们在中国找了一个军阀又一个军阀作他们的工具,并且支持军阀混战,军阀也有心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权益,并借无耻的政客作为民意的幌子。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变化,日本和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它们之间,或者是激烈地火并下去,或者是分赃式的相互协调,都一定是拿中华民族做牺牲品。
第六章:革命和反革命(1919-1924年)共六节。在该书的最后,总结了革命高潮时帝国主义与
中国革命关系的规律。比较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1925-1927年这三个各有特色的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这三个时期都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势力与倒退势力相对抗的时期”,“抱着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在三个时期的基本立场都是破坏中国革命,阻止中国的进步,而扶持反革命的和倒退的势力。他们在每一时期的革命形势而获得优势时都会表示出伪装的‘中立’,且向革命表示‘好意’,而在‘中立’和‘好意’的烟幕之下进行其阴谋”1。这是帝国主义在革命高潮时期的共同做法。但“阴谋的具体做法则又在每一个时期不同”。
三、本书的重、难点
【想说明的是】:“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
【线索】: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间的关系演变。
【目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怎样地损害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理论基础】: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及其走狗的过程”。
【胡绳的研究视角】:一种广义的“冲击—反应”模式,他构筑的研究框架的主线是中西政治关系的演变,他研究的是不同阶级的不同的中西关系。
四、读后感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优点:其一: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很到位,有史实材料来进行说明。有提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阶级的矛盾,在欧洲大战以后,更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等一些矛盾。其二:对于近代史中发生的事件做了公正的评价。它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分析,对于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而残酷地失败的解释,给了我们一些教训。缺点:其一:“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很少说到,分析的不够。其二:书中评论性的话语比较主观,对于各种关系的具体内容说得不够详细,比如说具体的事件内容,以此才能够很好的支撑起作者的观点。
本书给我的启示是:在中国近代史过程中,区分中国敌人的办法就是看对方是否是被帝国主义选中的人,这个也并不是很简单所能看出来的。其次,便是上文中说到的两条规律。然后是、不要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抱任何幻想,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才会取得胜利。此书是值得再好好读读的,加深自己对它的认识。
第三篇:《理解中国的政治,关键词的方法》读书笔记
《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我的几点反思
思政12-1曾童2012213858
政治学课程伊始,老师就给出书单,让我们在学习课程的同时,进行阅读,自主思考,然后撰写读书笔记。我选择的书籍是清华大学《理解中国》丛书之《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这本书籍。
该书是运用“关键词”的方式,选择了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若干代表性概念范畴,进行科学描述和理性分析,力图揭示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基本价值。这也是老师当初推荐这本书的缘由——如何去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该书采用章节的形式,整合了知名学者的21篇学术文章,内容丰富,涉及之广泛,涵盖之深邃,所包含的信息量之大,很难让人进行全书通篇理解分析,所以我挑取了其中的两篇文章,来阐述我的些许看法。我所挑选的两篇文章是《群众路线与全球视野》、《地方政府公司化》。
(一)《群众路线与全球视野》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余逊达,浙江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文章一开始就点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据有的领导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实行的政治领导。党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与党倡导群众路线和用全球视野看问题、处理问题这样两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紧密相连。接着,作者开始介绍“群众路线与全球视野”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中,坚持群众路线和坚持用世界眼光看问题的思想与方法,早在1922年7月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初步形成。之后不断发展完善,时至今日,群众路线就是要求党在领导工作和处理问题时都需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从群众的立场出发;全球视野则是党在把从群众分散的意见收集起来后进行研究和加工并系统化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武器和价值引导。群众路线要求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全球视野则使党能寻找到实现群众利益的最佳途径和方法。无论哪种方式,都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今日之巨大成绩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并且在我看来,党的这两种执政领导方式在内在上是辩证统一的。坚持全球视野,必须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利益至上,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牢牢把握最广大的阶级立场,党才能站的更高,看的更远。同样,执行群众路线,我们也必须在全球化视野的指导下进行。正确处理好国内国外两个层面的关系,我们才能为改革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稳定的大环境,促进改革与发展的进行。
