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留学的 耻辱与希望

第一篇：庚款留学的 耻辱与希望

庚款留学的 耻辱与希望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联军总司令将指挥部直接设在了故宫之中，因这一年正值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之乱”。隔年，《辛丑条约》签订，英法美日等11国列强要求的赔款额极富侮辱性，清政府总共须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当时中国人口同为四亿五千万，平摊到每人头上正好一两。

有意味的是，在庚子赔款的耻辱下，却又走出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借退还庚款，扶助中国教育之名，妄图进一步控制中国，却也因此为中国打开了现代文明的大门，那些借助庚款学成归来的文化精英们，随即成为推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引擎。

庚款兴学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庚款是用黄金还是白银偿还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举行谈判。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他意识到美国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当即改变谈判策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他同时向清政府谏言，用这笔款子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他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

美国朝野的有识之士早有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的打算。当列强在北京开会决定条约的内容时，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额的指示，一是美国提报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这个数额已将损失虚报了两倍。其二，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作为此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它的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不希望中国被瓜分或分割。英法日德等列强的贪婪没有使美国做成“好人”，但退还部分庚款的种子就此埋下。1905年海约翰的突然逝世令退款一事暂时搁浅。美国的民间力量开始发挥作用，1906年3月，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明恩溥回到美国，他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而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经过多方推动，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才，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有关议案，并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美庚款之半数1078.5286万美元，逐年逐月“退还”中国。清政府马上做出回应，命外务部与学部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规程确定，初四年，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100人，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受美国引领，除日本将庚款用于侵华战争，苏联自动放弃，德国，匈牙利，奥地利因一战战败而对战胜国中国取消庚款外，英国，比利时等庚款受益国也因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步实施退还庚款助学的策略，轰轰烈烈的庚款留**就此拉开了闸门。

开科取士

1908年中美签署庚款留学协议后，中国即开始留美学生的甄选工作。1909年到1911年的三年间，清政府三次在全国范围内招考庚款留学生。考试地点设在北京的史家胡同。自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之后，遴选庚款留学生是再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这使恪守“学而优则仕”的无数学子从“学习新学，争取留学”中看到了读书给人生带来的新的希望，许多老派学人更是把此项选拔考试视为新的开科取士。这是一场恒古未有的考试，一个在近代饱受列强欺侮的古老民族聚全国青年才俊于一堂，将其最优者送往海外，以求与现代文明接轨，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而作为留学经济支柱的庚款，不可避免的为此项留学活动打上了国耻的烙印，深深的刻在每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青年心底。

史家胡同见证了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历经七八天的初试复试之后或品尝胜利喜悦或吞咽落榜苦涩的情景。当年招考的要求极为严苛：考生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要求“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庚款留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国。1909年8月间，庚款留学的第一次招考举行，应考的学生达到630人，两次考试后，只剩下47人。这47名佼佼者在当年10月赴美，只是出发时，3名贵胄子弟加入他们的行列。这50名学生中包括日后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

一年之后，1910年8月，仍旧是史家胡同，庚款赴美第二次招考进行，考试科目及顺序一如上年，后人来看那一年的考题仍觉得蛮有趣味。初试中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这一年的考录比上年大幅提高，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

胡适参加了这次考试，他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只是考国文时，对“规矩”这一命题，考生都是作策论，唯独胡适别出心裁的作了考证，谁知歪打正着，主考官是个考证迷，对胡适的文章极为赞赏，打了100分。当其他陪考官提意见说国文没有打100分的道理时，这位主考官却说：“100分还打少了，依我的意见要打120分！”最终胡适名列第55名，他赴美后初学农，后改哲学，最终多有建树。与他同时渡洋留学的还有赵元任和竺可桢。

1911年，第三批庚款留学招考举行，63人得以赴美。10月间，武昌的炮声打碎了清政府虚弱的外壳，清帝逊位，随后，中国进入近代史上最为混乱的军阀混战时期，庚款留美计划就此搁置。胡适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所叙及“十年之后，赔款学生当遍于新大陆矣”的盛况，被炮火打得粉碎。但这三批赴美留学的学子大多学有建树，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化的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

水木清华

民国初年流行着一个笑话，据说，当时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山村里，有个学子考中了清华大学，消息传开，整个村子沸腾了，一个老学究为表示自己有学问，就问乡民：“你们知道什么是清华吗？”大家摇头，他就摇头晃脑的说：“清，是大清，华，是华盛顿。”

虽然是笑话，但也反映出清华大学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当时符合直接送美留学条件的学生并不多，为使这一留学教育保质保量，学务处奏请清政府设立留美预备学堂，因学堂设在清华园，故称清华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后，庚款留学中断，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却并未停止选送优秀学生赴美留学的重任，更于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截至1949年，清华大学共派出6批庚款留学生，达1000多人。

美国庚款助学的半殖民地色彩在清华大学身上彰显无遗。按照美国大使馆的要求，清华学堂一定要开设美国历史，地理和公民课。美籍教师在课堂上，更要求中国学生将美国历任总统，历史上的伟大人物，48个州的州名等都一一背下来。英国哲学家因此说清华好似一座“从美国移植来的学校”。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剩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但必须由中国和美国共同成立一个基金会掌管此款项，这就是“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简称中基金”。中基会的成员是国际国内极有声望的社会名流，蔡元培、司徒雷登、胡适、丁文江、韦罗贝、翁文灏、汪兆铭、李煜瀛、位朝枢、任鸿隽、孙科、赵元任等都曾先后替补为董事会成员。在基金会的账面上，有着1254.5万美金。还给中国的钱中国却不能自己做主使用，这既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同时也由于美国的干预，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不敢将庚款挪为他用，保证了中国留学教育的经济基础。清华大学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这个基金会所提供的相当部分的奖学金，基金几乎可以算是清华当时的经费来源。有历史学家评价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

英国是美国之后庚款助学做的最好的国家。与庚款留美不同，庚款留英的宗旨是要为中国科学教育培养出一批高端专家学者，所以留英考试是所有留学考试中难度最大，竞争最激烈的。但也因此凡是被英庚款录取的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的领军人物。如我国数理统计学和概率学的奠基人许宝騄，原中科院院长，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与钱学森一起成为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助手的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当然，还有钱钟书。1933年，钱钟书毕业后，校方有意留他任教，或者在西洋文学系读研究生，钱钟书却回之以“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他不久参加了第三届英庚款留学考试。当年共有24个名额，但英国文学专业仅一名。据说，那年清华大学准备报考的一些人听说钱钟书也去考，吓得自动退出，成绩出来后，钱钟书果然名列榜首，去牛津大学读书了。