当下的中国又一次身处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正如书中所说,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前提下抓好现有制度落实,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如何在国际相互依存日益深化额条件下,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坚持群众路线和全球视野,绝对是处理好这两个问题的有效方法和路径。
在书中,作者在论述群众路线的同时,还提出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群众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财富占有日益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借助政府政策去更好地进行利益调整并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公平地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要让全国人民共同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发挥在政治领导中政策主导作用。解释来说,就是党应该领导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在法治的前提保障之下,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尤其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拓展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平台,逐步培养人民群众形成“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群策群定作用,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来,真正起到建设者的作用。在这其中,还要适当调节现有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完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各项保障制度。要让各项政策最终切切实实的通过个人体现出来。此外,还应注意政策应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当少数群体的利益未达到自身
追求的目标时,政策应该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满足他们对正常利益的需求。
总结来说,群众路线与全球视野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执政党是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学习型、先进性政党,只有把在全球化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一种战略目标,不断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和全球视野的辩证统一,才能在今日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事务中得心应手,越过重重挑战,继续执政,继续在中国发挥领导各方面的核心作用。
(二)《地方政府公司化》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赵书凯,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他在这篇文章中描述的“地方政府公司化”这个现象,是基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地方政府的表现形式来说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简单来讲就是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公司,来看待事务和处理事务。那么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公司,它所追求的,必然是经济效益。在看待事务上,地方政府会将公司决策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纳入政府决策中;在处理事务上,地方政府同样会把公司策略中的“最大经济效益比”执行原则纳入政府的处理事务当中。
“地方政府公司化”,受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影响,有愈演愈烈的倾向。不光表现在看待事务和处理事务的原则上,在地方政府的内部,权利分配及运用上面,也流露出公司化的痕迹。政府宛然就像一个特殊的公司,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地方政府公司化也像“经济全球化”一般,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我们带来了实惠,又给我们带来了伤害。那么,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合理性,就引起了广大学者的争论,究竟它应不应该存在?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像公司一般运营操作。
先说“地方政府公司化”好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公司化”最早可能要追溯到毛泽东时期。原因是毛时期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和地方干部的组织体系与当地工商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地方性国家统和主义”。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计划经济年代。地方性国家统和主义将县、乡(镇)的党委和政府、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等一并纳入其中,直接参与经济社会管理,作为快速稳定发展经济额重要手段。在这种手段的影响下,地方政府逐渐变得像公司一般开始运营并处理事务,地方政府负责人逐渐像自由经济人一样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体制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再到后来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第一要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谁不发展经济,就是公然与国家与人民唱反调。各地方政府更是积极响应号召,全身心的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去,提高地区GDP增长。在这期间,各地方政府公开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办法,公然引进一些西方公司管理制度,并运用到地方建设当中。可以说,有些地方政府,像极了公司,纳税人通过纳税的形式向地方政府购买服务。这种现象直至今日,依然显而易见。但值得肯定的是今日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具有跨越性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瞩目的辉煌。