高瞻远瞩

为了培养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的认同与感情，美国政府下了大力气，当时正值美国社会排华的高峰期，美国政府将庚款留学生们安置在笃信基督教的体面人家里，感受温良的家庭之爱。在经济上同样给以大额资助，庚款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相当富足，不仅学杂费不用自己操心，每月还发生活费八十美元，相当于两百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张恨水当时在芜湖做编辑月薪才六银元，还要养家糊口。胡适开始学农，一年半后改学哲学，按规定须补缴学农期间的学费，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他当时还寄钱补贴寡母，为此还为《大共和日报》翻译了一些东西，都德《最后一课》就是其中之一，稿酬由报社径寄母亲。但不管如何，胡适在美留学期间的生活是不会清苦的。

但美国粉饰太平，大搞中美亲善的伎俩还是被美国社会欺压华人的现实无情的粉碎了。1912年7月，侯德榜等16名留美生乘美国油轮抵达檀香山后，遭到美国海关的无理刁难，侯德榜当即作诗一首：“闻道轮船到檀山，华人登岸万般难。伤心最是中华国，到处亏人冷眼看。”他的这种感触，后来与时俱增。即使一向被视为亲美派的胡适，后来也认为美国的庚款助学“怀着诡计”。

由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领衔的庚款招生考试委员会同样懂得用长远眼光看未来。他们从整体战略出发，通盘考虑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国防需要，以此设置学科，推选人才，在许多领域填补了学科空白，从而为中国相应的科技发展造就了领军人物。1932年清华首次招考公费留学生时，一共只有20个名额。此前“九一八”事变刚爆发，他们从应付未来战争考虑，设置了一个应用光学名额，一个弹道学名额，一个地球物理名额。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龚祖同准备参加考试，叶企孙郑重地对他说：“应用光学在军事上很重要，世界各列强都在研究，而在我国还是个空白，我们应该有人去学。” 研究核物理的龚祖同听这么一说，便放弃了原专业，报了这个名额。录取后进入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深造。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光学工厂，后来又为我国的航天航空和光纤制造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4年清华招收第二届公费留美生时，又设立了一个飞机设计名额，一个高空气象学名额，一个同位素化学名额，同样是出于填补我国科技空白的需要。这三个名额分别被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的钱学森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赵九章、化学系的研究生张青莲考取。钱学森原是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的，为让他熟悉新的专业，不仅先安排他在清华学一年相关课程，还派他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然后再将他送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就读，到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是国际著名的航天航空专家。

钱三强出国研究核物理，也与大师们的举荐分不开。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吴有训将他推荐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第二年，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公费留法考试，虽然只有六个名额，但经严济慈建议，还是设立了一个“镭学”名额。严济慈积极鼓励钱三强报考，并选定居里夫人作为这个名额的导师。后来，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成了居里夫人的得意弟子。

最后归宿

1943年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新约》，宣布取消中美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美国放弃庚子赔款权利，中国对美庚子赔款终止支付。依据美国庚子退款而成立的中基会随即面临着有无必要继续存在的问题。

1944年底，经过多方协商，中基会得以保存下来，清华基金及清华大学的经费也得以按原来的方式继续保留和运作。据说，到1948年底清华基金已积累到432．3万美元，这笔基金后来被中基会董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保管。

1948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试图将中国的学界精英们转入台湾，爱国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出了崇高的节操。同年12月，陈寅恪被蒋介石用飞机接到南京，第二天他就去了上海，随后到岭南大学任教。国民党高官不死心，追过来游说他，表示如果陈寅恪肯去台湾，马上给他10万港币及新洋房。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你给洋房我可以马上盖新房。”结果就是说不动陈寅恪。茅以升，竺可桢等科学家同样选择了留下。1948年12月，北京解放的前两天，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到南京，随后去了美国。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后，原中基会也随之土崩瓦解，全部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的收支都掌握在寓居美国的梅贻琦手中，但他保持着一贯的清廉作风，他住的小公寓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他的太太60岁高龄还要出去打工，在衣帽厂工作。1956年，梅贻琦用这笔钱去台湾创办了新竹清华原子能研究所，随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新竹清华大学。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湾病逝。在病危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来组织专人启封，原来全是清华基金的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这大概就是庚款的最后归宿。

第二篇：庚款留学

“庚款留学”寻踪 清华大礼堂

庚款，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列强强加给我国的巨额赔款，为百年国耻中的莫大创痛。后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带头“退还”本已多收的庚款，用于培养留美中国学生；之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加以效仿，由此形成了一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特殊留学活动——庚款留学。

当年，那些庚款留学生负笈美欧，将大耻化为大勇，卓有成效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文化引回了中国。这样，也造就了一大批真正的栋梁之才，如我国物理学奠基者胡刚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航天航空学家钱学森，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彭桓武等等，为中国科教文化全面融入世界潮流，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庚款留学的提起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这个新百年的开始为“庚子”年。从这年年初起，慈禧太后和一些亲王企图借助北方的民间义和拳组织去“灭洋”，随之而来的便是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8月14日，北京被攻陷，慈禧仓皇西逃，整个京津地区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蹂躏，史称“庚子事变”。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德、俄、英、法、日、美、意等11国公使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屈辱条约——《辛丑条约》，其中“赔款”一项规定：中国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为9.822亿两白银。这笔赔款因是针对“庚子事变”而设，故称“庚子赔款”，简称为“庚款”。

为瓜分这笔赔款，列强们争吵得面红耳赤，后来总算按所谓“受损多少”、“出力大小”列出清单，其比例为(取小数点后两位)：俄国占28.97%，德国占20.15%，英国占11.24%，日本占7.73%，美国占7.31%，意大利占5.91%，比利时占1.88%，奥地利占0.83%，荷兰占0.17%，西班牙占0.03%，葡萄牙占0.02%，挪威与瑞典各占0.01%。