再说“地方政府公司化”不合理的一方面。首先,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地方政府公司化,无异于在一场赛事里一个人既做选手又做裁判。大量的资源必然会被满足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挤占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可用资源,资源得不到一定的优化配置。例如各地大兴“土地财政”、“招商引资”。其次,政府做为社会的治理者和服务者,更多的是充当一个第三方的角色。地方政府公司化,政府就难以有效的了解基层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缺乏对社会冲突处理的动力,或者本身就被卷入到冲突当中去,成为冲突过程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冲突发生的根源。例如“征地”、“整改”等类似活动。最后,政府公司化,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群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也就相应的无法获取更多地政治支持,从而难以满足基层社会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要。
在利与弊之间,我们很难权衡天秤会倒向哪一边,但我们必须肯定,无论怎么做,它都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适应的。我们也应该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道路,最终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草草结束对这本书第一遍的阅读之后,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忽然间有很多感悟,可等到要把它说出来,把它写出来时又词穷意尽了。总结来看,还是对政治了解太少,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所知甚少。政治不像其它任何一门同级学科有其独有的限制性,也不像哲学一般没有准则性。政治有自己的准则性,而这个准则性是建立在无穷无尽的范畴之上的。要通过这个准则性去判断,就要全面系统地分析掌握遇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等等所有因素,并且它通常还伴有一定的准确性,但这个准确性又不像数学中的准确性那样,它只能是一个相对的准确,最优化的判断或决定。
中国的政治不能照搬照套,只能相对性的借鉴。“摸着石头过河”,要小心翼翼的走,一步一个脚印的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要不断加强对自己的学习与探索,还要积极学习了解他人,学习先进发达的文化、制度、技术等。值此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代,我们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谦虚学习、理性分析、兼收并蓄、大胆尝试,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做出最优化的理性判断。
第四篇:中国发展改变石油地缘政治
美国《纽约时报》3月20日文章,原题:中国的发展改变石油地缘政治 由于全球衰退导致需求锐减,沙特被迫减少1/4的原油产量。“2009年对别人来说是痛苦的一年,对我们也是如此,”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立德-法力赫说,“我们正经历相同的现金流问题。但我们迅速调整,我们的战略考量没受到影响。” 此次经济衰退也促成沙特和全球能源市场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中国成功的经济政策为迅速复苏铺平道路,另一方面衰退导致美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石油消耗量从2005-2007年的峰值削减10%。结果,沙特去年出口中国的原油多于美国。
虽然对美出口今年可能反弹,但从长期来看,美国需求下降、中国重要性增强表明,石油地缘政治格局正在进行根本变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长期性的转变,”法力赫说,“人口和经济趋势正在使之明朗化———情势迫在眉睫。中国是石油的增长市场。”
沙特官员已经意识到美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沙特很多年前就停止成为美国头号供油国的努力。这并不是说该国正切断同美国的关系。能源经济分析师爱德华?摩斯认为,这种转变是沙特和美国关系的一种健康进展。与此同时,沙特出口中国的石油去年达到每天100多万桶,比前一年翻了一番。中国现在进口石油的1/4来自沙特。沙特阿美公司在中国福建的大型炼油厂近期竣工,该炼油厂计划每天从沙特接收20万桶原油。同时,沙特阿美公司打算在青岛建第二个炼油厂。印度也引起沙特的注意。
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高级战略副总裁让-雅克?莫斯科尼说:“石油流动正从西方转向东方,沙特以前卖给欧美的原油现在流向亚洲”。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布拉德?布兰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和崛起的亚洲。他们现在认为同中国的关系是战略性和长期的。”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东问题专家奥特曼说,美国对沙特石油依赖减弱会给沙特带来问题,因为美国确保着海湾安全。“沙特特别担心全球市场这样一种格局:所有的增长来自东方,所有的安全保障来自西方,”他说。中国对原油未来两年的日需求将增长90万桶,今年的消耗量会占世界1/3。虽然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石油市场,但美国仍旧是最大消费国。“这是个长期的生意,”法力赫说,“美中都是未来需求巨大的市场。”▲
第五篇:政治科学读书笔记
《政治科学》读书笔记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姓名:于娴
学号:2011102040
《政治科学》这本书是美国迈克尔﹒罗斯金所写。此书共有二十个章节。作者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分别从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在肯定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更一针见血地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