这笔赔款数额如此巨大，连数字本身都带有国耻色彩(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合人均摊罚白银一两)，且分39年偿付，这样算下来，清政府每年须筹措支付2200万两该项赔款，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国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何况，此前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勒索去的赔款和外债抵押，已费去了全国年收入的五分之一。两者相加，中国每年的总收入将近一半要作为赔款划拨给外国列强。可以想见，国人对庚款是怎样一种心情。

这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却做出一种姿态，声称“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原来，列强在北京开会决定条约的内容之前，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额的指示，一是提报美国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这个数额，已将损失虚报了两倍。其二，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他的策略是，用削减美国索取额为由，在会议上要求其他列强也削减他们的索取额，并借此向中国要求贸易上的权利。但最终，削减索取额的协商失败了，美国没能做成“好人”，但却从中获取了超过实际损失两倍的赔款额。美国为什么要充当这一“好人”角色呢？这与1899年到1901年间美国发轫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关。在此之前，美国因专注于国内事务(南北战争)，放松了海外拓展，随着战争结束，至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首位，这时它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域，而不希望中国被瓜分或分割。

此时，恰逢清廷派梁诚出任驻美公使，他得知这一内情后，欣喜万分。因为这不仅透露了美国索赔的庚款有水分，也表明有向美国争取退还庚款的可能。于是，他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要求核减退还，一面向朝廷上书禀报。

1905年4月，美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赴华前，与梁诚作了一次会谈。柔克义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知道如果美国退还赔款，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钱？梁诚遂致函外务部，建议在接见柔克义时事先准备好有关这问题的答案，他同时提出自己的想法：用这笔款子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他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

柔克义到中国后不久，于7月12日上书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提议退款。他说，中国政府向他表示，将把这笔钱花在教育上。但是，关心和支持此事的国务卿海约翰忽然于该年7月1日逝世，其继任者伊莱休·鲁特提出，要等到美国收回“足够的”赔款后，再开始退还超额部分。这样一来，此事也就搁浅了。但这件事引起了在华美国商人们的关注，他们迫切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通过退还部分庚款来改善美中关系，这些人的代表者，便是西方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身兼牧师与商人双重身份的明恩溥。明恩溥与罗斯福

明恩溥原名阿瑟·史密斯，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天津、山东任传教士，明恩溥是他来华后起的中文名字，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40年，写有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1905年，因美国在国内采取歧视华人政策而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使在华美商损失惨重，原先被美国垄断的煤油、棉布市场无人问津，棉布堆积如山。面对这种情形，明恩溥的态度与一般美商不同，他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重新唤回中国人的好感，既然前国务卿海约翰已承认美国获赔的庚款“原属过多”，那么拿出部分用于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应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时，适逢美国在华教会派人回本土募捐，明恩溥就借此机会漂洋过海，一路风尘回到美国。1906年3月6日，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明恩溥。十天之后，罗斯福致函明恩溥道：我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大作，实非其他书籍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中国人的了解加深了许多。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才，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有关议案，并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美庚款之半数1078.5286万美元，逐年逐月“退还”中国。清政府马上做出回应，命外务部与学部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规程确定，初四年，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100人，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为保证计划完成，由两部共同设立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专司考选留美学生。从1909年1月开始，美国已退还首批庚款，首批100名学生年内就要抵美，故1909年农历8月，两部便举行了首次考选，录取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北京高等农校校长(当时全国六所国立高校之一)金邦正，我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的胡刚复，我国现代化学的开山者张子高、王，以及曾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徐佩璜等。后两年又连续考选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分别录取了70名和63名，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化的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由于当时符合直接送美留学条件的学生并不多，为使这一留学教育保质保量，学务处奏请朝廷将肄业馆改为留美预备学堂，因学堂设在清华园，故称清华学堂，后又改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奠基者。英退庚款与蔡元培

在美国带头退还半数庚款之后，别的握有庚款的国家怎么办？还有，美国剩余的庚款又当如何处置？这成为中外邦交中新的焦点问题。在中国国内，由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陶行知等贤达领衔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全国教育界的代表，为争取“退款”的全面解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要害是解决欧洲诸国的领头羊——英国的退款问题。在美国退款之始，英国就发表声明，说对中国的赔款“没有理由做出任何变动”。不料，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英国为争取中国参战改变口径，说愿意按照美国的方式“退还庚款”。1917年，中国宣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并与有关诸国商定，从这一年起，庚款缓付五年。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终止了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赔款。同时，中国人也意识到：庚款“惩戒”的对象(清政府)已不复存在，这时仍要一个战时盟国交纳昔日战争贡金，毫无道理。这就形成了一致的社会舆论，要求政府负起交涉责任，让有关国家无条件退还庚子赔款。但英国政府一直延至1922年12月才发表宣言，称准备将部分庚款退还中国，以作为有益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之用。宣言发表后，在华英国教会和部分商人却又突然杀出来，企图取得对这笔退款的控制权。上海的英商公会提出，英国应将退还的庚款用于维持英国人在华举办的教育事业、医学事业以及由英国人管理的中等教育和附属小学，并用作英国式工业教育津贴等等，明显是想利用庚款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

消息传出，中华教育改进社立即带头抵制，并敦促北洋政府，授权旅居法国的蔡元培为特命代表前往英国交涉。1924年3月29日，蔡元培携夫人周养浩抵达伦敦。第二天，蔡先生和夫人就对《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观察家报》等逐一拜访，针对英国方面对大笔庚款退还之后会不会被侵占、挪用的疑虑，以及英商公会的不良图谋，坦率表明了态度和立场，强调所退庚款只会在有效监督下集中使用，如创建大规模的科学馆等等。同时，他还郑重提出，希望英国政府在遴选委员和调查人员时，应格外慎重，不要有排斥中国的倾向。蔡先生重点拜访的另一个人，是牛津大学校长沙尔特先生。这时北大校务虽由副校长蒋梦麟代理，但名义上蔡先生仍是北京大学校长。所以，他同沙尔特先生的会见，又是中英两国之间两所最高学府校长的晤面，多了一条沟通的渠道。对中国希望英国退还庚款用于本国的科教事业，沙尔特表示理解，并表示英国的商会不应插手其间。在英国，上层文官有50%以上都出自牛津大学，所以沙尔特校长的意见对英国政府很有影响。这次会晤被媒体报道后，事态果然出现了转机。4月8日，由国会议员E·哈奈出面，邀请蔡元培出席午宴，出席的还有另外八位议员，这说明英国国会已开始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在短短十天内，蔡元培通过旋风般的外交，使交涉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蔡先生还适时起草了一份《处理退还英庚款的备忘录》，分送英国国会和外交部。其要点为：此款主要部分用来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院；一部分用于资助某些著名大学建立或扩展科技系科；一部分分配给某些国立大学用以购置研究英国科学、艺术、文学的设备，并从中拨出一些专款作基金，用于聘教授，购图书，为研究生设奖学金；一部分设立基金，用作派遣我国大学教师、毕业生赴英学习费用；一部分作为邀请英国学者来华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费用；一小部分用于购回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一部分用于英中两国互派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后来，这份备忘录成为解决问题时的重要蓝本。

1925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了“中国赔款案”，但延至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方成立，其中华籍十人，英籍五人，推选朱家骅为董事长。其运作的方法，是将大部分庚款借贷给有关部门及企业，用滋生的利息来支付各项文教费用，运作中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算是继美国之后最有成效的庚款兴学机构了。“庚款生”的全国考选

在蔡元培游说英伦之际，美国也派遣孟禄为代表，来华实施“二次退款”，即将庚款余额全部退还，并于1924年9月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推举颜惠庆为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范源濂为总干事(后由任鸿隽接任)，以具体管理这笔退款。1928年，随着北伐的胜利，国内“收回教育权”运动风起云涌，清华也不例外，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基金也归入“中基会”管理。之后，清华系的留学活动仍在延续，除教员达五年教龄即可资送出国读学位或进修外，从1933年起，受教育部委托，先后在全国招考了六届留学生，有近200名优秀学生被资送出国，其中有龚祖同、顾功叙、赵九章、张青莲、陈省身、钱学森、马大猷、杨振宁等人。而由中英庚款选派的留学生，目标定在培养高级人才上(读博)，是所有留学考试中最难的考试，成为庚款留学运动中的又一重镇。从1933年至此1944年，连续举办了九届考选，先后有 193名优秀学人被选送出国，他们中有王葆仁、吴大任、王之卓、张文裕、钱钟书、翁文波、卢嘉锡、王应睐、钱伟长、曹日昌、黄昆等等。继英国之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俄国十月革命后终止该条约)等国也都或多或少地退还了部分庚款，用以承办文化交流和留学事业。其中，获法庚款的有钱三强、杨承宗、吴文俊等，获比庚款的有童第周、钱令希、吴作人等。

目光超前的招考委员会

庚款留学之所以始终能高水平、高素质地造就各方面的高级人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由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领衔的庚款招生考试委员会，能从整体战略出发，通盘考虑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国防需要，以此设置学科，推选人才，在许多领域填补了学科空白，从而为中国相应的科技发展造就了领军人物。

1932成立的由校长梅贻琦挂帅的清华公费留美招考委员会，因名额大多数都分配在物理和化学专业上，故考选工作主要由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负责，助手则是吴有训、张子高等。1933年，庚款留英招考委员会也告成立，委员主要由清华、北大、中大等校的名师组成，而重头戏理化两科则由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人主持。他们成了中国现代科教史上最杰出的“伯乐”。

1932年清华首次招考公费留学生时，一共只有20个名额。此前“九一八”事变刚爆发，他们从应付未来战争考虑，设置了一个应用光学名额，一个弹道学名额，一个地球物理名额。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龚祖同准备参加考试，叶企孙郑重地对他说：“应用光学在军事上很重要，世界各列强都在研究，而在我国还是个空白，我们应该有人去学。”龚祖同原跟赵忠尧研究核物理，听这么一说，便放弃了原专业，报了这个名额。录取后，改派到应用光学最发达的德国，进入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深造。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光学工厂，后来又为我国的航天航空和光纤制造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弹道学名额有许多人报考，位列前两名的是清华物理系第五级毕业生熊鸾翥、浙江大学助教顾功叙。熊鸾翥以第一名成绩摘得这个名额；顾功叙则被择优录取去攻读地球物理专业，解放后为创立物理勘探立下大功。

1934年清华招收第二届公费留美生时，又设立了一个飞机设计名额，一个高空气象学名额，一个同位素化学名额，同样是出于填补我国科技空白的需要。这三个名额分别被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的钱学森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赵九章、化学系的研究生张青莲考取。钱学森原是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的，为让他熟悉新的专业，不仅先安排他在清华学一年相关课程，还派他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然后再将他送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就读，到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是国际著名的航天航空专家。赵九章报考高空气象学名额，则出于大师们的建议，他们考虑到这是一门前景非常广阔的新兴学科，希望他能将数学和物理的理论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中。赵九章被派往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接替竺可桢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后担任了我国首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同位素化学是拥有原子核技术的关键，张青莲被定向派往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化学系，跟随著名专家森菲尔德教授从事研究，连续发表论文十篇，成为当时世界上首批从事稳定同位素研究的年轻学者之一，后成为我国重水生产的主要设计者。

庚款招考委员会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新兴学科也很注意。如声学在当时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美国的声学会也是到1929年才成立。而他们在1936年第四届考选留学生时便特设了一个电声学名额，结果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应届毕业生马大猷考取，并给他“开小灶”，专门指定清华的任之恭和北大的朱物华教授带他。1937年12月，马大猷来到美国加州大学，只做了几个月的研究工作，便将英国著名声学权威、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给出的公式作出改进，在简正波理论上做出了奠基性工作，回国后被北大任命为新创办的工学院的首位院长。

英庚款留学生的考选工作，大师们同样倾注了心血。1938年，教育部举行中英庚款第六届公费留学生考试。当时，量子理论崛起，“理论物理”成为科学前沿，故专门设置了一个名额，周培源鼓励他的学生彭桓武报考。彭考取后，周培源又亲自为他选定导师——此时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教的理论物理大师马克斯·波恩。彭桓武进入爱丁堡大学，跟随波恩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学习和研究，后成为我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钱三强出国研究核物理，也与大师们的举荐分不开。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吴有训将他推荐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第二年，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公费留法考试，虽然只有六个名额，但经严济慈建议，还是设立了一个“镭学”名额。严济慈积极鼓励钱三强报考，并选定居里夫人作为这个名额的导师。后来，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成了居里夫人的得意弟子。庚款生向往“实业兴邦”