一、作者简介
迈克尔·罗斯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莱康明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在政治科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政治科学》、《国家与观念:政治、地理和文化》(原名《国家与观念:比较政治学导论》)、《国际关系新世界》、《民主苦旅:四个发展中国家》、《中东政治:文化和冲突》、《东欧的新生》和《国家利益:从抽象到战略》等。
我只对这本书中的部分做了阅读。其粗浅感想如下:
二、政府治理中的人治与法治问题
《政治科学》中关于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引用了英国阿克顿勋爵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自然揭示了人治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的巨大危害。而对照现今的中国,却也难于用简单的人治或者法治来做合理与否的判断。江苏省副省长仇和做过的报告,有一些感触,曾经在一些媒体和网络评论中对于仇和在宿迁的许多改革政策很多争议,某种程度而言仇和也是地方政府人治的一个代表。听完以后,似有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人治”更比“法治”具有优势之感,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治”,只包括了人治中一些好的方面,比如强势政府、强势的精英领导在效率和执行方面所具有一定的优势;而某些特定的“法治”,在许多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中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伪法治,用僵化甚至扭曲的法制去约束政府行为,一则影响了发展的效率,二则表面的不合理的法治会带来私底下的寻租,实际是用法治的外衣去行人治之实,危害更大。此外,即便是彻底执行的法治,往往也只会追求过程的正义,一旦所依赖的法制基础并不是具备广泛合法性的,则最终的结果未必一定是最优的。
当然所谓人治是完全依赖治理中的“人”的个人道德,这在事实上经常是靠不住的,比如毛泽东某种意义上的独裁统治,在建国之初的迅速发展到后来众所周知的文革十年。而法治要想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说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则仍然有赖于很多方面的健全。首先自然是法制的健全,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有了法律的前提下,法制的贯彻、执行和监督如何有效果。现今的某些方面的法律优劣自然不去评论,单论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不如人意,有法不依的现象颇为普遍。
其实监督没有效果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监督机构的地位问题,本级的监督机构是由本级的行政领导任命的,自然难于实现对本级行政领导的真正监督。应当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独立性的优点,建立中央集权的监督体制,例如中纪委、审计署均应实施垂直管理。如此才能保证法律执行之后的监督到位,自然才能使法律执行更为有效,也才能有实现真正法治的可能。
三、政治科学?
政治学是科学吗?如果我们将政治学研究定义为积累知识,而且同意“知识”就是科学的本义,那么政治学当然就是科学了。但同样显然的问题是,政治科学与一般的自然科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许多多的政治问题太过复杂而完全无法量化、也就无法进行定量研究的缘故。除此之外,政治科学家们自己也在给自己制造障碍,因为他们无法从一个纯粹理性和客观的角度看待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在他们选择的每一个话题背后都隐藏着他们心中一团兴趣的火焰,而太猛的火焰则会形成派系的喧嚣,从而扰乱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为了减少这种情况,人们有必要自觉地注意学术研究的特征并努力与之靠拢。这些特征包括:推理的、公正的和以论据支持的。
所谓推理,是要求必须写出推理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应当是合理的。其中如果某一正确观点得益于一个尚不明确的假设,那也应该如实做出说明。
所谓公正,是指应当公正地提及关于这一论题的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作出的结论。通过把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放在一起并阐述自己的看法与原因,你就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客观、更有说服力的论点。
所谓论据,同时包含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定量论据和人文科学的定性论据。理论上,不管是解释还是争论,它的每句话都应该是言之有据的,并且这些论据都要经得起质疑和检验,每个阅读研究成果的人都应该能够检验并判断它们是否有效。
四、政治科学有什么好处?
从个人的角度说,政治科学可以培养一种平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政治分析能力,这同政治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后者通常需要坚定的、流行的和简化的观点,那是政治家们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科学家们的工作。一个专业的政治科学家在致力于探索研究是会将自己的个人观点放在一边,甚至可以得出以自己以前观点相左的结论。当你开始认识到当初不应该有派性的观点、开始放弃曾有过的强烈看法、开始采取政治学的观点的时候,就可以说你已经感受到政治科
学的好处了。对于政府而言,政治科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醒官员们并非万事大吉,有一个名人说的“对权力说真话”。政府应当多听从政治科学家的意见而非政治家的意见甚至大众舆论的意见,遗憾的是,现实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
政治科学本身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缺乏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政治学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纷繁的事物,需要通过理论体系加以简化,然而理论就是很抽象,并且偏离人们的现实生活。但是如果没有理论构架,我们可能要问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