晚清大张旗鼓地派遣庚款留学生，主要目的是为兴实业培养所需人才，故规定选派人员中十分之八须习“实业”。这种历史原因，也使庚款留学生大都怀有“实业救国”的志向。在康奈尔大学专攻机械和冶金的周仁，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即回国为“兴实业”做努力，先出任《申报》馆工程师，负责建造《申报》新馆和机器安装，后应聘担任了九江电灯公司工程顾问。1921年底，他到上海南洋大学(今交大)任机械系主任兼教务长，又筹资创办了大效机器厂。1928年以后，他专任中央研究院工程所所长，先后创办了钢铁试验场、陶瓷试验场、玻璃试验场和棉纺织试验场。周仁办的试验场，既是研究试验场所，又是向社会提供产品的工厂。在冶金方面，他从美国引进了电弧场，最早在国内进行电力炼钢，研制出各种工业中急需的钢材，如含铅、锌的特种铸铁、高硅制铁、低碳韧性铸铁，以及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耐酸钢和气门用钢，产品近20种，让世界为之吃惊。还研制出抗热压玻璃和光学玻璃，并改进了棉纺织机械设备。新中国成立后，工程所分为中科院的冶金所和硅酸盐所，两个所科研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华学校首届毕业生侯德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时，便接受范旭东之聘，加盟创建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侯德榜来到渤海之滨荒凉的塘沽碱地上，作为技师长(总工程师)，一干就是四年，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永利碱厂终于在1926年6月建成投产，生产出第一批雪白的纯碱，当年便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从此，作为肥皂、纸张、玻璃、印染、食品、医药等工业重要原料的纯碱和烧碱，我国不再依赖进口，年进口量由100万担锐减到48万担。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主持了众多重大项目建设。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早期庚款留学生中有许多人习农，如金邦正、过探先、邹秉文、钱崇澍、钱天鹤等，都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农学家。过探先1915年获农科硕士学位回国，被任命为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旋即发起创设省教育团公有林，中国近代大规模造林自此肇始。1916年在此基础上筹建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共设四区，每区面积约五万亩，如今的南京中山陵园即其中一区。1919年，考虑到我国新兴纺织工业需要优质原棉，过探先应华商纱厂联合会之聘，毅然辞去校长职，在南京洪武门外开辟植棉场，艰苦创业，经过三年辛苦的田间工作，终于选育出江阴白籽棉、孝感光子长绒棉、小花改良棉和后来以他姓氏命名的“过子棉”，为发展我国棉花种植业和棉纺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他自己却因为劳累过度在1929年3月23日遽然逝世，年仅43岁。

建钱塘江大桥是几代浙江人的梦想，但钱塘江不比寻常，上游的山洪与下游的倒灌海潮时常相汇，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且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故建桥论证了多年还不敢下手。浙江请茅以升来担此重任，他不畏艰险，辞去北洋大学教职，走马上任，邀请留美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又从国内聘了四位工程师和29位刚毕业的工科大学生，组成技术队伍，先后设计了六套建桥方案，从中选取最优。他组织员工昼夜奋战，于1937年9月26日提前通车，前后仅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这座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建造的“中国第一桥”，在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

摘自《庚款留学百年》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8月版

第三篇：浅析庚款办学

浅析庚款办学

2005年3月23日，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学者李敖先生在清华的未名湖畔开始了他神州文化之旅的第二次演讲。当其谈论清华大学的由来时，气愤填膺，声称届时的美国总统布什三年前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了一句谎话，并当众撕毁了布什总统的演讲稿。这一事件，掀起了明间研究庚款办学的热潮。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清廷被迫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挪六个“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项4.5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39年按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还清，以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该各款按比例分配，美国按比例分得32939055两白银，合美金24440778.81元。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而在签署《辛丑条约》后的第七年，即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届时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咨文，咨文内容声称退还部分庚款，国会同时还授权罗斯福总统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同年，中美两政府协议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游美肄业馆”，1911年首批校舍建成，4月29日开学，取名清华学堂，不久，改名清华学校，人称“美国赔款学校”。到1928年，清华大学正式成立。这就是清华大学的由来，也就是著名的庚款办学。

在众多研究庚款办学的学者的文章中，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几乎所有学者都把研究重心放在讨论美国领导的这场庚款办学背后的动机上。那么，美国的这一举措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认识这件争论已久的庚款办学呢？要搞清这一点，我不得不提到一个时间段，那就是在1901年庚子赔款签订后，到1908年罗斯福总统提交咨文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了庚款办学的发生？

在很多的学者文章中，都读到了他们举的一个相同的例子。那就是1905年，美国国内发生的歧视和排斥华工事件。这一事件使得当时的国人对美帝国主义产生了普遍的恶感，一时间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和天津等地市民针锋相对地开展了抵制美货的斗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帝爱国运动。有学者称，正是因为国人的严重抵触情绪引起了美国人的恐慌。为了平息中国人的反美情绪，罗斯福总统才理出咨文，声称退款办学。这件事的前后，从表面上看上去是如此的理所应当，但仔细想想，就觉得有些不妥。

首先，我不得不有一个疑问，1905-1906年中国国内抵制美货就真的能让美国人引起恐慌吗？诚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蕴含了巨大的消费能力，但史料证明，这段时间的抵制并没有对美国的经济产生大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损失总和，远不及所退的庚款数额。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就引起了美国国内恐慌并将大笔本已经理所应当揣进口袋的钱拱手相让？这显然不合情理。

其次，便是这个态度问题了！在这项措施未实施之前的几十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欺压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那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过后，美国这位西方强者，对中国的态度来了个180°的大转变，将所得的赔款拱手奉还？

最后，就要注意到所退庚款的用途了。有史料显示，届时的中国政府想以迎合美方庚款办学的愿望为说辞，尽快拿到退款，摈除美国干涉，自主将这笔钱用于开矿修路来改善交通，或者是发展军力抵抗俄国渗透，甚至用它作抵押借贷外国资本开办“蒙古银行”。但对此，美国公使柔克义连下三道“通牒”，直接表示：想将庚款挪作它用，就根本拿不到钱！也就是说，这笔钱只能用于中国教育事业！这就让人纳闷了。那时的中国，经济军事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按理这笔钱用于这些方面更适合，但美国政府却硬性规定，态度强硬！让人不解！

在众多的学者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很少有将其提升到一个政治高度。总是从一次史料片段来分析得出结论。首先我不得不说，美国，它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所作所为都将会将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

其实，早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契机，西方列强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定自己的租借地。而届时的美国，正忙于与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无暇东顾。为此，在美西战争结束后，于1899年9月6日向英、德、俄、法、日、意六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而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为了缓解列强间对中国的争夺和消弭中国人民的反抗，由列强在中国建立“国际工管体系”。从瓜分中国，到形成工管体系，不难看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策略上发生了些许的变化。他们已不再想将偌大的中国分割成几块自己所属的殖民地。准确的说，他们不是不想，是办不到。因为被西方列强压制的中国人民从来就没停止过反抗，从三元里人民抗英到黑水党，再到1898年，也就是门户开放政策签署之前，华夏大地上的拳民活动，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让西方列强充分的认识到，必须要寻找一个更好的办法来“管理”这个庞大而从不屈服的国度。

有了这种认识的西方列强，正在全力寻找更好的“管理”中国的方法。那我们再折回之前讨论的事情----1905-1906年中国国内抵制美货。这一事件，让西方列强对如何管理好中国头痛。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届时的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他曾在1906年给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两句绝妙的话语，在罗斯福总统眼前呈现出另一条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也就出现了罗斯福总统递交给国会的那份咨文，也就有了后来的庚款办学。

事实证明，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如胡适），在来的几十年时间里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第四篇：穿梭在光荣与耻辱之间

穿梭在光荣与耻辱之间

——观马江海战纪念馆有感 刹那间，一发发炮弹呼啸着划破长空，马江波涛汹涌，“扬武”号破浪前行，大炮发出愤怒的吼声„„126年前那场悲壮的马江海战又浮现在眼前：法方孤拔还是趁落潮的有利时机，指挥法舰突然袭击福建水师。我仿佛看到高腾云、吕翰、陈英、许寿山、林森林、叶琛等清军将领官兵脸上的愤怒和不甘，和法军对峙月余，底下许多官兵请战，但面对着“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也斩”的命令，大家都无可奈何。高腾云他们终于等来了朝廷的旨意，但上面只有十六个字：“彼若不动，我亦不发。保护船厂，固守待援”。圣旨上最后“固守待援”四个字让高腾云产生了些许遐想，也许朝廷会调派其他水师前来支援吧，不过看到近在咫尺的法舰，高远征心中悲哀地想：还来得及吗？

此时福建水师与法国舰队的军舰数对比是11：10，看上去福建水师似乎比法军多出一舰，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法军的10艘军舰中，不仅有4600吨级的铁甲舰“凯旋”号，还有3500吨级的巡洋舰“杜居土路因”号，其它还有“费勒斯”、“德斯丹”两艘2200吨级的巡洋舰，孤拔的旗舰“窝尔达”号也有1300多吨的排水量，法军总吨位达到了1万5千多吨，火炮数达到了77门，而且法军还有最先进的机关炮和鱼雷艇。反观福建水师，11艘军舰中，有两艘是运输舰，其他堪与法军交手的只有“济安”、“飞云”、“伏波”三艘千吨级的炮舰和“扬武”这唯一一艘巡洋舰。其他像“福星”、“福胜”、“建胜”等舰全部都是两百多吨的蚊子船，根本不堪一击。总吨位只有9千多吨，还不到法军的三分之二，就算最大的“扬武”号也不过1500多吨的排水量，不要说与“凯旋”号对抗了，就是“费勒斯”和“德斯丹”估计也能击沉它。高腾云等清军官兵知道面对着装备胜于自己，又占据着有利时机等“决定性战略优势”的法国舰队，这场仗没得打了。然而福建水师却是退无可退，背后就是马尾船厂，若是马尾船厂被毁，大清国的造船业至少要倒退十年，洋务派经营了十几年的福建水师将覆灭，洋务派“师夷技以制夷”的幻梦就被打破。

虽然处于绝对的弱势，但中华民族从没有因为外敌的强大而屈服过，“扬武”作为旗舰用它的炮声作出了回答。虽然数次命中二舰，但“扬武”150磅的前六角膛钢炮根本连“杜居土路因”号的装甲也打不破，更不要说“凯旋”号那厚达153mm的装甲了。而二舰侧弦的速射炮则不断敲击着“扬武”舰，数次命中后，“扬武”舰燃起了大火。冒着大火指挥着舰上的士兵向法舰开炮的张成辫子都被烧着了，这时他就觉得脚下一阵剧烈的晃动，他整个人被抛了起来，一头栽入江水中。“扬武”舰被鱼雷射中了，是法国46号鱼雷艇的杰作。“扬武”侧弦那个被炸开的的大窟窿让江水倒灌而入，不一会，“扬武”舰就倾斜了。扭曲着身体，“扬武”舰依然射出一炮又一炮，直到火炮因为炮膛过热而爆炸，舰上的士兵多半被爆炸和烈火给湮没，他们本可以放下舢板逃生的。在沉没的最后一刻，一名水兵爬上主桅顶挂出龙旗，表示“舰虽亡、旗还在”，最后“扬武”舰和舰上的官兵一起共同殉国。

看到“扬武”沉没，陈英目眙欲裂，他屹立福星号的驾驶台上，看着江面炮声隆隆，血肉横飞，对身后的水兵说：“此吾等报国日矣！吾舰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舰。尔等愿与我共生死否？”舰上的水兵轰然应诺：“愿效死命。” 陈英仰天长笑道：“大丈夫食君之禄，宜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说着亲自驾驶福星号向法军阵中的窝尔达号冲去。可惜“福星”只是一艘200多吨的蚊子船，根本挡不住“杜居土路因”一炮，很快就被击沉。

跟随“福星”之后冲向敌舰的“福胜”、“建胜”两舰是蚊子船，仅在舰首装备有一尊不能转动的前膛阿姆斯特朗16吨大炮，火力很弱，而且马力小、笨重迟缓，无法靠近援救“福星”，只能远距离射击法舰。“建胜”开炮击中孤拔旗舰，轻伤其舰首。敌舰以重炮还击，“建胜”多处中炮，管带林森林阵亡，由游击吕翰继续指挥作战。开战后，吕翰短衣仗剑，督率“福胜”、“建胜”两舰迎击敌舰，面部中弹，稍事包扎又继续指挥。“建胜”迫近敌舰时被击沉，吕翰中炮牺牲，年仅32岁。管带叶琛指挥的“福胜”舰开战后尾部中炮起火，但仍坚持不退。叶琛战斗中面部受重伤，忍痛督炮连中敌舰，最后饮弹身亡，“福胜”舰亦被击沉。

永保”和“琛航”两艘运输舰毫不示弱，开足马力撞击敌舰，相继被击沉，舰上官兵全部殉难。法国“凯旋”号装甲巡洋舰罗星塔下游方向，船政的3艘炮舰“振威”、“飞云”和“济安”与3艘法国军舰对峙。海战开始后，“振威”舰最快做出反应，立即发炮轰击附近的法舰“德斯丹” 号。“振威”管带许寿山，今砍断锚链应战，迅速反击，并冒着炮火登上望台指挥。与“振威”同泊的“飞云”、“济安”两舰，还没有来得及启锚就中炮起火，很快沉没。法军集中3艘军舰的火力攻击顽强抵抗的“振威”舰。“振威”舰船身多处中弹，遭到重创，轮叶被击毁。最后关头，“振威”号开足马力向法舰“德斯丹”号冲去，意欲同归于尽。法舰“费勒斯”号急忙以侧舷炮拦击。“振威”舰锅炉中炮爆炸，船身开始下沉。许寿山仍继续指挥顽强奋战。外国的目击者描述说：“这位管驾具有独特的英雄气概，其高贵的抗战自在人的意料中；他留着一尊实弹的炮等待最后一著。当他被打得百孔千疮的船身最后额斜下沉时，他乃拉开引绳从不幸的振威发出嘶嘶而鸣仇深如海的炮弹”，重创敌舰长和两名法国士兵。这位目击者惊叹，“这一事件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纪录上均无先例”。32岁的许寿山与大副梁祖勋被敌舰机关炮击中，壮烈牺牲。

虽然福建水师的海军将士们舍死忘生，前赴后继，但是第一支在洋务运动中生成萌芽的海军，在自己的国度，在自己的家里，被法国侵略者全军覆没。

青山有幸埋忠骨，当我站在马限山东南麓的马江诸战士埋骨之处，我以你们为荣，你们是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虽然你们沉尸马江，未能保住马尾船厂，但是我仍被你们你们不惧侵略者的豪气所折服，为你们为国捐躯的精神所感动。但是，我不禁抚碑沉思：七百九十六位英雄豪杰，你们本来可以建功立业拥有自己美好的家园，却因何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虽然水师官兵海战经验不足，虽然装备不如法军，但是我们在自己家里作战，士气，武装民众数量超过法军，而且我军的岸上火力不弱，本不应该打败仗的，而且后来把法国舰队赶出国门的史实也证明了这是一场不应该输的战争，可恨清政府的昏庸迂腐，妥协求和，军政官僚落后保守，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指

挥上优柔寡断，杂乱无章，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国耻和中华海军的军耻。

我恨，我怒，我哀，我耻。我恨侵略者的残暴行为，我怒清政府的昏庸无能，我哀掉埋骨于此的796位英烈，我耻上层统治阶级畏葸投降的行径。

马限山炮台的德国克虏伯重炮，英姿飒爽，窥视着整个马尾港区，炮台重地，岂容他人窥探，然而这里不但窥探了，还堂而皇之的建了领事分馆，这看似小事的一座英国领事分馆，却道出了那个时代的无知。或许那不是无知，更多的是无奈。耻辱！奇耻大辱！

船政文化博物馆前的水上飞机模型振翅欲飞，它是巴玉藻创办海军飞潜学校和飞机工程处，并在这里造出了中国的第一架飞机。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即使百年之后，仍然让我们仰望。

遨游在马江海战纪念馆以“船政工业与科技”为主题第四层。看着船政轮机车间景观造型，制作展示船政造船成果之船模，以及船政造船技术的发展过程及科技成果介绍。回想着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的情景，我感到自豪。船政学堂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他们曾先后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紧跟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发展。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他们直面强敌，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疆场上浴血奋战，慷慨捐躯。林则徐、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士第一次让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气、智慧和力量。

但是即使如此，马江海战还是败了，因为前线将领的昏庸无能,.张佩纶等人明知敌人有“密据要害先发制人”的图谋,却借口“不敢事先张皇”,不作认真的应敌准备,甚至将舰上的炮弹也控制起来。张佩纶,何如璋都是不懂军事,只知道奉承李鸿章的昏庸官僚.在他们的指挥下,即使中国军队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看到这我羞愧难当，我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军港,竟然听任交战国的炮舰自由出入达1月之久为耻，更以张佩纶、何如璋的行为为耻。以堂堂大清帝国就这样被人任意拿捏为耻。

最让人心痛的是马江海战过后，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逐渐被清政府所放弃。洋务运动十几年的经营逐渐破灭。中国海军由“学习技术自主建造为主，购买外国武器为辅”的强军政策转变为“购买设备为主，自主建造为辅”的建军方针。一条本可以拯救清朝海防的强军路线就这样被摒弃，过分依靠外国军备的清军很快就在十年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尝到苦果：军舰设备先进的北洋水师一样败给日本海军，又是因为清政府的消极避战让北洋水师折戟东海。

当今社会，父母的溺爱让这一代孩子忘记了责任与天职，在一个男人越来越像女人，女人越来越像男人的社会里，青少年失去了马江海战诸战士的阳刚之气。他们能否面对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暗流涌动得挑战？不禁让人感到担忧。

对此我有几个建议：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图强自立科教兴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勿忘国耻；学习先进文化思想，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从小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加强学生军事训练，强化国民体质；关注国际形，势时刻警惕反华势力反扑，以防重蹈马江之覆辙。

马江海战的失败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应该牢记这个血的教训.勿忘国耻,图强自立,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的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126年过去了，闽江水依旧从马江入海，罗星塔依旧耸立在罗星山上，见证着那段屈辱的历史，见证着几代中华儿女的富国强军的梦想，见证着我海军的崛起！

犯我中华者，虽死必诛之，向马江海战796位英烈致敬！

2010年6月6日

第五篇：陈嘉庚先生与嘉庚精神

陈嘉庚先生与嘉庚精神

内容摘要：文章从陈嘉庚先生个人与嘉庚精神两方面，对嘉庚先生生平事迹、所做的的贡献及其所体现的精神，以结合实例、历史文献的形式进行阐释和论述，着重阐述嘉庚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诚毅”校训。又结合具事例赞颂先生勤俭质朴、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个人及其精神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词：集美

爱国 诚信 果断 勤俭质朴

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山明兮水秀，胜地冠南疆。我作为一个出生在河南的孩子，虽然对集美感到陌生，但还是听闻过陈嘉庚这位伟大的人物。小学时，学习思想品德课程时，他作为爱国主义精神阐释的典型出现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很荣幸地，多年后的今天，我步入了嘉庚精神的发源边缘地，进入了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就读。在这里，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了解校主陈嘉庚、更深入认识嘉庚精神。入学后不久，我们进行学前教育，课堂上老一辈学院工作者对校史及嘉庚先生进行了介绍，让我了解了学院从1920年走到今天的艰难历程，也让我对嘉庚精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老师对陈嘉庚事迹的介绍，到网络的搜索，再到书籍文献的阅读，我逐渐被校主高尚的品质和道德情操所折服，被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震撼。从嘉庚精神的学习中，我更加具体的了解了校主的生平事迹。嘉庚先生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实业家也是一个有骨气的爱国主义者。、有人这样评价他，“他的一生爱国爱的异常真挚，爱乡爱的格外深沉。”嘉庚早年离开故乡集美，远赴南洋经商，后创办南洋实业，成为东南亚工商巨子，一代“橡胶大王”在他长达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他把毕生的经历贡献给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祖国的统一富强,同时他倾尽所有兴办教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倾资兴学的第一人。他认为：“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日细”,把兴办教育和实业发扬民族文化同振兴中华联系起来，来实现他报效祖国的抱负。于是他秉着博大的胸怀和献身精神将自己在海外的一切的成果献给祖国献给家乡献给培养下一代的教育事业。

在全国抗战暴发后陈嘉庚更是领导”南侨总会”团结华侨奔走呼号支援祖国抗战,拥护实行持久抗战和全民抗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先生回国,致力于的社会主义建设，鼓励华侨支持家乡建设，积极推进华侨爱国大团结，努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得以充实，升华，光彩夺日。

在“嘉庚精神”的探求中，校训“诚毅”是我印象最深的，这是陈嘉庚先生的独创，亦是嘉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诚”诚，信也，诚者，自成也。“诚”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陈嘉庚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仅是这种美德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实践的模范。1904年，陈嘉庚父亲所经营企业破产，欠债20多万元巨款。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父债子免还”况且陈父当年因破产而抑郁成疾不幸去世，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据，却宣布白手创业的陈嘉庚艰苦奋斗了4年，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精力找到债主，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当时曾有人说他“傻”。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千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他在1969年《南侨回忆录牟言》中写到：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同年尼赫鲁访问新加坡。陈嘉庚在欢迎会上致辞，题为《领袖与诚信》，指出无论商界政界，诚信都是无价之宝，是成功的保证，他也曾在公司的章程中灌输这样的警语，“日日

思无过，不如日日能改过”，“与同业竞争，要用优美精神与诚恳之态度”，体现了嘉庚精神在诚实诚意方面的规定，“毅”便是果敢坚毅，《论语·秦伯》解释，“毅强而能断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陈嘉庚的“毅”是非凡的，尤其表现在他持续办学，攻揭奸贼，坚信胜利，著书演讲，经营实业等各个方面，他毕生的艰辛历程正是这种毅力的真实写照。早年就在新加坡讲过，“世界无难事，唯在毅力与责任耳”，1937年，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定的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建；今天被炸毁了，明天在建造起来！”这些，深刻的证明了他为了创办和维护厦大，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最大的牺牲，这也激励了许许多多后来人。李光前、陈文确等无数的海外华侨受嘉庚精神影响，回到祖国斥资兴学，为集美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常常会感叹集美学村的宏伟壮观，但过去嘉庚故居的人都知道，尽管他是一位名冠南洋的富商，但他一生勤俭质朴，他为集美和厦大创造了许多高楼大厦，自己却住在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房，嘉庚先生一生节衣缩食，穿戴随便，居家摆设也极其简陋，他的床铺、沙发、写字台是“老”字号的，蚊帐衣服鞋袜是“补”字号的，居室简陋，陈设简单，他的生前好友黄奕欢，在陈嘉庚追悼会上曾说：“只要你看到他平日起居饮食的自俸勤俭，简直叫你不敢相信，谁会相信衣服上多补缀的人尽是慨献千万元兴学的人呢？谁会相信时不时叫一角钱汤面充饥的人。竟是闻名天下的陈嘉庚呢？”陈嘉庚信奉，“勤能补拙，俭可养谦”的古训，对勤俭的认识极其深刻，并且实践长久，展示了中华民族勤劳简朴的传统本色，也成为了陈嘉庚精神在国内普遍适应性而盛扬的源泉之一。他身体力行，一生奉行的信条是：“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他用钱的最重要原则是处处为国家为社会着想，而不是为个人和子孙打算。先生倾尽一生所有兴办教育，留下了许多佳话。对嘉庚精神的学习与探求中，我深深的被感染着。嘉庚精神“诚”与“毅”，这正是我们21世纪年轻一代所需要具备的，特别是作为海院的一名学子，“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有人比我们更有条件沐浴在他的光辉，感受他的光辉，耳濡目染他的拳拳赤子之心。诚毅校训是我们学校的精神和灵魂，我们要把“诚毅”二字中心藏，诚以待人，毅以处事，不辜负校主当年的殷切期望，我们要大力弘扬嘉庚精神，做到爱国爱乡，自强不息；做到诚信果毅，勤俭节约；做到崇尚科学，开拓创新。

参考文献：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

《论语·秦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